浅论完善人防法律体系与民防体制的构建[大全]

第一篇：浅论完善人防法律体系与民防体制的构建[大全]

浅论完善人防法律体系与民防体制的构建

(2011-05-12 08:56:31)[编辑][删除] 标签： 分类： 人防理论

齐鲁民防 杂志 法制建设（2011-1）杂谈

浅论完善人防法律体系与民防体制的构建 作者：王继学

单位：苍山县人民防空办公室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宪法确定的一项基本国策。人防机关有法可依、依法行政是人防事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人防事业法制建设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和奋斗目标。新中国人民防空法制建设经过6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累累硕果。人防法律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和安全、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1997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基本建立了人防法律体系，使人防事业驶入了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国防战略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市场经济的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防由单一的防空职能向民防职能的转变，人防建设中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和新矛盾，人防法律体系的缺陷或不足越来越暴露。

一、人防立法的滞后性及其影响

（一）人民防空立法在“量”上的滞后性。

特别是涉及人防职能转变的“两防一体”建设，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权属，小区结建人防工程的权属等这些领域的立法工作往往是粗线条的，在具体的执行和操作上仍然存在不少空白点。比如，近几年来，不少省、市、县的人防办已正式加挂“民防局”牌子，增加了“配合有关部门编制抗灾救灾规划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利用人民防空系统现有技术平台、资源和设施，参与防灾救灾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等职能。然而，如此重要的一项职能转变，仅凭防空法规定的“群众防空组织平时应当协助防震、防汛部门担任抢险救灾任务”、“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为抢险救灾服务”，等一些概念性、粗线条的法律条文，在具体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在“法无明确授权不可为”的法治理念下，人防部门平时参与防灾救灾、应急救援就显得缺乏法律依据的支持。

不仅如此，作为人防工程赖以生存的地下空间权属问题竟然也是缺乏相关法律规定。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城市土地立体化开发利用，地下铁路、地下商业街、地下停车场、城市共同沟等与人防有关的城市建设配套工程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地下空间不再附属于地表，城市土地权利理念更新、“地下空间利用权”作为与城市人防工程建设休戚相关的一项全新的财产权而成为具有独立的价值之物，如此重要的权属问题，由于现有法律法规没有对其权属予以明确，导致附属在地下空间中的人防工程不能像房地产项目一样确权、转让、抵押、出售，这大大挫伤了利用社会资金建设人防工程的积极性。尽管《人防法》第十四条规定：“城市的地下交通干线以及其他地下工程的建设，应当兼顾人民防空的需要。”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对不“兼顾”的违法行为应实施什么样的处罚没有具体规定。这些法律的缺位对城市人防工程建设的数量、质量开发利用带来了不良的影响。

再就是，城市居民小区内结建的人防工程，其产权归属需要依据国家宪法和相关法律，由国家立法予以确定。然而，由于我国目前尚无任何法律、法规对城市居民小区“结建”防空地下室的产权归属进行明确界定，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块巨大的思考空间。其中，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是北京市华清嘉园甲15号楼9位业主诉北京海淀区人防办索要人防工程所有权案，海淀区法院一审判决原告败诉，北京一中院维持原判；而与此同时，南京市星汉城市花园业主诉江苏星汉置业有限公司索要小区地下停车场案，经南京市鼓楼区法院一审，判决该小区地下停车库的所有权归南京市星汉城市花园全体业主。两个同样类型案件，出现了不同的判决结果。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与之相关的人防法律法规、规章不完备，至今尚未形成完整的人防工程法律体系，如果不能从法律上解决人防工程的产权问题，让人防工程的长期处于产权待定状态。这在客观上促使了违法侵占人防财产行为的发生。

（二）人防立法在“质”上的滞后性。

虽然说，立法脚步永远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法律无法达到最理想的状态，但我国的人防立法在“质”上的滞后则更加明显。由于人防工作是从战备年代延续下来的，虽然我们现在强调人防建设要“平战结合”，并人防工作也已经纳入地方政府的行政职能，但人防工作的终极目标是战时防空，其军事意义仍然是第一位的，因此社会化管理意识和服务于社会的意识在立法上被相对弱化，这也是人防法律法规体系建设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形势发展的原因之一。人防立法“质”上的滞后性，主要体现在：

1、“守旧”的方针、政策较多，而具有“预见性”和“前瞻性”的法律、法规较少。而且即使在现行的一些法律、法规、规章中，尤其是对人防事业实施监督管理和宏观调控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中的某些规定明显带有一定的时代痕迹，越来越难以适应现实的需要。比如，对人防建设中的诸多问题，国家人防主管部门都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下发并要求地方各级人防部门在全社会范围内推行。这些文件，有些还是密级文件，不能对社会公开。在强调依法行政的今天，这些文件的合法性日益受到质疑，在实施中一旦引起争议，其法律效力是有限的，许多红头文件很难也就因此很难落实。又如《人民防空工程平时开发利用管理办法》（[2001]国人防办字第211号）第九、十条规定：“使用单位必须持有《人民防空工程使用证》，方可使用人民防空工程”、“禁止无证使用人民防空工程”，但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都没有建立人防工程使用许可制度，国家人防办的文件设立的人防工程使用许可制度又不能作地方行政许可制度的依据，现有法律法规也没有对无证使用人防工程实施处罚的规定。因此这一规定形同一纸空文不仅得到有效执行，反而阻碍了对人防工程平时使用实施有效管理的其他途径的尝试。

2、人防法律法规的部分内容与其他相关部门法律法规的内容有交叉，却与其他法律体系之间没有很好衔接和协调。如《人防法》规定，人防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人防工作；计划、规划、建设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人防工作。按此规定，计划部门应将人防建设纳入本级政府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部门应将由政府负担的人防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城市规划部门应将人防建设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建设部门应配合人防主管部门做好人防工程建设的标准制定、技术指导和质量监督等工作；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对人防工程所需用地要予以保障。但在城市化进程中，制定、实施城市建设规划时却未能充分地衔接人防建设。例如，《山东实施〈人防法〉办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的工作，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管理。对应建防空地下室的建设项目，未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核同意，规划、建设、公安消防等部门不得办理有关手续。”但《山东省实施〈规划法〉办法》第三十七条所规定领取工程建设规划许可证的条件中并没有人防主管部门的审核意见的相关规定。而且《山东实施〈人防法〉办法》作为省级地方性法规，要协调、调动社会各方面的行政资源进入人防工程建设管理难度很大。因为省级立法层次不高，特别是在与国家的建筑法、规划法等相关高层次法律规定不相一致，实际行政控制过程亦由其他部门操作时更难实施。同样，目前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中也没有将人防审批手续和竣工验收备案作为办理《房屋产权证》的联审程序。由于人防部门无权责令建设项目的停工整顿。等开工建设之后，就错失结建防空地下室的时机。

3、对人防违法行为应承担法律责任的规定存在缺陷，不能有效预防、制止和纠正人防违法行为。《人防法》规定：对人防违法行为，由人防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1至10万元不等的罚款。这一规定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对人防违法行为的处罚手段过于单一。一方面是由于发现在建工程违反人防法时，不能责令其立即停工，因此也就不能及时追究其法律责任；另一方面，依法修建防空地下室往往要花费上百万甚至几千万元的资金，而罚款数额最多是10万元，相对与违法利益而言微乎其微，因此很难起到威慑作用；二是缺乏可操作性。例如，《人防法》规定：城市新建民用建筑未依法修建防空地下室的，由人防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补建，并处罚款。但违法行为在被发现时，工程一般已经建成或正在建设，从技术角度来说一般已无法原地补建，或即使可以补建，也要花费相当大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责令违法者“限期补建”显然是不合理的。

（三）人防立法在“模式”上的滞后性。在近些年来，我国人民防空立法的步伐显著加快，人民防空立法数量激增，人防法律法规在实践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国的人防立法并没有随着体制的转型而进行实质性的制度创新，其指导思想、制度构造和理论基础仍遵循传统立法的轨迹和受传统立法观念的支配，对具体的人防立法缺乏多层次、全方位的理性和实证的研究。并且对人防立法的权限范围、人防立法的内部程序与公民参与程序、人防立法的系统性与协调性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尚缺乏科学的方案设计和制度落实，人防立法中长官意志、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充斥其间。有时各地方出台的人防政策法规讲究速度，讲究“面子”，由于没有充分的调研，代表行业中各利益主体参与，结果是法律法规的实施过程中“雷声大雨点小”，最后导致实际施行困难重重，于是，法律只不过是一个门面，有法不依的情况层出不穷。人防立法模式上的滞后与当前人防事业构成的复杂性、行业管理的多样性以及人防法价值的多元化形成了相当大的反差。因此，每当人防事业发展中出现某些问题时，我们只能够仓促应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无法在系统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制度的协调发展加以克服。这种治标不治本的立法模式不仅代价高昂，而且容易诱发各种不良后果，如效率低下、各自为政、甚至相互冲突，以致破坏法制的协调和有序。

（四）人防立法在“程序”上的滞后。

人防法律涉及到的利益多种多样，并且会由此而派生出各种各样的对立关系和相连关系，利益的分配形式涉及到利益主体行为的取向。就目前而言，我国人防立法缺少民主化的立法程序。一是人防立法的规划、计划性不强。2003年，中编办、国务院法制办、军委法制局、总参办公厅、总参军务部和国家人防办就《人民防空(民防)组织条例》到各省市进行调研，当时己列入国家次年的立法规划，但至今没有出台。2007年，国务院就《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条例》征求意见，但该条例至今也没有出台。二是立法过程缺乏公开性。人防立法缺少专家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严格论证。三是立法内容有保护部门利益倾向。各省、市、自治区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及国家出台的规范性文件，由于决策前缺少公众参与，内容难免存在部门保护主义问题，致使与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不相衔接，相互冲突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加大人防立法的透明度，开展“开门立法”，广泛吸收公众的建议，推进人防立法的程序民主化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我国的人防立法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留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痕迹，即我国的立法带有强烈的职权主义色彩，立法的程序包括规划、起草、协商协调、审查审定、公布等阶段大多在行政机关内部发生，公民参与的程度较低。虽然《立法法》中也规定在立法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但由于缺乏具体的操作规程，使得该项规定在实践中的效果大打折扣。

二、完善善人防法律体系构建民防体质促进人防向民防转轨工作的的构想

我国人防立法在数量、质量、模式及其程序上都存在着明显的滞后性，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人防依法行政的现实需要，与人民防空由单一的防空职能向“防空防灾一体化”的民防职能转变，与国际民防接轨还存在较大差距。要改变这一局面，就必须加快完善人防法律体系，构建民防体质的步伐，促进人防向民防转轨。具体而言，围绕上述问题所要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人防法规的清理、吸收和修改工作。人防事业的迅速发展，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让许多人防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已经无从适应人防事业发展的发展，对于那些过时的、不能适应当代社会要求的人防法律规范应当及时地清理出去；对于那些相互冲突的法律规范，凡是下位法律规范违反上位法律规范的，都应当予以纠正或者撤销；对于效力等级相同的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则应当通过协商或报它们共同的上级行政机关或权力机关进行裁决，以达到协调一致；对于那些内容不合理或有欠缺的人防法律规范，应当及时加以修改和完善，进一步规范法律程序或者理顺调整程序、平衡配置双方权利义务、增加具体内容以增强操作性等。并将我国人防工作实践中创造出的一些成功经验和做法及时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加以确定。如《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加强人民防空工作的决定》明确规定：“人防机关‘准军事化’建设”，“人民防空工作实行政府和同级军事机关双重领导体制，并接受上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领导”；“其领导班子成员的任免，必须征求同级军事机关和上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意见，并由同级军、地党委共同任命”；“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防空地下室建设和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兼顾人民防空要求的管理和监督检查，并和规划、计划、建设等部门搞好城市地下空间的规划、开发利用和审批工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要会同政府有关部门，加强对重要经济目标的防护指导和监督检查工作”；“积极参与城市平时的抢险救灾，应急救援工作，大力推进人民防空整体平战结合，逐步与国际民防接轨”等。应将这些实践已经证明了的合理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且对提高人防机关服务和管理职能行之有效的内容充分吸收到修改后的《人防法》或者新制定的《民防法》中。

2、明确各立法主体的权限范围，进一步理顺相关的人防（民防）法规之间的效力等级关系和适用准则。

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的我国立法权限划分的基础上，明确中央与地方、上级行政机关与下级行政机关，以及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在立法上的权限划分，以避免政出多门、重复立法现象的产生。就人防法律体系而言，主要是指各地的地方性法规与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协调和配套问题。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之间要协调一致，特指下一层次的立法不得与上一层次的立法相抵触。从社会主义法制统一性的要求出发，做到立法权配置的科学合理，就要做到依照法定职权立法，防止超越职权立法。与此同时，要进一步发挥国家和地方立法机关的立法优势，提升人防立法的严肃性、严谨性。发挥民主机制，探索人防立法的创新体系，以谋求人防法律法规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有机结合，实现人防立法效率与公平、规则与程序的兼顾；要进一步明确各人防规范尤其是规章之间、地方性法规与规章之间、单行条例与法律之间的层级效力关系和适用规则。以免在出现“冲突”和“抵触”时往往莫衷一是，无所适从。

3、建立和完善调整平等主体法律行为的法律规范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非常重视行政部门对人防事业的监管和控制，这在人防事业发展的前期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人防事业迅速发展的今天，这样的思维定式已经束缚了人们对寻求法律保护自身利益和调节自身维护他人权益要求，从某种角度来说，建立完善的平等主体的法律关系的权利和义务，比起一味追求行政监管来更为重要。而且随着我国法制的完善，法治观念的逐步确立，各经济活动主体也会增强自我法律的保护，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经济主体的利益就无法得到保障。因此，人防立法的思想应予以转变。

4、尽快制定有关规范人防（民防）管理行政行为的法律。市场经济中，人防事业的发展不能只停留在用行政手段干预下的发展，我们应该从主要由行政手段向主要由法律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局面转变。当前，由于涉及到人防产权，人防职能转变的法律法规的缺位，已经严重制约人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加之，我国现有关规范人防机关行政行为方面的法律非常少，有的领域甚至接近空白，从而容易导致人防机关行政行为成为“失范地带”。因此，尽快完善有关规范人防（民防）事业发展和管理行政行为的法律法规，使让人防（民防）管理部门在行业管理中有法可依，增进执法效益。

5、完善我国人防法律体系和构建民防法律体系并使之兼容

纵观世界民防的发展史，可以发现，民防由空袭而产生，因核战争而发展，因高技术局部战争而完善，因各种灾害而不断拓展，因此，战争与灾害始终是推动民防发展变化的关键因素。人防向民防发展是时代趋势，民防是人防发展的必然结果。早在30、40年代，英国、丹麦、比利时、瑞典等国就制定了民防法。此后，美国、挪威、法国、芬兰、苏联、瑞士等国相继颁布了民防法，并不断修改完善。有的国家还制定了具体的民防法令和条例。但由于我国的民防体制并未真正确立，民防工作还只能由政策和地方法规来规定，使其地位不能从法律上得以保障和确认。因此，不断在完善人防法律体系的同时，也必须加快民防立法进程，以尽快构建与建人防法律体系相互兼容，并与国际民防法律法规接轨的民防法律体系。

总之，改革和完善人防法律体系和构建民防体制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构建民防体制，保证人防向民防转轨工作的顺利进行，必须积极推进民防的法制建设。加大对民防法制建设力度，从法律、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等层面形成比较完整的民防法律法规体系，以法的形式固定民防机构设置、组织指挥、通信警报、专业队伍、经费来源、重要经济目标防护、宣传教育等重大问题，使民防建设纳入法制化轨道。

第二篇：浅论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

浅论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

常继生 田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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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在世界各国被都当作一件战略性任务、基础性工作给予高度重视。本文通过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对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进行分析，提出对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一些建议。

关键词：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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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食品安全问题日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并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1996年英国爆发的疯牛病、1997年香港禽流感、1998年东南亚猪脑炎、1999年比利时等国二恶英、2001年欧洲爆发口蹄疫、以及2003年发生在我国的非典型性肺炎（SARS），还有引起众多争议的转基因产品可能对人体产生潜在危害等。食品安全是目前对公共健康面临的最主要威胁之一。重视食品安全,已经成为衡量人民生活质量、社会管理水平和国家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在看到世界性的食品安全存在问题的同时，应清楚地意识到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律体系上存在诸多弊端和问题，也应引起各级有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因此加强和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一、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分析

（一）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

依据全国消费者协会投诉热点分析，2003年全国消协系统共受理食品方面投诉60740件，其中涉及食品安全的有1621件，比2002年增长24.1%。[1]主要问题表现在：

1、农产品、禽类产品的安全状况令人堪忧。(1)化肥、农药等对人体有害物质残留于农产品中；(2)抗生素、激素和其他有害物质残留于禽、畜、水产品体内。在一些地方在种植中滥用激素类农药以保收成，在养殖中乱用激素和其他药物以增加产量却使农畜产品却受到污染；(3)重金属污染，即在农禽产品中含有超标超量的对人体健康有严重危害的重金属物质。

2、制造食品的过程中使用劣质原料，添加有毒物质的情况屡屡发生。(1)加工食品使用劣质原料给食品安全造成极大隐患。如：用病死畜禽加工熟肉制品；用“地沟油”加工油炸食品等。(2)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国家有关部门认定了可供食品加工用的添加剂品种及其用量和在产品中的残留限量，超量使用可能对人体造成危害。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检测，曾有在面粉中超限量添加增白剂“过氧化苯甲酰”；在腌菜中超标量多倍使用苯甲酸；在饮料中成倍超标使用的化学合成甜味剂等等。(3)滥用非食品加工用化学添加物在食品加工制造过程中，非法使用和添加超出食品法规允许适用范围的化学物质（其中绝大部分对人体身体有害）。例如：为使馒头、包子增白使用二氧化硫；为使大米、饼干增亮用矿物油；用甲醛浸泡海产品使之增韧、增亮，延长保存期；为改善米粉、腐竹口感使用“吊白块”（一种化工原料，学名甲醛次硫酸氢钠）等等。

3、病原微生物控制不当，食品的原料和加工程度决定了它具备一定的微生物生长条件，食品加工制造过程和包装储运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发生微生物的大量繁殖。如一些奶制品生产加工及包装条件简陋，屡屡造成食品变质；又如我国发生的集体食物中毒有很大部分是由微生物引起。在我国，易造成食物中毒的病原微生物主要有：致病性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

菌、沙门氏菌等。病原微生物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每年都有发生，尤其在气温较高的夏、秋季节更容易发生。

4、生物技术产品的出现、转基因食品的潜在危险，同样带来了安全性问题。如今，转基因食品早已摆上了人们的餐桌，比如人们大量食用的番茄、甜椒，大豆粉、大豆油等大豆制品。尽管目前还没有足够证据证明转基因食品对人类有害，但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问题已引起人们的密切关注。目前人们所担忧的是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的危害，转基因产品是否对人体无毒、无副作用，转基因产品与非转基因产品是否“实质等同”无显著差异。从国内外对转基因生物的研究来看，转基因食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潜在危险：可能损害人类的免疫系统（标记基因）；可能产生过敏综合症；可能对人类有毒性；对环境和生态系统有害；对人类和人体存在未知的危害。

（二）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现状

有关食品生产和流通的安全质量标准、安全质量检测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构成的有机体系，称之食品安全法律体系。食品安全法律体系规范和保障食品安全体系。总观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律现状，由《食品卫生法》为主导，《食品卫生行政处罚法》、《食品卫生监督程序》等数部单行的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以及诸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中有关食品安全的相关规定构成的集合法群形态，是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框架的现实。

1995年正式出台的《食品卫生法》应是我国现阶段最全面地对食品卫生、安全作出规定的法律。但是现在的《食品卫生法》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如《食品卫生法》仅对104种农药在粮食、水果、蔬菜肉等45种食品中规定了允许的残留量，总含291个指标；而国际食品法典则对176种农药在375种食品中规定了2439条农药残留标准。这样我们在执法过程中，就会使许多有害物资蒙混过关，给为非作歹者留下作恶空间。又如该法中没有规定为假冒伪劣食品销售者提供原料及其他材料者予以处罚的内容，应当说这是在规范食品市场法律中的重大缺陷。我国的《食品卫生法》从试行到正式颁布已有10多年，有必要根据新出现的问题加以完善和强化，以有效制止和打击食品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有损食品安全的行为，保障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不受侵害。

二、我国食品安全法制化工作亟待加强

食品安全的法制化，究其根本是要构建一个合理的，有效率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首先，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应该是多层次、分门类的，囊括立法、执法、法律监管，行政处罚以及刑罚的综合性法律体系。其次，法律体系功能的发挥要通过法律体系的结构来实现，法律体系的结构本身就体现着法律体系的功能。因此，构建法律体系首先需要的是赋予该体系一种科学合理的结构。就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现状，我们必须承认：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制化管理与国际水平还有不小的差距；我国食品法律体系的框架结构仍有待进一步的科学化、合理化。

(一)我国食品安全体系中的界定问题。

1、食品安全体系中“角色不清”职能部门既制定和解释法规、标准，又行使执法功能，不可避免地出现问题，滋生腐败，食品安全难以真正落实。

2、食品安全管理中“权限不清”卫生部、农业部、环保总局、粮食总局、质检总局、工商总局的职能权限界定不清，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成立是应势而生。

3、不同安全等级的食品“定义不清”如保健食品、自然食品、生态食品、无公害食品、无公害农产品和绿色食品(A级,AA级)等，名词繁多，增加了消费者识别食品安全等级的难度和市场的不透明度。

(二)我国食品安全范畴的局限性。在我国，常以食品卫生管理取代了食品安全管理，对于“食品初级生产过程中安全操作生产对食品安全性和适宜性的影响”重视不够。

(三)我国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限制。我国企业的食品安全管理一直沿用良好操作规范(GMP)管理系统（即是政府制定强制性的食品生产、贮存卫生法规，来确保食品卫生无害的体系）

[2]。但它们和FAO/WHO的《国际食品法典》推荐“HACCP体系”（即通过系统性地确定具体危害及其控制措施，以保证食品安全性的系统），相比存在着很大差距。[3]

(四)我国食品安全法律的系统性不够。由于我国在食品安全管理中，没有把食品安全建立在全部食品产业链基础上，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广度不够；具体标准和法规的制定上也不够协调和系统。

三、构建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是食品安全的一个发展趋势

（一）发达国家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概述

食品安全的法律体系的建设是我国保证食品安全、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也是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实施我国环境战略的需要。研究、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有利于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和产业政策的完善以及与国际市场的接轨。

1、美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美国是一个十分重视食品安全的国家，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在美国非常繁多，如《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食品质量保护法》和《公共卫生服务法》等。这些法律法规覆盖了所有食品和相关产品，并且为食品安全制定了非常具体的标准以及监管程序。在美国，负责食品安全管理的机构有三个：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美国农业部(USDA)和美国国家环境保护机构(EPA)。如果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就不允许其上市销售。另外，美国从事食品生产、加工与销售的企业，不存在无照企业或者家庭作坊式企业，因此掺假现象极少。

2、德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食品管理历史悠久的德国是世界上四大食品出口国之一，饮食业出口约占制成品出口总额的13%，同时德国又是食品进口大国。德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涉及全部食品产业链，包括植物保护、动物健康、善待动物的饲养方式、食品标签标识等。德国在食品安全的法律建设中构架了四大支柱：《食品和日用品管理法》、《食品和日用品管理法》、《HACCP方案》、《指导性政策》，它们互相补充、构成了范围广泛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基础。在德国，无论是国产还是进口食品，在包装的标签上都注明商标、食品成分和有效期，还有有关商检机构质量认可的显著标志。早在1879年，德国就制定了《食品法》，目前实行的《食品法》包罗万象，所列条款多达几十万个。为了保证食品安全，德国对食品生产和流通的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严格的检查和监督。无论是屠宰场还是食品加工厂，无论是商店还是食品在转运过程中，食品必须处在冷冻状态，不新鲜的肉绝对不允许上市出售。为了保证国家制定的《食品法》得到实施，国家设立了覆盖全国的食品检查机构，联邦政府、每个州和各地方政府都设有负责检查食品质量的卫生部门。

3、加拿大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加拿大食品检验相当严格，商场内几乎所有的食品都标有出厂日期或有效期，过期食品不允许出售给消费者。比如面包，商店会在有效期到达的前一两天，捐赠给慈善机构，到期仍未售出的,就撤下货架销毁。在原有检验制度的基础上，联邦政府还以法律的形式于2001年6月明文规定，所有食品必须在成分说明的标签上列出13种主要营养成分，包括脂肪、饱和脂肪、卡路里、钠、纤维、蛋白质、钙和铁等，以防止有些厂商滥用所谓的“健康食品”、“绿色食品”定义，推销一些其实并不健康的食品。不论在加拿大的什么地方，只要看到屠宰场、肉类加工厂或商店内的标牌上写有“政府检验过的肉类”字样，百姓就尽管放心买，大胆吃，因为在食品卫生监控方面，检疫部门从不马虎。

4、日本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全面修正《食品卫生法》日本人青睐国产食品。日本的《食品卫生法》对所有食品都有极为详细的规定，如所有食品和添加剂，必须在洁净卫生状态下进行采集、生产、加工、使用、烹调、储藏、搬运和陈列。自日本发现了疯牛病后，日本政府决定成立由科学家和专家组成的独立委员会——食品安全委员会，并由政府任命担当大臣，委员会将对食品安全性进行评价，下设常设事务局，同时还提出了全面改正《食品卫生法》、确保食品安全的“改革宣言”。据报道，该宣言强调《食品卫生法》的目的要从确保食品卫生改为确保食品安全，必须明确规定国家和地方政府在食品安全方面应负的责任。

（二）发展和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建议

1、加强食品安全法律建设和法制管理。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加强国外食品安全法律标准的研究、消化，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立我国食品安全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多层式法律体系，探索和发展既和国际接轨，又符合国情的理论、方法和体系。众所周知，美国是全世界食品安全保障最好的国家之一，它的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非常繁多，既有综合性的，如《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食品质量保护法》和《公共卫生服务法》，也有非常具体的《联邦肉类检查法》、《禽产品检查法》和《蛋类产品检查法》等。这些法律法规几乎涵盖了所有食品，为食品安全制定了非常具体的标准以及监管程序。再如英国1990年出台的《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生产、销售以及各种食品、饮料所包含的具体成分和卫生标准都有详细的规定。

2、尽快纠正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不规范、不够严密的缺陷，加速建立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参照《国际食品法典》，建立符合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原则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从食品安全的全程监控着眼，把标准和规程落实在食品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消除所谓的“绿色壁垒”。目前我国共有1070项食品工业国家标准和1164项食品工业标准。这些标准绝大多数都是2000年以前制订的，其中最早的制订于1981年。为了适应进出口食品检验,还有进出口食品检验方法行业标准578项。即是说：各类食品安全标准大都仅仅是行业标准而非国家标准。而食品管理先进的国家食品标准都是由国家专门的立法机构制定的，而且一种产品只有一个标准，清晰明确，有利于标准的贯彻执行。而我国受多年来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有些食品标准产生形成两套标准。如碳酸饮料、饮用纯净水、食盐、酱油等均是两套标准。[4]国外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在采取的环境保护上起步早、成效大、公众环保意识强、环保技术先进、环保标准较高，它们制定的绿色技术标准几乎已经成为国际市场的通行证。我们只有加快与之接轨，把绿色壁垒由现阶段的出口障碍变成促使我们加快发展绿色产业的强大动力,这最终的收益者还是我们自己。

3、加大推行食品安全管理的食品安全有效控制体系(HACCP体系，即 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的力度。在切实落实食品良好操作规范(GMP规范，即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的基础上，尽快引人推广“HACCP体系”。首先在出口企业全面推行“HACCP体系”认证。把“HACCP体系”纳入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由逐步推行“HACCP体系”走向强制实施。[5]

4、建立新的食品安全政策支持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和管理体制。如目前转基因食品特别是转基因农作物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欢迎，但其安全性在各国争论不休。虽然我国在2003年4月就制订了《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办法》，但我们仍可借鉴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做法，针对我国国情来建立农业管理部门与食品工业管理部门合一，对农业和食品工业实行一体化管理的机构。[6]

5、加强现有法律法规的惩罚力度，依法加强权力监督，实施对食品安全的有效保护。（1）当前,我国食品安全性的恶化态势，原因固然很多，但现有法律法规中的惩罚力度较弱不能不说是一条重要原因。例如《食品卫生法》中规定，处罚金额要根据有无“非法所得”来确定。很显然，食品生产经营者当然不会提供非法所得，卫生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对非法所得也就难以认定。这样，大量存在的地下熟食品、豆制品等加工窝点，由于违法成本极低，法律法规不仅起不到惩戒作用，实际上是放纵了违法者。结果造成食品污染的态势愈演愈烈，发生在道德领域内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7]（2）各级人大作为地方最具权威的监督机构，依法实施法律监督和经济工作监督，是宪法赋予的职权，应充分发挥其监督作用，果断启动监督程序，依法加强监督，及时发现、纠正和撤销违法的危害食品安全的行政行为。

第三篇：构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从我做起

构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从我做起

一滴水珠对于大海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无数滴水珠汇聚在一起便能形成汪洋大海。一个人对于法所适用的范围来说是渺小的，但无数人团结在一起共建法律体系便能让法更好的为我们服务。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法律体系带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指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享有立法权和司法解释权的国家机关，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保障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及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的合法权利而制定并修正的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法律体系的总称。

法律做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是每个国家都必不可少的，法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也发挥着巨大作用。

规范引导人的行为。

“依法治国”使我国治理国家和管理人民的根本方法，要做到依法治国，前提是有法可依。构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利于依法治国方略的很好实施。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构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可能。

但作为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法律体系是很不健全的，这就要求我们每个人为之奋斗。努力构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自然，对于我们这个人口庞大的国家，人人都参与立法既不现实也不可能。那么这就要求我们的立法者在立法时必须考虑绝大部分人的利益，坚决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同时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坚持群众路线；有鉴别、有选择地借鉴外国立法经验；体现人文观点，注重人文关怀。执法者必须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摈弃现今社会的“官本位”思想，法本为全体人民制定就必须适用于全体人民。广大民众当懂法、守法、护法。敢于和违法行为作斗争。

构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构建未来美好明天。从我做起，社会需要你的参与。

第四篇：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市场经济是依法规范的竞争经济，市场主体的组织和行为、市场交易行为和秩序、与市场密切相关的劳动、社会保障等规范，都是以市场活动为核心的法律规范。中国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断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不仅为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条件，而且为公私财产权的保护和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的建立提供了较为有效和全面的制度保障。

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1992年中国明确宣布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后，市场经济立法的步伐明显加快。特别是八届、九届全国人大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立法活动，一系列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律顺利出台，从而初步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

(一)宪法的修订

中国现行宪法颁布于1982年12月4日。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和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础和依据，宪法首先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做出了积极的反映，表现在1988年、1993年和1999年连续三次对宪法的修正。1998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同时还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明确写入了宪法，并将国营经济改为国有经济。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把“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制目标写入宪法。上述三次宪法的修改使得有关的规范和内容进一步适应客观实际，为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从而更好地发挥其根本法的作用。

(二)市场主体法律制度的制定

市场主体主要是企业，企业立法占有关市场主体立法的绝大部分。50多年来，中国都以所有制为标准来划分企业。企业工商登记，首先要标明其所有制性质，分为全民、集体、私营和个体等四种。这四种划分标准不科学，例如私营和个体企业享受的权利和承担的责任来看，又不是处于平等的地位。这种划分，显然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为此，中国分别于1993年、1997年、1999年颁布了《公司法》(1999年修订)、《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三部法律。这三部关于市场主体的法律，不是以所有制为标准来划分企业，而是按出资者的形态和出资者责任来划分的，如此以来，健全了中国有关市场主体的立法，使以往按照所有制来区分企业形式的做法得到改变。

《公司法》为国有企业的改革确立了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条件、组织机构、公司股份与债券的发行与转让、解散与清算、外国公司分支机构以及违反公司的法律责任等内容。公司法通过调整公司的内外关系，保障公司、股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适应了市场经济的需求，并与国际接轨，改变了滥设公司的状况，为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提供了法律依据。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颁布与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股东财产和公司财产的分离。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作为出资者按股入公司的资产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公司享有由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这意味着，包括国有出资人在内的公司的股东在出资后仅享有股东权，公司则对出资人出资形成的财产享的包括所有权在内的全部法人财产权。因此，公司可依法对其拥有的财产占有使用、受益和处分，实现了公司财产和股东财产的分离。第二，股东承担有限责任。依照公司法第三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其全部资本划分为等额股份，股东以其所持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第三，公司具有独立的人格。依公司法第三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是企业法人。又依公司法第五条规定，公司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换言之，公司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能以自己的名义独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合伙企业是企业组织形式的一种，它是由各合伙人订立合伙协议，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营利性组织。合伙企业虽然是多投资主体举办的企业，但它不同于公司，其本质特征是出资人(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合伙企业对其债务，应先以其全部财产进行清偿。合伙企业财产不足清偿到期债务的，各合伙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合伙企业法》规定了合伙企业的设立、合伙财产、合伙事务的执行、入伙与退伙、解散与清算、法律责任等问题。其宗旨在于调整合伙关系，保护债权人利益，促进合伙经济发展。中国的私营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合伙企业；企业联营中，也有一批联营组织属于合伙性质。但是，《民法通则》对合伙仅作了原则规定，不能合伙企业的发展需要。因此，合伙企业法对保障多种经济的发展十分必要。

个人独资企业是依照《个人独资企业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济实体。个人独资企业的设立实行准则主义，其设立本身不需经过审批。个人独资企业有两大特点：一是出资人控制严，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对本企业的财产依法享有所有权，其有关权利可以依法进行转让和继承；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可以自行管理企业事务，也可以委托或者聘用其他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负责企业的事务管理。二是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以其家庭共有财产作为个人出资的，应当依法以家庭共有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上述三部法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过去以所有制划分企业的标准正是过渡到以企业资本构成和投资者责任形式为标准，中国开始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市场经济主体 结构。原国有企业将根据公司法的规定逐步改建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从而在企业的组织形式上，以公司制企业为主，包括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等形式。这样，有利于实现市场主体之间真正的平等，有利于保障交易安全和公平竞争秩序，因而符合市场经济运行的需要。

(三)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法律制度的制定

中国已经颁布的这类法律制度，包括合同法、票据法、保险法、证券法、担保法等。

1999年10月1日生效的新《合同法》对规范市场经济行为具有重要意义：(1)实现了合同法的统一；(2)对合同的订立作了详细的规定；(3)承认了法人越权订立的经济合同仍然对其产生约束力；(4)采纳了英美法上的隐名代理制度；(5)确立了合同履行抗辩制度和债的保全制度，保障交易的安全；(6)完善了违约责任制度；(7)建立了总则和分则并立的合同法体系，增强了合同法的适用性和现实性；(8)为增强合同法的可操作性，在立法技术上，为求简练，合同法大量使用了参照条款，以便操作；(9)对合同的解释方法进行了明确规定。

《担保法》于1995年6月 30日通过，是调整借贷、买卖、货物运输、加工承揽等经济活动中，债权人以担保方式保险其债权实现的法律规范。参照大陆法系的立法经验，中国担保法规定五种担保方式：保证、抵押、质押(包括动产质押和权利质押)、留置和定金，适应了经济发展和融通资金的需要。

《票据法》于1995年5月10日通过，是调整公民、法人因票据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它规定汇票、本票和支票三种票据制度，确定票据上的权利义务，具有强制性、技术性、国际统一性的特征。

《保险法》于1995年6月30日通过，2002年10月修订，是调整公民、法人因保险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

《证券法》于1998年12月 29日通过，是调整因证券的发行、交易和管理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旨在建立和发展统一的证券市场，创造公开、公平、公正的证券发行、交易环境，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

(四)市场管理秩序的法律制度的制定

在市场管理秩序的法律制度方面，中国先后制定了《标准化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食品卫生法》、《药品管理法》、《拍卖法》等，分别对市场的公平竞争、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广告行为、拍卖规则等作了相应的规定。

在规范金融市场秩序方面，先后制定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金融机构撤销条例》等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对理顺金融关系、完善金融体制，废除传统的结算方式，实现货币支付的票据化等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规范涉外管理秩序方面，颁布了《海关法》、《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等法律，与此同时，国务院又制定了一批配套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先后制定和修订了《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此外，1993年9月我国颁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开始明文保护商业秘密，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还列有专章，规定了对严重侵犯商标权、侵犯版权、侵害商业秘密及假冒他人专利者进行刑事制裁。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

在资源和环境保护方面，先后颁布实施了《矿产资源法》、《煤炭法》、《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电力法》、《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噪声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与此同时，国务院及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颁布了相应配套的有关环境保护的行政法规和规章，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已经完备起来。

在规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方面，中国行政程度立法有很大的进步。1996年通过了《行政处罚法》，确立了处罚权限和处罚机关依法设定原则，处罚公正、公开原则，一事不再罚原则和保障权利原则，并对处罚的听证程序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国家赔偿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给予受行政机关违法行政行为约束或因此造成损害的行政相对人以法律程度和实体的救济。

(五)宏观调控的法律制度的制定

在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方面，为了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转变政府职能，中国制定了《预算法》、《审计法》、《会计法》、《对外贸易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个人所得税法》、《价格法》等。预算法，是规定预算的编制、审议、通过和执行的法律，其目的在于预算的编制、审议、通过程序规范化，强化对预算决算执行的监督，保障预算收支平衡。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成功地进行了税制改革，它涉及中国原有的流转税制、所得税制、资源和财产税制、目的行为税制的方方面面、大大小小38个税种。经过这次改革，使中国的税收制度走上了规范化、法制化的道路，而且使增值税这种具有公平、中性、透明、普遍特点的税种成为中国流转税的主体税种，使流转税和所得税成为中国整个税收制度体系的主体，同时，也充实和增设了辅助税种，从而统一了企业的税负，加强了税收征管，以强化税收宏观调控功能，调节各经济主体利益，推动市场经济发展，保障社会公平。价格法规定经营者自由定价的基本原则、价格主管机关的职责、价格的总水平控制等内容，以规范价格行为，发挥价格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稳定市场价格水平，实现有效地调节价格的功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价格法》规定的价格听政制度，价格听证制度是现代行政程序法的重要制度，确立了一个由政府、调定价申请人以及消费者三方共同参与论证、相互制约的价格形成机制，从而将政府制定价格的行政行为纳入法定的轨道和规范的程序，为决策结果更加民主、科学和公正创造了条件。

中国于1985年就制定了《会计法》(1993年、1999年两次修订)，1992年11月财政部发布了《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以及13项行业会计制度和10项行业财务制度，结束了中国40多年来在计划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会计模式，确立了与市场相适应并符合国际惯例的新会计模式。2000年6月由国务院发布了《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2000年12月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制度》，至此，基本上形成了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行业会计核算制度——企业会计核算制度的会计制度体系，建立起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

(六)劳动及社会保障的法律制度的制定

在规范劳动和社会保障立法方面，先后制定了《劳动法》、《工会法》。劳动法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颁布的第一部劳动法。与此同时，国务院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为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又颁布了大量的有关劳动和社会保障的行政法规或规章。

(七)司法审查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在建立司法审查机构和司法审查程序方面，中国在人民法院中建立了行政审判庭，1989年颁布了《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建立了中国比较系统、完整的司法审查制度，它包含着许多重要的实体性规范条款以及应当从实体法的角度加以理解的表现为程序形式的条款。

中国按照WTO法律制定或者修订的法律法规已陆续对相关的司法审查做出了规定，如新修订的专利法、商标法等知识产权法分别取消了行政机关的终局裁决权，均赋予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新制定的反倾销、反补贴、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以及其他有关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行政法规，均对相应的司法审查做出了规定。2002年8月通过并于10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则进一步扩大了司法审查的范围，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有关国际贸易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02年11月21日颁布并将于200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审查反补贴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为了适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行政审判工作的新形势，继《关于审查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之后，出台的有关人民法院审查与世贸组织规则相关的反倾销、反补贴行政案件的重要司法解释，对于人民法院承担世贸规则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法律文件规定的司法审查职责，保护参与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程序的组织和个人的合法权益，依法监督和维护反倾销、反补贴行政主管机关依法行政，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在权利的保护方面，在制度安排上是非常周密的，国外这方面的保护一般尚处于对“权”的保护上，而我们的司法审查不仅仅限于对“权”的保护，可以说在对“利”的保护已经超出国外的水平，在审理行政机关不作为的问题上更是比外国做得好。应当说，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问题上，中国的行政诉讼不仅达到了WTO的要求，而且，在某些方面的规定和实践效果上已超过了WTO的要求。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都一直在朝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目标而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推动了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逐渐形成。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轮廓已基本形成，与世贸组织规则接轨的法律体系正在完善。(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供稿)

第五篇：建立并完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

建立并完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

恶性食品安全事故引发人们对食品安全的深切关注，也促使政府重新审视这关系国家公共安全的问题。然而，现行的《食品卫生法》对体系内其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指导作用已大大降低。主要原因包括：

一、《食品卫生法》等法律法规所调整的范围过于狭窄。《食品卫生法》的“食品”概念是狭隘的，并没有包括种植、养殖、储存等环节中的食品以及与食品相关的食品添加剂、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的生产、经营或者使用。而食品安全问题本身涵盖了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法律应"-3反映出食品在这个过程中的整个生物链条。仅对食品生产经营阶段中发生的食品安全法律关系进行调整使得该法出现了较大的法律监管盲区。

二、《食品卫生法》确定的执法主体职责已与现实情况有所脱节。1998年机构改革之后，我国食品监管主要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部、农业部、商务部、卫生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海关总署等多个部委共同按职能分段监管，与《食品卫生法》比起来，已形成了食品安全多部门的监管体制。

三、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内容比较单薄，对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所导致的食品安全的新情况、新问题大多尚未涉及与经济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法规相比，我国缺少一系列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制度。同时，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对“食品安全”等最重要、最基本的概念尚未有明确的法律定义。

四、食品安全法律责任的规定不严、衔接不顺、内容不全。《食品卫生法》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不符合卫生要求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以5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有_其他严重情节的，吊销卫生许可证。食品卫生是食品安全最基本的要求，对违反卫生规定的当予重罚。然而根据该法，在一般违法情况下，除了责令改lY-和警告之外，5000元以下的罚款落-在执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汜0-围之内，且不说罚款的上限太低，如此“可以”也为追究违法者的行政责任创造了迂回的空间。

五、现行食品安全法律体系q-尚欠缺对监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管职责的落实和失职责任的追究机制在建立和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过程中，应当首先抓紧组织修订《食品卫生法》。建议方法有二：(一)是把《食品卫生法》更名为《食品安全法》，做一次全面修订和补充；(二)是重新制订一部《食品安全基本法》，作为食品安全领域的“母法”，其基本内容至少应当包括如下方面：1．目的：综合促进和保障食品安全。2．定义：明确“食品”、“食品安全”等名词的法律含义。3．食品安全监管范围：国家对食品安全实行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监管。4．监管体制：以法律的形式提出我国食品安全基本监管框架和各方职能。

5．食品安全监管原则：确保人民身体健康，注重科学依据，控制和预N-并重，公开、客观、公正，等等。6．社会其他各阶层的食品安全责任。7．应急处理。8．标准检测，含市场准入。9．安全风险评价。10．信用体系。11·食品安全信息网络。12．宣传教育。13．行业协会、研究机构的推动。14．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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