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型体制与乡镇的策略主义逻辑

第一篇：压力型体制与乡镇的策略主义逻辑

压力型体制与乡镇的策略主义逻辑

欧阳静

“压力型体制”是荣敬本等人（1998）用于概括县乡两级政治体制运作特点的概念。由于这一概念对理解当代基层政权运作的特点颇具说服力，因此，被广泛引用。然而，无论是荣敬本本人，还是“压力型体制”的运用者，主要是在政治学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通常与“民主”、“自治”、“政治动员”等概念相联（荣敬本，2009；唐海华，2006；吴毅，2007），旨在说明中国政治体制的运作特征，较少关注压力型体制与基层政权组织的运作逻辑与特性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本文以桔镇的招商引资为透视点，来呈现压力型体制与乡镇权力运作逻辑的关系。

一、策略主义

在韦伯（1997：248~324）看来，与传统组织类型不同，官僚制组织遵循“理性主义”的逻辑，严格按照既有程序和非人格化规则运作，从而使得组织的行为与角色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具体而言，理性官僚制组织以一种形式主义的精神行事，通过由法规和明确规定的层级制来协调专门化的权限和行动，并强调非人格化的特殊品格以及服从于理智上可加分析的规则，以尽可能地确保组织运作的公正与理性。

处于官僚制体系末端的乡镇，其组织结构、权力体系和职能设置均依照科层制的规制设计而成，体现着现代官僚制组织的特性。然而，在实际运作中，乡镇的运作逻辑与现代官僚制的理性化、制度化特征相去甚远，“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的现象极为显著（孙立平等，2000）。正如已有研究所表明的那样，乡镇热衷于运用各类非正式的权力技术与策略，如“擂”、“媒”、“示蛮”、“怀柔”（吴毅，2007），以及各类“摆平术”（应星，2001；欧阳静，2009）来实现其运作目标。此外，一些学者在关于基层政府维稳工作的专项研究中也发现，近年来，“花钱买平安”的“权宜性治理”方式十分普遍，就是所谓“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并且“在维稳的实际操作中，往往只凭负责官员的个人判断，其所体现出的政府行为明显缺乏原则性和规范性”（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2010）。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基层政府组织的非正式行为具有“范围广、程度深、表现公开、运作坚韧”的特点（周雪光，2008）。

确切地说，与官僚制的“理性主义”逻辑不同，乡镇政权组织的权力运作充满着随意性、权宜性、变通性和短期性，似乎任何有助于目标实现的技术、策略、手段和方式，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均可被乡镇借用，并且其中的一些运作方式具有“不计成本、不惜代价”的非理性特点，往往偏离其运作目标，目标替代现象十分普遍。本文将这种不同于“理性主义”的运作逻辑概括为“策略主义”。换言之，策略主义是指基层政权组织缺乏稳定的、抽象的、普遍主义的运作规则，以及基于长远发展的战略目标，而以各类具体的、权宜的和随意的策略与方法作为原则，并只顾追求眼前的短暂目标。借用乡镇干部的日常话语，策略主义可表述为“只问结果不问手段”或“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能把事摆平”。

显然，“策略主义”不同于“策略”。“策略”是一种纯粹的权力运作技术和方法；而“策略主义”是一种行为原则，通常不问手段或方法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因此，“策略主义”既包括那些灵活的、因地制宜的合理、合法策略，也包涵了那些不讲原则、不顾战略，不具合法性与正当性的策略；策略主义中的策略既可能与组织运作的目标相一致，也可能相背离。缺乏稳定而抽象的规则，以及不顾长远的发展目标是策略主义的基本特性。虽然策略主义的逻辑体现于乡镇运作的各个方面，但由于乡镇的招商引资更能鲜活地展示这种逻辑的内在机制，本文以此为例加以论证。

二、策略主义的运作图景：以桔镇的招商引资为例

贺雪峰于2002年描述江苏等沿海发达乡镇的招商引资时用了“大跃进”和“唯一重要的工作”加以形容，以突显招商引资在乡镇运作中的重要性（贺雪峰，2003）。虽然中部地区的招商引资工作要晚于沿海发达地区，但自2002年开始也逐步推向了高潮，并在免除农业税之后几乎成为乡镇唯一重要的工作。

如表1所示，自2002年开始，下达至桔镇的招商引资任务逐年递增，内资由最初的600万元人民币上升至2009年的4000万元。外资则从无到有，直至2009年的80万美元。乡镇的“中心工作”也因此由“农业税费征收”转为“招商引资”，成为新的考核乡村两级干部的首要任务。此外，从2008年开始，上级对乡镇招商引资工作的激励手段从经济奖罚上升到政治奖罚。县政府在对各乡镇的目标管理考核方案中规定，招商工作位于后6名的乡镇，全体干部不能提拔、重用。这意味着，招商引资成绩与所有乡镇干部的升迁直接相关。面对每年递增的招商任务以及日趋严厉的考核标准，乡镇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一）“全方位优惠”

受地理区位的影响，中西部乡镇缺乏吸引外资的有利条件，主要依靠提供本地所特有的原材料。然而，迫于完成招商任务的急切心态，地方政府总是以极为低廉的价格提供原材料，以吸引外商。比如，一些外商要求当地政府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为其提供所需的所有木料。政府则利用控制伐木指标的方式达成此条件，以完成招商任务。

除廉价原材料外，各乡镇还会在土地、税收方面给予特别的优惠政策以吸引外商。比如，T县以每亩5.6万元的价格征得土地，并对所征土地进行平整、规划，最后以每亩2万元的价格卖给外商。对于那些不买地的外商，政府则为其直接建好厂房，然后低价出租给对方。即便如此，工业园区内的厂房闲置率极高，桔镇干部因此将工业园称为“空壳工业园”。

在税收方面，各地采取“两免三减”或税收返还的奖励形式以吸引外商。但许多外商在本县享受完五年的税收优惠之后，便迁往外县，同样以外商的身份再次享受同样优惠的土地、税收等政策，政府由此成了“杨白劳”。但在高额的招商指标面前，政府明知自己是“杨白劳”，也不得不为之，而外商也看准了政府完成招商引资任务的急切心态，并加以利用。

然而，即使在“全方位优惠”的政策下，政府所吸引的企业也多为高污染企业。事实上，在各类关于招商引资工作的文件和工作报告中，各地政府明确指出，“承接沿海产业梯度转移”是招商引资的主要目标（田野调查编号：2008120716LZ）。而所承接的“产业转移”绝大部分是被沿海地区淘汰出来的高污染产业，主要是药化、铜冶炼、皮革等产业。

（二）“保姆式服务”

除全方位的优惠政策外，各乡镇承诺在用资、用工、办证等方面，对外商及其企业提供“一条龙”的保姆式服务。比如在桔镇的招商工作组中，有一个成员的职责就是专门承担此服务。一旦有外商进入，该成员就成为外商的“保姆”，先要为其提供吃、住、行等个人生活方面的便利与服务，让外商有“宾至如归的美好感觉和第一印象”；其次要为其个人和企业办理所有的证件、执照；最重要的是为其企业在用资、用电、用水、网络、道路、招工等方面提供“一条龙”服务。其中，“招工”和“用资”是保姆式服务中最重要的两项内容。

在招工方面，政府一般着重介绍每年毕业的中学生人数。这是因为许多工厂对工人有年龄上的限制，一般要求员工在25岁以下。而中学毕业生是满足外商用工条件的最优对象。一旦有企业提出用工要求，县政府便向各乡镇下达输送劳动力数量，各乡镇则将任务下达给所辖的中学。2005年，桔镇为一家鞋厂输送了六十多名初中毕业生。

与其他“服务”相比，政府为外商提供的“帮扶资金”是最具吸引力的一项“服务”。在T县，具有招商引资任务的单位同时也是其所引入企业的“帮扶单位”，即必须在资金上帮助、扶持外商。T县工业园区内的绝大多数企业便是在当地政府提供“帮扶资金”的服务下进入的。虽然帮扶资金是以借款的形式提供给外商，然而，许多外商以投资为名，行骗取政府的帮扶资金为实。仅以桔镇参与帮扶的一家企业为例，2006年，一家号称投资上亿元的生物技术公司被引入T县，但外商称其前期投入资金不足，需要T县帮扶。由于该企业属“重大项目”，T县众多单位因此争抢着参与“帮扶”。最终，桔镇幸运地与其他7个乡镇成为帮扶单位，分别向该公司提供了60万元帮扶资金。有趣的是，该公司收到帮扶资金不久后便消失匿迹。以下是桔镇下发给该公司的催款通知单：

贵公司于2006年3月30日和2006年5月16日共借到本镇政府企业帮扶款陆拾万元整，在2006年9月30日已归还借款伍万元，截至2008年8月30日，应计利息26720元（其中：正常利息9900元，逾期利息25740元），本息合计627200元（陆拾贰万柒仟贰佰元整），请贵公司在2008年10月31日以前归还借款本息，否则，我镇将按法律程序办理（田野调查编号：20090629CMF）。

但是，该崔款单被退回，并被告之“公司名称不存在”。其实，该公司及其法人代表早已更名换姓，各乡镇找不到归还帮扶资金的债务人。参与帮扶的单位只得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三）“数字游戏”

无论是全方位优惠还是保姆式服务，对于像桔镇这样一个区位环境不佳，地理位置偏僻，优势资源稀少，发展进度相对缓慢的欠发达乡镇，通过上述相对正式的方式仍然无法赶超招商引资的“大跃进”，更不可能完成数千万元的招商任务。为了避免因招商引资工作而遭受“一票否决”的命运，各乡镇最后只得玩起“数字游戏”。

数字游戏主要是通过做假账、浮夸、转账和出钱买资等各种方式来完成招商引资任务。具体而言，第一，通过制造假发票来虚报硬件设施的出厂价以提高固定资产投资额。第二，伪造注资凭证，即乡镇先在外地设立一个银行账号，然后将资金作为外资转入本地已注册的某个有名无实的公司名下，以作为招商引资的成绩，一旦经会计事务所和招商局验资过后便立即将资金抽回。另一种形式是利用外商的资金验资，验资之后立即抽回。第三，虚签合同，即与外商签订有巨额投资额的合同，但没有实质性资金投入。第四，出钱买资，即向已经完成招商任务的部门，或直接向招商局购买招商项目，以作为本乡镇的招商引资成绩。2005年，T县买资的价格大概是：外资10万美元/1万元人民币，内资100万元/5千元。但在2009年，桔镇镇长以每1万元购30万元内资的价格仍没能购买到。

(四)“共谋”与“布景”

由于基层政府的每项工作均要面临各式各样的检查，通过数字游戏所制造的招商工作当然也避免不了上级的实地检查。但正如赵树凯（2005）对基层政府迎接检查的特点所总结的那样，“在应对自上而下的检查中，地方存在一种规律性现象：如果是省里来检查，市、县、乡、村都紧急动员起来，共同应付；如果是市里检查，县、乡、村则都紧急动员起来，共同应付。比如省里检查时，市里有关部门就会提前探情况，向下边的县提供某些检查信息、应付方法的‘公共服务’，当市里来检查时，县里有关部门就为乡镇提供这样的服务。”周雪光（2008）则用“共谋”来容易这种基层政府与它的直接上级政府相互配合、采取各种策略应对来自更上一级政府检查监督的现象。

也正因为此，当T县的工业园区于2009年迎接省领导视察时，我们看到市县政府共同应对、布置现场的图景：要求雇用数量众多的挖土机、推土机和“群众演员”进工业园区，当领导的车队即将进入工业园区之时，所有的机器要响起来、动起来，所有的人要忙碌起来。为此，桔镇以10元1人的价格在各村雇请了50名“政治觉悟高”（不会搅局）的农民，让他们带着铁锹在指定好的地方摆出劳作的姿态。在桔镇帮扶的工厂内，分管招商的副镇长不知从哪儿装了一客车的“群众演员”，将他们插入正式工人中间，充当临时工人，以便使领导进厂视察时，感觉工厂效益好。直到领导离开现场，这些“群众演员”的“表演”才停止，“演员”的“出场费”是每人每小时100元。

如此“共谋”与“布景”虽使T县创造出了令上级领导满意的工作成绩，但在高指标的压力下，同一级官员之间形成强烈的竞争，彼此不甘落后，以防在晋升的阶梯上被淘汰出局。因此，一旦有人以“布景”等非正式方式获得晋升时，便容易被竞争者竞相效仿，形成所谓的“政治锦标赛”（周黎安，2009）。在此锦标赛中，“共谋”、“布景”、“数字游戏”等各种非正式权力运作策略的运用也就逐渐成为整个体制的“共识”，各类“万亩工业园”和颇具创意的“人造景观”也因此层出不穷。

三、策略主义的形成机制：压力型体制

虽然国家自2004年以来确立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治国理念,并在宏观层次上将经营性的政府行为转变为以公共服务为本的治理体系，将法治化、规范化、技术化和标准化作为行政建设和监督的核心议题。然而，透过乡镇招商引资中各类权力运作技术，我们看到的却是一幅策略主义的运作图景。应该说，任何时期的基层政权均讲“策略”、讲“方法”，但不一定任何时期的基层政权均以“策略主义”为运作逻辑。“策略主义”是当前乡镇政权运作的独特逻辑，受乡镇所处的压力型体制的限定。

压力型体制产生的原初动力来自政府实现经济赶超的压力及其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在20世纪90年代初确立的“稳定”和“发展”的意识形态中，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被认为是社会稳定的必要前提，“经济增长至上”成为政府和民间的共识（渠敬东、周飞舟、应星，2009）。在“经济增长至上”的意识形态下，全国掀起了经济建设热潮，经济建设成绩成为衡量各级政府的首要指标。为了获得快速增长的经济指标，各地的上层领导开始充分利用政府内部的行政权力作为驱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利用“高指标”和“乌纱帽”给下级政府“加温加压”（唐海华，2006），依靠政治压力和行政命令对整个体制进行动员，从而将指标和任务在官僚制的行政等级中层层下达，直至基层的乡镇一级，最终形成了被称之为“压力型体制”的运作特性。

根据荣敬本等人（1998：28）的概括，压力型体制是指一级政治组织县、乡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为了完成经济赶超任务和各项指标，该级政治组织以党委和政府为核心把这些任务和指标，层层量化分解，派给下级组织和个人，责令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然后根据完成的情况进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奖惩。由于这些任务和指标中一些主要部分采取的评价方式是“一票否决”制，即一旦某项任务没达标，就视其全年工作成绩为零，不得给予各种先进称号和奖励，所以各级组织实际上是在这种评价体系的压力下运行的。

渠敬东等人（2009）认为，新世纪以来，“压力型体制”的运作逻辑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不过，其作用机制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是加强了对指标完成手段的管理，将指标管理和技术治理结合在一起；二是加强了行政问责制；三是加强了量化指标结构的多元化倾向，改变了以往仅以GDP为核心的干部考核指标体系，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和绿色GDP开始被纳入到数字指标控制的范围。应该说，在宏观层面上，压力型体制的作用机制确实发生了诸如以上的变化。也正因此，我们几乎每天都能从电视新闻中看到各省政府（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的省级政府）实践“科学发展观”，以打造各类“民生工程”的举措。但是，在微观层次的具体运作中，压力型体制的作用机制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只是借“科学发展观”之名，行“经济增长至上”之实，进行“名实分离”的非正式运作，正如前文所述，这在中西部地区的乡镇招商引资工作中表现得尤为显著。

显然，在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其“发展”的压力远甚于发达地区，特别是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对比之下，发展的欲望与压力倍增。而压力型体制恰好是实现经济赶超的高效机制，同时也是欠发达地区认为值得学习和借签的宝贵经验。比如，T县政府前往沿海发达省份学习招商引资经验时总结道：“要实现经济发展，一是要舍得牺牲环境，二是要形成人人有任务，人人有压力的激励机制”（田野调查编号：20090813HSJ）。

更为重要因素在于，乡镇的现实条件和实现能力难以实现压力型体制中的目标任务。就招商引资而言，由于中西部地区所处的区域位置欠佳，资源相对贫乏，加之乡镇财政资源极度匮乏（周飞舟、赵阳，2003）、大量农村劳动力外流，这些均使乡镇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逐年递增的“高指标”。常规的权力运作方式显然无法应对不切实际的目标任务，以及严厉的考核机制，更难以在政治锦标赛中胜出，各种非理性、非正式的权力运作技术应运而生，最终塑造了乡镇的策略主义运作逻辑。

四、结语

当然，压力型体制并非一无是处，面对中国地域之广、行政系统层级之多，它的运作有其合理的一面。自上而下的压力机制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政令不通和行政系统的慵懒、暮气沉沉，它可以使中央、上级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快速到达基层（王启梁，2009）。但它之所以形塑了策略主义的乡镇运作逻辑，一是因为压力型体制中的目标设置主体单一，缺乏来自基层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等多方主体的协商与合作；二是压力型体制中的激励强度过大，与基层政权组织的实际条件不相匹配；三是压力型体制缺乏常规化的反馈机制。

首先，在目标设置主体单一化的情况下，压力型体制一般只考虑那些仅被上级政府认为重要的目标，也即乡镇政权组织所说的“硬指标”。这种目标设置方式不仅忽略了基层政权组织执行目标的实际能力，而且忽略了那些被基层政府或民众认为至关重要的目标，这不利于形成良好的地方治理秩序。其次，当压力型体制的目标设置和激励强度与基层政权组织的现实能力不相匹配之时，就容易诱导基层政权组织以造假、“共谋”、“摆平”等非正式的权力技术来应对压力型体制中的高指标。从政策执行的效果来说，某项政策是否切合实际，作为基层一级的乡镇应该最为了解。但压力型体制缺乏有效的信息反馈机制和上下级之间的协商机制，以及必要的纠错功能，从而导致其目标设置和激励机制越来越脱离实际，由此加剧了基层政权组织的非正式运作，最终形塑了策略主义的运作逻辑。

压力型体制的作用机制表明，如欲重塑当前乡镇运作的策略主义逻辑，首先势必将目标设置主体的单一化转为多元化，即将目前类似于“单轨”运行的压力型体制转化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轨”运行机制（费孝通，1999），从而使目标设置中引入那些不能产生经济效益，但对农村生活和乡村社会秩序至关重要的事项。其次要引入灵活的反馈机制和纠错功能，使目标设置和激励机制切合实际，从而使乡镇政权既有执行国家政策的压力，保证国家政策的“一统性”，又具有执行政策的“灵活性”，确保政策能够因地制宜，进而实现各项政策的有效性。参考文献：

费孝通，1999：“基层政权的僵化”，见《费孝通文集》，北京：群言出版社。

贺雪峰，2003：《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欧阳静，2009：“运作于压力型体制和乡土社会之间的乡镇”，《社会》，2009，6：39—63。

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2010：“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报告”，《中国青年报》，2010-04-18。

渠敬东、周飞舟、应星，2009：“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6。

荣敬本、崔之元等，1998：《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荣敬本，2009：“变‘零和博弈’为‘双赢机制’——如何改变压力型体制”，《人民论坛》，2009，1：28。

孙立平、郭于华，2000：“‘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华北B镇收粮的个案研究”，《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

唐海华，2006：“‘压力型体制’与中国的政治发展”，《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6，1：22—28。

吴毅，2007：《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北京：三联书店。

王启梁，2009：“当代中国正式社会控制的图景与困境——以基层的实践为视角”，未刊稿。

应星，2001：《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北京：三联书店。

张静，2000：《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6：《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赵树凯，2005：“乡镇政府的应酬政治”，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4年调查研究报告选》，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周飞舟、赵阳，2003：“剖析农村公共财政：镇财政的困境和成因——对中西部地区乡镇财政的案例研究”，《中国农村观察》，2003，4：25—37。

周雪光，2008：“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社会学研究》，2008，6：2—21。

[德]韦伯，1997：《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作者系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第二篇：压力型体制与乡镇策略主义逻辑

压力型体制与乡镇策略主义逻辑

欧阳静

【摘要】在微观层面的具体运作中，压力型体制的作用机制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只是在新的意识形态下呈现出“名实分离”的特征，即借“科学发展观”之名，行“经济增长至上”之实，这在中西部乡镇的招商引资工作中表现得犹为显著。由于压力型体制的目标设置和激励强度与乡镇的现实条件和实际能力不相匹配，从而形塑了一种以各类具体的、权宜的和随意的权力技术为原则的策略主义逻辑。这种逻辑一般只追求眼前的具体目标，不顾基于长远发展的战略目标，更缺乏稳定的、抽象的和普遍主义的规则意识。本文以桔镇的招商引资为例，来呈现压力型体制与策略主义的相关性。

【关键词】压力型体制 乡镇 策略主义 运作逻辑 招商引资

“压力型体制”是荣敬本等人（1998）用于概括县乡两级政治体制的运作特点。由于这一概念对理解当代基层政权运作的特点颇具说服力，因此被得到广泛引用。然而，无论是荣敬本本人还是“压力型体制”的运用者，主要是在政治学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通常与“民主”、“自治”、“政治动员”等概念相联（荣敬本，2009；唐海华，2006；吴毅，2007），旨在说明中国政治体制的运作特征，较少关注压力型体制与基层政权组织的运作逻辑与特性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本文以桔镇的招商引资为透视点，以呈现压力型体制与乡镇权力运作逻辑的关系。桔镇是中国中部省份的一个很普通的农业型乡镇，也是笔者自2004年以来多次回访至今、跟踪观察的乡镇。该镇距其所属的T县约30公里，地处山区，交通较为不便，工商业欠发达。对该镇的分析能揭示中西部地区乡镇的一些共性，但可能不适用于东部沿海或经济发达地区的乡镇。

一、策略主义

在韦伯（1997：248-324）看来，与传统组织类型不同，官僚制组织遵循“理性主义”的逻辑，严格按照既有程序和非人格化规则运作，从而使得组织的行为与角色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具体而言，理性官僚制组织以一种形式主义的精神行事，通过由法规和明确规定的层级制来协调专门化的权限和行动，并强调非人格化的特殊品格以及服从于理智上可加分析的规则，以尽可能地确保组织运作的公正与理性。

处于官僚制体系末端的乡镇，其组织结构、权力体系和职能设置均依照科层制的规制设计而成，体现着现代官僚制组织的特性。然而，在实际运作中，乡镇的运作逻辑与现代官僚制的理性化、制度化特征相去甚远，“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的现象极为显著（孙立平，2000）。正如已有研究所表明那样，乡镇热衷于运用各类非正式的权力技术与策略，如“擂”、“媒”、“示蛮”、“怀柔”（吴毅，2007），以及各类“摆平术”（应星，2001；欧阳静，2009）来达成其运作目标。此外，一些学者在关于基层政府维稳工作的专项研究也发现，近年来“花钱买平安”的“权宜性治理”方式十分普遍，就是所谓“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并且，“在维稳的实际操作中，往往只凭负责官员的个人判断，其所体现出的政府行为明显缺乏原则性和规范性”（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2010）。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基层政府组织的非正式行为具有“范围广、程度深、表现公开、运作坚韧”的特点（周雪光，2008）。

确实地说，与官僚制的“理性主义”逻辑不同，乡镇政权组织的权力运作充满着随意性、权宜性、变通性和短期性，似乎任何有助于目标实现的技术、策略、手段和方式，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正当的还是非正当的，均可被乡镇借用，并且，其中的一些运作方式具有“不计成本、不惜代价”的非理性特点，往往偏离其运作目标，目标替代现象十分普遍。本文将这种不同于“理性主义”的运作逻辑概括为“策略主义”。质言之，策略主义是指基层政权组织缺乏稳定的、抽象的、普遍主义的运作规则，以及基于长远发展的战略目标，而以各类具体的、权宜的和随意的策略与方法作为原则，并只顾追求眼前的短暂目标。借用乡镇干部的日常话语，策略主义可表述为“只问结果不问手段”或“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能把事摆平”。

显然，“策略主义”不同于“策略”。“策略”是一种纯粹的权力运作技术和方法；而“策略主义”是一种行为原则，通常不问手段或方法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因此，“策略主义”既包括那些灵活的、因地制宜的合理、合法策略，也包涵了那些不讲原则、不顾战略，不具合法性与正当性的策略；策略主义中的策略既可能与组织运作的目标相一致，也可能相背离。缺乏稳定而抽象的规则，以及不顾长远的发展目标是策略主义的基本特性。虽然策略主义的逻辑体现于乡镇运作的各个方面，但由于乡镇的招商引资更能鲜活地展示这种逻辑的内在机制，本文因此为认证依据。

二、策略主义的运作图景：桔镇的招商引资

贺雪峰（2003）于2002年描述江苏等沿海发达乡镇的招商引资时用了“大跃进”和“唯一重要的工作”加以形容，以突显招商引资在乡镇运作中的重要性。虽然中部地区的招商引资工作要晚于沿海发达地区，但自2002年开始也逐步推向了高潮，并在免除农业税之后几乎成为乡镇唯一重要的工作。表一：桔镇2002年以来每年需完成的招商引资任务

单位：万元 年份

任务******09 内资（人民币）******0 外资（美元）***

如表一所示，自2002年开始，下达至桔镇的招商引资任务逐年递增，内资由最初的600万上升至2009年的4000万。外资则从无到有，直至2009年的80万美元。乡镇的“中心工作”也因此由“农业税费征收”转为“招商引资”，成为新的考核乡村两级干部的首要任务。此外，从 2008年开始，上级对乡镇招商引资工作的激励手段从经济奖罚上升到政治奖罚。县政府在对各乡镇的目标管理考核方案中规定，招商工作位于后六名的乡镇，全体干部不能提拔、重用。这意味着，招商引资成绩与所有乡镇干部的升迁直接相关。面对每年递增的招商任务以及日趋严厉的考核标准，乡镇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1、“全方位优惠”

受地理区位的影响，中西部乡镇缺乏吸引外资的有利条件，主要依靠提供本地所特有的原材料。然而，迫于完成招商任务的急切心态，地方政府总是以极为低廉的价格提供原材料，以吸引外商。比如，一些外商则要求当地政府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为其提供所需的所有木料。政府则利用控制伐木指标[1]的方式达成此条件，以完成招商任务。

除廉价原材料外，各乡镇还会在土地、税收方面给予特别的优惠政策以吸引外商。比如，T县以每亩5.6万元的价格征得土地，并对所征土地进行平整、规划，最后以每亩2万元的价格卖给外商。也就是说，除去平整土地的费用，政府以每亩倒贴3.6万元的土地优惠政策来吸引外商。对于那些不买地的外商，政府则为其直接建好厂房，然后低价出租给对方。即便如此，工业园区内的厂房闲置率极高，桔镇干部因此将工业园称为“空壳工业园”。

在税收方面，各地采取“两免三减”[2]或税收返还的奖励形式以吸引外商。但许多外商在本县享受完五年的税收优惠之后，便迁往外县，同样以外商的身份再次享受同样优惠的土地、税收等政策，政府由此成了“杨白劳”。但在高额的招商指标面前，政府明知自己是“杨白劳”，也不得不为之，而外商也看准了政府完成招商引资任务的急切心态，并加以利用。

然而，即使在“全方位优惠”的政策下，政府所吸引的企业也多为高污染企业。事实上，在各类关于招商引资工作的文件和工作报告中，各地政府明确指出，“承接沿海产业梯度转移”是招商引资的主要目标（2008120716LZ田野调查编号）。而所承接的“产业转移”绝大部分是被沿海地区淘汰出来的高污染产业，主要是药化、铜冶炼、皮革等产业。

2、“保姆式服务”

除全方位的优惠政策外，各乡镇承诺在用资、用工、办证等方面，对外商及其企业提供“一条龙”的保姆式服务。比如在桔镇的招商工作组中，有一个成员的职责就是专门承担此服务。一旦有外商进入，该成员则成为外商的“保姆”，先要为其提供吃、住、行等个人生活方面的便利与服务，让外商有“宾至如归的美好感觉和第一印象”；其次要为其个人和企业办理所有的证件、执照；最重要的是为其企业在用资、用电、用水、网络、道路、招工等方面提供“一条龙”服务。其中，“招工”和“用资”是保姆式服务中最重要的两项内容。

在招工方面，政府一般着重介绍每年毕业的中学生人数。这是因为许多工厂对工人有年龄上的限制，一般要求员工在25岁以下。而中学毕业生是满足外商用工条件的最优对象。一旦有企业提出用工要求，县政府便向各乡镇下达输送劳动力数量，各乡镇则将任务下达给所辖的中学。2005年，桔镇为一家鞋厂输送了60多名初中毕业生。

与其他“服务”相比，政府为外商提供的“帮扶资金”是最具吸引力的一项“服务”[3]。在T县，具有招商引资任务的单位同时也是其所引入企业的“帮扶单位”，即必须在资金上帮助、扶持外商。T县工业园区内的决大多数企业便是在当地政府提供“帮扶资金”的服务下进入的。虽然帮扶资金是以借款的形式提供给外商，然而，许多外商以投资为名，行骗取政府的帮扶资金为实。仅以桔镇参与帮扶的一家企业为例，2006年，一家号称投资上亿的生物技术公司被引入T县，但外商称其前期投入资金不足，需要T县帮扶。由于该企业属“重大项目”，T县众多单位因此争抢着参与“帮扶”。最终，桔镇幸运地与其他七个乡镇成为帮扶单位，分别向该公司提供了60万帮扶资金。有趣的是，该公司收到帮扶资金不久后便消失匿迹。以下是桔镇下发给该公司的催款通知单：

贵公司于2006年3月30日和2006年5月16日共借到本镇政府企业帮扶款陆拾万元整，在2006年9月30日已归还借款伍万元，截至2008年8月30日，应计利息26720元（其中：正常利息9900元，逾期利息25740元）本息合计627200元（陆拾贰万柒仟贰佰元整），请贵公司在2008年10月31日以前归还借款本息，否则，我镇将按法律程序办理（20090629CMF田野调查编号）。

但是，该崔款单被退回，并被告之“公司名称不存在”。确切地说，该公司及其法人代表早已更名换姓，各乡镇找不到归还帮扶资金的债务人。参与帮扶的单位只得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3、“数字游戏”

无论是全方位优惠还是保姆式服务，对于像桔镇这样一个区位环境不佳，地理位置偏僻，优势资源稀少，发展进度相对缓慢的欠发达乡镇，通过上述相对正式的方式仍然无法赶超招商引资的“大跃进”，更不可能完成数千万的招商任务。为了避免因招商引资工作而遭受“一票否决”的命运，各乡镇最后只得玩起“数字游戏”。

数字游戏主要是通过做假账、浮夸、转账和出钱买资等各种方式来完成招商引资任务。具体而言，第一，通过制造假发票来虚报硬件设施的出厂价以提高固定资产投资额。第二，伪造注资凭证，即乡镇先在外地设立一个银行帐号，然后将资金作为外资转入本地已注册的某个有名无实的公司名下，以作为招商引资的成绩，一旦经会计事务所和招商局验资过后便立即将资金抽回。另一种形式是利用外商的资金验资，验资之后立即抽回。第三，虚签合同，即与外商签订有巨额投资额的合同，但没有实质性资金投入。第四，出钱买资，即向已经完成招商任务的部门，或直接向招商局购买招商项目，以作为本乡镇的招商引资成绩。2005年，T县买资的价格大概是：外资10万美元/1万元人民币，内资100万元/5千元。但在2009年，桔镇镇长以每1万元购30万元内资的价格仍没能购买到。

4、“共谋”与“布景”

由于基层政府的每项工作均要面临各式各样的检查，通过数字游戏所制造的招商工作当然也避免不了上级的实地检查。但正如赵树凯（2005）对基层政府的迎检特点所总结的那样，“在应对自上而下的检查中，地方存在一种规律性现象：如果是省里来检查，市、县、乡、村都紧急动员起来，共同应付；如果是市里检查，县、乡、村则都紧急动员起来，共同应付。比如省里检查时，市里有关部门就会提前探情况，向下边的县提供某些检查信息、应付方法的‘公共服务’，当市里来检查时，县里有关部门就为乡镇提供这样的服务。”也就是说，当乡镇与县级政府共同应对市级政府的检查时，县级政府要帮助乡镇掩盖问题，同样，当乡镇、县与市级政府共同应对省级政府的检查时，市级政府也要用各种非正规方式来帮助县乡政府掩盖问题。周雪光（2008）则用“共谋”来容易这种基层政府与它的直接上级政府相互配合、采取各种策略应对来自更上一级政府检查监督的现象。也正因此，当T县的工业园区于2009年迎接省领导视察时，我们看到市、县政府共同应对，布置现场的图景：要求雇用数量众多的挖土机、推土机和“群众演员”进工业园区，当领导的车队即将进入工业园区之时，所有的机器要响起来、动起来，所有的人要忙碌起来。为此，桔镇以10元一人的价格在各村雇请了50名“政治觉悟高”（不会搅局）的农民，让他们带着铁锹在指定好的地方摆出劳作的姿态。在桔镇帮扶的工厂内，分管招商的副镇长不知从哪儿装了一客车的“群众演员”，将他们插入正式工人中间，充当临时工人，以便使领导进厂视察时，感觉工厂效益好。这些“群众演员”的“表演”直至领导离开现场为止，“出场费”是每人每小时100元。

如此“共谋”与“布景”虽使T县创造出了令上级领导满意的工作成绩，但在高标指的压力下，同一级官员之间形成强烈的竞争，彼此不甘落后，以防在晋升的阶梯上被淘汰出局。因此，一旦有人以“布景”等非正式方式获得晋升时，便容易被竞争者竞相效仿，形成所谓的“政治锦标赛”（周黎安，2009）。在此锦标赛中，“共谋”、“布景”、“数字游戏”等各种非正式权力运作策略的运用也就逐渐成为整个体制的“共识”，各类“万亩工业园”和颇具创意的“人造景观”也因此层出不穷。

三、策略主义的形成机制：压力型体制

虽然国家自2004年以来确立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治国理念, 并在宏观层次上将经营性的政府行为转变为以公共服务为本的治理体系，并将法治化、规范化、技术化和标准化作为行政建设和监督的核心议题。然而，透过乡镇招商引资中各类权力运作技术，我们看到的却是一幅策略主义的运作图景。应该说，任何时期的基层政权均讲“策略”、讲“方法”，但不一定任何时期的基层政权均以“策略主义”为运作逻辑。“策略主义”是当前乡镇政权运作的独特逻辑，受乡镇所处的压力型体制所决定。

压力型体制产生的原初动力来自政府实现经济赶超的压力及其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在1990年代初确立的“稳定”和“发展”的意识形态中，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被认为是社会稳定的必要前提，“经济增长至上”成为政府和民间的共识（渠敬东、周飞舟、应星，2009）。在“经济增长至上”的意识形态下，全国掀起了经济建设热潮，经济建设成绩成为衡量各级政府的首要指标。为了获得快速增长的经济指标，各地的上层领导开始充分利用政府内部的行政权力作为驱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利用“高指标”和“乌纱帽”给下级政府“加温加压”（唐海华，2006），依靠政治压力和行政命令对整个体制进行动员，从而将指标和任务在官僚制的行政等级中层层下达，直至最基层的乡镇一级，最终形成了被称之为“压力型体制”的运作特性。

根据荣敬本等人（1998：28）的概括，压力型体制是指一级政治组织县、乡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为了完成经济赶超任务和各项指标，该级政治组织以党委和政府为核心把这些任务和指标，层层量化分解，派给下级组织和个人，责令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然后根据完成的情况进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奖惩。由于这些任务和指标中一些主要部分采取的评价方式是“一票否决”制，即一旦某项任务没达标，就视其全年工作成绩为零，不得给予各种先进称号和奖励，所以各级组织实际上是在这种评价体系的压力下运行的。

渠敬东等人（2009）认为，新世纪以来，“压力型体制”的运作逻辑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不过，其作用机制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是加强了对指标完成手段的管理，将指标管理和技术治理结合在一起；二是加强了行政问责制；三是加强了量化指标结构的多重化倾向，改变了以往仅以GDP 为核心的干部考核指标体系，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和绿色GDP开始被纳入到数字指标控制的范围。应该说，在宏观层面上，压力型体制的作用机制确实发生了诸如以上的变化。也正因此，我们几乎每天都能从电视新闻中看到各省政府（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的省级政府）实践“科学发展观”，以打造各类“民生工程”的举措。但是，在微观层次的具体运作中，压力型体制的作用机制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只是借“科学发展观”之名，行“经济增长至上”之实，进行“名实分离”的非正式运作，正如前文所述，这在中西部地区的乡镇招商引资工作中表现得犹为显著。

显然，在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其“发展”的压力远甚于发达地区，特别是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对比之下，发展的欲望与压力倍增。而压力型体制恰好是实现经济赶超的高效机制，同时也是欠发达地区认为值得学习和借签的宝贵经验。比如，T县政府前往沿海发达省份学习招商引资经验时总结道：“要实现经济发展，一是要舍得牺牲环境，二是要形成人人有任务，人人有压力的激励机制”（20090813HSJ田野调查编号）。于是才有“凡是招商工作位于后六名的乡镇，全镇班子成员和一般干部都不能提拔、重用”的考核标准。基层干部也因此被纳入“政治锦标赛”与“政治淘汰赛”之中（周黎安，2009）。为了防止在竞争中被淘汰出局调，乡镇通常会调用一切可调用的权力权术去实现目标，“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能把事摆平”的策略主义逻辑也由此而生。

更为重要因素在于，乡镇的现实条件和实现能力难以实现压力型体制中的目标任务。就招商引资而言，由于中西部地区所处的区域位置欠佳，资源相对贫乏，加之乡镇财政资源极度匮乏（周飞舟、赵阳，2003）、大量农村劳动力外流，这些均使乡镇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逐年递增的“高标指”。常规的权力运作方式显然无法应对不切实际的目标任务，以及严厉的考核机制，更难以在政治锦标赛中胜出，各非理性、非正式的权力运作技术应运而生，最终塑造了乡镇的策略主义运作逻辑。

四、结语

当然，压力型体制并非一无是处，面对中国地域之广、行政系统层级之多，它的运作有其合理的一面。自上而下的压力机制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政令不通和行政系统的慵懒、暮气沉沉，它可以使中央、上级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快速到达基层（王启梁，2009）。但它之所以形塑了策略主义的乡镇运作逻辑，一是因为压力型体制中的目标设置主体单一，缺乏来自基层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等多方主体的协商与合作；二是压力型体制中的激励强度过大，与基层政权组织的实际条件不相匹配；三是压力型体制缺乏常规化的反馈机制。在目标设置主体单一化情况下，压力型体制一般只考虑那些仅被上级政府认为重要的目标，也即乡镇政权组织所说的“硬指标”。这种目标设置方式不仅忽略了基层政权组织执行目标的实际能力，而且忽略那些被基层政府或民众认为至关重要的目标，这不利于形成良好的地方治理秩序。其次，当压力型体制的目标设置和激励强度与基层政权组织的现实能力不相匹配之是时，就容易诱导基层政权组织以造假、“共谋”、“摆平”等非正式的权力技术来应对压力型体制中的高指标。从政策执行的效果来说，某项政策是否切合实际，作为最基层一级的乡镇应该最为了解。但压力型体制缺乏有效的信息反馈机制和上下级之间的协商机制，以及必要的纠错功能，从而导致其目标设置和激励机制越来越脱离实际，由此加剧了基层政权组织的非正式运作，最终形塑了策略主义的运作逻辑。

压力型体制的作用机制表明，如欲重塑当前乡镇运作的策略主义逻辑，首先势必将目标设置主体的单一化转为多元化，即将目前类似于“单轨”运行的压力型体制转化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轨”运行机制（费孝通，1999），从而使目标设置中引入那些不能产生经济效益，但对农村生活和乡村社会秩序至关重要的事项。其次要引入灵活的反馈机制和纠错功能，使目标设置和激励机制切合实际，从而使乡镇政权既有执行国家政策的压力，保证国家政策的“一统性”，又具有执行政策的“灵活性”，确保政策能够因地制宜，进而实现各项政策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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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雪光，2008：“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社会学研究》，2008，6：2－21。

[1] 根据国家对森林保护，集体和个人不能任意砍伐木材，必须要有政府下发的指标，因此只有握有砍伐指标才能砍伐木材。对于那些拿到砍伐指标的林场和农民来说，不得不将木材半卖半送给外商，因为不卖则意味着放弃获得砍伐指标的机会，木材会因不能砍伐而枯烂在山上，最终不会产生任何经济效益。[2]即对那些投资生产的企业，当地政府免除其前两年的税费，后三年的税费则减半。而税收奖励的实质与“两免三减”一样，即前两年税收返还100%，后三年返还50%。

[3] 帮扶资金是指，为了吸引外商前来投资，政府部门为其提供首笔启动资金，以帮助、扶持外资在本地的投资和发展。提供帮扶资金的部门称为“帮扶单位”，其所帮扶的企业可以作为本单位完成招商任务的成绩。

第三篇：最新版《策略主义——桔镇运作的逻辑》有感（模版）

《策略主义——桔镇运作的逻辑》有感

寒假选读了《策略主义——桔镇运作的逻辑》一书，感受颇为深厚，有点醍醐灌顶。我国，受小农经济有限税赋的制约，传统时期的中国基层官僚组织遵循简约主义逻辑，通过借用乡土社会的自治机制来应对财政资源匮乏和乡村治理困境。1990年代以来的乡镇政权不仅未能摆脱财政资源匮乏的困境，反而被置于一个赶超现代化的压力型体制之中，与此同时，乡土社会的变迁使乡镇丧失了简约主义的运作基础。在此背景下，乡镇被置于资源匮乏与压力型体制的多目标、高指标，以及资源匮乏与乡村社会的治理需求之间的矛盾之中，并因此形塑了乡镇的策略主义运作逻辑。

书上写在前面，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乡镇政权成为继村民自治之后，又一个受学界和政策研究部门所追捧的研究焦点，甚至一批县乡干部也积极参与其中进行讨论。这是因为在越来越严峻的“三农问题”面前，村民自治似乎不但不能承载类似于民主这样的宏大关怀，而且也不能缓解再次凸显的“三农问题”研究者对村民自治的研究热情随之退却，都不约而同地转向对乡村治理和乡镇体制的研究，不同的学者怀着不同的关怀，为乡镇改革开药方，设方案，指方向。客观而言，这些研究对于乡镇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具有极积的推进作用。但也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即其研究旨趣主要聚焦在乡镇改革可欲求的方向上。

也就是说，已有的研究主要从价值关怀和理论诉求上去讨论乡镇的“何去何从”，而把“乡镇政权是什么”作为一个无需再讨论的共识，从而规避和隐藏了乡镇政权所处的具体环境及其运作的实然状态。而我们认为，这恰恰是探索乡镇政权的基础和前提，假如连“乡镇政权是什么”的问题都未搞清楚，又何以谈“怎么办”。显然，乡镇是处于我国政权体系最末端的一级政权组织，无论在组织结构还是职能设置上，均是依照官僚制的原则建制而成。然而，当切身地参与到乡镇运作的实践中去时，不断冲击我们思维的是乡镇运作中的“名实分离”现象，即形式上的官僚制设置与实质上的非正式运作，非正式因素被大量地借用到正式权力的运作过程中。

这本书得出了的结论差不多可以归结为以下：当前国家正确建设的目标不能仅仅停留于诸如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和制度创新等具体、技术性的硬件设施上，更应该着眼于使政权运作和制度运行赖以维系的核心价值和基础性规范这一软件设施的建设上。否则，无论硬件设施建设得多完备，政权组织也难以保持长期稳定，无论制度设计得多完美，也都难以有效运行。

我认为，本书做的显然是一个解剖麻雀的工作，不可否认桔镇在中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但是本书提出的策略主义仅仅适用于解释一些财政收入不足的乡镇，不足以来说明所有的乡镇。乡镇采取策略主义的逻辑起点是：乡镇自身行政能力、财力等的不足，导致无法完全应对好上级、下级对该层级政权的要求，被迫，被动的采取看起来合情、合理的做法。要想让乡镇避免走策略主义的路线，只能是国家政权建设的重心往下走，啥时候“国不以利为利，而以义为利”了，乡镇就不会走策略主义的路线了。

第四篇：中小学教师职业压力与应对策略1

中小学教师的职业压力与应对策略

李玉峰

(张家口教育学院宣化分校,河北，075100)

摘要：目前，教育内部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关键字：

随着改革的深入，整个国家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转型。教师作为公民的一分子，本身就承受着较大的生存压力，加之教育内部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教师曾经聊以自慰的职业稳定性也将被聘任制所取代。面对方方面面的变革，教师普遍产生了较重的工作压力和职业危机感。如何面对来自工作、生活、社会等方面的压力？如何纾解压力？如何变压力为动力？是摆在我们每一位教师面前的一个大问题。

一、教师压力的普遍性与广泛性。

压力，作为心理上的一种紧张状态，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压力是个体预期未来可能发生的不安，或对威胁有所知觉，因而对有机体产生刺激、警告或使其活动①。从上述压力的定义可见，压力由三个成分组成，即：外在环境、对环境的评估、以及对情绪和生理刺激所做的反应。外在环境的要求只有在被当事人了解并被认真考虑时，才足以称之为压力，事件本身并不会引起压力反应，事件本身及其内容都是中性的，最主要是我们对于事件的认知或评估而使事件形成压力。

那么教师职业压力是指由教师职业中的威胁到教师自尊或健康生活和工作的各种因素所引起的教师生理、心理上的反应对教师个体产生的不良影响。

很多研究发现，教师在工作中普遍遭受到职业压力。国外及台湾地区的研究发现，大约有1/3的教师存在比较严重的职业压力，我国为数不多的几个研究（于红晖、徐长江、徐富明）②③③发现，我国大陆教师中半数以上的中小学教师承受着较大的职业压力，很多研究已表明，教师职业属于“高压力职业”，一些研究指出“教师所承受的职业压力与航空交通指挥员一样高”（Crump 1981）,“教师承受的职业压力与全职医生一样高”（Cooper 1989）。近十余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和我国都正经历着持久而广泛的变革，教师体验到的压力，不论在频率上还是强度上都大大地增强了。

教师作为一种职业，承受着较高的职业压力，除此之外，教师同时还要为人父为人母为

作者简介：李玉峰（1968－），女，河北蔚县人，教育学硕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学前教师教育、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E-mail：yflihb@126.com

人夫为人妻为人子女，还会承受着广泛的生活与社会压力，教师的确是一个高压力的角色。

二、教师职业的特殊压力源

压力源，指引起个体紧张状态和不良反应的各种因素。在现实生活中，人人都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压力源，对人构成压力的因素范围十分广泛，如有人将压力源按性质不同分为四类：①躯体性的，直接作用于人的肉体，如疾病和各种身体损伤等；②心理性的，如人际冲突、工作紧张、以及不切实际的预期、“凶事”预感等；③社会性的，主要指要求个体应对或适应的社会生活情境和事件，如工作或学业失败，结婚、离婚、丧偶等，也包括社会政治**或经济制度的重大变化等；④文化性的，指要求人们适应和应对的文化变化问题，如“文化性迁移”——即从一种语言环境到另一种不熟悉的语言环境时，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习惯等遇到的各种问题。

教师除了可能面对以上各种压力源以外，职业因素（工作要求、条件、工资报酬、晋职等）也会引起教师的心理上的紧张状态，许多研究已表明，压力已成为教师职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不同国度的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教师职业压力源，例如，研究者发现英国教师主要的四个压力源是：学生的不良行为、不足的工作条件、时间的紧张感及不好的学校风气；另一研究者发现地中海地区200多名小学教师主要的压力源是：学生的不良行为、时间或资源不足、职业承认需要、人际关系不良和工作负荷重等，而其中主要的压力源是工作负担和学生不良行为；我国学者徐长江③（1998）提出教师职业压力主要有6个纬度：职业发展（社会地位低、工资福利欠佳等）、考试压力、学生因素（能力参差不齐，各种行为问题、缺乏学习兴趣等）、工作本身（工作条件差、班级规模过大、缺乏教学资料设备，工作负荷过重等）、学校组织中的角色、结构和气氛等。知名学者冯伯麟教授呼吁：教学重负、经济负担、考试压力、晋级与进修机会太少，是中小学教师压力大的主要原因。我国学者徐富明④（2001）在研究中发现；我国中小学教师正面临一种新的压力源，即工作聘任压力。由于伴随着当前教育人事制度的改革以及教师队伍中量的相对饱和和质的相对欠缺的矛盾，中小学教师日益感到了更大的谋生压力。教师原本聊以自慰的职业稳定性被聘任制所取代，教师们的无助感和无奈感与日俱增。一方面考试压力、工作负担并未减轻，另一方面又要时时接受方方面的评定考核，加之教师职业在我国的社会地位本就不高的现实，教师们更多地感到了生存的巨大压力。与之相

反，教师自身发展的需求被湮没在生存压力中，尽管教育人事制度改革的初衷是激励上进、鼓励发展，但现实中多数教师从中感受到的不是动力而是压力，不是百舸争流的良性发展，而是人人自危的生存挣扎。

三、职业压力对教师的影响

压力是否均令人手忙脚乱、出冷汗、忧郁、闷闷不乐、六神无主？事实上，压力的反应有心理上的、生理上的、也有行为上的。通常，当一个人感到不愉快或有上述情形时，即受到压力的压迫，但并非所有的压力均是令人不悦的。压力也能使人振奋，给人力量，从生理角度而言，无论悲或喜的压力反应，均能让体内分泌压力荷尔蒙，我们称健康的压力为愉快（动力），不健全或不愉快的压力为苦恼。所以，压力有如调味作料，适量可使一道菜美味大增，太少则食之无味，太多则难以下咽。

压力影响从性质上看有积极与消极之分，积极的压力反应有利于个体适应环境、能唤起个体的警觉水平，使人注意力集中、思维活化，从而提高人适应环境的能力；而消极的压力反应，妨碍人适应环境，当压力持续过久或过于突然，超出了人的适应能力时，压力就阻碍人有效地工作与生活，对人们身心及行为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

压力的负面影响是我们最关注的，大量的研究表明，教师的职业压力会对教师的身心健康、工作热情及教学质量产生不利的影响。国外有研究报道：所有病人的70%是导因于与压力有关的疾病。一些研究者在多项调查中发现，教师在遭受压力时的反应主要有：头痛、焦虑、挫折感、疲惫、睡眠不良等。Spooner（1984）调查了294名小学教师在压力下可能产生的15种症状，结果发现得分最高的四种症状是疲惫、焦虑、挫折感和紧张。教师长时间地承受较大的职业压力甚至会导致职业倦怠，职业倦怠是一种源于职业压力的身心综合症状，其主要特点是对工作的退缩和不负责任、情绪和身体的衰竭以及各种各样的心理症状，如易激惹、焦虑和自尊心下降等。教师一旦产生了职业倦怠，就会对教育工作完全失去热情，甚至开始厌恶、恐惧教师职业，表现出明显的离职倾向，从而对教育教学质量造成严重的影响。此外，职业压力还会导致教师的消极行为增多，如行为冲动、情感失常、吸烟酗酒、怠工旷工、想惩罚学生、丧失幽默感等，而且这种消极行为常常会在教师之间相互强化，从而影响整个学校士气。

从性别上来看，女教师在面对学生不良行为时感到的压力比男教师大，而男教师在行政

和文书工作中有较大的压力；从压力症状来看，女教师在头痛、流泪和疲倦三项比男教师多发生；在教学方面，年轻资浅教师在处罚学生、维持班级秩序、对行政主管的态度方面比资深教师压力大。一项调查发现：女教师和年轻教师尤其是五年内教师压力相对较大。

四、应对策略

应对策略（coping strategy）也称具体的应对努力（specific coping efforts），是指个体处在一个特定的压力时期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包括认知和行为的改变以及情绪的调整等。应对策略会根据压力本身的性质，随着时间和情境发生变化。应对策略有三个明显的特征：变化性、情境性和应对效果的不确定性,前两个特征强调了在压力情境不断展开过程中个体实际的不断变化的认知和行为努力；第三个特征指每种应对策略及结果都不是单一的，即在某些方面积极而在另些方面消极，并没有绝对“好”或“坏”的应对策略。

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教师的应对策略主要有三种类型：主对面对型、消极回避型、自我调控型，对压力事件的积极评价和计划解决可归为主动面对型策略；幻想、情绪渲泄与回避问题可归入消极回避型应对策略。研究表明：我国中小学教师在应对职业压力时，采取以上两种应对策略的比例大体上相等，而自我调控型应对策略则介于两者之间，属于折中型的应对策略。在教育实际中，教师承担着神圣而艰巨的育人教书重任，我们很多教师在面对职业压力时会时刻提醒自己更理性更现实地看待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即便有很多的负面情绪，依然会从职责角色、职业形象方面约束自己，以适度的方式应对压力。

Newton描述了五种职业压力的应对策略：①和其他人商谈（如上司、同事等），②直接采取行动，③充分的准备（问题评价、获得信息以及寻求解决办法），④退缩和回避压力，⑤表达无助和怨恨等。很多研究揭示：采取回避及掩饰的应对策略的教师（如酗酒、吸烟、吃药）报告了更高的压力，在男教师中更为严重。教师表达的无助和怨恨与教师的社会支持较低有关。教师社会支持主要来自于社会、家庭、学校领导、同事、学生、学生家长等各个方面。别的方面暂且不说，单就同事的社会支持就能够帮助教师采取有效的策略以应对压力⑤，但遗憾的是，学校的组织文化以及教师不愿向同事承认自己所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得很多教师不能缓解压力。另外，对压力情境的再认知和积极再评价会有助于缓解身体和情绪的疲惫，而且还能增强个人的成就感。

国外的一项研究揭示：在教师意识到的35种应对策略中，被教师认为最有效的五种应

对策略是：①确保自己理解自己所从事的教育工作；②更充分的课程准备；③在压力情境中发现其幽默的一面；④放弃进行不下去的事情；⑤优先解决当前的最大压力事件。而被教师极少用来减轻职业压力的策略包括：①花一天时间充分放松自己；②向有关的专家请教；③读有关减轻压力方面的书籍；④参加一个有关压力减轻的研讨班。有趣的是，以上四种应对策略都被专家一致推荐为是可以有效减轻职业压力的好办法，但现实中广大教师却很少运用（对于某些教师来说，可能限于条件）。相反，现实中教师最常采用的压力减轻策略是：不再以欣赏的态度看待工作、在学校里进行一些身体锻炼、更加现实地看待自己的工作目标„„

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有生活压力、经济压力、子女升学就业压力、赡养老人压力等等，在从事教学工作时，又会伴有职业压力，尤其是责任心强的教师会更深地体会到来自学生方面的压力，同时学校行政人员为了激发每个成员的最大潜能、发挥组织的效率，也增加了教师的某些工作压力，当压力构成对个人身心伤害和效能降低时，便须加以调适。压力调适的第一步，是对压力要有正确的认识，能区分长期压力和短期压力，良性压力和有害的压力。当压力来临时，相信压力虽是危机，但也会蕴藏机会和机运，进而主动地适应压力。

另外、专业态度适当的教师报告的工作压力较低。因此，对态度不当而感受很大工作压力的教师，应时常检讨自己的教学态度，爱学生、爱教育工作、具有教师的敬业精神，并改变权威和严厉的管教方式，提高教育专业素养。有了适当的教学态度，便能与学生建立和谐亲密的关系，也能有效地进行教学和辅导工作，因此能降低工作压力。

总之，我们对教师的几点建议是：①正确认识压力事件，②良好的心态和开朗的性格，③常与家人、同事、领导沟通，建立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④平日从事正当的娱乐活动，练习松驰技术（如利用轻音乐、闭目想象、深呼吸„„）⑤工作时间、家庭生活时间尽量相对独立，理清不同场合的不同角色，善用时间，⑥当压力太大造成障碍时，必须请心理医生和辅导专家的帮助。

此外，学校的小环境在减轻教师的职业压力上有很大作用，学校的领导、行政人员的组织管理方式的优化可以调适教师的压力。学校对年轻教师在教学辅导、研习上多帮助支持，并增加年轻教师与行政的沟通，使年轻教师了解教育法规与行政运作的轨道，可以减少行政压力。

参考文献：

①王以仁、陈芳玲、林木乔，《教师心理卫生》[M]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

于红晖，中学教师工作压力状况研究[D]，北师大硕士论文, 1996

徐长江，中学教师职业紧张状况及其原因的调查研究[J] 浙江师大学报（社科版），1998,03 徐富明，中小学教师的职业压力应对策略及其相关因素的研究[D], 北师大硕士论文2001 Kyriacon,c.(1987),Teacher stress and burnout: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 29.146-152②③④⑤

第五篇：精神科护士压力与调适策略

精神科护士压力与调适策略

南宁市社会福利医院

凌青机

关键词：精神科护士、压力、调适策略

摘要：当个体的压力反应超越个体的承受能力时，就会引起许多心理卫生问题，严重或者长期的压力还与一些功能性躯体性疾病或心身疾病有关。精神科护士是特殊的护理群体，服务对象为失去理智的精神病患者，而且工作量大，环境封闭，故精神护士要受特殊的压力，直接影响护士的心理健康。如何帮助他们缓解压力，直接影响护士的心理健康。如何帮助他们缓解压力，适应环境，维持这一群体的心理健康，已成为精神科管理者的课题。本文探讨与精神科护士压力的相关因素，采取相应的调适策略，促进护理质量进一步提高，保持精神科护士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1、精神科护士压力相关因素分析

1.1、精神科护理工作特点决定了护士的工作压力。

精神科护理工作面对的是缺乏自知力，没有理智的群体，攻击伤人难以意料，护理人员心理始终处于紧张状态。服务的对象是心理障碍、没有自知力、缺乏理智、大脑机能失调、言行紊乱、不配合治疗、拒绝治疗、干扰护理工作的精神病患者，护士在护理这些患者时心身的付出要比护理躯体疾病的患者大得多，护理人员心理处于紧张状态。

1.2、工作环境的封闭性

精神科病人由于精神症状的特殊性，使病房管理实行封闭管理，护士长期与思维贫乏、情感淡漠、生活懒散的病人在一起，很难进行有效沟通，护士会有一种被囚禁感，有些精神病人生活懒散、个人卫生差，甚至随地大小便，使病房的环境受到一定的影响，精神科护士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内心有一种压抑的感觉，这样就会影响心理健康。

1.3、精神科护理工作繁重

由于精神病人是由于精神异常而不能适应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甚至丧失了自我保护能力，表现为自伤或伤人的行为，危害自身及他人安全；也可表现为退缩、孤僻、生活不自理，病人从入院到出院，几乎绝大部分的治疗、观察、照料工作都要护士承担。护士不仅要为病人做好生活护理，而且要做好心理护理，保证病人的生命安全，此外护士除执行医嘱，配合医生进行治疗外，还要做好病人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建立起良好的病区秩序，以保证医疗工作顺利进行。护士长期处于高强度工作压力下易出现情绪不稳、易激惹、护理质量下降，成为影响护士身心健康的压力。1.4、夜间岗位风险大

精神科男病房夜班护理岗位设置一般是双班，一名男护士和一名女护士上班，两名护士要看护80多个病人，当患者病情反复、突发冲动伤人、毁物时，在班护士处于极度压力，不能有效控制患者，护士和患者的人身安全，存在较大的风险性。护士的注意力，高度的紧张状态，压力和不安全感成为护士身心健康的因素。1.5、家属对治疗、护理期望值高 精神病患者由于其疾病的特殊性，在治疗效果和患者家属期望值存在一定的距离，患者家属对精神疾病的认识缺乏，需求超过了目前的现实条件，造成医患的信任感降低，护理人员辛苦的工作得不到有的认同，造成护士的自我价值得不到充分的肯定和尊重，就会产生工作满足感缺乏，影响护士心理健康。1.6、心理卫生知识缺乏

由于多数护士未受过心理健康的专门教育和训练，缺乏医学心理学常识，不了解各类疾病的心理，也不会及时调适自己的心理，一旦在工作生活中受到挫折，则不会运用心理学知识，科学地进行自我的心理调节。1.7、家庭的压力

精神科护士在工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家庭也扮演着多重角色，家庭矛盾是避免不了的，繁忙的工作使护士筋疲力尽，与他人交流时间减少，亲近渐淡，人际关系不理想，使护士感到无所适从，苦闷难言，引发忧愁，烦恼等负性情绪。

2、调适策略

2.1、增强精神科护士自身应对压力的能力。

护理管理者应适时评估压力源对护士身心健康影响程度，加强护士心理学知识的培训，有针对性进行减压的训练，提高护士应对压力的能力，给予护士充分理解。平时就要注意对自己心里素质的培养，对内能控制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对外能根据环境的改变进行心理上的自我调节。保持健康的情绪。面对压力选择积极的应对措施遇到挫折能够与护士长、同事交流、以缓解压力。同事间应相互鼓励和帮助，共同建立一个友好、和谐的工作氛围。让精神科护士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坚强的意志，还要有耐心克制、稳定的情绪、严肃的态度，乐观、开朗、无私的性格特征，提高工作质量。2.2、培养护士具有预见性思维能力。

预见性思维是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预见病人可能出现哪些病情或变化。预见性思维是护士根据临床资料预测潜在问题，判断病情和对各种危险信号的鉴别能力的综合过程。在观察病情时，护士能否正确预测，估计病情演变，直接关系到病人生命安全。预见性思维要求护士在不良后果未发生之前，就要考虑到它可能发生或可能发展的趋势，采取预防措施于病情发生之前。从病人异常的言语、表情、行为、动作中加以分析，综合探索症状之间的有机联系和互相影响，推测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时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发生意外，减轻护士心理压力。

2.3、加强继续教育。

护士要不断拓展自身的知识、领域、除学好专业知识以外，要广泛学习护理专业的边缘学科，如社会学、美学、心理学、伦理学等，以提高自我评价事物的能力，诸多知识的储备，能使护士在挫折面前头脑清醒，应变自如，摆脱心理困扰，减少心理的发生，以充沛的精力工作。

2.4、体现精神科护士的自我价值

精神科护士缺乏自我成就感，他们面对的病人特殊，至于低，家属的不理解及社会要求高，造成护士自我价值较低。因此，护理管理者应挖掘每名护士的优势和潜力，积极引导护士的学习兴趣不断更新知识，尽量满足护士的学习需求，另外，还可以安排高年资护士参与护理教学及可是的管理等等。充分体现他们的自我价值。2.5、护理管理者应加强对护士的关怀。

要给护士一种宽松、愉悦、团结、奋进的工作氛围，培养缜密、热情、精细、顽强、幽默的工作团队。为护士举办迎新会，节日会餐或组织护士进行郊游活动，尽可能使身心放松，在工作中出现失误时，管理者不应只是批评，还应重视正确的心理引导。护理管理者应经常倾听护士的心理感受和工作中的压力，及时进行安抚、反馈、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定期聘请专家进行心理卫生知识讲座，提高心理护理质量和提高护士心理素质。2.6、健康的生活方式

合理安排生活节奏，正确定位工作、生活、人际关系，学会在繁忙中求得休息，下夜班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和丰富的营养。参加一些文体娱乐活动，加强亲朋好友之间的交流，不断的陶冶情操，开阔胸襟，消除不良情绪，保持心理健康，以更大的热情去搞好工作。

3、总结

精神科护士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长期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造成焦虑情绪长期存在，不仅影响身心健康，而且降低了护士的工作效率，因此，医院应积极改善护士的工作环境；护士学会心理的调适；护理管理者根据护士产生压力的来源，采取相应措施，才能有效缓解护士的压力，从而保持健康的身心，以充沛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参考文献

（1）杜婉怡 精神分裂症患者心理分析及临床护理干预 中国健康月刊，2011，30（12）：51-52（2）主编 沈渔邨《精神病学》第5版，人民卫生出版社（3）马丽 护士工作的自我保护 《心理医生》杂志社，2012（4）郭念锋主编 《心理咨询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