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企业管理的“人治”与“法制”

第一篇：浅谈企业管理的“人治”与“法制”

论企业管理的“人治”与“法治”

道家有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人，则是万物之灵，人与世间万物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人有思想，人具有创造性劳动的能力，具有多层次的需求而非仅限于生存需求。自人类产生有意识性的劳动以来，人就学会了团队协作，由此而产生了“社会”“阶级”，因此，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创造，有生产，有协作。

与此同时，人是有欲求的，因此，人在社会群体中，自然而然的就会因利益的分配而产生矛盾，摩擦，是所谓“两个人，就会有摩擦，三个人，就会有阶级”或许，这就是“众”字的由来。

一个企业，也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而企业的领导人，则是这个小社会的缔造者和管理者，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社会，是需要有规则来制约的，企业领导人，即是这种规则的制定者。而企业的文化，则是这种规则的精魄所在。因此，作为一个企业，自创始之初，必先建立其企业文化，而后制订相应的规章制度。作为一个企业，是要侧重于法治，还是人治，这似乎是两个对立的问题，其实不然，一般企业创始之初，采取的多为独裁式管理，即老板独挡一面，员工按老板交办的命令执行，老板既是高层决策，又兼任中层管理及基层业务；而后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则慢慢转化为共同参与式管理，即全体员工广泛参与，老板最后决策；这些，其实都属于“人治”。但是，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随着组织架构的逐渐完善，“人治”必然不再适用，此时，就必须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逐步实现“法治”。

“人治”，在企业初创阶段，的确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促进团队凝聚力，激发团队创新能力，但是，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组织机构日益完善时，“人治”的局限性就会日益显露出来，一个“人治”的企业，发展速度与规模主要取决于老板的个人能力，但个人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在当今团队英雄的时代，老板事无巨细事必躬亲，每天疲于奔命；中层管理碌碌无为，甚至任人唯亲，派系纷争；员工唯唯诺诺，缺乏创新能力，必然会对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及风险的控制造成一定阻碍，此时，企业就亟需建立起完善的管理制度，逐步实现“法治”。“法治”阶段，用规章制度来管理一个颇具规模的企业，势必令企业内部分工明确，一台庞大机器有条不紊的运转，靠的是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而机器上每一个零件的位置与职责，都是由制度所赋予和制约的，这样一来，即使其中有个别零件发生故障，也不至于给整台机器造成灭顶之灾。而与此同时，每个零件的各司其职，也从根本上降低了人为所造成的内耗。

但是，以“法”治企，虽然是一个企业发展的必然阶段，“人治”却也不是一无是处，必须彻底摒弃，毕竟，企业制度的根本，源自于“人治”下的企业文化，因此，个人认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在管理上应该是“以人治来构筑核心的稳定，以法治来维护机构的运行，人法并治来激发团队的创新能力”。

一个企业，核心的稳定，源自于高层管理团队的稳定性和中层部门之间的契合度，一个优秀高层管理团队的建设，对企业的战略发展至关重要，团队的流失，往往会给企业造成巨大影响，此时，以人为本，往往效果会好于近似冷酷无情的规章制度，而人治，正是“以事业留人，以感情留人”；在中层部门执行中，一个计划的制订和执行，需要各部门的协调配合，此时的人治，往往会令方案的设计更具有创新力，全面性，整体性与合理性；高压的制度是逼迫不出创新能力的，只有在和谐宽松的氛围中，人的创新性才会被充分激发出来；但是，在具体执行中，严格的制度，又是确保执行力有效手段之一；因此，在企业中层的管理中，应以“人治”与“法治”并用，以“感情留人，待遇留人”，以人法并治来激发团队的稳定性，创新力和执行力；而整个基层部门的执行，却必须要靠严格的制度来做到各司其职，令行禁止，以“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以“法治”来确保机构的执行力。

另外，“人治”与“法治”的管理，并不局限于企业自上而下这一层面，一个企业，按职能划分，一般可分为业务部门与管理部门，对于业务部门来说，每天要面对的是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和客观因素的变化，因此，在管理上侧重于“人治”更有利于激发团队的创新能力及对客观环境的灵活应变能力；而对于管理部门来说，“法治”则更便于制度管理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因此，针对于管理部门更需要的是“以制度来制己制人”。

综上所述，一个企业的管理，需要的是“法治”与“人治”的多维结合，而非简单的垂直化单一制度管理，当然，还有一种管理方式“无为而治”，历史上最有名的，莫过于“帝舜”的“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但是，相信任何一个创业者，都是不想，不敢，也不愿去尝试“无为而治”的吧。

第二篇：从企业管理看人治与法制

在以往的华人社会，家族企业通常是“任人唯亲”，家长式管治，目标是将家族事业代代相传；综观国家政治方面，亦自古崇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国泰民安的希望寄托在圣贤明君身上。由此可窥见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治”观念根深柢固。

随着世界经济大同，东方传统与西方理念正面交锋，中国人希望藉提高道德修养带来廉洁善政，管治以人为本，法中有情；西方社会则对人性比较悲观，首先假设人是自私及损人利己的，故以法制衡，违法必究。孰优孰劣？各执一词。

但观乎近年来中国社会经济腾飞，道德观念却每况愈下，道德重整又谈何容易，相信法治精神将越来越受重视。曾经盛极一时的“科龙”企业1993年已在香港上市，其创业老总潘宁谈及香港与内地经营环境差别时说：“在香港不需要结识官员，百分之百时间可用于市场和业务，回到内地，你非应酬不可”，一言道破中国“人治”状况对经济发展的掣肘，同时更证明香港健全法制之可贵。

“法治”在辞渊中解释为：“以法律为治国依据，如立宪制度称法治，对人治言。”中国近代史上虽多次立宪，但法治观念仍未深入人心，值得中国人反省深思。

在企业管治中，习惯“人治”的中国企业常常碍于人情，难以赏罚分明，发生过失亦不愿承担，不敢面对现实，甚至拖延隐瞒，导致恶化。反观西方企业作风现实，一旦发现对公司不利，大刀阔斧解决，看似毫无人情味，实乃企业生存之道，正如人类进化过程中的“物竞天择”、“汰弱留强”，看似残忍，实质上却有效推动了社会进步。

近代社会发展惊人，各行各业对人才的专业要求越来越高，家族公司若想跟上时代潮流，必须在体制上确立 “法治”而非“人治”，才能吸引优秀人才为公司效力，以现代化管理模式，确保公司屹立不倒。李嘉诚先生能成为华人首富绝非侥幸，端赖其高瞻远瞩，以高薪广聘专才，知人善任，集中外管理模式之优点，建立优秀的人才团队，使家族公司成功迈向国际知名大企业。

以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来看，营商中的人脉关系固然重要，但终将会被专业知识所取代，希望法治能在中国早日实现。

第三篇：法治与人治 优缺点

法治与人治的区别:①两者基础不同。人治建立在个人专断与独裁基础上，而法治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②两者特点不同。人治呈现出随意性、多变性的弊端，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而法治具有统一性、稳定性、权威性的特点，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能有效地制裁违法行为，保证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发展。③二者体现的原则不同。人治体现不平等的原则，而法治体现平等的原则。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人治好还是法治好？恐怕如今没有人不说法治好。但是我们现在说的是学术评价。

在学术评价中，所谓的“法治”，如今自然就是“量化”──单位时间内发表了多少SCI、EI、CSSCI论文、出版了多少专著（许多地方还要统计字数）、得了多少数量多少级别的奖项、拿到多少“课题”、入账多少经费……，这些数据是“硬杠杠”，有了这些“硬杠杠”，往上一套，人人平等，似乎优劣立判。各种各样的评估、申报等等，也都只看这些数据。这套做法近年愈演愈烈，许多有识之士都已经指出其种种弊端。然而维护这套做法的理由也很雄辩：你说这样不好，那怎样更好？！

确实，在“法治”必然就好的思维定式之下，很难想出更好的办法。于是因循下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办法改变。然而，在学术评价问题上，“人治”的思路，就绝对不能考虑吗？让我们试着沿这条思路往下走走看如何？

当年梁启超向清华校长推荐陈寅恪，校长问陈有何学位？，梁说没有；问有何著作？梁说也没有，校长表示，这就很难接受了。但梁启超说，陈的论文，价值远在我梁启超的许许多多著作之上。校长相信了梁启超的推荐，遂聘陈为导师。

在上面这个故事中，清华校长起先是打算“法治”的──讲学位、著作之类的“硬杠杠”，但最后他却采纳了“人治”──人治者，信任某些个人的判断力也。梁启超学问深湛，名满天下，校长认为他的判断力是可以信任的。梁既享此大名，自己亦必爱惜羽毛，决不至于胡乱推荐。

沿着这个故事往下思考，我们可以看到“人治”和“法治”的两种结果。

先看“人治”：陈寅恪之受聘清华，果名副其实，则在校长为用人有方，在任公为荐贤有力；如其名不副实，则在校长为用人不当，在任公为荐人失误。校长即使想要推卸责任，至多只能说一句“任公误我”，作为校长，终究难辞其咎。

再看“法治”：如校长坚持要陈寅恪有学位和著作，则只能不聘，如果后来陈受聘别处，我们能不能指责清华校长错失人才呢？不能，因为他可以辩解说：“硬杠杠”是天下公认的，我若聘陈作导师，其他有学位、有著作的人不服怎么办？

那么如果某人有了学位和著作，受聘之后却名不副实（这种现象如今太多了），又怎么办？我们能不能指责清华校长用人失当呢？也不能，因为他可以辩解说：他“硬杠杠”过硬，我怎么能知道他会名不副实呢？学位是别的大学颁授的，著作是别的学术机构审查的，高学位而低能，学术著作中有水份，这些都非我个人之力所能左右，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全社会共同努力”，怎能专责我个人？

更重要的是，既是“法治”，聘任必经过某种委员会会议通过，通常，校长个人在这样的委员会中也只有一票，这就更难要他承担责任了。

至此我们似乎可以推出这样一个结论：学术评价上，“人治”与“法治”相比，至少有一点：“人治”必然有人为后果负责，“法治”则可以无人为后果负责。事实上，如今愈演愈烈的量化考核，败坏学风，制造泡沫，催生腐败，已经给学术界造成了极大损失，我们看到过有谁为之承担责任吗？

在陈、梁故事发生的年代，在学术界实行“人治”是可行的——甚至可以说那时就是以“人治”为主的。但是现在的学术界能不能回到“人治”去呢？恐怕很难。周振鹤教授有名言曰：“现在是平庸的时代，是没有大师的时代。”没有大师，即使真想“人治”，恐亦不可得也。何况大师如今又很容易被指为“学霸”或“学阀”。

说到这里，我还是很想重复一遍当年梅贻琦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现在这句话已经被人重复滥了（尽管经常有文字出入，甚至张冠李戴），许多大学校长也经常提提这句话。但是，很多人骨子里其实根本没有认同这句话。

为什么？因为在量化考核中，“大楼”和“大师”的优劣是再清楚不过的：“大楼”可以“验收”，可以“得分”啊！——“实验室面积”多少多少平方米、“办公用房”多少多少平方米……，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政绩”啊！而“大师”算什么？可以“验收”吗？可以“得分”吗？“大师”不仅不能为量化考核作出贡献，反而要花钱供养他，他还可能不听校长院长系主任的话，我们要这种东西干什么呢？

所以我们就远离“人治”，依赖“法治”——就是量化考核。

摘要：法治和人治的问题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如何在法治与人治之间进行权衡，比较二者的不同和各自的优缺点，对于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加深对法治与人治的理解，使我们对中国现代法治进程形成一个更为务实的态度，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人治 法治 含义 启示

历史上有关法治和人治的争论，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观点。儒家主张人治（或德治、礼治），法家主张法治；第二次指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前者主张人治，后者主张法治；第三次指中世纪资产阶级先进思想家为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有关法治的观点。在这三次争论中，法治论者和人治论者对法治和人治展开了论战。那么什么是人治，什么又是法治呢？

一、人治的基本含义和特征

人治作为一种治国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几千年，人治是同君主专制相联系的，他的基本特征是统治者的权力和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可以说“人治” 是封建等级、特权的产物，“人治”本身也是统治者的特权，即凌驾于社会法律之上的特权。在我国被后人概括为“人治”的是儒家所倡导的贤人政治，是指“德政”、“仁政”和“礼政”。这种政治不仅要求统治者具有自己的时代的“仁”、“德”、“礼”政观。而且对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要实行仁德教育化，用道德理想教育人，管理人，以达到治国目的。人治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1.政治权威神化 在人治政治中,最高统治者往往被视为上天派来的无所不知、无所不通、无所不对的圣人,他的话被称为圣旨,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使得人人都极为敬畏。在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以天子、龙种自居,以“奉天承运”作为自己的合法性基础,定期举行祭天大典,与上天进行心灵的对话。御用史臣们不惜造出祥瑞之气流行、麒麟出现等神话,为皇权披上神秘的外衣。

2.法律权威弱化 在人治政治中,法律存在的价值完全在于最高统治者的需要,法带有很大随意性,法律必须随权力变化,法律是权力的婢女。最高统治者掌握着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权力的行使一切以最高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一切既定的规章制度、政策条例、宪法法律,均不能真正形成对最高统治者的约束力,最高统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决定对制度法规的取舍。因此,政策法规朝令夕改,摇摆不定,在人治政治中是司空见惯的事。

3.约束机制软化 在人治政治中,各级领导人被视为有着崇高的理想目标、高尚的道德信念、没有独立的个人利益并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道德主体。对他们的约束主要是道德机制而非制度机制。当领导干部被发现有滥用权力、徇私枉法等不良行为时,往往简单地归结为思想作风问题,如“剥削阶级思想的腐蚀”、“革命意志的衰退”等等。相应地,解决问题的手段不外乎改造思想、改造世界观、整风等,藉此来坚定官员的道德信念、提高官员的政治觉悟。由于思想改造和整风只能起作用于一时,所以运动要不断地进行下去,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地搞个不停,因为思想改造稍一放松,各级官员就可能走到邪路上去。在这些手段都不能奏效之后,就只有诉诸阶级斗争了。

二、法治的基本含义和特征

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式,是指主要依靠良好完备的法律来治理国家,把国家的长治久安维系于国家的法律和制度上,认为法律和制度比领导人的素质更靠得住。“法治”并不排斥领导人个人的权威和作用,但认为这种权威和作用必须置于法律之下。人治和法治的分歧,并不在于治国的过程中要不要法律,也不在于要不要领导人的权威,而在于法律和领导人的权威哪个更大。领导人的权威至上便是人治,法律至上便是法治。二者必居其一,不可能平分秋色。法治思想源远流长,最早发轫于古希腊。法治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1.政治权威俗化 法治政治是民主政治,是普通人的政治而非“圣贤政治”。国家领导人身上的神圣光环已不复存在,在公众眼里,他不仅要过世俗生活,而且也免不了会和大家一样犯错误。人们已不太在乎领导人有多么迷人的超凡魅力,不太关心他是否能提供一种主义、一种理想和一种感召力。人们真正关注的是他的实际政绩,关注的是他能否增进大家的福利和权利。人们对待领导者的情感也由狂热归于平淡,理性的成分逐渐增多。

2.法律权威强化 法治社会中,法律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和最高的权威性,社会秩序主要表现为法律秩序,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和主要的社会关系均纳入法律规范的调整范围。法律成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方式。法律的至上性意味着没有任何个人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即便贵为国家元首也必须服从法律以及根据法律做出裁判。

3.权力竞争优化 在法治政治中,权力是由下至上,逐级授予的,掌权者是由下而上选举的。他们必须承诺对选举他们的人负责,并尊重、保护每个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权力主体在政治舞台上的升降沉浮与选民手中的选票密切相关,为了争取到更多的选票,权力主体必须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做出实实在在的政绩。在人治政治中,人民的选票千万张,不如上级领导嘴一张,而在法治政治中,一张选票值千金。自由公正的选举制度使得权力竞争有了严格的制度来规范,从而变得有序、透明。任何领导人都无权个人指定他的继承人,下任领导者的产生只能经由选举,舍此别无他途。权力竞争纳入制度化轨道,政治运行变得平稳有序,消除或减少了人治政治中的任意性和多变性,在社会公众当中建立起了一种稳定的心理期待,保证了社会的持续、有序发展和长治久安。

三、人治与法治之争的启示 人治与法治的争论在当代社会已不像以前那样激烈，甚至其争论点都已经有些模糊，但争论仍然存在，目前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法治与人治相结合”的观点，我个人也比较赞同这种观点。这种观点当中所说的“人治”实际上是强调在立法、执法、守法的过程中要依靠人,强调人的重要性。而传统的人治则将“人治”理解为一人说了算,理解为以言代法和专制。比如一些主张人治与法治统一的学者指出“徒法不能自行”的道理之时，“法治”派一方面并不否认这种认识的正确性,但同时又论辩说,法治并不否定人的作用,但关键是人要服从法。人要服从法实际上是法的严肃性问题,人治与法治的争论实际上并不涉及法律的严肃性问题,主张“人治与法治应该结合”的学者没有否定法的严肃性,倒是主张法治的学者有意淡化人的作用,这是争论中非常奇怪的现象。人治与法治被人为地放到传统与现代、专制与民主的两分法之中,这种两分法在确定法治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它又将传统的治国之道人为地放到了人治的范畴,这对法治社会的建立非常不利。法治难道不涉及立法、执法和守法?这些难道靠法就能解决?当代一些法学家将法治看成是一种“机制”,以为法律可以靠一种“机制”来运行。这里实际上隐含着这样的假设,即只有以利益为基础所形成的制约模式才是科学的、现代的、可靠的。因比,这种机制并不是不依靠人而是依靠利益化了的人。人治和法治的争论对将法治作为治国方略发挥了一定的意义,但当法治目标已确立时,法治本身的内涵并没有达成共识。法治究竟是什么?外界和学术界理解的法治并不相同,学界之外的法治信条是:法律必须体现公道,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超越法律。而学术界理解的法治却不仅仅是这些,在他们那里法治已扩展为现代文明、现代管理机制,并且与特定的“民主形式”联系在一起。法治和作为法治对立面的人治都已经脱离了其本来涵义,法治成了一种特殊的制度模式,而人治则实际上是为推销法治而存在的。这种借法治而“拔高”法治的做法对法治社会的确立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 当法治被“拔高”为一种能够“自行”的机制的时候,法治也就成了技术性问题,只要将西方的法治模式移植过来就可以了,但问题绝不是这样简单。西方的制度模式归根到底是法制,而不是法治,法制是静止的,失去根本的东西,这种形式即使再完善也难以发挥作用。经过多年的法制建设,法律形式和以前相比已经非常完善,但人们仍然觉得漏洞很多,这说明漏洞并不是法制就能解决的。越是将法治“拔高”就越是降低法治,陷入“以术治国”法家的“法治”之中,不利于法治的确立。若法治是一种文明的话,它应是人的文明,而不是法制本身的文明。若法治就是法制,那么“以德治国”就多余了。实际上,提出“以德治国”就是为了完善法治,它不是否定法治,而是克服单纯依靠法制的弊病。德立则法立，“法立而可守,则德可大、业可久”

长期以来，人们总觉得法治是最好的治理方式，而将人治、德治避而不提。最近，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新主张，从而使人治、法治、德治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本文试图从人治与法治之争着手，在理清了二者的关系之后，再讨论德治，以期获取解决这一问题的一条捷径。全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由抗击非典斗争引出对法治优越论的置疑，并联系江泽民的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新主张，提出法治存有不足，人治法治各有所长，应从历史角度加以审视；第二至四部分是正文，分别探讨中西方古代、中世纪及近代、现代这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治法治的理论与实践，主要介绍了古希腊和中国先秦时期、罗马帝国和中国封建社会、中世纪及近代西方、近代中国、前苏联和新中国这几大块的人治、法治之争。第五部分是结论，先总结前面的内容，提出人治与法治是可以结合的，并由此对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新主张作深入分析，主张德治与法治并无太大关系，德治是人治的主要表现形式。人治与法治是两种对立的统治方式！

绝对人治与绝对法治的政权都是不存在的，只能通过在行使政治决策时所占的比重来区分！人治者，必须是掌握了最高政治权力的人，或者是人数极少的寡头（或称巨头）们。法治者，依照宪法与法律（各种形式渊源）的规定，治理国家社会的一系列从上到下的公权行使者，上到国家元首，下至普通基层公务员。

人治的优点是效率高，简便，灵活性强，针对性强；法治的优点是最大限度的保障公平，规范性，透明度高，廉洁性高，容易监督。

人治的缺点，身在神州，千年传承，人性有多少弱点，人治就有多少缺点，在这里混的人都明白，我不细说了！法治的缺点基本上就是人治的优点，外加死板，易被人钻空子。法制的特点就是确定性，因为这种确定性符合西方文化中对理性，逻辑和科学的强调 而人制的特点是不确定，因而也就无法通过逻辑推理来确定其结果，也就无法实现规范和科学。

为什么不在实际接触观摩甚至参与一些案件的处理过程之后再去品味这些东西呢？，当下的条件，所谓法治只是一种理想人治模式的面具罢了，纵向的长官意志决定的组织模式，使得所谓的法治理念的推行始终处于一种极端尴尬的境地，另外，现阶段主要的问题在于，权力资源的分配始终存在空洞和疏漏之处，利益协调机制现在已经在出现问题，中空情况在局部或边远甚至是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已经出现，农村中或者一些中小城镇中的权力如果不加控制，不要讲什么法治，就是基本的行政管理权力都会被宗族或涉黑势力控制，近些年搞出来的大学生村官现象不知是哪个高人想出的点子，实际问题是，这些所谓的高素质人才，无论是实际经验还是业务能力或限于地方资源限制，他们大部分人甚至连融入基本的官员圈子都极为困难，即使能够融入，又有什么意义？那只是一种可悲的同化。所以在权力的运用过程中，试图尝试用更复杂的方法以解决层出不尽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达到希望的效果？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可笑的断层现象，不能认为它的法律移植能力或立法水平有什么问题，但是，在高水平的立法运动展开的同时，如何实际理解、运用至少保证其不出现差错就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所谓人治和法治的优缺点之争在我个人看来似乎并无什么意义。

因为至少在目前，我们无所谓什么人治和法治。这是自欺欺人

第四篇：重新认识人治与法治

“宪政文明史”课程讨论稿 庄康达 思政 10300170039

重新认识人治与法治

在讨论过程中，我发现有许多同学认为人治优于法治。其实，有这种想法完全是因为没有正确认识人治与法治的本质。那么，我在这里就提供一种新的思路来重新认识人治与法治。

我们可以借用数学学科中的极限法思想，让两种制度发展到极限，建构人治与法治的完美模型，以此来评判两者的优劣。

首先，人治的完美模型是金字塔型。其实，对于人治的完美构想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已经提出。在金字塔的顶层是整个系统的领导者，也就是柏拉图所说的哲学王。而金字塔顶层以下的部分则由负责生产的护国者和保卫国家的卫国者组成。这个模型有其一定的优点。第一，效率高。命令从顶层发出到底层贯彻几乎是一条直线，没有任何拖沓。第二，系统的凝聚力较大，可以在短时间内聚集起较大的人力物力。但是，系统缺陷也相当明显。第一，整个系统的思考完全依赖顶层。而位居顶层的人必然是少数，这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寡头政治或专制统治。第二，系统对于顶层领导者的要求极高。从柏拉图对领导者冠以“哲学王”这一称号就可以看出，领导者必须是一个在知识、道德、能力、胆略等各方面都极其优秀的人。但是，这样的“完人”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存在的。第三，这种制度在无形中就会出现分层，而这种分层通常带有不平等性。顶层以下第一层的地位必然远远高于底层，这就会出现社会不公平与压迫。

所以，人治的完美模型有其不可行性，且人治制度本身已无法再自我完善，无法再发展。话句话说，这种制度已经死亡，在历史的潮流中，人治制度也已经被淘汰。

而法治制度仍然在不停的发展完善，所以，我无法很精确的建构出法治的完美模型。我只能大概的猜测法治的最终形态是太极图。遇到有争议的事情，人们会分成两派，且每一派中都会出现小部分人，因为各种原因“叛离”本应归属的一方。两派在不断论辩、攻讦、妥协中，将事情的结果推向中正、平衡，也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公平。而法治的体现就是太极最外边的那个圈。法治——rule of law，我们望文生义的看，rule作为名词就是规则、规律的意思，法治就是将法作为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规则、都信奉的信条。在法治系统中，任何事务都在法律划定的范围内进行，任何人都不能轻易僭越。

显而易见，以稳定的法律为准则的法治模型必然会比人治模型更为稳定、公平。

第五篇：法治成本与人治成本

2000年8月31日 14:37 郝铁川博士 《法学》月刊主编 教授

经济分析法学认为，每一个有理性的人在选择一定的行为方式时都会坚持三个原则：第一，投入较少原则；第二，一举两得原则；第三，成功率较高原则。

这一从常识中提升的理论告诉我们，人是天生的经济人，他选择什么、放弃什么，都会本能地进行一番成本与收益的盘算。那种完全超越现实功利、一味追求未来理想的行为在任何社会都只能是少数人的行为，绝大多数人还是怎么方便、便宜就怎么来。

就说人治与法治吧，自然经济社会之所以流行人治、排斥法治，是因为那时的人们感到人治比法治省钱、省力；商品（市场）经济社会之所以推崇法治、否定人治，是因为人们感到法治成本比人治成本低，既方便又安全。

在自然经济社会，尽管也有法律、法庭和法官，但由于没有电话、电报、传真等现代通讯手段，没有汽车、火车、飞机等现代交通工具，老百姓打一场官司跋山涉水，从穷乡僻壤步行到城里，耗时费力，破财不计其数，应酬不胜其苦。相反，若是让族长、绅士等出面裁决是非，则省时省力，免受不少破财劳累之苦。在这种情况下，凭什么让老百姓去选择法治而不选择人治呢？

而在市场经济社会，人们不再是聚族而居，而是哪里有利润就往哪里跑，现代媒体和交通工具又能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缩小至零，选择统一性的法律作为交易规则，要比应付自然经济社会千姿百态的地域性风俗习惯方便；选择司法程序来解决纠纷，要比千辛万苦地选择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熟人的调解迅捷；选择国家强制力来捍卫自己的权益，要比私力解决更省力、有利。因此，人们感到选择法治的成本低于人治，自然要告别人治。

一些宣传法治的人往往着眼于法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中的重要作用，但却忽略了寻常百姓是否接受法治，并非基于什么抽象的正义、公平，而是具体的一笔账，付出是多少，收益又如何，值不值得。如果诉讼成本让人感到难以承受，那么当事人情愿私了，“不蒸包子蒸（争）口气”的人毕竟是少数。

由于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的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各个阶层的社会经济生活条件各不相同，法治与人治的成本与收益对每一个人来说，必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要想使所有的人都接受法治，在所有的地区都实现法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是一段漫长的路程。电影《被告山杠爷》上映之后，有的观众在《文汇报》上提出质疑：不管山杠爷的手段如何，从客观效果来看，那个偏僻的山村被山杠爷管得井井有条，计划生育搞得好，社会治安搞得好，生产年年有进步，尊老爱幼，民风淳朴。法律不顾这样的客观事实，只抓住山杠爷让一泼妇游街、导致泼妇羞愤自尽一事，把山杠爷投进大牢，那么，法治还要不要最终以社会实践、客观效果为检验尺度？这样的质疑并非毫无道理。在那些穷乡僻壤，究竟是法治行得通，还是人治行得通，实在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些地方的乡镇领导总是努力让一些家资殷实，略有“泼皮”气息的人当村干部？无非是这些人办事有实力，弥补了政府执法成本不足的缺陷。还有，《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为什么一开始不惧艰辛地向司法机关“讨个说法”，但当最后村长被实施治安拘留处罚之后，秋菊却又困惑不解，这样的结果并不是她要讨的“说法”。这是因为，秋菊很清楚，她得到的这一“收益”抵不过她将要付出的成本：她还要和村长一家相处，低头不见抬头见，然而这次村长被拘留，将导致两家结成世仇，怨怨相报何时了，人间征战几时休？秋菊愿付出这样高的成本吗？

两年前，我参观西南一个穷困地区的监狱时，问一个还算老实巴交的犯人在狱中感觉如何，他讲道：“比我在家里好多了，在这里有吃有穿，还多少能挣点钱，但在家乡吃穿难保，分文不得。我已给我弟弟写信了，让他也想办法来这里蹲几年。”听了这段话，我不由愤激地向监狱长说：与其让他在这里蹲几年，还不如让他在乡里多游几次街！

法治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的产物，法治是“奢侈品”。要想实现法治，一定要让法治的成本低于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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