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发2号文件新闻发布会

第一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发2号文件新闻发布会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发２号文件新闻发布会

赵克志杜鹰等出席并回答记者提问

●文件的出台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贵州工作和全省各族人民的关心，为我省加快发展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是我省科学发展的一个新起点，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文件充分肯定了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以来，贵州省委、省政府确定的一系列工作思路和重要举措，充分肯定了贵州一年多来经济发展持续向好的态势，揭示了贫困和落后是贵州的主要矛盾，加快发展是贵州的主要任务，明确了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的主基调和“两步走”的战略目标。

●贵州要缩小和全国的差距，必须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只有加快，才能同步；只有发展，才能小康；只有转型，才能跨越。

●贵州要坚决贯彻国发2号文件的各项要求，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加大投入、突出特色，学习先进、少走弯路，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和时代要求的追赶型、跨越式后发赶超之路。

图为新闻发布会现场

金黔在线讯 2月13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京举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号)新闻发布会。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克志，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省委常委、副省长黄康生出席发布会并现场回答了记者提问。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谌贻琴出席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会由国务院新闻办一局局长郭卫民主持。

发布会上，杜鹰介绍了国发［2012］2号文件出台的背景和意义，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他说，改革开放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由于多方面原因，贵州仍然是欠发达省份，贫困问题十分突出。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关心支持贵州的发展，近年来，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对贵州工作作出明确指示，国务院2号文件就是按照中央领导指示制定的支持贵州加快发展的综合性政策文件。文件详细阐述了促进贵州发展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战略定位、空间布局、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文件指出，贫困和落后是贵州的主要矛盾，加快发展是贵州的主要任务；贵州尽快实现富裕，是西部和欠发达地区与全国缩小差距的一个重要象征，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文件还要求贵州要以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为主基调，大力实施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战略，努力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和时代要求的后发赶超之路，确保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他说，文件从8个方面明确了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主要任务，提出了一系列含金量高、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给予了贵州有力支持。文件的出台是贵州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一定能够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相信贵州的同志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再加上中央和各省区市的大力支持，一定能够打好翻身仗，加快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

赵克志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关心、支持贵州的新闻界朋友表示感谢，并介绍了国发［2012］2号文件下发后贵州全省上下的强烈反响。他说，2号文件是首个从国家层面系统支持贵州发展的政策文件，从7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加快贵州发展的支持政策，明确要在我省实施13项试点、17项示范、13项专项规划、176个重大建设项目。文件的出台是贵州各族人民期盼已久的一件大事，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贵州工作和全省各族人民的关心，为我省加快发展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是我省科学发展的一个新起点，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把2号文件真正落实到位了，贵州就能够很快发展起来。我们要把贯彻落实2号文件作为全省工作的总抓手，当前重点是抓好文件学习，抓好2号文件实施意见的研究制定，抓好文件确定的专项规划的编制和试点、示范工作方案的制定，抓好重大问题调研，抓好与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的汇报对接，抓好文件的项目化落实，使文件尽快转化为支撑我省发展的现实生产力。

赵克志就国发［2012］2号文件对贵州发展的重大作用和影响、贵州如何发挥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实现后发赶超、如何扩大招商引资和落实招商引资项目等问题回答了新华社、中央电视台、香港文汇报等媒体记者的提问。他指出，2号文件充分肯定了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以来贵州省委、省政府确定的一系列工作思路和重要举措，充分肯定了贵州一年多来经济发展持续向好的态势，揭示了贫困和落后是贵州的主要矛盾，加快发展是贵州的主要任务，明确了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的主基调和“两步走”的战略目标。文件的重大作用和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增强了发展信心。文件关于加快贵州发展重要意义的阐述和提出的“两步走”的战略目标等，使全省干部群众精神更加振奋，信心更加坚定。二是理清了发展思路。文件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要缩小和全国的差距，必须加快发展、科学发展。我们要正确处理好“赶”与“转”、“好”与“快”的关系，着力把“慢”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解决好。只有加快，才能同步；只有发展，才能小康；只有转型，才能跨越。三是明确了战略定位。文件关于贵州“四基地一枢纽”、“三区一屏障”的定位体现了贵州的优势和特色，体现了贵州在区域分工中的地位，也体现了国家对贵州的期望，为我们指明了努力方向。四是落实了支撑条件。文件提出了进一步支持贵州加快发展的政策措施，是中央一次全面的“给力”，对我省实现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将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赵克志强调，贵州的发展差距和2号文件提出的“两步走”目标，决定了贵州必须走一条符合自身实际和时代要求的追赶型、跨越式后发赶超之路，必须“加大投入、突出特色、学习先进、少走弯路”。加大投入，就是要千方百计扩大固定资产投资，着力解决交通、水利等瓶颈制约和产业投入不足等问题；突出特色，就是要大力发展特色经济，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学习先进，就是要学习和引进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先进的经验，特别是要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少走弯路，就是要吸取借鉴东部地区在发展中的教训，采取优化的追赶型战略，最大限度地降低发展成本，特别是要始终注意处理好加快发展和保护环境的关系，避免先污染后治理。实现后发赶超需要踏踏实实地走好今后的每一步。只要我们坚持“稳中求进、提速转型”的总基调、总目标，坚持“稳中求快、快中保好，能快则快、又好又快”的总要求，坚持“开放创新、团结奋进”的贵州时代精神，坚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持不争论、不停步，贵州就一定能够后发赶超、后来居上。

黄康生就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黔中经济区的战略定位和规划建设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新闻发布会历时1个小时，60余家中外媒体的100多名记者到会

第二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发2号文件新闻发布会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发2号文件新闻发布会

赵克志 杜鹰等出席并回答记者提问

金黔在线讯 2月13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京举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号)新闻发布会。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克志，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省委常委、副省长黄康生出席发布会并现场回答了记者提问。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谌贻琴出席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会由国务院新闻办一局局长郭卫民主持。

发布会上，杜鹰介绍了国发［2012］2号文件出台的背景和意义，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他说，改革开放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由于多方面原因，贵州仍然是欠发达省份，贫困问题十分突出。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关心支持贵州的发展，近年来，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对贵州工作作出明确指示，国务院2号文件就是按照中央领导指示制定的支持贵州加快发展的综合性政策文件。文件详细阐述了促进贵州发展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战略定位、空间布局、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文件指出，贫困和落后是贵州的主要矛盾，加快发展是贵州的主要任务；贵州尽快实现富裕，是西部和欠发达地区与全国缩小差距的一个重要象征，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文件还要求贵州要以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为主基调，大力

实施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战略，努力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和时代要求的后发赶超之路，确保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他说，文件从8个方面明确了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主要任务，提出了一系列含金量高、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给予了贵州有力支持。文件的出台是贵州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一定能够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相信贵州的同志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再加上中央和各省区市的大力支持，一定能够打好翻身仗，加快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

赵克志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关心、支持贵州的新闻界朋友表示感谢，并介绍了国发［2012］2号文件下发后贵州全省上下的强烈反响。他说，2号文件是首个从国家层面系统支持贵州发展的政策文件，从7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加快贵州发展的支持政策，明确要在我省实施13项试点、17项示范、13项专项规划、176个重大建设项目。文件的出台是贵州各族人民期盼已久的一件大事，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贵州工作和全省各族人民的关心，为我省加快发展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是我省科学发展的一个新起点，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把2号文件真正落实到位了，贵州就能够很快发展起来。我们要把贯彻落实2号文件作为全省工作的总抓手，当前重点是抓好文件学习，抓好2号文件实施意见的研究制定，抓好文件确定的专项规划的编制和试点、示范工作方案的制定，抓好重大问题调研，抓好与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的汇报对接，抓好文件的项目化落实，使文件尽快转化为支撑我省发展的现实生产力。

赵克志就国发［2012］2号文件对贵州发展的重大作用和影响、贵州如何发挥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实现后发赶超、如何扩大招商引资和落实招商引资项目等问题回答了新华社、中央电视台、香港文汇报等媒体记者的提问。他指出，2号文件充分肯定了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以来贵州省委、省政府确定的一系列工作思路和重要举措，充分肯定了贵州一年多来经济发展持续向好的态势，揭示了贫困和落后是贵州的主要矛盾，加快发展是贵州的主要任务，明确了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的主基调和“两步走”的战略目标。文件的重大作用和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增强了发展信心。文件关于加快贵州发展重要意义的阐述和提出的“两步走”的战略目标等，使全省干部群众精神更加振奋，信心更加坚定。二是理清了发展思路。文件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要缩小和全国的差距，必须加快发展、科学发展。我们要正确处理好“赶”与“转”、“好”与“快”的关系，着力把“慢”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解决好。只有加快，才能同步；只有发展，才能小康；只有转型，才能跨越。三是明确了战略定位。文件关于贵州“四基地一枢纽”、“三区一屏障”的定位体现了贵州的优势和特色，体现了贵州在区域分工中的地位，也体现了国家对贵州的期望，为我们指明了努力方向。四是落实了支撑条件。文件提出了进一步支持贵州加快发展的政策措施，是中央一次全面的“给

力”，对我省实现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将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赵克志强调，贵州的发展差距和2号文件提出的“两步走”目标，决定了贵州必须走一条符合自身实际和时代要求的追赶型、跨越式后发赶超之路，必须“加大投入、突出特色、学习先进、少走弯路”。加大投入，就是要千方百计扩大固定资产投资，着力解决交通、水利等瓶颈制约和产业投入不足等问题；突出特色，就是要大力发展特色经济，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学习先进，就是要学习和引进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先进的经验，特别是要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少走弯路，就是要吸取借鉴东部地区在发展中的教训，采取优化的追赶型战略，最大限度地降低发展成本，特别是要始终注意处理好加快发展和保护环境的关系，避免先污染后治理。实现后发赶超需要踏踏实实地走好今后的每一步。只要我们坚持“稳中求进、提速转型”的总基调、总目标，坚持“稳中求快、快中保好，能快则快、又好又快”的总要求，坚持“开放创新、团结奋进”的贵州时代精神，坚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持不争论、不停步，贵州就一定能够后发赶超、后来居上。

黄康生就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黔中经济区的战略定位和规划建设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新闻发布会历时1个小时，60余家中外媒体的100多名记者到会。

第三篇：国发1980,135号文件

国务院批转广西壮族自治区

关于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的情况报告

（国发[1980]135号）

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革命委员会），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近几年在处理边界地区纠纷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总结了成功经验。现将他们《关于我区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的情况报告》转发给你们一阅。

当前，有不少省、自治区的一些地方，因山林、草原、水利、矿产等权属的争议不断在双方接壤地区发生纠纷，甚至引起大规模的械斗，使这些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既影响安定团结，又妨碍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希望有关省、区参照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做法，抓紧处理边界纠纷，使矛盾尽快得到解决，以利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一九八零年五月二十三日

关于我区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的情况报告

国务院：

我区在历史上遗留着许多土地、山林、水利纠纷，有些和兄弟省接壤的社队也和对方存在一些边界争执。多年来，随着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新的矛盾又不断出现，双方为了山林、地界互相争执，械斗时有发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党的纪律、政策和法律无法贯彻执行，纠纷普遍增多。参与纠纷、械斗的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人，甚至千余人，械斗动用的器械，不仅有土枪土炮，还有民兵武器炸药。凡是发生纠纷，械斗的地方，都不同程度的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破坏生产建设。迅速地处理好这一问题，是这些地方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

为了消除这一不安定团结的因素，巩固和发展我区的大好形势，搞好社会主义建设，早在一九七五年，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就着手解决纠纷问题，全区上下，经过六年的努力，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据统计，全区历年来累计发生土地、山林、水利纠纷六万六千九百二十三起。到一九七九年底止，共处理了六万二千八百八十五起，占百分之九十三点九。其中，我区与湖南、广东、云南、贵州四省共有边界纠纷四百五十四起，已处理三百七十七起，占百分之八十三。

大量的纠纷取得了妥善处理，使这方面的来信来访大大减少，械斗伤亡事件逐年下降。据统计，一九七四年全区共发生械斗五百二十六次，死二十七人，伤一千五百五十人，到一九七七年下降为三十四次，死五人，伤二百零九人。解决了纠纷的地方，人心稳定、治安良好、精力集中，生产不断发展。

我区处理纠纷的做法，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加强对处理纠纷工作的领导。

处理纠纷问题，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必须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层层加强领导，才能搞好，经过请示自治区党委同意，自治区于一九七三年底成立了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领导小组，由区党委书记覃应机同志兼任组长。一位区党委常委和区农办副主任兼任副组长，区直属农、林、水和公安、法院等部门的负责同志为成员，并从这些部门抽调干部，组成办公室，专门负责处理纠纷工作。各地、市、县也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全区共有二百二十五名县以上领导干部，九百九十二名公社领导同志，以及六百四十名专职干部负责这项工作。由于加强了领导，充实了力量，处理纠纷的工作，很快就在各地陆续展开。

为了交流情况，总结经验，制定政策，部署工作，自治区处理纠纷领导小组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先后召开了八次会议、研究解决工作中碰到的问题，自治区党委和革委会四次批转了领导小组的情况报告、会议纪要，有力地指导了处理纠纷工作的顺利进行。

根据区党委的部置。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都把处理纠纷工作纳入自己的议事日程，前几年，各地派工作队下去时，都把处理纠纷列为工作队的一项任务平时，各地在布置中心工作的同时，也布置处理纠纷工作，在下乡检查工作时，也检查处理纠纷工作；在召开干部会议时，也讲处理纠纷工作，反复强调要把这项工作搞好。由于贯彻了领导挂帅亲自动手，分级负责的原则，使处理纠纷工作开展顺利，解决迅速。

二、做好纠纷地区的干部思想工作。

我区的土地、山林、水利纠纷，绝大部门是在生产资料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发生的。这些纠纷，一般不是个人与个人的纠纷，而是集体与集体，集体与国营单位之间的矛盾。

五、六十年代期间，社队群众对山权、林木、地域的需求矛盾并不突出。后来，由于人口增加，生产发展等情况的变化、争执日增多。特别是一些发生过械斗，打死打伤过人的地方，更是互算旧账，纠缠不休。实践使我们认识到，纠纷的发生和解决，党员和干部起着决定的作用。干部不点头，纠纷闹不起来，干部不同意，纠纷解决不了。许多纠纷长期解决不了，就是干部甚至是领导干部思想不通。因此，层层做好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是解决好纠纷的关键。自治区要求各级处理纠纷的干部要敢于负责，敢于支持正确意见，纠正错误意见；要坚持对党员和干部进行教育，层层打通思想，阻力在哪一层，就重点做好哪一层的工作。要着重讲清处理好纠纷与发展安定团结，搞好生产建设的关系，帮助有关干部和群众克服本位主义、宗派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做到讲党性，讲团结，讲政策，讲风格，按照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管理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考虑双方利益，互谅互让地解决问题。如上思、宁明两县之间的山林纠纷，经过学习政策，调查研究，双方一致同意原来的争议区应属宁明县范围。但上思县的一些生产队在山下有水田，历来在山上打柴放牧，要求按历史习惯给予照顾。开始宁明县的社队干部和社员代表不同意，经过该县负责同志做社队干部的思想工作，按历史习惯照顾了对方的要求，达成了协议。事实证明，只要干部的思想通了，群众的工作就迎刃而解。同志们说，处理纠纷千难万难，干部思想路线对头就不难。

三、搞好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落实党的政策

土地、山林、水利纠纷情况错综复杂，原因多种多样，要使纠纷处理得当，必须深入实际，勘看现场，通过调查会，个别访问等方式，了解纠纷的历史和现状，弄清纠纷的前因后果和争执的焦点。自治区党委书记覃应机同志为解决我区博白、贺县与广东的廉江、连山县的多次纠纷，曾亲自带领工作组，深入社队，并会同广东省委冠庆延同志一起调查研究，反复协商，使两省区边界社队多年的纠纷得到了妥善解决。各地领导同志也都纷纷深入实际，就地解决问题。如柳州地区的有关领导同志为了处理好三门江林场与社队的纠纷，用四十九天时间，跑遍了纠纷的现场，弄清了纠纷的真相。同时，把调查研究，宣传党的政策，和协商处理纠纷紧密结合起来，得到了良好的效果。

为了便于各地干部群众学习和贯彻执行党的政策，自治区处理纠纷办公室把党中央和自治区有关处理纠纷的政策、规定、法律法令，连同《自治区处理土地、山林、山利纠纷工作会议纪要》，摘编成《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工作手册》印发到各地。对于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一般都坚持了以下原则：

（一）关于涉及县界的问题，即要承认界线，又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讲清楚处理纠纷，不是重新划县界；只能根据双方群众历来生产管理的习惯，经过协商，合理划分生产管区。如有超县界的地方，作插花处理。

（二）关于证据问题。根据中央和自治区的各项政策、规定、法律、法令，一般应以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的定论为依据。对于解放后党政机关的处理决定和双方商定的协议，应当维护。

（三）处理国营农、林场等企事业单位与社队的纠纷，应兼顾全民和集体的利益，正确处理国家与集体的关系。已经划定了场界，手续完备的应当维护，社队群众因原定场界不合理，致使生产生活确有困难的，要妥善解决。原来场界不清，手续不完备的，应通过双方协商，划清场界，完善手续。

（四）要从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本着有利于团结，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管理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考虑双方群众的利益，解决双方群众的实际问题。

四、发挥当地党和政府的作用，把纠纷解决在基层纠纷发生在群众之中，当地党、政领导和群众最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应当充分发挥当地党、政领导的作用。在当地党组织和政府的领导下，相信和依靠群众、解决自己的问题。按照分级负责，把纠纷解决在基层的原则，我们要求各地，凡是生产队之间的矛盾，就不要扩大到大队；凡是大队之间的矛盾，就不要扩大到公社、县、地区。地、县内的纠纷，分别由地、县负责处理。双方多次处理不下的问题，报告上一级政府协助处理。钟山县燕塘公社板冠生产队和平西大队毛看生产队，为了争夺五百多亩山林，从清朝康熙年间，开始发生争执，旧社会曾到伪南京政府告状，解放后多次调解也未能解决，是闹了三百多年的老大难纠纷。一九七五年，公社党委召集双方开会，谈危害、讲政策、摆前途，双方都提高了觉悟，互谅互让。最后，这五百亩山林，由板冠生产队占三分之二，毛看生产队占三分之一，妥善的解决了问题。博白是我区纠纷最多的一个县，纠纷多时达到四千四百四十五起。一九七五年，县里决定集中力量抓紧处理，县、社分别用开会学习的办法，组织双方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批判本位主义，宗派主义、无政府主义，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增强革命团结，通过协商，解决矛盾，一年之内全县处理了二千三百三十一起纠纷。到一九七九年底，他们已处理了四千三百六十七起，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八。全区已处理六万多起纠纷，绝大部分都是由当地党和政府负责处理的。

对于处理与外省的纠纷，一般也由当地会同对方共同处理。富川县与湖南江永县的边界纠纷，有些是多次处理不下的问题。过去他们一直认为，跨省的纠纷县里解决不了。一九七四年全区处理纠纷工作会议以后，富川和江永两县的同志共同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提出要把两个县的事当作一个县的事来办。经过双方发动群众，调查研究，协商处理，已有二十六起得到了解决。全州县庙头公社与湖南省有关的四十三起纠纷，由双方公社协商处理了四十一起。资源县梅溪大队与湖南省新宁县茶山大队的十六起纠纷，都是双方大队自己解决的。这两个大队原来双方争议十二亩山林，经协商划给了梅溪大队。后来梅溪大队党支部研究，这片山林在对方境内，由茶山大队管理较为方便，就主动让给了茶山大队。而茶山大队考虑到梅溪缺少石山，每次过境开山取石还要收费（每万斤石头收三十元，谷二十五斤）便将一处石山让给梅溪大队开采，双方都表现了互谅互让的精神，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事实证明，只要路线对头，指导思想明确，依靠基层组织，即使是跨省的纠纷，也可以解决好。

我区处理纠纷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有些地方产生了松动情绪，把处理纠纷工作的人员调回了原单位，工作无人负责，遗留的纠纷案件，多数是老大难问题，处理进度较慢。为了继续把处理纠纷工作搞好，我们已在三月上旬召开地、市处理纠纷办公室负责人会议，总结了工作，研究了措施。自治区人民政府负责同志到会讲了话，强调各地要继续加强领导，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精神，区直有关部门共同配合，分工负责，抓住重点，进一步做好工作。对多次协商处理不下的纠纷，要继续进行调解；如调解无效的，也可以采取政府或法院裁决的办法，历史遗留的纠纷处理完毕，在正常的情况下发生纠纷，由法院按法律程序处理。

以上报告如有不当，请指示。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一九八0年三月三十日

第四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5年1月31日新闻发布会

2005年1月31日（星期一）上午10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介绍当前的农业情况和农村政策，并答记者问。

关于当前的农业情况和农村政策

（2005年1月31日）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陈锡文

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

昨天新华社全文播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这个《意见》，就是中共中央发出的2005年一号文件。为了便于大家了解这个文件的主要目的和基本内容，特提供几点背景情况供参考。

一、2004年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基本状况

2004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也发出了关于农业、农村问题的一号文件，题目是《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这个文件的主要目的，是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使粮食生产回升。2004年一号文件中最主要的政策内容，是“两减免、三补贴”，就是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减免农业税，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购置大型农机具补贴。这几项政策使农民直接得到实惠451亿元。应该说，在市场粮价回升和气候较好等有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这些政策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效果。2004年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形势好的主要标志，一是粮食增产，二是农民增收。粮食总产量将超过预期的9100亿斤的目标；农民人均纯收入将增加300元以上，增幅将高于6.5%，超过年初预期的增长5%的目标。这表明农业确实在宏观调控中得到了加强，而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也对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去年粮食增产、农民增收，为什么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还要强调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这主要是增长的基础都不牢固。去年增产增收，至少有4个因素共同起作用，就是政策、工作、价格、气候。后两个因素并不是什么时候都会有利的。而这些年来，耕地减少，农田水利设施老化失修，农业科研成果储备不足，技术推广体系不健全，粮食的生产能力实际上比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下降了。因此，不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最终必将危及国家的粮食安全。但强调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并不单纯是为了增加粮食生产，也是为了提高农业的效益和竞争力，为了提高农民的收入。因此，在2005年的一号文件中，对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建设，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一是严格保护耕地和改善生态环境；二是加强农田水利建设；三是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四是搞好农村的交通、通信、市场和农产品检验检测等基础设施建设；五是深化农业、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六是加强对农民的培训，提高农民的素质。这几方面都得到加强，显然不仅有利于粮食稳定增产，也有利于整个农业提高效益和竞争力，有利于增加农民的收入。

三、关于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要内容

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共九个部分、27条，实际上可以分为五个层次。除了强调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之外，还有四方面的内容。一是突出了行之有效的政策要稳定、完善和加强。2004年的政策尤其是“两减免、三补贴”深受农民欢迎。但农民也担心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后，这些政策会不会变？因此文件开宗明义就讲这些政策不仅不变，还进一步加大了使农民增收减负的力度。二是提出了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要逐步完善国家对农业投入稳步增加的机制，并要建立既适应中国国情、又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对农业和农民的保护措施。三是要加快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目前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上，更反映在政府提供的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公共品上。要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就必须加快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和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在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可以看到，制定了关于各级财政新增的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用于农村的比例不得低于70%的规定。同时，中央财政还制定了从2005年起，将对中西部地区财政困难的县、乡较大幅度直接增加转移支付的政策。第四是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深刻认识做好农业、农村工作对于经济社会全局的重要性，加强农村党组织的建设，建立健全村民自治制度，维护和保障农民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2005年要实现粮食继续增产、农民继续增收还面临着很多困难。但只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规定的各项政策措施，相信一定能够克服困难，保持农业和农村经济良好的发展态势。

下面，我愿意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

答记者问

(2005年1月31日)

[道琼斯金融通讯社记者]:第一个问题，在2005年政府计划在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多少资金？如果可能的话，在之后的两年中有没有这样类似的数据？第二个问题，政府对于2005年粮食生产预期的产量是多少？第三个问题，2005年是否还会有农业税，还是政府会继续进一步的减免这方面的税收？

[陈锡文]:我简单的回答一下你提的三个问题。政府对于农业的投资，在整个国家的财政性的投资中大概占三分之一左右。因为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政府比较强调财政要逐步建立成公共财政，各种各样的投资应该说正在实行多渠道、多主体的方式，在全部的投资比重中，政府所占的投资并不是主要的部分。但是，在政府用财政资金进行的投资中，农业所占的比重是不低的，具体的数额大概在700亿元以上。

第二个问题，关于2005年粮食预期性的目标。去年在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们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曾经提出2004年的粮食总产量希望达到9100亿斤，但这是一个指导性的目标。从全年实行的情况看，是可以超额完成的。今年的具体目标还要到人代会上再决定，但是我想，从整个市场需求的情况看，政府的要求是希望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水平，如果能有所增长的话，更好。

第三个问题，关于对农民实行减免税的问题，在去年的基础上，今年会进一步加大减免税收的力度。当然，具体减免多少还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财政报告的时候才能正式决定。

[CCTV记者]:农村在取消“两工”之后，我们发现一方面起到了减轻农民负担的作用，但是同时我们感觉它似乎又是一把双刃剑，使原本就很薄弱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显得明显的不足，比如我们在采访中发现，去年的南方大旱不是因为水资源的紧缺，而是因为工程性缺水。因为水利工程出现老化的现象，在很关键的时刻起不到作用，长期下去的话，这个问题会显得很严重。在今年的一号文件中，关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对此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措施？谢谢。

[陈锡文]:您提的问题确实是近两三年来各地农村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大问题。仅仅是水利的话，在中国有灌溉设施的耕地面积就要超过8.3亿亩，所以水利对中国的农村是非常重要的。这么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并不都是甚至主要不是靠政府的投资建成的，而是大量的运用农村的劳动力，通过劳动积累的形式建设起来的。在税费改革的过程中，之所以要取消“两工”主要是针对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些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本来是应该由政府来投资的，有一些地方违背了政策，强迫农民出工，这就侵犯了农民的利益。第二种情况，在有一些地方，建设这些工程设施的时间可能和农民经营性的安排有冲突，比如他自己家里有其他的商业活动要做，或者这个劳动力已经外出打工了，不在家，在农民自愿的情况下，本来是可以不出工，出一定的钱来完成他的任务，但是一些地方出现了强迫农民出钱而不让农民出工的现象，因此也侵犯了农民的利益。所以，取消“两工”主要是针对这两种情况。

但是，中央的政策历来是鼓励农民投工、投劳的，就是他自己用劳动建设能够使他自身的生产和生活直接受益的工程，中央的政策历来是鼓励和支持的。这次的文件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第一，只要是农民能够直接受益的中小型的工程；第二，通过严格民主讨论的决策程序；第三，要让农民参与监督这些工程费用的开支，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继续由农民对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投工、投劳。

根据水利部门的统计资料，在税费改革之前，中国整个农村为了恢复水利设施和建设新的水利设施，至少投工数量要达到100亿个。可以想象，如果这些工都用钱去购买的话，我想1000亿元买不下来。所以，这样大面积兴修水利工程完全靠政府拿钱，现在还是做不到的。现在文件中强调继续鼓励农民为了改善自己的生产、生活条件，为了自己生活的美满、生活的方便，自力更生，投工、投劳。

大家如果看了这个文件，应该注意到有两点，一点是这个文件特别强调有关的政府部门必须制定严格、具体的政策措施，来界定什么样的工程可以让农民投工、投劳，什么样的工程不可以，并且规定要经过农民民主讨论的程序。第二，文件中也明确规定，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要建立对农民投工、投劳的小型水利工程给予他需要购买材料的部分经费补贴，我想，后者随着国力的增强会不断地加大。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现在有些经济学家，包括很多官员都提出，目前中国是二元化结构的社会，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地加大。前段时间举行的中国经济形势报告会上，农业部政策与法规司表示，虽然2004年中国农民的收入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如果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到2020年，中国农村和城镇的收入差距可能会加大到七倍。在今年的一号文件里国家在这方面有没有相关的措施？

第二个问题，今年的一号文件第七条提到了改革和完善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健全农民投资机制，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现在农村普遍存在着农民之间的民间拆贷情况，前段时间我在山西调查的时候，也触及到相关的情况，请问您认为如何改善农村民间的投融资体制？

[陈锡文]:关于第一个问题，一段时间来大家都非常关注，就是关于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问题。2003年，根据统计局测算的数字，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大概是3.23倍，也就是3.23个农民的收入相当于一个城镇居民的收入。去年一号文件中，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支持农民收入增长的政策，再加上去年天气比较好、收成比较好，粮食价格有了比较明显的恢复，所以去年农民收入增加是比较多的一年。从目前各方面了解的情况看，2004年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会进一步的扩大。今年的一号文件媒体都报道了，一共分九个部分，第一部分直接讲了中央要采取各项政策来帮助农民增收，包括会继续减轻农民的税负。

关于农民增收的问题，对中国来说，还有8亿多农民，要想迅速地使他们的收入达到城镇居民的水平，这是很难做得到的。但是，从我们的政策方向上大家都能看到，一是中央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来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二是要对农产品市场进行合理的调控，保证供求总体平衡，价格基本稳定；三是不断地减少农民的数量，使得继续务农的农民逐步的扩大经营规模；四是在财政方面应该更多地向农业、农村倾斜，让农民更多地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通过这些措施，我想，农民的收入会逐步地加快增长，但是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我相信，绝不会出现向您刚才讲到的，有的专家测算农民收入和城市居民收入扩大到七倍以上，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民间拆借问题，很多经济学家都注意到了，其实政府也很关注这个问题。在农村，民间融资的活跃，实际上就表示正规金融对农业和农村支持的不足。所以，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非常强调金融部门的改革以及通过改革来加强对农业、农村的金融支持。在农村，民间金融借贷或者民间借贷不能够完全消除，即便在城市也是这样，但是正规金融对农业、农村、农民支持的加大，就会缩小民间金融的市场，剩下的部分，金融部门应该加强对这些民间金融借贷的监管，比如说控制利率水平，不让它变成盘剥农民的高利贷，同时要监督他们借入和贷出的状况，避免金融风险。

[越南通讯社记者]:中国有7亿多农民，其中过着贫穷生活的比例占多少？在2005年，中国政府有何计划使这部分农民的比例缩小，把这部分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

[陈锡文]:我想你指的是中国政府讲的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的减少问题。你大概知道，2003年底，这部分贫困人口在中国是2900万人，经过去年一年的努力，大概可以减少300万人。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已经明确地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四条措施：第一，文件明确要求中央财政继续增加对扶贫资金的投入；第二，经过探索，提出来应该把各方面投入贫困地区的开发性资金结合起来综合使用，因此推出“整村推进”的措施；第三，鼓励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的龙头企业带动贫困农民的就业；第四，政府要增加投入，对于贫困地区，尤其是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对他们进行专业职业技能的培训，让他能够更多的转移到其他地区去就业，增加他们的收入。

去年减少300万未解决温饱的人口的数量，是二十一世纪以来这四年时间中减少最多的一年。所以，今年在文件中没有明确提出具体要减少多少，但是我想采取这些措施之后，一定会在2600万左右的水平上进一步降低这部分人口的数量。

[《南华早报》记者]:陈主任，您刚才讲到要减少农民的数目，增大他们的生产规模。现在很多时候，农民的减少是因为他们失地，土地用在其他用途上，怎么能做到减少农民数量的同时又能保证他们生产规模的扩大呢？那些不再种田的农民，政府怎么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障和就业的问题？另外，想问一下去年粮食生产的缺口是多大？预计今年的目标怎么样？谢谢。

[陈锡文]: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想你大概已经了解，去年在加强宏观调控的过程中，政府对于控制土地的流失是高度重视的。去年曾经采取了这样的政策，首先是冻结了半年农地转为非农业的建设用地，就是不审批，实行了严格的控制。其次，去年10月底的时候，国务院出台了28号文件，这个文件对于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占地，占地之后怎么保障农民基本的社会保障和给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做了明确的规定。

刚才讲的减少农民数量来扩大继续务农农民的经营规模，他们和城市化、工业化占地的那部分失地农民不是一个概念，工业化、城市化当然会占用一部分土地，对于失地农民，中央政府制定了政策的基本趋向：第一，中国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第二，对于工业化、城市化占用的农民的土地，一定要让这部分农民能够分享到工业化、城市化的成果，不能让他们更贫穷，要让他们有保障。

至于扩大农地的经营规模，中国实行的是家庭承包土地的基本农村经营制度，是指农民在承包期内（法律规定30年），如果愿意到城里打工，他的土地就可以在自愿、自主的情况下转让给别人耕种，继续在家务农的人就可以扩大经营规模。

第二个问题，粮食缺口的问题，是指当年国内粮食产量和总需求量的缺口，从2000年到现在，一直存在这样的缺口。去年中央政府提出的粮食预期的生产目标是9100亿斤，而去年的国内总需求大概是9800亿斤，这样按预期算就有700亿斤的缺口。但是，由于全年气侯比较好、粮价比较高，农民又有种粮的积极性，所以实际缺口并没有这么大，最终这个数字在2月底人代会召开之前，国家统计局会公布去年粮食的具体产量。可以这么说，今年一号文件的主题，之所以要强调提高土地生产能力建设，也是希望提高土地产出率之后，逐步缩小现在粮食产出的缺口。但是，应该强调，我们现在国家的粮食库存还是相当充裕的。同时，从2004年开始增加了粮食的进口，从1997年到2003年之间，中国是粮食的净出口国，去年已经转为净进口国，大概进口了800多万吨粮食。尽管粮食生产和当年的需求存在缺口，但是市场上绝不会出现供求紧张的局面。

[《解放日报》驻京记者]:我想提这样一个问题，去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是增加农民的收入，今年一号文件的主题是提高农业的综合能力，这是不是意味着农民的增收问题是可以向提高综合能力转变的？谢谢。

[陈锡文]:这个问题其实刚才回答《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时候曾经讲到，中国农民收入的问题要解决将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所以绝不是说去年农民增收比较多，中国的农民收入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但是，去年中国农业中确实出现了一个亮点，就是农民的收入增长幅度比较多，据我现在了解的情况，全国农民人均增加300块钱以上的收入。所以，在去年，农民自身也比较担心，觉得去年粮食增产比较多、增收比较多，2004年一号文件中支持农民的政策会不会改变？针对这个问题，去年8月份，胡锦涛总书记在四川农村调查的时候，面对面的回答了农民这个问题，他对担心政策变的农民说了三句话，说“行之有效的政策绝不会改变，要增加给农民实惠的政策会进一步保持稳定，随着国力的增强，还要进一步加强对农业、农民的扶持”。

去年农民增收有多方面原因，我刚才讲到气侯好，各种农产品增产，价格回升，使得农民销售同样的产品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但其中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政策给农民直接减负增收。我算了一下，去年最受农民欢迎的五项政策，我们把它叫做“两减免、三补贴”，免除了农业特产税，降低了农业税，对农民种植粮食给予两种补贴，以及对农民购买农机具给予一定的补贴，农民从中得到实惠451亿元。如果你看一下今年中央文件的第一部分就能看到，去年给农民的451亿元全部都保留着，并且都得到了新的加强。也就是说，这个文件非常好的体现了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的好政策不能变，给农民实惠不能减的精神。这说明，尽管文件强调的主题是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但是丝毫没有忽视农民的增收问题。

我想强调一点，刚才讲到，中国农村有数量如此庞大的农民，都要靠政府去补贴让他们致富，这是做不到的。所以，一方面强调政府对农民采取增收减负政策的同时，还要找到农民致富的治本之策，就是加强农民生产能力建设，只有这个能力加强了，农业的效益才能真正提高，农民才能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更多的收益。

[《中国日报》记者]:刚才陈主任提到，我们国家对农业、农民有政策性的补贴，一号文件中也提到要建立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对农业和农民的保护措施。我想问，我国农业WTO黄箱政策使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在国际上是什么样的水平？第二个问题，有统计表明，中国农产品的贸易逆差2004年可能达到55亿美元，其中我国传统上比较有优势的畜产品贸易逆差也有10亿美元左右，请问陈主任怎么看待这个逆差？我国今后农产品的贸易会不会就是这样一种趋势？谢谢。

[陈锡文]:关于第一个问题，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黄箱补贴的数额是根据国家的发展程度不同来确定的。目前，发达国家补贴可以相当于农民生产总值的5％，发展中国家是10％。但是，在中国入世的过程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中国政府最终承诺的黄箱补贴数额相当于农业生产总值的8.5％。应该说明，中国政府尽管给了农民一些补贴，但是和我们向世贸组织承诺的8.5％的生产总值相比，远远没有达到。

第二个问题，确实大家都关注到了，去年中国农产品的进出口出现了比较大的逆差，这其中有多种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去年农产品的进出口结构有了比较大的变化，最突出的是在2003年的时候我们还出口了超过2000万吨的粮食，但是去年我们却进口了800万吨粮食。所以，粮食由净出口变为净进口这一项一定会使得粮食贸易顺差和逆差的局面发生很大的变化。关于粮食进出口方面存在的逆差，刚才我在回答《南华早报》记者时已经讲到，我个人估计，国内粮食产需缺口在一个阶段内还会存在，所以粮食进口大于出口的现象大概在一个时期内还会持续。

至于其他方面，像鲜活农产品、蔬菜、水果、畜禽产品等等，这些年出口的数额还是增加比较多的。您刚才提到畜产品去年前11个月10亿美元的逆差，我想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中国国内的市场消费水平在不断的提高，有一部分高档或者我们不能生产的产品扩大了进口；第二个方面，中国去年畜产品的出口坦率的说在某些地方遇到了新的贸易壁垒，就是有一些国家大幅度的提高了农产品进口的质量标准，我想提高农产品的质量标准对提高人体健康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这样的标准应该有科学的依据，应该对国内的产品和进口的产品一视同仁。所以，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更好地解决农产品进出口的质量标准问题以及解决一部分国家对自身农产品出口的补贴问题，大概会缓解中国农产品出口方面遇到的一些不太公平的对待。

[《中华工商时报》记者]:前不久我听到陈主任做过一个报告，您说2005年的农民增收空间很小，去年增收的原因是政策和价格的问题，您刚才也说了价格和气侯不是任何时候都有利的。您是农业问题的专家，想请您从专家的角度来谈一谈农民今年增收的难点在哪里？怎么解决？第二个问题，前不久统计局公布了一个数字，去年的玉米产量过剩，大米生产不足，在农民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谁能告诉我，明年到底种什么才能赚钱”，大家都知道农民种地现在是个体行为，但他并不知道市场的需求是什么，他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才能了解到他所种的东西跟市场的需求是一致的？第三个问题，温总理说过，用五年的时间来全面减免农业税，根据去年的执行情况，是否能够提前两年完成？谢谢。

[陈锡文]:第一个问题，从去年秋天开始一直到现在，如果有机会、有场合，我总是强调这句话，不要认为去年农民增收幅度比较高，就认为农民的收入问题比较好解决了。我总是强调，今年气侯和价格是很不确定的。考验到这两个因素，今年农民收入增长的难度会比去年加大。正因为这样，所以今年中央的一号文件就更强调要实行支持农民增收的好的政策，要求各级政府和各级干部更好地把这些政策贯彻到农村的基层。根据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第十个五年计划的纲要的规定，在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的幅度要努力达到5％左右，这仍然是我们今年农民增收的目标。

第二个问题，其实全世界的农民，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说这个话，告诉我明年应该种什么。应该说，把市场的供求状况怎么样及时、准确地告诉农民，这是政府的责任。同时，政府也要采取一些调控的手段和政策，比如什么时候某个产品过剩了，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政府可能就要采取扩大储备等等措施。我想，农民自己也从市场价格的变化中感受到了这个产品在市场上多余或者缺少的程度。在今年的一号文件中也可以看到，除了政府采取的政策和各种各样的措施之外，非常强调的就是农产品的市场建设，特别是要加强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的建设。

第三个问题，去年3月5号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要用五年时间取消农业税，这是我所知道的在这个会上引起掌声时间最长、最强烈的一句话。大家也知道，减轻农民税负之后，中央政府是要增加转移支付的，这样才能保证基层政府、农村的教育卫生事业继续发展，所以强调五年免除，有很大一方面是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以及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

去年开始，有一部分地区完全免除了农民的农业税，中央政府在2004年安排了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完全免除农业税，向农民少收的税负完全由中央政府转移支付。但是，去年中央的一号文件中规定，如果地方政府愿意，省市一级政府也可以对基层增加转移支付，同意他们免除农业税，这样实际上去年31个省市自治区中有8个省市自治区免除了农业税。今年的一号文件中关于税收减免同样有这样的规定，就是中央鼓励地方政府，有条件、有能力可以自行免除，据我的了解，今年到目前为止，大概又有16个省区提出减免农业税，到目前为止，今年可能有24个省市自治区会全部免除农业税。因此，从目前各地的实际情况来看，就应了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去年说用五年，现在看来可以不用五年，可以用更短的时间来减轻农民的负担。

我想，地方政府有这么大的积极性，主动地去取消农民的农业税，至少表现了两条，第一，各级地方政府也跟中央政府一样，高度地关注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第二，也表明各地的经济水平在不断增强，所以省、市两级政府也可以有更多的财力去支持基层免除农业税。据我了解，到去年年底，中央财政为地方减除农业税，增加了转移支付是524亿，各地省市政府在中央财政增加对农民减免税收、增加转移支付的同时大约增加了150亿，但是今年还会进一步增加，到底能减除多少，我想人代会结束之后，大家就都会知道。

At the press conference sponsored by the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on January 31, 2005, Chen Xiwen, deputy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Central Financial Work Leading Group, briefed the press on current agriculture situation and rural policy.He also answered the questions from the press.Current Situ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Policies in China

By Chen Xiwen, deputy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Central Financial Work Leading Group

January 31, 2005

------------------

Ladies and Gentlemen，Good Morning!

Yesterday, Xinhua News Agency published in full the Opinion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tate Council on Policies to Strengthen the Rural Work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Production Capacity of Agriculture.This represents the “2005 No.1 documen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To give you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main purpose and basic contents of the document, I would like to provide you with som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for your reference.1.Agricultural and rural economic situation in 2004

At the beginning of 2004,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also issued a No.1 document regarding agriculture and rural issues, which was entitled “Opinions on Policies for Facilitating the Increase of Farmers' Income.” The document was aimed at arousing the enthusiasm of farmers, to boost the pickup of grain production.The main policies in this document were abolishing tax levies on special farm produce except tobacco crops, reducing agricultural tax, providing direct subsidies to farmers who grow grains, providing subsidies to spread high-quality grain seeds and subsidizing farmers to purchase large agricultural equipment.With these policies, farmers have gained a direct benefit of 45.1 billion yuan.Under the conditions of rising grain prices and good climate, these policies have achieved a better result than expected.The good situation in agriculture and the rural economy in 2004 can be proved by the increase in both grain production and farmers' income.The total grain output was expected to exceed the anticipated objective of 455 billion kg, while the per-capita net income of farmers was expected to increase by over 300 yuan, with the rate of increase higher than 6.5 percent, exceeding the 5-percent increase target se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These figures show that agriculture has been strengthened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cro regulation.And the increase of grain production and farmers' income has in turn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2.Since there was an increase in grain production and farmers' income, why does the 2005 No.1 document still emphasiz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overall production capacity of agriculture?

This is mainly because the basis for increase is still not solid.There were at least four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last year's increase in grain production and farmers' income, namely, the factors of policy, work, price and climate.But the price and climate factors are not always favorable.In recent years, the area of arable land has decreased while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 have been ageing without repairs.Meanwhile, there are not sufficient ready research results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he system for technology promotion is not sound.Taking all these into account, the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has actually declined compared to the end of the 1990s.Therefore, if the overall production capacity of agriculture is not improved, food security in the country will eventually be put at risk.But the emphasis on improving the overall production capacity of agriculture is not meant to merely increase grain production.It also aim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competitiveness of agriculture and to increase the income of farmers.So, the 2005 No.1 document puts forward multiple requirements for accelerating the buildup of the overall production capacity of agriculture.They are: 1)Intensifying conservation of the arable land and improv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2)stepp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3)promoting the agricultural sci-tech advancement;4)doing a good job in building infrastructure in rural areas, including the transport, telecommunications, market and farm produce testing facilities;5)deepening the restructuring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economy and sparing no efforts to develop the agricultural produce processing industry;and 6)enhancing the training for farmers to improve their skills.All these aspects, if reinforced, will be beneficial not only to a stable increase in grain production, but also to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and competitiveness of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as a whole, as well as to increasing the income of farmers.3.Main contents of the 2005 No.1 document

The 27 articles in nine chapters in the 2005 No.1 document can actually be divided into five sections.In addition to emphasiz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overall production capacity of agriculture, there are four other aspects.First, it stresses that the effectual policies should be stable, perfected and strengthened.The policies issued in 2004, especially those regarding agricultural tax exemption and reduction and subsidies for farmers, were very popular among farmers.But they are also worried whether these policies will change after grain production and their income increased.Therefore, the document states at the very beginning that those policies will remain unchanged and further, greater efforts will be made in increasing the income of farmers and reducing their burden.Second, it points out that with the enhancement of overall national strength, the mechanism for steadily increasing state investments in agriculture should be gradually perfected and the safeguard measures for agriculture and farmers that are in conformity with not only China's actual conditions but also WTO rules should be established.Third,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health and other social undertakings in rural areas should be speeded up.Currently, the gap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is manifested not only in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sidents' income but also in public welfare schemes established by the government, such as 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basic medicare.Facilita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social welfare schemes in rural areas requires the earlier establishment of a public finance system and a standard transfer payment system.The 2005 No.1 document contains the stipulation that of the newly increased funds for education, health, culture and other social undertakings, no less than 70 percent should go to rural areas.Meanwhile, the central finance also formulated a policy that, starting from 2005, transfer payments to the counties and township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at have fiscal difficulties will be largely increased.Fourth, it emphasizes that Party committees and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should be fully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works to the overal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strengthen the building of Party organizations in rural areas, establish or improve the system of villagers' self-governance, maintain and guarantee the economic benefits and democratic rights of farmers, and promote the overal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To realize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in grain production and farmers' income in 2005, there are still a lot of difficulties.But so long as we earnestly carry out all the policies and measures stipulated in the No.1 document, I believe that we will overcome those difficulties and maintain the sound development momentum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economy.Now, I would like to answer your questions.

第五篇：卫生部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材料之一

卫生部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材料之一

免疫规划是儿童健康的基本保障

（二〇〇六年四月十日）卫生部新闻办公室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通过实施免疫规划工作，使广大儿童健康水平有了相当大的提高，特别是《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颁布后，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积极开展相关工作。但是，各地政府落实预防接种保障政策的情况并不平衡。

2005年下半年卫生部组织的专项督导活动表明，免疫规划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些地方的领导对免疫规划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重视程度有所降低，贯彻落实《条例》缺乏力度和氛围，特别是预防接种经费的落实不到位；我国虽于2000年通过世界卫生组织无脊灰证实，但其他国家特别是与我国接壤的部分国家仍有脊灰野病毒流行，2005年全国麻疹疫情上升明显，流脑、乙脑发病虽处于较低水平，但近两年在局部地区时有暴发或流行，这些情况表明，我国疫苗针对传染病威胁仍然十分严重；接种薄弱地区范围扩大，接种率严重下降。目前的重点工作是：

一、加强领导，建立健全协调机制，落实保障措施

各地要加大《传染病防治法》和《条例》宣传贯彻力度，促进各地落实国家免疫规划有关政策和预防接种工作经费保障进程。卫生部要求各地卫生部门加强与财政、教育、宣传、建设、科技、民委、药

监、疫苗生产企业等部门和单位的协调和沟通，建立健全实施国家免疫规划工作协调机制。

加强政策开发与宣传动员。各地卫生部门要会同发改委等有关部门开展调查研究，积极争取将实施国家免疫规划有关的预防接种工作纳入本行政区域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会同财政部门认真研究，制订预防接种补助政策和工作经费的投入标准，并列入预算；会同宣传部门要求电台、电视台、报纸等新闻媒体将宣传《传染病防治法》和《条例》内容列入日常宣传工作计划；会同教育部门切实落实幼儿园、学校儿童入学查验接种证工作，合理安排对漏种儿童的及时补种；会同建设等部门组织做好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及子女的疫苗针对疾病知识的宣传教育与预防接种工作；会同科技部门争取将控制乙肝、消除麻疹等疫苗针对疾病科研项目列入国家和地方相关科技计划。

二、强化宣传效果，普及《条例》知识

卫生部要求各地卫生部门结合今年“4.25”宣传主题“同样的权利，同样的健康——关注流动儿童预防接种”，加强与宣传、广播电视和新闻媒体等部门的合作，根据流动人口、进城务工人员、常住儿童、学龄儿童等特点，在社区、农村、车站、码头、学校、工地等，采取针对性的宣传方式，在4月25日前后组织开展一系列宣传《传染病防治法》和《条例》的活动。卫生部门要联系相关部门及政府机构宣讲国家免疫规划等相关政策和保障要求，动员全社会关注预防接种工作，普及免疫规划知识，营造全社会实施国家免疫规划的氛围，掀起全国免疫规划工作的新高潮。

三、加强常规国家免疫规划工作

组织落实各项措施，进一步提高接种率。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将国家免疫规划作为疾病预防控制重点工作，制定发展规划，对各项策略和措施认真组织落实。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督导检查，加强对工作薄弱地区免疫规划工作的指导、督导和检查。

加大工作薄弱地区和特殊人群预防接种工作力度。加强对边远、贫困地区和流动人口预防接种工作，特别是对流动人口中的适龄儿童要提供与当地常住人口相同的预防接种服务，因地制宜，制定行之有效的对策，保证所有儿童获得免疫服务，达到以乡镇为单位12月龄内儿童常规免疫接种率维持在90%以上的目标，并努力提高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及时接种率。

加强对接种单位的管理和人员培训，规范预防接种服务行为。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尽快完成接种单位的认定工作。培养、教育预防接种工作人员当好合格的接种员，提供规范接种服务；当好宣传员，宣传国家免疫规划相关政策和有关疾病预防知识；当好情报员，在接种时了解可能的疫情苗头，一旦发现疫情立即报告；当好咨询员，提供接种疫苗前后的咨询服务，包括有关疫苗反应及应对措施等。

强化监督和检查，落实入托、入学查验预防接种证制度。从2006年开始，全面实施儿童入托、入学查验预防接种证工作，力争今年各地都要开展对幼儿园、学校适龄儿童查验预防接种证，科学合理地安排对漏种儿童的补种。

资料链接：

一、预防接种针对传染病情况

免疫规划工作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卫生事业成效最为显著、影响最为广泛的工作之一。自1978年实施免疫规划以来，全国预防接种覆盖率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并于1988、1990、1995年先后实现以省、县、乡为单位儿童国家免疫规划四苗（卡介苗、脊髓灰质炎疫苗、百白破疫苗和麻疹疫苗）接种率达到85%的普及儿童免疫目标。1992年卫生部积极推行新生儿乙肝疫苗预防接种策略，将乙肝疫苗纳入免疫规划管理，2002年国务院决定将乙型肝炎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免疫服务内容得到进一步拓展。免疫规划相关传染病情况如下：

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1988年，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到2000年全球消灭脊髓灰质炎”的决议，1991年我国政府作出承诺：到2000年中国实现消灭脊髓灰质炎目标。我国于2000年完成了无脊髓灰质炎证实工作，并经世界卫生组织确认，达到无脊髓灰质炎的目标。自1994年10月以来，我国未发现本土脊髓灰质炎野病毒引起的小儿麻痹病例。

随着免疫规划工作深入开展，针对疾病发病出现大幅度迅速下降。通过普及乙肝疫苗接种，儿童感染乙型肝炎的人数明显下降，2002年调查显示，3～12岁儿童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携带率为5.2%,较1992年调查结果（儿童10.64％）下降了51.69％，全人群下降了23.04％。

麻疹的报告发病率与死亡率1990年与免疫规划前的1978年相比，均降低了95%以上；1995年麻疹报告发病率降至5/10万的历史最低水平，此后麻疹发病呈现上升趋势，2005年全国大部分地区发生了麻疹流行，报告病例近13万，报告发病率达10/10万。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自建国以来曾发生3次全国性大流行。1985年开展大规模A群流脑疫苗接种后，发病率持续下降，至今未再出现全国性大流行。近5年来发病率一直徘徊在0.2／10万左右的较低水平。近年来，一些省份出现流脑的局部暴发疫情，病死率呈上升趋势，尤其在部分省份发现C群引起的病例较多，表明流脑流行的威胁依然存在。

流行性乙型脑炎在1960～70年代初期全国曾发生大流行，1970年代以后随着大范围接种乙脑疫苗，乙脑发病率明显下降，近年来维持在较低的发病水平。近5年全国乙脑报告病例数每年在5000－7000例之间，局部地区时有暴发或流行。

白喉的报告发病率由1950～60年代的10～20/10万，下降到1990年的0.01/10万以下，近5年全国年报告病例数在0～11例之间。百日咳的年报告发病率由1960～70年代的100～200/10万，下降到到2004年的0.37/10万，近5年全国年报告病例数在3000～6000例之间。新生儿破伤风发病率大于1/1000个活产儿的县由1995年的542个下降到2003年的115个，近5年全国年报告病例数在2100～2600例之间。

二、免疫规划工作进展

（一）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政府领导

为保证免疫规划工作科学、规范、有序的开展，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规章。1978年，卫生部发出通知，规定了纳入免疫规划的疫苗种类：1989年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正式将预防接种工作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自2004年新修订的《传染病防治法》和2005年《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颁布实施以来，卫生部下发《预防接种工作规

范》，会同国家药品管理监督局下发《疫苗储存和运输管理规范》，会同教育部下发《关于做好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的通知》。在法律、政策方面为免疫规划工作实施给予了保障，推动、促进和保证了免疫规划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各级政府加强免疫规划工作的领导力度，加大工作的投入，抓住有利时机，落实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各项保障措施；《条例》规定实施国家免疫规划是政府行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与国家免疫规划有关的预防接种工作纳入本行政区域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为确保国家免疫规划的实施，一些地方政府把免疫规划工作列入政府的议事日程，卫生部近期调查显示：13个省将乙脑和流脑疫苗纳入本省国家免疫规划；12个省政府制定下发了预防接种补助政策文件，56％的县级政府落实了基层预防接种补助，每针次接种补助东部省平均3.3元、中部省2.6元、西部省2.1元；29个省政府对购买、运输 供乙肝疫苗及注射器资金，促进了乙肝疫苗纳入免疫规划工作进程。2004年综合审评结果显示：全国乙肝疫苗全程接种率和首针及时接种率均呈逐年升高趋势；12月龄内儿童乙肝疫苗全程接种率、首针及时接种率分别由2001年的82.38%、63.48%，提高到2003年的89.77%、75.82%；我国小年龄组儿童乙肝感染率明显下降。在实施好国家免疫规划的基础上，各地还对新生儿以外人群开展了乙肝疫苗预防接种工作。

此外，医疗和预防接种强制性使用一次性注射器具，特别是预防接种推广使用自毁注射器具，实施安全注射对控制乙肝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五）建立完善免疫规划服务体系和科学的管理模式

我国在实施免疫规划和消灭脊灰的过程中，始终将建立健全免疫服务机构，加强专业队伍建设，开展人员培训作为基础工作。多年来，卫生部和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疾病控制机构采取有利于提高免疫接种率和接种质量的服务形式，加强冷链系统建设与管理，研究策略制定规划，组织实施加强检查督导，先后制定了一系列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技术规范、操作指南、工作规程等，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免疫规划科学管理模式。

目前全国已建立从中央到基层的免疫服务体系、冷链系统、AFP病例报告与监测系统和脊灰实验室网络。2005年又开展儿童免疫接种信息管理系统和预防接种副反应监测试点工作。基层接种点已遍及全国的乡、村，冷链系统已覆盖全国99%以上的地区，为开展免疫规划和消灭脊灰提供了保证，成为公共卫生的基础、卫生防病工作基本建设的成功典范，极大地促进全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六）实施免疫规划，减少相关疾病造成的社会负担

据统计，仅1999年因实施免疫规划减少麻疹、脊灰、百日咳、白喉4种疾病发病1640万例，减少死亡约15多万人，减少住院治疗费用20多亿元人民币。2000年我国平均期望寿命达到71.8岁，比“八五”期末提高0.9岁；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分别下降为33.2‰和53.0/10万。已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前列，超过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水平。这与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也与实施免疫规划减少脊灰、麻疹等严重威胁儿童生存的疾病的发病与死亡密切相关。

三、我国将加强疫苗可预防传染病的防控工作

（一）维持无脊髓灰质炎工作。做好脊灰疫苗免疫接种，在继续保持脊灰疫苗的高接种率同时，在重点地区继续开展脊灰疫苗强化免疫活动；加强脊灰监测，进一步提高急性迟缓性麻痹病例流行病学监测和实验室监测工作质量，提高处理输入性脊髓灰质炎野病毒和脊灰疫苗衍生株病毒循环的应急能力。

（二）加强乙肝防治工作

乙肝防治已经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2005年卫生部已将乙肝列为重点控制传染病之一。卫生部已经印发《2006～2010年全国乙型病毒性肝炎防治规划》，从2006年开始全面组织实施此规划，采取免疫预防为主、防治兼顾的综合措施，优先保护新生儿和重点人群，有效遏制乙肝的高流行状态，至2010年使我国人群乙肝发病率和乙肝表面抗原携带率有显著下降。

认真落实儿童乙肝疫苗预防接种，提高乙肝疫苗接种率和首针及时接种率，对2002年1月1日以来出生、未接种乙肝疫苗的儿童开展查漏补种工作。组织开展全国乙肝血清流行病学调查，了解我国乙肝的感染状况和流行趋势，为制定具体的控制措施、调整防治策略和评价规划的实施效果提供依据。建立完善全国

乙肝常规疫情监测系统，开展重点人群乙肝感染状况监测，对15岁以下乙肝病例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室检测，逐步建立全国乙肝实验室检测网络。

实施乙肝防治其他综合性措施。对医疗卫生机构和单位加强监管，采取严格措施，落实血液管理和安全注射等防范乙肝医源性传播的措施，杜绝乙肝病毒经血途径的传播。依法加强准入和监管，规范诊疗服务行为。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全民乙肝防治意识。

（三）实施消除麻疹工作

制定“2006—2012年全国消除麻疹行动计划”，维持高水平麻疹疫苗常规免疫接种率，使2剂次麻疹疫苗接种率达到95%以上，有计划地开展麻疹疫苗强化免疫活动，建立完善的麻疹监测系统。

（四）加强流脑、乙脑等疫苗可预防疾病的控制工作 密切关注以流脑、乙脑为重点的其他疫苗可预防疾病的控制工作，建立和完善流脑、乙脑的监测点，开展流脑、乙脑疫情的监测，预防和控制局部暴发疫情的发生；建议凡未将乙脑、流脑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省份，积极争取财政部门的支持，加快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进程；有C群流脑病例发生的省份，推广A+C群流脑疫苗的使用，有条件的地区积极争取纳入国家免疫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