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的求索读后感

第一篇：繁荣的求索读后感

读《繁荣的求索》有感

由于自身的阅读量和专业所限，我对宏观经济学的概念知之甚少。经济学大家的有名著作，读的太少了，仅仅对郎咸平教授写的有关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些书籍和视频讲座有一些了解，但是郎教授的一些观点我自己还是没有弄明白。因为自己本科专业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在大一时修完西方经济学，当时学习时感觉经济学的一些知识和观点比较晦涩难懂，看书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考完后就不怎么接触经济类的书籍。上了研究生阶段，学院开设了《宏观》和《微观》经济学两门课程，还对《管理经济学》和《战略投资学》这两门课进行了初步学习，在学习期间感觉自己阅读经济专业类的书籍实在太少，自己也想在这方面多做补充。宏观经济课期间自己对汇率的相关知识做了初步学习和比较系统的了解，从而对宏观经济政策有了大概的印象。在课程结束之际，把李老师推荐的《繁荣的求索》一书进行了仔细阅读，阅读时由于自己的知识水平有限，感觉非常的吃力，一些章节还是有读不懂的地方，不过也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林毅夫的《繁荣的求索》一书，集中论述了关于发展中国家应该怎样发展经济的思考和结论。这本书的结构大体上可总结为：首先，论述二战结束以来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演变及其主要理论范式的变迁。然后，在比较各国经济发展史，分析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深入思考其中的经验教训，在经济增长方面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成功了，而一些国家却失败了。最后，提出了一个能够使发展中国家实现持续性增长、消除贫困并缩小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理论分析框架。下面我将自己对这本书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内容做一陈述，并写了一点自己的感想：

一、反思理论，而不是否认事实——当理论与实践冲突时

在林毅夫任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期间，恰好与最为严重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同时，没有国家能够幸免于经济的减缓，这次危机是发达国家的产物，其对一些发展中国家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减缓了这些国家的增长速度，在书中也说明了这一点：这次危机不同的是使几乎所有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同时受到影响，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通过单一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或贸易政策避免高失业率与巨大的产能过剩。而尽管各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采取的迅速行动使得短期效应帮助世界经济避免了大萧条，但是并没有解决系统性风险增高、资产价值下降、信贷收紧等问题，当时的形势依然充满不确定性。

金融危机使各国经济学家开始反思广为接受的传统经济理论。经济理论从自由市场和凯恩斯主义，经过理性预期革命，发展到新凯恩斯和新古典宏观学派，这时主流观点认为已经对宏观政策运用自如，可以抗衡任何经济波动了。但每一次经济波动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后果。同时这次危机也证实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尽管出现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持续高增长的国家依然可以表现的很好，也就是说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实现持续增长，也就有利于全球持续复苏，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要实现持续性的增长战略还需要重新思考。

林毅夫在书中对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经济学做了梳理，在二战后出现的发展经济学思潮——旧结构主义，强调市场失灵，信奉国家主导，即由政府主导克服市场失灵，发展现代产业。这些现代产业的产品，过去都是进口的，现在要发展中国家自己生产，这一政策主张因此被称为进口替代战略。政策用意是好的，但在取得了早期的投资拉动的快速增长以后，普遍遭遇到经济停滞和频仍的危机，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缩小，许多国家实际上是在不断扩大。由于结构主义在政策实践中的失败，理论界和政策界转而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难以发展的原因在于：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体制，政府干预太多，存在政府失灵的现象。因此，第二波吸取了属于“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关注政府失灵，偏好类似“华盛顿共识”的自由化政策，认为没有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资源配置就没有效率，国家的干预也会造成贪污腐败。但从实践的结果来看，无论从经济增长率还是经济危机发生频率看，效果均不理想，甚至更差。

这两种理论思潮基本上都以发达国家为标准来看发展中国家，主张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比，找出发展中国家什么东西做不好、缺什么，再以发达国家做参照系进行改进，其目的都是好的，均希望帮助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经济，解决贫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成效很差。因此在理论与实践的冲突上，就需要对理论进行反思，找到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理论。

二、新理论的提出——反思的结果

这本书在总结历史与经验实践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框架——新结构经济学。这一理论与前两种理论主张完全相反，主要是先看发展中国家有什么，能做好什么，据此，再提出政策建议，把发展中国家能做好的发扬光大，积小胜为大胜。

林毅夫提出，经济发展是一个持续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的过程，这取决于国家如何利用和整合他们的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本和基础设施。国家需要识别并扶持他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且将这些产业作为发展的基础。同时，国家需要认识到市场自我调节的能力，削弱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促进企业繁荣发展，引领产业升级，他也为我们展现了甚至最贫穷的国家也能够以至少8%的经济增长率持续发展几十年，通过一至两代人的努力，大幅度地减少贫困，并成为中等收入甚至高收入国家。

新结构经济学不仅对社会现实做了理论的分析，而且它也是非常务实的理论框架。在第七章为了实践者们可以有效的将新结构理论转化为实际政策，提供了操作手册——“两轨六步法”。所谓的“两轨”是两条轨道：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GIFF）。增长甄别是因势利导的前提，即根据一个比较优势寻找出具有良好前景和潜在竞争力的产业。增长甄别对于形成产业集群、降低交易成本影响关键，林毅夫以新加坡和爱尔兰的成功案例证明这一点。例如爱尔兰在20世纪80年代前还是“欧洲乞丐”，80年代后开始集中发展电子、医药、软件和化工等产业后，引入美、英、德等国外商投资，吸引顶级电子商务公司落户，爱尔兰一跃成为西欧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以及东欧移民的目的地。林毅夫将增长甄别形象地表述为“瞄准了再打”。增长甄别是企业的事，也是政府的事。一个产业的升级和多样化离不开政策支持，离不开基础设置的改善。这就需要政府的因势利导。政府的因势利导主要升级落后的基础设施，使之与新的发展阶段相应，降低交易成本，提供充分的后勤保障，减少发展受到的约束。

“六步法”主要包括这六个步骤：第一步，选择正确的目标；第二步，消除约束；第三部，引诱与吸引全球投资者；第四步，壮大自我发现的规模；第五步，工业园的力量与奇迹。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林毅夫看来，第一步选择正确的目标是最为关键的原则，这一原则并不是空谈口号，它有具体的比照参数——“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以在那些有着相似禀赋结构且人均收入大约高于本国100%的快速增长国家内识别出一系列动态增长的贸易产品及服务，并且它们在该国已经生产了大约20年”。这是后发国家的优势，因为如果一国在长时间内拥有高增长，意味着该国资本积累增长，工资水平会上升，就会丧失产业中的比较优势，具有类似相似禀赋结构的且工资较低的国家就可以利用这一机会超越先发国家。后发国家的政府在甄别出这一优势后，就应该“优先发展那些已具有国内私营企业自发进入的产业，并去发现是什么阻碍了其产品质量的升级和规模的扩大，以及限制其他私营企业进入该领域以形成集群的障碍。” 政策制定者进入到第三步致力于吸引其正在效仿的国家的外商投资，引进资本同时引进技术，第四步对优先发现并进入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企业以支持扩大规模的方式进行奖励。在林毅夫看来，建设工业园区和出口加工区可以解决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落后和商业环境不友好的问题，有利于形成产业集群，创造经济奇迹。最后要对那些优先发现并进入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企业进行补偿，因为这些企业贡献了具有非竞争性的公共知识，以成功或失败的经验给后来者提供了产业信息，用经济学术语表述是“对其他企业形成了信息外部性”，且由于后发国家难以像发达国家授予先驱企业专利权，所以对企业进行一段时间的经济奖励是可取的。林毅夫认为甄别出那些具有良好增长前景和潜在竞争力的产业是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将发展经济学的前两次思潮用中国传统教育来比喻。我们基本都有这样的经历，从小就活在和“别人家的孩子”相比较的阴影中，父母每天都在提醒着你“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样出色，怎样好，但只字不提你的优点。工作后继续羡慕别人，关注自己所没有的东西，只想着当别人，而忽视了做自己。传统教育就是在弥补自己身上的不足，而不是寻找和发挥自己的优势。而传统发展经济学也是“以别人为参照系”。

“两轨六步法”从操作层面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途径，且政府在这一实践中具有主导性作用，虽然有些企业会率先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但是产业的集群效应和国际竞争力还是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支持，需要政府的基础设置改善和资金鼓励。

三、政府的作用——要因势利导，但不能毫无作为

与旧结构学说相比，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政府的作用，并试图总结出一套通用的政府干预原则。林毅夫倡导的学说与旧结构经济学一样认识到了企业家无法独力克服的经济发展障碍的重要性。但与旧结构经济学相反的是，他提到了利用一国比较优势的重要性。除了维护市场充分竞争外，政府也必须在产业升级中发挥积极的协调和外表性补偿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必须因势利导；另外，也不能毫无作为，如果政府不能对产业升级提供必要的协调作用，升级的速度会很慢，或干脆不发生。

四、肩负的使命与责任，位卑未敢忘忧国

在书中的前沿部分，林毅夫写道：自我童年开始，我人生的追求就是帮助各国实现持续的动态增长以消除贫困和实现繁荣。在阅读这本书时也充分地感受到林毅夫作为一名学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一个人应该像李冰一样，为自己所生活的那片热土做一些促进繁荣、惠及千秋万代之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像王阳明一样，拥有独立思考和知行合一的能力，并且即使在逆境之中也要为人民的利益而努力奋斗。这些努力为人生目标赋予了良好的含义。

最后引用北大教授陈瑞华的一句话“把西方理论背得滚瓜烂熟，也成不了第一流的经济学家，最多只能是教授而已。现在发现，立足于本土的改革实践，中国学者完全可以提出自己的理论。”林毅夫的理论给予了世界上贫穷地区的人们一种鼓舞人心的信念：每个国家都埋藏着繁荣的种子，只要能寻找到解决目前复杂困难的办法，希望就会到来。

第二篇：大繁荣读后感

近代以来，持续的繁荣一直都是人类社会不懈追求的目标，与资本主义几乎同时诞生的经济学，自落世以来就一直将其作为最核心的研究主题。从鼻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及扩张性财政政策到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还有芒德尔、拉弗等供给学派，这些经济学上熠熠生辉的名字背后无一不透着对于繁荣的渴求。如今，在这一长串的名单后面，我们还将加上一个新的名字埃德蒙•费尔普斯。

作为200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费尔普斯是当代就业与增长理论的著名代表人物。由于长期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让费尔普斯对繁荣的意义和原因有着独特的理解。而这些观点和理念最终浓缩成他最新的一部作品——《大繁荣》。

“大繁荣”的爆发源于以创新和活力为核心的现代经济

在《大繁荣》中，费尔普斯从历史角度着手分析人类社会繁荣的原因。他截取了18世纪到20世纪这两百年间的西方经济史，详细展现了现代社会是如何在经济繁荣中孕育成熟的。费尔普斯认为，人类社会最持久的一段繁荣期在19世纪初首先从英国开始爆发，这种繁荣此后在一个世纪内蔓延到了欧洲大陆以及北美。这样的一种现象，被美国经济学家W•W•罗尔斯称为“经济起飞”，费尔普斯则称之为“大繁荣”。

费尔普斯在描述这段历史的同时，还对历史上的德国经济历史学家和奥地利学派提出了质疑。经济历史学家们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起飞，归因于以大航海时代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发现。他们认为，一个国家所有的物质进步都由科技力量推动。此后属于奥地利学派的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为这种理论加入了一个新的元素：需有企业家把新的科技知识可以支持的新工艺和新产品开发出来。这种科学主义的观点加上我们熟悉的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最终构成了人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大繁荣爆发原因的普遍理解：科技发明造就了两次工业革命，最终实现了资本主义对世界的统治。

然而，费尔普斯却直截了当地对这种观点提出反对，或者说他认为这种观点的认识过于简单。费尔普斯认为，科技进步不可能是经济知识在19世纪爆炸式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而这种爆炸式增长一定是某种经济形态出现的结果。只要这种经济机制能够维持有效运转，就可以长期促进自主创新，最终把国家推入持续迅猛增长的轨道。对于这种制度或经济形态，费尔普斯用了“现代”来给予定义。他认为，正是由于现代主义观念下形成的现代经济，才有可能带来“大繁荣”的历史奇迹，而这种现代主义和现代经济的核心则来源于草根的创新和活力。

现代经济的起源很难用简单的语言概括，归根到底它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复杂演化的结果。这种复杂性在许多人文学者的著作中都曾得到展现，例如英国历史学家艾伦•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国经济学家汪丁丁在对麦克法兰的这本作品评议的时候，曾对现代世界出现背后的复杂性进行过分析。他指出，西方的两大思想传统——英美的和欧陆的，它们之间始终存在紧张关系，也正是这些张力，使西方社会得以演化。而在《大繁荣》中，费尔普斯则把这种现代经济产生的复杂过程总结为四个方面：以自由、财产和金融为核心的经济制度、以代议制民主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崇尚节俭、勤奋和身份的资产阶级文化、人口和城市的增加。

现代经济的到来引发了人类社会巨大的改变，它把各种类型的人都变成了“创意者”：金融家变成思考者，生产商成为市场推广者，终端客户也成为弄潮儿。费尔普斯认为，现代经济把那些接近实际经济运行、容易接触新的商业创意的人，变成了主导从开发到应用的创新过程的研究者和实验者。这样的一种体系也就成为西方社会在18世纪初到20世纪初的两百年内持续繁荣的推动力。不仅如此，费尔普斯还指出，现代经济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不止于经济，在文化艺术领域，现代经济的观念和体系在文学、绘画和音乐等同样以创意为核心的领域内，亦结出了“百花齐放”的硕果。

对个人来说，繁荣是人们本能地追求美好生活的结果

作为一个极具人文主义观念的经济学家，费尔普斯并没有将现代经济的阐释停留在宏观层面。在《大繁荣》里，他把“繁荣”的定义和影响还延生到了个人生活的领域。

学过政治经济学的我们都知道，人的最高价值就是自我实现。马克思认为，人在实践中不仅创造财富，为自身发展创造条件，同时也可以丰富个人的知识体系，增长经验认识，发展意识和能力，发挥潜能，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改造自己从而实现自我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便是人的价值实现的最高形式。事实上，类似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先哲。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提出了“美好生活”的概念。亚里士多德指出，“美好生活”的意思是，人们在拥有某些生活必需品之后，经过深思熟虑会选择的生活方式。进一步的，亚里士多德还指出，“美好生活”是人类生活的最终目标，它代表着一种“最高的善”。

接续亚里士多德的阐述，费尔普斯则认为，这种“美好生活”其实就是一种“繁荣”的生活。而当繁荣成为美好生活的流行概念时，美好经济必须帮助人们想象和创造新事物，从而实现创新。也因此，费尔普斯指出，许多企业家创造的财富，其实是他们痴迷于尝试某个新奇创意而收获的副产品，这种创造性的生活比起收获和财富积累，可以给人类提供更高层次的满足和骄傲。

费尔普斯在对个人生活的繁荣方面的思考，深受到哈佛大学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的影响。罗尔斯在这部巨作中详细论证了，鼓励和支持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望与正义的经济制度之间的紧密关系。由此，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美好生活”所拥有具有的天然正义和费尔普斯对“最高的善”的理解不谋而合。

同时，费尔普斯还从历史上和同时代的其它著名人物那里，寻求到了支持自己的观点：心理学家马丁•赛里格曼在《繁荣》中提到，人们追求的是“福利”，而构成福利的要素包括生活满意度、敬业程度、人际关系、生活意义以及有成就的生活；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一定对这个观点表示同意，他在积累巨额财富后，成立了规模庞大的慈善基金会；特洛伊古城的发现者海因里希•施里曼也曾表示，他从事商业活动是为了对特洛伊城的研究提供保障。

“大繁荣”的挑战在于现代经济在西方世界的衰落

如同历史上所有陷于低落和挫败的时期一样，人们都会发自内心地怀疑孕育了资本主义大繁荣的现代经济和现代主义。上世纪上半叶出现的社团主义和机械社会主义正是脱胎于在类似的发展背景中，人们期望用这些新的经济模式来替代现代经济。这些模式的观点大多认为，要赋予中央政府强大的能力和权威，对经济进行充分的干预，通过这样的经济制度来平滑经济的风险并使人们获得安全感。

对于这两种模式，尤其是社团主义，费尔普斯认为它的核心价值观实际上是向前现代时期的传统观念退步。依靠政府的管制和干预来实现经济生产，在本质上和中世纪教会与君主对经济的控制如出一辙，它们不过是传统主义披上了新外衣后在历史舞台上的再度登台。因此，这样的制度和体系违背了现代经济所包含鼓励创新和活力的精神，自然也就无法带动“大繁荣”的再现。所以，费尔普斯指出，上世纪末以来，包括英美在内的西方主要经济体的衰退，正是与社团主义的重新崛起有关。在美国，委托和裙带关系在公共部门的泛滥、共同基金的急功近利、大银行大企业和大政府形成的集团造成抵押贷款规模的膨胀，以及主权债务和福利规模的失控，都是这种社团主义势力上位的直接表现。这种思潮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这样来看，资本主义的历史实则就是一部现代主义与传统主义的斗争史，对于这场“从19世纪延续至今的没有尽头的伟大斗争”。

如果说“繁荣”的秘密是所罗门宝藏，那么费尔普斯的《大繁荣》就是寻找到宝藏的地图，而他对现代经济持续稳定运行的强调，就是交给我们打开宝藏大门的那把“秘钥”。为此，在前言里，费尔普斯动情地呐喊，“我要高度赞美大众的兴盛是现代社会宝贵的人文主义财富，呼吁重树失去的精神，呼吁大家不要放弃激发现代社会普遍繁荣的现代价值观。”所以，在《大繁荣》中，我们能读到的不仅是经济成长的诀窍，还有关于人类社会共同幸福的思考。作者将人文主义的精神注入到了《大繁荣》中，于是，这部作品不再只是一部枯燥机械的经济学著作，它还是一部生动的经济史，亦是一部令人思考的哲学书和思想录，更将是一部具有启蒙意义的巨作。

费尔普斯提到了一个创新的经典案例，福特创意的伟大之处不在于自动化生产线的发明，也不是汽车的发明，而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一辆汽车的平等主义的理想”。创新并不是指技术发明，熊彼特也指出，发明只有被应用于经济活动时，才成为创新，这是一个经济概念。这里作者指出创新是对商业或世界的新创意，需要创新者通过深入商业生活后所得的观察和经验作出新产品的构想，需要有投资人对创意的开发进行投资，需要有终端客户进行尝试，并作出反馈。大量的创意会在应用过程中自然淘汰，一些伟大的创新则留下来，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甚而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一个相似的案例是电脑的发明和互联网的出现，其影响迅速席卷全球。这其中技术上的突破当然毋庸置疑，然而认为电脑不应仅属于个别阶层所有的想法才是经济飞跃的深层动力。

本书探讨的是现代经济在19和20世纪的结构和政治经济制度，并与社团经济的体制作对比，纵观现代经济从繁荣走向衰落的过程，指出创新得以实现需要一定的宽容度，即对新事物的支持制度和社会价值观。使经济运作良好的制度不需要更多的政府支出和监管，也不需要更多 “无为而治”的自由主义，是能够积极调动高经济活力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作者最后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正因其包容性而具备正义性，能够在现代社会良好运行，并针对目前美国制度的漏洞和价值观的缺失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措施，如政府领导人应有产业界的从业经历，从而避免作出破坏性决策的可能等。此次三中全会提出经济改革应强调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凡是不涉及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项目一律由企业自己做。总的方向将是放松政府监管，加入更多私营资本参与，不断向自由市场经济靠拢。这正是一个鼓励创新的信号。

推动创新者开辟新路的动力是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这个问题，追名逐利似乎已经无法完全解答。《华尔街》里戈登•盖柯发表过这样一段振聋发聩的演说：贪婪是好的，贪婪是对的，贪婪是有用的，贪婪可以厘清一切，披荆斩棘直捣演化的精髓，贪婪就是一切形式之所在。对于生活要贪婪，对于爱情，对于知识，贪婪激发了人类向上的动力。然而在一个相对自由的市场中，企业经营活动充满竞争和压力，企业家承担种种风险的动力远不仅是利益金钱可以满足，而在于对工作全情投入的满足感，在冲突中解决问题的成就感，以及有新发现时的愉悦感。这种享受挑战，追求探索的观念带来的非物质回报是经济活力的源头，由此引发的创新活动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

正如费尔普斯所说，本书观点的独到之处在于从经济文化的角度进行突破，关注草根阶层的创新及其代表的社会价值观。除了运用大量翔实的数据资料以外，还从文学作品入手反观所处时代的经济活动，这点让我觉得颇为新奇有趣。阅读本书，可对现代经济的发展历史有一个明晰的认识。

世界历史发展到今天，文明的程度已经是前人所不敢想象的，这是由丰富而宝贵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成果所组成的。其实不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在我看来终极目标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科学本身最终是要通过形而上的思考方式展开探索，而成果也是以形而上的形式出现的。因此，经济科学依旧是这样的，它所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经济的运行和发展，但是随着经济本身的不断深化和复杂化，必然要深化到思想层面和精神境界，直白的讲就是经济哲学。《大繁荣》一书正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费尔普斯先生发现这一事实的集中总结，费尔普斯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前沿重不断发现和总结问题的症结，在《大繁荣》中试图超脱既有的经济理论，以一种新的经济思想和理念解决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问题。

其实现代经济学中可以依据很多标准进行划分，而划分的基础本身也是经济的客观表现。经济学思想与政治学思想也有着不可分的关系，政治中分为左派、右派，经济中也有左和右。左和右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的具体反映，也是形而上的一种特殊表现。凯恩斯主义、奥地利学派主张的新自由主义甚至新供给主义等经济理念都已经被打上了左和右的烙印，但是这也不能让经济学远离这些思想，甚至可以说永远离不开它们。费尔普斯先生认为经济运行中最为重要的是人以及人的重要理念，而现代经济的价值观则是推动经济快速良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到底什么才是现代经济的价值观，费尔普斯通过《大繁荣》做了比较多的论述。现代经济的价值观实际上就是创新的理念，但是创新常常被狭隘的理解为科技创新，却很少在战略创新、思想创新、创意上进行深入的思考。当然，费尔普斯的思考是深邃和明智的，只有把思想理念的创新做到最优，才可能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得到正确的指引，但是同时也要意识到他通过强调思想创新的紧迫性来批评现存的经济学主流思想，并试图通过批评来强调完全可以跳脱这些思想来展开经济学的思考。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是脱离实际的，事实上在《大繁荣》中也已经流露出这种观点的不可行，实际上费尔普斯本人也已经是既有经济思想的门徒。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与否关键在于国家的就业、产出等经济指标，那么进行繁荣的建设就必须从这些方面着手进行思考。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的的发展在于提升社会的有效需求，在此基础上必须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只有通过强化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影响力，才能有效的加强对经济的整体面的控制力，有效及时的解决通货膨胀、金融危机等经济问题。费尔普斯先生则认为凯恩斯主义对经济资源的调配是有严重的浪费的，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必然建立在节俭的基础上的，但是就经济的发展动力上来讲则必须进行不断的消费，而这种消费的基础就是强化社会的有效需求。因此要关注的问题并不是加强节俭的问题，而是如何能在消费力度增加的基础上进行节俭。《大繁荣》对世界经济史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和论述，实际上也是对意识形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即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甚至社团主义进行了一定的分析。然而，这些分析仍旧不能中立的分析，而是带有比较多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当然这与其作为美国的经济学家不无关系。费尔普斯先生颠覆性的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并非剑拔弩张，工人的劳动环境也并非恶劣到极点，这些与我们接触到的材料似乎有很大的出入，但是在我看来是非常勉强的。倘若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出现过分的压榨，没有出现劳动环境的恶劣，那么如何解释共产主义理论和国际工运的出现，这其实本身就是有着非常直接的逻辑关系的。同时，费尔普斯先生也提出了所谓的渐进社会主义，它实际上是一种资产阶级为了缓和矛盾所作出的努力，从政策等各方面采取倾向工人的措施，可以有效的避免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是可以避免社会主义和社团主义经济模式。

其实，费尔普斯先生对社团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了非常多且复杂的论述，可以说其中有合理的和学界共识的一部分，但也有一些归纳判断失误的地方。通过这些，我也有了一些对社团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社团主义的典型范例就是二战时的意大利、德国，它们以法西斯和国家社会主义为指导开展经济建设，其实要点就是要以国家和社会组织为基本主体整顿社会和市场的秩序。在社团主义的作用下，德意衰颓的经济形势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稳定，可能在费尔普斯先生看来这种经济意识形态只能让创新和现代经济价值被局限，但在我看来社团主义恰恰是新自由主义指引下的完全市场经济的“解毒良方”。众所周知，二战前的德国、意大利均是世界经济危机的重灾区，国内经济整体陷于混乱之中，原因除了世界经济形势整体衰退以外，就是国内政府和社会团体对经济缺乏控制能力，通货膨胀以及投机倒把非常严重致使经济上不仅仅没有了任何创新的能力，连最基本的秩序也成为了奢求。因此，我认为社团主义并非与现代经济价值相对立，只是社团主义不适合长期的实施和坚持，作为右翼政党的一种经济治理模式其灵活性确实不足，且在各社会团体的运作下常常会有很多政治力的影响，这些影响很显然缺乏经济理性。至于社会主义在我看来显然已经不能将计划经济与其划等号，在列宁时期尚且都意识到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契合，更何况在当今的世界。社会主义制度在马克思看来是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作为基础的，并非是费尔普斯认为的苏联的经济模式或是计划经济本身，事实上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一定是更接近现代经济价值的。我想应该在这里再把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逻辑谈一谈，其实马克思并没有非常具体的谈论过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制度到底怎么建设才一直未有完全的定论，实际上社会主义并不能简单与计划经济相配套。计划经济本身就是以计划作为经济运行的根本，而这一切的基础实际上就是以按需分配为主的产品经济，计划就是需要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所以在我看来所谓计划经济、产品经济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应有产物，社会主义本就不可能产生这些。因此，可以说费尔普斯先生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仍旧停留在上个世纪，并且只对一个形态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坚持，这其实也是他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误读的原因。

任何国家的经济繁荣都要以灵活的经济手段作为基础，而非任何僵化的模式。然而现代经济价值以及创新的意识则是灵活经济手段的前提，在经济实践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思想和理念的成熟则逐渐成为不可替代和必不可少的条件。经济学思想和理念博大精深，想要在此基础上加强创新和理念的更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妄图抛开这些既有的理念和思想，甚至是抛弃世界主流经济理论和思想则是过于理想化和不现实的。

《大繁荣》的写作逻辑

《大繁荣》这本书的谋篇宏大，但是却能回归到个体的创新选择，这是非常难得的。另外，这本书在细节方面对于证据的运用非常巧妙，一环扣一环，就和阅读侦探小说一样。

谋篇布局方面，本书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个体体验入手，然后切入经济社会的形成过程以及群体的制度选择（现代资本主义、社团主义、社会主义），紧接着分析了更为宏观的增长问题：经济衰落的表现和原因，最后又重新回归个体的美好生活和正义。这种写作逻辑完美体现了菲尔普斯教授一贯的研究方法，也是其微观经济学教材《政治经济学入门》坚持的框架“个体选择+公共选择”的分析框架。

证据的运用方面，非常强调逻辑性，在很多章节都有体现，这里以“第一章 现代经济体的活力之源”为例说明。作者开篇就介绍，现代经济活力是多维的，不但改变人的生活和工作标准，还影响生活、职业的本质。以此为基础，作者指出测量经济活力程度采用经济增长率、生产率是存在问题的。活力不足的国家与高活力的经济体开展贸易，或者模仿这些经济体的原创产品，一样可以获得高的经济增长率和生产率。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就是这样的例子。然后作者一步一步否定了资产投入、科学技术的作用，最终将视角回归到深藏于人类群体中的创造力和远见等资源，国家的经济增长关键在于对些资源的动员。另外，很有意思的是作者极具创新性的在“第三章 精神之火：现代经济如何影响世界”中以文学名著介绍了一代、一代人的个体体验。

《大繁荣》研究结论的宏大立意

菲尔普斯最终的结论，开始追问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人为什么要生，又为什么要死？也就是所谓的美好生活问题。这已经开始回到罗尔斯和阿玛蒂亚•森关心的问题。

从《大繁荣》一书写作的逻辑来看，这本书更应该看作实证研究的佳作，她没有牵涉太多的价值判断。但是菲尔普斯在书中提到了他和斯蒂格勒以及加里•贝克尔有关利他主义的争论，那场争论很难说有什么结论（P216）。另外，他还提到了他和罗尔斯作为同事（1969-1970年），办公室被烧、文稿逃过一劫的轶事（P303）。根据这些证据，我们可以推断菲尔普斯的意识形态处于中间，是坚定的现代资本义体系的拥护者。

他的这种中庸性，决定了他的结论将不同于熊彼特等人。在推出结论的前一刻，菲尔普斯又重新回归繁荣的基本概念，他追 本溯源发现，希腊语的“eudaimonia”可以解释为“happiness”（幸福），但是更为精确的翻译是“flourishing”（繁荣）。正如作者引用的维吉尔的名言“知其所以然，幸福自然来”。然后作者进一步引用了伏尔泰的《老实人》，强调“商业活动本身就具有意义，而且能带来丰厚的回报”（P285）。作者还非常俏皮的引用了Lady Gaga《天生完美》（Born This Way）的采访对话，强调发现“自己的内在身份、不断得到重生”的重要性（P291）。这样菲尔普斯的结论就完全不同于熊彼特了，因为他把最根本的增长动力追究到了人自身的内在能量，这种能量独一无二，藏于芸芸众生中，而开发这种能量则是增长的关键。

最后，这本书不只是为我们引入一个新的思考增长的视角，他也为我们发现新的问题提供了起点。正如凯恩斯所说“人们学习经济学不是因为标准理论的结论有什么特别的价值，而是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经济实践中提对问题”（P332）。我想菲尔普斯更希望我们这样来阅读这本书，也以这本书开始我们的创新和创业实践。

再换言之，一个积极乐观的良好心态，正是大众创新活力的有力趋势。可惜只是还有另外的人，忧愁着麻木的心，丧失行动的力量。

我认同的自然还是有狭小志向的人那样，要先为自己利益的填充而行动的行动。就像隐约记住书中的一句“为艺术而艺术”，“为商业而商业”或者是“为创新而创新”。它们的共同点我认为是为着满足自我。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还是兴趣喜好，都将以最初的目的而展开轨道。只要我设定了我想要的结果，需要的结果，我就会义无反顾去前进，而中途产生的额外的发现或创意，应该总是为实质目标而产生的。可能创新的意义，对凡常大众来说，不存在建立一本宏大的奋斗史，可能只作为实现自我成就的工具。却从另一角度看，自我成就的完成，正好是促进社会经济繁荣的着力点。其实如此一说，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那套方法，去追求设下的人生情境，满足自我而非远大贡献，倒也不失一种繁荣的认定。

要是真正说起群众的大繁荣，除开经济收入的良好回报，共同生活的大环境同样至关重要。

环境卫生、食品安全，凡是与可预见性的未来挂上钩的，都应该在当下实施的举措中，有效维护未来发展的完好性。比如企业污染源的排除，企业质量的规格，一切可以给大众造成难以挽回地损失的，就需要制度强制地进行规范，保护群体的生活利益。但一种权力一旦强大，便会和他的能力相互牵绊，往往这时候，给社会带出好处的是他，让社会蒙受危害的，也可能会是他。这种时候，在体制尚未到达制裁的时候，只能期望持有权力的人自觉地遵守自然规则，不去打破自然运转的规律，避免未来发生悔之不及之势。就说中国目前的这环境，这食品，因为正处于发展中国家，在工业成熟之前，尚可理解国家体系制度也正处在未成熟状态，总存在需要不断修复的缺憾地方。但每个人希望舒适的环境、健康的体魄这一系列基本的需求怎么也是不会更改的，既然是每个人都在追求相同性质的事，就应该是每个制造环境状态的人也都清楚的事。

满足起码的生活幸福，也许也不仅仅是属于“为创新而创新”的幸福，还要在创新的幸福中，加入人道精神，和一种社会情怀。这不止是在维护城市大环境下可持续增进的大繁荣，更是在获取只有在来自大环境里才能获取的充裕的幸福感。而每一个人都握有创建这样大繁荣的同等权利，也因此，社会大繁荣是源于每个人的行动，不论是为生活新意所产生的小小创新意识，还是为长远的未来空间做出的某种保护约束。大众社会的繁荣，可以无关体制变革，可以从自个儿开始。

作为经济学诺奖得主，埃德蒙的这本《大繁荣》对近现代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进行了非常广泛的探讨，指出了多种传统思维在逻辑和实践上无可辩驳的失败与荒诞，并且指出了持久繁荣的核心在于保持创新能力。

这本书的优点在于，它讨论的范围非常广泛，内容极度丰富，能给读者多方面的启发。但如果说缺点的话，就是它作为一本通俗读物（显然，由于具体数据和引用文献来源的缺乏，这肯定不是一本学术书籍）略微缺乏有力的文章脉络，而将核心观点分散在了无数的细枝末节当中，尽管这毫无疑问是因为经济学本身的高度复杂性，但仍不得不说这是个遗憾。毕竟，比较研究不是为了落入相对主义的陷阱，而是为了更加清晰地定位我们的实际状态。

因此我试着为这本书的总结一些核心观点和基本逻辑原理出来。

首先，经济活动对人类的服务，在于它最终能够提供的产品——无论是农业的消耗品，工业的日用品，或者第三产业的服务——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金钱的数字不管如何膨胀，如果无法最终兑换成任何产品，就是毫无意义的垃圾——这意味着金融市场一旦脱离了实际生产，就是彻头彻尾的诈骗。但是，市场有其自身规律，两万块面包的使用价值似乎无疑是一万块面包的两倍，但是能够生产两倍面包的社会，这些面包的市场总价格并不会变成原来的两倍——因为成本下降、效率提高、以及需求并没有完全同比增长——消耗品尚且如此，工业产品等不会迅速消耗的物资更是如此——因此当基本需求已经满足，你就无法靠重复生产低级和旧式产品继续推动增长。

这里就必须依靠创新，依靠新的产品，提供新的体验，更好的效率，更优质的服务，从而创造出人们新的需求，刺激新一轮的生产，投资，就业——从经济上来看，这将带来持续繁荣与增长，而从我们人类的整体文明发展上来看，这意味着更好的技术，更优秀的人才，更优化的管理，从而让我们可以应对过去无法应对的挑战，并且将文明推动到更高的层次。

这是我们人类文明演进的本质动力——当然，另一个动力源头是战争导致的生存威胁，这一点与经济的关系将在后面说明。

然而，保持持续的创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只有开放竞争的体系才能最有效地推动创新，然而即使在最初是开放竞争的体系，其早期的成功者在变得足够庞大之后，也很难避免由于变成既得利益者，从而变得保守，并且主观或客观上妨碍新一轮创新者的诞生——因为新势力将会带来不稳定，并且威胁到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妨碍甚至消灭新的竞争者，比起维持庞大组织自身的活力，要容易得多。

而即使排除了一切人类的自私和恶意，垄断或者说单极力量的过度强大，依然不可避免导致阻碍创新的危害——无论这种权力是来自经济、政治、文化还是军事。因为从本质上来说，个体已知的知识相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未知，永远是微不足道的，这意味着我们永远不可避免犯错误，然而，在开放自由竞争的环境中，一个个体或组织的错误仅仅意味着他自己的失败以及被别人超越，而一个人的成功却可以借由信息系统迅速地被其他人模仿，因此竞争的环境可以将人类愚蠢造成的损失减小到最低，而开放的信息系统则可以将人类智慧的效益最大化——而人类的愚蠢和固步自封恰恰是我们有史以来文明发展的主要阻力。

然而在单极权力过度强大的环境中，单极组织的错误会让其他所有人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当它生存时，它会以缺乏进取心的低效率挤占创新组织的生存空间和资源，而当它死亡时，会像从山坡上滚下的巨石一样，碾碎道路上的一切东西，或者在船底砸出一个无法补救的大洞。——再次强调，任何单极组织的膨胀都具备这种性质，无论它是经济、政治、文化或军事的，无论它以何种面目出现，以何种理论自居，都不可能违反这一基本原理。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良性发展的环境，必须维持其中各方面势力的动态平衡，动态与平衡两个词同样重要，平衡意味着没有一个单极组织的力量强大到足以压制其他所有人，这可以避免单极组织的低效和错误毁灭所有人——但这必须依靠动态，在此起彼伏、积极竞争和不断创新的状态下维持，而不是依靠停滞不前，甚至回到过去——那只会让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老式单极组织再度复兴。

而这样的动态平衡，其核心动力来自何处？正如经济产出的本质在于更多更好的产品，人类社会活动的本质在于更多更加优秀的人类——因此良性社会——经济的、以及其他领域的本质动力源泉，在于其中每个人类个体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实现。哪个社会能够最好地调动其中每个成员的积极性，哪个社会就能拥有最伟大的繁荣。

这就是为什么，只有技术教育福利，才是最好的，甚至说唯一应该有的福利，对低收入人群进行技术培训，实际上相当于一笔投资，当这些人拥有了更好的技能之后，就能创造更好的自我和社会价值，从而让这笔投资获得丰厚的回报，事实上，教育投资是人类迄今为止总体而言回报率最好最稳定的投资。

而直接运用金钱补贴低收入和边缘人群，非常直接地取消了他们自我奋斗的必要性，而这笔钱无疑不会从天而降，如果不向其他更加努力的人征税，就必须依靠政府借债来弥补，其结果就是透支整个社会去供养懒惰、非效率、无产出、无回报行为。这正是欧洲的社团主义和美国的大福利导致经济陷入衰退的原因——给人们应对挑战的能力带来繁荣，而消除人们进行挑战的必要只会制造堕落。

事实上，这样的社会对于中国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几乎每一个我国历史上的大帝国，都是此类体制，通过大政府压抑新兴力量造成的不稳定，并且为底层民众提供基础生存福利——而正如我们所知，历代帝国政府最后都在停滞中走向灭亡了，长期缺乏创新的最终结果，不是无力抵抗外部威胁，就是内部劣化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从而只能以内战来毁灭原有统治结构——试图避免一切矛盾的结果就是矛盾积累到其终极形式——然而只要新政府依然走大一统专制老路，这一循环就是不可打破的——帝国整体将在停滞的稳定中慢慢衰落，面对最后的总体破灭永远只是时间问题。

打破历史的诅咒，只有首先从改变错误的意识开始，一切超出有效运行规模的组织都不可避免的低效，然而从道德上限制人们欲望的膨胀也绝不会成功，因为自我实现与自我膨胀本来就是一体两面难于分割之事。限制与隔离解决不了问题，因此只能运用智慧，去努力推动方方面面的积极动态平衡。

而只有开放高效的信息系统能够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它有助于先进技术的研发和扩散，让我们对自身的真实状态有更加清晰的认知，让我们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好的训练；最重要的是，无数的信息碰撞中，将会为人们的创新提供前所未有的资源宝库。

大繁荣带来的不仅仅是规模空前的物质财富，还有兴盛生活——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有意义的职业、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作者深入分析了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某些国家取得大繁荣的根本原因。

费尔普斯指出，这种兴盛的源泉是现代价值观，例如，参与创造、探索和迎接挑战的愿望。经过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创新驱动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的共识。但是，作者所指的“创新”并非源于少数人的、精英的、从上而下的推动的狭义的创新，而是一个基于大众的、草根的、自下而上的进程。或者通俗点说，现代价值观崇尚的是草根经济活力带来的广泛意义上的全面创新。大多数创新并不是亨利•福特类型的孤独的梦想家所带来的，也不是简单的新发明，而是商业模式的创新和制度的创新,它由千百万普通人共同推动，他们有自由的权利去构思、开发和推广新产品与新工艺，或对现状进行改进。正是这种草根大众参与的创新带来了繁荣兴盛——物质条件的改善加上广义的“美好生活”。

一本不得不读的中国发展启示录

费尔普斯教授在书中深入探讨了自工业革命以后现代经济增长出现以来，先后领跑世界经济增长的英国和美国的创新动力源泉和激发这种动力的制度环境，这两个国家都经历过繁荣，而现在却开始衰落和迷茫。大国的无论兴衰的历史，都极具借鉴意义和价值，读西方的经济史促进我们不断思考中国未来变革问题。

当下的中国一直将发展作为第一要义，但是如何健康发展，怎样可持续发展一直是国家、民众关注的重点问题。作者写西方世界的历史，其实对中国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通过技术引进、投资和贸易，中国今天已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很早以前，英国和美国也曾处于类似的阶段。中国要实现高度的经济活力，就必须确立现代价值观的主流地位，摆脱社团主义的影响。而中华民族要实现真正的繁荣很大程度都取决于创新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只有从民族根部开始焕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将创新渗透到每一个社会阶层，每个人都积极思考“我”之于国家富强的意义，中国才有实现全面的繁荣的可能。

第三篇：非理性繁荣读后感

《非理性繁荣》读后感 光信1001陈嘉懿

关于这本书我并没有像以往一样去买一本而是直接在网上下载的电子文档来读的。首先，先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吧。《非理性繁荣》书名取自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理事主席葛林史班1996年底在华府希尔顿饭店演讲中，谈到当时美国金融资产价格泡沫时所引用的一句名言。从那时起，许多学者、专家都注意到美国股市因投机风气过盛而引发的投资泡沫现象。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甚至多次预言美国的投资泡沫将破，可是每当美国股市有衰竭的症候时，就会有另一股投机热潮注入，让股市得以暂时维持不坠，直至近日方有软着陆的迹象。在《非理性繁荣》（第二版）中，罗伯特·希勒教授对2000年第一版的内容进行了适时的修正和更新，重新阐述了市场波动这一给他带来国际声誉的主题。希勒在第二版中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他以一种更加清晰和彻底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那些可能动摇经济运行和严重影响人们生活的市场泡沫的产生和破灭。

在第一版中，希勒教授成功地预言了股市的下跌，而在本书中，他将研究扩展到了目前炙手可热的房地产市场，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论述美国国内和国际房价的历史走势。

在本书中，希勒通过大量的证据来说明，如果20世纪90年代末的股市，目前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中隐含着大量的泡沫，并且最终房价可能在未来的几年中开始下跌。他认为，2000年股市泡沫破灭之后，许多投资者将资金投向房地产市场，这使得美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房地产价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因此，非理性繁荣非没有消失，只是在另一个市场中再次出现。

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希勒教授描述了金融市场波动的心理根源，并且着力列举和论述了自由市场经济中，资本市场所固有的不稳定性。比如，艾伦·格林斯潘著名的“非理性繁荣”演说给人们带来的影响。他认为，最终摆脱这种困境的途径在于社会制度的改进，比如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保险品种以保障人们的收入和住房，以及更加分散化的投资选择。就像该书的第一版一样，《非理性繁荣》的第二版一定会吸引更多的人阅读和讨论。

《纽约时报》的保罗·克鲁格曾这样评价这本书曼罗伯特·希勒先生揭示了金融市场非理性的一面，在这方面，他比同时代的其他任何经济学家做得都多。” 罗伯特﹒J﹒希勒著于2000年的《非理性繁荣》，正是一本分析美国上世纪末股市繁荣现象，以及整个20世纪美国股市发展的重要作品。“非理性繁荣”一词，源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1996年12月5日，面对全球股市的持续繁荣与大幅上涨，作为当时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在华盛顿对当下的股市做出了“非理性繁荣”的判断。这一判断震惊了世界，被称为“格林斯潘震撼”并导致欧美股市暴跌。但在这之后，美国股市出现了长达三年的大牛市，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道指）从6500点一路上涨至12000多点，格林斯潘对股市的判断被彻底否定。从那以后，格林斯潘就对全球股市三缄其口，就连当年纳斯达克股市上涨至5100多点、市盈率已达850多倍时，格林斯潘也没有对股市发表任何评论。

2000年，希勒使用“非理性繁荣”为题著书，成为当年投资类图书经典。此时，道指突破了11700点，距离1896年5月26日公布时的40.94点，增长了286倍；距离1972年11月14日的1003.16点，增长了11.7倍；距离1995年11月21日的5023.55点，增长了一倍。即便是在道指诞生一百年的2006年5月间，指数也在11000点区间。从这个总体趋势上来看，股市一直向上，走向繁荣。但是，1929年股市崩盘，直到60年代才再次回到原来的点位；70年代的股灾，也是到了90年代初才再次回到原来的位置。和中国股市18年间五次起落相比，美国的股民可谓是既有幸福的一代，又有痛苦的一代；而中国的股民，却只是悲喜交加的一代。

这本为2000年处于网络股和科技股泡沫中的美国投资者所写的书，善意地给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公众常被认为学会了股票在下跌之后总会反弹这个基本常识。我们已经看到，许多证据证明大部人是这样想的，但是他们想错了。股票可以下跌，而且可以下跌许多年。股票市场可以被高估，同样可以低迷许多年。

“公众常被认为了解到，从长期看股票总是优于其他投资，比如债券，所以长期投资者投资股票会好一些。我们看到，有证据表明大部分人都是这么想的，但他们又想错了。在数十年的时间里，股票并不比其他投资优越，也没有理由相信它将来也会这样。

“公众也常被认为了解到，股票投资聪明的做法在于选择共同基金，因为它们了解市场的变化。我们发现大部分确实是这么想的，但是他们又一次错了。选择业绩良好的共同基金所获得的收益比投资者想象得要少。”

既然被评为最佳读物，至少说明讲得内容得有一些道理能够支持结论，并且说服了一些读者。作者列举了12条主要原因用以说明2000年牛市的形成诱因，社会力量如何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放大机制以推动牛市不断走高，新闻媒体和新经济思想如何扮演关键性角色，以及投资者群体又是如何一起在人性的作用下共舞狂欢。放在2008年的春天来看，除了12条诱因的其中二三要对其略略地调整之外，其它的一概不动，我认为应该也可以对当下中国的股市进行完整地诠释了。

价值投资的先行者，巴菲特的师傅格雷厄姆经过多年的打拼，格雷厄姆联合账户到1929年为止资金已达250万。但是随后的崩盘以及之后的危机接踵而来，尽管格雷厄姆非常小心谨慎，还是在1930年损失了20%。以为最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他又贷款来投资股票，然而所谓的底部一再被跌破，1932年联合账户跌掉了70%之多，格雷厄姆也濒临破产。痛定思痛，格老力著《有价证券分析》(Security Analysis)一书，是对1929年西方世界经济大萧条深刻反思的产物，奠定了格老作为美国及至世界的证券分析家与投资理论家的地位。年轻的巴菲特看了1942年格老的又一部力作《聪明的投资人》 之后，毅然决定选择哥仑比亚大学就读并终生追随格老。

格老虽有价值投资理论，但生不逢时，30年代的大萧条和40年代的世界大战使其无用武之地。但是巴菲特幸运得多，格老的理论让他四十余年来大放异彩，直至登上世界首富的宝座。巴氏1963 年收购并改组了Berkshire Hathaway公司，使其成为他的投资利器。但是不幸的事情还是没有放过他和其它任何投资者：70年代的两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以及水门事件的双重打击，使美国工业生产下降22％，失业率高达11％，通货膨胀率达到18％，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从1973年1月的最高点1016点下跌到1974年底的557点，纽约股票交易所市值下跌了40%。1974年巴菲特的个人财富也缩水超过50%。自1982年底美国经济摆脱战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进入复苏以来，美国已经历了长达95个月的经济扩展，创下了举世瞩目的和平时期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扩展记录。80年代初期，股票价格开始回升，到1987年8月份道指达到2722点。10月19日，华尔街爆发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股票崩溃，单日跌幅达22.6%，巴菲特损失了市值的25%。1999年3月16日，在美国经济继续强劲增长、无通胀压力和网络、科技泡沫的推动下，道指一度突破10000点大关。而巴菲特则在泡沫中业绩平平，1999年竟然只有0.5%的回报。

结果呢？巴菲特2008年致股东的信中写到：“2007年我们的资本净值收益为123亿美元，这使得我们的A股和B股的账面价值同时增长了11%。在过去的43年里（意味着自这一任管理层接手那天开始），我们的股票账面价值已经从每股19美元涨至78008美元，相当于每年21.1%的综合增速。”

看上去，希勒的观点和巴氏的业绩存在矛盾，其实不然。希勒所指得是普遍意义上投资领域的规律；而巴氏则是在规律的之下，运用价值投资所产生的特殊效果。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一是判断我们所处的时代会向着什么样的趋势前行，二是能够更加深入地思考和检视自己的投资理念，找到有哪些是属于自信过度，又有哪些是属于异想天开。

总而言之，这本书可以算是一本经典之作，无论我们是否是做金融研究的都应该读一下这本书。

第四篇：《非理性繁荣》读后感

《非理性繁荣》读后感

昨忽有一感，如人生能重新选择，桂明觉有四种挺让我激情澎湃的，第一就是做个小说家，远的不说冯梦龙，就像现今的王朔、刘震云、余华、张大春之流，讲故事的能力异常彪悍，会讲故事势必思想丰富，这亦是我所追求的；第二就是做个玄学家，天朝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研究统统撇开玄学，在桂明看来确实有失偏颇，试问共军区区八千万之众无神论者，对抗世界主流的有神论，基督以信上帝、得永生在全球就有20亿以上的教徒，共军高举唯物论的大旗，就连孔子也只敢说“未知生，焉知死”，而有着“半壁江山一纸书”丰功伟绩的汉文帝刘桓对青年才俊贾谊也是“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而共军对于自古一脉相承的有神论活动皆以封建迷信打发之，试问此举有木有考虑到我们这些不太向组织靠拢的唯心需求。第三，当然是现今时代的需求、时代的宠儿最赤手可热的金融才俊，远不说巴菲特、索罗斯老人家、近的如杨百万、“缠中说禅”李彪(据说曾操盘亿安科技)、带头大哥777(现在好凄惨，沦落到一个劲的在网上推销书，不过我还是一如既往的看他的博客)、王亚伟、孙建波等在金融市场呼风唤雨、一呼百应、指点股市、激扬文字；不仅名利双收，而且也抱得美人归，如台湾第一甜姐侯佩岑(婚后王牌大明星居然停了，至今桂明还难以释怀)、萨顶顶等都花落金融才俊。第四无疑还是桂明的老本行----地下工作者，记得在激情燃烧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一位姓毛的伟人对我们行业下达过最高指示“开发矿业、大有可为”，古人梦寐以求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居生活就是我们最好的写照，古语云“小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洞”在这个物欲横流、玉体横陈、官二代、富二代横行的年代，我们居然能淡泊、洒脱的挥手告别沉鱼落、闭月羞的师妹们，前仆后继地钻入村姑无处寻的大山深入的矿井里，我们当真、果然才是这个时代的隐者。

闲言少叙，正题要紧，却说桂明在新世纪的第二年，掐指一算，众所周知就

是2001年，不才考上高中，才上高一，虽课业繁重，但那会有些误入歧途，有点文青的范，整天诗文不离手，偶尔也做做小诗，那会流行下半身现代主义风格，但无奈小县城，能阅读的只有读者、知音、故事会等人文社科类期刊杂志，当然最上档次的还是读者，那会从《读者》上看到美国原版桂明因其在信息不对称理论的杰出成就获2001若贝尔经济学奖，那时开始知道劣币驱逐良币及柠檬市场，当是时还是有点小感慨，乖乖，这么简单的观点就能获若贝尔奖啊，从此就开始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10年一口气看了好些佛学书，心态变好了些，6月底重新杀入股市，到年底有所斩获，期间由于王牌大明星停播，故找来不少耶鲁大学公开课取代之，刚开始看博弈论，不过了无新意，所讲大部分已懂，后来看罗伯特希勒讲金融课，罗伯特希勒人巨帅，讲课时，时常从骨子里甩出的微笑贼迷人，刚开讲他就推荐自己2000年出的《非理性繁荣》，而《非理性繁荣》之前也颇有耳闻，但不知是这丫写的，因当时手头上还有很多书要看，就没有立即购买，一晃就到了上个月，当时原本是想买原版英文的，但是要160多，于是作罢，在当当买了中文版，书到几天后开了个头，便匆匆煞了尾，大概只看了20多页，本周末由于木发工资，闲来无事，从昨天下午看到今天中午，草草翻了一遍，还是颇有所获的。预知所获几何，且听桂明慢慢道来。

首先非理性繁荣是在1996年底由格林斯潘所讲的，后来该词成为格老所有讲话中被引用最多的一个词，1994年初道指还在3600点附近徘徊，而到1999年却已突破了11000点，以道指为代表的股市整体价格在五年内总涨幅超过了200%，然而为何称这股市的繁荣为非理性呢，同期的一些基本经济指标并没有同幅增长，美国居民个人收入和鸡的屁增长不到30%，如果剔除通胀，这个数字还要降低一半，而企业利润增长也不到60%，故股价如此大幅度的增长是缺乏实际经济基础的，从历史上看，这种情况也不会持久。

书中第二章，希勒就通过大量的数据、详细的分析指出长期来看投资房地产的回报是不理想的，其中很多的观点都挺全面，能深深地让人有共鸣，比如居住在大城市的人们经常会认为作为房价最主要组成部门的土地价格会不断上涨。他们确信居住在这些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人们可以享有生活在名人聚居区的声望，也可以从这些地区的商业机会中获取利益。那里的居民很容易认为，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抱有和他们一样的想法，人们会继续哄抬他们所在城市的房地产价格，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开始出现。但事实上，如果房价相对于居民收入涨得太高，人们就很,难负担得起一套像样的住房。人们的想法也会因此发生改变。他们将逐步意识到，居住在大城市里给人们带来的声望并没有那么重要，尽管个别城市由于拥有独特的商业活动而名声在外。人们会发现拥有同样商业活动的其他中心在不断建立起来，最后会引发企业重新选址，人口会由老的中心向新的中心转移，从而对老中心的房地产价格产生压力。除此之外，过高的房价将带来政治压力，迫使政府放松对土地使用的限制，最终导致这些大城市住房供给(如高层公寓)的增长。

在第三章的促使市场泡沫产生的12个因素中的市场经济的疾速发展与业主社会中也有有趣的解释，甚至让我掩卷深思。

第四章说实话对我炒股在理念上是很有启发的，炒过股后看这章确实受益匪

浅，这章详细阐述了放大机制：自然形成的蓬齐过程(通过一种反馈环，这章虽篇幅不多但笔记最多。

高潮精华后希勒还围绕文化、心理因素等方面再展开发表真知灼见。。。

罢，罢，累了，长话短说，以后再叙。总之一句如果要炒股、炒房，甚至买房等投资，这本书都可以是奉为圭臬的一本书，桂明倾情推荐。

第五篇：非理性繁荣读后感

非理性繁荣读后感

（一）每当我向身边的朋友、同事和同学们表达价值投资概念的时候，他们多数表示了深深的怀疑。被他们问及最多的话题就是，当前中国的股市，适合做长期投资吗？

我认为这个问题需要纠正一下。如果是炒股票、做波段，可以问在当下；但如果是对价值投资这样一个长周期的投资活动而言，这个问题就应该改正成这样：从现在到未来的十年或者二十年间，适合做长期投资吗？这样时间范围和标的才对应得上。对于这个问题，一开始我是用对中国经济长期看好来进行解释的。回答的多了，自己也发现这个解释存在着不尽合理的问题。因为经济和股市虽然存在着相关性，但是是否一定是强相关，他们的增长步调是否一定是一致，这却是不能够下一个定论的。因为后者比前者具有更多的随机性。

这个问题还存在着一个潜台词，那就是是否只有美国的股市比较适合做价值投资，而中国这样一个法制不健全，股市发育不良的环境下，不一定能够提供价值投资的土壤。那么，美国的股市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罗伯特﹒J﹒希勒著于2000年的《非理性繁荣》，正是一本分析美国上世纪末股市繁荣现象，以及整个20世纪美国股市发展的重要作品。“非理性繁荣”一词，源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1996年12月5日，面对全球股市的持续繁荣与大幅上涨，作为当时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在华盛顿对当下的股市做出了“非理性繁荣”的判断。这一判断震惊了世界，被称为“格林斯潘震撼”并导致欧美股市暴跌。但在这之后，美国股市出现了长达三年的大牛市，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道指)从6500点一路上涨至12000多点，格林斯潘对股市的判断被彻底否定。从那以后，格林斯潘就对全球股市三缄其口，就连当年纳斯达克股市上涨至5100多点、市盈率已达850多倍时，格林斯潘也没有对股市发表任何评论。

2000年，希勒使用“非理性繁荣”为题著书，成为当年投资类图书经典。此时，道指突破了11700点，距离1896年5月26日公布时的40.94点，增长了286倍；距离1972年11月14日的1003.16点，增长了11.7倍；距离1995年11月21日的5023.55点，增长了一倍。即便是在道指诞生一百年的2006年5月间，指数也在11000点区间。从这个总体趋势上来看，股市一直向上，走向繁荣。但是，1929年股市崩盘，直到60年代才再次回到原来的点位；70年代的股灾，也是到了90年代初才再次回到原来的位置。和中国股市18年间五次起落相比，美国的股民可谓是既有幸福的一代，又有痛苦的一代；而中国的股民，却只是悲喜交加的一代。

这本为2000年处于网络股和科技股泡沫中的美国投资者所写的书，善意地给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公众常被认为学会了股票在下跌之后总会反弹这个基本常识。我们已经看到，许多证据证明大部人是这样想的，但是他们想错了。股票可以下跌，而且可以下跌许多年。股票市场可以被高估，同样可以低迷许多年。

“公众常被认为了解到，从长期看股票总是优于其他投资，比如债券，所以长期投资者投资股票会好一些。我们看到，有证据表明大部分人都是这么想的，但他们又想错了。在数十年的时间里，股票并不比其他投资优越，也没有理由相信它将来也会这样。

“公众也常被认为了解到，股票投资聪明的做法在于选择共同基金，因为它们了解市场的变化。我们发现大部分确实是这么想的，但是他们又一次错了。选择业绩良好的共同基金所获得的收益比投资者想象得要少。”

既然被评为最佳读物，至少说明讲得内容得有一些道理能够支持结论，并且说服了一些读者。作者列举了12条主要原因用以说明2000年牛市的形成诱因，社会力量如何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放大机制以推动牛市不断走高，新闻媒体和新经济思想如何扮演关键性角色，以及投资者群体又是如何一起在人性的作用下共舞狂欢。放在2008年的春天来看，除了12条诱因的其中二三要对其略略地调整之外，其它的一概不动，我认为应该也可以对当下中国的股市进行完整地诠释了。

价值投资的先行者，巴菲特的师傅格雷厄姆经过多年的打拼，格雷厄姆联合账户到1929年为止资金已达250万。但是随后的崩盘以及之后的危机接踵而来，尽管格雷厄姆非常小心谨慎，还是在1930年损失了20%。以为最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他又贷款来投资股票，然而所谓的底部一再被跌破，1932年联合账户跌掉了70%之多，格雷厄姆也濒临破产。痛定思痛，格老力著《有价证券分析》(SecurityAnalysis)一书，是对1929年西方世界经济大萧条深刻反思的产物，奠定了格老作为美国及至世界的证券分析家与投资理论家的地位。年轻的巴菲特看了1942年格老的又一部力作《聪明的投资人》(TheIntelli-gentInvestor)之后，毅然决定选择哥仑比亚大学就读并终生追随格老。

格老虽有价值投资理论，但生不逢时，30年代的大萧条和40年代的世界大战使其无用武之地。但是巴菲特幸运得多，格老的理论让他四十余年来大放异彩，直至登上世界首富的宝座。巴氏1963年收购并改组了BerkshireHathaway公司，使其成为他的投资利器。但是不幸的事情还是没有放过他和其它任何投资者：70年代的两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以及水门事件的双重打击，使美国工业生产下降22%，失业率高达11%，通货膨胀率达到18%，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1973年1月的最高点1016点下跌到1974年底的557点，纽约股票交易所市值下跌了40%。1974年巴菲特的个人财富也缩水超过50%。自1982年底美国经济摆脱战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进入复苏以来，美国已经历了长达95个月的经济扩展，创下了举世瞩目的和平时期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扩展记录。80年代初期，股票价格开始回升，到1987年8月份道指达到2722点。10月19日，华尔街爆发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股票崩溃，单日跌幅达22.6%，巴菲特损失了市值的25%。1999年3月16日，在美国经济继续强劲增长、无通胀压力和网络、科技泡沫的推动下，道指一度突破10000点大关。而巴菲特则在泡沫中业绩平平，1999年竟然只有0.5%的回报。

结果呢？巴菲特2008年致股东的信中写到：“2007年我们的资本净值收益为123亿美元，这使得我们的A股和B股的账面价值同时增长了11%。在过去的43年里(意味着自这一任管理层接手那天开始)，我们的股票账面价值已经从每股19美元涨至78008美元，相当于每年21.1%的综合增速。”

看上去，希勒的观点和巴氏的业绩存在矛盾，其实不然。希勒所指得是普遍意义上投资领域的规律；而巴氏则是在规律的之下，运用价值投资所产生的特殊效果。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一是判断我们所处的时代会向着什么样的趋势前行，二是能够更加深入地思考和检视自己的投资理念，找到有哪些是属于自信过度，又有哪些是属于异想天开。

非理性繁荣读后感

（二）席勒的《非理性繁荣》从心理学和行为金融学的角度，着力分析美国90年代中后期的网络股泡沫，同时也类比的描述了20世纪初、1929年和上世纪70年代金融危机的情况。该书是根据许多公开发表的研究报告和历史事实，对美国互联网期间股市的空前繁荣现象所做的全面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席勒指出泡沫的形成和崩溃显现出正反馈的状态，这点与索罗斯反身理论中的暴涨暴跌不谋而合。尽管该书是以当时的市场情况为基本出发点的，但他把这一市场情况仅仅作为整个股市繁荣现象的一部分来进行研究。作者有力地指出近年来的股市飙升只不过是一场正在上演的、大规模的偶发性庞氏骗局，最终只能是以悲剧收场。他认为当时的股市是一个投机性泡沫，指出投资者的从众心理是如此之强以至于很难控制和影响，市场定价的重大偏差能够保持几年或者几十年。

作者在第一篇中首先重点对股市上涨的14个催化因素进行了逐一分析：在收益稳定增长时期到来的互联网；胜利主义和外国经济对手的衰落；赞美经营成功或其形象的文化变革；共和党控制国会及资本收益税的削减；生育高峰及其对市场的显著影响；媒体对财经新闻的大量报道；()分析师愈益乐观的预测；规定缴费养老金方案的推广；共同基金的发展；通货膨胀回落及“货币幻觉”的影响；交易额的增加；折扣经纪人，当天交易者及24小时交易；赌博机会的增加等等。并进行了小结。

接着重点对股市的放大机制进行了分析：自发形成的庞氏骗局；投资者的高度信心；对投资者信心的反思；高市值情况下预期不减的例证；对投资者期望和情绪的反思；公众对市场的关注；投机性泡沫的反馈理论；作为反馈模式和泡沫的理解；作为反馈模式和投资机泡沫的庞氏骗局；自发庞氏骗局引起的投机性泡沫；当今的非理性繁荣和反馈环等。

在第二篇中对文化性因素如新闻媒体（媒体在决定市场变化阶段中的作用；媒体讨论的形成；对市场前景的报道；创纪录过量）、新时代的经济思想、新时代和全球泡沫进行了分析。

在第三篇中对心理性因素如股市的心理依托、从众行为和思想影响进行了分析。

最后二篇提出了理性繁荣的尝试和理性行动。

通过阅读本书，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证券市场上机构和普通的投资者如何狂热的追逐财富梦想，揭示了人类社会的贪婪和由此带来的恶果，对于广大的普通投资者防范和规避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收益有极大的帮助。对于股市投资和投机的非理性行为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本人读书习惯是先粗读一遍，后精读一遍，然后再根据精读做的重点标记写读书笔记，一字一句的敲进电脑，对自己也是个再学习加深的过程。希望本笔记能够对其他志同道合的网友有所启发，也希望大家对本人所做的笔记给予评价。

非理性繁荣读后感

（三）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繁荣，储蓄、股票、房贷、基金、债券等金融理财产品，已深入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可以说，当今社会几乎人人离不开金融，学金融，懂金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时代进步的需要。因此，作为当代青年，应将金融学作为自己的一项人生必修课。经朋友推荐，我阅读了金融系列图书之一的《非理性繁荣》，对股票投资有了新了认知，颇有收获。

《非理性繁荣》描述了导致20世纪90年代股票市场泡沫的心理因素。该书序言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末的股市呈现出一个典型特点，即投机性泡沫：暂时的高价得以维持主要是由于投资者的热情而不是与实际价值相一致的预测。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市场可能维持高位甚至大幅攀升，但在未来十年或二十年里，股市的总体前景将会是非常惨淡，甚至十分危险。这是值得深思的一个结论。

对于股市，“什么是利好消息”是每个人都想知道的，只要掌握利好消息，人们就可以通过投资来获利。而希勒的《非理性繁荣》却告诉投资者，这样的方式不完全可行。作者告诫投资者不要过于相信自己已经掌握金融资产价格波动的规律。目前的金融学不足以提供确定的结论，而且不能完全理性地预测和理解股价的波动规律，作者指出“非理性”心理使得我们的对未来的预测很不可靠。

对于导致股价变动的原因，作者试图把潜在因素拓展到更多领域，讨论更多人类行为和事件：从1929年的金融危机，到生育高峰，从通货膨胀到社会中的赌博文化，从贸易结构到媒体如何影响政治，几乎涵盖了我们能够想到的所有影响到股价的因素。犹如一个庞大的模型，变量集合可能是个无底洞。他指出，在决定股价因素中，股票价值很重要，但是人们的信心和非理性或许对宏观性的股价波动有更大的影响。

在作者看来，无论是机构投资者还是个体投资者，都难以摆脱各种“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即使投资者是在追求一种理性的目标，结果往往也难以实现。我们当然不能说投资者是赌徒，可是谁敢说自己没有赌心？亏了的想翻本，赚了的还想赚的更多，市场就这样被自我放大、自我增强起来了。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比较自信，觉得自己肯定能赚钱，也就是作者所说的信心过度，可是几次波动下来，大家又觉得还是随大流走最保险。于是，“社会传染病”也就由此而产生了。这本书中总结了社会心理学对这种现象的分析，使人颇受启发。

通常情况下，人们会认为“股票在下跌之后总会反弹”是个基本常识，而作者却证明他们想错了——股票可以下跌，而且可以下跌许多年；股票市场可以被高估，同样也可以低迷许多年。人们还会认为“从长期看股票总是优于其他投资，比如债券，所以长期投资者投资股票会好一些”，然而作者证明他们又错了——在数十年的时间里，股票并不比其他投资优越，也没有理由相信它将来也会这样。在《非理性繁荣》中，作者使用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统计数据、最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等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从这里，我感受到了自己先前对股票投资认识的局限性。保有一份理性的投资心态，避免情绪化的投资给我们带来不良的影响，是我阅读该书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通过阅读本书，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对财富梦想的狂热追逐、人类社会的贪婪和由此带来的恶果，对引导广大普通投资者如何防范和规避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收益有极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