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繁荣读后感[大全]

第一篇：权力与繁荣读后感[大全]

《权力与繁荣》读后感

在这本书的序中提到奥尔森对于权力、政府、政治与经济相联系所提出的思考，对于我来说这些理论是比较抽象难于理解的，而且我的价值观中已经形成了对于这些理论的一些看法，虽然说现在应该是没有一个令人满意让人普遍接受的关于权力、政府与政治的理论，但是奥尔森的这些分析为这些问题打开了一道新的门，对于我固有的认识是个冲击，例如为什么有的市场经济国家贫穷，有的富裕；为什么市场经济不是保证国家繁荣的唯一条件；什么样的市场经济能够带来经济繁荣等。《权利与繁荣》据我了解到，是受到很多人推崇的，我也认为其中有不少可以借鉴之处，以下就我感触比较深的几点谈谈我的认识。

奥尔森运用比喻的方法阐释了权力的逻辑，提出了国家起源的流动帮匪定居理论。他认为，存在一群流动帮匪，到处掠夺。后来，这群流动帮匪发现，通过在一固定地区征税，对该地区提供保护等公共产品，能够得到更多利益。于是，他们定居下来，对其成员制订了一些规章制度，严格保护成员产权，不准外来者掠夺该地区，也不准内部成员随意掠夺或盗窃他人财产。这样，国家就产生了。当税率过高时，就可能导致生产下降，从而可能使税收总额减少。因而，最优税率应该为：税率提高增加的税收恰好等于税率上升导致生产下降造成的税收损失。为了增加税收，定居下来的帮匪就会提供公共物品、保护产权等。

专制统治权力的第二只手是在共容利益的指引下使用权力，其后果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社会利益是一致的，即使其实现了公共物品的供应，也不是基于善良的愿望去做的。大多数人统治与专制统治一样都拥有社会的共容利益，因为他们都控制着税收征收权。但是，大多数人统治下还能获得社会中重要的市场收入份额，从而使其拥有更强的社会生产上的共荣利益观。这就使人们更倾向于民主政治，无论从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是出于自利的角度，形成了政治格局。

为了在一个既定税率下取得最大的收益，一个社会必须公正的执行契约，更多的收益只有在长期的基础上才可以再次产生。为了从长期契约执行中获得好处，一个国家还需要稳定的货币。那些定居的匪帮首领就会有最大化的税收所得，他的臣民就会在他的领地的生产中得到最大利益。当然，这需要首领绝对采取长远的政策，只有这样，臣民才会绝对相信他们的私有财产权利及契约执行会得到永远的尊重，并且货币会保持着完全的币值。但是绝大多数专制统治者都会着眼于眼前的利益，所以他们的政权总是短暂的，结束于多样的政变中。

然而，独裁者被消灭并不一定会带来民主。独裁被消灭后，民主的出现是有条件的。只有当面临外部影响的时候，民主才会出现。但是，在有些国家民主也能够自发产生。这些国家不存在导致独裁的条件；各个领导者不是相互分散，从而不能在不同地区形成分散的小独裁者；不会被外部势力所征服。每一个想成为独裁者的人，如果不存在独裁的条件，其最好的选择就是分享部分国家的权力。1

奥尔森认为，科斯定理是一种乌托邦。根据科斯定理，当人们自愿进行交易时，如果没有欺骗或者错误，交易会使他们的状况变得更好。“尽管那些从垄断者手

中购买东西的人要比那些从一个竞争性价格市场中购买东西的人要稍微不划算

一些，但是他们都在购买他们希望获得的东西”。然而，在理性的人中间也会发

生坏的事情，我们必须承认不是所有的交易都像科斯谈判的那样——都是自愿的。相对于富裕国家来讲，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是由于这些国家的交易成本太高，但是，富裕国家的人并不比贫穷国家的人更善于讨价还价和达成交易。过高的交

易成本无法解释贫穷国家更加贫穷的原因。因此，尽管科斯定理和交易成本理论

可以很好地解释科层制企业的特征，但在理解政治方面存在缺陷。奥尔森认为，要正确理解政治，不仅必须明白自愿交易的收益，还必须要明白武力和强制。

拥有权力的一方通过武力威胁或者使用权力能够得到收益，并且这种行为的成本比他的收益要少得多时，理性自利也会引导人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去强迫他

人，即存在“武力的黑暗面”。这正是造成如霍布斯所言的“荒凉、贫穷、卑鄙、野蛮以及短缺”的无政府状态生活的主因。

在无政府社会中，生产的动机受到一个人的产品、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可能

被其他人掠夺去的可能性的抑制。有些劳动力不是用来生产，而是用来掠夺的。

在一个无政府社会中，一个家庭可能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在防止掠夺而不是在生产

上。因此，本用于生产的资源被用于防止掠夺活动了。资源流向土匪以及社会的防止掠夺行为都减少了产量。

如果无政府社会被一种恰当的和平秩序所取代，那么产量就会大幅度增加。

即使无政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签订了社会契约以确立一个和平秩序，无政府状态

也不会根除，除非契约能够得到强制执行。但是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一方可以强

制执行契约，那首先不会有先前的无政府状态。

一个政府，如果有足够的权利去创造和保护私有产权并去强制执行合约，而且

受到约束不去剥夺这些个人权利，就是强化市场型政府。奥尔森认为经济成功有

两个条件，一要是对所有人都有稳定的且清晰的财产权利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

利，另一个必要条件是没有掠夺行为。如果政府不具备相应的条件，可能就会对

经济繁荣起阻碍作用，甚至导致经济衰退。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把国家兴衰的理

论更进了一步，增加了对政府限制或保护权利作用的分析，深化了对政府作用的认识。奥尔森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从个体追求最大利益的动机出发分析政府的作用，弥补了关于政府作用的传统理论只从政治学或宏观经济学角度分析而缺乏

微观基础的缺陷。

政府对社会经济的作用与影响，并非在于如何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而在于

所提供的公共物品是否能够保障民众的经济自由，是否有利于市场的扩展。如果

没有由尊重个人权利的民主制度所提供的约束条件，要想发展起严格的产权制度

及合约的有效执行是不可能的，这就必须从政府的激励机制出发，建立一个能够

给予涵盖利益最大决策权的也就是民主化的政治体制。只有“强化市场型政府”的政府才能够做到创造和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和公民自由，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

约，能够向社会提供充分和良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并且在此同时它还能够

受到约束而无法任意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利，于是“奥尔森条件”才能得到充分满

足。也只有在这两个条件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一个社会才可能存在完善的市场，并且让市场机制拓展到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

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以政府全力介入的方式

强制发展，是我们习惯的方式。关于发展中国家，奥尔森的逻辑认为，其落后的最大挑战不在于资源或资本匮乏，而在于它们很难组织起大规模的分工、交换等

市场活动，特别是高质量的政府活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征服重点发挥作

用的领域和力度往往大相径庭，其关键差别集中在保护个人权利不受他人或政府

本身的侵犯上。在中国，真正让人担心的问题始终不是市场，而是政府，或者说，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权力对于经济的干预无所不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

时，由此产生的问题也在不断地积累和发酵，它带来的后果是发展的质量不高，经济失衡，环境破坏大，腐败频发，社会分化。这些问题反过来又为高质量的政

府活动制造了障碍。

中国以传统的治理方式推动了经济增长，并保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这是它

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过，要真正实现经济发展，处理好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尽

快进行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起民主、法治、宪政的政治经济体制，构建

强化市场型政府，就成为决定未来中国改革能否真正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第二篇：权利与繁荣读后感

工商管理实验版32010021203陈凯妍权利与繁荣读后感

美国马里兰大学已故教授曼瑟尔·奥尔森的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权力与繁荣》将“权力”与“繁荣”这两个人们通常不会联系在一起的词结合起来，人们通常并不重视二者间的关系，但奥尔森通过举例论证了权利是繁荣的基础，繁荣反过来影响权力。前言中对不发达国家经济和政府的解释很好的体现了这一关系：“贫困社会的最大挑战不是资源的缺乏，而是它很难组织大规模的活动，特别是政府活动......不管在发达国家存在什么样的最优政府角色，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角色相比而言是更小的。”我认为奥尔森通过对国家权力机构和国民经济的研究，找到了决定国家经济兴衰的原因，他认为经济的成功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清晰界定财产权力和公正的契约执行，二是没有掠夺行为。即政府的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强力程度能否限制掠夺行为发生。只有能够提供持续服务和正确经济制度的政府才能使一个国家经济繁荣，单一的依靠市场调节或依靠政府调节都无法使国家兴旺发达。奥尔森将社会划分为两种类型：创造型社会和掠夺型社会。当权力机构的政策能够激励人们通过生产来获得个人收益时，这个社会就是创造型的；反之，当权力机构的政策使人们对个人努力的回报不断地感到失望，从而倾向于“抢夺”财富而非生产财富时，这个社会就是掠夺型的。我认为当代政府和社会偏向于掠夺型，因为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大多数人创造的财富被小部分人占有，同时物价上涨过快，使得劳动阶级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没有工作动力。无法促进社会进步升级国家繁荣昌盛。

第一章这样描述权力：“权力----不仅仅只限于政府的权力----是能够产生强制性服从的能力，因此它和强制性的权威以及施加压制的能力有关。”并用罪犯和黑帮的例子来诠释强制性权力和自利行为。奥尔森用流动性匪帮和固定性匪帮来类比狭隘利益与共容利益，在一个充满流动性匪帮的社会里，居民由于怕被抢劫一空，没有动力进行生产和积累，这样长期下去，流动性匪帮将没有东西可以供盗窃。而对一个人口稠密社区的固定匪帮来说，由于他掌控了整个区域所有的犯罪活动，他将能够从安居乐业的社区环境中获利：犯罪活动越少，社区经济越繁荣，固定匪帮获取社区总收入的部分越大，收取的保护费越多。这种保护费我认为某种意义上是变相的税收，通过这种变相税收，无形当中与居民有了共容性利益的关系，这会促使他们会积极为当地居民创造一个和平的词序和提供公共物品，防止其他劫匪的出现，以保证居民生产的积极性并为以后能长期获得收入打下好的基础。固定性匪帮的持续性掠夺比无政府状态下的流动性的匪帮更好，因为居民和固定匪帮形成了共容利益，而共荣利益的作用在于给予所涉及的人以刺激，诱使他们关心全社会的长期稳定增长。然后奥尔森将固定性匪帮的作用等同于政府在社会中的作用。因此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武断地认为独裁政府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是错误的，一个理性，自利的独裁者在共容性利益下也会界定产权，提供公共物品，确定最优税率。总之作者认为不是各种市场中的问题都可以仅仅通过期待公平交易解决，或曰公平交易有赖于权力的制约。

作者还讨论了民主的起源，认为民主发生的情况往往是历史上的一些特例，一个社会不能形成一个赢家通吃的局面，几股势力需要达成对权力的分享。作者假设专制君主总是抱有长远的观点的，而且其臣民也相信主子会一直这样做。这个假设赋予专制君主稳定的共容利益，使得他限制自己的窃税率。虽然专制者的共容利益驱使他提供可以增加其领地产量的公共物品，但是他这么做只是为了扩大他从社会中攫取的纯收益。因此，专制者获得的收入源于昂贵的代价，即通过很高的再分配比例将其臣民的收入转到自己手中。虽然民主统治与专制统治一样都拥有社会的共容利益，因为他们都控制着税收征收权。但是，民主统治还能获得社会中最重要的市场收入份额，从而使其拥有比专制统治更大的共容利益。因此，民主统治者会承担再分配给自己利益的行为中更大的社会损失份额，也会从公共物品收益中获得更大的份额。

工商管理实验版32010021203陈凯妍

在第二章，奥尔森介绍了民主的起源、代议制政府的财产和契约权利制度以及民主的必要性。奥尔森认为，拥有绝对权力的专制者不可能在他的领地里创造另一个独立的权威以确保权力的恰当和有序继承，因此专制统治的继承危机是与生俱来的。当一个专制王朝进入“盛世”时，臣民总是希望君主长命百岁以延续他们的安定生活和社会经济的繁荣。显然这是不可能的，随着科学技术以及思想的进步，人们逐渐发现了君主制的弊端，奥尔森在这里就去掉了对专制君主眼光长远的乐观假设，认为专制者总是存在采取短视措施的可能，他会从侵占其臣民的资本中得到收益，他会想方设法逃避执行契约，拒付债务，并且不断发行新币以谋取眼前之利。这时他的激励动机就如流窜匪帮一样，狭隘利益促使统治走向了终结。奥尔森认为，一般情况下，每个专制者总是被其他的固定或流动的匪帮所代替，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一个专制政体的结束才会被一个民主政体所取代。权力机构逐渐向民主政府过度。回到理论层面，作者认为民主代议制政府产生有三个必要条件：一是有些历史偶然事件会产生一小群领导人、团体或者家族之间产生权力的平衡，使得任何一个领导人或集团都会很谨慎的避免获得大于其他人或集团的权力，这种制约平衡使民主的产生变为可能。二是不同力量之间存在的权力大致平衡并且不会破裂，这样小块地方的专制统治就不可实行。第三是无论由于地理障碍、城墙或其他的环境障碍因素，在实施民主安排的地方一般可免遭周边政权的征服。因为专制者总制造机会去征服更多更大更富饶的领土，而民主国家因为趋于其领地的投票权所以并不会有侵略的动机。我认为，第一个条件是最重要的。一旦存在权力平衡，每个人都有动机去降低自己以外任何可能的专制者成为真正专制者的可能性，因为每个人都担心其他人大权在握后对自己不利（铲除异己等）。如果权力只掌握在一人手中，那么用以防止专制行为出现的机制比如法院和司法机关往往难以发挥作用，甚至反过来成为扩大政府领导人权力的工具，这时专制统治就会死灰复燃。因此，那些确立权力分享安排的人有很强的动机去使这些机制发挥应有的作用，并导致限制政府权力特别是政府行政首脑权力的制度安排的相应出现。英国1689年光荣革命后，没有一个政治派别强大到可以强加自己的意志到其他派别身上，或者直接去形成一种专制体制。每个握有权力的领导人之间形成了权力平衡，他们同意设立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议会，它代表所有各方力量，并限制赋予政府的权力，同时使君主拥有的权力有限化。他们还设立司法机构、签署《权利法案》并对判例法进行重大改革。总之，他们希望借此防止其他专制力量的兴起。这种权力分享的制度安排使英国人开始对很多事情有了相当高的信任度：他们相信彼此之间签署的任何契约都会得到公平的执行，任何私人合法财产都不会突然被充公或侵占，而他们对政府的批评也不至于遭到迫害。1689年后，英国私人财产和契约执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稳定，也正是光荣革命后不久，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由此我们注意到，在权力分享制度下的人创造的确保他们不会成为专制迫害牺牲品的结构，也同样保护着财产权和契约权。

奥尔森认为，在民主的形成与个人权利（包括财产权和契约权）的稳定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一个脆弱民主制度下的领导人会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没收资本、贬值货币或者剥夺少数人权利，这正好使个人权利受到伤害。相反，在持久的民主统治与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财产和契约权之间，却存在重要的联系。在稳定的民主国家里，在法治之下，权力的继承是可以预测的，个人权利的裁定与执行绝非是短期的考虑。许多人自信地签订长期契约，或者可以很放心地将财产受托到后几代，或者设立基金会，他们认为这种预期是绝对会持久的。我认为，稳定民主制度下的政府与专制君主和脆弱民主制度的领导人相比，具有更大的共容利益，而且实行权力分享制度，他的政府是强化市场型政府。

第三篇：权力与相互依赖读后感

《权力与相互依赖》读后感

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ne）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大师，代表作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冲突》（1984），并与约瑟夫·奈合著《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2001）。他是当代诠释和发展世界政治理论的经典大师。在其学术生涯中，基欧汉一直身处国际关系理论论战的核心。《权力与相互依赖》由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合著，是一部颇有理论建树的力作。1977年，该书第一版出版，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派挑战（新）现实主义理论霸主地位的开始，构成新自由制度主义兴起的理论基石；1989年，该书重版并增加了对批评的回应；2001年该书第三版出版，两位学者将全球化、国际机制与相互依赖概念相整合，指点国际局势，激扬文字，对21世纪初的世界政治进行严肃的理论分析，成为代表新自由制度主义发展的巅峰之作。

自1977年以来，该书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引用频率最高的著作之一，被美国学者视为“不可替代之作”。20世纪60、70年代，国际关系出现大分化、大组合，一度有美国霸权衰落之说。对此，美国学术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和政策建议，而《权力与相互依赖》的复合相互依赖模式公认是最有解释力的理论之一。本书是两位著名学者的双剑合璧之作，既有理论上的深度建构，也有实践上的指导价值。尽管作者强调自己的研究重心是国际体系不断变化的性质及其

理解（并称之为政策前提），其目的在于确立理论框架，提出理论解释新模式，但从本书的结构来看，提供美国外交对策乃是应有之义。“征战沙场。剑强于笔；长远观之，却是笔指导剑”恰是本书的点睛之笔。

1997年《权力与相互依赖》的出版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派挑战新现实主义理论的霸主地位的开始。自出版以来，该书被美国学者视为“不可替代之作”。由此可见本书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权威和重要性。

本书认为随着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深,相互依赖已被用来作为一种制约他国的权力资源,事实权力并没有从相互依赖中分离出来,而是有力诠释了相互依赖。随着相互依赖的逐渐深化,民族国家利用相互依赖而带来的各种条件和机遇,维持和增强国家的权势,提高国际地位。

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这是因为旧的世界格局正在崩溃，世界变得相互依赖，传统的议程无法界定我们所面临的威胁，在我们这个新的时代，随着跨国社会运动等非领土行为体的出现，传统的领土作用在减弱，他认为恰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言的作为经济单位额国家有可能消失。传统主义不能理解，将其称之为全球主义谎言，他不关注于这些反驳，在他看来，这如同关注一个针尖上能有多少个天使跳舞的中世纪经院式争论一样。

罗伯特·基欧汉他并不认为当相互依赖普遍存在时，国际冲突就无影

无踪，相反，国际冲突会以新的形式出现，甚至会呈现上升态势。也不能将相互依赖完全局限于均衡的彼此依赖，最可能影响的行为体应对过程的是依赖的非对称性。

权力一直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概念，而理解权力在相互依赖中的作用必须区分敏感性和脆弱性二者之间的关系。所谓敏感性是指某政策框架内作出反映的程度。就依赖的代价而言，敏感性指的是试图改变局面而作出的变化之前受外部强加脆弱性是行为体因外部事件强加代价而遭遇损失的程度。罗伯特·基欧汉认为脆弱性相互依赖包含战略意义，而敏感性相互依赖恰恰缺少这一点。这并不意味着敏感性在政治上是不重要的。而试图操纵相互依赖的战略有可能导致战略反击。仅仅依靠经济手段对抗严重的军事威胁有可能是无效的。在此意义上，与经济力量相比，军事力量是处于支配地位。相互依赖影响世界政治和国家行为，而政府行为也影响着像话依赖的模式，政府通过制造或接受某些活动的程序、原则或制度来调节跨国关系，国家间的关系，将这些控制性安排为国际机制。国家机制可由国家之间的协议或条约组成，如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回忆上的安排，国际机制也可以是暗含的，如二战后的美加关系。当然如果不存在一致同意的规范和程序或规则，无机制情况就会出现。

所谓国际体系的结构即同类单位的能力分配状况。其中国际政治体系中最重要的单位是国家，有关能力被视为其权力来源。而国家机制是国际体系权力机构与该机构的政治、经济谈判的中介因素，即对其有着正式或非正式的影响。

国际机制的变迁往往非常重要，因为国际机制的变迁，新的机制影响着世界的很多方面，就像非歧视贸易原则的确立一样，改变了世界贸易的旧貌。但是从某种意义而言，某些国家面貌也改变了国际机制。

在关于现实主义与复合的相互依赖方面，罗伯特·基欧汉推导出一个具备如下经济特征的世界，国家间存在着现实或潜在的冲突，国家随时都有可能动用武力，每个国家都力图保护自己的疆土和利益免受现实威胁。只有强大的国家才有可能存在下去。其中复合相互依赖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各社会之间是多渠道联系的，二是国家间关系的议程包括很多没有明确或固定等级之分问题，三是当复合相互依赖普遍存在是，一国政府不再本地区内或在某些问题上对他国政府动用武力。复合相互依赖三个主要特征导致不同的政治过程，而这些政治过程将权力资源转化为控制结果的权力。在现实主义的世界里，军事安全将是国家的首要目标。甚至影响到那些不直接涉及军事实力或领土防卫的问题。

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在复杂的环境下，国际组织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国际组织可以确定某些重要问题，从而帮助政府决定事务的轻重缓急次序或机构间委员会及其他政府内部安排的性质。如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环境回忆的召开，促使美国重要部门集中关注防止世界粮食短缺问题。也帮助促成世界政治中的潜在联盟。对于稳定世界秩序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相互依赖的持续加强，全球化趋势进程的不可阻断，国际社会的整体性得到加强，全球意识得到张扬，霸权意识和行为越来越不得人心，甚至威胁世界和平。虽然强权即公理的时代已经过去，国际社会也无法容忍赤裸裸的强权和武力征服。但权力无疑是政治领域的通行证，无论是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特别是隐藏在国际秩序和国际制度背后的权力框架，这种制度性强权或结构性暴力，它更具合法性，也更难以更改。权力还是权力，只是给自己加了个精美的外壳。因而权力概念非常重要，它不仅仅是理解摩根索权力政治理论的钥匙，也是理解世界政治的钥匙。

第四篇：甜与权力读后感

读《甜与权利》有感

201024144113 吴绮莉 10历史文遗班

糖，从1650年起在许多国家从一种奢侈品、稀有品变成一种日用品和必需品。作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平凡又十分常见的调味料，装饰着现代社会的每一张餐桌。平时我们也许不会把糖跟权利联系起来，两个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西敏司却在《甜与权力》一书中，为我们娓娓道来“糖”身后奇妙而非同寻常的历史。首先我先剖析一下这本书的结构：作者在第一章试图引入食物和“吃”作为人类学研究对象，使之成为研究现代生活之人类学的一部分，通过讨论甜不是指甜的东西，来阐述甜是一种味觉，霍布斯称之为一种“品质”。而糖、蔗糖是激发甜的感觉的物质。然而人们对甜的喜好程度却往往大相径庭，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所以不能说喜欢甜是人类的普遍特征，从而又引出更深层次的问题：一个特定的民族是怎样变得顽固地坚持对“甜”的大量的、习惯性的摄入。第二章则通过考察西方各国对糖的消费，生产情况，把问题集中放在向英国提供糖、糖蜜和朗姆酒的殖民地的种植园生产体系，以及那些使产品得以生产出来的主要劳动榨取形式。同时也展现出了像糖这样的殖民地产品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增长过程中的特殊重要性。第三章通过讨论糖的消费把生产与消费联系在一起，依据人们的行为和所思来对消费加以解释，渗透到社会行为中的糖，通过被赋予新的用途并承载了新的意义，从一种稀奇和奢侈的东西转变成一种平常的必需品。作者西敏司认为这样的意义源于

使用本身，由此又引申出了好几个跟权力有关的问题并进行讨论。第四章与第五章分别深入的探讨了权力的问题以及强调了田野工作对研究食物和饮食的人类学的重要性。

作者西敏司聚焦于工业化早期的英格兰以及美洲加勒比殖民地的甘蔗种植园，把糖的命运讲述得格外深刻。使我们看到了糖从一件奢侈品化身为工业化生产的商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密切地与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奴隶化生产，乃至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联系在了一起。与此同时，也看到了糖是如何经过一个自上而下的复杂文化过程，一步步地嵌入到了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

人是一个靠食物维持生命的有机体，而我们的身体也因为进食才有了新的能量，这些能量的一部分或者全部会很快的转化为支撑我们行动和思考的力量。但这只是食物对于人而言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一个方面，食物除了满足个人需求之外，另外还有一种社会功能。恰如西敏司所指出的，尽管在食物与亲属关系或者食物在社会群体之间关系上，我们现代的生活已经和原始部族的生活大相庭径。但是，在食物对于我们对于我们的生活以及构建社会关系的影响力上依旧和原始部族有着同样的形式和重要性。在《甜与权力》一书中，作者涉及到很多种类的糖，不过着重关注的是蔗糖。决定这一观点的是最近数个世纪以来蔗糖消费的历史。

蔗糖在近代的消费历史是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的，本书虽然一直在围绕着”糖”这个话题进行讨论，但作者关注和揭示的焦点是“权力”这样一个复合概念。

糖作为一种重要的世界性商品，它的生产与消费是与世界市场的诞生和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基本范式的建立密切相关的。本书中作者研究糖在世界的消费历史的时候，采用的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从生物和文化的视角来展开探讨——这是和以往的糖史和相关的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不同之处。

通过对这些家用、日常的物品进行探究，帮助人们澄清世界是怎样变成现在的样子，以及在变化中如何保持某些层面的内在一致性。其实，西敏司所谓的“权力”，其内涵是很广泛的，除了以上的政治、经济上的权力外，作者认为，食物本身也具有某种权力。当糖的消费日益蔓延开来，蔗糖消费的增长改变了人们日常的饮食习惯，某种形式的油脂和糖成为以大量淀粉质食物为主食的一餐饭的主要组成部分。在缺乏肉类的时候，糖成为了替代品，并且决定了吃什么样的淀粉类食物。糖作为辅食却具有了决定主食的权力特点。同时，作者还指出，糖的消费与女权也有着一定的联系，发生在穷人家庭里面的食物的不合理分配就是这样一个文化模式。昂贵的蛋白质食品是给成年男子食用的，而蔗糖大部分是由妇女和儿童消费，这并不是说女性比男性更喜欢甜食，而是一种权力的控制，食物营养的不平衡分配本身就是一种权力上的不平等，从这一点上，蔗糖似乎成为了权力倾轧的工具。

作为一部人类学经典作品，《甜与权力》西敏司娓娓道来的是“糖”身后奇妙而非同寻常的历史。读完这本书，给我印象很深的除了对蔗糖与权力之间的联系的理解，更读懂了人类学与历史是不可分割的以

及田野工作对研究一种历史现象或者是地方特色是非常重要的。作者认为如果没有历史，人类学的解释力就会被严重削弱，要形成一门关于当下的学科，必须研究那些缺少所谓“初民社会”相关特征的社会，即使是面对平凡的研究对象。人类学家在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要珍视当地人所说的，所期望的和所做的，研究对象如果仅仅针对某些弱势群体，则称不上是客观的、科学的研究了。这本书按照自己的方式，为我们开辟了一条了解人类学的道路，十分值得我们一看。

第五篇：大繁荣读后感

近代以来，持续的繁荣一直都是人类社会不懈追求的目标，与资本主义几乎同时诞生的经济学，自落世以来就一直将其作为最核心的研究主题。从鼻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及扩张性财政政策到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还有芒德尔、拉弗等供给学派，这些经济学上熠熠生辉的名字背后无一不透着对于繁荣的渴求。如今，在这一长串的名单后面，我们还将加上一个新的名字埃德蒙•费尔普斯。

作为200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费尔普斯是当代就业与增长理论的著名代表人物。由于长期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让费尔普斯对繁荣的意义和原因有着独特的理解。而这些观点和理念最终浓缩成他最新的一部作品——《大繁荣》。

“大繁荣”的爆发源于以创新和活力为核心的现代经济

在《大繁荣》中，费尔普斯从历史角度着手分析人类社会繁荣的原因。他截取了18世纪到20世纪这两百年间的西方经济史，详细展现了现代社会是如何在经济繁荣中孕育成熟的。费尔普斯认为，人类社会最持久的一段繁荣期在19世纪初首先从英国开始爆发，这种繁荣此后在一个世纪内蔓延到了欧洲大陆以及北美。这样的一种现象，被美国经济学家W•W•罗尔斯称为“经济起飞”，费尔普斯则称之为“大繁荣”。

费尔普斯在描述这段历史的同时，还对历史上的德国经济历史学家和奥地利学派提出了质疑。经济历史学家们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起飞，归因于以大航海时代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发现。他们认为，一个国家所有的物质进步都由科技力量推动。此后属于奥地利学派的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为这种理论加入了一个新的元素：需有企业家把新的科技知识可以支持的新工艺和新产品开发出来。这种科学主义的观点加上我们熟悉的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最终构成了人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大繁荣爆发原因的普遍理解：科技发明造就了两次工业革命，最终实现了资本主义对世界的统治。

然而，费尔普斯却直截了当地对这种观点提出反对，或者说他认为这种观点的认识过于简单。费尔普斯认为，科技进步不可能是经济知识在19世纪爆炸式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而这种爆炸式增长一定是某种经济形态出现的结果。只要这种经济机制能够维持有效运转，就可以长期促进自主创新，最终把国家推入持续迅猛增长的轨道。对于这种制度或经济形态，费尔普斯用了“现代”来给予定义。他认为，正是由于现代主义观念下形成的现代经济，才有可能带来“大繁荣”的历史奇迹，而这种现代主义和现代经济的核心则来源于草根的创新和活力。

现代经济的起源很难用简单的语言概括，归根到底它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复杂演化的结果。这种复杂性在许多人文学者的著作中都曾得到展现，例如英国历史学家艾伦•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国经济学家汪丁丁在对麦克法兰的这本作品评议的时候，曾对现代世界出现背后的复杂性进行过分析。他指出，西方的两大思想传统——英美的和欧陆的，它们之间始终存在紧张关系，也正是这些张力，使西方社会得以演化。而在《大繁荣》中，费尔普斯则把这种现代经济产生的复杂过程总结为四个方面：以自由、财产和金融为核心的经济制度、以代议制民主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崇尚节俭、勤奋和身份的资产阶级文化、人口和城市的增加。

现代经济的到来引发了人类社会巨大的改变，它把各种类型的人都变成了“创意者”：金融家变成思考者，生产商成为市场推广者，终端客户也成为弄潮儿。费尔普斯认为，现代经济把那些接近实际经济运行、容易接触新的商业创意的人，变成了主导从开发到应用的创新过程的研究者和实验者。这样的一种体系也就成为西方社会在18世纪初到20世纪初的两百年内持续繁荣的推动力。不仅如此，费尔普斯还指出，现代经济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不止于经济，在文化艺术领域，现代经济的观念和体系在文学、绘画和音乐等同样以创意为核心的领域内，亦结出了“百花齐放”的硕果。

对个人来说，繁荣是人们本能地追求美好生活的结果

作为一个极具人文主义观念的经济学家，费尔普斯并没有将现代经济的阐释停留在宏观层面。在《大繁荣》里，他把“繁荣”的定义和影响还延生到了个人生活的领域。

学过政治经济学的我们都知道，人的最高价值就是自我实现。马克思认为，人在实践中不仅创造财富，为自身发展创造条件，同时也可以丰富个人的知识体系，增长经验认识，发展意识和能力，发挥潜能，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改造自己从而实现自我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便是人的价值实现的最高形式。事实上，类似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先哲。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提出了“美好生活”的概念。亚里士多德指出，“美好生活”的意思是，人们在拥有某些生活必需品之后，经过深思熟虑会选择的生活方式。进一步的，亚里士多德还指出，“美好生活”是人类生活的最终目标，它代表着一种“最高的善”。

接续亚里士多德的阐述，费尔普斯则认为，这种“美好生活”其实就是一种“繁荣”的生活。而当繁荣成为美好生活的流行概念时，美好经济必须帮助人们想象和创造新事物，从而实现创新。也因此，费尔普斯指出，许多企业家创造的财富，其实是他们痴迷于尝试某个新奇创意而收获的副产品，这种创造性的生活比起收获和财富积累，可以给人类提供更高层次的满足和骄傲。

费尔普斯在对个人生活的繁荣方面的思考，深受到哈佛大学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的影响。罗尔斯在这部巨作中详细论证了，鼓励和支持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望与正义的经济制度之间的紧密关系。由此，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美好生活”所拥有具有的天然正义和费尔普斯对“最高的善”的理解不谋而合。

同时，费尔普斯还从历史上和同时代的其它著名人物那里，寻求到了支持自己的观点：心理学家马丁•赛里格曼在《繁荣》中提到，人们追求的是“福利”，而构成福利的要素包括生活满意度、敬业程度、人际关系、生活意义以及有成就的生活；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一定对这个观点表示同意，他在积累巨额财富后，成立了规模庞大的慈善基金会；特洛伊古城的发现者海因里希•施里曼也曾表示，他从事商业活动是为了对特洛伊城的研究提供保障。

“大繁荣”的挑战在于现代经济在西方世界的衰落

如同历史上所有陷于低落和挫败的时期一样，人们都会发自内心地怀疑孕育了资本主义大繁荣的现代经济和现代主义。上世纪上半叶出现的社团主义和机械社会主义正是脱胎于在类似的发展背景中，人们期望用这些新的经济模式来替代现代经济。这些模式的观点大多认为，要赋予中央政府强大的能力和权威，对经济进行充分的干预，通过这样的经济制度来平滑经济的风险并使人们获得安全感。

对于这两种模式，尤其是社团主义，费尔普斯认为它的核心价值观实际上是向前现代时期的传统观念退步。依靠政府的管制和干预来实现经济生产，在本质上和中世纪教会与君主对经济的控制如出一辙，它们不过是传统主义披上了新外衣后在历史舞台上的再度登台。因此，这样的制度和体系违背了现代经济所包含鼓励创新和活力的精神，自然也就无法带动“大繁荣”的再现。所以，费尔普斯指出，上世纪末以来，包括英美在内的西方主要经济体的衰退，正是与社团主义的重新崛起有关。在美国，委托和裙带关系在公共部门的泛滥、共同基金的急功近利、大银行大企业和大政府形成的集团造成抵押贷款规模的膨胀，以及主权债务和福利规模的失控，都是这种社团主义势力上位的直接表现。这种思潮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这样来看，资本主义的历史实则就是一部现代主义与传统主义的斗争史，对于这场“从19世纪延续至今的没有尽头的伟大斗争”。

如果说“繁荣”的秘密是所罗门宝藏，那么费尔普斯的《大繁荣》就是寻找到宝藏的地图，而他对现代经济持续稳定运行的强调，就是交给我们打开宝藏大门的那把“秘钥”。为此，在前言里，费尔普斯动情地呐喊，“我要高度赞美大众的兴盛是现代社会宝贵的人文主义财富，呼吁重树失去的精神，呼吁大家不要放弃激发现代社会普遍繁荣的现代价值观。”所以，在《大繁荣》中，我们能读到的不仅是经济成长的诀窍，还有关于人类社会共同幸福的思考。作者将人文主义的精神注入到了《大繁荣》中，于是，这部作品不再只是一部枯燥机械的经济学著作，它还是一部生动的经济史，亦是一部令人思考的哲学书和思想录，更将是一部具有启蒙意义的巨作。

费尔普斯提到了一个创新的经典案例，福特创意的伟大之处不在于自动化生产线的发明，也不是汽车的发明，而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一辆汽车的平等主义的理想”。创新并不是指技术发明，熊彼特也指出，发明只有被应用于经济活动时，才成为创新，这是一个经济概念。这里作者指出创新是对商业或世界的新创意，需要创新者通过深入商业生活后所得的观察和经验作出新产品的构想，需要有投资人对创意的开发进行投资，需要有终端客户进行尝试，并作出反馈。大量的创意会在应用过程中自然淘汰，一些伟大的创新则留下来，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甚而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一个相似的案例是电脑的发明和互联网的出现，其影响迅速席卷全球。这其中技术上的突破当然毋庸置疑，然而认为电脑不应仅属于个别阶层所有的想法才是经济飞跃的深层动力。

本书探讨的是现代经济在19和20世纪的结构和政治经济制度，并与社团经济的体制作对比，纵观现代经济从繁荣走向衰落的过程，指出创新得以实现需要一定的宽容度，即对新事物的支持制度和社会价值观。使经济运作良好的制度不需要更多的政府支出和监管，也不需要更多 “无为而治”的自由主义，是能够积极调动高经济活力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作者最后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正因其包容性而具备正义性，能够在现代社会良好运行，并针对目前美国制度的漏洞和价值观的缺失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措施，如政府领导人应有产业界的从业经历，从而避免作出破坏性决策的可能等。此次三中全会提出经济改革应强调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凡是不涉及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项目一律由企业自己做。总的方向将是放松政府监管，加入更多私营资本参与，不断向自由市场经济靠拢。这正是一个鼓励创新的信号。

推动创新者开辟新路的动力是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这个问题，追名逐利似乎已经无法完全解答。《华尔街》里戈登•盖柯发表过这样一段振聋发聩的演说：贪婪是好的，贪婪是对的，贪婪是有用的，贪婪可以厘清一切，披荆斩棘直捣演化的精髓，贪婪就是一切形式之所在。对于生活要贪婪，对于爱情，对于知识，贪婪激发了人类向上的动力。然而在一个相对自由的市场中，企业经营活动充满竞争和压力，企业家承担种种风险的动力远不仅是利益金钱可以满足，而在于对工作全情投入的满足感，在冲突中解决问题的成就感，以及有新发现时的愉悦感。这种享受挑战，追求探索的观念带来的非物质回报是经济活力的源头，由此引发的创新活动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

正如费尔普斯所说，本书观点的独到之处在于从经济文化的角度进行突破，关注草根阶层的创新及其代表的社会价值观。除了运用大量翔实的数据资料以外，还从文学作品入手反观所处时代的经济活动，这点让我觉得颇为新奇有趣。阅读本书，可对现代经济的发展历史有一个明晰的认识。

世界历史发展到今天，文明的程度已经是前人所不敢想象的，这是由丰富而宝贵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成果所组成的。其实不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在我看来终极目标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科学本身最终是要通过形而上的思考方式展开探索，而成果也是以形而上的形式出现的。因此，经济科学依旧是这样的，它所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经济的运行和发展，但是随着经济本身的不断深化和复杂化，必然要深化到思想层面和精神境界，直白的讲就是经济哲学。《大繁荣》一书正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费尔普斯先生发现这一事实的集中总结，费尔普斯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前沿重不断发现和总结问题的症结，在《大繁荣》中试图超脱既有的经济理论，以一种新的经济思想和理念解决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问题。

其实现代经济学中可以依据很多标准进行划分，而划分的基础本身也是经济的客观表现。经济学思想与政治学思想也有着不可分的关系，政治中分为左派、右派，经济中也有左和右。左和右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的具体反映，也是形而上的一种特殊表现。凯恩斯主义、奥地利学派主张的新自由主义甚至新供给主义等经济理念都已经被打上了左和右的烙印，但是这也不能让经济学远离这些思想，甚至可以说永远离不开它们。费尔普斯先生认为经济运行中最为重要的是人以及人的重要理念，而现代经济的价值观则是推动经济快速良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到底什么才是现代经济的价值观，费尔普斯通过《大繁荣》做了比较多的论述。现代经济的价值观实际上就是创新的理念，但是创新常常被狭隘的理解为科技创新，却很少在战略创新、思想创新、创意上进行深入的思考。当然，费尔普斯的思考是深邃和明智的，只有把思想理念的创新做到最优，才可能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得到正确的指引，但是同时也要意识到他通过强调思想创新的紧迫性来批评现存的经济学主流思想，并试图通过批评来强调完全可以跳脱这些思想来展开经济学的思考。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是脱离实际的，事实上在《大繁荣》中也已经流露出这种观点的不可行，实际上费尔普斯本人也已经是既有经济思想的门徒。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与否关键在于国家的就业、产出等经济指标，那么进行繁荣的建设就必须从这些方面着手进行思考。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的的发展在于提升社会的有效需求，在此基础上必须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只有通过强化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影响力，才能有效的加强对经济的整体面的控制力，有效及时的解决通货膨胀、金融危机等经济问题。费尔普斯先生则认为凯恩斯主义对经济资源的调配是有严重的浪费的，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必然建立在节俭的基础上的，但是就经济的发展动力上来讲则必须进行不断的消费，而这种消费的基础就是强化社会的有效需求。因此要关注的问题并不是加强节俭的问题，而是如何能在消费力度增加的基础上进行节俭。《大繁荣》对世界经济史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和论述，实际上也是对意识形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即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甚至社团主义进行了一定的分析。然而，这些分析仍旧不能中立的分析，而是带有比较多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当然这与其作为美国的经济学家不无关系。费尔普斯先生颠覆性的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并非剑拔弩张，工人的劳动环境也并非恶劣到极点，这些与我们接触到的材料似乎有很大的出入，但是在我看来是非常勉强的。倘若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出现过分的压榨，没有出现劳动环境的恶劣，那么如何解释共产主义理论和国际工运的出现，这其实本身就是有着非常直接的逻辑关系的。同时，费尔普斯先生也提出了所谓的渐进社会主义，它实际上是一种资产阶级为了缓和矛盾所作出的努力，从政策等各方面采取倾向工人的措施，可以有效的避免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是可以避免社会主义和社团主义经济模式。

其实，费尔普斯先生对社团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了非常多且复杂的论述，可以说其中有合理的和学界共识的一部分，但也有一些归纳判断失误的地方。通过这些，我也有了一些对社团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社团主义的典型范例就是二战时的意大利、德国，它们以法西斯和国家社会主义为指导开展经济建设，其实要点就是要以国家和社会组织为基本主体整顿社会和市场的秩序。在社团主义的作用下，德意衰颓的经济形势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稳定，可能在费尔普斯先生看来这种经济意识形态只能让创新和现代经济价值被局限，但在我看来社团主义恰恰是新自由主义指引下的完全市场经济的“解毒良方”。众所周知，二战前的德国、意大利均是世界经济危机的重灾区，国内经济整体陷于混乱之中，原因除了世界经济形势整体衰退以外，就是国内政府和社会团体对经济缺乏控制能力，通货膨胀以及投机倒把非常严重致使经济上不仅仅没有了任何创新的能力，连最基本的秩序也成为了奢求。因此，我认为社团主义并非与现代经济价值相对立，只是社团主义不适合长期的实施和坚持，作为右翼政党的一种经济治理模式其灵活性确实不足，且在各社会团体的运作下常常会有很多政治力的影响，这些影响很显然缺乏经济理性。至于社会主义在我看来显然已经不能将计划经济与其划等号，在列宁时期尚且都意识到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契合，更何况在当今的世界。社会主义制度在马克思看来是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作为基础的，并非是费尔普斯认为的苏联的经济模式或是计划经济本身，事实上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一定是更接近现代经济价值的。我想应该在这里再把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逻辑谈一谈，其实马克思并没有非常具体的谈论过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制度到底怎么建设才一直未有完全的定论，实际上社会主义并不能简单与计划经济相配套。计划经济本身就是以计划作为经济运行的根本，而这一切的基础实际上就是以按需分配为主的产品经济，计划就是需要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所以在我看来所谓计划经济、产品经济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应有产物，社会主义本就不可能产生这些。因此，可以说费尔普斯先生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仍旧停留在上个世纪，并且只对一个形态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坚持，这其实也是他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误读的原因。

任何国家的经济繁荣都要以灵活的经济手段作为基础，而非任何僵化的模式。然而现代经济价值以及创新的意识则是灵活经济手段的前提，在经济实践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思想和理念的成熟则逐渐成为不可替代和必不可少的条件。经济学思想和理念博大精深，想要在此基础上加强创新和理念的更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妄图抛开这些既有的理念和思想，甚至是抛弃世界主流经济理论和思想则是过于理想化和不现实的。

《大繁荣》的写作逻辑

《大繁荣》这本书的谋篇宏大，但是却能回归到个体的创新选择，这是非常难得的。另外，这本书在细节方面对于证据的运用非常巧妙，一环扣一环，就和阅读侦探小说一样。

谋篇布局方面，本书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个体体验入手，然后切入经济社会的形成过程以及群体的制度选择（现代资本主义、社团主义、社会主义），紧接着分析了更为宏观的增长问题：经济衰落的表现和原因，最后又重新回归个体的美好生活和正义。这种写作逻辑完美体现了菲尔普斯教授一贯的研究方法，也是其微观经济学教材《政治经济学入门》坚持的框架“个体选择+公共选择”的分析框架。

证据的运用方面，非常强调逻辑性，在很多章节都有体现，这里以“第一章 现代经济体的活力之源”为例说明。作者开篇就介绍，现代经济活力是多维的，不但改变人的生活和工作标准，还影响生活、职业的本质。以此为基础，作者指出测量经济活力程度采用经济增长率、生产率是存在问题的。活力不足的国家与高活力的经济体开展贸易，或者模仿这些经济体的原创产品，一样可以获得高的经济增长率和生产率。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就是这样的例子。然后作者一步一步否定了资产投入、科学技术的作用，最终将视角回归到深藏于人类群体中的创造力和远见等资源，国家的经济增长关键在于对些资源的动员。另外，很有意思的是作者极具创新性的在“第三章 精神之火：现代经济如何影响世界”中以文学名著介绍了一代、一代人的个体体验。

《大繁荣》研究结论的宏大立意

菲尔普斯最终的结论，开始追问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人为什么要生，又为什么要死？也就是所谓的美好生活问题。这已经开始回到罗尔斯和阿玛蒂亚•森关心的问题。

从《大繁荣》一书写作的逻辑来看，这本书更应该看作实证研究的佳作，她没有牵涉太多的价值判断。但是菲尔普斯在书中提到了他和斯蒂格勒以及加里•贝克尔有关利他主义的争论，那场争论很难说有什么结论（P216）。另外，他还提到了他和罗尔斯作为同事（1969-1970年），办公室被烧、文稿逃过一劫的轶事（P303）。根据这些证据，我们可以推断菲尔普斯的意识形态处于中间，是坚定的现代资本义体系的拥护者。

他的这种中庸性，决定了他的结论将不同于熊彼特等人。在推出结论的前一刻，菲尔普斯又重新回归繁荣的基本概念，他追 本溯源发现，希腊语的“eudaimonia”可以解释为“happiness”（幸福），但是更为精确的翻译是“flourishing”（繁荣）。正如作者引用的维吉尔的名言“知其所以然，幸福自然来”。然后作者进一步引用了伏尔泰的《老实人》，强调“商业活动本身就具有意义，而且能带来丰厚的回报”（P285）。作者还非常俏皮的引用了Lady Gaga《天生完美》（Born This Way）的采访对话，强调发现“自己的内在身份、不断得到重生”的重要性（P291）。这样菲尔普斯的结论就完全不同于熊彼特了，因为他把最根本的增长动力追究到了人自身的内在能量，这种能量独一无二，藏于芸芸众生中，而开发这种能量则是增长的关键。

最后，这本书不只是为我们引入一个新的思考增长的视角，他也为我们发现新的问题提供了起点。正如凯恩斯所说“人们学习经济学不是因为标准理论的结论有什么特别的价值，而是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经济实践中提对问题”（P332）。我想菲尔普斯更希望我们这样来阅读这本书，也以这本书开始我们的创新和创业实践。

再换言之，一个积极乐观的良好心态，正是大众创新活力的有力趋势。可惜只是还有另外的人，忧愁着麻木的心，丧失行动的力量。

我认同的自然还是有狭小志向的人那样，要先为自己利益的填充而行动的行动。就像隐约记住书中的一句“为艺术而艺术”，“为商业而商业”或者是“为创新而创新”。它们的共同点我认为是为着满足自我。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还是兴趣喜好，都将以最初的目的而展开轨道。只要我设定了我想要的结果，需要的结果，我就会义无反顾去前进，而中途产生的额外的发现或创意，应该总是为实质目标而产生的。可能创新的意义，对凡常大众来说，不存在建立一本宏大的奋斗史，可能只作为实现自我成就的工具。却从另一角度看，自我成就的完成，正好是促进社会经济繁荣的着力点。其实如此一说，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那套方法，去追求设下的人生情境，满足自我而非远大贡献，倒也不失一种繁荣的认定。

要是真正说起群众的大繁荣，除开经济收入的良好回报，共同生活的大环境同样至关重要。

环境卫生、食品安全，凡是与可预见性的未来挂上钩的，都应该在当下实施的举措中，有效维护未来发展的完好性。比如企业污染源的排除，企业质量的规格，一切可以给大众造成难以挽回地损失的，就需要制度强制地进行规范，保护群体的生活利益。但一种权力一旦强大，便会和他的能力相互牵绊，往往这时候，给社会带出好处的是他，让社会蒙受危害的，也可能会是他。这种时候，在体制尚未到达制裁的时候，只能期望持有权力的人自觉地遵守自然规则，不去打破自然运转的规律，避免未来发生悔之不及之势。就说中国目前的这环境，这食品，因为正处于发展中国家，在工业成熟之前，尚可理解国家体系制度也正处在未成熟状态，总存在需要不断修复的缺憾地方。但每个人希望舒适的环境、健康的体魄这一系列基本的需求怎么也是不会更改的，既然是每个人都在追求相同性质的事，就应该是每个制造环境状态的人也都清楚的事。

满足起码的生活幸福，也许也不仅仅是属于“为创新而创新”的幸福，还要在创新的幸福中，加入人道精神，和一种社会情怀。这不止是在维护城市大环境下可持续增进的大繁荣，更是在获取只有在来自大环境里才能获取的充裕的幸福感。而每一个人都握有创建这样大繁荣的同等权利，也因此，社会大繁荣是源于每个人的行动，不论是为生活新意所产生的小小创新意识，还是为长远的未来空间做出的某种保护约束。大众社会的繁荣，可以无关体制变革，可以从自个儿开始。

作为经济学诺奖得主，埃德蒙的这本《大繁荣》对近现代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进行了非常广泛的探讨，指出了多种传统思维在逻辑和实践上无可辩驳的失败与荒诞，并且指出了持久繁荣的核心在于保持创新能力。

这本书的优点在于，它讨论的范围非常广泛，内容极度丰富，能给读者多方面的启发。但如果说缺点的话，就是它作为一本通俗读物（显然，由于具体数据和引用文献来源的缺乏，这肯定不是一本学术书籍）略微缺乏有力的文章脉络，而将核心观点分散在了无数的细枝末节当中，尽管这毫无疑问是因为经济学本身的高度复杂性，但仍不得不说这是个遗憾。毕竟，比较研究不是为了落入相对主义的陷阱，而是为了更加清晰地定位我们的实际状态。

因此我试着为这本书的总结一些核心观点和基本逻辑原理出来。

首先，经济活动对人类的服务，在于它最终能够提供的产品——无论是农业的消耗品，工业的日用品，或者第三产业的服务——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金钱的数字不管如何膨胀，如果无法最终兑换成任何产品，就是毫无意义的垃圾——这意味着金融市场一旦脱离了实际生产，就是彻头彻尾的诈骗。但是，市场有其自身规律，两万块面包的使用价值似乎无疑是一万块面包的两倍，但是能够生产两倍面包的社会，这些面包的市场总价格并不会变成原来的两倍——因为成本下降、效率提高、以及需求并没有完全同比增长——消耗品尚且如此，工业产品等不会迅速消耗的物资更是如此——因此当基本需求已经满足，你就无法靠重复生产低级和旧式产品继续推动增长。

这里就必须依靠创新，依靠新的产品，提供新的体验，更好的效率，更优质的服务，从而创造出人们新的需求，刺激新一轮的生产，投资，就业——从经济上来看，这将带来持续繁荣与增长，而从我们人类的整体文明发展上来看，这意味着更好的技术，更优秀的人才，更优化的管理，从而让我们可以应对过去无法应对的挑战，并且将文明推动到更高的层次。

这是我们人类文明演进的本质动力——当然，另一个动力源头是战争导致的生存威胁，这一点与经济的关系将在后面说明。

然而，保持持续的创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只有开放竞争的体系才能最有效地推动创新，然而即使在最初是开放竞争的体系，其早期的成功者在变得足够庞大之后，也很难避免由于变成既得利益者，从而变得保守，并且主观或客观上妨碍新一轮创新者的诞生——因为新势力将会带来不稳定，并且威胁到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妨碍甚至消灭新的竞争者，比起维持庞大组织自身的活力，要容易得多。

而即使排除了一切人类的自私和恶意，垄断或者说单极力量的过度强大，依然不可避免导致阻碍创新的危害——无论这种权力是来自经济、政治、文化还是军事。因为从本质上来说，个体已知的知识相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未知，永远是微不足道的，这意味着我们永远不可避免犯错误，然而，在开放自由竞争的环境中，一个个体或组织的错误仅仅意味着他自己的失败以及被别人超越，而一个人的成功却可以借由信息系统迅速地被其他人模仿，因此竞争的环境可以将人类愚蠢造成的损失减小到最低，而开放的信息系统则可以将人类智慧的效益最大化——而人类的愚蠢和固步自封恰恰是我们有史以来文明发展的主要阻力。

然而在单极权力过度强大的环境中，单极组织的错误会让其他所有人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当它生存时，它会以缺乏进取心的低效率挤占创新组织的生存空间和资源，而当它死亡时，会像从山坡上滚下的巨石一样，碾碎道路上的一切东西，或者在船底砸出一个无法补救的大洞。——再次强调，任何单极组织的膨胀都具备这种性质，无论它是经济、政治、文化或军事的，无论它以何种面目出现，以何种理论自居，都不可能违反这一基本原理。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良性发展的环境，必须维持其中各方面势力的动态平衡，动态与平衡两个词同样重要，平衡意味着没有一个单极组织的力量强大到足以压制其他所有人，这可以避免单极组织的低效和错误毁灭所有人——但这必须依靠动态，在此起彼伏、积极竞争和不断创新的状态下维持，而不是依靠停滞不前，甚至回到过去——那只会让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老式单极组织再度复兴。

而这样的动态平衡，其核心动力来自何处？正如经济产出的本质在于更多更好的产品，人类社会活动的本质在于更多更加优秀的人类——因此良性社会——经济的、以及其他领域的本质动力源泉，在于其中每个人类个体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实现。哪个社会能够最好地调动其中每个成员的积极性，哪个社会就能拥有最伟大的繁荣。

这就是为什么，只有技术教育福利，才是最好的，甚至说唯一应该有的福利，对低收入人群进行技术培训，实际上相当于一笔投资，当这些人拥有了更好的技能之后，就能创造更好的自我和社会价值，从而让这笔投资获得丰厚的回报，事实上，教育投资是人类迄今为止总体而言回报率最好最稳定的投资。

而直接运用金钱补贴低收入和边缘人群，非常直接地取消了他们自我奋斗的必要性，而这笔钱无疑不会从天而降，如果不向其他更加努力的人征税，就必须依靠政府借债来弥补，其结果就是透支整个社会去供养懒惰、非效率、无产出、无回报行为。这正是欧洲的社团主义和美国的大福利导致经济陷入衰退的原因——给人们应对挑战的能力带来繁荣，而消除人们进行挑战的必要只会制造堕落。

事实上，这样的社会对于中国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几乎每一个我国历史上的大帝国，都是此类体制，通过大政府压抑新兴力量造成的不稳定，并且为底层民众提供基础生存福利——而正如我们所知，历代帝国政府最后都在停滞中走向灭亡了，长期缺乏创新的最终结果，不是无力抵抗外部威胁，就是内部劣化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从而只能以内战来毁灭原有统治结构——试图避免一切矛盾的结果就是矛盾积累到其终极形式——然而只要新政府依然走大一统专制老路，这一循环就是不可打破的——帝国整体将在停滞的稳定中慢慢衰落，面对最后的总体破灭永远只是时间问题。

打破历史的诅咒，只有首先从改变错误的意识开始，一切超出有效运行规模的组织都不可避免的低效，然而从道德上限制人们欲望的膨胀也绝不会成功，因为自我实现与自我膨胀本来就是一体两面难于分割之事。限制与隔离解决不了问题，因此只能运用智慧，去努力推动方方面面的积极动态平衡。

而只有开放高效的信息系统能够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它有助于先进技术的研发和扩散，让我们对自身的真实状态有更加清晰的认知，让我们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好的训练；最重要的是，无数的信息碰撞中，将会为人们的创新提供前所未有的资源宝库。

大繁荣带来的不仅仅是规模空前的物质财富，还有兴盛生活——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有意义的职业、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作者深入分析了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某些国家取得大繁荣的根本原因。

费尔普斯指出，这种兴盛的源泉是现代价值观，例如，参与创造、探索和迎接挑战的愿望。经过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创新驱动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的共识。但是，作者所指的“创新”并非源于少数人的、精英的、从上而下的推动的狭义的创新，而是一个基于大众的、草根的、自下而上的进程。或者通俗点说，现代价值观崇尚的是草根经济活力带来的广泛意义上的全面创新。大多数创新并不是亨利•福特类型的孤独的梦想家所带来的，也不是简单的新发明，而是商业模式的创新和制度的创新,它由千百万普通人共同推动，他们有自由的权利去构思、开发和推广新产品与新工艺，或对现状进行改进。正是这种草根大众参与的创新带来了繁荣兴盛——物质条件的改善加上广义的“美好生活”。

一本不得不读的中国发展启示录

费尔普斯教授在书中深入探讨了自工业革命以后现代经济增长出现以来，先后领跑世界经济增长的英国和美国的创新动力源泉和激发这种动力的制度环境，这两个国家都经历过繁荣，而现在却开始衰落和迷茫。大国的无论兴衰的历史，都极具借鉴意义和价值，读西方的经济史促进我们不断思考中国未来变革问题。

当下的中国一直将发展作为第一要义，但是如何健康发展，怎样可持续发展一直是国家、民众关注的重点问题。作者写西方世界的历史，其实对中国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通过技术引进、投资和贸易，中国今天已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很早以前，英国和美国也曾处于类似的阶段。中国要实现高度的经济活力，就必须确立现代价值观的主流地位，摆脱社团主义的影响。而中华民族要实现真正的繁荣很大程度都取决于创新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只有从民族根部开始焕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将创新渗透到每一个社会阶层，每个人都积极思考“我”之于国家富强的意义，中国才有实现全面的繁荣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