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论》读后感

第一篇：《权力论》读后感

《权力论》读书笔记

班级：管理11-1

姓名：刘鹏鹏

学号：20110500348

5读伯特兰·罗素名作《权力论》有感

很开心在张老师的推荐下，我去购买了《权力论》这本书，并且花了1天半左右的时间将它完整的阅读了一遍。虽然我的理解力有限，仅仅只能领会罗素先生对权力研究的一小部分而已，但也足够我受教了。在认真阅读《权力论》的同时，我时不时也想起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且试图运用《权力论》中“对权力的节制”的观点对其进行解读，经过接近两天的时间分析，我似乎在它们之间寻找到了一些联系，并得出了自己的一些理解。因此我将自己的读书体会分两部分进行阐述，一部分是对于《权力论》这本书的一个整体理解和个人感受，另一部分则是我结合《权力论》一些观点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告的一个个人理解。具体阐述如下：

从《权力论》的开篇起，罗素就明确指出——人，作为物质与精神的完美载体，拥有众多的欲望，但在这之中，唯独“权力欲”是最主要的欲望之一。权力欲是人们追逐权力的根源，是产生社会变化的主要动因。针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经济利益才是人不断发展的基本动机的观点，罗素有着自己的见解——“当适度的享受有了保证的时候，个人与社会所追求的是权力而不是财富；他们可以把追求财富作为追求权力的手段，他们也可以放弃财富的增加来确保权力的发展”。在罗素看来，拥有权力以及对权力的渴望与追逐，是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之一。权力欲是人除了生理需求以外的高级需求之一。人的权力欲表现有两种，在领袖身上是明显的，表现为支配他人等等；而在追随者身上则是隐含的，表现为心甘情愿的受领袖支配，追随领袖，并且深刻的感到领袖取得的胜利就是自己的胜利。罗素认为，从宏观角度看，权力的来源方式和大小程度，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有不同的表现。例如，军事专制国家、神权国家以及财阀统治国家，其权力实施和表现的方式各不相同；而教权、王权、民权等诸种权力形式，其来源方式也不尽相同。但从微观角度看，权力服从的根源基本相同。权力分配不均的现象自人类社会产生起便一直存在，而追随者和领袖们则构成了每个社会中最基本的权力关系。那么何为权力服从之根源？对这个问题，罗素指出——“一切服从的现象，根源都在于恐惧，不论我们所服从的领袖是人还是神。使人服从领袖而成为追随者的动力在于其内心深处的恐惧，服从可以获得安全；而促使人发号施令成为领袖的动力在于因其地位、技能或虔诚信仰而产生的超凡自信心”。基于对权力来源方式的研究，罗素进一步分析了现实社会中教权、王权、暴力、革命权力、经济权力以及支配舆论的权力等多种不同权力形态，详细论述和区分了组织制度下产生的组织权力和因“天赋”或“智慧”等而产生的个人权力。在此基础上，罗素又通过不断考察各种社会历史和现实问题，分别论述了传统的权力、革命的权力以及暴力的权力之间的不同之处。

此外，罗素更深刻地认识到，权力具有不断扩张的特性。他明确提出在社会生活中，个人、组织与政府对权力的“理性化追求”，防止权力欲望的无限膨胀。他所探寻的并不仅限于所谓“权力制约权力”、“法律约束权力”与“多元社会团体规制权力”等这些政治学层面的一般路径，而是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提出了一种全面的权力规制方案。他认为，权力规制需要具备4 个方面的条件———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宣传条件以及心理与教育条件。这四个条件需要协同作用，共同制约权力的无限膨胀，以维护民主。所谓政治条件，就是要在政治上建立多数人统治并保护少数人的机制，通过实现中央与地方分权、公共部门内部分权制 衡以及促进各种社团的繁荣，来约束公共权力；所谓经济条件，就是指实行民主

性的社会主义，通过土地和资本的国有化，实现对经济管理权力的监督；宣传条件则是指，社会应该倡导言论自由，弘扬宽容精神，在科学、文化、艺术领域不强求一致；而心理和教育条件则是指，要教育人民避免激动狂热情绪，消除恐惧、憎恨心理和破坏性，要具有理智生活中的科学气质。罗素还对权力行使者加以道德性规劝。他告诫人们要始终把权力当做手段而不是目的，要让权力结出善果，首先需要有某种善良的目的。这种目的必须在实现后能有助于满足别人的愿望，而且实现目的所用的手段不可使附带的弊端超过目的实现后所得到的良果。在讨论完这三种权力形式的区别之后，罗素话锋一转，进入了下一个更为深奥的话题：权力是如何在社会历史的发展演进中不断形成和实现的。他为此专门安排了一个过渡性的话题，这就是：这些不同形式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对这一问题所作的回答是：对僧侣和国王表示尊敬的传统是传统权力的来源；而恐怖和个人的野心———这些则是赤裸权力的主要来源；新信仰取代旧信仰这是革命权力的来源。

在这之后罗素还讨论了权力与道德的准则，认为这二者之间并无明显的关系；不仅如此，他还批判了权力哲学，毫不客气地指出：权力欲是正常人性的一部分，但权力哲学在某种明确的意义上却是疯狂的。随后他分析了权力的伦理学——“有权力的人，最终目标应该是促进社会的合作，不是一个团体反对另一个团体的合作，而是整个人类的合作”，“最终统治人类的不是暴力，而是人的智慧，他们求助于人类的共同欲望——追求幸福”。

虽然这些想法始终是积极美好的，但罗素同时也是一个现实的人，他认为仅有这些美好的憧憬与呼声显然是不够的，他在著作的结尾讨论了权力的和缓，指出：“民主政治、公有经济、宣传自由、公民理智是权力和缓所必不可少的四个条件。”换句话说，要使权力之兽始终在理想道路上行进，那么必须使用由这四种材料拧成的缰绳。这也就是如何驯服权力的最终解答。

关于近期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会议决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我运用《权力论》对权力的节制的一些观点对其进行了了的一个简单的理解与解读。我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一次进一步压缩政府权力的，释放市场功能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它将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内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在整个公告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及“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体现本次全会决定的关键性语句，它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期许和愿望，同时，它在一定程度上与罗素所表达的“民主政治、公有经济、宣传自由、公民理智”的观点不谋而合。因此，我有理由相信中国会在不久的将来成功实现自己的复兴之梦。

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我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也日渐丰富。但是，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极为严峻的问题，尤其是近几年来，产能过剩、通货膨胀、寻租腐败、地方债务危机等问题层出不穷，极大的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究其这些问题的根源任然是“权力问题”，是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与政府这只“闲不住的手”的“权力问题”。为此，中国政界与学界引发了长达十年的大讨论———究竟我国经济应该选用以政府为主导，还是以市场为主导？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它解答这一困惑，并坚定地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

全会的决定体现了“市场能办的交给市场，社会能做的交给社会”这一精神，在压缩政府权力、释放市场与社会活力方面作出了重大突破：一.限制地方政府不得随意投资；二.严格控制预算，使政府支出受限，尤其是“七大支出”；三.精减政府机构，减少审批特权；四.财权与事权对等，减少作案空间；五.强化监督，建立行政体系外的司法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这些措施实施，能够使我们的政府系统减少贪污腐败的作案空间，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效率和质量，能够使我国目前靠投资拉动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调整为以消费为主的稳定性经济增长模式，能够使我们的人民真正享受到经济快速增长的带来的利好，实现“国进民进”的宏伟目标。

针对此次全会决定会带来的主要利好，我将以“农民”、“城市居民”和“企业家”三类人群进行重点叙述。对于农民，第一步，通过使农民的宅基地和农地可以流转，农民可以通过自己的土地进行转卖、租赁以及贷款等来增加农民收入； 第二步，通过进行城镇化，改善农民居住环境，解决农民医疗、教育、养老等问题。对于城市居民，开放“单独二胎化”，满足广大市民能有二胎的诉求，同时解决“人口老年化”带来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开征房产税，限制投资性购房行为，减小房地产泡沫，进一步控制一二线房价猛增的趋势；建设小产权房，满足广大中低收入的购房愿望，同时间接调控普通商品房的房价；对于企业家，首先，限定民营企业不能进入石油、天然气、电信、电网等行业，其他行业都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甚至包括很多国民关心的金融领域，对此，国家更是决定在31个省市自治区特批31家民营银行；其次，首次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民营资本及外资进入国有企业，同时允许国有资本进入民营企业和外企，充分发挥民营企业法人治理高效灵活的特点及国有企业资金技术雄厚的优势，同时减少经济的行政干预；最后，仅限定外企不能进入粮食、媒体和稀有金属等行业，降低外国资本准入门槛，吸引外资在中国的投资和开发，极大的促进中国经济的繁荣。

诚然，十八届三中全会给了全体中国人民描绘了一幅美好愿景，但是，在决定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它依然会像以往的任何一次改革一样遇到极大的阻碍。具体的阻碍，我个人理解主要会是“意识形态”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比较，可能现在我们在“意识形态”上遇到的阻碍会小很多，主要因为在本次三中全会，政府、各级工作单位与学者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进行了数以千计的实地调研和意愿采集，并且组织多次工作会议进行讨论，与此同时，整个社会对当前社会的种种问题的不满，对改革的集体诉求越来越浓、越来越一致。因此，本次会议决定一经公布，便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和响应，在人民群众中达成了广泛的共识。然而，相比较以前的任何时候，改革所遇到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却是空前的。由于长期阶级的固化，而形成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当改革触及他们的利益时，他们必然奋起反抗。而且在他们之中还有不少有权有势之人，他们对改革的抵制会极大的影响《决定》的实施，有时甚至会颠覆我们的共同意愿。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任然任重而道远，它需要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来进行，它需要我们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参与和努力才能实现。

第二篇：《权力论》读书笔记

组织设计与发展期末作业

《权力论》读书笔记

学号：201005002385

姓名：彭霞

班级：管理10-2班

学院：商学院

《权力论》读书笔记

书名：《权力论》作者:伯特兰●罗素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阅读时间：2013年12月11日-2013年12月22日

摘要：本文主要从权力的产生，权力的形态、分类，权力来源的信条，权力行使通过的组织，权力与个人组织政体间的关系，权力的道德哲学伦理准则以及对权力的节制等这几个方面来阐述关于权力的观点。全文分为十八个章节，分别是：权力欲的冲动、领袖和追随者、权力的形态、教权、王权、暴力、革命的权力、经济权力、支配舆论的权力、作为权力来源的信条、组织的生物学、权力和政体、组织和个人、竞争、权力和道德准则、权力的哲学、关于权力的伦理学、对权力的节制。

人和动物的区别，属于感情方面的主要区别是，人类的某些欲望跟动物的欲望不同，是根本无止境的，是不能得到完全满足的。在各种无限的欲望中，主要是权力欲和荣誉欲。两者虽有密切联系，但并不等同。大体说来，荣誉欲所导致的行动与权力欲所导致的相同，因此在实际意义上这两个的动机可以看成是一个。权力欲的冲动有两种形态：在领袖身上是明显的；在追随领袖的人身上是隐含的。当人们甘心做一个追随者的时候，其目的是依仗这个领袖所控制的集团来获得他们感到领袖的胜利也就是他们自身的胜利。在社会科学上，权力是基本概念，犹如在物理学上能是基本概念一样。权力和能一样，具有许多形态，例如财富、武装力量、民政当局以及影响舆论的势力。在这些形态中，没有一种能被认为是从属于其他任何一种的，也没有一种形态是派生所有其他的根源。权力和能一样，必须被看作是不断从一个形态向另一个形态转变，而求出这种转变的规律，是社会科学的任务。想把任何一种形态的权力，特别是经济权力这一形态孤立起来的企图，一向是而且任然是许多具有重大实际意义的错误根源。就权力而言，不同的社会在许多方面是有区别的。

首先，在个人或组织所享有的权力的程度上，各社会是不同的。例如，由于组织的增强，今天国家的权力显然比以前更大。其次，就任何组织最占势力这一点来说，军事专制国家、神权国家、财阀统治国家都是很不相同的类型。第三，在获取权力所用的方法上，世袭的王权产生一种重要的人物，高级教士所具备的各种条件又产生另一种显要人物，民主政治产生第三种，战争又产生第四种。拒不承认个人权力具有一定的限度，在伟大征服者的身上最为明显，但其中有些因素也可以在一切人的身上发现。这是由于这种情形，社会合作不易实现。每个人都喜欢把社会合作看成是上帝和信徒之间的那样的合作，而以上帝自居。因此产生了竞争，需要妥协与统治，产生了反抗的冲动以及随之而生的动荡不安和某一时期的暴力行为。因此就需要道德来对目无政府、坚持自己权力的人加以抑制。

章节之间的联系：

人类的无限欲望，直接体现在权力欲和荣誉欲这两个方面，大体说来，荣誉欲所导致的行动与权力欲所导致的相同，因此在实际意义上这两个的动机可以看成是

一个。对人的权力可以根据权力对个人发生影响的方式或根据与权力有关的组织的类型来分类。个人方面体现为：权力的领导者和追随者。按组织类型分类权力，体现在：军队和警察的权力，宣传的权力和教育的权力等方面，因不同的组织而异。另外，权力还可以分为组织的权力和个人的权力。例如：教权、王权、暴力、革命的权力、经济权力、支配舆论的权力等。因为专断权力十分危险，所以采用竞争这一方式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抑制。“权力和道德准则、”“权力的哲学”、“关于权力的伦理学”这三章主要讨论权力与他们的彼此影响以及之间的关联。最后一章，“对权力的节制”主题是：怎样保证政治不如老虎凶猛，即怎么有效的节制权力。个人认为应该是本书的重点。

个人感想：

对于我们这个年龄和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看，对权力还没有足够深刻的认知和体验。它或许仅仅只是一个名词而已。我对书中提出的各种观点论断，看过之外仅存脑袋的思考是：权力的实际体现是什么？王权，教权，革命权，这些是我耳熟的字眼却不是能详的历史，毕竟它们的时代，离我们太过遥远。很多人，提到权力这个词，就是抨击不满，似乎它早已是腐败堕落的代名词。当代的权力，我们没有最深刻的体验，毕竟草根一族是大众化的，但是有最深刻的视觉听闻，权力似乎和“拼爹”画上了等号。若要真的问我，权力是什么?我苍白的言语，笨拙的思维，给不出一个合理的注解，但是我可以给出最真实的例子。权力是“恨爹不成刚”的嘲讽；是李天一的护身符，是“干爹”比亲爹好的事实；是富二代的优先发展权；是官二代的直接晋升权；是和你一起站在起跑线，你拉牛车，人家却乘着飞机向前的现状。权力的节制，是要防止苛政猛于虎，那是历史。现在不是苛政，是乱权。要不了人命，却十足毁了人心。面对现状，我们的抱怨起不了多少作用，我们愤怒积怨没有任何意义，那只叫做权力的手我们看得见却摸不着，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握紧自己的手，命运还在自己手里。罗师说，节制权力要从政治、经济、宣传、心里和教育条件等方面来分析，现在这种乱权的现象还能存在，说明节制权力天时地利人和的时机还没有到来。

第三篇：论权力与法治

“权力制约”可以说是一个老生常谈而又常谈常新的话题，权力必须有理性和刚性的手段——法律——加以制约。当前，权力理论可分为两大主要流派。一个是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韦伯主义”，其认为“权力是某种社会关系中一个行动者所拥有的不顾反对而贯彻自己意志的可能性，不管这种可能性所依据的基础是什么。”“我所理解的权力，就是一个或若干人在社会活动中即使遇到参与该活动的其他人的抵制，仍然有机会实现他们自己的意愿。”另一个是帕森斯主义，其认为，权力是一种系统资源，“是一种保证集体组织系统中各单位履行有约束力的义务的普遍化能力。”加尔布雷斯则认为，“权力是把一个人的意志强加在其他人行为之上的能力”。

近代的法治是从古代法治理论中发展而来的，早在古希腊就有人治和法治之争。柏拉图早期是典型的人治论者，其在《理想国》中主张贤人治国或“知识专政”，他认为“哲学王统治”是最好的治理方式，理想国家是靠贤人的智慧和知识而不是靠法律来掌管的。理由是“尚法不如尚智，尚律不如尚学”。不过晚年的柏拉图却认识到法治的合理性，将法律当作人们追随的“上帝”。“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氏的这句名言在人治法治之争中显得尤为耀眼。他从一开始就反对先师的“哲学王统治”，而主张“法治”。他认为：“凡是不凭感情治事的统治者总是比感情用事的人们优良，法律恰正是没有感情的”“要使事物合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平衡”，继而，亚氏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指出了今日我们早已熟知的关于“法治”的经典定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到了近代，法治的光芒穿透了人治的黑暗。英国成为法治实践的策源地，英国哲学家哈林顿对人治与法治也有精彩论述，他认为“有完备的法，则有善良的人”，而不是“有善良的人，则有完备的法”。现代法治理论关注的核心是国家权力，是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尤其是对政府权力的制约。诚如洛克所论证的：法治的真实含义就是对一切政体下的权力都有所限制。

由此可见，法治从精神到形式都对政府权力的行使提出了要求。法治精神的实质是关于法在与国家和权力交互作用时人们对这一关系所选择的价值标准和持有的稳定心态，既法律至上地位的认同问题，它回答的是法律是否具有最高权威问题。无论何种形态的社会，总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存在。如果公众心目中认同的最高权威不是法律，而是什么所谓的“人格魅力”、“权力道德”，那么这个社会肯定不是法治社会，即便不是“赤裸裸的人治社会”也只能是“法治面纱下的人治幽灵”。在凡有权力高于法的地方，法都是随执掌权力人的意志而被随意塑造的。这种社会里的法是呈“人格化”的，没有理性而且多变，人们既无法信赖法律也无法依靠法律，这样只能专而投向“人身依附”或“权力依附”，结果就是“权钱交易”，“权力寻租”等贪污腐败现象横行于世。当法律的权威远不及一人之言时，其结果便是人人自危、无法无天、国将不国。

在权力制约理论方面,西方先哲先行一步。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政治家亚里士多德,他指出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作为构成的基础,即议事机能,行政机能和审判机能。亚里士多德的分权论可以看作是一种萌芽形态的国家权力制约论。继亚氏之后古希腊政治家波利比阿认为在罗马的制度中存在着一种各个权力互相制约、防止对方无限扩张的关系，并认为这是罗马兴盛的重要原因。他断言,如果国家由各种权力互相帮助,互相牵制,那么无论在什么危急的时候,都可以成为一种很坚固的团体,除了这种政制之外,再也不能找出更好的政制。近代资产阶级权力制约学说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洛克和法国的孟德斯鸠。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了立法权、执行权和联盟权分立的主张。他认为,政府权力如果成为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就会成为专制的,而必然会危害人民的生命、自由、财产，并且明确地提出“用强力对付强力”的原则。孟德斯鸠在国家权力制约与分权理论方面比洛克又前进了一步。他认为,自由只存在于权力不被滥用的国家,但是有权者都容易滥用权力却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因此,保障自由的条件就是防止权力的滥用。他主张防止权力滥用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权力约束权力。建立一种能够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政治体制,以确保人们的自由。

从上述西方学者对国家权力制约的论述和历史实践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一切法治国家都需要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否则就会造成权力的滥用。这是一条被人类历史反复证明了的客观规律。2.国家权力制约的目的是实现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没有社会公正的国家,人民是没有自由可言的。3.只有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才能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

显然，国家权力制约与依法治国是密不可分的。权力制约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手段，也是法治国家的重要内涵。法治意味着控权制度的存在和权力制衡原则被遵守。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必然存在权力制约;凡是法治成熟的国家,人民的权利定会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因此,如果没有国家权力的制约,就不会实现法治国家的状态。

第四篇：论权力制约原则

一、权力制约 理论 的 历史 演变

权力制约原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权与制衡原则和 社会 主义国家的权力监督原则的总称，其存在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前提是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导致出现了一个不依附于土地、国家、教会、以商品 经济 为主的私人自治的领域。社会成员本身获得了私人意义上的“市民”和“公”意义上的国家公民两种身份。一方面，他们为了培养独立和健全的人格，保留“自律”的充分空间，要求限制国家权力的恣意。另一方面，他们为了满足和实现自我利益，要参与公共决策和公共管理，并在此过程中监督、制约、评判政府和公共权力活动的合法性。同时，因为参与能力和参与环境的局限，导致国家权力的所有者与行使者的二元对立，为了保证公共权力的行使不脱离人民的掌控，所以也必然要寻求制约公共权力的机制。

分权理论可以追溯至古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其在《 政治 学》一书中明确指出“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议事职能、行政职能和审判职能。”[1]它们构成政体的基础。古罗马思想家波利比阿继承了上述思想，并结合罗马混合政体的政治实践，初步提出了分权制衡的主张。他把政府分为人民大会、元老院和执政官三部分，认为执政官是君主政体的因素，元老院具有贵族政治的因素，人民大会是民主政体的因素。这国家权力的三个方面要相互配合、彼此合作，才能保证一个均衡、正常、稳定的国家结构。当权力系统某一部分暴露出过分揽权的倾向时，就应受到其它部门的抗拒和抵制。“任何越权的行为都必然会被制止，而且每个部门自始就得担心受到其它部门的干涉„„”。[2] 近代分权学说是由洛克所倡导，有孟德斯鸠加以 发展 和完成的。洛克在《政府论》中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三种。其中立法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是用来指导国家力量的运用以保障该社会及其成员的权力，立法权应属于议会；执行权是负责执行所制定出来的 法律 和继承有效法律的权力，在君主制国家中执行权应属于国王；对外劝是关于决定战争与和平、联合与联盟以及同国外开展一切事务的权力，对外权也应属于国王所有。洛克认为上述三种权力不能集中在一个人和一个团体手中，并且特别强调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立，他说如果由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极大的诱惑，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力。洛克的分权其实是两权分立，并且他还对司法权的独立趋势和制约作用缺乏敏锐的感觉。

孟德斯鸠在 总结 洛克分权理论的基础上，将国家权力一分为三，既立法权、关于国际法事项行政权力和关于司法权民政法规事项的行政权力。他认为第三种权力可称为司法权，而第二种权力可简称为国家的行政权力。[3]国家权力是不能在一个人或一个机关手中的，否则公民的权力没有保障。他说：“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4]同时，孟德斯鸠还主张权力的相互制约。在他看来，一个自由的健全的国家必然是一个权力受到合理、合法限制的国家，因为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限制权力。

美国的汉密尔顿、杰佛逊等人一方面将“分权理论”具体运用到了国家机构的创建和宪法的制定实践中，从而使“三权分立”由理论变成了现实。同时他们又发展了“分权理论”。如将联邦与各州的纵向分权与制衡也纳入分权体系之中，主张设立两院制的国会以使其相互制约并与行政权、司法权分立制衡等。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从人民主权的理论出发，并且为了矫正资本主义国家因实行“三权分立”所出现的弊端，对“三权分立”理论有过深刻地批判，但他们从未完全否定“三权分立”理论的历史合理性。正如恩格斯所说： 现代 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最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5]恩格斯还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分权制评论说：“在那些确实实现了各种权力分立的国家中，司法权与行政权是完全独立的。在法国、英国、美国就是这样的，这两种权力的混合必然导致无法解决的混乱；这种混乱的必然结果就如让人一身兼任警察局长、侦查员和审判官。但是司法权是国民直接所有的，国民通过自己的陪审员来实现这一权力，这一点不仅从原则本身，而且从历史上来看都是早已证明了的。”[6]马克思在1831年对黑森宪法的赞扬也证明了经典作家对权力制约的重视。他说：“没有哪一部宪法对执行机关的权限作过这样严格的限制，在更大程度上使政府从属于立法机关，并且给司法机关以如此广泛的监督权。„„高等法院有权对有关任免制度的一切 问题 作出最后决定。众议院从议员中选出一个常任委员会，组成类似雅典最高法院的机构，对政府的活动进行监督，并且把违反宪法的官员送交法院审判，即使下级执行上级的命令时也不得例外。”[7]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但她在现阶段也只能用代表制作为实现民主的主要形式，这就客观上出现了权力所有的主体与权力行使的主体不相一致的情况，而且权力固有的恶性即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不可完全消除，因此为了保证权力的运行不出现违背人民的意志的异化，必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邓小平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治，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事在美、法、英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8]这进一步证明了权力制约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必要性。

二、权力制约原则的宪法形式体现

（一）权力制约原则在资本主义宪法中的体现

资本主义宪法体现权力制约原则除了通过宪法规范公开或隐蔽地确认“权力分立与制衡”的精神以外，更因各国历史传统、民族状况、政治力量对比等因素的差异，造成了反映分权学说的不同政体模式，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

1.典型的美国式的三权分立形式

美国宪法明文规定了立法、执法和司法的三权分立的政府架构和3个权力机构之间的制衡机理。在分权方面：根据美国宪法第1、2、3条之规定，立法权属于由参众两院组成的国会，因而经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有权决定全国政策，掌握财政支出等大权；[9]行政权由民选的总统统一执掌；司法权属于法官，他们受到终身任命，并只能因重罪或不端行为才被解职，从而使之能不受报复、没有恐惧地决定案件。为了保证分权原则的实施，根据宪法和惯例，凡在合众国政府下供职的官员，不得兼任国会议员，不得提出议案，不能出席国会会议，司法独立，法官终身任职，总统对法官有任命权，但无罢免权，议会对法官的任命有同意与否决的权力，但非因法官犯罪而依法弹劾之外，也无罢免权。

在制衡方面，为了保护公民和防止专制政府的出现，美国宪法设计了一个不允许任何权力分支部门掌握全部政府权力，同时又能整体而有效地推进政府工作的权力关系模式。它规定国会有权要求总统条陈政策以备审议，有权建议、批准总统对其所属行政官员的任命，有权批准总统对外缔结的条约等，从而体现了国会对总统的制约。国会对司法机关的制约则体现在：参议院有权审判弹劾案件，有权建议或批准总统对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有宣告惩治叛国罪的权力，有弹劾审判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并撤销其职务的权力。同时，美国宪法还规定了总统对国会的制约。表现在：总统有立法发掘权，副总统兼任参议院议长，对立法机关的活动产生一定的 影响。总统对司法权力的制衡表现在：总统有特赦权，有提名并任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权力。最后，美国宪法规定了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应当担任有关弹劾总统案的审判长，因而体现出司法权力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此外，根据美国宪法惯例，法院享有司法审查权，这样法院也当然获得了制衡立法的权力。

美国式的分权模式对其它国家产生过重要影响，当今许多国家比如委内瑞拉就沿袭了美国的这种模式。

2.英国式的以议会为重点的分权模式

英国资产阶级曾经以下议院为阵地，同以国王为代表的封建王权进行过激烈的斗争。斗争的一个重要结果是确立了所谓“议会至上”的原则，即议会（实际上指下议院）拥有不受限制的制定或者修改任何法律的权力。[10]以后随着政党制度的发展，议会至上原则与责任内阁制产生结合，从而导致在下议院占多数席位的政党不仅控制了下议院的主导权，而且也获得了行政组阁权。行政权对立法权的负责制转化为多数党的一种内部控制与反控制。但由于内阁行使权力形式上是以对立法机关尤其是对下议院负责为前提的，而行政权力的总代表国王只沦为一个名义的国家元首，因此我们可以说英国宪制对分权原则的体现是以“立法为重点的”。

第五篇：权力与相互依赖读后感

《权力与相互依赖》读后感

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ne）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大师，代表作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冲突》（1984），并与约瑟夫·奈合著《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2001）。他是当代诠释和发展世界政治理论的经典大师。在其学术生涯中，基欧汉一直身处国际关系理论论战的核心。《权力与相互依赖》由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合著，是一部颇有理论建树的力作。1977年，该书第一版出版，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派挑战（新）现实主义理论霸主地位的开始，构成新自由制度主义兴起的理论基石；1989年，该书重版并增加了对批评的回应；2001年该书第三版出版，两位学者将全球化、国际机制与相互依赖概念相整合，指点国际局势，激扬文字，对21世纪初的世界政治进行严肃的理论分析，成为代表新自由制度主义发展的巅峰之作。

自1977年以来，该书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引用频率最高的著作之一，被美国学者视为“不可替代之作”。20世纪60、70年代，国际关系出现大分化、大组合，一度有美国霸权衰落之说。对此，美国学术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和政策建议，而《权力与相互依赖》的复合相互依赖模式公认是最有解释力的理论之一。本书是两位著名学者的双剑合璧之作，既有理论上的深度建构，也有实践上的指导价值。尽管作者强调自己的研究重心是国际体系不断变化的性质及其

理解（并称之为政策前提），其目的在于确立理论框架，提出理论解释新模式，但从本书的结构来看，提供美国外交对策乃是应有之义。“征战沙场。剑强于笔；长远观之，却是笔指导剑”恰是本书的点睛之笔。

1997年《权力与相互依赖》的出版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派挑战新现实主义理论的霸主地位的开始。自出版以来，该书被美国学者视为“不可替代之作”。由此可见本书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权威和重要性。

本书认为随着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深,相互依赖已被用来作为一种制约他国的权力资源,事实权力并没有从相互依赖中分离出来,而是有力诠释了相互依赖。随着相互依赖的逐渐深化,民族国家利用相互依赖而带来的各种条件和机遇,维持和增强国家的权势,提高国际地位。

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这是因为旧的世界格局正在崩溃，世界变得相互依赖，传统的议程无法界定我们所面临的威胁，在我们这个新的时代，随着跨国社会运动等非领土行为体的出现，传统的领土作用在减弱，他认为恰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言的作为经济单位额国家有可能消失。传统主义不能理解，将其称之为全球主义谎言，他不关注于这些反驳，在他看来，这如同关注一个针尖上能有多少个天使跳舞的中世纪经院式争论一样。

罗伯特·基欧汉他并不认为当相互依赖普遍存在时，国际冲突就无影

无踪，相反，国际冲突会以新的形式出现，甚至会呈现上升态势。也不能将相互依赖完全局限于均衡的彼此依赖，最可能影响的行为体应对过程的是依赖的非对称性。

权力一直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概念，而理解权力在相互依赖中的作用必须区分敏感性和脆弱性二者之间的关系。所谓敏感性是指某政策框架内作出反映的程度。就依赖的代价而言，敏感性指的是试图改变局面而作出的变化之前受外部强加脆弱性是行为体因外部事件强加代价而遭遇损失的程度。罗伯特·基欧汉认为脆弱性相互依赖包含战略意义，而敏感性相互依赖恰恰缺少这一点。这并不意味着敏感性在政治上是不重要的。而试图操纵相互依赖的战略有可能导致战略反击。仅仅依靠经济手段对抗严重的军事威胁有可能是无效的。在此意义上，与经济力量相比，军事力量是处于支配地位。相互依赖影响世界政治和国家行为，而政府行为也影响着像话依赖的模式，政府通过制造或接受某些活动的程序、原则或制度来调节跨国关系，国家间的关系，将这些控制性安排为国际机制。国家机制可由国家之间的协议或条约组成，如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回忆上的安排，国际机制也可以是暗含的，如二战后的美加关系。当然如果不存在一致同意的规范和程序或规则，无机制情况就会出现。

所谓国际体系的结构即同类单位的能力分配状况。其中国际政治体系中最重要的单位是国家，有关能力被视为其权力来源。而国家机制是国际体系权力机构与该机构的政治、经济谈判的中介因素，即对其有着正式或非正式的影响。

国际机制的变迁往往非常重要，因为国际机制的变迁，新的机制影响着世界的很多方面，就像非歧视贸易原则的确立一样，改变了世界贸易的旧貌。但是从某种意义而言，某些国家面貌也改变了国际机制。

在关于现实主义与复合的相互依赖方面，罗伯特·基欧汉推导出一个具备如下经济特征的世界，国家间存在着现实或潜在的冲突，国家随时都有可能动用武力，每个国家都力图保护自己的疆土和利益免受现实威胁。只有强大的国家才有可能存在下去。其中复合相互依赖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各社会之间是多渠道联系的，二是国家间关系的议程包括很多没有明确或固定等级之分问题，三是当复合相互依赖普遍存在是，一国政府不再本地区内或在某些问题上对他国政府动用武力。复合相互依赖三个主要特征导致不同的政治过程，而这些政治过程将权力资源转化为控制结果的权力。在现实主义的世界里，军事安全将是国家的首要目标。甚至影响到那些不直接涉及军事实力或领土防卫的问题。

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在复杂的环境下，国际组织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国际组织可以确定某些重要问题，从而帮助政府决定事务的轻重缓急次序或机构间委员会及其他政府内部安排的性质。如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环境回忆的召开，促使美国重要部门集中关注防止世界粮食短缺问题。也帮助促成世界政治中的潜在联盟。对于稳定世界秩序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相互依赖的持续加强，全球化趋势进程的不可阻断，国际社会的整体性得到加强，全球意识得到张扬，霸权意识和行为越来越不得人心，甚至威胁世界和平。虽然强权即公理的时代已经过去，国际社会也无法容忍赤裸裸的强权和武力征服。但权力无疑是政治领域的通行证，无论是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特别是隐藏在国际秩序和国际制度背后的权力框架，这种制度性强权或结构性暴力，它更具合法性，也更难以更改。权力还是权力，只是给自己加了个精美的外壳。因而权力概念非常重要，它不仅仅是理解摩根索权力政治理论的钥匙，也是理解世界政治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