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杨万里研究述

第一篇：百年来杨万里研究述

百年来杨万里研究综述

百年来的杨万里研究，可分为发轫、发展、繁荣三个时期，其具体创获主要集中在生平、家世、交游之文献考辑，政治、哲学及史学思想，文学创作及文学思想等方向。研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成果的不均衡和方法的孤立静止。历史意识和理论观照的有机结合，是拓展和深化杨万里研究的关键。

20世纪的头五十年，杨万里研究尚处于发轫期。此时发表的单篇论文不到十篇。随着白话文的提倡、新文学运动的展开，杨万里部分诗歌通俗浅切的特征因为有了“现代价值”而被发掘出来。胡适（《白话文学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11页）、胡怀琛（《中国古代的白话诗人（杨诚斋的白话诗）》，《学灯》1924年10月4日）、胡云翼（《宋诗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120页）等都称杨万里为古代的白话诗人。对杨万里语体特征的分析和肯定，是这个时期研究的最主要特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有夏敬观的《杨诚斋诗》，虽然仅仅选有304首诗歌，然引言和注释颇为精审，或可视为一个相当可观的阶段性成果。

50至70年代末，是杨万里研究的发展期。是时论文数量有所递增，钱钟书《宋诗选注》（1958年初版）、周汝昌《杨万里选集》（1962年初版）相继问世。两选本对诚斋诗做了精彩的分析，不仅观点对后学多有启迪，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亦是导夫先路。196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傅璇琮（署名湛之）编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杨万里范成大卷》，为全面、深入地研究杨万里奠定了较为坚实的文献资料基础。

80年代后，杨万里研究进入了繁荣期。迄今为止，发表的单篇论文不下百篇。各种选集也陆续出版，研究专著先后面世，是此期的一个显著特色。1982年台湾陈义成（阳明山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率先完成博士论文《杨万里研究》。1990年周启成《杨万里和诚斋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写得较为简略和通俗。两年后王守国《诚斋诗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问世，这部35万言的著作从八个侧面作了细致扎实的阐论，是全面研究诚斋诗的力作。时过十年，张瑞君《杨万里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推出，该书不但对诚斋诗进行了较为深刻的研究，而且对他的哲学、政治、人格等方面作了认真的探讨。是书为大陆第一部全面研究杨万里的著作，代表了这一领域的最新成果。2004年，欧阳炯《杨万里及其诗学》出版，侧重就杨万里诗歌理论提出了新的看法，可视为诚斋诗研究的深化。

继钱钟书、周汝昌、于北山等老一代之后，80年代以来杨万里研究领域内活跃着一批中青年学者。他们既继承传统，又有所开拓。无论是观照的角度，还是方法的运用，较之过去都有很大不同。

一 杨万里生平、家世、交游及文献考辑

杨万里的生平，《宋史》卷四百三十三有较详的传记。然《宋史》谓其享年八十三岁，照推算应生于宣和六年。而杨长孺《诚斋杨公墓志》则曰：“建炎元年丁未岁九月二十二日子时生”，两说当以杨说为是。正如于北山指出的那样，《诚斋集》中诸作便有明显可资佐证者（《陆游年谱》，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4页）。杨万里履历《宋史》所言大抵不差，唯其仕履之初曾为全州丞的短暂经历失载（周启成《〈杨万里传〉补订》，《文献》1983年第4期）。对于拒作《南园记》这一重大事件，朱东润《陆游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1版）、周启成（《〈杨万里传〉补订》）表示了怀疑。另，《宋史》记载往往在事件发生时间上颠倒错置，于北山（《有关杨诚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四辑）、周启成（《〈杨万里传〉补订》）等都有所考订，有些订正未必如是，但一家之说，足资参考。

至于杨万里的家世状况，杨润生《杨万里家世考》（收入《映日荷花别样红——首届全国杨万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刘庆云、杜方智主编，岳麓书社1993年版）据《忠节杨氏总谱》记载的资料及相关史料，扼要介绍了从一世祖杨辂到杨长孺共十二世的脉络，文后附《杨万里家世表》，甚为直观。刘文源《杨万里和吉水杨氏家族》（同上）则将这一脉络向前延伸，将杨氏先祖追溯到杨喜。文章对杨万里与族人交往过程有较为详细的描述，着重指出：“吉水杨氏家庭是中国一个典型的诗的家族。这个家族的诗风影响着、陶冶着杨万里的诗情，促使他成为一个大诗人；反过来，作为大诗人的杨万里，又影响、带动、推动着杨氏家族的诗歌创作，促使杨氏家族形成一种良好的诗的传统。”王琦珍也认为杨万里的这种家学渊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杨万里的理学气质、抗金立场、处世态度以及诗论主张的发展与艺术创作道路的形成（《杨万里家世叙录》，《文学遗产》1989年第6期）。杨万里家族之外的交游，年谱当有所论列。现存有崔骥的《杨万里年谱简编草稿》（《江西教育》第19号）、胡明的《杨万里先生年谱》（《杨万里诗述评》附，台北《大陆杂志》第39卷，第7、8期。台北学海出版社1974年版）、孙海青《杨万里年谱》（收《爱国诗人杨万里》，政协江西省吉水县委员会主编，1999年10月）、王守国《诚斋年表》（《诚斋诗研究》附录）等，然这些年谱均失之简略。论交游较详者，当数于北山《杨万里交游考略》（《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1期）及《杨万里交游续考》（《淮阴师专学报》增刊，《活页文史丛刊》第134期），两文叙录33人，虽只是简单勾勒，但还是为深入研究文学群体活动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宋史》本传以为“万里为人刚而褊。孝宗始爱其才，以问周必大，必大无善语，由此不见用。”对此提出的杨、周龃龉，周启成以为不然。他列举有关史实说明两人关系实际是相当深厚的，不可能出现周必大阻止杨万里仕进的情况（《〈杨万里传〉补订》）。于北山（《有关杨诚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王瑞来（《鹤林玉露?点校说明》，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页）亦持相同观点。

杨万里生前即自定诗集，当时便刊刻甚多，流传甚广。现存最早诗集为淳熙、绍熙间所刻《诚斋先生江湖集十四卷荆溪集十卷西归集四卷南海集八卷江西 道院集五卷朝天续集八卷退休集十四卷》。全集为端平二年（1235年）所刻《诚斋集》。对于现今流行的据缪荃孙艺风堂影宋本影印的“四部丛刊”本《诚斋集》，祝尚书并不认为是善本，他说：“所谓影写，殆出于辗转传录，虽大体尚可，然即使以四库本校之，讹脱已复不少（四库本亦不尽佳）。若能复制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宋本以为底本，再校以北图所藏宋单刻诗集本及诸家精钞本等，方得一善本，以传久远。”（《来人别集叙录》（下），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995页）王琦珍首次披露杨万里诗歌域外材料，向读者介绍了日文化戊辰（1808年）刻本《杨诚斋诗钞》的有关情况。该选本虽据《宋诗钞》初集翻刻，但已经重新分类编排。书中有日本学者的序跋以及藏主“玉华斋”批语多条，这些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日人对诚斋诗的认识，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个域外视角（《日文化戊辰刻本〈杨诚斋诗钞〉述考》，《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秦寰明对日抄本《诚斋先生吟稿》给予了高度的关注，经过对照认为它就是《退休集》的海外单行本。它在版本、辑佚、校勘方面有着独特的价值（《日本抄本〈诚斋先生吟稿〉读札》，《古籍整理》2004年第9期）。除诗文集外，现存诚斋著作还有《诚斋易传》和《诚斋策问》。《易传》有四库本和丛书集成本。《策问》上下两卷，见《豫章丛书》丙辰（1916年）刻本第160、16l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全宋诗》第四二册为杨万里诗，此为诚斋全诗首次排印。2003年，王琦珍整理的《杨万里诗文集》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为杨氏第一个全集整理、简体字点校本。又据知，薛瑞生已经完成诚斋诗集的校笺，出版在即。这是首部完全的诚斋诗注，它必将为深化杨万里研究提供新的起点和契机。

《全宋诗》四二册集外诗一卷，辑得诗11首，4断句，乃以诸书参校而得《诚斋集》未有者。另钱塘丁丙八千卷楼钞本《诚斋全集》卷一百有跋文九篇，为通行的《四部丛刊》本、乾隆六十年带经轩刊本所无（于北山《八千卷楼抄本〈诚斋全集〉中“跋语九则”笺》，《文学遗产》1994年第2期）。此皆版本对勘而得，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辑佚。真正的辑佚成果有：周寅宾从同治九年《祁阳县志》卷五中得古诗《浯溪磨怀古》（《杨万里佚诗〈浯溪磨怀古〉考辨》，收入《映日荷花别样红——首届全国杨万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一首，肖东海据《螺陂萧氏族谱》得诗《三潭图》三首、题跋《跋萧服、刘逵唱和诗轴》一篇、散文《五千堂记》一篇（《〈诚斋集〉萧氏人物及杨万里有关佚作考略》，收入《映日荷花别样红——首届全国杨万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新发现杨万里佚作〈五千堂记〉述考》，《文献》1990年第3期），龙震球据《永州府志》、《零陵县志》得诗四首（其中含《浯溪磨怀古》）、文《种爱堂记》一篇（《〈诚斋集〉萧氏人物及杨万里有关佚作考略》，收入《映日荷花别样红——首届全国杨万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新发现杨万里佚作〈五千堂记〉述考》，《文献》1990年第3期）、徐冰云、彭学樵据同治《奉新县志》得失题佚诗一首（《颇因名利懒低头——杨万里知奉新县》，收入《爱国诗人杨万里》）、栾贵明据《永乐大典》残本中得诗六首，文、跋各一篇（《杨万里、尤袤集拾遗——〈永乐大典〉

诗文辑佚之二》，《文学评论》1981年第2期）等。

二 杨万里的政治、哲学、史学思想

杨万里不仅仅是一位诗人，他的政治实践和理论建树证明了他同样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出现一些研究其政治思想的论文。例如，步近智主要根据《千虑策》，从人才、民本、法制三方面细致排比出杨万里的进步观点，指出其社会、政治思想“具有了朴素唯物主义的色彩”（《略论杨万里的社会政治思想》，《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3期）。唐明邦《杨万里〈诚斋易传〉中的革新思想和忧患意识》论述了《诚斋易传》中阐发的忧患意识、革新思想和自律精神，并认为其中蕴含的经邦济世思想至今仍有重要启迪作用（《孔子研究》2002年第5期）。

杨万里写了《诚斋易传》、《庸言》、《天问天对解》等著作，其哲学思想日益引起学界重视。步近智曾作《杨万里》一文，收录于《中国古代哲学家评传?续编

（三）》中（齐鲁书社1982年版）。一般认为，杨万里属于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家派别。朱葵菊强调，杨万里在天地本源、人事与天命关系等方面表现出可贵的唯物主义思想，《诚斋易传》则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中国唯物论史》（张岱年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以《杨万里的唯物论思想》为题专章介绍，认为杨万里继承和发挥了柳宗元、张载、王安石等人的唯物论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哲学气本论，在宇宙观、无神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等方面都有独到的建树。在许多方面不仅与程朱的唯心论相对立，而且取得了超越前辈唯物主义哲学家的成就。张瑞君《杨万里评传》在第七和第九章集中从宇宙观、知行观、人性理论三方面概括了杨万里理学的主要观点，使其哲学体系得到较为清晰的呈现。李伏明从杨万里重建儒家本体论的角度出发，指出建立在政治实践基础之上的本体论哲学，对专制统治有着某种程度的威胁作用，这就注定了它难以得到广泛承认的悲剧结局（《论杨万里重建儒学本体论基础的努力与成就》，收入《蜜成犹带百花香——第二届全国杨万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梅珍生、陈金清《论杨万里的类辨思想》从方法论角度注意到，和“引史证经”释易的方法一样，杨万里也将分类法广泛运用。他以气类感应为基础，揭示了天、地、人之间道德原则的同源性，展示了《周易》乃圣人通变之书的特征（《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郑晓江等则从“开显儒学之源泉活水”和“解析儒学范畴之精义”两方面彰显杨万里在汉学转向宋学进程中所作出的独特贡献，从而展示出杨氏儒家思想的时代性和前瞻性（郑晓江、肖义巡《论杨万里的儒学思想——兼及与朱熹的关系》，《南昌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杨万里阐述哲学思想时，不重玄思，而喜欢在历史和现实中寻找例证。由此展现出来的历史观引起了学者的注目。李勇《杨万里史学思想钩沉》将杨氏史学思想归纳为三方面，即：以古为鉴及其合理性；史学切近世用与史著简要通俗；举才宜重史学修养（《学术月刊》1998年第6期）。傅荣贤《略论“参证史事”的杨万里易学》声言：“„参证史事'的杨万里易学，本质上有一种着眼于辩证观念的、哲学眼光的审慎。他„引史入易'、„以史证易'，但却不仅仅从时间和有限演进 的角度去看待世界，因而蕴含着对时间和永恒、具体性与普遍性、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真正全新的理解。”因此，杨万里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周易研究》1997年第3期）。曾华东则从杨万里易学中“二五之应”这样的具体问题入手，经过步步深入地探究，特别指出，无论是治《易》还是治史，求“用”正是其最大特色（《周易研究》，2005年第2期）。

尽管杨万里的政治、哲学、史学思想的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而且还有保持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但相较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的研究，显然还很不相称。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更多新成果必将涌现。毫无疑问，这对转换文学研究视角、深化或改变既有看法不无裨益。

三 杨万里的文学创作及文学思想

杨万里是一位有着多方面才华和成就的作家，全面研究其各种文学体裁本是题中之义。然事实是，诚斋诗研究长期一支独秀，而词、赋、散文诸体则是门前冷落，呈现出严重的不均衡态势。杨万里现存词八首。黄拔荆《“诚斋体”与杨万里的词》（收入《蜜成犹带百花香——第二届全国杨万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认为其词风显受诗风濡染，“诚斋体”中表现出来的丰富奇特想象、幽默风趣的语言、活脱灵妙的思维等在词里同样得到表现，因而诚斋词个性鲜明，非传统的“豪放”、“婉约”所能纳之。杨英《诚斋词浅论》（《延安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从结构、用笔、词风三方面分析其特色，认为诚斋词在词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在于它们给当时的词坛带来了一种爽朗清新的思路，吹进了一股平淡风趣的词风。”周静《杨万里词的再评价》（《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7期）在充分肯定杨词独出机杼、别是一家的同时，也分析了其受冷落的原因，指出了它内蕴不深、锐气不足的缺点。

周汝昌对杨万里《海赋》、《浯溪赋》评价甚高，认为“这样的赋，才显得赋之为体”（《杨万里选集?引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1版第27页）。马积高也认可二赋确为代表作，称赞它有很高的艺术水准。然而，“杨万里的其他赋大都冲和平淡，少特色，惟《放促织赋》虽短小而颇生动有趣。”（《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66页）文师华、胡建升《论杨万里文赋的三维构建》（《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以为杨氏文赋融汇了理学、禅学、老庄之学，实为后来性灵小品之先声。杨万里还善作与赋酷似的四六文，《四六丛话》卷三十三云：“《诚斋集》四六小简，俱精妙绝伦，往往属对出之意外，妙若天成，南宋诸公皆不及。”程千帆、吴新雷同意此说，以为杨氏四六“构思奇妙，措辞精切，不愧作手”（《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52页）。

对以《千虑策》为代表的散文，周汝昌以为“见地警辟，说理周彻，文笔条达，感情痛切”（《杨万里选集?引言》，第28页）。有感于杨万里“散文创作也不同凡响，可惜无人问津”（《杨万里评传?后记》）之状况，张瑞君《杨万里评传》专辟一章探讨之，分别从立意与境界、现实性和社会性、思想的深刻性等方面论证杨万里的散文成就，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论述杨万里主要是作为诗人名垂青 史的，因而其诗歌成为文学研究的热点亦是势所必然。张毅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宋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专辟《杨万里及其“诚斋体”》一节，主要对其诗歌诸方面的研究状况作了较为详细的概述。笔者将大致依其框架，另择角度，相互参印，以期呈现出一个更为完整的面貌。

学者对诚斋诗的研究，其范围无非诚斋诗歌本身以及诗论两大领域。前者的成果集中体现为“诚斋体”研究、诚斋诗与江西、晚唐诸体派之关系、诚斋诗之地位和评价乃至诚斋诗的语言学分析等方面；后者则宏观与微观齐头并进，研究者既有对诚斋诗论体系的探讨，也有就其一二特色所作的具体而微的抉发。以下并而论之。

（一）“诚斋体”研究。自《沧浪诗话》标举“诚斋体”后，研究者都自觉不自觉地将此看成是诚斋诗的代名词。“诚斋体”的特点和表现方式是什么?这一直是学者试图说清的问题。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将其特点概括为三点：富于幽默谐趣的风趣；丰富新颖的想象；自然活泼的语言。这一说法，得到广泛认同，后来文学史多祖是说。值得注意的是，熊大权从内容的角度把婉讽、讥刺也补充成“诚斋体”的特征，将其外延无限放大，试图囊括诚斋诗的全部特点（《杨诚斋诗特色初探》，《江西大学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4期）。

很多学者将“活法”与“诚斋体”联系起来看，尝试从相对具体的关系论中见出真正的特色。钱钟书《宋诗选注》欣赏杨万里所创辟的“活法”，以为其最主要特点是“恢复耳目观感的天真状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2版第161页）。周汝昌认为诚斋诗的特点是“奇趣”和“活劲儿”，也就是所谓“活法”。它缘于胸襟“透脱”，关乎到“认识论”的境界（参看《杨万里选集?引言》）。周裕锴也认为，“活法”是“诚斋体”的“基本特色”，“透脱”是其核心精神，“诚斋体”具体表现为活、新、趣、灵、快、俗六个特点（《中国禅宗与诗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220页）。胡明赞扬杨万里的“活法”是参透了江西“活法”，杀出江西藩篱，得出大自在的“活法”（《杨万里散论》，《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王星琦认为杨万里的作诗实践和吕本中的“活法”理论不谋而合，未出藩篱之外（《“诚斋体”与“活法”诗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9期）。沈元林一概不赞同传统意义上的“活法”解释和描述，他以为“活法”就是“泛神论”的前驱（《中国第一个“泛神论”倾向诗人——杨万里》，《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戴武军《诚斋体的艺术表现特征浅析》视“活法”为一种辩证法，并析为“谐与庄”、“圆与方”、“快与慢”、“俗与雅”四个范畴来论述，突出诚斋体的主要特色（《中国韵文学刊》1993年第7期）。

就“诚斋体”特色的某一方面入手，通过角度不同的观照，从而将视角引向新的领域和深的境界，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研究趋势。就题材而言，杨万里的山水诗是“诚斋体”的集中体现者。肖驰首先敏锐地觉察到诚斋山水大异前人的气质，将杨万里看成是继谢灵运、王维之后，中国山水诗发展到第三个阶段的代表人物。诚斋山水诗的特点就在于，它是真率性灵的“代面”，是一种接近市井风情的拟人主义（详参《中国诗歌美学》第七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王 兆鹏《建构灵性的自然——杨万里“诚斋体”试析》（《文学遗产》1992年第1期）也认为，杨万里的自然山水诗，不同于王国维提出的“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而是“别创出第三种境界——一个有生命知觉、灵性情感的自然世界”。柯素莉《开辟新境的诚斋山水诗——兼论杨万里山水诗的主体情感体验及其谐谑》则以为杨万里山水诗主体情感强烈，他在“格物致知”时风熏陶下，借“移情于物”实现“自然的人化”，使山水成为主体情智的“外在现实”，拓展出山水诗的新境界（《江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可见论者在认定杨万里为开疆拓宇式人物这一点上，有着相当共识。

除题材角度外，程杰借文学史的视角将“诚斋体”的特色归结为三点，即新灵性、新情调、新语体（《论“诚斋体”》，《宋诗学导论》附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并且断言“一方面是对自然美的服膺；一方面是对自然美的能动抉发，这两个方面构成了„诚斋体'的精神实质。”王兆鹏《建构灵性的自然——杨万里“诚斋体”试析》则从创新思维的角度指出：“使常态变成异态，无形变成有形，„熟'景变成„生'景，„死'物变成„活'物，是诚斋体的奥秘、诀窍也即所谓诚斋体的„活法'。而竭力采用日常语言来创造一种新颖奇特的艺术境界和审美效果，使日常性的景物在不平常的状态下呈现在心灵面前，则是诚斋体的特质。”黎烈南从童心童趣的角度具体观照诚斋体的一个侧面，在他看来，诚斋体的最高境界表现为童稚心态与人生哲理的艺术组合（《童心与诚斋体》，《文学遗产》2000年第5期）。韩经太《论宋诗谐趣》则从艺术文化的角度来解读诚斋体的另一个显著特征——风趣，认为“充满生活情趣的诗意氛围，表现诗情画意的意境形象，蕴含哲理思辨的深远意味，乃是构成„诚斋体'之„风趣'的三大要素；而这三者相互统一的中介媒体，则是新颖别致而饶有喜感的表现方式和活泼灵动如珠走圆盘的艺术语言”（《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

“诚斋体”得以出现，除艺术上的努力外，还应有着更为深刻的渊源和成因。戴武军《“诚斋体”的形成原因初探》（《湘潭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从社会环境特别是杨万里的哲学思想、个性特征、生活经历等方面分析了“诚斋体”的形成原因，尤其指出“变”与“诚”的辩证思考和“以史证经”的思维方式对创作思想的渗透以及由此带来的诗意灵性转化。张鸣《诚斋体与理学》（《文学遗产》1987年第3期）、张晶《诚斋体与禅学渊源》（《文艺理论家》1990年第4期）两文异曲同工，均能结合整个南宋文化思潮来观照诚斋体的学术成因。秦寰明《理学思想、文人心态与诚斋体》（《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认为“诚斋体以其特有的视角和层面，从诗歌美学的角度，展现了宋代文人对于艺术人生的诗意追求。正是从这深层的（而非仅仅停留于取材或表现手法的浅层）透视，我们看到了既是宋诗的深化、又是宋诗的转化的诚斋体，具有着诗歌美学的独特价值和诗歌发展史的特殊意义”。

杨万里在《江湖集》和《荆溪集》中自述曾学江西诸君子、王安石乃至晚唐诗，最后悟得“诗在山林”之后，便舍弃先前所学，转而师法造化的历程。有些学者论及诗风转关时，或者完全信其自述，或者指出其理论和实践的乖谬，对其自述不以为然。依违之间，对诚斋诗风转变关键环节的细致揭示反倒忽略了。缘 此，莫砺锋专作《论杨万里诗风的转变过程》（《求索》2001年第4期）一文，从写作年代和诗体选择、题材取向、写作速度、艺术手段等角度对杨诗的创作过程条分缕析，指出了杨诗转变的几个阶段及其关键时期。认为“以七言绝句为主要的载体，以自然为主要题材”是“诚斋体”的重要特征。“这两种倾向在杨万里的创作道路中都是逐渐形成的，以„戊戌三朝'为标志的那个时期，即杨万里5l岁至56岁的那五六年间，确是其独特诗风形成的关键时刻。”持论平允，最近事实。

不可否认，名满天下的“诚斋体”在流传后世时，也伴随着不小的批评声音。最为激烈的甚至认为杨万里诗虽多，“然排沙拣金，几于无金可拣。”（沈德潜《说诗语》下，《原诗?一瓢诗话?说诗语》合编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进入现代研究视野中的“诚斋体”，其价值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认，但学者也并非对它的缺陷视而不见。钱钟书认为他关心国事、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不多，内容上也较为琐屑，缺乏沁人心脾的力量，草率作品也不少（《宋诗选注》第162页）。王兆鹏也指出，诚斋体“缺乏对人生与自然体悟的深度与力度”，“缺乏囊括宇宙万物、天地江山的恢弘气魄”（《建构灵性的自然——杨万里“诚斋体”试析》）。这些批评自有言之成理的地方，但亦有以今律古，责人太严之处。“诚斋体”内容上当然不象陆游那样充满着金戈铁马的描写，但它反映的是另一类生活，并未脱离现实；其诗风偏重阴柔之美，这和雄浑之美本是互补关系，在艺术上并无短长之别；“诚斋体”浅俗表其外，深刻蕴其中，并不缺少思想底色。造成“诚斋体”缺陷的原因，一是贪多，多则必滥；二是恰如周汝昌所言，对“活法”过于自信，以至物极必反（《杨万里选集?引言》）。

（二）诚斋诗与江西、晚唐诸体派关系。杨万里将诗风变化的过程说的过于斩截，大有一朝顿悟，前事皆非之感。其实无论理论还是创作，杨万里对过去的继承都是有迹可寻的。他对江西和晚唐诗都濡染甚深，论者因此都将两者看成是其诗学渊源的组成部分。钱钟书对杨万里与江西诗派之间的藕断丝连以及与晚唐体之间的时合时离关系的论述，堪称精辟。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杨万里的学晚唐正是钟摆规律使然，客观上是用晚唐来矫正江西（《宋诗选注》第160页）。

杨万里的学晚唐，似乎争议不大。但对于他与江西诗派的瓜葛，在程度上如何还存有异议。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杨万里缺乏现实主义精神，故“这使他不可能从思想内容、创作方向上对江西诗派作彻底变革”（《中国文学史》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02页）。于北山也认定杨万里的变化本质上与江西诗派并无区别（《试论杨万里诗歌的源流和影响》，《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3期）。胡明《杨万里散论》完全不同意上述说法，他认为杨万里与江西诗派之间的决绝是彻底的、坚定的，其诗风受白居易影响最大。此说跳出传统思维圈子，别开生面求新解，于人启迪多多。王琦珍《杨万里与江西诗派关系摭议》（《九江师专学报》1989年第4期）、傅义《杨万里对江西诗派的继承与变革》（《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则更多地从正面来看待江西诗派对杨万里诗风和诗论的影响。两文都认为杨万里继承了江西诗派的创新精神和活法，并在此基础上变化生新。持论中肯，符合创作实际和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

朱炯远、张立的《杨万里“诚斋体”诗的艺术渊源》（《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打破江西、晚唐源流说的思维定势，以为诚斋体诗的源头是杜甫入蜀后的部分七言律绝景物诗。王守国《诚斋诗研究》专辟“源流论”一章，将诚斋诗的源流广泛囊括，其中有山水田园诗派、元和体、晚唐体、江西诗派、王安石、李白与苏轼、张耒等，可以称得上是集大成式的研究。

（三）诚斋诗之地位和评价。当论及杨万里在他自己时代的影响时，胡明将他和陆游比较，强调了两点：“一是南宋当时杨的诗名在陆之上。二是创作主流倾向上，杨的影响很大，多数诗的艺术质量超过了陆”（《杨万里散论》），这是符合事实的判断，纠正了以往杨、陆研究中的形式主义倾向。许总将视野放在整个宋诗背景下，礼赞杨诗不愧为“南宋后期诗史的逻辑起点”，是南宋诗歌变革的“最高程度的体现和最为突出的标志”（《论杨万里与南宋诗风》，《中国首届唐宋诗词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张玉璞《杨万里与南宋“晚唐诗风”的复兴》（《文史哲》1998年第2期）认为在南宋中后期“晚唐诗风”复兴的过程中杨万里起到了领军作用。他不但在诗歌理论上极力张本，而且以其诗坛盟主的身分有意识地引导当时的诗人在创作上趋同于晚唐诗风。王守国、张瑞君则在他们的专著中分章来论述杨万里的地位和影响，他们搜罗了历代对诚斋评价的丰富材料，结合接受者时代的文学创作实况来思考诗歌风会变迁规律，反映出扎实的学风。

（四）诚斋诗的语言学分析。诚斋诗通俗自然、清新活泼风味的形成，不言而喻是和他大量运用口语息息相关的。诚斋诗中的口语不仅具有文学情味，而且由于接近宋人实际生活，很大意义上它便可以充当近世语言研究的“活化石”。以诚斋诗口语为主要对象的释词工作，一直是在宋语言宏观研究的背景下分散进行的，近年来才开始出现了一些集中注释的专文，如王瑛《杨万里释词》（《吉安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傅毓民《杨万里诗口语考释》（《湖北社会科学》2004年第12期）等。口语的采入，改变了诗律的某些常规，从而形成鲜明的“杨记”特色。杜爱英《杨万里诗韵考》（《中国韵文学刊》1998年第2期）即从用韵的角度总结出杨诗的某些规律，例如，诚斋近体诗用韵宽缓，并有诸多不分借、本、出韵者；其作诗基本按照宋代通话韵系分18部，但江西方音痕迹也相当突出等。由词义而语法，诚斋诗研究日臻细致，如张小艳《杨万里诗动态助词研究》（《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和《杨万里诗助词“来”的用法研究》（《湖州师范学报》2000年第1期），皆采用穷尽统计和静态描述的方法，共时和历时交错，总结出助词的用法特点和演变轨迹。雷冬平《杨万里诗歌副词V-AD结构的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2期）从结构形式、语义特征、句法功能等方面对杨诗中表示极性程度或范围的副词作补语的情况进行了考察，并与上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类似结构作了历时比较。

（五）杨万里的诗歌理论。杨万里是南宋少有的创作和理论水平都很高的诗人之一。和“诚斋体”的创作实际关联，他的诗论也可称得上自成一家。《诚斋诗话》是其代表作，此外，《诗论》及其一些序跋、诗文中还可散见他对诗歌发表的观点。

纵观诚斋诗论研究现状，点面结合的特点十分突出。“面”的研究成果可以王守国、张瑞君作代表。王守国《诚斋诗研究》用一章的篇幅分别从“功能论”、“诗味论”、“新变论”、“诗法论”、“关系论”五个方面详细阐述杨万里的诗论，张瑞君则从“文学的本质和作用”、“文学创作论”、“文学风格论”、“文学的继承与创新”、“批评鉴赏论”等层面来论述他的文学思想。两人所论主要还是以总结前人共识为主。至于“点”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渊源探讨及价值评估、诗味说、学术背景等方面。对于诚斋诗论的渊源、影响和评价，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下）（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7—50页）中断定，杨万里的诗歌主张受苏轼、江西诸人影响，而带禅味，这开了沧浪论诗的先声；在论诗旨趣上强调悟而自得，这又开袁枚性灵说之先声。日本著名学者铃木虎雄赞同郭说，在其《中国诗论史》（许总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专列“性灵说与杨万里”一目，对此作出了更为具体的阐述。袁行霈等著《中国诗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54页）则将杨万里诗论纳入批评苏、黄及江西诗派文学理论的范畴中，不过这种批评是温和的。文章断言杨万里是“站在更高层次上，力图调和„江西体'与„晚唐体'，进而调和„唐音'与„宋调'。”成复旺等编《中国文学理论史》

（二）亦评价颇高，认为“杨万里的诗歌理论，从讲究诗兴、注重风味到提倡晚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460页）。

杨万里论诗好持“味”说，学者对此大体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以为是和司空图所言“味在咸酸之外”的“味”；另一种即指《小雅》、《春秋》的词微意深之“味”。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第49页）、成复旺（《中国文学理论史》

（二）第457页）等力主前说，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52—153页）、胡明（《杨万里散论》）等倾向后说。徐安琪则从语义学的角度剖析出杨万里的“风味”包含有两层意义，一是指诗歌的形象、诗歌的体貌、诗歌的表层意义，二是指诗歌形象中深远、幽杳的多层次意蕴。由于杨氏“风味”重内容，因而在司空图“味外之味”说上增添了新质（《论杨万里的“风味”说》，收入《映日荷花别样红——首届全国杨万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虽有偏向，但调和折中的意图也很明显。彭维锋则进一步断定，诚斋强调的“味”说在内容上呈现出辩证关系，也就是儒家教化和佛禅真如的矛盾统一（《徘徊于庙堂与禅境之间——试论杨万里诗学的矛盾统一性》，《天中学刊》2005年第3期）。黄宝华《杨万里与“诚斋体”》（《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则另立一说，以为诚斋“余味”说更多延续的是江西诗派的血脉余绪，其主要诉诸于智性悟解，而非情绪感染，这就与晚唐乃至传统的比兴生味有了本质的区别。

随着探讨的深化，许多学者试图采用演绎的方法，在更高的理论层面上析出诚斋诗论的学术意蕴。韩经太认为杨万里的文学思想有出入理学之势：“所谓出入理学，是指其文学思想的建构体现出一定的理学思维特性和思想精神，但又不落入辩言义理的形而上学术之中，而是就文学理论之具体课题的展开来体现其与理学心性义理之讨论相关合的深入思考。”（《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97页）李春青认为，杨万里对宋学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以“味”为体的文学本体论的确立，二是在创作方法上的师法自然，两者互为依托。这种突破确定了文学的独立性，是对宋学思维和价值观 念的拒斥和挣脱，也预示着文学观念为维护自身独立性而对宋学影响的目觉清算（《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6—250页）。两人所论，借助一种理论武器来解释另一种理论现象，思辨色彩很强。

通览杨万里诗歌研究状况，在肯定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不难发现其存在的缺陷。突出的问题是：研究对象和方法还存在静止、孤立的倾向，学者还是习惯于就杨万里论杨万里，尽管阐释的深度和角度较之以往有所深入；对杨万里在南宋转变诗风过程中起到的关键作用，还有待于更为细致、扎实、亲切的论证来说明；政治及其关联的生活经历与“诚斋体”形成的关系，尚无人作出系统的论述。要使诚斋诗研究更上层楼，呼唤历史眼光下的理论观照迫在眉睫。

第二篇：百年来中国旗帜演变

铁血十八星旗

十八星旗，全称铁血十八星旗，又称铁血旗、九角旗、九角十八星旗。是武昌起义后，民国湖北军政府宣告成立时的旗帜。

十八星旗原是湖北革命团体共进会的会旗。1907年8月间，焦达峰、刘公、孙武等一批在日本的同盟会会员，筹组湖北共进会，任务是谋划准备在长江中游的反清武装起义，议定以十八星旗为会旗。

1911年9月，在同盟会推动下策划武昌起义。两个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召开联席会议，组成领导起义的总指挥部。定十八星旗为旗帜。武昌起义在1911年10月10日晚7时左右爆发。起义军成功占领武昌全城。

10月11日，民**政府鄂军都督府（俗称湖北军政府）宣告成立。十八星旗为其旗帜。

1912年1月10日，民国临时参议院通过专门决议，以五色共和旗（或称五色旗）为中国国旗。以十八星旗为陆军旗，海军旗则是一种以十八星旗为基调的旗帜。

不过北洋政府很快就停止使用十八星旗，以五色旗为陆军旗，以青天白日满地红为海军旗。1928年（民国十七年）12月17日，国民政府立法通过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中国的正式国旗，颁行全中国使用，全面取代五色旗和十八星旗。

十八星旗意义

铁血十八星旗，由红黄黑三色组成，红底与黑九角象征“血”与“铁”，即革命须抱铁血主义；黑九角代表《禹贡》中记载的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黑九角内外两圈各九颗共十八颗圆星，代表关内汉族的十八行省；星呈金**，表示与满清对立之汉族炎黄子孙。

此旗只有代表汉人居住的18个行省，是因为晚清时期的革命家对革命有“上下两策”，上策是革命政府克复清廷的全部领土；下策是革命政府收复中原十八个汉族人省份的主权。清廷政府直到19世纪为止只准许汉族在内地十八省居住。不允许汉族随便迁入居住的有关外的满洲（东三省）、西藏(青海)、蒙古（内外蒙）、新疆。当时革命党人的“野心”并不大，只想“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就是在十八个省份中恢复汉人的主权。是以后来有人认为“十八星旗”，是大汉族主义的旗帜。

十九星旗

十九星旗

十九星旗是十八星旗的变体。

1912年（民国元年）1月10日，民国临时参议院通过专门决议以十八星旗为陆军旗。

1912年（民国元年）5月，民国的临时参议院在北京提出“国旗统一案”，仍然以五色旗为中国国旗，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海军旗。

但是否继续以十八星旗为陆军旗则受到多数东三省籍的议员反对，因为十八星旗并不包括东三省，也不能代表全中国。

于是议员们提出意见修改十八星旗，先是有提议在旗中央加上一颗较大的黄星，以表示中国的统一。后又认为中央黄星大有侧重中央之意，忽视地方之意，中央黄星又改成与其他黄星一般大小。成为十九星旗。

十九星旗的提案被议会表决通过，取代十八星旗成为陆军旗。

1912年6月11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公布此次国旗议案结果，成为民国第一个具有法律意义的国旗方案。

1928年12月17日北伐成功后，民国中央政府全面废除铁血旗。

内地十八省大致是清代时的汉族主要居住区。包括： 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河北（直隶）、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

清廷设置这一特殊的制度，本意是阻断汉族与其它民族的交往，维护其自身的统治。然而事实上，一些地区本为汉族所有，却列为其它民族居住区。例如辽东自战国以来就是汉族的传统居住的地区，但清入关后驱除了那里的汉人，并把其列为禁地，禁止汉人进入。类似的禁地还有新疆、蒙古、西藏。这种情形在当时形成了一个中国心脏地区(China Heartland)的概念，一些西方人称为China Proper，有人翻译为“中国本部”。

五色旗

主条目：五色旗

五色旗

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1月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虽倡导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民国国旗，但五色旗原为清廷海军一二品的官旗，革命党革命时期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多用此旗。因此五色旗在国民心中具有崇高地位，各界一致认同五色旗为民国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则被订为海军旗。

1912年1月10日，临时参议院通过专门决议，使用五色共和旗（或称五色旗）作为国旗，含“五族共和”之义。同时通过的还有十八星旗为陆军旗。1913年（民国二年），青天白日满地红被订为海军旗。除了上述三种使用上较普遍的旗帜外，其他地区亦使用其他的旗帜。此时五色旗亦被用作海军舰艏旗。

五色旗由红、黄、蓝、白、黑组成，分别象征中国汉、满、蒙、回（维族等西域穆斯林）、藏五大民族【民国时期好像只承认这5个民族，现在的回族被定义为信奉伊 斯 兰教的汉人，而现今西南各族则被定义为土著化的汉人】。另有一说五色旗是根据清廷的五色官旗改变而成。而此五色也是五行学说代表五方的颜色。

五色旗由于产生于革命时期，对当时民众影响很大，在国民心中具有崇高地位。正是因为这样，它又被当时各军阀所利用，托革命之名，成为笼络人心的工具。

最后其中国国旗的地位于1928年（民国十七年）12月17日，***北伐成功后，被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取代。1935年后的各种政权不再采用五色旗（除了附日的傀儡政权外）。

在民国政府废除五色旗后，五色旗变成了抗日战争时期亲日政府的代表旗帜，满洲国旗（见后文）就是由五色旗衍生设计外，其他像“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平的“民国临时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前身）或南京的“民国维新政府”等政权都采用五色旗为基本元素。

2004年7月14日，民国总统府资政，台湾作家柏杨提出修改国旗，恢复五色旗为民国国旗

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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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南京-重庆-南京-台北）国旗

由“民国国父”孙中山提议，将陆皓东设计之青天白日旗置于红底旗帜的左上角而来，经国民政府立法定为国旗，并在北伐征战结束后颁行全国。《民国宪法》于第一章总纲第6条明定“民国国旗定为红地，左上角青天白日。”今日此旗帜正式使用范围主要以民国实际管辖地区、其邦交国，和未受政治干预的国际场合中为主，于外交使节访问或遇特殊庆典时，亦可于部分道路见成排列队的国旗飘扬。

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采用蓝、白、红三色。

    “青天”象征中华民族光明磊落、崇高伟大的人格和志气；青色象征自由，也代表民族主义。

“白日”象征光明坦白、大公无私，指示人们要有光明洁白、毫无污点的纯正心地与思想；白色象征平等，也代表民权主义。

“红地”象征革命党的热血，指示人们要有牺牲奉献、勇敢奋斗的精神；红色象征博爱，也代表民生主义。

十二道光芒形同十二个时辰，勉励人民奋斗精进、自强不息，芒锋示意革命精锐，意味着民*主*自*由光华四射。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时值同盟会创立之次年冬季，孙中山在会议中提议将青天白日旗定为民国国旗；但黄兴认为，青天白日旗与日本国旗类似，且色彩过于单调。于是孙中山有了加入红色的构想。当时同盟会南洋分会副会长张永福之妻陈淑字（一说淑宗）依此构想缝制了四种国旗，分别为下列的草案一至草案四。其中草案三的旗帜于同盟会广东历次起义中普遍采用，故1925年（民国十四年）改编所属各军为国民革命军时，特选该旗为军旗。

草案一

草案二

草案三（1925年成为民国陆军旗）

草案四（1925年成为民国国旗）

1912年（民国元年），虽然时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曾倡议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民国国旗，但由于五色旗原为清廷海军一、二品的官旗，加上在革命党革命时期江苏、浙江、安徽等多省均使用此旗，故五色旗在国民心中具有崇高地位，以致于各界一致认同五色旗为民国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则在1913年（民国二年）被订为海军旗。

五色旗初期虽获各界普遍认同，但北洋政府当权后政局混乱，其中不乏许多被视为丧权辱国的作为，致使五色旗声望由盛转衰，日趋低落。这间接导致 1925年（民国十四年），民国国民政府于广州成立时明令废止五色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成为南方政府的国旗.随后***北伐成功统一全中国，于 1928年（民国十七年）12月17日立法通过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中国的正式国旗，颁行全国使用，以全面取代五色旗和十八星旗。1935年后的各种政权不再采用五色旗（除了抗日战争时期附日的傀儡政权之外）。

国民政府--国旗

国民政府--陆军旗

国民政府--海军旗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旗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旗

因应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由中国国民党主政的民国国民政府采取军事围剿的方式，不断攻打中国共产党的若干根据地。为抵御国民政府的军事打击，以及加深其红色革命之探索与实践，共产党遂仿效苏联的建国模式，以江西瑞金为首都，于1931年11月7日成立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苏维埃性质的国家形式政权组织，后结束于1937年9月22日。

在国家运作期间，毛泽东、朱德等共63人被选举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其中毛泽东被推举为该委员会主席；随后，临时政府颁布了宪法，制定了国旗，发行了货币，而其实际控制区域常被称为“中央苏区”。此政权之实权不在其政府机构，而是先在***上海中央局。上海局被国民政府破坏，上海组织领导向忠发等被捕后，实权转移到苏区的政治局常委集体，特别是***中央军事委员会。此政权并未获得任何国际上的承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央苏区在国共内战期间以中央执行委员会旗代国旗，后改以***红军新军旗作代国旗用。

五星红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1949年7月由曾联松设计。其中红色象征革命；五星呈黄色，有象征中国人为黄种人之意。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代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即原“士、农、工、商”之所谓“四民”，但依意识形态，顺序被改为“工、农、士、商”）。四颗小星环拱于大星之右，并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星的中心点，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和人民对党的拥护。

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备委员会）在北平正式成立，该会的筹备工作包括制定中国的新国旗，并指定由筹备会的第六小组负责。这个小组的成员有１６人，他们是：马叙伦、叶剑英、张澜、郭沫若、陈嘉庚、马寅初、蔡畅、李立

三、张奚若、廖承志、田汉、郑振铎、欧阳予倩、翦伯赞、钱三强、沈雁冰。

1949年6月16日，筹备委员会的首次会议上，决定成立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小组，并向中国全国发出征稿启事。

1949年7月14日至8月15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国内各大报刊刊登了筹备委员会征集国旗图案的启事。一个月后，筹备委员会共征集到来自全国各地，港澳及海外地区寄来的应征图案3012幅。

后于9月开议时，审核通过的共有38幅，最后敲定8幅[稿的必备基本要素，黄星代表***或中国人民。

但部分人士认为，中国并非只有黄河一条大河而已，于是衍生出另外两个草案：草案二是二黄条代表黄河、长江，草案三则是三黄条代表黄河、长江、珠江。但张治中向毛泽东表示，黄条分割红地，如同国家被分裂，应另选作品。接下来选中了五星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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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旗样式作为备选国旗。当时最受欢迎的是草案一的设计。该设计以红底配上黄星，以及一条代表黄河的黄条而成。红底与黄星为征求新国旗设计

草案一（黄河）

草案二（黄河、长江）

草案三（黄河、长江、珠江）由上海人曾联松所设计的五星红旗，原本的图样如草案四，构想主要是表现出中国四个主要社会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在中国***领导下。但由于五颗星自上而下排列，似乎隐含阶级地位之分，于是改为环绕大星的设计，并在大星中加入了锤子与镰刀的标志，见草案五。

草案四（曾联松的原本设计）

草案五（红星内含锤子与镰刀）

后来将锤子与镰刀删除，因为一来认为五星红旗中大可不必出现镰刀、斧头，一颗大星就代表了中国***的领导；二来这样与苏联国旗太相似；三来考虑既已用四颗小星表示工、农、士、商平等，若再加入工人与农民的象征物，似乎又变得不平等了。国旗就此定案。

在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五星红旗获得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会议代表一致通过，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的国旗。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北京天 安 门广场升起，标志着五星红旗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中华帝国预定用国旗

中华帝国实际用国旗

1915－1916

第三篇：百年来十二位女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

百年来十二位女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

10月8日，德国女诗人赫塔·米勒走出位于柏林的住所。瑞典文学院8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公布，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为德国女作家和诗人赫塔·米勒。

人民网文化频道10月9日综合电

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10月8日揭晓，德国作家赫塔·穆勒(Herta Müller)获得此项大奖。赫塔·穆勒由此也成为历史上第12位折桂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自1901年设立诺贝尔文学奖以来，瑞典皇家学院尚未将此奖项授予任何一位亚洲女性。

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是瑞典女作家拉格洛夫（1909年），此后，意大利女作家黛莱达（1926年）、挪威考古学家温塞特（1928年）、美国女作家赛珍珠（1938年）、智利女诗人米斯特拉尔（1945年）、德国女作家萨克斯（1966年）、南非女作家戈迪默（1991年）、美国黑人女作家莫里森（1993年）、波兰女诗人希姆博尔斯卡（1996年）、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2004年）、英国女作家莱辛（2007年）先后摘取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

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赫塔·穆勒（1953年8月17日——）

赫塔·穆勒，德国女作家。1953年8月17日生于罗马尼亚，是德国的小说家，诗人，散文家。她来自一个讲德语的罗马尼亚少数民族家庭，父亲在二战期间在德国党卫军中服役。1945年以后，罗马尼亚共产党把她的母亲驱逐去了苏联劳改营。她曾在提米索拉大学修读德国文学和罗马尼亚文学。1976年，穆勒开始在一家工程公司担任翻译，由于她拒绝和国家安全部门合作，1979年失去工作。随后，她通过在幼稚园教书以及做德语家教谋生。穆勒嫁给了另一位小说家理查德·瓦格纳，1987年，穆勒与她的丈夫离开德国，在随后的日子里，她获得德国以及海外诸多项目资助。如今她居住在柏林。穆勒于1995年荣膺德国写作与诗歌学会成员，以及其他一些荣誉。1997年她退出德国笔会（她曾加入民主德国分会）。塔·穆勒的作品描绘了罗马尼亚下层人民的凄惨生活，处女作1982年在罗马尼亚用德语出版，并成为禁书，一时引起广泛争议。代表作品有《我所拥有的我都带着》、《光年之外》、《行走界线》、《河水奔流》、《洼地》《那时狐狸就是猎人》等。中文译本有《风中绿李》（台湾，时报出版，1999）。其最高成就应算是2009年夏季新出的长篇小说《呼吸钟摆》（Atemschaukel），“是一部关于政治纪实文学的不可忽视的作品。”这部作品讲述的是纳粹时期在一个苏联劳改营里俘虏的故事。瑞典学院称“赫塔·穆勒的文章具有诗歌的精炼和散文的平实，描绘出了一幅底层社会的众生相”，由此授予赫塔·穆勒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

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多丽丝·莱辛（1919年10月22日—）

多丽丝·莱辛，英国女作家。1919年10月22日生于出生于伊朗，原姓泰勒。父母是英国人。在莱辛5岁时她全家迁往罗得西亚，此后20余年家境贫困。她15岁（又有说是12―13岁）时因眼疾辍学，在家自修。16岁开始工作，先后当过电话接线员、保姆、速记员等等。她青年时期积极投身反对殖民主义的左翼政治运动，曾一度参加共产党。莱辛曾两次结婚并离异，共有3个孩子。

1949年她携幼子移居英国当时两手空空，囊中如洗，全部家当是皮包中的一部小说草稿。该书不久以《青草在歌唱》（1950）为题出版，使莱辛一举成名，它以黑人男仆杀死家境桔据、心态失衡的白人女主人的案件为题材，侧重心理刻画，表现了非洲殖民地的种族压迫与种族矛盾。此后莱辛陆续发表了五部曲《暴力的孩子们》――即《玛莎·奎斯特》（1952）、《良缘》（1954）、《风暴的余波》（1958）、《被陆地围住的》（1965）以及《四门之城》（1969）――以诚实细腻的笔触和颇有印象主义色彩的写实风格展示了一位在罗得西亚长大的白人青年妇女的人生求索。这期间她还完成了一般被公认是她的代表作的《金色笔记》（1962）。大约从六十年代以来，莱辛对当代心理学及伊斯兰神秘主义思想的兴趣在作品中时有体现，但她 1 仍然关注重大的社会问题。七十年代中她撰写了有关个人精神崩溃的《简述下地狱》（1971）及讨论人类文明前途的《幸存着回忆录》（1974）。《黑暗前的夏天》（1973）讲述一位中年家庭主妇的精神危机。此后她另辟蹊径，推出一系列总名为《南船座中的老人星：档案》的所谓“太空小说”；包括《什卡斯塔》（1979）、《第三、四、五区域间的联姻》（1980）、《天狼星试验》（1981）、《八号行星代表的产生》（1982）等，以科幻小说的形式写出了对人类历史和命运的思考与忧虑。莱辛是一位多产作家，除了长篇小说以外，还著有诗歌、散文、剧本，短篇小说中也有不少佳作。近年来仍不断有新作问世。像《简·萨默斯日记》（1984）和《好恐怖分子》（1985）一类作品，就题材和风格而言，似是对作者早年写实方法的一种回归。

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是当代英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被誉为继伍尔夫之后最伟大的女性作家。曾几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以及多个世界级文学奖项，其风格独特多变，思想深邃，观点犀利，见解新颖，极具挑战性。瑞典文学院2007年10月11日当地时间下午13时(北京时间19时)称，“她用怀疑、热情、构想的力量来审视一个分裂的文明，其作品如同一部女性经验的史诗。”并授予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诺贝尔文学奖。她获得的奖金额将达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54万美元)。

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耶利内克(1946年―)

耶利纳克于1946年出生于奥地利小镇穆尔祖什拉克。她于1967年出版了她的首部作品集《利莎的影子》。随后她参加了70年代在欧洲爆发的学生运动，并出版了她的讽刺小说《我们都是诱骗物，宝贝。》，她还于1990年出版了《美好的、美好的时光》、1998年出版了自传体小说《钢琴教师》，该小说后被拍成电影并获2001年戛纳电影节多项大奖。

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希姆博尔斯卡(1923年―)

波兰女诗人。主要作品：《我们为此活着》《向自己提出问题》《呼唤雪人》《盐》《一百种乐趣》《桥上的历史》《结束与开始》等。不久前，中央编译出版社引进了她的诗文选，编译者选取了波兰最新出版、并由诗人亲自选定的作品，同时还增加了诗人的一些随笔。而她本人也表示，“诗歌只有一个职责，把自己和他人沟通起来。我的诗在中国如果能遇到细心的读者，我将是幸福的。”

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托尼·莫里森(1931年―)

托尼·莫里森是美国黑人女作家。生于俄亥俄州钢城洛里恩，父亲是蓝领工人，母亲在白人家做女佣。1949年她以优异成绩考入当时专为黑人开设的霍华德大学，攻读英语和古典文学。曾担任高级编辑，为拳王穆罕默德·阿里自传和一些青年黑人作家的作品的出版竭尽全力。她所主编的《黑人之书》，记叙了美国黑人300年历史，被称为美国黑人史的百科全书。70年代起，她先后在纽约州立大学、耶鲁大学和巴尔德学院讲授美国黑人文学，并为《纽约时报书评周报》撰写过3O篇高质量的书评文章，1987年起出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讲授文学创作。莫里森的主要成就在于她的长篇小说。著名的有：《最蓝的眼睛》（1970年）、《秀拉》（1973年）、《所罗门之歌》（1977年，获美国图书评论奖）、《柏油孩子》（1981年）、《宝贝儿》（1988年，获普利策奖）、《爵士乐》（1992年）等。

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纳丁·戈迪默(1923年―)

纳丁·戈迪默是南非女作家。生于约翰内斯堡附近一座名叫斯普林斯的矿业小城中，父亲是立陶宛的犹太移民，母亲是英国人。戈迪默从小就具有很强的独立性，醉心于读书写故事。13岁时，戈迪默在约翰内斯堡《星期日快报》儿童版上发表了一篇寓言故事《追求看得见的黄金》，从此开始了笔耕生涯，至今已著有20多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以及160 2 余篇杂文和评论。

戈迪默的前期作品主要以现实主义笔法揭露南非种族主义的罪恶，着重刻画这一社会中的黑人与白人的种种心态，控诉种族主义制度对人性的扭曲。

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奈莉·萨克斯(1891年―1970年)

奈莉·萨克斯是德国女作家。生于柏林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工业家和业余钢琴家，萨克斯是独生女。她的幼年教育是在优越的家庭中完成的，主要是习舞、学音乐并练习写作。17岁开始写些带有神话色彩的木偶剧。1921年发表处女作《传说与故事》，1933年以后，在纳粹排犹的恐怖中煎熬7年之久，后得到瑞典女作家拉格洛夫的帮助，流亡瑞典后加入瑞典国籍，定居于斯德哥尔摩。主要作品有诗集《在死亡的寓所》（1947年）、《星晨晦暗》（1949年）、（度日如年》（1956年）、《无人再知晓》（1957年）、《逃亡与蜕变》（1959年，获德国工业聪明文化奖）、《无尘世界的旅行》（1961年，获德国多特蒙得文学奖）、《死亡的依旧庆祝生命》（1961年）、《晚期诗作》（1965年，获德国出版界和平奖）、《探索者》（1966年）和《分开吧，黑夜》（1971年）等。

1945年诺贝尔文学奖：米斯特拉尔(1889年―1957年)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是智利女诗人。父亲在她很小时弃家出走，不知去向。她自幼生活清苦，未曾进过学校，靠做小学教员的同父异母的姐姐的辅导获得文化知识。从1905年起米斯特拉尔就在地方报刊发表诗歌。1906年，她与一位年轻的铁路工人相爱。婚前，对方抛弃了她，另有所爱。数年后，此人又因爱情与生活的失意而举枪自戕。这爱情的甜蜜与痛苦，催开了米斯特拉尔的诗歌之花。1914年，在圣地亚哥的“花节诗歌比赛”中，她以悼念爱人的三首《死的十四行诗》获第一名。1922年，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绝望》。其中大部分是女性深邃的觉醒、憧憬和绝望。她以清丽的形式表现内心世界，为抒情诗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1924年，她的第二本诗集《柔情》出版。这是一本歌唱母亲和儿童的诗集。1938年第三本诗集《有刺的树》出版，诗歌的内容和情调有了显著的转变。她放开了眼界，扩展了胸怀，由个人的叹惋沉思转向博爱和人道主义。

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赛珍珠(1892年―1973年)

赛珍珠，原名珀尔·赛登斯特里克·布克，是美国女作家。父母都是住在中国的传教士，他们深受教义影响，具有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观念，对赛珍珠的思想成长起了重要作用。赛珍珠在中国度过少年时代，受到中国古典文化教育。1914年，赛珍珠从美国马康女子学院毕业后重返中国。由于她长期生活在中国，并广泛地接触中国的下层民众和上层人士，因而创作了许多反映中国社会生活的小说，著名的有《大地的房子》三部曲，包括《大地》（1931年）、《儿子们》（1932年）、《分家》（1935年）。《母亲》（1934年）、《爱国者》（1939年）、《龙种》（1942年）等。其中《大地》获美国普利策奖，被60多个国家翻译出版，是被翻译最多的文学作品之一。

1928年诺贝尔文学奖：温塞特(1882年―1949年)

西格丽德·温塞特(Sigrid Undset，1882—1949)，挪威考古学家。一八八二年五月二十日出生于丹麦的卡隆堡。由于家庭影响，她从小就对历史，特别是挪威的中世纪史产生了深厚的兴趣。她11岁丧父，曾在商业学校念过书。从16岁起在一家商行任职，接触到中、下层人民的生活，为以后的写作积累了素材。1907年，她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玛尔塔·埃乌里夫人》，这部日记体的爱情小说表现了爱情同家庭日常生活之间的矛盾。接着又发表了长篇小说《幸福的年纪》（1908年），《维加·里奥特与维格基斯》（1909年）、《珍妮》（1911 3 年）、《春》（1914年）和一些短篇小说。其中《珍妮》是一部心理小说，描绘一个少女在梦想获得一对父子的爱情时的复杂心理和悲剧性结局，文笔生动，描写细腻。这部作品确定了她在北欧文学中的地位。1920年至1922年，她陆续发表了三部曲《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达到创作的顶峰。

1926年诺贝尔文学奖：黛莱达（1871-1930）

格拉齐娅·黛莱达（Grazia Deledda，1871－1936），意大利女作家。黛莱达的作品题材比较窄，但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强烈的道德使命感。她善于以细腻抒情的笔触描绘撒丁岛的风土人情，人物刻画生动，风格简洁、吉朴。1926年，“为了表彰她那些为理想所鼓舞的作品以明晰的造型手法描绘其海岛故乡的生活，并以同情心深刻地处理人类的共同问题”，她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1909年诺贝尔文学奖：拉格洛夫(1858年―1940年)

瑞典女作家。生于瑞典西部韦姆兰省玛巴卡村的贵族军官家庭。3岁时因下肢疾患，行走艰难，主要与书籍和会讲故事的外祖母朝夕相伴，接触了大量的童话、民间传说等。1882年，拉格洛夫入斯德哥尔摩皇室女子师范学院学习，受到科学的洗礼。她博览群书，广泛涉猎了哲学、神学和文学等各个领域的知识，毕业后业余从事写作。1891年，第一部长篇小说问世，受到丹麦著名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的赏识，一举成名。此后又发表了优秀短篇小说集《无形的锁链》（1894年）、《昆加哈拉的王后们》（1899年）、长篇小说《伪基督的奇迹》（1897年）和《耶路撒冷》（1901年―1902年）等。《耶路撒冷》被称为达到艺术最高境界的“国家的史诗”。

第四篇：六十年来赵树理研究综述[最终版]

六十年来赵树理研究综述

胡艳琳

【专题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专 题 号】J3

【复印期号】2005年01期

【原文出处】《天中学刊》(驻马店)2004年06期第73～76页

【作者简介】华中师范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9

胡艳琳(1980-)，女，土家族，湖南张家界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赵树理在20世纪40年代崛起，对他的研究已历60年，其研究可分为四个时期：1943-1 949年的倡导期，1949-1966年的评介期，1966-1976年的停滞期，1978年至今的纵深期。

【关 键 词】赵树理/研究/综述/四个时期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2004)06-0073-04

我国对赵树理的研究至今已经历了大半个世纪。虽然赵树理的创作风格和特点几乎没 有因时代的改变而发生大的变化，但对他的研究却可以根据时代的变化大体上划分为四 个时期：1943—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倡导期；1949—1966年的评介期；1966—1976年“ 文革”期间的停滞期；1978年至今的纵深期。

一、倡导期

1943年9月《小二黑结婚》发表，扉页上有彭德怀的题词：“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 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第一版印行20000册仍供不应求，可以说，除了赵树理 小说自身独具的魅力外，政界要人彭德怀的引荐，使赵树理的作品得以在解放区、根据 地更广泛地传播，为人了解。这个题词成了赵树理研究的一个导火线、生发点。

实践证明了赵树理小说形式的生命力后，在整个40年代，他的作品都受到热情的赞扬。这一时期，对赵树理的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精神为指导原则、以社会历史学研究方法为主，将作品中反 映的生活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进行比照，整个研究呈现出较强的政治功利色彩，学理性 较弱。批评的主力军大部分是“著名的文学家、文艺理论家及赵树理故旧亲朋中有一定 知名度的人”及“政界要人”[1](P23)。最初的评论文章中，影响较大的是当时华北地 区宣传工作负责人李大章的《介绍<李有才板话>》[2]。文坛三巨头郭沫若、茅盾、周 扬，都写了热情洋溢的评论，高度评价了赵树理的作品如郭沫若《谈<李家庄的变迁>》 [2]、茅盾《关于<李有才板话>》[2]和《论赵树理的小说》。而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评论 是周扬于1946年8月26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论赵树理的创作》，赵树理的地位 因之得以确立。尽管1948年底和1949年初发生了对《邪不压正》的分歧，但并未对赞美 的主旋律发生多大干扰。

这个时期对赵树理的肯定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肯定其作品能及时反映现实生活 中的问题，深刻描写农村阶级斗争，配合了当时的政治斗争；二是从艺术上肯定他塑造 了生动的农民形象，运用口语和民间文学传统，创造了新的民族形式。这个时期主要是 一些评论文章，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回忆和评述赵树理的生平、思想、性格、文学观、创作的基本情况等。李普《赵 树理印象记》，记述了赵树理“不想做文坛文学家”，而想“做一个文摊文学家”的文 学观[2](P23)；杨俊《我所看到的赵树理》[2]，通过五个日常生活片断，反映了赵树 理朴素、平易近人的性格；王春《赵树理是怎样成为作家的》[4]，揭示了赵树理创作 的“不尽源泉”„„这些文章多立足于《讲话》中有关作家论的思想来展开评述。

(二)有针对性地分析赵树理创作的特征和意义。当赵树理在解放区崭露头角，尚未得 到知识分子圈子的认可时，周扬就指出赵树理“是一个新人，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 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 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4](P1)，赵树理的作品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 践的一个胜利”[4](P10)。他还较系统地从人物、语言方面作了分析。周扬以无产阶级 文艺批评家、以共产党文艺方针代言人的身份，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对赵树理及其创 作作了评价，其结论在这一时期的赵树理评论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并对其他评论产生 了深远影响。陈荒煤在《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中总结出赵树理创作的3个特点——“政 治性很强”、“民族新形式”、“革命功利主义”，首先提出了“赵树理方向”，“号 召边区文艺工作者向他学习”

[2](P171-175)。二人的表述为这一时期及下一时期前期 对赵树理的评价奠定了颂扬和提倡的主调。

二、评介期

1949—1966年为赵树理研究的第二个时期一评介期，基本上承袭上个时期的研究方法 和指导思想，政治倾向鲜明。但由于这个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学科的正式建立和赵 树理仍在不断创作，对赵树理的研究出现了新气象：对赵树理在文学史上进行定位，并 开始有意识地收集整理有关赵树理的资料。

(一)与上个时期一样，此期仍有许多关于赵树理生平、思想的回忆和介绍，以及对具 体作品的分析。史纪言的《赵树理同志二三事》[2]，记叙了他对赵树理的印象。另有 刘真的《我的老师严文井、赵树理》(《光明日报》1956-03-10)、万曼的《赵树理的生 活和创作》

[5]、张瑞华的《赵树理在太行山》(《光明日报》1958-01-05)等。映白《 “第一颗硕果”——<小二黑结婚>》(《前哨》1956，5)从主题、人物、情节、语言来 分析作品，是这个时期较为系统的一篇论文，类似的有王中青《论赵树理的<三里湾>》 [2]、傅雷《论<三里湾>在情节处理上的特色》[2]、唐弢《<锻炼锻炼>中人物描写上的焦点》[2]、冯健男《赵树理创作的民族风格》[2]等，针对创作中的某一具体问题进行剖析。

(二)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时期出现的大量文学史著作中，对赵树理的历史地位作了较 为客观、公正的评价。如李何林等人著的《中国新文学史研究》、王瑶《中国新文学史 稿》、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其中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将赵树理视为“在反映农村生活方面，在小说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6](P372)的杰出代表，其观点可作为这个时期科学公正地肯定赵树理的代表性言论。其他批评家也开始评论赵树理的历史地位，如刘泮溪的《赵树理在文学史上的意义》[2]。除文学史外，还出现了个人研究的专著，这是上个时期所没有的。20世纪50年代就有黄修己的《论赵树理的小说》，1964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方欲晓的《赵树理的小说》。

(三)研究资料的建设开始起步，大量收集赵树理的作品，出现了有关赵树理研究评论 文章的汇编书籍。1950年出版了《论赵树理的创作》一书，收集了周扬、茅盾、郭沫若 等著名文学家、批评家、理论家的评论性文章。山东大学中文系1960年编纂了《赵树理 研究资料汇编》，选取各个时期不同方面有代表性的评论文章，书后还附有赵树理创作 年表。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赵树理选集》，也为研究提供了方便。

此期的赵树理研究，可以用“褒贬毁誉之间”来描述：前期处于社会正轨时，有关论 述，几乎都把他作为实践《讲话》方针的典范，把他的创作视为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最 早实绩，研究较上一时期有了深入的发展。但“左”的思潮也在不断发展，渐渐地，整 个研究与政策路线挂钩，《三里湾》等作品受到批判，特别是1959年，《文艺报》组织 “文艺作品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讨论，恰逢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如何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言论不久，最终导致对赵树理的否定性认识，否定的理由是认为赵 树理把社会主义农村描写得太黑暗了，武养在《一篇歪曲现实的小说——<锻炼锻炼>读 后感》中发出的质问可视

为此类观点的代表：“难道这就符合农村的现实吗?难道这就 是农村妇女的真实写照吗„„作者把它写到纸上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2](P474)当 然也有不同的看法，王西彦便撰文《<“锻炼锻炼”>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愿意“充 当一名保卫《锻炼锻炼》的战士”[2](P467)。老舍、茅盾等人也一再为其作品辩护，但未能改变赵树理作品“不合时宜”的局面。1962年8月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 上，邵荃麟代表中国作协党组宣布1959年对赵树理的批判是错误的。会上肯定他反映了 农村生活中的困难和曲折，达到现实主义的深化。但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 上提出的“阶级斗争学说”，又否定了大连会议的精神。两种力量较量的结果是后者的 失败。对赵树理越来越严厉的指责和批判，实际上是当时文艺界越来越高涨的激进主义 文艺思潮和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的反映。1964年以后，对赵树理的评价发生了重大变化，大连会议受到严厉批评，赵树理成了“写中间人物论”的标兵，问题渐渐变成了对赵 树理创作生死存亡的审定，对他的研究已无法再正常进行了。

三、停滞期

1966—1976年是十年“文革”的特殊年代，受极度夸大了的阶级斗争论和极“左”思 潮的影响，加上“四人帮”利用文艺篡党夺权，文学成为首当其冲的靶子，文学研究遭 到空前的大破坏和大倒退，基本上失去了研究的意义，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赵树理研 究也不例外，40年代以来的肯定性评价被全盘否定，他从忠实贯彻毛泽东文艺方针的代 表性的作家，一下子变成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黑作家”，作品大都成了“大毒草”，被 打翻在地。在这个历史越出常轨的时期，“大批判”式的所谓“学术研究”铺天盖地，以当时的 文艺政策和政治观念来界定其人其文：《从赵树理作品看他的反动本质》(《山西日报 》1966-08-11)、《赵树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标兵”》(《光明日报》1967-01-08)、《不许赵树理丑化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山西日报》1970-07-27)、《鼓吹 “实利主义”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山西日报》1970-07-27)、《赵树理是反对三面红 旗的急先锋》(《山西日报》1970-08-05)、《<三里湾>是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全面反动 》(《山西日报》1970-08-17)、《赵树理是那个阶级的“方向作家”?》(《山西日报》 1971-05-24)、《赵树理鼓吹实利主义是阴谋复辟资本主义》(《山西日报》1971-07-19)„„基本上形成了以《山西日报》为中心的批判阵地，这些标题大体反映了当时的“ 研究”内容。

所谓的“大批判”不过是政治迫害的一种手段，真正的文艺研究、文艺评论被中断，只是为了历史发展过程叙述的完整性，姑且把这个时期称为赵树理研究的第三个时期— —停滞期。

四、纵深期

粉碎“四人帮”后，进入了赵树理研究的第四个时期，这是赵树理研究的一个中兴期。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日益开明的文艺政策和政治氛围，以及国外各种思潮的引入，使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和研究都得到了空前的繁荣。1978年9月，赵树理得到平反昭雪，赵树理研究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这个时期的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前一阶段(1978—80年代初)主要是拨乱反正，恢复名誉。从批判“文革”的角度 出发，对赵树理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反封建的主题给予高度赞扬，重新肯定他在文学 史上的地位，如吕元明的《论赵树理的创作》(见《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80，3)。怀念、回忆赵树理生平、思想的文章大量出现，赵树理的子女及其生前好友、同学、同事、培养的文学新人等构成此类评论文章的队伍主体，拉开了新时期赵树理研究的 序幕。作为赵树理多年的同学、同事，史纪言的《赵树理同志生平略》(《汾水》，198 0，1)，简要介绍了从1906年到1970年，赵树理一生的经历和著作。另有孙犁《谈赵树 理》[2]、赵广建《回忆我的父亲赵树理》[2]、马烽《忆赵树理同志》[2]、陈登科《 忆念赵树理同志》[2]„„但这一阶段的评价仍未全脱前两个时期的评述思路，带有明 显的阶级、政治意识形态色彩。

(二)第二个阶段(80年代初—)是其研究的全面、多样、深化的发展时期

1.资料建设。(1)著作辑佚方面，1980年，工人出版社和山西大学合编《赵树理文集》 4卷本，1983年，又出版了《赵树理文集续集》。此后，山西省作协和北岳文艺出版社 合作，编辑出版标注本《赵树理全集》共5卷，到1994年出齐。(2)年谱考订方面，董大 中1982年出版了《赵树理年谱》，又经过12年努力，推出了迄今最为翔实完备的年谱增 订本。(3)研究资料集成方面，有复旦大学中文系贾植芳等编的《赵树理专集》，中国 赵树理研究会的3卷本《赵树理研究文集》，黄修己选编的《赵树理研究资料》，陈荒 煤主编的《赵树理研究文集》等。(4)传记方面，黄修己《赵树理评传》首开先河，介 绍了赵树理的生活经历和作品，还对其作品的历史贡献及局限作出了描述。随即有戴光 中的《赵树理传》、高捷等人的《赵树理传》、申双鱼的《铁笔圣手——赵树理》、杨 品的《赵树理传：颠沛人生》等多部传记问世。(5)有关赵树理创作与生活的专著，如 董大中的《赵树理写作生涯》、韩玉峰、赵广建合写的《赵树理的创作与生活》、王献 忠的《赵树理小说的艺术风格》、李士德的《赵树理小说的艺术世界》、杨志杰的《赵 树理小说人物论》等。(6)对赵树理研究的研究，如董大中《十五年来赵树理研究的回 顾与展望》、王辉《五十年来赵树理研究述评》(《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2，2)、戴光中《赵树理研究回顾》(《哈尔滨师专学报》，2000，6)等，但此类研究还不多。

2.队伍建设。1982年、1986年、1990年先后召开三次全国性赵树理学术研讨会，1992 年成立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并出版《赵树理研究通讯》，首任会长陈荒煤。此前，山西 长治市已有赵树理文学研究会和该会编印的《赵树理研究》季刊。2001年9月下旬在山 西召开了第四次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个时期，形成了一个以专家学者为主体的研究队伍，最有代表性的有80年代前期的周扬、黄修己，后期的戴光中，90年代的钱理群、温儒 敏、吴福辉、陈思和等。

3.研究领域得到深化和拓展，更加重视从文学本身的特质来分析作品，研究方法不断 更新。1985年兴起的方法热打开了赵树理研究的新局面，大量西方现代批评方法被采用。方法的兴起可追溯到黄修己的《赵树理研究》，该书用“发生学批评”、“审美批评 ”、“社会学批评”、“整体性批评”、“比较批评”等方法，对同一对象进行观察分 析，打破惯常的社会历史研究方式，实现了赵树理研究的突破。到1990年年底第三次赵 树理学术讨论会之后，形成了一个运用新方法研究赵树理的局面，将赵树理研究放到民 间文艺、全球化、文化学、传播学、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叙事学、比较研究等领 域，找出某些内在联系。陈思和在《民间的浮沉——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 试性的解释》(王晓明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修订本)》(下)，东方出版中心2003 年)中，把赵树理作为民间文化的杰出代表，论述其创作的意义；在《当代文学史教程 》中从民间立场的角度，挖掘出赵树理的创作与主流意识形态间的裂痕。沈光明的《全 球化与赵树理方向》(《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1，6)一文肯定了赵树理的本 土化立场，也指出了“赵树理方向”的局限及其在全球化面前所遭遇的挑战。朱庆华在 《论传播学意义下的赵树理小说》(《文学评论》，2003，2)中用传播学的方法分析了 赵树理小说受到欢迎的“诸多有利条件”。刘登阁《才子佳人模式的现代置换》(《莱 阳农学院学报》(社科版)，2002，3)借助神话原型视角，重新审视《小二黑结婚》，从 中发现隐含的“才子佳人”模式。杨新敏在《接受美学视野中的赵树理》(《苏州大学 学报》(哲社版)，2000，7)中对赵树理进行接受美学的分析。刘洁《试论赵树理的文学 模式》(《社科纵横》，1994，1)一文从叙述角度、叙述线索、叙述语言三个方面探讨 赵树理创作的模式。周云鹏通过张爱玲和赵树理与五四文学传统关系的对照，以及二人 在民间立场上的相似性，将他们进行了比较研究[7](P54-57)。范家进《现代乡土小说 三家论》一书中把鲁迅、沈从文、赵树理三人放在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乡土小说的流 脉中进行考察和剖析„„此类评论与著作层出不穷，难以胜数。

4.对赵树理的评价出现争议，呈现出稳定深入发展中的波动性。一部分评论家仍坚持 赵

树理的方向性，但另一部分则对此提出质疑。这个时期，围绕赵树理发生过两场争论。一次是“山药蛋派”是否存在的问题。戴光中依据文学流派应有共同的理论主张和相 似风格的原则，对赵树理与马烽、西戎进行比较研究后提出了质疑，从而引起山西直至 各地文艺界的广泛论争。另一次争论也是由戴光中引起的，其论文《关于“赵树理方向 ”的再认识》，作为“重写文学史”专栏的首篇发表于《上海文艺》1989年第2期，在 分析了赵树理所坚持的“问题小说论”与“民间文艺正统论”之后，认为不宜作为新文 学的“方向”加以提倡，此文受到当时学术界普遍关注。这两次论争，暴露出某些研究 者身上浓重的地缘感情色彩，“乡贤情结”也妨碍了他们作为学术研究者应有的价值中 立立场。

时至今日，赵树理研究已经历了60年的发展历程，回首过去，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 研究主要集中于赵树理的小说创作，而对他本人极感兴趣并投入大量心血的曲艺、戏剧 方面，则少有人问津，同其他作家相比较，突破较小，也没能发现新的兴趣增长点。近年来，各种文学现象和思潮旗帜林立，让人眼花缭乱，赵树理研究大有“尘暗旧貂裘” 之感，许多研究者把目光投向了别处，赵树理研究正面临着巨大考验。

收稿日期：2004-03-26

【参考文献】

[1]康序.赵树理研究沉思录[J].吕梁学刊(哲社版)，1991，(1).[2]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赵树理专集(内部资料)[C].1979.[3]郭沫若，等.论赵树理创作[C].武汉：中南新华书店，1950.[4]山东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赵树理研究资料汇编(内部资料)[C].1960.[5]现代文学选讲[Z].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6]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7]周云鹏.赵树理·张爱玲·五四文学传统·民间立场[J].云梦学刊，2002，(7).^NU1

第五篇：200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研究述评

200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研究述评

陈震

（金融2班0907810230）

摘要：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条件。近年来我国经济在保持着高增长的同时也潜藏着许多不利因素。专家学者们对此不断研究探讨，从多角度提出改进措施，以期实现国家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协调发展。

关键词：经济增长问题建议述评

2000年来国际形势动荡变化，伴随着世界经济的跌宕起伏。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陷入经济衰退。我国经济虽然保持着增长势头，但总体来看增长速度趋于缓慢。历史经验证明，每次全球性金融危机过后，世界都会迎来新一轮的巨大经济调整，在此期间，世界经济可能将经历3-5年的调整期，进入一个较低速增长期。世界主要经济体在这段时间内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改进危机前的经济模式，以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广大学者对我国经济增长从结构、制度方面进行研究，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了我国经济高度增长下潜藏的巨大隐患。同时立足国情，顺应时代潮流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改进建议。本文即是将近年来对我国经济增长存在问题探讨和完善措施进行整理，述评如下：

1我国经济增长存在的问题

1.1经济增长与需求

投资、消费和出口被称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然而，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投资扩大和出口拉动，国内消费份额过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不平衡、不协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王一强（2011）指出，过度投资和内需不足正在催生经济泡沫，容易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引起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等负面效应，特别是房地产泡沫，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和财富，形成经济隐患。同时，我国经济的增长高度依靠国际市场，对外贸易占经济的比重较高，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出口，使得我国经济难以避免地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 影响，而外贸顺差过大和国际收支盈余过多，还会造成国内资金流动性过剩，反过来又助长 了投资的高增长。因此，投资、消费和出口严重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对其结构占比加以调整。

任泽平和张宝军（2011）指出仅仅强调中国依赖外需或内需的一面缺乏客观公正的事实依据。他们研究发现，在需求主体方面中国以内需为主，在动力结构方面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具有双轮驱动的典型特征

1.2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

王一强（2011）撰文指出，我国农业基础薄弱，三农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虽然我国工业的整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业仍占主导地位，第二产业内部结构性失衡亟待解决；而相对于第一和第二产业，我国的服务业还比较薄弱，尚不能很好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

1.3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都有了大幅度增加，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也出现了收入差距过大、贫富悬殊的现象。高宏伟、王素莲（2009）以1978-2008年人均GDP与基尼系数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关于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倒U曲线在我国是存在的，而且目前基本上处在倒U曲线的左侧部分，若不继续实施强有力的措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还会进一步反弹,库兹涅茨倒U曲线可能会再次上扬。

1.4 经济增长与创新

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最直接动力。王一强（2011）指出我国多年来一直强调的科技 自主创新，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停留在口号上，而没有落实到思想和行动上，没有形成创新文 化和创新精神。同时，科技投入不足，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还不突出。科学技术决定国家兴衰和民族命运，显然，缺乏科技创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不能再维持下去。

1.5 经济增长与制度性矛盾

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制度性矛盾不断显现，已经成为经济进一步增长必须解决的问题。米建惠（2011）分析指出当前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制度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政府机构改革不到位，政府管的太宽、太细且对经济发展的服务性不够。（2）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备，存在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等诸多社会突出问题。同时我国的养老保险还将广大农民排除在外，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广大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3）经济制度需进一步完善，一方面，银行等金融机构改革不到位，另一方面，财税制度还未达到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水平。

1.6 经济增长与就业

经济持续增长和充分就业是宏观经济运行的理想状态，也是世界各国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梁慧（2011）利用城镇登记失业率、对奥肯定律在中国的有效性进行回归分析，指出我国有效就业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体现了有效劳动的投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但是经济增长却对于有效就业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究其原因，张燕（2011）提出我国产业发展与就业增长不一致的根源是由我国的投资结构所导致的，就业容 量大的部门所获得的投资量较小。

1.7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

我国的发展是粗放式的，经济快速增长与国内资源供给相对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李庆华, 邓萍萍, 宋琴（2011）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格兰杰因果分析法、基于VAR 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法与方差分解法对我国1989-2009 年期间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是导致我国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我国目前获得的经济增长中约有7%是环境要素贡献的，即经济增长的代价是环境污染，且这种是一种长期模式。然而环境污染为代价带来的经济增长却是短暂的，其动力很快就消失殆尽，环境污染将长期反作用于经济增长，制约经济的长期发展。

2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建议

对于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专家学者们在借鉴国外经济增长经验的同时，结合我国当前国情，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综合来看，大多数方法最后都会与扩大内需相关，由此可见，优化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已成为广大学者的共识。

2.1 促进消费，拉动内需

目前，我国正处于消费结构加速升级换代的时期，扩大消费需求的潜力巨大，而关键在于增加居民收入。而增加居民收入可以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和促进就业实现。

2.1.1完善收入分配

在西方经济发展实践中,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不是依靠市场经济发展自然过渡到公平中去,而是通过政府和社会的积极干预,依靠法律和政策等手段,逐步使社会收入分配

转向公正。高宏伟、王素莲（2009）撰文提出了几点建议：第一、营造良好的收入分配法制环境。第二、规范垄断行业分配秩序。第三、改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体系。

此外王建（2010）在分析造成收入差距较大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用城市化突破分配难题。指出我国城市化应分成存量与增量这两个城市化阶段推进，并且必须以大都市圈为主导方向。

2.1.2促进就业

在我国，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降低失业率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目标。张燕（2010）建议应该促进第三产业和中小企业发展，提升就业弹性。同时协调好科技进步与扩大就业的关系，发展提供较多就业机会的新产业。全倩倩、王诗卉、苗锐（2011）基于我国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提出当前我国必须加大教育投入，加快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培育不同层次人才,将我国人口的数量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借以提高国民就业率。

2.2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我国当前经济中第一、二、三产业之间不平衡现状，要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协调三次产业的发展。米建惠（2011）指出我们一方面要控制消费工业的投资规模，降低我国经济单位能源消耗，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提高我国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翁媛媛、高汝熹（2011）建议我们必须务实地推进产业的升级和升值。产业升级不是一蹴而就的，政府一方面应看清产业升级的大趋势，另一方面应着眼于立足本地情况，为建立符合本地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而服务，不要盲目冲动地调高本地的产业结构。

2.3 破除经济发展中的制度性障碍

中国提了二十多年的经济转变到如今依然未转变过来，吴敬琏指出根本性症结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经济的发展最终离不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不转变，翁媛媛（2011）指出在“十二五”期间我们必须破除以下四个方面的“体制性障碍”:第一，破除政府对土地、信贷等重要稀缺资源的配置权力这一障碍;第二，以GDP增长速度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第三，财税体系使得收入和支出都是生产型的增值税增长为主，重要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第四，要素价格扭曲，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价格扭曲鼓励资源浪费。

2.4 实行金融体系改革

金融体系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金融体系应进行改革以适应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马涛（2010）指出我们必须积极推动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向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转变。建立一个既能推动中国经济持续成长，又能有效分散经济成长所累积的风险，同时还能使居民享受经济成长的金融财富效应的现代金融体系，形成多种所有制、多种类型金融机构并存、共同竞争的局面，保证中国金融高效、安全、稳健地运行。

温辉、杨建清（2011）提出了一些中长期政策，包括（1）加快国有企业改革，重塑动员社会金融剩余的财政与金融渠道（2）大力发展消费信贷和商业保险，改善居民的消费环境（3）调整金融结构，完善资本市场（4）提高利率市场化水平，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2.5 协调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关系

以浪费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是不可取的，我国目前这种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改变，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李庆华, 邓萍萍, 宋琴（2011）建议通过一定的措施减少企业单位产出的污染强度，对污染排放导致的外部效应进行清晰界定，建立科学完善的资源、污染权市场交易机制，形成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良好的反馈机制，使两者实现长期、均

衡与持续发展。

肖攸（2011）认为我国目前当务之急是发展低碳经济，具体包括建设安全、健康的生态环境体系；构建持续利用的资源保障体系；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保障能力；建设节约高效的循环经济体系，营造和谐文明的社会进步体系，建设科学、高效的流域综合管理体系。

3小结

广大学者都意识到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中存在的问题，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研究重点也从要素投入转移到了结构和制度方面，更加注重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和资源环境效益的相关性。在国际大形势下，相信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研究会持续着重在扩大内需与产业结构升级与创新方面，同时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之类的新型概念也会不断出现，研究也会逐渐深入。

参考文献：

[1] HUng-Gay Fung,Jau-Lian Jeng,Qingfeng Liu:Development of China’s Real Estate Market.[J],Chinese Economy,2010(1):71-92

[2]肖攸：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转型的探讨[J].现代经济信息,2011(1):6-7

[3]高宏伟、王素莲：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09(2):46-49

[4]张燕：论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和谐性[J].商业时代,2011(8):4-5

[5]王一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1(8):4-5

[6]任泽平、张宝军：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比较:内需与外需[J].改革,2011(2):14-20

[7]米建惠：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的原因及对策探讨[J].商业时代,2011(20):6-7

[8]梁慧：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问题的关系研究[J].企业导报,2011(8):28

[9]刘梦: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1(3):14-16

[10]全倩倩、王诗卉、苗锐:我国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J].企业研究,2011(8):141-142

[11]王建:用城市化创造我国经济增长新动力[J].宏观经济管理,2010(2):19-26

[12]李庆华, 邓萍萍, 宋琴：中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1(2):131-164

[13]翁媛媛、高汝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分析及未来增长空间预测[J].经济学家,2011(8):65-74

[14]马涛：后经济时代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J].产权导刊,2011(2):26-28

[15] 温辉、杨建清:我国金融体系功能的演变与经济增长[J].经济纵横,2011(3):9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