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来国内三线建设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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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近30年来国内三线建设研究综述

近30年来国内三线建设研究综述

杨学平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中共党史专业,天津 300071)

摘要:本文对三线建设背景、区域、评价、调整改造、经验教训、与西部大开发关系、与领袖人物关系研究等七个方面,简要梳理近30年的研究概况,并对其学术发展的前景进行展望。

关键词:国内;三线建设;研究综述

“三线建设”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的战略决策,在我国西南、西北内陆地区进行的以备战为中心的经济建设运动。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展开,对三线建设的研究不断增多。据对1980到2010中国学术期刊网(CNKI)收录论文的统计(截止2010年12月31日检索),国内学术界发表的有关三线建设的论文大致有241篇。学术界对三线建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七个方面。一、三线建设的背景研究

三线建设的动因是复杂多样的。学术界对此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肖敏,孔繁敏认为三线建设动因一是立足于战争,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弹战争,抢时间、争速度。二是为了逐步改善工业布局。①持此观点的还有马英民。②

陈东林认为,除了备战和改变中国工业布局这两个动因之外,还有第三个原因,即在资金极为有限的情况下,投资工业比投资农业更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按照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规律,人类历史到了社会主义时期,总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优先发展重工业可以使工业基础薄弱的中国为实现工业化奠定基础。特别是邻国日本战后经济起飞,也大多要经过一个高积累的初期阶段。所以中国“三五”时期继续用高积累解决工业化问题也是必然的。③

王培从四个方面考察了三线建设的原由。一是适应战略转变的需要,确保备战任务的落实。二是三线建设的决策,借鉴了中外现代史上反侵略反压迫战争的经验教训,是中共军事思想的具体体现。三是要改变我国生产力布局,大力发展西部内地的经济建设,创建新的现代化工业基地。四是毛泽东出于在国内反修防修的考虑,把三线建设也作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措施。④

黄荣华认为,三线建设从决策形成到得以付诸实施的原因主要有五点:一是国防原则的绝对化;二是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思想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延续和发展;三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和理论的不足以及经济建设中“左”倾指导思想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四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为三线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五是出于均衡生产力布局的需要。⑤

董宝训认为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形成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他从国家安全、工业布局、反修防修以及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指导思想和运行规律等 ①②肖敏,孔繁敏.三线建设的决策、布局和建设:历史考察[J].经济科学,1989(2).马英民.当代中国建设史上的创举——三线建设[J].北京党史研究,1997(1).③陈东林.从吃穿用计划到战备计划[J].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2).④王培.60年代中期中共转变经济建设方针的原由[J].北京党史研究,1997(1).⑤黄荣华.三线建设原因再探[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六个方面对影响三线建设决策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初步分析。①

三线建设的背景研究呈现出不断细化的现象,这是研究深入的体现。但是要取得更大的突破,还有待于发掘更多原始档案文献。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将会寻找到三线建设动因的更多因素。二、三线建设区域研究

以独立的省份或城市为单位进行三线建设研究,是新世纪以来学术界研究三线建设的热点。分省进行区域研究涉及到了所有三线省份。

戴安林以湖南三线建设为研究对象,认为湖南省西部是全国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之一,湖南的三线建设经历了全面铺开,掀起高潮,逐步结束三部曲。它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湖南三线建设的经验教训,对当今进行西部大开发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②

晁丽华是研究云南三线建设最权威的学者。认为云南处于援越抗美和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国防一线,同时又是我国地缘国防战略的大后方。既是“一线”又是“三线”的特殊地缘政治环境,赋予了云南三线建设独特的面貌和经验。在1964年至1980年的云南三线建设历程中,经历了两个建设高潮。这场特殊的“备战经济”建设,为保卫边疆安全、巩固国防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同时也为云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文章运用一手档案、文献资料真实再现各个阶段的规划部署、实施过程,分析出现的问题,弥补了相关研究的不足。③

祝德桂认为三线建设对贵州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主要表现为:一是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初具规模,建立了促进贵州经济发展的工业基地;二是贵州的生产力布局有了很大改善,工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三是贵州的科学技术事业得到快速发展,形成了贵州经济发展的一大优势;四是建成了以贵阳为枢纽的铁路网创造了贵州经济腾飞的交通条件;五是三线建设的成就是

④贵州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坚实基础。张才良也从贵州入手,回顾了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贵州三线建设的曲折历程,探讨其成败得失,得出了对西部大开发有重要借鉴意义的启示。⑤

汪红娟回顾了甘肃三线建设,得出甘肃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地形状况及资源条件,成为三线建设的重要省份之一。同时提出理性地分析甘肃三线建设的得与失,对我们当今的经济建设有重大的借鉴意义。⑥代宏刚认为甘肃是三线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省份,三线建设对加快甘肃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国防工业布局、促进原材料和设备制造业发展、推动城市发展及带动落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进

⑦步,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

孙燕京,岳珑认为陕西工业的发展、变化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三线建设紧密相关。在三线建设期间,国家强力度的直接投资,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扩张,使陕西工业跳跃式地进入现代工业化的行列。与此同时,以现代国防工业为主体的陕西工业经济结构日益完善。但是,陕西工业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因此,存在许多制约经济发展的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正视。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确立,陕西工业经济的发展迎来了又一次新的历史机 ①②董宝训.影响三线建设决策相关因素的历史透析[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戴安林.20世纪60-70年代湖南“三线”建设述评[J].文史博览(理论),2009(12).③晁丽华.“国防一线”的“三线建设”——云南三线建设的历史研究[J].学术探索,2009(4).④祝德桂.1964-1978年的三线建设对贵州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J].贵州文史丛刊,1995(3).⑤张才良.贵州三线建设述论[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4).⑥汪红娟.甘肃三线建设述论[J].河西学院学报,2008(3).⑦代宏刚.论三线建设对甘肃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J].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遇。①岳珑从政府宏观规划与地方城市化的关系入手,总结了“一五”计划和三线建设时期陕西城市化的经验教训,为西部大开发中的陕西城市化提供借鉴。②

徐凯希认为三线建设时期,湖北因交通便利,位置适中,成为大小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国家重点投资项目之多,居三线各省前列。围绕建立三线战略后方基地而展开的五大会战,形成了湖北的钢铁、汽车、石油、电力、化工五大产业基地。不仅湖北工业的整体实力和布局得到明显改观,同时也为今天湖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准备了条件,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③

蒙爱群,覃坚谨对广西三线建设发展的历程作简要回顾,以考证史实,理清脉络,为广西三线建设的研究提供资料参考。④高新生对新疆三线建设的历史背景、建设概况做了初步探讨和简要评价。⑤樊丙庚,分析了四川三线建设的情况并总结了其经验教训。⑥

张凤琦以重庆城市化为切入点,认为当代重庆城市现代化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时期:“一五”时期、三线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如果说“一五”时期的恢复性发展奠定了重庆现代工业的基础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体系的基础,改革开放时期是重庆城市现代化的加速发展时期的话,那么,三线建设时期则促成了重庆现代工业体系和现代卫星城镇体系的形成。三线建设对于促进重庆城市现代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特定时期人们主观认识上的局限性和种种客观条件的制约,三线建设时期,重庆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发展也留下了许多历史教训。⑦

刘吕红,阙敏突破以省份为对象来研究三线建设,从更微观的角度选择了攀枝花市进行研究。认为,攀枝花是一座年轻的资源型城市,其形成与三线建设紧密相关。攀枝花城市形成路径以攀钢基地为基础而形成攀枝花城市。影响攀枝花城市形成的因素主要有四个:形势判断是背景;资源禀赋是基础;区位特别是条件;政府组织是动力。⑧

三线建设的区域研究取得了比较大的突破,有些高校研究生还把此课题作为毕业论文来研究。但是研究者大多都是以某个省为研究对象,很少有人把某个城市、县城为研究对象。三线建设兴起了一大批城市,不应该忽视这些因三线建设而兴起的城市。三、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对比研究

中共中央作出西部大开发的决策以后,从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三线建设,把三线建设作为建国以后的第一次西部开发,并将它与如今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加以比较研究,得出为现今西部大开发提供借鉴。这方面发挥了能为现实服务的功能,成为推动研究三线建设的巨大动力。

于霞认为三线建设是六七十年代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为改善工业布局、加强国防建设、进行战备而作出的一项战略部署。当年的三线建设为今日的西部大开发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也为今日的西部大开发提供了一些经验教训。总结三线 ①②孙燕京,岳珑.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三线”建设与陕西工业[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岳珑,王涛.政府宏观规划与地方城市化——“一五”计划、“三线”建设与陕西城市化初探[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1).③徐凯希.湖北三线建设的回顾与启示[J].湖北社会科学,2003(10).④蒙爱群,覃坚谨.广西三线建设的概况[J].传承,2008(2).⑤高新生.新疆三线建设初探[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1).⑥樊丙庚.四川“三线”建设[J].城市规划,1988(6).⑦张凤琦.论三线建设与重庆城市现代化[J].重庆社会科学,2007(8).⑧刘吕红,阙敏.“三线”建设与四川攀枝花城市的形成[J].唐都学刊,2010(6).建设的经验教训,对今日的西部大开发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①

李相合,陈红认为三线建设为今天的西部大开发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中央政府的战略指导和扶持,是西部开发的保证;基础建设是西部地区开发的重要条件;引进科学技术和培育科技人才是西部大开发的关键;决策者思想观念更新是西部大发展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教训:不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就会威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建设主体单一化,会束缚经济的发展;资金渠道的单一,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忽视地区特色经济,会使经济缺乏增长点。②

刘占祥,吕峰从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西部地区大规模的建设与开发——三线建设入手进行了研究,客观地分析了三线建设的得失,并据此探讨了新形势下如

③何搞好西部大开发的有关问题。

史向军总结三线建设的得与失,既可以史为鉴,在西部大开发决策过程中避免出现新的误差,也可以更好地解决在西部大开发推进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

④问题、新情况,使得我国西部大开发更好、更深入地发展。

王庭科认为在酝酿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了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三线建设堪称西部大开发的先行,同时也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西部大开发,不是三线建设简单的重复和延伸,不

⑤能走计划经济的老路。

黄莉认为三线建设是指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在中国西部地区的一场大规模的战略后方建设运动;而西部大开发,则是指发生在20世纪末并将延续下去的,对中国西部地区新一轮大规模的开发。对比研究两次西部开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冷战”与“和平与发展”的国际背景以及国内经济状况,使中国两代领导人制定了两个不同的中国发展战略。由“吃、穿、用”计划到战备计划,三线建设是国际局势突变,周边形势紧张和国内经济处于困境的情况下作出的决策;西部大开发则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国内经济状况良好的情况下提出的,是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的具体体现。三线建设实现了西部经济的第一次快速发展;新一轮的西部开发,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的,从政府主导到市场主导。三线建设为新一轮西部开发提供了历史的和现实的借鉴。⑥

王卫方比较了三线建设与西部开发两个战略,认为二者具有大部分相同而小部分不同的地域范围,面临着既相类似又相区别的时代背景,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开发方式,而后者对前者在指导思想上实现了一次飞跃;三线建设为西部开发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同时也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⑦

李相合,曹霞认为三线建设为西部大开发奠定了基础,但西部大开发绝不是三线建设的简单延伸或重复。西部大开发在开发背景、开发体制、开发内容、开发布局等多方面都存在与三线建设时期不同的特点。要真正实现西部大开发的目的,必须始终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相结合、西部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西部开发与资源的合理利用相结合、西部开发与地方经济特点相结合、西部开发 ①②于霞.“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J].长白学刊,2001(1).李相合,陈红.“三线建设”为西部大开发提供的经验与教训[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6).③刘占祥,吕峰.从三线建设到西部大开发[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④史向军.从“三线建设”看西部大开发[J].理论导刊,2001(10).⑤王庭科.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J].党的文献,2000(6).⑥黄莉.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J].贵州大学学报(农业与生物科学版),2002(5).⑦王卫方.三线建设与西部开发刍议[J].江西社会科学,2001(7).与少数民族地区科教的发展相结合。①

汤子琼认为三线建设是中共中央在20世纪60年代作出的以发展国防军事工业为主要内容的西部开发运动。三线企业就是在这一时期由国家投资兴建起来的工业企业。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为了实现我国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中共中央决定在新时期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西部大开发,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文章还认为在新时期的西部大开发中,三线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对西部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②

在国家新的又一轮西部大开发正进行之际,加快三线建设与第一轮西部大开发的对比研究,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提供借鉴,这是研究三线建设学者又一个全新的使命。四、三线建设的调整与改造研究

三线建设的调整与改造学术界研究比较薄弱,研究的学者也比较少,主要以李彩华和陈东林为代表。

郦锡文,张苹认为三线调整改造己取得初步成效,如:国家补助投资与项目建成进度大体同步;部分调迁项目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在军民结合的新路上升了一个台阶;稳定了队伍。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资金不足与投资超概算并存,导致建设拖期;一些优惠政策没有完全兑现;有的项目确定关停,报废损失过大。提出了几点改进意见和建议:三线调整改造的领导力量要进一步加强;对政策性问题要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妥善解决方案;适当增加国家对三线调整改造的投资;军民结合要选准产品,适应市场需求;迁址要慎重抉择,以迁入中小城市为宜。③

李彩华认为20世纪80年代,三线建设遗留下来的问题与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愈发不协调,国家着手对三线建设进行调整改造,主要内容与方式是中观和微观的布局调整、产品结构调整以及一线、三线合作等方面;三线调整改造具有布局调整为主与其他方式兼顾、政府扶持与企业自谋出路相结合等特点,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过去三线建设遗留问题的矫正,是三线地区经济、国防建设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完善。④

李彩华还指出三线调整改造的实践证明,国家下决心对三线建设进行调整改造的决策是正确的,成就是应该肯定的。第一,基本解决了三线建设在布局上的遗留问题和突出矛盾,救治了一批濒临倒闭的亏损企业和处境艰难的停缓建单位,为其生存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第二,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通过调整、改造、搬迁、军转民,成长起一大批优秀企业,使一批工业小区和企业群体应运而生,逐步形成一批新兴产业和企业集团。第三,稳定了三线建设单位员工队伍,使人才流失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在充分肯定三线调整改造取得的成绩的同时,实事求是总结调整中的问题,对于进一步发掘三线企业潜能,为西部开发服务有重要意义。问题主要有下面两方面。从宏观看,上世纪80年代我国生产力布局的战略急剧东移,对已经形成格局、但配置并未完成、综合生产能力也未最终完成的三线建设,是非常不利的,影响了三线企业效益的提高和作用的发挥,也不利于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从微观看,三线企业的过度搬迁是三线调整的另 ①②李相合,曹霞.西部大开发与三线建设比较研究[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汤子琼.三线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对新时期西部大开发的思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3).③郦锡文,张苹.对“三线”建设调整改造的一点认识[J].宏观经济研究,1990(11).④李彩华.三线建设调整改造的历史考察[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3).一失误,有的造成了更多的损失。三线确有少数企业非迁不可,但已经在当地落户的一个个增长点和工业区,通过完善交通和其它配套条件完全能发展起来就不应搬迁。过度的搬迁,搬走后,厂房遗弃或使用价值小,搬迁后建新厂,使企业背上债务包袱,造成巨大的浪费。许多企业由于没有形成新的产品和生产能力,重新陷入困境。①

陈东林指出1983年中央确定了三线企业“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方针,1986年开始,历经三个五年计划,从布局、产品方向、产业结构和技术改造几个方面,对三线企业进行了调整改造,改善了企业的外部环境,稳定了职工和科研队伍,促进了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体制转变,增强了企业市场竞争能力,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了重要准备。②陈东林继续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使中国经济面临着拨乱反正、重新发展的机遇。经过两年徘徊中的前进,在深刻的反思中,对三线建设决策和过程的评价,引起了一场争论,中央的表态及时地稳定了三线地区的人心。但是,三线究竟向何处去,不仅关系到这一地区的亿万群众和成千上万的企业,而且是全局意义上、更深层次上国家经济战略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大问题。1978年至1983年,邓小平和国务院先后提出了“军转民”的大战略,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带动西部地区共同发展的两个大局观,三线地区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决策等,为新时期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出台埋下了伏笔,为踟蹰不前的三线地区找到了根本出路。③

三线建设的调整改造也是后期三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研究的分量上显得很不足,这是学术界不可忽视的一块。五、三线建设评价研究

关于三线建设的争论由来已久,至今仍然评价不一。主要争论焦点集中在三线建设是失大于得、是有得有失还是得大于失三个方面。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学者联系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通过有关部门解密的档案,了解到当时各方面情况,逐步得出比较客观的认识。江泽民1991年4月视察攀枝花钢铁基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等当年三线重点工程时这样评价三线建设“总的讲,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宋毅军认为,江泽民的评价符合历史实际的客观评价。随着时间推移,这一见解和认识会越来越充分地表现出客观性、正确性,将会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赞同。④而学术界的研究就呈现出从单一的绝对否定或绝对肯定到更加全面辩证的评价过程。

周民良则认为,三线建设是错误的形势判断,错误的体制构架加上错误的区域布局,使得三线大规模投资的机会成本过高,大大延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如果三线地区的大量投资被安排在其他区域,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面貌可能会是另外格局。除此之外,三线建设延续了“一五”以来重视重工业建设的问题,使西部地区的经济结构矛盾进一步加剧。⑤

孟仁忠对三线建设持完全肯定态度。他认为三线建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完全正确的,它不光是增强了年轻共和国的经济基础,更重要的是保护了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权利。⑥

①②李彩华.三线建设调整改造的得与失[J].当代经济研究,2005(6).陈东林.走向市场经济的三线建设调整改造[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3).③陈东林.20世纪80年代后的三线建设大调整[J].党史博览,2004(5).④宋毅军.论中共领袖关于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得大于失[J].军事历史,2007(5).⑤周民良.西部开发历史进程的回顾与政策思考[J].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00(4).⑥孟仁忠.党的三代领导核心西部开发思想比较研究——兼谈新时期军事经济建设[J].军事经济研究,2001(1).宋宜昌从赶超战略即优先发展重工业和以它为依托的军事工业角度对三线建设作出分析。他认为三线建设是中国政府和人民,以比较高的代价,在与世界主要超级大国的抗争中,直接或非直接地打赢了两场关系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的重大战事,并迫使他们付出了几十倍的高昂代价。从这点出发,我们应该对三线建设和兵工事业策划者、实施者和建设者表示应有的理解、尊重和感激之情。①

李宗植认为三线建设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表现在:第一,基本建成了我国战略后方的国防工业生产和科研基地,改善了国防工业的布局。第二,显著地改变了我国工业布局,使之逐步趋向合理。第三,推动了三线地区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提高,明显地改变了那里的落后面貌。肯定成就同时,留下了许多短期不易解决有些甚至是无法弥补的缺憾,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指导方针上“左”的错误。第二,难于形成生产能力,更难形成综合生产能力。第三,农轻重、新老企业、新老基地、生产生活等比例关系不够协调。第②四,经济效益差。

李久林认为从总体上看,三线建设的决策是正确的,三线建设的成就是主要的。三线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现是:过分突出了以国防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建设;决策比较匆忙,对改变生产力地区的布局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对建设中可能遇到的困难认识不足;建设规模过大、项目过多、要求过快过急,具体布局分散;有些项目没有按照程序办事,建设前准备不足,设计过于简单,追求工程进度,忽视质量。③

令人欣慰的是学术界对三线建设的评价研究越来越客观。然而,这并非就是终点,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对其评价也需要与时俱进、需要再认识。六、三线建设经验教训研究

辛文认为三线建设中的主要经验教训有以下四点:一是对于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三线建设的决定过于匆忙。二是建设规模过大,内容过多,搞得太全,要求太急。三是缺乏磨前顾后,全面安排,综合平衡。四是在厂址选择和布点方面,没有按照“大分散、小集中”的方针多建设一些中小城镇,而是过分强调“山、散、洞”,结果把工厂搞得过于分散,一个工厂分散达几公里,甚至一、二十公里,给企业组织生产和安排职工生活等各方面带来了很多困难。④

任健,陈谟指出中国进行三线建设是增强综合国力、加强国防的一项伟大战略决策,三线建设的方向是正确的,三线建设的伟大成就不可否定。但要正确看待战备与战争的关系;正确看待备战布局要相对分散以求生存与发展经济要相对集中以求效益的关系;从战区独立作战的后勤保障看,三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不能简单地把三线建设看成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包袱。⑤

李曙新认为三线建设不仅在当时具有备战的意义,而且对后来的经济建设也具有积极的作用。在均衡方面,对三线建设在促进内地经济的发展、改变我国在1949年前形成的东部地区相对发达、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工业畸形布局所产生的作用进行了阐述。在效益方面,既认为三线建设在防止外敌入侵方面的作用是一种最大的效益表现,又对三线建设投资回报率不高的问题进行了辨析。最后得出的启示是:在任何形势和条件下,都必须妥当处理好均衡目标与效益目标的关 ①②宋宜昌.三线建设的回顾与反思[J].战略与管理,1996(3).李宗植.我国三线建设及其得失浅析[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3).③李久林.对三线建设评价问题的再认识[J].高校理论战线,2003(5).④辛文.对三线建设的一些认识[J].宏观经济研究,1982(8).⑤任健,陈谟.三线建设的回顾与反思[J].军事历史,2001(1).系,努力求得两大目标的协调发展。①

李彩华,姜大云认为中国大三线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一是准确判断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是确定包括三线建战略后方的我国社会发展战略的前提;二是改善生产力布局,是艰巨、长期和循序渐进的任务;三是战略后方的建设要尽量遵循经济规律;四是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是中国全局力量的推动,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五是三线人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的创业精神,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②

沈贯力认为三线建设改变了中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增强了西部经济的实力,为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然而,区域均衡发展战略指导下的三线建设又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给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留下了深刻的启示。首先要正确认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深刻内涵;其次要改善生产力布局不能非此即彼,要协调发展;最后中西部地区要立足于自身优势,大力发展区域特色经济。③

三线建设的经验教训研究很多文章都有所涉猎,但是把三线建设的经验教训作为单独研究的学者还很少,大多只是在文章末尾顺便做几条简单总结。这样得出的经验教训大都都千篇一律。作为当代中国建设史上奇迹的三线建设,三线建设的经验教训还有待于总结。

七、领袖人物与三线建设研究

三线建设倾入了国家许多领袖人物的心血。以此对领袖人物三线建设的相关研究也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

陈立旭认为毛泽东搞三线建设,经历了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他关于三线建设的思路是随着国内外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的。毛泽东为三线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我们留下了物质、精神、经验三方面的遗产。④

张晓刚认为,毛泽东的三线建设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全国要搞大后方;现在再不建设第三线,就如同大革命时期下不下乡一样,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不但要注意大三线建设,同时要注意小三线建设,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三线建设要有两手准备,也可能你没有建设起来它就打,也可能建设起来又不打了,要将战备和内地长远建设结合起来;建设战略后方,要贯穿“为人民”的思想。⑤

韩洪洪指出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党中央决定进行大规模的三线建设。邓小平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参与了三线建设的决策。在三线建设实施过程中,他多次到西南、西北三线工程较多的地区,调查研究,解决问题。许多重大项目的决策都与他有关,许多困难是在他直接过问下解决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三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和党中央作出了“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战略决策,使三线军工企业与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得到协调发展。⑥叶菊珍也认为邓小平在三线建设的决策、实施中起过十分关键的作用,并在新 ①②李曙新.三线建设的均衡与效益问题辨析[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4).李彩华,姜大云.我国大三线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③沈贯力.三线建设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启示[J].传承,2008(7).④陈立旭.毛泽东与我国的三线建设——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J].探索,2003(6).⑤张晓刚.毛泽东三线建设思想概述[J].军事历史,2001(1).⑥韩洪洪.邓小平与三线建设[J].党的文献,2005(4).时期三线建设的整改、转型中发挥过决定性的作用。①

宋毅军,孙彦波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展的三线建设中,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三个方面作出重要贡献:一是努力建立中苏两党、两国团结关系,争取有利于中国经济建设的良好外部环境;二是研究制定了以备战为中心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提出三线建设要控制基本建设规模;三是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一系列会议,指导实施三线建设计划。②

此外学术界对李富春③和程子华④与三线建设也有研究。总的来说,学术界对三线领袖人数的研究还是多集中在少数几位中央领导,对各省、各地方的主要负责人物还少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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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山西三线建设的研究

来源:中国期刊网www.cnki.net

《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11月 的日本、南朝鲜等国还未同我国恢复和建立正常邦交关系。这种情况表明,进入60年代以后,我国在一段时间内可以说是处在四面受敌的境地。而从我国的工业布局来看,有些问题相当严重。1964年4月,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工业过于集中;大城市人口多,防空问题尚无有效措施;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还缺乏应对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此报告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这可以说是决定搞三线建设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依据和出发点。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搞三线建设,除了考虑战争因素外,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调整我国的生产力布局,改变我国工业和国防建设布局不合理的状况。50年代,中苏关系较好,“三北”地区,即东北、华北和西北被视为我国的大后方。在“一五”和“二五”期间,国防工业的许多重大项目都安排在这些地区,其中相当一部分集中在哈尔滨、沈阳、包头、北京等大城市。三线地区,除重庆、成都、西安、太原、兰州、湘潭等大中城市有些兵器、航空、电子工业外,其他省市基本上没有国防科技工业。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三北”地区的国防科技工业有可能成为外敌攻击的目标。因此,在紧急备战的形势下,调整国防科技工业布局就成为改善整个工业布局的中心;扩大国防工业生产能力,增强国防实力,就成为三线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64年5月15日到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做出了建设三线的重大战略决策。1964年12月召开的 迁工作;方米[1],贯穿各专业厂的公路、铁路专用线也建成通车。“541工程”是在“大规划”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由于一些工程项目在选址时对地质和水源等缺乏科学的论证和评价,加上材料不足、资金短缺等原因,1973年下半年开始,“541工程”进入调整缓建时期。在此期间,“541工程”规模一再压缩,原规划中的17个项目只保留了7个,到1979年底,部分工厂建成投产。

地方军工建设。三线建设时期,山西根据中央关于加强战备和“省自为战”的精神,从1965年开始,新建了一批“小三线”军工企业。主要包括山西建设机械厂、山西新建机械厂、晋丰机械厂、山西金星工具厂、山西凌云机械厂等。这些项目大都分布在吕梁山区的孝义、中阳、隰县、介休等地。与此同时,还建立了与地方军工配套的阳泉水库、晋光电厂等项目。

2.铁路建设

三线建设时期,国家累计投资10.54亿元[2],修建了京原线石景山至枣林段、太焦线修文至五阳段、邯长线涉县至长治段三条铁路干线。此外,还兴建了南同蒲铁路二峰山支线、北同蒲铁路宁武至苛岚支线,以及京包线郭磊庄至大同段双线、月山至晋城双线工程。

京原线从北京石景山起至山西原平,全长418.6公里,线路跨越北京和晋冀两省。该线路1965年开始修建,1973年1月正式交付使用。太焦线北起南同蒲修文站,经长治、晋城而达河南月山站,线路跨越晋豫两省。1970年,国家决定续建太焦线修文至五阳铁路,该线全长209.5公里。1970年10月,工程全部开工,1978年12月太焦线修文至五阳铁路工程竣工交付使用。邯长线东起京广线邯郸,西与太焦线长治站接轨,全长219.3公里。1970年4月,国家决定对邯长线进行重建和新建,之后,邯长线分段相继开工。1981年11月,涉县至长治铁路全线贯通。

3.能源、冶金、化工、机械、轻纺等工业建设

山西能源工业的重点是煤炭和电力工业。在煤炭工业建设中,从1966年—1975年,山西中央直属煤矿累计投资5.37亿元[2],新建矿井2对,恢复建设矿井1对,开工改扩建矿井11对。新建矿井除大同云岗立井一期工程形成生产能力外,其他矿井均未形成生产能力;改建扩建的11对矿井中,只建成了大同矿务局大巴沟矿井,其余均结转到“五五”末期建成投产。在这10年中,地方国营煤矿累计完成投资1.94亿元[3],新建矿井17对,改建和扩建20对,年新增生产能力863万吨。同时,还建成了6条铁路专用线。电力工业根据国防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的需要,这个时期累计投资3.58亿元[2],先后安排和新建了一大批电力建设项目。重点项目有娘子关、霍县、神头3个大型火力电厂。为适应晋东南和晋南工农业生产的需要,还动工兴建了巴公、侯马、永济电厂。为适应战备需要,在雁北、忻州、吕梁、晋东南等地区,筹建了8个三线战备电厂。此外,还对大同热电厂、太原 建和改造,重点工程主要是太钢 地。山西国防工业在建国初期就具有较好的基础。早在“一五”计划时期,国家在对山西军事工业老厂进行扩建和改建的同时,投资4.62亿元[1]新建了一批大型国防工业企业,这些项目的建成,为山西军工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在山西的吕梁和太岳山区投资1.2亿元建成了9个地方军工企事业单位,共有建筑面积30多万平方米,机械设备34 000台,职工7 300人[4]。同时,在山西的管涔山、中条山和晋东南地区投资11亿元兴建了22个部属三线军工企业,在太原等地建设了4所国防工业科研院所。这些企业和科研单位大部分于1979年前后建成,新增建筑面积152万平方米,设备5 400多台,职工3.6万人[4]。经过长期的建设和调整改造后,山西的军事工业成为我国实力雄厚的重要军工生产和科研基地之一。山西的军事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包括兵器、航空、航天、电子、船舶、核工业等。其中,兵器工业占到全省部属军工企业总数的44.7%[4],形成了以兵器工业为主,陆海空及航天工业配套的军工产品的生产格局。主要产品有枪械、火炮、枪弹、炮弹、导弹、火炸药、水中兵器、航空仪表、卫星遥测跟踪接收设备、高炮指挥仪、电子元器件等。这些产品用于装备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增强了我国国防的实力。在技术力量方面,随着三线建设的展开,内迁、新建和扩充了一批军工科研机构,使山西军工的科研和教学力量大为增强。山西军工科技队伍从仿制到自行研究设计,先后从事了新型火炮、炮弹、反坦克导弹、发射药、发动机、指挥控制系统、核辐射防护、磁性材料、机电工艺、航天配套设备等技术和装备的研究。同时,研究开发了大量适合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需要的民用产品,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和技术的推广和运用,为提高我国国防现代化水平起了重要作用,也为服务于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铁路建设的重点项目,这条铁路的建成通车,开辟了山西直达北京的铁路通道,对于增加晋煤外运,促进铁路沿线山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太焦线北接南同蒲、石太线,南联新焦、焦枝线、中联邯长线与京广线,从而形成了山西与中南、西南地区交通运输的重要纽带。邯长线东联京广线、西接太焦线,是这两条南北干线的联接线。太焦、邯长铁路的建成,极大地改善了这些地区的交通条件,带动了周边地区特别是山区经济的发展。在建设铁路的同时,公路建设也有新的发展。1965年至1972年,国家对山西的“小三线”公路和国防公路专项投资1.3亿元,兴建了31项公路建设工程。截止1976年,全省公路通车里程达30 049公里,比1965年增加9 684公里,大大改善了山西交通落后状况。

隐蔽”的方针,不少项目钻山太深,过于分散,给企业的建设和生产造成一系列困难。如宁武三个高炮厂建设在一条两山相对的峡谷中,厂区采用“瓜蔓式”或“镶嵌式”布局,由于生产条件恶劣,1979年被迫并入“541总厂”,厂址全部报废。又如“541工程”把一个完整的有联系的企业,分布在跨越临汾、运城两个地区4个县境内的广大山区,工厂大都背靠大山,交通不便。这种分散布局,不仅增大了投资,也给以后的生产和职工生活带来许多困难。

第三篇:近年来国内关于拉美政治现代化问题研究的情况

1、关于政治现代化的含义和内容

流行的理论认为,政治现代化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政治威权的理性化、政治功能的分化和政治参与的扩大。但有学者认为,在这三个方面中,只有“参与的扩大”才是现代政体不同于传统政体的最重要的标志;认为亨廷顿把政治现代化的首要问题说成是创建一种合法的政治秩序,而不是自由;把“政治参与”概念解释成不是民众对政府的行为进行监督、制约,而是政府通过把民众“卷入”国家组织的机体而控制住他们,以保持政治稳定的观点是错误的,不全面的,是“搞乱了政治现代化的评价标准”;认为亨廷顿缺乏经济学的知识,不能深刻领悟到经济的自由体制的价值,因而忽视了对民主政治的“载体”(即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的思考;认为亨廷顿缺乏对研究对象的文化、历史、国际环境的考察,仅仅把“政治制度化”作为克服**的药方,而忽视了其他措施的选择。另有学者认为,政治现代化进程就是政治发展进程。政治发展就是“由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化”,“也就是一个抛弃专制制度、建立一种新的民主政治秩序的过程”。

2、关于拉美政治现代化进程始自何时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确立,就是政治现代化的开始”,因此,巴西的政治现代化应该是从1930年革命开始的,因为“1930年革命在政治上的主要功绩是推翻了农业寡头统治,取消了‘州长政治’与‘咖啡与奶的政治’”,开始了“大量的‘破’与‘立’的工作”。另有学者认为,巴西自成立共和国(1889)之后,“现代政治制度,包括政党政治、议会制度、普选制度、立宪制度和内阁政府制度等,基本得到确立”。还有学者认为,墨西哥现代政治体制形成于20世纪上半叶,但墨西哥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却可追溯到墨西哥独立革命的时候。

3、关于拉美的民主化进程

有学者认为,拉美自独立以来,民主与专制的周期性社会震荡拖延了近两个世纪,民主化浪潮三起两落:第一次民主化浪潮始于拉美独立战争。拉美独立战争深受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法国启蒙思想家关于民主、自由、人权等主张发挥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催生了拉美的民主运动,形成了以民族解放、建立民主共和政体为核心内容的拉美第一次民主化浪潮;但由于殖民地的封建专制传统、天主教与传统专制的政治联盟以及军人集团和军事组织的深远影响,由少数精英分子所引进的西方民主制度在拉美发生了畸变,形成了一个“考迪罗主义时代”。第二次民主化浪潮始于20世纪20年代,表现为平民主义的兴盛。“平民主义是由希望发展工业(其根本目的是实现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工业资产阶级同工人、城市中间阶层和知识分子等结成联盟,以加强自身主导权的新型政治思潮”,是考迪罗主义衰败过程中拉美走向民主化的主流思想。“它虽还不是民主制度,但政权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国家重新回到代议制民主轨道。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化的关系问题,有学者认为,经济上的成功使权威主义政权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在经济成功之后出现的经济失败则为权威主义垮台提供了一个契机。权威主义政权的合法性依赖于经济的成功,而军人的经济失败又削弱了他们的地位,迫使他们退出政治,把权力还给文人政府。

关于民主化与国际政治的关系问题,有学者认为:美国对拉美的控制,给拉美这片大陆带来了发展资本主义民主的大环境;美国文化和美国精神在拉美的影响,激发了拉美的平民主义思潮,使拉美民主化浪潮在20世纪前半期再次兴起;认为美国为了对付苏联支持的左翼运动,极力扶植右派军人力量,使拉美出现了民主化进程的倒退。认为吉米·卡特的“人权外交”,推动了拉美权威主义向民主的转变;没有美国的压力,巴拿马、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转向民主是不可想象的。

在军人干政的根源问题上,有学者认为,军人政权与文人政权周期性交替现象的原因在于拉美的军人干政传统。而军人干政的根源则在于西葡的殖民统治遗产。

关于民主化成果的巩固问题,有学者认为,民主与专制周期性交替现象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统治阶级不原意采用民主的方法进行统治,而是因为民主化进程的发展与民主成果的巩固并不是统治阶级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各派政治力量较量的过程,是阶级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的一个动态过程;力量对比变化了,统治阶级的统治方法也不得不随之变化。

关于拉美民主化的评价问题,有学者认为“拉丁美洲的民主化是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先行者”。另有学者认为,墨西哥(20世纪前)半个多世纪的政治发展的基本经验,是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创造出符合本国现代化需要的、能够使经济增长和收益分配协调有序运转的“独特的政治制度”,达到效率与公平统一;这是墨西哥政治发展所提供给我们的有益启示。

4、关于经济发展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问题

有学者认为,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载体),现代民主政治的“上层建筑”就不可能构成;认为集体的、计划的、官僚控制的经济体制最终会导致一种“奴役”,而不是民主制度;认为亨廷顿把列宁式的政党看成是强大政党的典范,看成是社会稳定的保证,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做法;认为亨廷顿的所谓政治不稳定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是“政治制度”(指强大的政党组织)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的观点,以及他的所谓“没有政治制度化伴随的经济发展只会导致社会的停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因为实践证明,恰恰是他认为最制度化的国家(苏联阵营)最后走向了经济的停滞。另有学者认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并不是同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同步实现的,而是相互之间存在矛盾,相互排斥的;因而它们的现代化道路也不是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和谐的”、“直线式”的道路,而是一条曲折和坎坷的道路,西方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5、·关于政治现代化的发展阶段问题

有学者认为巴西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可分为寡头政治、现代化政治体制的确立、政治民主化与民众主义、军事制度和再民主化等五个阶段。寡头政治阶段从1889年巴西帝制被推翻至1930年革命,历时近半个世纪,建立了联邦共和国,颁布了第一部共和国宪法,规定总统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实行三权分立和政教分离,等西方民主制的一些主要原则,但并未改变国家统治势力的结构,仍然是农业寡头的统治。现代政治体制确立时期从1930年至1945年瓦加斯第一次执政的时期,是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确立、政治现代化开始的时期。

政治民主化与民众主义运动时期从1945年至1964年,被认为是从专制走向民主的时期,转变的标志是1946年宪法,特点是“新国家”的结束,政党政治活跃,民众主义思潮和运动蓬勃兴起。军事制度时期从1964年军人政变至1985年还政于民的时期,是对前一时期以民主化和民众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政治制度的反动。再民主化时期是从1985年文人开始执政至今的时期,国家再一次从威权主义体制转变为民主体制。

6、·关于全球化与拉美民主政治的发展

认为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拉美地区政治民主化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第一,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在政治上加剧了人们对当局的不满,引发社会**,加速了独裁政权的终结;第二,拉美各国经济上与政治上日益密切的合作制约了国家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从而形成有利于民主政治发展的和平的大环境;第三,拉美经济一体化组织所协调的内容包括民主政治的巩固,从而增加了对不民主的政权更替的制裁机制;第四,民主化进程中经济上的成就驳倒了过去很流行的所谓专制政府更容易实施深层次的经济改革和确保经济增长的观点,但经济与社会变革加深社会的不稳定与两极分化的事实则削弱了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为反对民主政治和要求独裁的宣传留下了活动空间,出现了“军事化民主制”或称“看守民主制”的倾向;拉美的民主政治依然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大潮的洗礼。

7、关于巴西政治现代化的特点

有学者认为巴西政治现代化有三个特点:民主不总是追求的目标;政治发展并不滞后于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受制于世界形势的变化。

8、关于革命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问题

近年来,关于如何评价革命的作用的问题成了政治学界一个重点的研究课题。有学者特别对拉美的墨西哥革命(20年代初期)和玻利维亚革命(20年代中期)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但革命不能一劳永逸。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力量的影响,巩固和建设政权比取得政权更不容易。

9、关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军人政权问题

(1)学术界继续对考迪罗问题进行探讨。有学者认为,考迪罗现象是在封建阶级无力维持自己的统治,而资产阶级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全部掌权的情况下,社会处于转型时期才产生的,是拉丁美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发达状态在政治上的一种反映。要克服或消灭考迪罗现象,除了首先必须铲除孕育它的封建大地产制外,最根本的是必须实行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民主改革,大力发展现代化工业和市场经济。认为与殖民地时期的宗主国总督或都督统治以及天主教的神权统治相比,考迪罗现象乃“是一种历史进步”;拉丁美洲之所以明显落在美国和加拿大之后,并不完全是考迪罗统治所致。认为考迪罗有两种,一种是推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考迪罗;一种是保护封建大地产制的考迪罗。前者是进步的考迪罗,后者是反动的考迪罗。认为地主阶级在大多数拉美国家总是占优势,这一点决定了考迪罗现象的长期性。

(2)关于60、70年代拉美军人政变的原因问题。有学者认为,70年代巴西军人政变的原因在于巴西现代化进程中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矛盾之中,即:随着巴西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深入,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危机使经济陷入困境;为了摆脱困境,政府不得不寻求国籍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这就迫使政府按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推行反通货膨胀和平衡国际收支的经济紧缩政策。但是,靠社会中下层支持上台的民众主义政府无力承担推行这一政策的政治代价;只有军人建立起威权主义政权,才能通过排除社会中下层的政治参与,强行推行经济紧缩政策。同时还因为战后巴西的民主制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这样的民主制极容易造成政治的极端化和激进化,其本身特定的内在矛盾使得它很难转变为稳定的民主制,相反,它为现代威权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10、关于国家的作用问题

有学者认为,因为政治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是政治局势的稳定,因此,“在巴西的政治现代化进程的诸多阶段中,都表现为政治发展先行,至少是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并驾齐驱” 有学者研究了目前拉美在发展战略选择上的趋势,认为“片面强调‘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无法应付全球化的挑战,在这种形势下,一条想克服自由市场经济的片面性,重新发挥国家作用的‘第三条道路’很自然地成为拉美国家的选择”;但这一新的选择能否使拉美国家在经济全球化面前赢得最大的利益,避免全球化的风险,需要拭目以待。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不可能自动地建立起来,市场体制的建立与维持需要强大的国家政权的力量;但是,在加强国家作用的同时,避免国家干预带来的弊端,也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

11、关于拉美民主化、再民主化进程兴起的原因

有学者认为,拉美民主化、再民主化进程的兴起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是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民主价值观念的提升;外因是“世界民主化的第三波”的影响。

第四篇:三线建设

建设依托行业特色的现代传媒教育 实现民办高等院校的历史跨越发展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首先,我对参加今天论坛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从大江南北不辞辛劳赶来的各位贵宾,表示最诚挚的欢迎和感谢!

北京东方研修学院是经北京市教委批准成立的一所优质民办院校,办校十年来已先后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万余名传媒、财经、航空航海、房地产、高尔夫等专业的优秀毕业生。学院连续多年被北京市教委授予“优质民办院校”的称号。目前,我们已拥有两万多平米教学、办公场所,多功能教室、语音室、演播室、摄影机、电视播出系统、专业机房、化妆间、形体房等现代化教学设施一应俱全。在大学城内,学生的社会实践、图书阅览、体育运动、购物休闲都可以轻松实现。

30年改革春风的沐浴,如今的民办教育已整体从规模扩张和以校园建设为主的初级阶段进入到内涵发展阶段。坚持发展内涵,注重培植办学特色,突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已经成为民办教育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传媒艺术分院是北京东方研修学院成立之初就着力打造的一个,培养应用型传媒人才的特色学院。分院历经国际合作、职业培训、行业注入等多个发展阶段,最终转变为目前的,以一线传媒行业为依托、国内顶级学术教学为基础、专业实践模式为特色的崭新人才培养方式。今年,时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实施之际,我们将以提高教学质量为核心,以“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为主线,不断强化教学改革力度,实现人才培养体制创新,为社会输送理论扎实、技能过硬、品行兼优的专业传媒人才。

大家知道,随着公办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招生分数逐年下降,民办院校面临着相同的发展困惑。现阶段,解决这一瓶颈的根本方法就在于实现教育的转型,变压力为动力,强内功、找出路、谋发展!近年来,北京东方研修学院在北京市教委的正确领导下,在相关教育主管部门、兄弟单位,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帮助下。在办学定位、教学改革、机制创新、基础能力、服务功能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下面我从这五个方面工作,作分别阐述!

一、明确精准办学定位:

明确精准的办学定位是院校发展的前提和宗旨,传媒艺术分院长期以来始终坚持行业用工市场为先导。从传媒业界的实际需求出发,因势利导的进行必要的人才培养方案适应和调整。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着力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培养,夯实理论基础知识,强化职业技能训练,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影视传媒行业培养和输送品行兼优、理论扎实、技能过硬的新型专业传媒人才。

当前,我国有2600多所高校,学生总规模达2980万人,每年毕业生600多万,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然而,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相比,我们的教育质量存在较大差距。从历年人才招聘市场上,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的总体评价来看,呈现出实践动手能力较差、缺乏必要的行业了解和职业规划、课堂教学成果转化率低、职场生存竞争力不足等态势。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要合理调配教育资源,积极进行教学机制革新,为在校大学生提供与一线职场完全接触的机会,增强学生对未来工作的适应能力。作为办学者,我们主动适应行业发展需求,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结合的发展道路;坚持提高质量为核心,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优化专业结构,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扩大行业交流合作;坚持创新办学体制机制,增强办学活力,突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开放性。

二、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人才培养是高校的首要职责,北京东方研修学院传媒艺术分院,始终把握传媒行业对人才的切实需求,从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制度、文化建设等方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服务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

首先,我们结合国际交流经验,采用世界先进的传媒教学模式,对国内同类院校的教学大纲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调整。沿袭借鉴主考院校“中国传媒大学”本科教育段的教学计划,引进了“电视艺术思维”、“电视传播概论”、“中外纪录片比较”、“电视片结构”、“电视艺术概论”等一批传媒精品课程。结合中国传媒行业,尤其是广播电视行业发展与理论总结存在较大时差的现实状况,删减部分陈旧过时、脱离行业实际需求的理论课程。这部分内容的精炼,不仅减轻了在校大学生的课件压力,同时为行业动态信息教学让出了有效空间。推出了“电视文摘鉴赏”、“精品节目分钟化剖析”、“实用非线性编辑实操”等一批优秀的校本课程。为学生了解行业动态,更新学习观念,拓宽专业思路提供了有力保障。这些在实践操作中学 习专业理论知识的精品课件,更加注重教学方法的创新性,改变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精神。

从教学方法上,传媒艺术分院更是按照“以学生为中心、树立学生主体地位,使学生从被动学习者变为主动学习者”的原则,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众所周知,传媒影视是一个非常强调从业者动手能力的行业。尤其对于在校大学生,实践中学习,课堂理论知识与课下实践操作的交替进行,互为推动,可以尽可能提高课堂教学的知识转化率。这个环节我们主要着眼学生能力素质的提高,帮助学生发展个性特点。校园电视台“东研TV”的顺利开播,学生自制节目《校园直通车》、《大学这点事》的不断革新,为每一位传媒艺术分院的学生提供了不间断的行业实践机会。由我院学生独立制作完成的影视作品“老倔头”、“今天的拉萨”,先后在中国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优秀纪录片评选、中国传媒大学“大学生艺术节优秀电视专题片评选”中获奖,也充分证实了实践教学的重要性。从而拓宽了学生的学习渠道,突破了教学管理僵化的难题,为学生创造了更加灵活多样、兴趣浓厚的学习机会。

沿袭这样的教学思路,2010年我们对学院教学方法进行了更加彻底的改革。变传统的院校班级建制,为不同栏目组形式分班。打破专业差别、年级层次、学习程度的不同,按照学生的个性特长、兴趣爱好,编入不同栏目组学习。在课堂教学之外,我们的学生完全按照电视媒体从业人员的节奏工作,每天在专业教师的带领下,完成选题寻找、文稿策划、外景拍摄、演播室录制、后期包装的节目生产制作全过程。这种注重实践操作的教学模式,彻底改变了同类院校学生动手能力不强的现状,增强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机会和能力。同时,改变了以往比较封闭的培养方式,促进了学生对于行业背景、传媒理论和多元文化的理解。

其次,我们坚持激励式教学,通过科学全面的评价制度,有意识、有重点的培养和考察在校大学生的综合能力。通过综合评价、实践操作、理论考核三个大项,按照三学年,总分百分的计算考核方式,实现对学生的动态、全面评价。其中,实践操作占总分的40%,理论考核、综合评价各占30%。

1、综合评价的考核内容包括:学生的品德表现、到课率、纪律表现、宿舍教室卫生、班团活动等;

2、理论考核部分则包括:学生所有公共文化课程和专业理论课程的考试成绩;

3、之所以将实践操作考核比重增大,也是尊重传媒专业教学的规律,科学适度增加电视实践考核比重,有意识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其内容包括:学生参与电视节目生产实践、行业实习、创作评奖、实习单位评价等内容。

这些量化考核结果,会按学年记入每个学生的档案,直接影响学生的实习单位级别、就业安置、奖学金评选。同时,学院教务处会将每个学期学生的量化考核结果寄给家长,帮助家长了解学生在校表现,调动学生家长与学院配合,完成学生在校期间的不间断、动态监督考察。量化考核制度的实施,也为学生处学生管理工作提供了科学有效的依据。更便于督促学生在校期间认真学习、全面成长、科学发展。

学院的文化建设成果将直接造就院校特有的精神品格,核心体现在学生精神、价值、作风和对理想的追求上。大学之大,首先在于精神的伟大。我们正处于思想活跃、观念碰撞、不同文化激荡的时代。一方面新思想、新观念和不同文明交融的新成果进入大学,另一方面,我们更注意到大学里心浮气躁、急功近利之风的存在。在这里,我想举一个现实的例子,阐释传媒艺术分院对在校学生实现精神培养、引领的观点和目标。

“我的孩子在华中科技大学学习了7年,在点团队学习了3年,他在点团队3年来带给我的惊喜不仅仅是他做的8个项目;不仅仅是他本科毕业就不用花家里的一分钱,而是他在团队学到的是一种团队协作精神,是一种承担责任的能力,是一颗懂得感恩的心„„”这是一位华东科技大学学生家长的感言,他的孩子同时也是这所大学“点团队”的一员。“点团队”是由华东科技大学刘玉教授创办的一个以本科生为主的科技创新团队,在短短几年间,他们共完成科研项目110项,申请专利14项,队员毕业时与国内外知名企业的签约率达到100%。我们传媒艺术分院的人才培养机制正是契合了“点团队”的精髓,让在校大学生从被动学习变为主动探索,以节目生产促进理论学习,以理论学习推动节目生产,让孩子们成为传媒就业市场的抢手货。但这绝对不是学院的终极目标,对于我们而言,刘玉教授的另外一个故事更重要。2004年秋天,一个星期天晚上十点多,刘玉和团队成员在回家途中,遇到被狂风吹倒的一段大树枝。队员们一一跨过,正当一名叫杨威的队员也准备跨越时,走在后面的刘玉发现此举,立即叫停所有队员,一边让杨威将树枝移开,一边严厉的批评:“你们怎么这么自私、这么怕脏?怎么不想想后面路过的人会绊上,摔跤、受伤?”杨威一边把树枝搬开,一边委屈的告诉老师:“我们不是怕脏怕累,只是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做事的时候要为后面的人考虑„„”刘玉由此得出:“道德是要靠后天的实践养成的!”影视传媒行业是一个需要高度协调配合的行当,因此,我们的学生更需要有意识的进行道德养成和职业精神培训。规范的职业道德、高尚的职业精神,将是传媒艺术分院在抓好理论知识教学、实践动手能力培养同时的又一根本要务。也因此,才会出现我们的班主任老师为生病的孩子送药、洗衣服;外出实践时,专业课教师循循善诱,讲解行业规范、待人接物的细节要求;主抓学生工作的院长连夜送军训中意外受伤的学生到天津治疗,这一桩桩、一件件感人的事件。优秀是一种习惯,细节决定成败,态度决定一切,好的态度可以带来更多机会!我们始终坚信这一观点,也必将实践这一观点,培养品行兼优,好学、好用的孩子。

三、坚持机制创新传统:

以科学教育质量观为宗旨,实现民办高校多样化发展。机制创新渗透在北京东方研修学院教学、实践、就业等院校发展的各个环节。我们重点做好了学院与行业企业、兄弟院所、社会团体的密切合作,为在校生提供实习实训基地,为毕业生保障优质就业平台。

2008年以来,学院先后与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北京电视台生活节目中心、天津电视台文化娱乐频道的多个栏目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定期输送在校学生到指定节目组观摩、实习,先后有百余名在校生参与了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理财在线》;国务院新闻办五洲传媒《环宇地理》;北京电视台《谁在说》、《你该怎么办》;辽宁卫视《畅游中国》;安徽卫视《鲁豫有约》等栏目的节目生产制作。学院陆续承接了国务院新闻办五洲传媒、北京市参事室、陕西卫视等多档节目的研发制作,并有多家国内传媒机构从我院订单生产节目。实现了在校学生制作的节目,在电视台播出的先例。电视台热播的《那些迷人的往事》、《我家有宝》、《手机》、《铸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也由我院师生完成部分剪辑、策划工作。这些合作的展开,使在校学生有机会参与国内外影视一线的生产制作流程,缩短与行业发展的距离,奠定良好的就业基础。

同时,学院成立了“北京鼎盛佳映影视传播有限公司”,与千县电视台联盟、雅士力集团、拉芳集团、中科文化、光线传媒、勇士传媒、广州视线传媒、大唐盛世等60余家国内知名企业和传媒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关系。建立“前店后厂”运营模式,一方面实现教研成果的顺利转化,将学院传媒教学研发的新形态节目投入市场生产和制作,锻炼专业师资队伍,避免实际教学脱离行业要求;另一方面,为学生提供更多实践、就业机会。逐步形成校企联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全新传媒业运营方式。

其次,重视机制创新在学科建设当中的运用。为培养优势学科,学院主动打破专业和院校限制,首先加强了优秀师资的引进,先后从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福建华侨摄影学校、航空学院聘请跨专业教师,研发教改方案。实现了传统教学、建制、管理,向新型传媒人才培养方式的顺利转型。从影视行业一线聘请有经验的工作者作为外聘教授,是学院学科建设的又一亮点。教研实践中我们发现,原有教学大纲、考试计划、课时安排、教学进度等环节与行业需求存在较大差距。因此主动邀请影视行业主持人、记者、制片人、主编等不同岗位的专家参与教学计划的制定,逐步搭建了交叉融合的学科平台,组建跨领域团队,注重培养方案的开放兼容,突出实践性、技能型教学环节的比例。逐步形成了一套有行业特色,可动态调整的学科体系。

四、夯实办学基础能力:

北京东方研修学院历来重视办学基础能力的提升。按照学院“加强教学硬件投入、注重学科群体建设、坚持优秀人才引进”的总体规划,近年来,传媒艺术分院先后实施了院办企业建设、行业教师引进、实践基地充实等扎实有效的工作。

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是学院发展的核心要素,学院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时,着重考虑了行业教师的引进。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教育心理学硕士、福建华侨摄影学院院长、中国纪录片协会理事王琳先生;北京青年报“冰点”专栏创始人、著名报纸、杂志主编王伟群女士;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主编孙晓伟先生;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著名摄影师李新先生;优秀青年影视剪辑师刘勇先生等一批传媒业界精英人才的加入,增强了传媒艺术分院的专业师资队伍。我们通过教师分类管理,制定科学合理的薪酬制度,最大限度调动师资团队的工作热情。使行业教师科学处理工作与教学的关系,发挥行业一线工作经验优势,注重把工作实践融入专业教学,转化为优质的教学资源,以实践促教学。同时,对于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电影学院,以及师范类院校新闻专业的一批学院派教师队伍,学院则着力创造他们“节目研发方案”的实施。推动优秀节目策划方案尽快转入生产阶段,激励这部分教师团队的影视节目策划研发能力,为“双师型”团队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并定期组织不同特长教师研讨教学、推进完善教改,注重教师队伍的多样化,打破近亲繁殖和门户之见。

就业历来是民办高校的生命线。2010年我国高校毕业生达到630万人,比2009年增加20万人,就业难将是一段时间内高校毕业生面临的一大难题。一方面大学生抱怨工作难找、就业就会少,另一方面,用人单位也在抱怨没有能力强的大学生可用。传媒艺术分院始终把就业工作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招生面试、教学管理、实习实践、就业指导,我们努力做好每一个细节,杜绝“毕业等于失业”现象的出现。多年教学实践证明,影视实习实训工作是学生就业的必要保障。近三年来,除了巩固学院原有30余家国内电视栏目、影视剧组、网络视频、报纸杂志、专业制作公司等实习实践基地外,更加注重了国外影视制作机构、类型化栏目实践基地的开发。国务院新闻办五洲传媒引进制作的《环宇地理》,就是一档代表了世界一流纪录片制作水准的优秀栏目。我们有侧重的选送优秀在校生到类似的节目实习实践,增强学生对国际影视节目生产方式的了解,实现“快速崛起、精英带动”效应。让这些学生在专业学习上,发挥“以点带面”的作用,实现学生团队的全面进步。校园电视台“东研TV”正式开播,东研影视工作室苹果、大洋、DPS专业剪辑设备引进,600平米综艺节目演播室、千县电视台联盟播出平台等一批硬件教学设施的相继投入使用,必将继续促进传媒艺术分院教学的全面发展。

五、拓展社会服务功能: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阶段,面临着产业升级、机制转轨等深刻变化,迫切需要高校在服务社会方面发挥作用。我院根据自身发展特点,力争成为新兴产业的促进者。“三网融合”将是未来我国信息领域的一大进步,是指原来承载语音通讯的电话网、传播音视频业务的广播电视网和交换数据的计算机网,逐步具备同时承载语音、视频、数据等多种业务的能力。国家“三网融合”计划的实施,迅速增加了社会普通受众对于音视频产品的需求层次和播出总量。以往没有条件收看的影视节目,而今透过数据网络、手机视频等更加灵活多样的收看方式,各个年龄层次、文化背景、性别性格的人群都可以实现收视需求。这也意味着,中国收视市场对于音视频产品的需求将有一个迅猛的膨胀。

在过去的一年里,全世界对经济危机忧心忡忡,电视业却取得了持续的增长。全球日均电视收视时间在过去5年中增加了5分钟,达到3小时零8分。而从国内来看,我们不仅拥有规模居全球首位的1.6亿有线电视用户。同时,随着IPTV、手机电视在农村市场的出现,未来我国的音视频产品消费人群将超过10亿。这些数据和现象对于传媒领域将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随着用户音视频产品需求总量的增加,目前市场现有产品从结构层次、容量类型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其直接会导致,未来我国对音视频生产创作人才的需求迅速增加。对于从事专业音视频人才培养的传媒艺术分院来讲,我们也拥有全新的发展契机。学院将牢牢把握这个契机,通过卫视播出、行业投资、教学研发“三线建设”,实现东研传媒的第三个五年计划。

围绕第一线:我们将在传媒行业继续巩固、加深战线联盟,2011年底自办节目实现一星、四区、多点位布局,实现节目经营与学院发展相结合的战略目标。一星,是指我们将在国内省级卫视频道中打造一档优秀品牌节目,目前正在与天津卫视、山东卫视、安徽卫视,进行前期策划沟通;同时在学院生源集中地区东北、山东、河南、山西的省级频道发行播出自办节目。目前已有《音乐先锋》、《快乐生活秀》两档节目进入样片制作阶段,这些节目还将发行到部分地方台。确定开播的平台有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天津滨海电视台、山东滨州电视台、淄博电视台、山西电视台生活频道、山西长治电视台、河北迁安电视台、新疆兵团卫视、新疆塔城电视台等地。实施第二线:东研传媒将继续发挥北京文化中心的地缘优势,扩大学院影视节目制作影响力。目前,学院下属影视公司已与北京市政府参事室、北京文史馆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投资200万,制作历史文献系列片《北京历史文化》。该片由中国纪录片协会会长刘效礼担任总导演、国家一级剪辑师《士兵突击》制作者周海霞亲自参与制作。在这部文献片制作中,我院学生将参加策划、拍摄、后期全过程。同时,学院与万达集团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与强生中国签订的长期制作服务协议也已进入实质合作阶段。

完善第三线:在节目研发方面,东研传媒将一如既往发挥行业优势,同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国纪录片协会、中国录音协会等行业协会加强联系,共同探讨影视合作项目。并与央视索福瑞、AC尼尔森等影视数据调查公司进行数据研讨合作,为学院自制节目研发提供市场数据资料。并在未来三年,每年投资300万用于专业教学设施、设备建设与更新。

展望未来,我们深知使命艰巨、责任重大。学院必将在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的正确领导、亲切关怀下,在合作机构、兄弟单位的真诚帮助扶持中,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教育规划纲要,解放思想,扎实工作,为影视传媒行业培养和输送更多品行兼优、理论扎实、技能过硬的新型专业传媒人才。

谢谢大家!

第五篇:三线建设

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和铁路生产力布局调整和大面积提速的新形势,工会组织要在生活保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个作用就是以强化“三线”(生活线、文化线、卫生保健线)建设为切入点,以此为载体,为运输生产服务,为广大职工服务,不断改善沿线职工生产生活条件。(共2页)文章关键词: “三线”建设 铁路沿线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生活保障 职工服务 布局调整 工会组织 卫生保健

车站和工务工区“三线”建设差距大,主要表现在房舍老化,设施陈旧,已满足不了保障服务的需要。随着生产力布局的调整,二等站并入车务段管理,由于近几年来对其投入不足,“三线”也是不达标。无论是为沿线职工服务,还是解决建线问题,都需要我们在车务、工务系统偏远的沿线小站和工区下力量下功夫。三是把重点放在解决部分地区职工吃水难上。沈阳铁路局于2004年开展的“溪流工程”建设,全力解决职工偏远沿线吃水难问题。但由于近年来地下水位下降过快、部分地区地下水污染等原因,一方面枯水期季节性缺水.另一方面水质不符合饮用水标准。这给作业职工生产生活带来了很多困难。目前我局管内还有近100余处职工吃水难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是我们工作的重点。为此,“三线”建设要坚持党委领导,党政工团齐抓共建和职工群众共同参与的原则,即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三线”建设工作,摆上日程,切实加强领导;行政作为建线的主体,负责项目调查、审核,并保证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各级工会组织在党委的领导下负责“三线”建设引导、协调、配合、督促、检查,组织职工参与日常管理,并负责小型设备的资金投入。在“三线”建设实施上要做到“三坚持”:第一,坚持一线为主,兼顾其他,因地制宜的原则。在“三线”建设投入上,先运输站段,后其他单位的指导思想,既照顾重点,又重视一般。第二,坚持统筹规划.逐步改善,全面推进的原则。根据资金能力,统筹规划,分步实施,在保证重点投入的前提下,每年拿出一定数量的资金,逐步投入,全面推开,使全局的“三线”建设水平不断得到整体提高。第三,坚持规范整治,统一标准的原则。强化高标准和规范性的管理,统一标准,注重优选方案,达到实用合理有效,保证一次投入,长期受益。第四,坚持共建共享,实际实用,适度超前的原则。“三线”建设是全局的事,全员的活,需要广大干部职工的共同参与、合力打造。生活线、文化线、卫生保健线建设需要人性化和高品位,管理制度的制定,生活设施、设备“三线”建设需要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坚持建、管、用并重原则,努力实现生活线建设可持续发展。长效管理机制其实质是一个长期的管理过程和职工日常行为习惯养成的过程。如果单纯讲究投入,不加强日常管理,势必事倍功半,达不到“三线”建设的目的。一是建立日常管理制度。按照不同系统、不同部门、不同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日常“三线”建设标准,用标准约束并引导职工改变不良生活习惯,使“三线”建设管理工作成为常态管理。二是建立检查考核制度。把“三线”建设的考核纳入对基层单位整体工作考核和对负责人的考核.纳入单位评先考核,每年进行一次考核,对不合格的单位,给予处罚。三是建立定期分析制度。每季度由工会牵头,有关部门成员参加,认真分析“三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整改方案。对涉及的管理问题,由责任部门立即进行整改;对涉及硬件投入等资金问题,工会亲自组织协调解决;对一时没有条件解决的,给予合理的答复。四是建立资产管理制度。凡构成固定资产的设施、设备要按有关规定,纳入行政资产管理,按期提取折旧。工会负责小型设备的维护、更新,并把管理责任落实到人,以保证“三线”设施设备始终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加强沿线职工的生活线、文化线、卫生保健线建设,大大改善了运输一线生产生活环境,真正解决了职工群众的实际困难,使职工心齐气顺干劲足,增强了职工凝聚力、向心力、工作热情和工作干劲,保证了铁路安全运输生产,特别是对铁路第六次大面积提速的成功实施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实践证明,铁路各级工会积极参与抓好沿线职工的生活线、文化线、卫生保健线建设是其工作的永恒主题。

11月25日,路局党委书记张友松、局工会主席张金平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和有关单位的党委书记、工会主席深入到即将开通运营的宜万线,调研职工生活线、文化线和卫生线建设。这是继9月16日张友松、张金平到宜万线调研后的第二次查看。局领导要求有关部门要加大力度、加快进度,确保在宜万线各站点上班的干部职工有宿舍住宿,有食堂吃饭,有澡堂洗澡,有交通道路,有电视观看,有文体活动场地,基本设施要比照武广高铁的标准配置,让干部职工安心抓好安全运输生产。

张友松和张金平25日一早,添乘机车从宜昌东到达利川。一路上穿隧道,过山涧,越桥梁,破迷雾,机车在限定的最高时速下风驰电掣的一路前行。尽管车窗外风光如画,领导们关心的却是职民工上道作业防护意识强不强,公路的防护栏牢不牢固,路材路料的堆码是不是很规范等情况并一一记在了本子上,立即对宜万建设指挥部和相关单位提出了整改意见。在利川、恩施、巴东、长阳等站区,局领导深入到行车室、单身宿舍、食堂、澡堂、文体活动室等处仔细查看,对于水源是否符合饮用水标准,单身宿舍是否够住,食堂有多少人吃饭,文体活动室配备了哪些活动设施、器材,新来的职工的年龄结构、文化程度、身体状况、籍贯、民族等等都详细询问,并和职工们亲切交谈。张友松寄语在宜万线工作的干部职工要牢记“投身宜万,建设宜万,创业宜万,立功宜万,奉献宜万”的宜万精神,为宜万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宜昌东召开的小结会上,局领导要求各相关单位要始终把安全、责任、质量放在工作的首位,要教育职工牢固树立责任意识。宜万线环境特殊,长大隧道桥涵占了线路的74%,各系统、各工种要团结协作,共同抓好安全,对于还没完成的“三线”建设工作,要高质量的抓进度,不得拖延。各级党组织要充分发挥好战斗堡垒作用,党员要发挥好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为宜万线的顺利开行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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