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辛弃疾文章风格的异同

第一篇：苏轼和辛弃疾文章风格的异同

苏轼和辛弃疾词里英雄气概

作者：汉之贝武

苏轼和辛弃疾是历史上有名的词人，他们的词给后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苏轼更是开创豪放词之风，他的词有表现人生的理想和少年时代意气风发，也有老来对人生的思考，但他表现这些理想和思考的时候时常蕴含着一种英雄气概。而辛弃疾则是把豪放词发挥的淋漓精致，他的词大多是展现战场上雄伟壮阔的场景或是豪迈的英雄的壮志也有隐归山林的但却不缺失豪爽的情调。但是同样是英雄气概，他们两人词中无论是表现方式和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都有所不同。

苏轼词的英雄气概，常常通过对环境的描写展现出自然界的雄伟壮阔来突出英雄的豪迈如《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还有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大江，惊涛，千古人物融合一起英雄之气油然而生。也有通过三国英雄形象来体现一种英雄气概——遥想公瑾当年，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苏轼通过这些环境的描写来衬托出英雄的豪迈。苏轼词的英雄气概，往往都是写出自己内心的渴望，希望自己能与当年的英雄一样。他的词还有表现英雄迟暮豪情万丈如《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但是就算是迟暮也还豪情万丈——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种英雄气概却是苏轼通过想象自己在战场时的场景来突出的。苏轼词中所表现的英雄气概还有一种是表现出英雄看破一切老来梦醒时孤寂长叹如《江城子》中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凄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这种苏轼通过描写一个情景在诗人梦醒后会看人生几十年，再看如今只有微白的头发，心中心酸之感悠然而起，所表现的是英雄年老再无当年之勇的感慨。

而辛弃疾的词所表现的英雄气概无论在表现形式和表现的内容都有所不同。辛弃疾的词的英雄气概大多通过描写战场上的场景来表现出英雄气概，所表现的是青壮年英雄锋芒毕露的豪迈，如《南乡子》中的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此句让人油然而感到一种霸气，做曹刘、孙仲谋此等英雄也唯有他们才配做自己的对手。而《贺新郎·同父见再用前韵》中的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满江红》中的看依然、舍在齿牙牢，心如铁。这些文字使人读上去仿佛看到一个不畏任何困难迎难而上的英雄气概。也有意气风发少年英雄气概：如《水调歌头》上片中的谁道投鞭飞渡，忆昔鸣髇血污，风雨佛狸愁。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通过描写少年风华正茂，站在肃杀的战场前渴望着能走上沙场为国效力的英雄气概。也有浴血沙场的将军的豪情激扬。如《破阵子·为陈同匍匐状词以寄》中的梦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战场擂鼓响起，战士的呼喊声和弓箭发出的破空声，油然产生一个豪气万丈的英雄气概。也有忠贞英雄的豪迈只为了却君王天下事，留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辛弃疾正是通过战场上横戈杀敌的战斗体验，体现出这种英雄形象。但是，由于辛弃疾早年英雄锋芒毕露，老年后却得不到重用，最终只有英雄怅然。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唯有用反问语气道出凭谁问，廉颇老矣，上能饭否。

总体来说苏轼词的英雄气概，带有一种尝尽人间艰辛英雄豪情而辛弃疾的更多的是锋芒毕露的豪情万丈。不过他们两人后期的词中的英雄气概就比较相似，苏辛两人年少和中年时期都是意气奋发，豪情万丈，都渴望建功立业，但是在他们的生活后期却充满坎坷，苏轼常年被贬在外，久久不能个恢复官职。所以后期只有英雄落幕的感慨。辛弃疾则因常年被打压，与年少时沙场上并戈铁马相比后期生活只能在田野中种种稻谷。使得英雄无请缨路，报国无门，最终只有谁念英雄英雄老矣，不道功名蕞尔，决策尚悠悠。末路英雄的感叹。

但不管如何。苏辛两人词中的英雄气概深深的影响着后世诗词的创作。并影响着无数人。

第二篇：苏轼与辛弃疾词的异同

深广的内涵与炽烈的情感

——试论苏轼、辛弃疾豪放词的异同

摘要：苏轼和辛弃疾都是宋代豪放词的的重要作家，他们以卓著的才情、恢宏的气度扩大了词的题材，拓展了词的意境，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得词与诗并驾齐趋。但他们的词风又有着不容忽视的差别。东坡倾向于从痛苦中求超越、求解脱，跨越现实的黑暗去追寻理想的光明；而稼轩的词更多表现了对于显示的苦恨执着和挣扎奋斗，表现了悲愤的呼喊和或一样燃烧的激情。概言之，即东坡旷达，稼轩悲愤。

关键词：苏轼；辛弃疾；豪放词；区别

纵观苏、辛二人词风，他们均以其不受声律束缚，体裁广泛，笔势纵放，气象恢弘，而在宋代词坛上独树一帜，形成了词史上的“豪放”一派。作为豪放词的代表，苏轼奠定了词的基础，随后辛弃疾把豪放派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然两人的创作因其命运和人格的不同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质，给人不同的美感和震撼。苏轼以词为诗，在词中表现了自己对理想的热烈追求，以及追求失败后的洒脱旷达。辛弃疾以文为词，在词中表现了因无法实现自身报国之志而郁积于心的忧思悲壮、沉郁苍凉之情。故陈延焯在其《白雨斋词话》中曾云：“东坡心地光明磊落，忠受根与性生，故词极超旷，而意极和气。稼轩有吞吐八荒之概，而机会不来——故词极豪雄，而意极悲郁，苏、辛两家，各自不同”[1]

一、飘然旷放与沉郁悲愤

苏轼和辛弃疾出生相距百年，一个生活在北宋，一个生活在南宋；一个科举出生，名满天下。一个行伍出身，英名丧敌胆。不同的生活经历造就了他们不同的创作思想。

苏轼的豪放词风不仅源于他对艺术的领悟和积累，更重要的是来自个人的政治生活的经历。苏轼的仕途生涯中几经贬谪，又几起几落，甚至入狱，饱经人生的大喜大悲。在面临理想与现实中逐渐随遇而安，旷达自得。以诗歌赋排遣政治上的失意、苦恼。“毁誉不动，得丧若一，福祸苦乐，念念迁逝”的处世态度，又使得他在大自然中寻得自己的真正归宿。《水调歌头》中“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便是他在面对挫折前最好的诠释

相对于苏轼而言，辛弃疾人生态度要积极得多。一生主张抗金，虽遭不公平待遇，但仍不放弃，一次次碰壁，一次次的悲愤，一次次的振作。与此，他的词中总洋溢着悲壮，使人读来倍感压抑，却总不禁要为他的爱国之心击节叫好。如《永遇乐·登京口北古亭怀古》中抒发江山依旧人事已非的情感和自己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抱负，同时，借古人之状讽喻南宋皇帝之弱，手法老辣，意味深远。词末，“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词人以廉颇自比，倾诉报国有心，请缨无门的悲愤。

二、哲韵书生与弓刀游侠

苏轼作为一个未跨出书斋之门的书生，虽也想要投笔从戎，但战场对于他来说，毕竟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他对这个世界只能发挥他的想象去描绘。在《念奴娇·赤壁怀古》用“遥望”去想象描绘“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战争场景。词中集中笔力塑造了一位“雄姿英发，羽扇纶巾”青年领袖周瑜的形象。并用“小乔初嫁了”这一美人衬英雄的细节，更见周瑜的风姿潇洒，年轻有为，足以令人艳羡。作者借对周郎在赤壁之战建立大功的往事抒发壮志难酬之心。最后笔锋一转“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洒脱和旷达则是对人生的无限感慨和思索，融景物、人事感叹、哲理于一体，有大彻大悟、超脱尘俗的味道，给人以撼魂荡魄的艺术力量。词中这一心理变化过程就是苏轼“眼前轻而悟更远”的人生境界和精神气质的具体体现。

辛弃疾则是一个战争的过来人，亲身金戈铁马，峥嵘岁月，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他笔下有是夜下“八百里分麾下炙”的将士同甘共苦的粗犷，是“沙场秋点兵”的雄壮，是“燕兵夜捉银胡女足，汉箭朝飞金仆姑”的惨烈。在同为怀古之作，的《南乡子地啊·登京口北古亭怀古》中，“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表达对英雄如权的歌颂，更是作者将心中的抗金事业的正义伸张到了极致。将孙仲谋作为后世的表率提出，激励诸公当如孙仲谋所为，表现出他深沉的赤子之心，更是辛弃疾“眼前重，则悟不暇”的精神气质的自然表露。

三、“东坡范式”与“稼轩体”

苏、辛二人并称，但他们有着不同的精神气质和创作思想，而这两点都离不开不同的艺术手法为载体，所以他们两人在艺术手法上也各有千秋。

1、“以诗为词”与“以文为词” 明人毛晋在《稼轩词跋》中说：“宋人以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善评也。” 苏轼“以诗为词”主要表现在用题序和用典故两方面上。在词中与诗一样大量采用标题和小序的形式，如《满江红》（忧喜相寻）、《定**》（莫听穿林打叶声）二词，词序用来纪事，词文本则着重抒发由其事所引发的情感，便于交代系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丰富和深化了词的审美内涵。另一方面，苏东坡的“以诗为词”也突破了音乐对词体的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如《水调歌头》则就表现出充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的语言风格，极具音乐美。

辛弃疾“以文为词”用词来抒发自我内心情感，又把自我一生的经历、体验以论说的形式表现于词中。他常常将古人的散文语言直接用于词中，无论是经语、史语、庄语、俚语都能“一经运用，便得风流”，如《贺新郎》中首句和结尾四句，都从经史中化出，而自绕心意。大量的运用典故，以古喻今，增强了词的表现力和历史厚度。又如《西江月·遣兴》“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虽多事散文化，音韵节奏依然自然流畅，活泼传神。辛弃疾不仅打破了诗词界限，并达诗词散文合流的境界。并且用韵绝不限制，不讲琢雕，随意抒发，形成一种散文化人歌词。

2、形式方面

苏轼在语言，多吸收诗赋词汇，兼采史传、口语，不受格率限制，字由心生，形成联贯流畅的风格。用词自然流畅，读来清新，苏轼有着豪放不羁的心灵、热爱生活的情感这一切都在清新流畅、处处生春的语言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给人以一种清新朴素的感觉。如《浣溪沙》五首中，作者置身于这种“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熏”的丰收环境中，心中充溢着无限的喜悦。这一组词，笔调极明快，写来生意盎然，兴会无穷。作者勾勒出了一幅农村耕织图，他把鸟苔虫鱼草木等自然风光，还有男女老幼活跃的姿态，都细致而有声色地写进词中，使人有身历其境之感。

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形式松散，语义流动连贯，句子往往写得比较长，大量使用散文句式。如《水龙吟》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意义联贯而下，在词中是很长的句子，但却是顿挫鲜明，铿锵有力，决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词的形式中而已。

3、意象与意境的不同 在意象的使用上，苏辛二人也不同。辛弃疾一般很少采用传统词作中常见的兰柳花草及红粉佳人为点缀；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自然景物，多有一种奔腾耸峙、不可一世的气派。如“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他所采摭的历史人物，也多属于奇伟英豪、宕放不羁，或慷慨悲凉的类型，如“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的李广，“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权等等。这种自然和历史素材的选用，都与词中的感情力量成为恰好的配合，令人为之感奋。所以，同属于豪放雄阔的风格，苏轼词较偏于潇洒疏朗、旷达超迈，如《定**》中“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更多的笑对人生的意境，具有一种哲学美。

叶嘉莹先生对苏辛的评价：“辛词沉郁，苏词超妙。辛词多愤慨之气，苏词富旷飘逸之怀。”无论东坡词之旷达，还是稼轩词之悲愤，也许正是因为他们豪放词风的差异性，从而在共同特征的基础上体现各自的特点和魅力，为豪放词派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陈延焯.白雨斋词话[M].北京：人名文学出版社，1985 [2] 苏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

[4] 辛弃疾，《辛弃疾词鉴赏》，齐鲁书社编辑出版，1986年。

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简史 M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第三篇：论苏轼、辛弃疾词风的异同

青山依旧，可怜白发

——论苏轼、辛弃疾词风的异同

摘要：苏轼。辛弃疾，同为宋朝最伟大杰出的诗人之一。两人也同为宋词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苏轼宏阔的词境，源于高神运思，自具风流标格，稼轩雄健的词笔，则饱蘸壮志豪情，满蕴英雄本色。他们的词风，即有同，又有异，共同推动了宋词的发展。

关键字：苏轼、辛弃疾、异同

茫茫潮水，朝代更替。当泱泱大宋屹立之时，另一种文学体裁也被人们渐渐了解熟悉，并且发扬光大，它就是，——词。而苏轼、辛弃疾，同为宋词的集大成者，同为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词风上必然有相似之处。但是，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他们因为生活年代不同、性格不同、内在情感不同，词风上，必然有不同之处。

一：苏辛词的相同之处

两人都是至情至性之人，他们的词中，都饱含着浓烈奔放的豪情，表达了词人对生活的无比热爱和豁达乐观的态度。这种豪情壮志，决定了苏辛词的独特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由于苏辛词所反映的生活题材的扩展，词的意境的提高和加深，因而词人的生活和思想在词里得到更充分的表现，词人的创作个性和作品的艺术风格也就能更鲜明地呈现。

对人生、对功业执着的追求，要求为国家建功立业的理想，也是其相同点。因此，两位词人才既具有豪放的个性，又共领豪放风骚。例如，如辛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豪迈激越的艺术风格，与苏词“大江东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就写作手法上看，两人都爱引经据典，思前人之事，感己之遭遇。如苏词中《江神子·密州出猎》具有较浓厚的叙事性和纪事性，但写射猎打虎的过程非三言两语所能穷形尽相，而作者用孙权射虎的典故来作替代性的概括描写，就一笔写出了太守一马当先、亲身射虎的英姿。词的下阕用冯唐故事，既表达了作者的壮志，又蕴含着历史人物和身身怀才不遇的隐痛，增强了词的历史感和现实感。如辛词中

《虞美人·赋琵琶》列举了“昭君出塞”、“贺老定场”许多有关的典故，且所用典故中情事都与词人内心的情感和生活经历有关，与当时时代特点有关，故典故虽多，却不为事所累，且抒情气氛浓郁。辛词广泛地引用经、史、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和历史典故，融化或镶嵌在自己的词里，能够运用得恰到好处、浑成自然，或是别有妙趣。

二：苏辛词的不同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道：“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东坡虽开创过豪放风格，但其主体基调仍为“旷达清空”。本文从选材内容、表现手法和对后世影响三个视角来分析其不同点。

选材内容：（1）：写人

苏辛笔下都描写过大量的人物，但苏轼笔下的人大多是疏狂异趣的游仙、隐者、洒脱之士，多为自己的写照，这些在他的词中得到充分地展现。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中的“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江城子·密州出猎》中“老夫聊发少年狂”等词句都明显带有旷达色彩。辛词主要是写沙场点兵的将帅，执戈横塑的英雄，展现他们的坚贞性格和气吞如虎的豪迈。如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刘裕，“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权。

（2）：写景

苏词写清风流水、疏云淡雨、青山碧水等，清旷古淡悠远静洁雅致，体现了清空的境界，其中蕴含着作者对人生的体验和感悟，作者也以此作为表达超脱、旷达之情的载体。例如《定**》中的“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辛词长于描写飞腾壮阔的景物和场面，呈现极为浓郁的豪放色彩，往往带有沙尘味，如“落日塞尘起，胡骑猎清秋”。

（3）怀古：同样是怀古，苏词缅怀的往往是那些雅儒达士，对他们的人生遭际，往往以旁观者的身份加以评价赞咏，如《念奴娇·赤壁怀古》虽有些伤感，但最后“人生如梦，一蹲还酹江月”显得那样的洒脱、达观。辛词则引古人之同调、知己，在悲慨古人的同时悲自己的境遇，借古言今，与古人同命运、共悲戚，并最终落脚于对现实的批判和讽刺。隐逸，苏轼对此是真切向往，以忘却人间不平，现实苦难。他写这类词，实际上是他实现旷达、超脱的途径。辛弃疾却不甘隐居，二十年的闲居是其受政治冷遇打击后的无奈之举，写词聊以达观，用曲笔写挫折中的进取和抗争，以求心理平衡，表现了辛弃疾对现实的投入和执着，表达了豪壮之情。

表现手法

苏词表现手法具有时代的突破，“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提出“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使词像诗一样可以用来缘事而发、因情而作、抒情言志。辛词更富创新精神、独辟路径，不仅“以诗为词”，而且“以文为词”。

（1）用典：词到东坡，用典渐多。如《江城子·密州出猎》上写“亲射虎，看孙郎”，运用孙权射虎的典故喻太守亲自参加射猎，将自己雄姿英发显现出来。辛词不仅喜欢用典，而且善于用典，典中套典，引用得妥帖自然。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有怀》，典中带典，用典之多。

（2）修辞手法：苏词中善用比兴、比拟、比喻等修辞手法，尤其是比兴手法运用得浑然天成。辛弃疾善用比喻，如《摸鱼儿·观潮》形容潮水之盛，连用七喻，令人目不暇接、惊心动魄。还经常用“倒喻”“博喻”等，此外，辛词还善于用比兴寄托的传统手法，表现对国家政治局势的忧患和个人政治遭遇的愤慨。

（3）语言：苏轼在语言运用上革尽花间词人错彩镂金的词风，开创了“以诗为词”的境界，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开拓了更为广阔的词境。辛弃疾以文为词，比之苏轼，他不仅运用古近体诗的句法，还吸收了散文、骈文、民间口语之词入词，不仅经、史、诸子、楚辞，而且李杜诗、韩柳文和苏词中的戏谑手法，往往拈来就是，达到了刘勰说的“用旧合机，不自其口出”的地步，真正实现了“如诗如文”的境界。

对后世的影响

苏轼认为词可以言志，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开创了与传统婉约词风相对的豪放词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词的发展方向，具有划时代的突破。词的结构方面，他极尽笔力，将其豪故不羁的诗情融入词中，因而词文结构姿态横生，雄奇恢弘。苏词“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远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苏轼的词体解放精神直接或间接为辛派词人所继承，词到辛弃疾手中变得更加成熟，无论是内容境界、表现方法、还是语言的丰富性，都雄踞于两宋词坛之巅。词的创作完全摆脱种种羁绊进入自由的境界，使词获得了空前的艺术效果。如刘克庄在《辛稼轩集序》中所云，辛词“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自有苍生以来所无”。他在继承苏词豪放的基础上独创“稼轩体”，终成豪放一派，“豪放唯幼安称首”对当时和后世影响十分深远。

苏辛词在表现豪放风格方面,都饱含着浓烈的奔放的豪情,表达了词人的对生活无比热爱和豁达的乐观态度,以及要求为国家建功立业的理想.但又有明显的差别.第一,苏词主要表现为面对人生挫折时表现出达观情怀;辛词则表现为对国家前途的关心和恢复中原的决心,表现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第二,苏词善于将个人的遭遇与自然环境的描写融合在一起,豪放中蕴含着凄楚.而辛词则将个人遭遇与国家命运连结在一起,豪放中蕴含悲壮.第三,苏轼以诗为词,使词的语言议论化.辛弃疾“以文为词”,使宋词散文化:同时对典故的运用恰到好处。苏轼是豪放词派的开山鼻祖，辛弃疾将之发扬光大将宋词推向一个新的高峰。苏轼提高了词的品格；丰富了词的题材；扩大了词的境界；改变了词的风格；他的词以豪放为主，风格多样。辛弃疾的词以慷慨激怆，悲凉况郁为主，又风格多样；豪放与婉约词交融；词的意境宏阔，充满英雄主义气概，想象奇伟，夸张大胆，气势飞动。

概言之，北宋苏轼创立了豪放词派，南宋辛弃疾将它发扬光大，并在他们的影响下形成了繁盛的豪放词派，无论东坡词之旷达，还是稼轩词之悲愤，在宋代词坛上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崇高的地位。

第四篇：苏轼和辛弃疾的比较（范文）

苏轼和辛弃疾的比较

宋词是我国古代文学光辉夺目的巨钻，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同唐诗并称双绝。在宋代众多杰出的词人当中，我最喜欢的两位词人便是苏轼和辛弃疾。他们同为宋词豪放派的代表人物，为宋词以崭新的面貌跃上文坛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苏轼、辛弃疾的平生经历和词作创作背景不同。苏轼生活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比较缓和的时代，其词的内容没有太多的忧国之亡和愤外族之侵，而是以怀人、念友、际遇、人生感情等题材为多。辛弃疾生活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如火如荼的南宋时代，烽火连天，哀鸿遍野，他的抗战主张受到阻碍，爱国、救国雄志被扼杀，因而其词作里颇多忧国忧民、反抗侵略、收复失地等题材的作品。

苏辛词都具有豪放旷迈的艺术风格，但各有特点。他们的词中，都饱含着浓烈奔放的豪情，表达了词人的对生活无比热爱和豁达的乐观态度，以及要求为国家建功立业的理想。同样的豪放风格，在东坡词和稼轩词中，又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别。东坡词的豪放风格，跳荡流溢着自由奔放，乐观开朗。他自由挥洒的写作态度与其变化不测的篇章结构紧紧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苏词豪放的浪漫主义的艺术特征。稼轩词的豪放风格，常常饱含着辛词所特有的豪壮而苍凉和雄奇而沉郁的个性，他所创造出来的比苏词更为雄奇阔大的意境与他生动而夸张的描绘及想象，构成了辛词豪放的浪漫主义的艺术特征。苏轼对生活的乐观，对理想的热烈追求，使他的词总是那种活泼自然，动荡跳跃，慷慨激昂。辛弃疾因国家仇民族恨的长期压抑，使他的词既豪迈奔放，慷慨激昂，热情澎湃，而又忧思悲壮，沉郁苍凉。政治理想和社会现实的矛盾，决定了他的词没有也不可能有苏轼词的那种空旷洒脱的风致。苏词豪纵旷达，随遇而安，性情古雅；辛词生猛用力，气节悲壮，有为国奔走呼号之概，落拓幽怨之容。因此苏轼之豪放词可用“豪壮”二字概括，而辛弃疾之词须用“悲壮”二字概括，人生观不同，气度故殊。

同为豪放派，苏东坡在胸怀上显得广阔，辛稼轩在气力上显得宏大。以《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为例，它们分别是苏轼、辛弃疾的“怀古”名篇。虽同是豪放一派，但词中所表现出来的词风不同。《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两首词在结构上均为“地点+怀古”，主旨上均为托古喻今，借古人酒杯浇心中块垒，还自我之情愫。不同之处是苏词中抒情多直抒胸臆：“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风格显得开阔明朗、旷达乐观。辛词中抒情多与典故结合，风格显得含蓄蕴藉、激愤沉郁。苏词《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奇伟壮丽的江山景物，历史上杰出人物的英雄气概和丰功伟绩所构成的宏伟壮观的艺术形象，正是苏轼积极有为的抱负，开阔爽朗的性格，以及他那种不因政治上受挫折而丧失生活兴趣的人生态度的充分反映，是他豪放旷迈的艺术风格的集中表现。辛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面对滚滚不尽的长江，追缅往事，遥想将来，心潮澎湃。赞扬杰出的历史人物，讽刺苟安求和者，表示了坚决抗金，收复中原的坚强信念，传达出老当益壮的豪情壮志。词中豪迈激越的艺术风格，与苏词“大江东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作为生活丰富、思想复杂、才华卓越，艺术上成熟并孜孜以求的词人，东坡和稼轩的词的艺术风格是多样化的。除了那些抒发个人豪情壮志的作品豪放奔腾的主流之外，也有许多缠绵潇洒、淡远飘逸之作。苏轼的悼亡词，显得沉痛悲凉；描写农村生活的词，又那样轻快明朗；抒发寂寞情感的词，显得幽冷；描绘复醉三更的词，又那样地飘逸。辛弃疾的词，才兼众体，不拘一格，能刚能柔，纵横如意。他的长调宛转激昂，短调温柔慷慨，或纵横奋厉，或婉丽清畅，他的这种依作品内容而表现出不同的风格韵致，充分体现了词人卓越的艺术才华和高超的驾御能力，以及矛盾复杂的思想感情。

苏轼、辛弃疾词的共同点还表现在他们对作品题材的开拓。他们进一步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旧框子，放大了词的意境，丰富了词的生活内容。苏轼把过去诗家惯用的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题材，用词来加以反映表达，给词的创作带来更为广阔的领域和勃勃气机。辛弃疾进一步地、充分地发挥词的抒情、状物、记事、议论的功能，融汇诗歌、散文、辞赋的特长，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和语言技巧，正是这种大胆的独创，形成了苏辛词独特的艺术风格。

辛词和苏词都是以境界阔大、感情豪爽开朗著称的，但不同的是：苏轼常以旷达的胸襟与超越的时空观来体验人生，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并以这种参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从冲动归于深沉的平静，而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因此，主观情感的浓烈、主观理念的执着，构成了辛词的一大特色。在他的词中，如“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贺新郎》），激愤不能自已的悲怨心声。辛弃疾信奉老庄，他在词中作旷达语，但他并不是把冲动的感情由此化为平静，而是从低沉甚至绝望的方向上宣泄内心的悲愤，如“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水龙吟》），“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贺新郎》），这些表面看来似旷达又似颓废的句子，却更使人感受到他心中极高期望破灭成为绝望时无法销磨的痛苦。

苏辛在驾御语言的能力方面，更见其技艺的高超。前人说苏轼以诗为词，辛弃疾以文为词。苏轼在语言上一变花间词人镂金错采的作风，多有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的诗句的吸收，偶然也运用当时口语，给人以一种清新朴素的感觉。辛弃疾与苏轼相比，不仅运用古体近体诗的句法，还吸收了散文、骈文和大量的民间口语入词，不论经史，诸子、楚辞、以及杜甫、李白的诗；韩愈、柳宗元的文，往往信手拈来，糅入词中，形成了新鲜活泼的气息。苏轼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诗语入词，形成了苏词“以诗为词”的特点，同时也改变了词完全从司于音乐的地位，使词向独立的抒情诗体方向发展．首先指的是词所反映的生活内容的扩大，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体制，向“士大夫化”发展。在苏轼之前的“曲子词”的曲子，基本上是“轻音乐”“软性文学”。到苏轼将词题小序发展起来，做词寓以诗人句法、引议论入词、大量用经、子典故，突破音乐对词体的约束，如《临江仙》。苏词充分体现了文人的审美情趣，是典型的士大夫词。

辛弃疾“以文为词”，善用古，亦善用俗，语汇最为丰富，而且句式骈散顿挫，语法变化多姿。他所倡导的“以文为词”成功地将辞赋古文的章法、句式以及议论、对话等具体手法移植于词，为散文艺术与词体创作之间打通了道路，扩大了词的表现方法。在用典使事方面，驱遣自如，广博精当，不但善于点化前人的诗句成语入词，而且特别善于化用经史子小说中的语汇入词，显示出熔铸百家、陶冶经史的特色，同时他还大量地运用表现力很强的口语、俚语入词，化朴为美，新鲜活泼。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他驾驭语言的高超艺术腕力。

文人词较多使用的以密集的意象拼合成句、跳跃地连接句子构成整体意境的方式，在辛词中完全被打破了。但并不是说，辛弃疾的所谓“以文为词”不再有音乐性的节奏。在大量使用散文句式、注意保持生动的语气的同时，他仍然能够用各种手段造成变化的节奏。如《水龙吟》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意义联贯而下，在词中是很长的句子，但却是顿挫鲜明，铿锵有力，决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词的形式中而已。

苏辛词都有其继承和发展。苏轼风可分三类。豪放风格。这是苏轼故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代表作有《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旷达风格。这是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的词风。婉约风格。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苏轼对词体的解放和对词境的开拓，给南宋辛弃疾词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创作天地。宋词在苏轼手中开创出一种豪放阔大、高旷开朗的风格，却一直没有得到强有力的继承发展。直至南渡之初张元干、张孝祥、叶梦得、朱敦儒等人以抗金雪耻为主题的词，才较多继承了苏轼的词风，起到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但他们的这一类词作，主要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为内心激情所支配的结果，而没有成为有意识的艺术追求，也没有更大幅度地向其他题材拓展，所以成就不是很高。到辛弃疾出现在词坛上，他不仅沿续了苏词的方向，写出许多具有雄放阔大的气势的作品，而且以其蔑视一切陈规的豪杰气概，和丰富的学养、过人的才华，在词的领域中进行极富于个人特色的创造，在推进苏词风格的同时也突破了苏词的范围，开拓了词的更为广阔的天地。

辛弃疾是一位叱咤风云的抗金英雄，维系他一生的就是他的抗金大业，他的词作也大多成为他抒吐爱国之志的载体。《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便是其中著名的一首。辛弃疾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内容的扩大，题材的拓宽。他现存的六百多首词作，写政治，写哲理，写朋友之情、恋人之情，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可以说，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他都写入词中，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得多。而随着内容、题材的变化和感情基调的变化，辛词的艺术风格也有各种变化。虽说他的词主要以雄伟奔放、富有力度为长，但写起传统的婉媚风格的词，却也十分得心应手。如著名的《摸鱼儿》，上阕写惜春，下阕写宫怨，借一个女子的口吻，把一种落寞怅惘的心情一层层地写得十分曲折委婉、回肠荡气，用笔极为细腻。他的许多描述乡村风光和农人生活的作品，又是那样朴素清丽、生机盎然。如《鹧鸪天》的下阕：“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以及《西江月》的下阕：“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于简朴中见爽利老到，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境界。所以刘克庄《辛稼轩集序》说：“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

在辛弃疾爱国情怀和豪放风格的影响下，出现了一批风格相近的词人，如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被称为辛派词人。他们在辛弃疾的影响下，用词来抒发爱国情感，具有感慨悲壮的词风。豪放感慨如辛弃疾，但题材不如辛弃疾广阔，风格不如辛弃疾多样。多以议论为词，过于直率，不如辛弃疾蕴藉。

同样的鲜活气息，豪放主调，同样的多样化艺术风格，把两位杰出的词人：苏轼和辛弃疾连在了一起，并称“苏辛”。他们是文学史上伟大的词人，他们的词作为宋词增添了绚丽的光彩。

第五篇：浅析李白与苏轼豪放个性及风格的异同

浅析李白与苏轼豪放个性及风格的异同

摘要: 李白与苏轼相似的豪放个性体现为: 执著追求理想、人格, 性情率真, 风格雄奇;二人的内在区别表现在: 博大境界的构成及内蕴不同, 诗歌的抒情、说理功能不同, 乐观豪迈的内涵不同。时代风气与信仰追求的不同导致了李白和苏轼内在的差异。无论是李白代表的唐代充满活力的状态, 还是苏轼代表的宋代豁达睿智的心境, 都是我们现实人生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关键词: 李白;苏轼;豪放;差异;时代;信仰

巴蜀自古人杰地灵, 李白和苏轼这两位出自蜀地的诗人, 作为唐、宋时代文学精神的代表, 在唐诗及宋词的发展史上同样举足轻重。后人对二人豪放风格的评价也非常相似: 清代刘熙载称苏轼的“豪放之致” “时与太白为近”；当代李泽厚也认为在飘逸的诗风上“苏轼近于李白”。

本文将以李白和苏轼性情的相似为起点, 挖掘二人作品内蕴的不同, 并进一步从时代精神及信仰追求方面探究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一

巴蜀地势险阻、文化风俗相对独立, 逐渐形成了以道教为主、儒道并存的独特氛围, 加之司马相如出蜀树立了成功的榜样 , 李白和苏轼就很自然地把建功立业和独立人格当作了毕生的追求。李白希望自己能使“寰区大定, 海县清一”, 苏轼也自信地认为“至君尧舜, 此事何难”;在遭遇挫折后, 两人仍保持着高昂的热情, 李白觉得“欲济苍生未应晚”, 苏轼始终“未忘为国虑也”。在求索的艰难中, 李、苏二人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人格尊严: 李白不畏皇权显贵, 赐金放还后仍坚持不“摧眉折腰事权贵”, 苏轼处于新旧党争夹缝间终能刚正不阿。苏轼评价黄庭坚时说, 读其诗“如见鲁仲连、李太白, 不敢复论鄙事”, 流露出对李白高洁品格的敬仰, 他在《绿竹筠》提出的“人瘦尚可肥, 士俗不可医”, 也表明了自己对不俗境界的追求。

陶渊明的性情率真是李白和苏轼的共同榜样, 热爱山水风光也成为二人共有的爱好。李白总是“五岳仙不辞远, 一生好入名山游”, 寻诗中宣泄的主宰自然的豪情及被世人遗弃的愤懑已超出了对山水的描绘, 他张扬时高呼“我本楚狂人, 凤歌笑孔丘”, 悲怆时希望“狂风吹我心, 西挂咸阳树”, 甚至放浪到“天地即衾枕”、“裸体青林中”, 情感表现恣意率真, 毫不掩饰。苏轼也是追求自由、极富性情的人, 他对朋友随意说笑、口无遮拦, 对虚伪丑陋则尽情地嘲讽。苏轼遍览山水, 自称“人间绝胜略已遍, 匡庐南岭并西湖”, 画家、评论家的身份又使得他能更理性地领悟山水内蕴。他认为即使是同一处景致, 也因其季节、气候的差异及观赏者姿态、心绪的不同而富于变化, 他也很善于将景物变幻和心情变化交融起来写。如《浴日亭》中“坐看” “遥想”“已觉”“更烦”“忽惊”等一连串心随物动的描绘, 体现出和李白诗歌一致的主观之境。雄奇飘逸是后世公认的李白的特色, 也是苏轼大力提倡的风格。“除了李白, 恐怕没有人比苏轼更热衷于表现富于飞动之趣的自然景物了”, 飞瀑险滩、惊涛骇浪是他们共同钟爱的意象。李白诗中山水奇险、江河浩荡的波澜壮阔, 和苏轼诗中洪波翻腾、江潮怒卷的气势磅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李白的诗将大容量的词语迅疾喷吐, 而苏轼则“放笔快意, 一泻千里”又呈现出相似的激荡、壮观的美感。苏轼在追求与李白相同的奇幻飘逸的境界时, 同样选择了从虚处着手的写法: 李白的诗《蜀道难》和苏轼的词《满庭芳》“归去来兮”, 都通过想象、幻想同现了超越时空的历史和神话;而在《梦游天姥吟留别》和《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之中, 都编织出倘恍迷离的梦境、以梦觉后的怅惘收尾, 给人相同的美感体验。苏轼的词常被用来同李白的诗相媲美, 刘熙载认为“东坡词具神仙出世之姿”, 更有人将二人相提并论为“诗仙”和“词仙”。二

深究起来, 看似相近的李白、苏轼的豪放个性却有着本质的不同,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 李白和苏轼作品中博大境界的构成及内蕴不同。在审美意象的选择上, 李白偏爱宏伟壮观的事物, 在现存九百八十七篇作品中, 描写宏大意象达一千一百余次, 又对其进行时空拓展和夸张描绘, 如“天台四万八千丈”、“尔来四万八千岁”以及“燕山雪花大如席”, 达到了令人震惊的效果。他善于以高处为立足点俯瞰世界, 如登上庐山看到的“白波九道流雪山”的大江和“挂流三百丈, 喷壑数十里”的飞瀑, 气势恢宏豪迈。李白诗中常采用跳跃性的情景组合, 如《梦游天姥吟留别》打破时空界限的意象连接, 以及《将进酒》中发想无端、转折无痕的情感突变, 具有了内在的张力及气势。而这种大容量情感急速喷射时, 又产生了“列缺霹雳, 丘峦崩摧”般的巨大力量, 《将进酒》、《蜀道难》一开篇就呈现出这种气势。唐人读书壮游结合的氛围, 使得李白超人的天赋及自然感受力发挥到了极致, 而这种李白式的以天分而非知识取胜的恣意表达却无踪迹可循、很难模仿。不过, 除去其天才之作的百首之外, 其余猝然而成的诗作就难免单调、粗糙, 缺乏变化了。

宋神宗说过“白有轼之才而无轼之学” , 苏轼确实学识深厚: 现存作品仅诗歌就达四千首左右, 的内容、风格丰富多彩, 诗文、书画均代表了宋代的最高成就。他对于意象全无选择、入手便用, 在细致的观察中显示出缜密的思考。在其豪放词《念奴娇1 赤壁怀古》之中, 大江壮阔、历史悠远的时空交织展示出宏大的境界, 周瑜的少年得志反衬出自己老来无成又感慨深切, 结尾的“酹江月”则更显现出豁达的心胸, 确实在豪放气势之外表现出了“细密的意境和浑然的工巧”。苏轼思索人生获取的胸襟智慧, 又使他具备了从常见现象直达内涵的穿透目光, 如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惊叹于一个瀑布的壮观;《题西林壁》中, 苏轼则宏观概括出不同角度看庐山的差异后, 以理性的审视得出了“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哲理, 产生了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不同于李白的恣肆表达, 苏轼达到了他所推崇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 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境界。刘熙载说过东坡词的内容丰富类似杜甫, 风格豪放则近于李白 , 显然将苏轼定位为一个博采众长的集大成者。在融会前人优点、冲破规矩束缚之后, 苏轼的作品达到了“随物赋形”的自由境界。李白天赋才情的放纵自如难以模仿, 苏轼才学胸襟的尽情流露更是无从模仿。

第二, 李白和苏轼的诗歌表情达意的功能不同。李白诗歌的豪放是由于承载了迅猛的情感变化;而苏轼在“豪放”之外施展才学是要寄托妙理。二人显然代表了唐宋诗歌重意兴、重理趣的不同追求。李白的感受敏锐而丰富, 无论是“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的乡愁, 还是“独酌无相亲”的孤寂, 以及“惟见长江天际 流”的离别怅然, 都描绘得细腻动人。但在无比自信和入仕无门的矛盾中, 又情感起伏、悲喜分明, 不是“仰天大笑出门去”的得意、“长风破浪会有时”的自信, 就是“高堂明镜悲白发”的感伤及“大道如青天, 我独不得出”的悲怆。诗中的情绪此消彼长、矛盾激荡。《将进酒》中先从青春易逝的感慨变为得意尽欢的极乐, 忽而又由痛饮美酒的酣畅急转直下为“同销万古愁” 的忧愤, 呈现出跌宕回旋的情感气势。苏轼的作品从日常选取的材料中生发人生感悟, 传达出形神、情理

交融的理趣, 表现出作者冷静思索的状态, 所谓“静故了群动, 空故纳万境”。在早年经过三峡所作的《江上看山》中, 身处疾行的舟中景物瞬息万变, 作者却仍能冷静细致地进行观察, 李白在“轻舟已过万重山”时只定格下刹那间的欢畅豪迈, 二者就有了明显的达理、传情的区别。因此, 苏轼的作品中或“雪泥鸿爪”的透彻, 或“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豁达, 或是以不同角度看问题的通达, 以及对远近、得失、荣辱等矛盾的辩证思考, 总是富于哲理、引人深思。

李白的诗《日出入行》和苏轼的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显示出二人探究宇宙的思索, 但最终对待自然的态度却截然不同——李白落脚于“吾将囊括大块, 浩然与溟悻同科”, 充满了主宰宇宙的豪迈;苏轼却认可、顺应了生命缺憾, 顿悟出“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的人生哲理。《行路难》和《定**》“莫听穿林打叶声”又展示出李、苏面对仕途艰难的不同态度: 前者传达出李白时忧时喜、矛盾激荡的情感;而后者表现了苏轼无忧无喜、无雨无晴的洒脱。李白诗歌中真切强烈的情感投入可谓“入乎其内”, 具有壮观激荡的“生气”;苏轼将生活磨难升华为哲理, 记录下情感积淀后的冷静思索, 又能“出乎其外”, 当然达到了智慧旷达的“高致”。

诗文方面探究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

第三、乐观豪迈的内涵不同。李白的《行路难》和苏轼的《百步洪》两首诗都在人世险阻的感叹中笔锋一转, 分别以“直挂云帆济沧海”和“造物虽驶如吾何” 的乐观结束全诗, 但李白的乐观体现为无比自信, 苏轼则是圆融旷达。并未置身于政治斗争之中的李白永远处于理想化的自信状态, 晚年还热情高涨地参加李 幕府, 诗中描绘的赤子情怀及旺盛的生命力令人神往, 为王安石批评的皆言酒色的内容, 却正好体现了与此相一致的青春活力和声色之美。恰似“清水出芙蓉”的李白的诗歌, 展示出了外物最自然状态的绚丽多彩, 或淡雅、华美, 或朴野、富贵, 是洋溢着积极昂扬的青春气息的乐观奔放的旋律。而宦海沉浮、看破荣辱的苏轼, 就具有中年状态的成熟睿智。青年时“雪泥鸿爪”的感悟表明苏轼的少年老成, 坎坷漂泊的经历又给了他人世沧桑的沉郁, 其作品呈现出绚烂之后归于平淡的老境美。苏轼从不把艺术幻想等同于现实人生, 他很欣赏儒家倡导的通过自省升华人格的精神, 被贬黄州之后, 由内部化解了与外物的矛盾对立状态, 就更显现出智慧通达的心性。李白和苏轼或永葆童心或少年老成的状态使得他们更能切合时代风气, 进而从同时代的作家中脱颖而出。三

李白和苏轼豪放风格的差异反映了唐代诗歌“动态的、进行时的、创造者”和宋代诗词“静态的、完成的、守护者”两种文化精神的根本不同。

盛唐时代的经济繁荣和政治宽松给了士人开阔的视野胸襟, 鼎盛时代的气魄精神又激发起士人强烈的功名之心。但尚武轻文的唐代, 进士录取的比例仅占考试人数的百分之二、三, 大量人才被排斥在朝堂之外。盛唐十几位著名诗人, 如王昌龄、李白、杜甫等, 都流落于草野之间。建功立业的理想同入仕艰难的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导致了士人普遍的失望、愤懑的情绪, 但盛唐人又能始终保持进取的热情。李白诗中希望、失望, 自信、激愤等各种情感的冲突纠缠正集中体现士人普遍的矛盾心态。盛唐人对天赋才情、浪漫自由的追求使得李白受到举国上下的追捧: 唐玄宗赞其人, 唐文宗爱其诗, 杜甫倾慕他的品格, 贺知章赞叹他的诗风。这种认可又给了李白更大的空间, 他以更加自信、自由的状态把豪迈奔放的盛唐精神推向顶峰, 创造出盛世最强音。人们对李白的崇尚, 既是对其天赋才气的仰慕, 亦是对他展示出的盛唐气魄的追求。

宋代的科举考试却给予了士人更多的参政机会。闭门苦读、科举入仕的蔚然成风, 又进一步推动了文化的繁荣。因此, “历数千年之演进”的华夏文化在“赵宋之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宋代的士人亦呈现出官僚、学者、才子三位一体的鲜明特色。然

而, 宋代封建中央集权的统治, 加之党争及文字狱的 迫害, 文士在对外改变自己、顺应社会的同时, 却将自我品格的完善看作人生的最高目标, 这种始终能保持人格独立的理想境界, 在苏轼身上第一个实现, 因此“士大夫不能诵东坡诗, 便自觉气索”。才情声色之美达到极致的唐人诗歌导致后人难以续貂, 冷静睿智的宋人就在诗中彰显才学、传达理趣, 形成了与唐诗迥异的审美取向;苏轼又以诗的境界为词, 在不同文体均展示出一致的时代精神和思想个性。李白和苏轼豪放个性的差异还缘于二人儒道信仰的不同。首先体现为儒道之间的关系不同。从未真正入仕的李白热衷于儒家的成就功业;其无拘无束的道家思想又和仗义疏财、任侠杀人的侠士精神深层契合。他构画着儒道并存的理想状态, 将范蠡、鲁仲连的功成身退视为人生榜样, 把“待吾尽节报明主, 然后相携卧浮云”的先儒后道的人生道路作为毕生追求。但李白的儒道思想之间存在着尖锐矛盾: 他不屑科举却希望一鸣惊人, 根本不符合儒家的入仕道路;而“天子呼来不上船”及戏弄权贵所体现出的政治上的幼稚,和儒家的入仕目标又产生了巨大冲突。功业未成的李白很难从山水行乐中获得解脱, 再好的美酒也只是 “销愁”的工具, 总处于“功未成、身难退”的非儒非道的尴尬状态。李白的一生都在理想、现实、自负、愤懑的矛盾中痛苦挣扎, 杜甫就深刻地指出他“佯狂真可哀”, 他本人却在对外部世界不懈地追求、抗争中表现出非凡的执著与活力, 这也成为其诗歌创作中饱满激荡的情感的源泉。苏轼是宋代文人外儒内道的典型代表: 从未真正退隐却厌倦了官场, 他赞赏方山子摒弃富贵的超然, 更仰慕陶渊明的恬然归隐。即使任翰林学士期间, 苏轼依然提醒自己“莫忘小桥流水”。被贬黄州接受禅宗思想后, 苏轼的儒、道思想更完美交融:人生苦难在道家的任运自如和禅宗的看空思想的合力下, 成为诸如“人生如梦”的空幻体味;儒家造福于 民和自省修身的的追求, 又使得他既能始终关注黎民苍生, 又一直保持着潇洒、乐观的情怀。面对 “日炙风吹面如墨”的农人生活, 苏轼却依然热忱地赞美长江鱼美、竹山笋香, 在日常生活的细微过程中获得喜悦, 肯定了现有生存状态的价值;又常常反思“孰为得失”而超越得失之心, 肯定了不同生活方式各自的意义, 充满“日常生活的智慧”, 苏轼在人生磨难中不断提升人格修养, 找寻到了一条仕隐之间、游刃有余的心灵出路, 达到了儒、道、禅和谐共存的理想状态。

李白和苏轼的作品, 反映出封建社会政治鼎盛的盛唐、文化极盛的宋代各不相同的时代精神及审美取向。李、苏二人在重才情、才学的时代分别以卓越的才华和厚重的学识从同代作家中脱颖而出, 达到了封建文化繁盛期的巅峰。他们在坎坷、苦痛的磨砺中, 以高扬的活力及超脱的精神给予后人无限的震撼和思索。诗歌评论中尊唐抑宋的倾向由来已久, 通过对最具唐宋时代精神的两位诗人——李白与苏轼的比较可以看出: 无论是热情激荡的活力还是冷静思索的睿智, 都是悠久的古代文化留给我们的无尽宝藏, 任何厚此薄彼的言行都只是暂时的;而情理结合才是我们的文化及人生最浑融完美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