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以来经历的历史阶段

第一篇：建党以来经历的历史阶段

自21年建党以来经历的历史阶段：

1、建党初期（1921-1924）

2、第一次国内革命（国共合作，北伐，1924-1927）

3、第二次国内革命（土地革命，1927-1937，1934年10月-1936年10月）

4、全民抗日战争（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1945）

5、1945-1946年国共和谈

6、第三次国内革命（解放战争，1946-1949）

7、建国初期（1949-1966）

8、文化大革命（1966-1976）

9、过渡时期（1976-1978）

10、改革开放（1978-至今）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21年7月23日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

北伐战争

南昌起义1927年8月1日

秋收起义（1927年9月9日）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遵义会议：（1935年在遵义召开）

红军的长征（1934年10月--1936年10月）

“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

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

七七事变1937年7月7日

、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

南京大屠杀1937年12月

平型关大捷

台儿庄战役

百团大战

中共七大1945年4月

抗日战争的胜利1945年8月15日

重庆谈判1945年8月－10月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三大战役1948年9月-1949年1月

、渡江战役1949年4月23日

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9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

1978年：

展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识到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中国历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文革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文艺创作迎来又一个春天；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79年：

中美正式建交，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 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美二十多年的对抗结束了，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1980年：

为刘少奇恢复名誉，党的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得以平反；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经济特区。1982年：

颁布第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共十二大召开，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

中英两国政府就中国收回香港问题签署联合声明；射击运动员许海峰为中国赢得奥运史上的第一枚金牌。

1985年：

城市改革全面展开，重点是国有企业的改革。1986年：

提出和制定“863计划”，形成《863计划纲要》，选择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7个领域作为我国发展高技术的重点。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1987年：

中共十三大召开，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作出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中国和葡萄牙两国政府就中国收回澳门问题签署联合声明；台湾当局被迫调整“三不”政策，海峡两岸同胞近38年的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两岸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1993年：

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和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会谈，将“加强两岸经济交流，互补互利”写入协议，并就开展两岸经济、科技、文化交流达成共识，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这被称为“汪辜会谈”。90年代：

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教育部启动了将北大、清华等大学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工作；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就业制度发生一系列变化，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1995年：

江 泽民提出发展海峡两岸关系促进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1996年：

将海洋高技术列为863计划的第8个领域。1997年：

中共十五大召开，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7.1，中英两国政府在香港举行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1999年：

我国第一艘无 人飞 船“神 州一号”发射成功；

12.20中葡两国政府在澳门举行澳门政权交接仪式，中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20世纪末：

我国在整体上进入了小康社会；人类进入信息化的时代，以因特网为主要特征的数字化正在改变着世界。

2000年：

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2001年：

北京申奥成功；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在上海召开，是中国迄今举行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多边外交活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上网用户已达5亿；

我国上网人数达2000多万人；江 泽民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颁发给袁隆平。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增加自主择业的安置方式。2002年：

中共十六大召开，形成以胡 锦涛为核心的第四代党中央领导集体。2003年：

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州五号成功升上太空，首位宇航员是杨利伟。2006年：

青藏铁路全线通车 2007年：

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十周年。2008年：

中国北京举办奥运会。2009年： 建国60周年

送一篇人家的文章，感受一下：

岁月的长河淌过浸透血泪和屈辱的近代史，终于汇入了21世纪的历史洪流。看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眼前一片欣欣向荣，我想起了母亲，想起了养育了我们89年的母亲。我期待着，期待着7月1日的到来，衷心为母亲献上一曲党强国泰民富的颂歌。

1921年的7月1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仿佛一道红色的朝霞划破夜空，在东方闪烁，中国革命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从她诞生的那一天起，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就象一粒火种，点燃了这片沉睡的土地；就象一道闪电，划出了人类理想的轨迹；就象一面旗帜，飘飘扬扬迎着风风雨雨。作为一名年青的共产党员，我眼前经常映出一面镰刀、斧头交相辉映鲜艳夺目的中国共产党党旗，正是这面旗帜，指引着中国革命和建设走过了89年的风雨历程！在那无数先烈们用鲜血染红的党旗上，我看见翻卷着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怒涛，滚动着的是反饥饿、反内战、反压迫的狂澜，流淌着的是为保卫祖国而澎湃的血浪，荡漾着的是对人民群众爱的涟漪……看着看着，我仿佛冲破了时空，带着一双矫健的翅膀和明锐的眼睛，邀游在历史的长河里…… 面对庄严的党旗，我们仿佛看见——毛泽东挥手之间，一次次拨正革命的航向，引导着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从嘉兴南湖的烟雨迷朦到“八一”南昌起义的第一声枪响，从秋收起义上井岗到建立革命圣地延安，从遵义会议的力挽狂澜到西柏坡的运筹帷幄，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劈开混沌，拨云见日，终于推倒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人民终于“当家作主”了。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面对庄严的党旗，我们仿佛看见——邓小平挥手之间，从天安门城楼的彩旗飘扬到改革开放的波澜壮阔，在中国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绘就了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正是坚强的党，顺应时代的潮流，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取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崛起的速度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撼。中国共产党在人类历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就是用30年的时间把贫困人口从两亿减少到了2000万，中国人民意气风发，豪情万丈，讲述着“春天的故事”，敲响了新时代的锣鼓，正昂首迈进新时代！

面对庄严的党旗，我们仿佛看见——胡锦涛总书记挥手之间，党带领13亿中国人民，唱响了科学发展的理念，绘就了伟大祖国未来发展的新版图。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战胜sars到胜利完成5•12特大地震的抗震救灾，从神七“九天揽月”到2008年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伟大、正确、坚强的中国共产党，一步步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建设不断走向新的胜利和辉煌。如今，国人更加豪迈，全国上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高举“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旗帜，更加坚信和憧憬着中国人的世纪！“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回想中国近代史，哪次不是因为落后才被动挨打，哪次不是因为落后才赔款割地。现在祖国日益强大了，中国经过几十年来的艰苦建设，已经取得了“乘长风，破万里浪”的迅猛发展。但现实无情地告诉我们，至今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百年荣辱告诉我们，只有党强才能国强，只有国强人民才能扬眉吐气。让我们籍改革开放辉煌之成就，借十七大之胜利之东风，紧紧抓住盛世良机，砺精图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转变作风，科学发展，为党的更加强大，鞠躬尽瘁！最后让我套用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中的一段话作为我今天演讲的结束语：“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共产党。党智则国智，党富则国富，党强则国强，党独立则国独立，党自由则国自由，党进步则国进步，党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党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第二篇：中国法治已经经历了怎样的历史阶段

中国法治已经经历了怎样的历史阶段？

答：

（一）准备（1978——1993年）

我国法治建设开始准备的时间，也许可以定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也许可以定在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或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应当确定在1978年3月我国1978年宪法的公布。因为法治准备的开始应当以足以代表法治萌动的根本性法律的产生作为标志。1978年宪法明确了我国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强调了必须发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1978年宪法的这一特征，不能表明其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但是它为社会主义法治作出了经济、政治、法制三方面的准备。

随后，到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社会主义法治的准备得到了党的政策的升华。这次会议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果断地停止了“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的方针。中共党史誉之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伟大起点”。这交会议使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被进一步确立。

1982年宪法及其1988年宪法修正案就是这一准备阶段法治发展状况的标志。从经济制度的角度看，它为市场经济的提出及其法治建设进行着准备。这部宪法它从根本大法的角度确立了这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规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与此相适应，它还具体确认了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在这国经济体制在的一位和作用。从政治制度的角度看，它也为市场经济的提出及其法治建设进行着准备。这部宪法扩大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职权与组织，加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赋予了省级人大及其常设机构的地方性法规制定权；规定了国家领导人的任期制和限任制，等等。

从1978年 3月开始准备，到1993年开始起步，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准备阶段历时15年整。

（二）起步（1993——2010年）

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起步点在哪里，也许可以将其确定在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也许可以将其确定在1993年 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的产生。将其确定在1993年 3月的宪法修正案公布为宜。因为没有这一修正案，中国社会还不能说就开始了真正的法治——市场经济下的法治建设。这一修正案将宪法原有第15条关于计划经济的规定，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国家作法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从而启动了中国市场经济及其发展中的法治建设。199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从党的政策上进一步深化了上述宪法修正案。它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法制建设。它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必须有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要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做到改革开放与法制建设的统一，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法制建设的目标是：遵循宪法规定的原则，加快经济立法，进一步完善民商法律、刑事法律、有关国家机构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本世纪末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改革、完善司法制度和行政执法机制，提高司法和行政执法水平；建立健全执法监督机制和法律服务机构，深入开展法制教育，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

在法治建设起步后的1996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明确指出，到下世纪初要初步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又再一次肯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社会理想。党的国家领导人认识到并明确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方针（见《人民日报》1996年2月9日）。法治的目标意义更加突出。

（三）形成及其完善（2010年——）

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将于何时形成，这是中国法学和法律工作者乃至整个中国社会都十分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要确定其形成的时间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列出绝对准确的时间表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因为法治发展的进程要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一个偶然的重大因素甚至可以使法治发展受阻或搁浅。2010年这一时间，是以我国目前的法治状况、可能的正常速度、市场经济发展预期进程，以及我们党和国家的社会发展目标来确定的。实际上只能说是一个计划中的时间表，其实际状况如何，还有待历史发展予以说明。

社会主义法治形成以后，还有一个长期的发展完善过程。这个过程与社会主义社会并存，并在社会主义社会在不断重复“从相对的不完善到新的再完善”的过程，直至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高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面建立。随着共产主义社会的来临，社会主义法治也就辉煌而终。

问：我国要建立法治国家，请问法治国家有何特征？

答：

一、法律至上：我国法治国家的理性原则

法律至上是法学界熟知的原则和口号，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它的误解、岐见长期困扰着我们。使我们难以名正言顺地提出和倡导法律至上的原则。现实中，也还有种种影响我们实行法律至上的原则。

法律至上是人类法治发展进程中提出的重要口号和基本原则之一。其意在强调法律在整个社会规范体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他任何社会规范都不能否定法律的效力或与法律相冲突。

有的人认为，法律至上就是对权力的否定。因此，有的人歌颂它，有的人否定它。其实，法律至上并不是对权力的简单否定。从法律对权力的依赖关系上讲，法律是权力的产物，没有权力，绝无法律的产生和存在可言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都说明，没有权力，就没有法律的产生包括制定或认可，也没有法律的存在和被贯彻实施。权力始终是法律得以存在的依据。在法律产生和存在的意义上，没有法律至上的问题。法律既不可能超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超越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和人类进步的实际状况，也不可能逾越或凌驾于一切权力之上。然而撇开这一意义，法律与法律社会的各种权力之间的关系就不再简单的是一个权力高于法律的问题。甚至恰恰相反，任何权力的获得和行使都应当具有法律上的依据。法律相对于权力应当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即使是法律的制定和法律的实施也都概莫能外。因为，除一些通过革命而建立的新政权的最初立法外，任何立法都得遵守法律的规定，即使是革命政权最初的立法，虽然不必遵守旧时代既有的法律规定，但是也还得遵守法的规律，遵照立法的原理乃至法的原理，而不能完全随心所欲。

有的人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强调法律至上就会否定党的领导。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法律至上不是对党的领导的否定。首先我们必须清楚，我国的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一直并将继续处于领导的地位。我国法律的制定，即立法，是党的领导下通过立法机关和立法程序进行的。我们的执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执法机关进行的。执法机关中，有着我们完善的党的组织和大量的党的干部。法律至上是以他们对于党领导下制定的法律的无限忠诚作为前提和保障的。其次，我们党是大公无私的党，它以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利益，而社会主义法正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坚持法律至上实际上也是坚持了“人民意志至上”，也就是坚持了党的领导。从世界各国的法治实践来看，一国法治的成败，关键在于其法律制度的状况以及是否能将该法律制度有效地贯彻实施。前者往往与一国的正常制度紧密联系，而后者关键在于有无一套良好的法律实施机制，确保该法被良好施行。法律至上根本就不会动摇党的领导。尤其是在党风不正、社会风气异常的情况下，强调法律至上，无疑有助于法律的良好施行和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改善。

有的人认为，法律至上会导致对道德作用的否定。这是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误解。首先，法律与道德是两个相互联系而又相互独立的社会规范体系。它们在并不完全相同的领域发挥着各自的作用，肯定法律的作用并不等于否定道德的作用；其次，法律至上并不等于法律万能。只能由道德调整的问题也不能因法律至上而改由法律取而代之。再次，任何法律都以一定的道德准则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道德的发展，法律至上不仅不会否定道德，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道德的完善和发展，所以切不可将法律至上与道德作用对立起来，以为法律至上会否定道德的意义。

有的人认为，法律至上会导致对经济决定作有的忽视或否定。法律至上与经济决定法律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首先法律是社会规范，经济并不是社会规范。其次，经济决定法律是从法律的本源上讲的。在终极的意义上法律始终是被经济所决定并为经济服务的。但是离开这一意义，法律对具体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来说，显然就不再是从属的。一切具体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也都得遵守法律的规定，符合法律的要求。否则就可能导致违法甚至犯罪行为的发生。法律至上是在经济决定法律的基础上对法律的地位的概括和期望，它与经济决定法律并不矛盾。

我国实行法律至上，问题远远不仅限于认识方面。实际的障碍甚至更难克服。事实上，与法律至上冲突的，还有社会生活中的权力至上，金钱至上，等等。

总之，在我国目前，法律至上问题上还有种种严重误解和现实障碍，消除这些误解和障碍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也就是消除这些误解和克服这些障碍的过程。未来的法治国家必然是法律至上的国家。

二、立法民主：我国法治国家的首要环节

立法民主是民主的主要内容。在法治国家更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历史发展已经清楚地说明，现代的法治国家要求立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的全面法治化。而所有这些都是以立法的民主作为首要条件的。立法的民主为法治国家奠定制度基础，它是法治状态的制度框架或理论格局。从一定意义上讲，可以说法治国家的立法是立法者们对一国法治状况的预想的制度化，是一幅幅具有国家权威性的法治蓝图。执法、守法、法律监督无非是各尽其能地将其现实化而已。民主的立法被良好地实现了，这样的国家才可能是法治国家。民主的立法无法实现，法治国家就成为泡影；如果没有民主的立法，法治国家就毫无希望与可能。

立法民主中最首要的是立法的目的民主，其次是立法的内容民主，再次是立法的程序民主。立法目的民主与否，直接关系着立法的民主与否。一个为专制、集权目的而制定的法律是绝无民主可言的。无论这个法律的名称、形式多么民主，其结果必然是反民主的。其内容在有时也会表现得民主甚至很民主，但它往往都是在一方面赋予民主，在另一方面否定民主；在此处确认民主，在彼处否定民主。在总则中赋予民主，在分则中剥夺民主；在字面上确认民主，在行动中否定民主。仅有的些许“民主”实际上是不民主。有了目的的民主，立法的民主才可能成为现实。立法内容的民主是立法民主的核心内容。立法民主在根本上还是就其内容而言的。立法内容的民主是在民主的立法目的的指导之下的。没有内容的民主，立法的民主就会成为空谈。同时立法内容的民主是以立法程序的民主来保障的，没有立法程序的民主就没有立法内容的民主。立法程序的民主似乎并无多大的意义。其实不然，因为就权力的倾向来看，任何权力要完全、自觉地以民主为依归，是不可能的。立法程序的民主实际上是立法民主的条件和保障。

如何实现立法民主？首先，立法机关组成人员——人民代表应当是民主产生的。为此我们应当不断尽可能地扩大直选的范围，使人民代表的选举更多地体现人民的意愿，由人民在更大的范围上自主地选择国家和社会管理者。其次，立法机关的成员应具有代表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他们不应是简单的英雄模范，他们具有必要的法律知识和参政能力。否则，即使他们是英雄模范，可以给予他们很高的荣誉和奖赏，但也不能由其担任人民代表，因为他们由于水平和能力的限制也难以完成人民代表的使命。再次，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应当是民主的。这里的民主应是“多数人决定”的意思。其过程应能让其成员充分行使民主权利，确保民主的结果是通过民主的过程作出的，必要时，可以扩大范围在立法机关的主持之下，在立法机关之外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征求意见。最后，立法的内容应是民主的。它是立法民主的核心内容，前面三个方面的民主在一定意义上都是为立法内容的民主服务的。为了确保立法民主，我们还要设定一套良好的立法校正程序，使错误的法律有得以校正的可能。

立法民主一直是法治国家的立法实践。民主的进步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立法民主的发展如同整个民主一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未来的法治发展就是要不断扩大立法民主，发展立法民主，为法治国家的建立奠定制度基础，并作为法治国家的重要特征而被长期坚持。

三、法治完备：我国法治国家的形式要件

法律制度的完备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得以建立的必要条件和重要表征之一。在中国，法制完备对于法治国家的建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是因为，中国是一个长期实行成文法并以成文法为主的国家，有着重视法律制度的历史传统，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注意到中国的这一历史传统，把法律制度建设摆到应有的位置。其次是因为，中国是一个长期实行中央集权的国家，有着从上与崇上的文化传统。而法律制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尤其是从近代以来，逐步成为了“上”意（并不一定违反民意，有时也与民意一致）的表现，因此从上与崇上的心态，对于强调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着重法制建设，在整个法治国家的建设中的地位不容低估。再次是因为，法律制度具有确定性、明确性的特点，便于人们掌握与运用，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防止法治国家建设中因误解而发生偏差，有利于法治国家建设的有效进行。最后是因为，法律制度是法制建设的首要环节，没有法律制度就不可能谈及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乃至更多的方面。法制是法治建设的最基本方面与重要内容。

法制完备表现为法律制度的类别齐全、规范系统而无一遗漏。凡是法律制度所应调整的，均应有相应的法律制度调整凡是由法律制度调整的，均应有恰当的法律制度调整，不同领域的法律制度应当相互衔接，并有机协调；法律制度在执行、遵守、监督中的任何问题均能在法律制度中获得解决的途径；法制有一个调节机制，能作出适应客观需要的相应反映，能进行有效的自我修正。

法制完备本身就是一个过程，我国法律制度建设一直欠帐太多。法制的基本建设尚未完成，体制改革、对外开庭和市场经济中的许多法律问题又大量产生。通过一定的立法积累，解决了许多问题。但往往是旧的问题尚未能彻底解决新的问题又已产生。因此，法制不完备的问题还很严重，很多问题还于法无据。无法可依还是法制建设的一大问题。建设法治国家，法制完备应当是最基本而最首要的方面。

四、司法公正：我国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司法历来都以公正作为自己的理想。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司法公正具有更重要的意义。首先，司法公正是司法的最本质要求。司法就是要公正地解决一定社会矛盾及其相应的法律冲突。它是国家这一公共权力因冲突着的各方无法自主地解决纠纷，而为其设定的由国家专门机关予以裁决的纠纷解决机制。冲突着的双方都存在着利益的差异或分歧。如果依其任何一方单方面的意愿裁决，都可能导致裁决的不公正。如果裁决不公正，首先就不可能平息纠纷，甚至可能使矛盾更加激烈，司法的目的就不可能得以实现，也就违反了司法应有的本质。其次，司法公正是司法赢得群众的最基本保证。司法权力是国家权力的构成部分，它的直接来源是国家权力的分配与赋予；它的最终来源则是民众权力的让渡。司法权力最终来自人民，一是从国家权力来自人民的意义上讲的，二是从司法机关官员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意义上讲的，司法机关的设立在历史缘起上，是人民愿意将其所涉及的纠纷交其裁决的共同意愿，当然包含着大多数民众对其的信赖。司法机关的继续存在，也离不开人民的继续信赖和支持。司法机关能够始终赢得群众，获得人民支持的根本，就有一个是否有着司法公正的问题。可以说司法公正是司法机关赢得人民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所在。再次，司法公正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其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给司法工作提出了大幅度提高裁决效率的要求。而司法公正即能简省诉讼程序，许多案件都可以通过一审终结，较快地解决纠纷，否则就必然会导致二审甚至再审程序发生，既不利于司法机关司法工作的顺利进行，更不利于人民群众日益加快频率的社会生活。其二，司法公正是一个随着时代不断发展的概念，其内涵与外延在不同时代或不同历史时期都会有所差异，因此对司法公正的认识也应有一个随历史发展而进步的问题。现代中国正处于伟大的变革年代，除旧布新成为时代的进行曲，只有随着时代进步的司法公正，才可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求。公正，是很难把握的。因为公正有一个令人头疼的二律背反。一方面，“公正”应当是多数人的共同认识，否则，就不叫公正。另一方面“公正”又在每一个人那里有不完全相同的认识，难以得到公认。但公正也不是不可着摸。实际上，司法公正一直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检验。一是司法是否合于法的公正规定；二是司法是否合于民众的公正要求。

符合法律规定的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首要方面。公正之“正”不是“私正”，只有少数人或者个别人所认为的“正”绝非“公正”之配音。立法应能体现社会民众的意愿，反映绝大多数人的意志，甚至应能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多数人的意志也就包含了多数人的公正观念和公正要求。在这个前提成立的情况下，司法公正首先所强调的就是“司法合法”。在这里“合法”即合于多数人在法律上所表现和要求的公正。这种“正”具有“公”的规定性，“公”应当是司法“正”的客观尺度。当然如果“法”本身就不是“民意”（在这里或称“公意”）的体现，司法公正以“司法合法”作为目标又另当别论了。

符合民众要求的公正，是司法公正的主要内容。这里“正”不仅是法律意义上，甚至也有一定的社会普遍性。即司法要能获得公众的认可，使大众信服。司法如果不具有这种力量，其社会影响是很难如愿以偿的。当然这里的“众”有一个“量”的问题；众人之“正”有一个正确与否的问题。什么是社会的普遍公正观念，是很难把握的，但它又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一旦违反了它，违反者就会遭致社会的反对或否定。司法也同样如此。司法的公正不论其在法律上的状况如何，如果它遭到人们观念上的反对或否定，那么它在实施上就难以如愿以偿。这种违反社会公正观念的司法不论其在理论上或法律上是否正确都会受到社会的抵触和反对。极端时，人们甚至会故意地挑衅法律，以示自己对自己所认定的公正的一种忠诚和维护。合法公正与合民公正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但也有不一致的时候。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其原因一是法律确定的公正有问题，或许是这种法律公正在其制定时就不公正，或许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原本公正的法律已经变得不公正了。二是社会民众的公正认识出了问题。把不公正当作了公正，把公正当作了不公正。在第一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就应修正法律。这种修正包括着对法律进行修改，以便以后的类似情况能得到真正的公正；也包括着为法律不公正的特例设定特别的个案修正程序，最大限度地防止不公正裁决的发生。在第二种情况发生时，我们首先得看民众的数量，这种民众如果占绝大多数，那么，就说明我们的法律还未能反映民众的现时意愿，立法的民主就可能有问题。就应检省立法，并通过民主和法治的途径修正法律；如果这种民众并不占绝大多数，那么法律并不会迁就少数人的歧见，但是，这也就有一个教育少数人的问题。

司法不公，是非法治国家的重大社会问题。我国历史和现实中所存在的司法不公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司法不公不但未能克服，甚至表现得更加严重。这是法治国家决不能允许的。法治国家建设必须确保司法公正。

五、制约权力：我国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

权力的根据并不在权力本身。权力的根据在于民众对权力的赋予以及民众对权国行使的认可。所谓选举、推举，不过是权国获得的过程而已。站在民众的角度，权力是一种赋予，站在权力获得者的角度，权国就是一种获得。赋予与获得是权力产生过程的两个方面。由于权力赋予与获得的过程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参与，甚至绝大多数人都无法直接参与，因此，怎么保证权力的赋予与获得是正当的，就成为了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于是就有一个对权力赋予与获得过程的监督问题。如果权力赋予与权力获得的过程没有严格的程序保证，就无法保障这一过程是正当的，就无法保障权力赋予者和获得者在这一过程中的行为并未违反公众的意愿，甚至一定是公众意志的反映。法律正是人民监督权力赋予、获得的工具，而且是最重要的工具。权力能够在人民的依法监督之下依法赋予、获得，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法治。权力一旦摆脱法律的羁绊，权力的赋予与获得就会演变为非法。

任何国家权力无不是以民众的权力让渡与公共认可作为前提的。如果能够如此，我们即说该权力的获得与行使是正当的，否则该权力存在的合理性就有问题，该权力的任何行使都无法具有合理性。制约权力，在逻辑上主要的应当是制约权力的行使。然而仅仅依靠对权力的行使进行制约也就很难达到制约权力的目的，于是制约权力的获得也就进一步为人们所重视。制约权力也就不仅是指对权力行使的制约，而且包括对权力获得的制约。

权力获得与权力行使，总是少数人的事情。权力的获得是在少数人中进行的，权力行使，更不可能由每一个人来完成。它必须由公众依靠一定的程序认可的人代为进行，那么这些由公众认可而行使管理社会权力的人，其行为是否是以公众利益为目的的，如何保证他们记过为公众的利益而工作，这就使对权力获得者的监督或制约显得心不可少。权力往往都是由拥有权力的个人行使的。独立存在的每一个个体都是有自己独立思维和相对利益的，权力拥有者在总体上都有一种背离集体或公众的倾向。对他们的制约就成为了必要的。在制约机制中，最有效的制约手段当然中法律制度。这是由两个主要因素决定的。一是任何权力的行使一般地都是以法律制度作为根据的，并以法律制度作为权力行使的荡式与轨迹；二是在制约权力的规范中惟有法律具有国家强制力做保证，并具有公认公知的特点。

能否用法律制度有效而科学地制约权力，是一个社会管理状况的评价标准之一，也是一个社会制度优越程度的标志。在人类的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社会主义社会理应是最好的社会制度，其对权力赋予和权力行使的制约理应成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典范。在我国这个具有长期专制和集权历史与惯性的国度，强调对权力的制约强调权力的依法行使就具有特别的意义。制约权力在世界各国的法治化历程中的意义，已经为历史发展所证明，在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征程中，仍是我们所不可忽略，而必须予以特别关注并为之努力的重要方面。

在我国历史和现实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权力高于一切，权力无所不能，权力难以制约。在我国权力制约上最为严重的问题包括：权力过度集中而未能很好分权，权力监督有法律规定而极度不完善，权力监督有一定途径但受体制局限，权力监督有一定效果但未切实进行。未来的法治国家应当是对权力实行良邓法律监督的国家。

六、保障权利：我国法治国家的法律价值

权利是法律的重要价值准则。如何对待权利，是不同类别法律的重要区别。在民主和法治的国家，权利总是被法律所强调和保护；在专制与集权的国家，权利总是被践踏和抛弃。

权利的制约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义务；二是权力。保障权利，也应当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从义务角度看，保障权利要求首重权利，以权利的实现带动义务的履行。权利与义务是构成法律规范的两大要素。在权利与义务之间，作何种价值选择，是任何法律时代都存在的法律价值判断问题。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上有着一种错误的认识，似乎二者之间只有一种关系，学者们的认识也只有一种才是正确的。即只有权利义务一致的理论和口号才是唯一正确的。实际上这是十分偏狭的。从不同的侧面认识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其结论自然就有所不同。在价值意义上，我们所应提倡的是权利先导。因为权利与义务在总量上是相等的。在理论上似乎强调义务或者权利，都是一样的，都能达到二者实现的目的。然而，强调义务和强调权利的实际后果是不同的，因为每个人都有关心自我的本能。权利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具有比义务更大的号召力。因此从保障权利出发带动义务的履行，比从义务出发保障权利更加有效。首重权利的意义远非仅限于此，它还有利于社会权利的扩大和良性发展。相对于权利的义务，一是指为满足权利所需要的义务，它是由与权利人相对的义务人承担的；二是指权利人得正当行使自己的权利，即权利人正当行使自己权利的义务，它是由权利人承担的。第二类义务，即权利人正当行使权利的义务，实际上也是义务人的权利或者权利人的义务。但这两种义务都是为权利而存在的，离开权利地强调义务，就可能显得十分狭隘。从权力角度看，保障权利要求制约权力。这里的权力，是指国家权力；这里的权利主要是指民众个人或群体的权利。权力与权利有着重大的区别。首先，在终极度意义上，权利是权力的基础，权力不是权利的基础。其次，权利要由权力予以保护，权利本身往往难以自保，而权力本身却有充分的自我保护能力。第三，权利本身不具有国家强制性，对其保护要依赖权力，而权力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国家强制性。权力与权利的区别就决定了权力易于膨胀，而权利难以自保。权利与权力之间，权利易于受到权力的侵犯。为了保障权利，法律就必须制约权力。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状况反映着一定社会的民主程度。法治的首要任务就是对权力的制约，严格规范权力的范围和行使，防止权力对权利的侵犯，实际上也就是保障民主，在任何法治国家，民主总是法治的内核和精神。离开民主就没有法治，所以法治就必然要求对权力进行制约，为权利提供保障。

在我国以前和现实中，权利很难有良好的法律保障。权利除了受到权力和义务的侵犯之外，还受制度不健全、金钱作用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影响。我国目前所存在的司法腐败现象，是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的重要制约因素。而司法腐败的各种现象几乎都与制度欠缺、金钱作用和人际关系密切关联。未来的法治国家应当在司法廉正上狠下功夫，确保司法工作者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只有这样，权利才可以得到足够的法律保障。什么是法治国家？

答：法治国家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是与专制国家相对立的，它既是指一种治国的思想体系，又是指一套治国的方式、原则和制度，还是指依法治国所形成的一国理想的社会状态。通常又分为形式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和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前者就是依法治国，要求国家机关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依据宪法和法律，后者是指良法治国，不仅要求国家机关依法活动，还要求宪法和法律必须是民主、自由、平等、正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和效益的完美结合。

为实现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创造条件，我们首先必须培养公民的现代法治精神，它至少包括以下几个观念：

第一、善法恶法观念：以正义为标准，我们可以这样认定，即如果一部法律以正义实现为追求，该法便是善法，舍弃了正义的标准，便是恶法。恶法不为法，人人有权予以抵抗。当一个社会中的人们普遍掌握了判别法律正义与否的标准并且具有抵抗恶法的意识，该社会的法律制度也就具有了去恶从善的内在活力，满足了实质法治的最低要求。

第二、法律至上观念：该观念要求消除特权，立法者和统治者守法，法律是全体民众的主人，不论其权力大小和地位高低；反之，如果公众心目中的认同的最高权威不是法律，而是权力或宗教信仰等其他东西，那么这个国家就肯定不是法治国家。在凡有权力高于法律的地方，法律都是随执掌权力者的意志被随意塑造的，都是人格化的，没有理性而且多变，连形式法治都不能实现。

第三、权利文化观念：天赋人权是近代启蒙思想产生以来人们追求人格独立、身份平等和行动自由的必然结果和普遍共识，而权利文化观念则是其中应有之义。它首先表明公民有权主宰国家，国家以保证公民主人地位为义务，其次还表明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通过宪法和法律同意让渡的部分权利，为公民更好地行使权利服务，如果权力行使背离保障公民的宗旨，公民有权通过法律改造之。

为实现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创造条件，我们还必须在制定具体的宪法和法律等国家基本制度时坚持如下的现代法治原则： 第一、分权制衡原则：任何权力如果不受到控制就会走向专制和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而控制权力的最好方法不外乎权力分立和以权制权。只有在法律上确定这样的制度和原则，才能实现权力之间的相互牵制，而不是权力破坏法律。

第二、权力与责任相统一原则：不论哪种权力主体，只要其启动了权力，就应当为其预设责任，以防止其滥用权力或不履行义务。

第三、司法独立和中立原则：司法权是一种判断权，司法的判断性要求它排除干扰与利诱，保持公正与纯洁，不偏不倚地依既定规则办事，即保持独立和中立。另外，由于司法权是国家权力中的终极性权力，它对争执的判断和处理是最后和最权威的，这必然要求它代表着社会公正，如果不能保持独立和中立，司法公正就会受到怀疑，社会公正也就荡然无存，而没有了社会公正法治国家也就不复存在。

第三篇：会计历史阶段

历史阶段

（一）古代会计阶段

古代会计，从时间上说，就是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至封建社会末期的这段漫长的时期。从会计所运用的主要技术方法方面看，主要涉及原始计量记录法，单式账簿法和初创时期的复式记账法等。这个期间的会计所进行的计量，记录，分析等工作一开始是同其他计算工作混合在一起，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后，才逐步形成一套具有自己特征的方法体系，成为一种独立的管理工作。

（二）近代会计阶段

近代会计的时间跨度标志一般认为应从1494年意大利数学家，会计学家卢卡*帕乔利所著《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一书公开出版开始，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此间在会计的方法技术与内容上有两点重大发展，其一是复式记账法的不断完善和推广，其二是成本会计的产生和迅速发展，继而成为会计学中管理会计分支的重要基础。

（三）现代会计阶段

现代会计的时间跨度是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目前。此间会计方法技术和内容的发展有两个重要标志，一是会计核算手段方面质的飞跃，即现代电子技术与会计融合导致的“会计电算化”，二是会计伴随着生产和管理科学的发展而分化为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两个分支。1946年在美国诞生了第一台电子计算机，1953年便在会计中得到初步应用，其后迅速发展，至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就已经出现了电子计算机软件方面数据库的应用，并建立了电子计算机的全面管理系统。从系统的财务会计中分离出来的“管理会计”这一术语在1952年的世界会计学会上获得正式通过。

（四）现代会计资产

会计资产是指由过去的经济活动所形成的.为企业拥有或者控制, 并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在资产流动性中(即按其转变为现金的速度和能力)分为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长期资产)。流动资产是一般可以在一年内变现在或耗用的资产，主要包括：现金.银行存款.短期投资。

第四篇：中国企业的市场营销经历了三个各具特点的历史阶段

中国企业的市场营销经历了三个各具特点的历史阶段

自从70年代末，现代营销理论传入中国以来，中国企业的市场营销经历了三个各具特点的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是导入与传播阶段，其主要的标志性事件有两个：

一是由设在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的企业管理培训中心，开设了市场营销师资培训课程，大约在3年多的时间内，由美国的营销学教授介绍了系统的现代营销理论，培训了上百名中国商校营销学教师，这些老师以后都陆续成为全国各高等院校第一批的营销学教师，对现代营销理论导入中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是由香港中文大学高等学院发起的全国范围的营销学演讲。在80年代初，众多的归国学者、港澳台教授和国内老一辈营销学家，向各类企业进行了上千次的演讲，广泛地宣传普及现代营销理论，有力地促进了现代营销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这个阶段从70年代末开始一直到80年代中期历时近五年，可以称为现代营销的导入阶段。

第二阶段是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10年左右时间，是现代营销在中国广泛应用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有三个：

一是各高校普遍设立了营销学专业，有本科专业、硕士专业和博士专业。

二是在各地普遍建立了市场营销的社会团体、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企业服务，如市场调研、营销策划、公关设计等，不仅有力地推动了现代营销理论的广泛传播，而且还有力地促进了现代营销在中国的应用。

三是出版了一大批现代营销的教材，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个阶段出版的教材约为80多种，在中国形成了一股普及、推广现代营销的激流，尽管这些教材水平参差不一，难免鱼目混珠，但总体上还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至少它们在满足高等院校营销学教学需要的同时，还适应各类成人教育和干部职工培训，在推广应用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第三阶段是90年代中期以来的5年，这是现代营销理论在中国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现代营销理论在三方面有了很大发展。首先是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营销上有了很大发展。这主要表现在，由中国市场学会主办的《市场营销导刊》所发表的文章中，涌现了一系列分析和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企业营销管理，探讨与研究一些取得了市场营销主动权，成为市场主导者的中国企业成功经验的专家。这些专家，有的水平很高，不仅受到国内营销学界的好评，而且受到国外市场学家的瞩目。尤其是90年代中期，世界各行业的大企业纷纷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市场呈现世界级竞争后，一些优秀的中国企业如长虹、海尔、小天鹅等公司的杰出表现更是受到各方人士的关注，他们的成功经验已经不在局限于中国市场，而且也走出了国界，对国际市场营销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其次是表现在高层营销人才的培养上，以工商管理硕士（MBA）为代表的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在这时兴起了一个新高潮，其中以市场营销为研究方向的MBA，尤其受到企业界的欢迎。这些学生大多来自工商企业管理的第一线。具有丰富的管理实践经验，在一些著名的高校经过系统的、实务性的训练后，他们不仅在理论上是先进的，而且在实务技能上是超群的。现在各大公司都吸纳了一批MBA毕业生，在发展现代营销管理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再次是在探索营销新理论上，中国的营销学界开始和世界接轨，一方面是大量出版了最新版本的美国营销学的各种原版著作和翻译了其中具有深刻影响的代表作，另一方面中国营销学家也开始研究与探讨面向21世纪的营销新理论，如中国高校市场学研究会出版的《绿色营销》，又如“派力营销思想库”出版的系列营销专著等。这些营销学专著超越了教材单纯介绍现代营销理论的做法，开始走向具有个性的营销学理论研究。由于这些专著对营销问题提出了尖锐的并带有前瞻性的学术观点，因此，十分自然地受到了企业界与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从而也标志着中国的市场营销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即系统地、创造性研究现代营销理论，为世界营销学的发展做出中国营销学家贡献的阶段。

第五篇：建党以来的24件大事

建党以来的24件大事 1.中国共产党成立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大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并提出党的纲领，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是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

2.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做出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实现国共合作，共同进行国民革命。1924年1月，以党内合作为主要形式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1926年5月至1927年4月，以广东为根据地的国民革命军进行了北伐战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形成了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大革命高潮。

3.南昌起义和人民军队的诞生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影响下的北伐军两万多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人民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通过决议，规定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建军纪念日。

4.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辟

1927年10月上旬，毛泽东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此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无产阶级及政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

5.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

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完成了战略大转移。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甘肃会宁等地，结束了长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军事和组织问题。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6.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抗日战争的胜利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国共合作和全民族团结，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本的侵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成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中流砥柱，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空前壮大，成为决定中国政治前途的根本力量。

7.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1942年2月到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进行了一次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运动。延安整风的目的是要在全党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8.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了旨在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全面内战。经过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了除台湾等岛屿外的全部领土，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纪元。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的历史也由此揭开了新的篇章。

10.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初步建立

1952年底，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按照总路线的要求，到1956年底，党采取了一系列适合中国特点的过渡形式，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中国由此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1.党的八大和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大会明确了全党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发展目标。八大以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重大成就。

12.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1971年，“九一三”事件标志着林彪反革命集团彻底覆灭。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

1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正式开辟的起点，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标志。

14.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在北京召开。大会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奋斗目标和全面开创新局面的纲领，由此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十二大以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15.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在北京召开。大会系统论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16.邓小平南方谈话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科学地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了新阶段。

17.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1992年9月，中共十四大在北京召开，大会作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三项决策：一是提出了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二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18.“一国两制”构想和香港、澳门的回归

“一国两制”是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它针对台湾问题提出，首先成功地运用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先后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

19.党的十五大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在北京召开，大会首次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个科学称谓，并将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载入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20.党的十六大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

2000年春，江泽民集中全党智慧，首次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直接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是对新时期党的建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项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我们党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21.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的建成通车

22．2008年3月14日拉萨事件。3月14日，西藏拉萨不法分子发生打、砸、抢、烧事件，18人死亡，382人受伤，1300间商铺被毁，经济损失2.8亿元人民币。随后，甘肃、四川两地的藏区也发生了类似事件。

23.“5.12”汶川大地震。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理氏8级大地震，波及多个省市，8万人丧生，30多万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8451亿元人民币。24.2011年2 月 16 日——神舟八号发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