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

第一篇：试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

试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

虽然在文化与社会意识领域中，仍然有人坚持“道德与市场经济是不相融的”的观点，但随着经济活动及市场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日益中心化、随着现当代经济行为所产生的文化的与生态的副作用以级数的形式增加，对市场经济中的道德因素的作用愈益有所体认的人们是越来越多了。王小锡先生就是其中之一，王先生长期从事经济伦理学研究，且成果不菲。在深入考察市场经济中的道德因素的地位与作用后，王先生认为，道德是“动力”生产力，而且，他还认为，从现当代经济发展运行的角度来分析，道德本身也是一种资本。很显然，此论凸显了经济运作中道德因素的地位与作用，但学术界对此论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赞同者与反对者各执一端，意见难以统一。在经济运行中，尤其是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中，道德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资本，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综合分析道德因素本身的性质与特征及其在经济运行中的相关方面，我们认为，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确实对规范、促进经济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环境中，道德因素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促成资本增殖(proliferation)的作用。但是，我们认为，这只是说明道德在特定的环境中——经济运行的环境中具有了资本的某些特点，而道德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实现资本式的增殖，也就是说它还不是“生了钱的钱”，故我们认为，道德不是一种资本，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看成是一种资本的观点是有待商榷的。道德在何种意义上具有资本性特点

在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中，学者与投资者已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在一定的条件下，道德因素一旦渗透进入资本运行过程中，资本在周转中所实现的价值增殖比道德缺席(absenceofmorality)的情况下所实现的增殖要大得多，并且这种增殖的可持续性也同样要大得多。这种情况，一直以来都是人们的期望，现在，它正日益成为一个普遍的现实。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道德本身并没有实现价值的增殖，而资本之所以被称为资本恰恰就在于它能使自身增殖，故我们说，道德只是具有了资本的某些特点，我们把道德这一特点称之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

要说明这一点，首先得考察一下什么是资本。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撰文指出：“什么是资本？撇开马克思式的思辩，资本首先或在肤浅层次上，不是什么‘社会关系’。资本是一定时期内，被认为可以给投资者带来超过初始投资的收益的‘东西’”[1]。在这里，汪先生把资本的最普遍、最一般的特点界定为“增殖”而非“社会关系”。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资本的本质被界定为资本家用于剥削雇佣工人而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体现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这一点我们当然应予充分肯定，“但这并不等于说，阶级关系、剥削关系就是资本概念中唯一的含义，也不是说，资本要领中的每一点具体规定都是和阶级关系、剥削关系连在一起的。”[2]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关于资本运转的许多问题了。[!--empirenews.page--] 在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果真能创造出资本的超额剩余价值么？其实，很多学者都已经论证了这一点：其一，美国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T.W.Schultz)等人曾经用计算机计算了经济运行中各种“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量，结果发现各种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所占比重并不大，在这一计算中，有很多剩余价值找不到“主”。那么，这些剩余价值是如何形成的呢？或者说这些剩余价值又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D.North)等人的研究，这些剩余价值不是由技术原因所造成的，而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而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是规范人的行为或人与人的关系的规则体系，这一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及相关的实施机制等等。其中非正式规则的核心内容就是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这就不难看出，在找不到“主”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伦理道德因素作用；其二，青年学者张其仔在《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一书中也对这一问题作了相关论述。他把区别于资本而又对经济增长有贡献的因素称为“社会资本”，在他看来，这些因素中理所当然地包括管理、伦理道德等。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应当重视这些资本性因素，并合理地运用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可见，在这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伦理道德因素也被认为是可以创造剩余价值的，道德的因素也因此被赋予了资本的特点——增殖的特点。当然，道德具有资本的增殖性特点的证明不仅限于此。一般的看法是，近现代以来的“经济人”的假设直接导致了全球发展的片面化——经济中心化，即只考虑经济效益问题，而拒绝有碍经济的各种可能。但实际情况却是经济与伦理、人与人及人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使人们不堪重负，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伦理道德问题让已走出或正在走出穷困的人们不得不在经济发展中进行伦理的思考。这种伦理的思考或道德的投资有益于缓解经济与伦理、人与人及人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创造一个和谐的有序的经济运行环境，其直接的后果就是：资本运作的效率将大大提高，高额的交易成本也将回落。这种论证虽然不能算是实证的论证，但人们对其结果却持普遍的乐观态度。

道德作为一种理性因素在参与经济运行时，能促成价值增殖、形成剩余价值的这一特点，我们就称之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道德的这一特点与管理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有某些类似之处。由于道德因素在经济运行中不是以有形的实物形式出现的，而是一种无形的运作因素，因而也有学者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称为“理性无形资本”，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道德具有资本的某些特点，但它并不是资本实体。道德资本性特点的特殊性

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性因素，道德的资本性特点与资本一般（即资本共性）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异：首先，从起源上来看。可以说，道德的资本性特点及功能在道德产生之初就已经具备了，也就是说，道德从来都具有着提高经济绩效的功能，道德本身就是为满足人们之间利益调节的需要而产生的。古今中外的“老字号”店都是本着道德经营理念的，这个历史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在不经意间，它证明了我们的观点。只是由于，其一，经济在当时并没有象今天这样占据着社会舞台的中心，因而，人们虽然也能看到经济中的道德问题，但却没有进行深入地、系统地考查，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也得不到体现。其二，自然经济形态的经济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经济。因为，在自然经济形态中，经济行为都是从属于社会权威的道德命令的，它所反映的是人类属人的理性信仰及其超越性的终极关怀。在这里，道德与经济的关系不可能象当代的经济与道德的关系这样紧张。在这种经济形态中，良好的道德环境给经济带来的效益乃属理所当然之事，很少有人会为此问为什么或应该怎么样。但这并没有抹煞经济运行领域中道德因素的特殊的作用。而资本或曰资本的产生只是近代社会的事，正是资本的到来使得人类变得比以往更贪婪、更赤裸裸地去追求金钱。对金钱追求的普遍化和极端化的结果就是：经济中心化、绝对化，经济活动成了社会舞台的主角。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道德与经济都成了势不两立的对立面。经济活动在给人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享受的同时，远离了人们的期望。于是，呼唤道德就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共同的话题。[!--empirenews.page--] 其次，从发生作用的方式来看。道德的资本性特点是不能独立地发挥作用的，它必须借助并依附于资本并借此参与经济运行。资本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如物质资本表现为厂房、机器等有形资本，而人力资本则可以表现为劳动者的经验和受教育程度等存诸于劳动者之中，这与资本中的技术一样是无形的。道德的资本性特点也只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但确实存在并在经济运行中确实起着作用的“无形的存在”，它发生作用是渗透于资本的运行过程中，作为一种参与性因素而实现价值增殖。可以说，道德的资本性特点是不能离开资本而存在的，但它又不完全依附于资本，道德本身在这种正效应的经济过程中得到了强化，而不是增殖，实现超额增殖的是资本。与资本产生剩余价值不同的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剩余价值只能是在生产领域中产生。然而道德的资本性特点却在经济运行的任何一个环节都能得到体现，即不论是在哪个领域，只要投资者的手段与目的合乎道德的要求或能满足人们的道德期望，他都能得到超出投资——利润的运作模式得到的利润。

再次，与资本的有限性相比，具有资本性特点的道德是一种无限制资源，它永远不会枯竭。在一定的社会阶段，由于社会需求及人们自身能力的限制，资本的供需总有一个大致的上限。简言之，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市场的消化能力是有限的，需求并不纯粹是一个“抽象的贫婪”似的永没有满足的“无底洞”。实际上，市场中的经常出现因市场饱和而发生的资金从某个领域抽身而退，转移到其它生产领域中的事情。与人们能力相关的则是指，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下，人们生产能力是有限的，这也直接导致了市场消化能力的有限。而具有资本性的特点的道德却不是这样：人们对于道德的需求是无限的，它的“生产”或曰供给也是无限的。由于人们需求的这种无限性，市场中特别是现代市场中从来就不会出现“道德饱和”的现象。因此，对于道德的需要来说，人类永远处于“饥饿”状态。这一点早在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就已经作了类似的证明，亚里士多德认为，“优良生活一定具有三项善因：外物诸善、躯体诸善、灵魂诸善。”“外物诸善”即“财富、权力、名誉及类此的种种事物”，而这些“有如一切实用工具，（其为量）一定有所限制，„„任何这类事物过了量都会对物主有害，至少也一定无益”，而“灵魂诸善”即德性则相反，“愈多而愈显其效益”[3]。也就是说对财富的追求必须加以限制，而对道德的追求却是多多益善的。在资本有限的情况下，人们提出要节省资本，这是很容易为人所接受；但若经济学家提出节省道德的建议，那他肯定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了。

最后，资本有明确的所有者且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而且，在市场中，资本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是不完全一致的。正是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裂导致了人们在生产中地位的差异。而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本性因素却纯粹是公共性的。它一旦形成，就不存在只有哪些人可以支配它，而哪些人不能支配它的问题；也不存在谁该拥有多些而谁又该拥有少些的分配问题。道德上的高尚与否与资本拥有之间不是正比例的关系，这恰恰就是当前道德所面临的一个困境：由于道德资源具有经济上所谓的“公有的”的性质，因而容易诱发人们的“搭便车”(hitchhike)心理，并进而导致它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补充，即得不到有效的投资。在市场中，并不是所有的道德的竞争者都能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虽然，现代的情形已愈益向人们的期望靠拢，但西方曾一度流行的“只有失败的竞争者才是好人”的论断却的确让人们领略到了市场的残酷性与资本主义的罪恶性。[!--empirenews.page--]

也评道德资本论

王小锡先生长期从事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他的观点是：“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机制来看，伦理道德建设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只有具备崇高的道德精神和正确价值取向的人，才有可能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去，没有进取精神，缺乏道德觉悟，人的行为的着眼点就只能是基本生存需求，其行为的指向性就必然是短视的和短期的，人就会对工作和事业缺乏感情和兴趣，也就谈不上推动经济发展。”[4]因此从社会生产力系统看，伦理道德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而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道德是生产力，而且是‘动力’生产力”[5]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王 先生指出：在现时代，“资本是一种力，是一种能够投入生产并增进社会财富的能力”。[6]“科学的伦理道德就其功能来说，它不仅要求人们不断地完善自身，而且要求人们珍惜和完善相互之间的生存关系，以理性生存样式不断创造和完善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环境，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这种功能应用到生产领域，必然会因人的素质尤其是道德水平的提高，而形成一种不断进取精神和人际间和谐协作的合力，并因此促使有形资产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和产生效益，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7]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王先生认为，道德也是资本——是无形的资本、是渗透型、导向型和制约型的资本。[8] 毫无疑问，王小锡先生提出了一个考察经济运作进程中道德因素的地位与作用的新视角，从这个视角来考察伦理道德因素在经济运作进程中的作用，它积极的一面得到了充分肯定，它对当代经济决策中道德决策及如何规约当代经济运行等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道德到底是不是一种资本呢？这个问题还待于进一步商榷。因为，道德在参与经济运行进程时，它只是具备资本的某些特点，但它毕竟还不是一种资本实体。关于这一点，法国学者皮埃尔·波迪(PierreBourdieu1930——)曾进行过一番研究，在《实践理论纲要》一书中，皮埃尔·波迪提出了“象征性资本”(symboliccapital)的概念。波迪认为，古代亚细亚经济的特征在于它是一种信义(thegood-faith)、名誉(hounour)、或情面经济。不同于以货币交换为中介的市场经济，信义经济是以血缘、族谱、村社为中介的。而尽管信义、名誉及情面等东西本身并不构成经济的、物质的利益，它们最终却可以带来经济和物质利益。因而它们是一种财富，是一种“象征性资本”[9]。很显然，皮埃尔·波迪也看到了在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具有某些资本性的特点，即道德最终可以带来经济和物质利益；而且，他也认为，这种道德因素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而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资本”。

在现当代的经济发展中，道德因素之所以会受到人们如此的关注，与近现代以来“不道德的”经济发展所引发的一系列副作用是分不开的。人们日益体认到了在经济运作中，必须要考虑到道德因素，道德考虑于是成为经济决策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据报载，英国伦敦股票交易所和《金融时报》共同拥有的《金融时报》股票交易所公司在2001年7月31日推出八种“道德指数”，旨在提倡和促进“道德投资”。公司行政总裁梅克皮斯把“道德投资”又称为“有责任心的投资”，即从是否违反环保、人权及自然等角度出发进行考察，只投资于被视为对社会负责任的公司。这种“道德投资”理念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毫无疑问，这是投资理念演进史的重要事件，也是道德史上的一件重要事件，在投资中把道德因素作为一种特定的考察对象，这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很显然，我们也可以看出，梅克皮斯所谈到的“道德投资”虽然特别强调投资中的道德因素，却始终没有把道德作为一个独立的资本因素加以考虑，而是把道德作为经济运作中的极为重要的附加性因素，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道德都不是一种资本实体，“资本道德”固然是强调了道德的重要性，但道德却没有也不会因此而成为资本。事实是，如果道德考虑不能为投资者带来更大的收益的话，投资者会毫不犹豫地摒弃这一考虑——单独考虑道德因素在经济运作进程中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empirenews.page--] 把道德理解成为一种资本的最大的问题在于它隐藏着一种危机——道德意义的危机。资本的运作过程，就是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及资本无限扩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为了达到其目的是不择手段的。如果这种理解没有错的话，那么，把道德理解成为一种资本，尤其是当前我国转型社会时期旧的道德价值体系逐渐瓦解而新的道德价值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必将引起人们对道德价值理解的混乱，因为这一观点在客观上会引导人们更倾向于关注道德的功利性工具价值，而不是道德的社会性目的价值，道德于个体、于社会的终极意义无疑也会倾向于被消解。在这个意义上，能否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理解成为一种资本就更值得学界多加商榷了。

第二篇：资本性开支申请表(2015新)

资本性开支申请表申请部门：项目名称：项目描述：所属事业部门： 申请人：申请日期项目性质： □新建项目 □改扩建项目 □技术改造项目 □信息化项目 □其他项目类别： □机械设备 □工程项目 □仪器设备 □软硬件 □其他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内 □预算外 □超预算 元项目资金支出： 金额

第三篇：封建社会道德特点

封建社会道德

社会道德是阶级道德的第二个历史形态，指适应封建社会经济关系状况的道德，主要包括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两种对立的道德，地主阶级的道德居于支配地位。

封建社会道德-正文

阶级道德的第二个历史形态，指适应封建社会经济关系状况的道德，主要包括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两种对立的道德，地主阶级的道德居于支配地位。

封建社会道德和奴隶社会道德联系较密切。它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①以维护或反对宗法等级制的尊卑贵贱秩序为基本内容。地主阶级道德把等级“身份”作为评价善恶、荣辱的标准，以“尊尊”、“亲亲”或“忠孝”、“信义”作为根本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并按宗法等级划分不同层次的道德要求。与此相反，农民阶级道德则要求贫富均匀、贵贱同等，并依此形成了有别于地主阶级道德的行为准则。②占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道德进一步规范化、体系化和神秘化。封建统治者借助于国家政权或宗教组织，不仅对各种道德要求作出正式表达，形成封建“人伦”关系的规范和理论体系，而且往往假以“神意”或“天命”，将这些规范强加于人。③道德调节功能进一步强化。封建统治者一方面使道德和政治、法律、宗教紧密结合，另一方面又通过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加强道德对人们的精神控制。

相对于奴隶社会道德，封建社会道德的进步倾向主要表现为：地主阶级道德处于更自觉的状态，反映了劳动者获得的一定的人身自由；农民阶级道德包含了勤劳、节俭等新品德因素，具有一定的反抗剥削、压迫和等级特权的进步作用。封建社会道德的消极方面主要表现为：地主阶级道德更具有伪善和欺骗性，成为奴役人民的精神枷锁；农民阶级道德也反映了小生产者的狭隘、自私等落后的一面。

第四篇：纪实本性

纪实本性——用事实说话

纪录片与各种虚构和表演艺术相比较，它能最大限度的满足人们“了解真相”的心理。“客观事实说话”、“试听形象”说话是纪录片纪实本性的物质基础。纪录片摄影术具有再现物象（生活）面貌的物质特性。这一特性来自照相“再现”生活原貌的物质功能——照相的纪实本性。“照相本性论”的积极意义在于：强调摄影影像的“再现”功能，强调客观真实地反映生活，反对脱离现实粉饰生活；总结并提高了广角镜头和长画面的美学地位。这种强调客观真实记录的理论是西方写实主义文艺理论在电影艺术上的表现，在影视界获有广泛影响。

《颍州的孩子》拍摄过程中运用“照相本性论”的手法。比方说，孤儿高俊的奶奶去世之后，他被送到愿意收留并抚养他的亲戚家里。当感受到亲戚、孩子对自己的关心和温暖时，在镜头面前，高俊留下了幸福的眼泪。在那一刻，通过镜头简单真实地记录下孩子脆弱的一面。孩子的泪水从脸颊滑下，真实的镜头感带给观众的是触及心底的震撼，这就是纪录片“照相本性论”的力量。

纪实手法的运用保证了纪录片作品的真实性，真实性是纪录片的艺术生命。真实是纪录片各种功能和价值的基石。纪实和真实具有相对性，纪实是一种风格、一种追求、一种效果。纪录片是创作者通过对画面的记录、选删特定的时空、特定的内容编辑成的一部完整的作品，这也是纪实并非绝对化的根源所在。诚然，在《颍州的孩子》纪录片中也存在选取、编辑的痕迹。更多的详情请到绵阳装修三新装饰官网了解。

第五篇：道德的含义及特点

定义：道德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特殊意识形态，是以 善恶为评价标准，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所维持的，调整人们之间以及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两个定语+一个标准+一个规范）如何理解？

第一，道德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特殊意识形态。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社会经济关系是最根本的社会存在。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必然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所决定。具体地说，有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就有什么样类型的道德；经济关系改变了，道德会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在阶级社会中，道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道德又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它具有其他意识形态（如政治、法律）所不具备的社会功能（如非强制性），并且它从原始社会产生之后，就一直在社会中发挥作用，到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道德不仅是一种社会意识，而且是人们最普遍的行为规范。

中国封建社会基本道德规范：“三纲五常”。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者绝对服从于君、父、夫；为君、为父、为夫者为臣、子、妻做出表率。五常指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关系的行为规范。

现阶段我国公民道德基本规范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的20个字的基本道德规范，即：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

“三纲五常”：“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指：仁、义、礼、智、信。

“三从四德”：“三从”指：妇女“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男人的新三从四德

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错了要盲从

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花钱要舍得，太太打骂要忍得。

第二，道德是以善恶为评价标准来调整人们关系的行为规范。

“善”与“恶”是评价人们道德行为的基本概念。从伦理学的意义上说，所谓善，是指人们的某一行为或事件，符合一定社会或阶级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要求；所谓恶，是指人们的某一行为或事件，违背了一定社会或阶级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要求。

善恶是具体的，没有超阶级的、永恒不变的善恶标准。各个时代、各个阶级的善恶标准各不相同，从根本上说，是由不同社会、不同阶级的利益所决定的。当然，善恶是有一个客观标准，这就是看其行为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是否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第三，道德是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来调整人们之 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道德对人的行为的善恶评价是运用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特别是人们的良心）等方式，并通过指导、评价、示范、激励、沟通或制约、限制等途径、诉诸人们的良心和个人的觉悟，来调节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及交往中的行为，及至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及行为。

道德的这种特点，不象法律那样具有强制性，而是靠说服教育，靠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和培养道德行为习惯来实现的。

第四，道德是调整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社会关系。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社会关系主要有三类：一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类是个人与社会集体之间的关系；一类是社会集体与社会集体之间的关系。在这三类关系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道德关系，有的还是宗教关系。

这些复杂关系不可避免地产生各种矛盾，并集中表现为利益上的矛盾。矛盾的解决，除了运用政治、法律、经济等手段之外，还需要用道德手段加以调整或约束。道德在调节各种利益关系中，主要的特点是要求个人对自己的利益加以必要的节制，即做出或多或少的自我牺牲。

二．道德的特点

第一，道德调节的自律性 提倡“应当怎样”“不应当怎样”，说服，劝阻，示范 第二，道德调节的稳定性

道德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一样，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变 化，具有历史变异性。同时，它又有不同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 的特殊的稳定性，变化的速度较慢。第三，道德调节的广泛性

从时间上看，从空间上看，从社会群体上看

三，道德与法律的关系（1）道德与法律的区别

第一，它们的产生条件和发展趋势不同。

从产生和发展来看，道德产生于原始社会，到将来共产主义社会还要存在，而法律只存在于阶级社会。在原始社会里，维护整个社会秩序的职能，完全由道德承担起来，因而没有也不需要阶级社会意义上的法。在那种条件下，长时期形成的习俗足以调整人们的行为。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随着阶级社会的出现而产生的。当社发展到共产主义公有制阶段时，法律由于不再适应新的经济基础，因而将被废除并被其他规范所替代，这种规范实际上属于道德的范畴。共产主义道德将成为全民的道德，在调整人们行为和关系中起主作用 第二，它们依靠的力量不同。

法律是以统治阶级政权机关的强制力量为前提的，法律的实行要靠政权中监狱、法院、检察院等惩罚机关来保证。没有这一套机构设施，法的实行就难以想象。

道德则不然，它是依靠社会舆论的力量，依靠人们的信念、习惯、传统和教育的力量来维持的。人们以善和恶、正义和非正义、公正和偏私、诚实和虚伪等道德观念，来评价人们的行为，从而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第三，它们产生作用的范围不同。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统治阶级总想把自己意志的触角伸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使立法的对象既宽又广，以便加强和巩固自己的统治。但是社会生活错综复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多层次展开的，面对以善恶、是非、荣辱等道德观念来评价的社会生活，法律往往是无能为力的。

道德发生作用的范围比法律更为广泛。在我国，受法律制裁的违法行为，道德都可以和应该谴责，而受道德谴责的一切行为却并不一定都违法。道德谴责社会集体中人际关系上的说谎和不诚实现象，但只有当说谎给他人或组织带来严重损害时，才诉诸法律。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道德干涉的范围是法律所远不及的。（2）道德与法律的联系

第一，在调节内容上想到渗透。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往往一方面把基本的道德规范写进法律条文，通过法律的力量推行道德规范；另一方面，又通过道德教育来维护法制。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封建统治者一直强制“制礼以崇敬、立刑心明威”，“德威并施”。与此同时，还把“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赋予法律的意义，强迫人们严格遵守。

在社会主义社会，道德原则在社会生活中作用日益增长，道德因素的作用范围日益扩大。我国宪法中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条款，都是社会主义道德要求人们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和道德义务；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核心，而宪法也明文规定了对国家干部的要求。第二，在调节功能上相互补充

道德调节和法律调节各司其职，各显其能，相互补充、相互协调。对于一些不能或不宜用法律来调节的行为，就用道德来调节；对于道德调节不了的行为，就用法律来调节。第三，在调节的实施上相互支持

为了防范违法行为的发生，要加强道德教育；为了道德理想的实现，又由法律认可并积极促进。通过法律的作用，就可以有效地改善人们的道德面貌，并在提高道德素质的同时，增强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成员个人不讲，道德观念和法制观念也是紧密联系的。当一个人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道德信念和道德理想时，他就不会明知故犯，以身试法，去触犯社会主义法律。而一旦个人主义膨胀，道德上逐步堕落，就不可避免地会走上触犯社会主义法律的道路，最终成为人民的罪人。

我们既要加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又要加强法制教育，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极为重要的条件，二者不能偏废。

道德的功能

道德生活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给定的东西，总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无定论。

但并不是耍嘴皮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关键看谁说服谁。无聊之事。讨论：道德有没有用？

没有用：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

北京密云付贺功案：为了价值几百元的财物就杀死妇女与儿童,并且是多次做案。他从18岁成年起就以盗窃、抢劫及杀人、强奸罪“三进宫”，前两次出来后照样以盗抢为生,谁要是妨碍了他,他就毫不留情地杀死谁。当听到法庭判处他死刑,他对是否上诉的问题回答说：“不上诉。”并耸了耸肩,提高嗓门说，“判的不重,正好。”

“你为什么杀人?”“没为什么,想杀就杀呗。” “为什么连孩子都杀?你怎么下的了手?”“不为什么,下不了手他们怎么能死?” “你一点悔意都没有吗?”“没什么可后悔的。” “想对被害人家属说什么?”“没什么可说的。”

“你以前坐过牢并出来,没想过重新做人吗?为什么重新犯罪?”“没什么。”

对付贺功这样一个人,道德哲学能做什么呢? 有用：

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是时常反复地思索，它就愈是给人的心灵注入时时翻新、有增无减的赞叹和敬畏，这就是我们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

——[德]康德

据警方掌握的调查材料显示,付贺功曾经试图掐死另一名苏醒的孩子,但是在中途却停手了, 后来他回答媒体说:“我当时心软了。”这是否是出于一种虽然是短暂出现但却还是单纯的恻隐之心?另一件事是当他被记者问道“判你死刑你怎么看?”“杀人偿命这很正常。”“你怎么弥补罪过?”“我用命来补偿。”“你的一条命能抵几条命吗?”他第一次沉默了,语塞了,不再说话。

这是否说明,他耳濡目染的某种道德原则还是起了某种作用,还是在他的心里占有某种地位?我们是否能就此认为,一个如此罪大恶极且麻木不仁的罪犯,也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不可杀人”的道德原则,甚至也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拥有恻隐之心———虽然那是极其微弱和短暂的。

如果的确是如此,如果这样一个罪犯也有这样的可能,那么,我们对道德的力量就还不能那样低估。道德哲学也许还是可以做一点什么，从情感和理性的两条途径,即一方面道德哲学还是有努力申明和论证基本的道德原则规范的必要;另一方面,也还可以期望几乎所有人心中存在的恻隐之情能够成为人们履行这种道德原则的动力———虽然这些原则和感情在少数人那里可能极其微弱和晦暗不明。

“苏格拉底问题”(Socrates’ question)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中，主人公对杀了自己父亲的亲生母亲，在思想中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是继续安于作王子还是冒险为父亲报仇，提出了“生存还是死亡(to be，or not to be)”的大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理想国》第四卷记叙了他们的回答。他们讨论的是，究竟是做正义的事、做好事、做正义的人(不论是否有人知道他是这样的)有利呢，还是做不正义的人、做不正义的事(只要不受到惩罚和补偿)有利呢？

苏格拉底的问题，实质是，对人类本身而言，“好的生活”的条件一一正当的生活是什么，人类之成为人类的生活方式是什么。他要把伦理生活放到人类的福祉中来考虑，于是成为了大问题。

关于道德作用的两种片面看法： 一：道德决定论

所谓道德决定论，就是指那种片面夸大道德的社会作用，把道德看成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认为人们的道德水平特别是杰出人物的道德品质和道德愿望决定社会的发展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抱着某种善良的动机，谴责和批判各种罪恶现象，把社会进步的希望寄托在人们的道德完善上，主张对社会进行道德上的改造，甚至认为个别人物的道德品质和道德愿望决定社会的发展。

道德决定论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根本错误就在于颠倒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经济基础同道德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否认生产力发展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夸大了道德的作用，道德上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它对社会的作用只是一种反作用，受一定历史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经济关系的制约。

第二：道德无用论

所谓道德无用论是指那种片面低估甚至完全否定道德的社会作用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通常认为道德是个人主观上的某种情绪和爱好，并不是具有任何客观的根据，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随心所欲的行为，不受任何道德观念的束缚，在他们看来，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是否讲道德只是个人的私事，而与社会生活的稳定和进步完全无关，因此道德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不起任何作用。例如德国哲学家尼采强调权力意志，认为道德只不过是弱者为了反对强者、限制强者提出来的借口而已，是完全无用的。

其错误在于不懂得道德和社会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道德不是个人主观的情绪和爱好，而是一定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道德根源于社会经济基础，具有客观性，一经形成有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性，积极地为自己所特有的方式反作用与经济基础，对社会有很大的能动作用。

1、调节功能

2、认识功能

（一）道德的调节功能。

调节人的行为，并通过调节人的行为来调节社会关系，是道德最突出也是最重要的社会功能。它具有以下几个总体性特点：

〈1〉 从调节的角度和范围上看。道德是从现实利益关系的角度，特别是现实生活中个人对待社会集体利益和其他个人利益的态度的角度，去调节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2〉 从调节的尺度上看。道德也有其不同于其他上层建筑因素的特点相对于同一社会性质的法律调节尺度来说，道德调节尺度不仅具有广泛性，而且具有多层次性。

〈3〉 从调节的偏颇上看。道德在从权利和义务两方面调节社会成员的行为时，依其自身的固有规定和特有机理，而侧重于引导当事人履行其按“社会身份”所应有的义务或引导当事人承认、尊重和维护其行为客体应有的权利。

〈4〉 从调节方式上看。道德调节人们的关系和活动，并不诉诸国家机器和惩罚手段，而主要诉诸舆论褒贬、沟通疏导、教育感化等，尤其注重于唤起人们的知耻心，培养人们的道义责任感和善恶判断能力。

〈5〉 从调节的效力上看。道德调节的效力是相当有限的，然而道义的力量是深厚的、持久的。

（二）道德的认识功能，即反映社会现实、特别是反映经济关系的社会功能。

它的总体性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从认识（反映）的角度和范围上看。道德是着重从个人和社会整体、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特别是个人对社会整体利益和他人利益的态度这一角度，提供现实社会状况的信息，显示现实社会的生命力和历史趋势，展望或预测现实社会发展的未来图景。

2〉 从表达认识（反映）成果的方式上看。道德主要以具有善恶意义的行为、准则、风俗、情绪、信念、理想等形式，表达其对现实社会的认识成果，并因此往往使这仪成果多半具有评价性、征兆性和轮廓性。

〈3〉 从认识（反映）的基础上看。社会生活实践仍是道德实现其认识的基础和确认其认识成果的标准，但又在道德的认识中具有某些特别的意义。

〈4〉 从认识（反映）主体上看。整个社会，每个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嗾使道德认识社会现实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