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文明的力量——从乡愁到美丽岛
从海棠叶的大中国梦慢慢地过渡到台湾人脚踩着泥土的小小的台湾梦，人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问“我是谁”……台湾人就一块儿从大梦慢慢转到小梦的路上来了，开始一起上80年代的民主大课。
请不要跟我谈“大国崛起”，请不要跟我谈“血浓于水”，我深深盼望见到的，是一个敢用文明尺度来检验自己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因为自信，所以开阔，因为开阔，所以包容，因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韧、更长远。
我们的“中国梦”
第一次接到电话，希望我谈谈“中国梦”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一千枚飞弹对准我家，我哪里还有中国梦啊？”
可是沉静下来思索，1952年生在台湾的我，还有我前后几代人，还真的是在“中国梦”里长大的，我的第一个中国梦是什么呢？
我们上幼稚园时，就已经穿着军人的制服，带着木制的步枪去杀“共匪”了，口里唱着歌。当年所有的孩子都会唱的那首歌，叫做《反攻大陆去》：
反攻 反攻 反攻大陆去
大陆是我们的国土
大陆是我们的疆域 我们的国土 我们的疆域
不能让共匪尽着盘据
不能让俄寇尽着欺侮
我们要反攻回去 我们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把大陆收复 把大陆收复
这不是一种“中国梦”吗？这个梦其实持续了蛮久，它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图腾，也被人们真诚地相信。
仓皇的50年代进入60年代，“中国梦”持续地深化。余光中那首《乡愁四韵》传颂一时：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那酒一样的长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那血一样的海棠红
那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1949年，近200万人突然之间被残酷的内战连根拔起，丢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甚至很多人没有听说过的海岛上。在战火中离乡背井，颠沛流离到了岛上的人，思乡之情刻骨铭心，也是无比真诚的。那分对中华故土的魂牵梦绕，不是“中国梦”吗？
梦的基座是价值观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种“悲愤”的情结中挣扎着，我这代人在他们乡愁的国家想象中成长。但是支撑着这个巨大的国家想象下面，有一个基座，垫着你、支撑着你，那个基座就是价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么？台湾所有的小学，你一进校门当头就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进入教室，简朴的教室里面，墙壁上也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万的“格言”里找出那个最基本的价值的基座，大概就是这四个字。
小的时候跟大陆一样，四周都是标语，只是内容跟大陆的标语不一样。最常见到的就是小学里对孩子的解释：
礼，规规矩矩的态度。
义，正正当当的行为。
廉，清清白白的辨别。
耻，切切实实的觉悟。
上了初中，会读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释就来了：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仲
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顾炎武
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这些价值在我们小小的心灵有极深的烙印。
2006年，上百万的“红衫军”包围总统府要求陈水扁下台，台北的夜空飘着大气球，一个一个气球上面分别写着大字：“礼”，“义”，“廉”，“耻”。我到广场上去，抬头乍看这四个字，感觉好像是全台湾的人到这广场上来开小学同学会了。看着那四个字，每个人心领神会，心中清晰知道，这个社会在乎的是什么。
除了价值基座，还有一个基本的“态度”。我们年纪非常小，可是被教导得志气非常大，小小年纪就已经被灌输要把自己看成“士”，10岁的孩子都觉得自己将来就是那个“士”。“士”，是干什么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论语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级的国文老师叫林弘毅，数学老师叫陈弘毅。同时期大陆很多孩子可能叫“爱国”、“建国”，我们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们都是要“弘毅”的。
对自己要期许为“士”，对国家，态度就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这是蒋介石的名言，我们要背诵。十一二岁的孩子背诵这样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为国家去死。
然而在“国家”之上，还有一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
对那么小的孩子也有这样的期待，气魄大得有点吓人。饶有深意的是，虽然说以国家至上，但是事实上张载所说的是，在“国家”之上还有“天地”，还有“生民”，它其实又修正了国家至上的秩序，因为 “天地”跟“生民”比国家还大。
14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国语》，《国语》是2000多年前的经典了，其中一篇让我心里很震动：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 ”
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最后一句，简单几个字，却雷霆万钧，给14岁的我，深深的震撼。
就是这个价值系统，形成一个强固的基座，撑起一个“中华大梦”。
我是谁？
这个中国梦在1970年代出现了质变。
1971年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台湾人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变成了孤儿。可是，最坏的还没到，1979年1月1号，中美正式断交，这个“中”指的是当时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台美断交，中美建交。长期被视为“保护伞”的美国撤了，给台湾人非常大的震撼，觉得风雨飘摇，这个岛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种被整个世界抛弃了而强敌当前的恐惧之下，救亡图存的情感反而更强烈，也就在这个背景下，原来那个中国梦对于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强化了，因为危机感带来更深更强的、要求团结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陆人很熟悉的《龙的传人》，是在那样的悲愤伤感的背景下写成的。这首歌人人传唱，但是1983年，创作者“投匪”了，歌，在台湾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陆传唱起来，情境一变，歌的意涵又有了转换。
你们是否知道余光中《乡愁》诗里所说的“海棠红”是什么意思？
我们从小长大，那个“中国梦”的形状，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地图，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叶”的形状。习惯了这样的图腾，开始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前面好几年，我都还有种奇怪的错觉，以为，哎呀，这中国地图是不是画错了？
1970年代整个国际情势的改变，台湾的“中国梦”开始有分歧。对于一部分人而言，那个“海棠”中国梦还虔诚地持续着，可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样了。
梦，跟着身边眼前的现实，是会变化的，1949年被连根拔起丢到海岛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辈，这时已经在台湾生活了30年，孩子也生在台湾了——这海岛曾是自己的“异乡”却是孩子的“故乡”了，随着时间推移，无形之中对脚下所踩的土地产生了具体而实在的情感。所以，你们熟悉余光中先生写的那首《乡愁》，却可能不会知道他在1972年的时候创作了另外一首诗，诗歌礼赞的，是台湾南部屏东海边一个小镇，叫枋寮：
《车过枋寮》
雨落在屏东的甘蔗田里
甜甜的甘蔗 甜甜的雨
从此地到山麓 一大幅平原举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长途车驶过青青的平原
检阅牧神青青的仪队
余先生这首诗，有“中国梦”转换的象征意义。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还有一首我称之为“里程碑”的歌，叫《美丽岛》。一位淡江大学的年轻人，李双泽，跟很多台湾年轻人一样，70年代发现台湾不能代表中国，而且逐渐被国际推到边缘，在危机感和孤独感中，年轻人开始检视自己：为什么我们从小被教要爱长江、爱黄河、歌颂长城的伟大—─那都是我眼睛没见过，脚板没踩过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边，怎么就从来不唱淡水河，怎么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村子里头小山小河的名字？台湾也不是没有大江大海呀？
青年人开始推动“唱我们的歌”，开始自己写歌。那个“中国梦”显得那么虚无飘渺，是不是该看看脚下踩的泥土是什么样？他写了《美丽岛》，改编于一首诗，一下子就流行起来，大家都喜欢唱。《美丽岛》真的是代表了从中国梦慢慢地转型到“站在这片泥土上看见什么、想什么”的“台湾梦”里程碑：
我们摇篮的美丽岛
是母亲温暖的怀抱
骄傲的祖先正视着
正视着我们的脚步
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
不要忘记不要忘记
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婆娑无边的太平洋
怀抱着自由的土地
温暖的阳光照耀着
照耀着高山和田园
我们这里有勇敢的人民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蕉 玉兰花
1975年，我23岁，到美国去读书，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从早上八点到半夜踩着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课之外就有机会去读一些中国近代史的书，第一次读到国共内战的部分，第一次知道1927年国民党对共产党员的杀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么多都是被党和国家机器所操纵的谎言，这是一个很大的震撼。10年之后写了《野火集》，去“腐蚀”那个谎言。
1979年，我个人的“中国梦”也起了质变。在中国梦笼罩的台湾，我们是讲“祖籍”的。也就是说，任何人问，龙应台你是哪里人，我理所当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这么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几十年，到1979年，中国大陆开放了，我终于在纽约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一个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这个朴实人刚刚从湖南出来，一口浓重的湖南腔。有人冲着他问“你是哪里人”，他就说“我是湖南人”，问话者接着就回头问我“你是哪里人”──我就愣住了。
我不会说湖南话，没有去过湖南，对湖南一无所知，老乡站在面前，我登时就说不出话来了。这一辈子的那个“中国梦”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儿了，这是1979年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原来啊，我是台湾人。
一起做梦，一起上课
从海棠叶的大中国梦慢慢地过渡到台湾人脚踩着泥土的小小的台湾梦，人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问“我是谁”。80年代以后，台湾2000多万人走向了转型，自我感觉就是越来越小，什么事情都一步一个脚印，一点一点做。所以，台湾人就一块儿从大梦慢慢转到小梦的路上来了，开始一起上80年代的民主大课。这个民主课程上得有够辛苦。
《美丽岛》这首歌，在1979变成党外异议人士的杂志名字，集结反对势力。当年12月10日，政府对反对者的大逮捕行动开始，接着是大审判。面临巨大的挑战，国民党决定审判公开，这是审判庭上的一张照片。
你们认得其中任何一个人吗？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潇洒的，是施明德，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施明德右手边的女子是陈菊，今天的高雄市长，左手边是吕秀莲，上一任的副总统。
我想用这张图片来表达80年代台湾人慢慢地脚踩泥土重建梦想和希望的过程。如果把过去的发展切出一个30年的时间切片来看，刚好看到一个完整的过程：这图里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叛乱犯，包括施明德、吕秀莲、陈菊等等，她们俩分别被判12年徒刑；第二种是英雄，在那个恐怖的时代，敢为这些政治犯辩护的律师，包括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等等；第三类是掌权者，当时的总统是蒋经国先生，新闻局长是宋楚瑜先生。从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30年的切片里，政治犯上台变成了掌权者，掌权者下台变成了反对者，而当时得尽掌声以及人们殷殷期待的，以道德作为注册商标的那些英雄们变成了什么？其中一部分人变成了道德彻底破产的贪污嫌疑犯。
这个转变够不够大？亲眼目睹这样一个切肤痛苦的过程，你或许对台湾民主的所谓“乱”有新的理解。它所有的“乱”，在我个人眼中看来，都是民主的必修课；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须的实践，因为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么再站起来，跌倒本身就是一种考试。所以，容许我这样说：台湾民主的“乱”，不是乱，它是必上的课。
表面上台湾被撕裂得很严重，但不要被这个表面骗了。回到基座上的价值观来看，从前的中国梦慢慢被抛弃了，逐渐发展为台湾的小梦，然后一起上非常艰辛、痛苦的民主课，然而台湾不管是蓝是绿，其实有一个非常结实的共识，比如说： 国家是会说谎的，掌权者是会腐败的，反对者是会堕落，政治权力不是唯一的压迫来源，资本也可能一样的压迫。而正因为权力的侵蚀无所不在，所以个人的权利，比如言论的自由，是每个人都要随时随地，寸土必争，绝不退让的。
这是大多数台湾人的共识。你所看到的争议、吵架，立法院撕头发丢茶杯打架，其实都是站在这个基础上的。这个基础，是以共同的价值观建立起来的。
我有中国梦吗？
回到今天中国梦的主题，可能有很多台湾人会跳起来说：中国不是我的梦，我的梦里没有中国。但是，你如果问龙应台有没有中国梦，我会先问你那个中国梦的“中国”指的是什么？如果指的是“国家”或“政府”，“国家”“政府”在我心目中不过就是个管理组织，对不起，我对“国家”没有梦，“政府”是会说谎的。但如果你说的“中国”指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这个社会，我怎么会没有梦呢？别说这片美丽的土地是我挚爱的父亲、母亲永远的故乡，这个地方的好跟坏，对于台湾有那么大的影响，这个地方的福与祸，会牵动整个人类社区的未来，我怎么会没有中国梦呢？
我们就从“大国崛起”这个词说起吧。我很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来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 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难。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对于残障者的服务做到什么地步，它对鳏寡孤独的照顾到什么程度，它怎样对待所谓的盲流民工底层人民。对我而言，这是非常具体的文明的尺度。
一个国家文明到哪里，我看这个国家怎么对待外来移民，怎么对待它的少数族群。我观察这个国家的多数如何对待它的少数——这当然也包含13亿人如何对待2300万人！
谁在乎“大国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刚才我所说的文明刻度——你这大国怎么对待你的弱势与少数，你怎么包容意见不同的异议分子，这，才是我在乎的。如果说，所谓的大国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军事的耀武扬威，经济的财大气粗，政治势力的唯我独尊，那我宁可它不崛起，因为这种性质的崛起，很可能最终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类社区带来灾难和危险。
谁又在乎“血浓于水”？至少我不那么在乎。如果我们对于文明的尺度完全没有共识，如果我们在基座的价值上，根本无法对话，“血浓于水”有意义吗？
我的父亲15岁那年，用一根扁担、两个竹篓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车站前买蔬菜，准备挑回山上。刚巧国民党在招宪兵学生队，这个少年当下就做了决定：他放下扁担就跟着军队走了。我的父亲1919年出生，2004年，我捧着父亲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龙家院的山沟沟，乡亲点起一路的鞭炮迎接这个离家70年、颠沛流离一生的游子回乡。在家祭时，我听到一个长辈用最古老的楚国乡音唱出凄切的挽歌。一直忍着眼泪的我，那时再也忍不住了。楚国乡音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父亲一辈子是怎么被迫脱离了他自己的文化，过着不由自主的放逐的一生。一直到捧着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的感觉到这个70年之后以骨灰回来的少年经历了怎样的中国的近代史。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长大的母亲，是如何地一生怀念那条清澈见鱼的江水。
一个开阔、包容的中国
所以，请相信我，我对中国的希望是真诚的。但是请不要跟我谈“大国崛起”，请不要跟我谈“血浓于水”，我深深盼望见到的，是一个敢用文明尺度来检验自己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因为自信，所以开阔，因为开阔，所以包容，因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韧、更长远。当它文明的力量柔韧长远的时候，它对整个人类的和平都会有关键的贡献。
1985年我写《野火集》，1986年一月，《野火集》在风声鹤唳中出版。8月，我迁居欧洲。离开台湾前夕，做了一场临别演讲，是“野火”时期唯一的一次。演讲在害怕随时“断电”的气氛中进行。今天，2010年8月1日，在北京大学，我想念那篇演讲的最后一段，与大陆的读者分享：
在临别的今天晚上，你或许要问我对台湾有什么样的梦想?
有。今天晚上站在这里说话，我心里怀着深深的恐惧，恐惧今晚的言词带来什么后果，我的梦想是，希望中国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个晚上站在任何一个地方说出心里想说的话，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惧。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种种努力也不过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将来会有免予恐惧的自由。
那是1986年8月11日。
第二篇：龙应台——文明的力量：从乡愁到美丽岛
龙应台：文明的力量：从乡愁到美丽岛
我们的「中国梦」
第一次接到电话，希望我谈谈「中国梦」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一千枚飞弹对准我家，我哪裡还有中国梦啊？」
可是沉静下来思索，一九五二年生在台湾的我，还有我前后几代人，还真的是在「中国梦」裡长大的，我的第一个中国梦是什麽呢？
我们上幼稚园时，就已经穿着军人的制服、带着木製的步丄枪去杀「共丄匪」了，口裡唱着歌。当年所有的孩子都会唱的那首歌，叫做《反攻大陆去》：
反攻 反攻 反攻大陆去 大陆是我们的国土 大陆是我们的疆域
我们的国土 我们的疆域 不能让共丄匪尽着盘据 不能让俄寇尽着欺侮
我们要反攻回去 我们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把大陆收复 把大陆收复
这不是一种「中国梦」吗？这个梦其实持续了满久，它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图腾，也被人们真诚地相信。
仓皇的五十年代进入六十年代，「中国梦」持续地深化。余光中那首《乡愁四韵》传颂一时：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那酒一样的长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那血一样的海棠红
那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一九四九年，近两百万人突然之间被残酷的内战连根拔起，丢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甚至很多人没有听说过的海岛上。在战火中离乡背井，颠沛流离到了岛上的人，思乡之情刻骨铭心，也是无比真诚的。那分对中华故土的魂牵梦绕，不是「中国梦」吗？
梦的基座是价值观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种「悲愤」的情结中挣扎着，我这代人在他们乡愁的国家想像中成长。但是支撑着这个巨大的国家想像下面，有一个基座，垫着你、支撑着你，那个基座就是价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麽？台湾所有的小学，你一进校门门当头就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进入教室，简朴的教室里面，牆壁上也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万的「格言」里找出那个最基本的价值的基座，大概就是这四个字。
小的时候跟大陆一样，四周都是标语，只是内容跟大陆的标语不一样。最常见到的就是小学裡对孩子的解释：
礼，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清清白白的辨别。耻，切切实实的觉悟。
上了初中，会读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释就来了：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仲
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顾炎武
「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这些价值在我们小小的心灵有极深的烙印。
二 ○○六年，上百万的「红衫军」包围总统府要求陈丄水扁下台，台北的夜空飘着大气球，一个一个气球上面分别写着大字：「礼」，「义」，「廉」，「耻」。我到 广丄场上去，抬头乍看这四个字，感觉好像是全台湾的人到这广丄场上来开小学同学会了。看着那四个字，每个人心领神会，心中清晰知道，这个社会在乎的是什 麽。
除了价值基座，还有一个基本的「态度」。我们年纪非常小，可是被教导得志气非常大，小小年纪就已经被灌输要把自己看成「士」，十岁的孩子都觉得自己将来就是那个「士」。「士」，是干什麽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级的国文老师叫林弘毅，数学老师叫陈弘毅。同时期大陆很多孩子可能叫「爱国」、「建国」，我们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们都是要「弘毅」的。
对自己要期许为「士」，对国家，态度就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这是蒋介石的名言，我们要背诵。十一二岁的孩子背诵这样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为国家去死。
然而在「国家」之上，还有一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
对那麽小的孩子也有这样的期待，气魄大得有点吓人。饶有深意的是，虽然说以国家至上，但是事实上张载所说的是，在「国家」之上还有「天地」，还有「生民」，它其实又修正了国家至上的秩序，因为「天地」跟「生民」比国家还大。
十四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国语》，《国语》是两千多年前的经典了，其中一篇让我心里很震动：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
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最后一句，简单几个字，却雷霆万钧，给十四岁的我，深深的震撼。
就是这个价值系统，形成一个强固的基座，撑起一个「中华大梦」。
我是谁？
这个中国梦在一九七○年代出现了质变。
一 九七一年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台湾人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变成了孤儿。可是，最坏的还没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一号，中美正式断交，这个「中」指的是当时的中 华民国，也就是台美断交，中美建交。长期被视为「保护伞」的美国撤了，给台湾人非常大的震撼，觉得风雨飘摇，这个岛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种被整个世界抛弃了 而强敌当前的恐惧之下，救亡图存的情感反而更强烈，也就在这个背景下，原来那个中国梦对于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强化了，因为危机感带来更深更强的、要求团结凝 聚的民族情感；大陆人很熟悉的《龙的传人》，是在那样的悲愤伤感的背景下写成的。这首歌人人传唱，但是一九八三年，创作者「投匪」了，歌，在台湾就被禁掉 了，反而在大陆传唱起来，情境一变，歌的意涵又有了转换。
你们是否知道余光中《乡愁》诗里所说的「海棠红」是什麽意思？
我们从小长大，那个「中国梦」的形状，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地图，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叶的形状。习惯这样的图腾，开始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前面好几年，我都还有种奇怪的错觉，以为，哎呀，这中国地图是不是画错了？
一九七○年代整个国际情势改变，台湾的「中国梦」开始有分歧。对于一部分人而言，那个「海棠」中国梦还虔诚地持续着，可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样了。
梦，跟着身边眼前的现实，是会变化的，一九四九年被连根拔起丢到海岛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辈，这时已经在台湾生活了三十年，孩子也生在台湾了—这海岛曾是自己 的「异乡」却是孩子的「故乡」了，随着时间推移，无形之中对脚下所踩的土地产生了具体而实在的情感。所以，你们熟悉余光中先生写的那首《乡愁》，却可能不 会知道他在一九七二年的时候创作了另外一首诗，诗歌礼讚的，是台湾南部屏东海边一个小镇，叫枋寮：
车过枋寮
雨落在屏东的甘蔗田裡 甜甜的甘蔗 甜甜的雨
从此地到山麓 一大幅平原举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长途车驶过青青的平原 检阅牧神青青的仪队
余先生这首诗，有「中国梦」转换的象徵意义。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还有一首我称之为「里程碑」的歌，叫《美丽岛》。
一 位澹江大学的年轻人，李双泽，跟很多台湾年轻人一样，七○年代发现台湾不能代表中国，而且逐渐被国际推到边缘，在危机感和孤独感中，年轻人开始检视自己：为什麽我们从小被教要爱长江、爱黄河、歌颂长城的伟大 —─那都是我眼睛没见过，脚板没踩过的土地，而我住在澹水河边，怎麽就从来不唱澹水河，怎麽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村子裡头小山小河的名字？台湾也不是没有大江 大海呀？ 青年人开始推动「唱我们的歌」，开始自己写歌。那个「中国梦」显得那麽虚无飘淼，是不是该看看脚下踩的泥土是什麽样？他写了《美丽岛》，改编于一首诗，一下子就流行起来，大家都喜欢唱。
《美丽岛》真的是代表了从中国梦慢慢地转型到「站在这片泥土上看见什麽、想什麽」的「台湾梦」里程碑：
我们摇篮的美丽岛
是母亲温暖的怀抱 骄傲的祖先正视着 正视着我们的脚步 他们一再重覆地叮咛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他们一再重覆地叮咛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婆娑无边的太平洋 怀抱着自由的土地 温暖的阳光照耀着 照耀着高山和田园
我们这裡有勇敢的人民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我们这裡有无穷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蕉 玉兰花
一 九七五年，我二十三岁，到美国去读书，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从早上八点到半夜踩着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课之外就有机会去读一些中国近代史的书，第一次读到国共 内战的部分，第一次知道一九二七年国丄民党对共丄产党员的杀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麽多都是被党和国家机器所操纵的谎言，这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十年 之后写了《野火集》，去「腐蚀」那个谎言。
一九七九年，我个人的「中国梦」也起了质变。在中国梦笼罩的台湾，我们是讲「祖籍」的。也就是说，任何人问，龙应台你是哪裡人，我理所当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这 麽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几十年，到一九七九年，中国大陆开放了，我终于在纽约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一个真正的「共丄匪」站在我面前，这个朴实人刚刚从湖南出 来，一口浓重的湖南腔。有人冲着他问「你是哪裡人」，他就说「我是湖南人」，问话者接着就回头问我「你是哪裡人」——我就愣住了。
我不会说湖南话，没有去过湖南，对湖南一无所知，老乡站在面前，我登时就说不出话来了。这一辈子的那个「中国梦」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儿了，这是一九七九年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原来啊，我是台湾人。
一起做梦，一起上课
从 海棠叶的大中国梦慢慢过渡到台湾人脚踩着泥土的小小台湾梦，人民在七○年代末八○年代初开始问「我是谁」。八○年代后，台湾两千多万人走向了转型，自我感 觉就是越来越小，什麽事情都一步一个脚印，一点一点做。所以，台湾人就一块儿从大梦慢慢转到小梦的路上来了，开始一起上八○年代的民丄主大课。这个民丄主 课程上得有够辛苦。
《美丽岛》这首歌，在一九七九变成党外异丄议人士的杂志名字，集结反对势力。当年十二月十日，政丄府对反对者的大逮捕行动开始，接着是大审判。面临巨大的挑战，国丄民党决定审判公开，这是审判庭上的一张照片：
你们认得其中任何一个人吗？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潇洒的，是施明德，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施明德右手边的女子是陈菊，今天的高雄市长，左手边是吕秀莲，上一任的副总统。
我 想用这张图片来表达八○年代台湾人慢慢地脚踩泥土重建梦想和希望的过程。如果把过去的发展切出一个三十年的时间切片来看，刚好看到一个完整的过程：这图里 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叛乱犯，包括施明德，吕秀莲，陈菊等等，她们俩分别被判十二年徒刑；第二种是英雄，在那个恐怖的时代，敢为这些政治犯辩护的律师，包括 陈丄水扁，谢丄长廷，苏丄贞昌等等；第三类是掌权者，当时的总统是蒋经国先生，新闻局长是宋楚瑜先生。从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三十年的切片裡，政治犯上台 变成了掌权者，掌权者下台变成了反对者，而当时得尽掌声以及人们殷殷期待的，以道德作为注册商标的那些英雄们变成了什麽？其中一部分人变成了道德彻底破产 的贪污嫌疑犯。
这个转变够不够大？亲眼目睹这样一个切肤痛苦的过程，你或许对台湾民丄主的所谓「乱」有新的理解。
它所有的「乱」，在我个人眼中看来，都是民丄主的必修课；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须的实践，因为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麽再站起来，跌倒本身就是一种考试。所以，容许我这样说：台湾民丄主的「乱」，不是乱，它是必上的课。
表面上台湾被撕裂得很严重，但不要被这个表面骗了。回到基座上的价值观来看，从前的中国梦慢慢被抛弃了，逐渐发展为台湾的小梦，然后一起上非常艰辛、痛苦的民丄主课，然而台湾不管是蓝是绿，其实有一个非常结实的共识，比如说：
国家是会说谎的，掌权者是会腐败的，反对者是会堕落，政治权力不是唯一的压迫来源，资本也可能一样的压迫。
而正因为权力的侵蚀无所不在，所以个人的权利、比如言论的自由，是每个人都要随时随地、寸土必争、绝不退让的。
这是大多数台湾人的共识。你所看到的争议、吵架，立法院撕头髮丢茶杯打架，其实都是站在这个基础上的。这个基础，是以共同的价值观建立起来的。
我有中国梦吗？
回到今天中国梦的主题，可能有很多台湾人会跳起来说：中国不是我的梦，我的梦裡没有中国。
但 是，你如果问龙应台有没有中国梦，我会先问你那个中国梦的「中国」指的是什麽？如果指的是「国家」或「政丄府」，「国家」「政丄府」在我心目中不过就是个 管理组织，对不起，我对「国家」没有梦，「政丄府」是会说谎的。但如果你说的「中国」指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这个社会，我怎麽会没有梦呢？别说这片美丽的 土地是我挚爱的父亲、母亲永远的故乡，这个地方的好跟坏，对于台湾有那麽大的影响，这个地方的福与祸，会牵动整个人类社区的未来，我怎会没有中国梦呢？
我们就从「大国崛起」这个词说起吧。我很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来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难。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对于残障者的服务做到什麽地步，它对鳏寡孤独的照顾到什麽程度，它怎样对待所谓的盲流民工底层人民。对我而言，这是非常具体的文明的尺度。
一个国家文明到哪裡，我看这个国家怎麽对待外来移民，怎麽对待它的少数族群。我观察这个国家的多数如何对待它的少数——这当然也包含十三亿人如何对待两千三百万人！
谁 在乎「大国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刚才我所说的文明刻度——你这大国怎麽对待你的弱势与少数，你怎麽包容意见不同的异议份子，这，才是我在乎 的。如果说，所谓的大国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军事的耀武扬威，经济的财大气粗，政治势力的唯我独尊，那我宁可它不崛起，因为这种性质的崛起，很 可能最终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类社区带来灾难和危险。
谁又在乎「血浓于水」？至少我不那麽在乎。如果我们对于文明的尺度完全没有共识，如果我们在基座的价值上，根本无法对话，「血浓于水」有意义吗？
我的父亲十五岁那年，用一根扁担、两个竹篓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车站前买蔬菜，准备挑回山上。刚巧国丄民党在招宪兵学生队，这个少年当下就做了决定：他放下扁担就跟着军队走了。
我的父亲在一九一九年出生，二○○四年，我捧着父亲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龙家院的山沟沟，乡亲点起一路的鞭炮迎接这个离家七十年、颠沛流离一生的游子回乡。
在家祭时，我听到一个长辈用最古老的楚国乡音唱出凄切的輓歌。一直忍者眼泪的我，那时再也忍不住了。
楚 国乡音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父亲一辈子是怎麽被迫脱离了他自己的文化，过着不由自主的放逐的一生。一直到捧着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的感觉到这个七 十年之后以骨灰回来的少年经历了怎样的中国的近代史。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长大的母亲，是如何地一生怀念那条清澈见鱼的江水。
一个开阔、包容的中国
所 以，请相信我，我对中国的希望是真诚的。但是请不要跟我谈「大国崛起」，请不要跟我谈「血浓于水」，我深深盼望见到的，是一个敢用文明尺度来检验自己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因为自信，所以开阔，因为开阔，所以包容，因为包容，所 以它的力量更柔韧、更长远。当它文明的力量柔韧长远的时候，它对整个人类的和平都会有关键的贡献。
一九八五年我写《野火集》，一九八六年 一月，《野火集》在风声鹤唳中出版。八月，我迁居欧洲。离开台湾前夕，做了一场临别演讲，是「野火」时期唯一的一次。演讲在害怕随时「断电」的气氛中进 行。今天，二○一○年八月一日，我想唸那篇演讲的最后一段，与大陆的读者分享：
在临别的今天晚上，你或许要问我对台湾有什麽样的梦想？
有。
今天晚上站在这里说话，我心里怀着深深的恐惧，恐惧今晚的言词带来什麽后果，我的梦想是，希望中国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个晚上站在任何一个地方说出心里想说的话，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惧。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种种努力也不过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将来会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那是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一日。
第三篇：从乡愁到美丽岛
从乡愁到美丽岛.txt第一次笑是因为遇见你，第一次哭是因为你不在，第一次笑着流泪是因为不能拥有你。台湾联合报 2010年8月9日 龙应台：文明的力量：从乡愁到美丽岛
我们的「中国梦」 第一次接到电话，希望我谈谈「中国梦」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一千枚飞弹对准我家，我哪裡还有中国梦啊？」
可是沉静下来思索，一九五二年生在台湾的我，还有我前后几代人，还真的是在「中国梦」裡长大的，我的第一个中国梦是什麽呢？
我们上幼稚园时，就已经穿着军人的制服、带着木製的步枪去杀「共匪」了，口裡唱着歌。当年所有的孩子都会唱的那首歌，叫做《反攻大陆去》：
反攻 反攻 反攻大陆去 大陆是我们的国土 大陆是我们的疆域
我们的国土 我们的疆域 不能让共丄匪尽着盘据 不能让俄寇尽着欺侮
我们要反攻回去 我们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把大陆收复 把大陆收复
这不是一种「中国梦」吗？这个梦其实持续了满久，它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图腾，也被人们真诚地相信。
仓皇的五十年代进入六十年代，「中国梦」持续地深化。余光中那首《乡愁四韵》传颂一时：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那酒一样的长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那血一样的海棠红
那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一九四九年，近两百万人突然之间被残酷的内战连根拔起，丢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甚至很多人没有听说过的海岛上。在战火中离乡背井，颠沛流离到了岛上的人，思乡之情刻骨铭心，也是无比真诚的。那分对中华故土的魂牵梦绕，不是「中国梦」吗？ 梦的基座是价值观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种「悲愤」的情结中挣扎着，我这代人在他们乡愁的国家想像中成长。但是支撑着这个巨大的国家想像下面，有一个基座，垫着你、支撑着你，那个基座就是价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麽？台湾所有的小学，你一进校门门当头就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进入教室，简朴的教室里面，牆壁上也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万的「格言」里找出那个最基本的价值的基座，大概就是这四个字。
小的时候跟大陆一样，四周都是标语，只是内容跟大陆的标语不一样。最常见到的就是小学裡对孩子的解释： 礼，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清清白白的辨别。耻，切切实实的觉悟。
上了初中，会读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释就来了：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仲
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顾炎武 「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这些价值在我们小小的心灵有极深的烙印。
二○○六年，上百万的「红衫军」包围总统府要求陈丄水扁下台，台北的夜空飘着大气球，一个一个气球上面分别写着大字：「礼」，「义」，「廉」，「耻」。我到广场上去，抬头乍看这四个字，感觉好像是全台湾的人到这广场上来开小学同学会了。看着那四个字，每个人心领神会，心中清晰知道，这个社会在乎的是什麽。除了价值基座，还有一个基本的「态度」。我们年纪非常小，可是被教导得志气非常大，小小年纪就已经被灌输要把自己看成「士」，十岁的孩子都觉得自己将来就是那个「士」。「士」，是干什麽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级的国文老师叫林弘毅，数学老师叫陈弘毅。同时期大陆很多孩子可能叫「爱国」、「建国」，我们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们都是要「弘毅」的。对自己要期许为「士」，对国家，态度就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这是蒋介石的名言，我们要背诵。十一二岁的孩子背诵这样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为国家去死。
然而在「国家」之上，还有一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
对那麽小的孩子也有这样的期待，气魄大得有点吓人。饶有深意的是，虽然说以国家至上，但是事实上张载所说的是，在「国家」之上还有「天地」，还有「生民」，它其实又修正了国家至上的秩序，因为「天地」跟「生民」比国家还大。十四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国语》，《国语》是两千多年前的经典了，其中一篇让我心里很震动：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 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最后一句，简单几个字，却雷霆万钧，给十四岁的我，深深的震撼。就是这个价值系统，形成一个强固的基座，撑起一个「中华大梦」。我是谁？
这个中国梦在一九七○年代出现了质变。
一九七一年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台湾人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变成了孤儿。可是，最坏的还没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一号，中美正式断交，这个「中」指的是当时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台美断交，中美建交。长期被视为「保护伞」的美国撤了，给台湾人非常大的震撼，觉得风雨飘摇，这个岛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种被整个世界抛弃了而强敌当前的恐惧之下，救亡图存的情感反而更强烈，也就在这个背景下，原来那个中国梦对于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强化了，因为危机感带来更深更强的、要求团结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陆人很熟悉的《龙的传人》，是在那样的悲愤伤感的背景下写成的。这首歌人人传唱，但是一九八三年，创作者「投匪」了，歌，在台湾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陆传唱起来，情境一变，歌的意涵又有了转换。你们是否知道余光中《乡愁》诗里所说的「海棠红」是什麽意思？
我们从小长大，那个「中国梦」的形状，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地图，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叶的形状。习惯这样的图腾，开始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前面好几年，我都还有种奇怪的错觉，以为，哎呀，这中国地图是不是画错了？
一九七○年代整个国际情势改变，台湾的「中国梦」开始有分歧。对于一部分人而言，那个「海棠」中国梦还虔诚地持续着，可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样了。
梦，跟着身边眼前的现实，是会变化的，一九四九年被连根拔起丢到海岛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辈，这时已经在台湾生活了三十年，孩子也生在台湾了—这海岛曾是自己的「异乡」却是孩子的「故乡」了，随着时间推移，无形之中对脚下所踩的土地产生了具体而实在的情感。所以，你们熟悉余光中先生写的那首《乡愁》，却可能不会知道他在一九七二年的时候创作了另外一首诗，诗歌礼讚的，是台湾南部屏东海边一个小镇，叫枋寮：
车过枋寮
雨落在屏东的甘蔗田裡 甜甜的甘蔗 甜甜的雨
从此地到山麓 一大幅平原举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长途车驶过青青的平原 检阅牧神青青的仪队
余先生这首诗，有「中国梦」转换的象徵意义。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还有一首我称之为「里程碑」的歌，叫《美丽岛》。一位澹江大学的年轻人，李双泽，跟很多台湾年轻人一样，七○年代发现台湾不能代表中国，而且逐渐被国际推到边缘，在危机感和孤独感中，年轻人开始检视自己：为什麽我们从小被教要爱长江、爱黄河、歌颂长城的伟大—─那都是我眼睛没见过，脚板没踩过的土地，而我住在澹水河边，怎麽就从来不唱澹水河，怎麽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村子裡头小山小河的名字？台湾也不是没有大江大海呀？ 青年人开始推动「唱我们的歌」，开始自己写歌。那个「中国梦」显得那麽虚无飘淼，是不是该看看脚下踩的泥土是什麽样？他写了《美丽岛》，改编于一首诗，一下子就流行起来，大家都喜欢唱。
《美丽岛》真的是代表了从中国梦慢慢地转型到「站在这片泥土上看见什麽、想什麽」的「台湾梦」里程碑： 我们摇篮的美丽岛 是母亲温暖的怀抱 骄傲的祖先正视着 正视着我们的脚步 他们一再重覆地叮咛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他们一再重覆地叮咛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婆娑无边的太平洋 怀抱着自由的土地 温暖的阳光照耀着 照耀着高山和田园 我们这裡有勇敢的人民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我们这裡有无穷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蕉 玉兰花
一九七五年，我二十三岁，到美国去读书，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从早上八点到半夜踩着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课之外就有机会去读一些中国近代史的书，第一次读到国共内战的部分，第一次知道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对共产党员的杀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麽多都是被党和国家机器所操纵的谎言，这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十年之后写了《野火集》，去「腐蚀」那个谎言。
一九七九年，我个人的「中国梦」也起了质变。在中国梦笼罩的台湾，我们是讲「祖籍」的。也就是说，任何人问，龙应台你是哪裡人，我理所当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这麽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几十年，到一九七九年，中国大陆开放了，我终于在纽约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一个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这个朴实人刚刚从湖南出来，一口浓重的湖南腔。有人冲着他问「你是哪裡人」，他就说「我是湖南人」，问话者接着就回头问我「你是哪裡人」——我就愣住了。
我不会说湖南话，没有去过湖南，对湖南一无所知，老乡站在面前，我登时就说不出话来了。这一辈子的那个「中国梦」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儿了，这是一九七九年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原来啊，我是台湾人。一起做梦，一起上课
从海棠叶的大中国梦慢慢过渡到台湾人脚踩着泥土的小小台湾梦，人民在七○年代末八○年代初开始问「我是谁」。八○年代后，台湾两千多万人走向了转型，自我感觉就是越来越小，什麽事情都一步一个脚印，一点一点做。所以，台湾人就一块儿从大梦慢慢转到小梦的路上来了，开始一起上八○年代的民主大课。这个民主课程上得有够辛苦。
《美丽岛》这首歌，在一九七九变成党外异丄议人士的杂志名字，集结反对势力。当年十二月十日，政府对反对者的大逮捕行动开始，接着是大审判。面临巨大的挑战，国民党决定审判公开，这是审判庭上的一张照片：
你们认得其中任何一个人吗？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潇洒的，是施明德，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施明德右手边的女子是陈菊，今天的高雄市长，左手边是吕秀莲，上一任的副总统。我想用这张图片来表达八○年代台湾人慢慢地脚踩泥土重建梦想和希望的过程。如果把过去的发展切出一个三十年的时间切片来看，刚好看到一个完整的过程：这图里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叛乱犯，包括施明德，吕秀莲，陈菊等等，她们俩分别被判十二年徒刑；第二种是英雄，在那个恐怖的时代，敢为这些政治犯辩护的律师，包括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等等；第三类是掌权者，当时的总统是蒋经国先生，新闻局长是宋楚瑜先生。从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三十年的切片裡，政治犯上台变成了掌权者，掌权者下台变成了反对者，而当时得尽掌声以及人们殷殷期待的，以道德作为注册商标的那些英雄们变成了什麽？其中一部分人变成了道德彻底破产的贪污嫌疑犯。
这个转变够不够大？亲眼目睹这样一个切肤痛苦的过程，你或许对台湾民主的所谓「乱」有新的理解。它所有的「乱」，在我个人眼中看来，都是民主的必修课；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须的实践，因为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麽再站起来，跌倒本身就是一种考试。所以，容许我这样说：台湾民主的「乱」，不是乱，它是必上的课。
表面上台湾被撕裂得很严重，但不要被这个表面骗了。回到基座上的价值观来看，从前的中国梦慢慢被抛弃了，逐渐发展为台湾的小梦，然后一起上非常艰辛、痛苦的民主课，然而台湾不管是蓝是绿，其实有一个非常结实的共识，比如说： 国家是会说谎的，掌权者是会腐败的，反对者是会堕落，政治权力不是唯一的压迫来源，资本也可能一样的压迫。
而正因为权力的侵蚀无所不在，所以个人的权利、比如言论的自由，是每个人都要随时随地、寸土必争、绝不退让的。
这是大多数台湾人的共识。你所看到的争议、吵架，立法院撕头髮丢茶杯打架，其实都是站在这个基础上的。这个基础，是以共同的价值观建立起来的。我有中国梦吗？
回到今天中国梦的主题，可能有很多台湾人会跳起来说：中国不是我的梦，我的梦裡没有中国。
但是，你如果问龙应台有没有中国梦，我会先问你那个中国梦的「中国」指的是什麽？ 如果指的是「国家」或「政丄府」，「国家」「政丄府」在我心目中不过就是个管理组织，对不起，我对「国家」没有梦，「政丄府」是会说谎的。但如果你说的「中国」指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这个社会，我怎麽会没有梦呢？别说这片美丽的土地是我挚爱的父亲、母亲永远的故乡，这个地方的好跟坏，对于台湾有那麽大的影响，这个地方的福与祸，会牵动整个人类社区的未来，我怎会没有中国梦呢？
我们就从「大国崛起」这个词说起吧。我很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来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难。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对于残障者的服务做到什麽地步，它对鳏寡孤独的照顾到什麽程度，它怎样对待所谓的盲流民工底层人民。对我而言，这是非常具体的文明的尺度。
一个国家文明到哪裡，我看这个国家怎麽对待外来移民，怎麽对待它的少数族群。我观察这个国家的多数如何对待它的少数——这当然也包含十三亿人如何对待两千三百万人！
谁在乎「大国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刚才我所说的文明刻度——你这大国怎麽对待你的弱势与少数，你怎麽包容意见不同的异议份子，这，才是我在乎的。如果说，所谓的大国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军事的耀武扬威，经济的财大气粗，政治势力的唯我独尊，那我宁可它不崛起，因为这种性质的崛起，很可能最终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类社区带来灾难和危险。
谁又在乎「血浓于水」？至少我不那麽在乎。如果我们对于文明的尺度完全没有共识，如果我们在基座的价值上，根本无法对话，「血浓于水」有意义吗？
我的父亲十五岁那年，用一根扁担、两个竹篓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车站前买蔬菜，准备挑回山上。刚巧国民党在招宪兵学生队，这个少年当下就做了决定：他放下扁担就跟着军队走了。我的父亲在一九一九年出生，二○○四年，我捧着父亲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龙家院的山沟沟，乡亲点起一路的鞭炮迎接这个离家七十年、颠沛流离一生的游子回乡。
在家祭时，我听到一个长辈用最古老的楚国乡音唱出凄切的輓歌。一直忍者眼泪的我，那时再也忍不住了。
楚国乡音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父亲一辈子是怎麽被迫脱离了他自己的文化，过着不由自主的放逐的一生。一直到捧着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的感觉到这个七十年之后以骨灰回来的少年经历了怎样的中国的近代史。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长大的母亲，是如何地一生怀念那条清澈见鱼的江水。一个开阔、包容的中国
所以，请相信我，我对中国的希望是真诚的。但是请不要跟我谈「大国崛起」，请不要跟我谈「血浓于水」，我深深盼望见到的，是一个敢用文明尺度来检验自己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因为自信，所以开阔，因为开阔，所以包容，因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韧、更长远。当它文明的力量柔韧长远的时候，它对整个人类的和平都会有关键的贡献。一九八五年我写《野火集》，一九八六年一月，《野火集》在风声鹤唳中出版。八月，我迁居欧洲。离开台湾前夕，做了一场临别演讲，是「野火」时期唯一的一次。演讲在害怕随时「断电」的气氛中进行。今天，二○一○年八月一日，在北京大学，我想唸那篇演讲的最后一段，与大陆的读者分享：
在临别的今天晚上，你或许要问我对台湾有什麽样的梦想？ 有。
今天晚上站在这里说话，我心里怀着深深的恐惧，恐惧今晚的言词带来什麽后果，我的梦想是，希望中国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个晚上站在任何一个地方说出心里想说的话，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惧。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种种努力也不过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将来会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那是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一日。
（二○一○年八月一日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演讲全文）--高考之前老师们就千叮万嘱，考场之外发生什么事情也不要管，死人塌楼也不要管，一心一意做试卷，就算是大楼着火，只要没烧过来，也要继续做试卷。反正考试取消的话，监考老师会带大家出去的。
当时他觉得这对生命也太不尊重了，就问：“要是外星人攻打北京怎么办？”
那老师回答说：“外星人攻打北京，自有解放军处理，关你们什么事？如果和外星人打起来，那祖国自然需要科学人才，科学人才怎么选拔？还不是要考试。退一万步说，外星人占领中国了，那他们总要地球奸帮他们管理地球人吧？他们要怎么选拔地球奸？ 还不是要考试。所以，就算是外星人攻打北京了，我们也还是要继续考试。” ※ 来源:?水木社区 newsmth.net?[FROM: 211.151.248.*]
———————————————————— Neil反面教材：
一、我不知道你们是如何看待台湾和台湾人的，在我眼里，台湾人是亲人，是自家人。如果有其它强权打台湾，欺负台湾人，就如同打大陆，欺负国人，我愿意像保护自己一样保护台湾；如果有人想把台湾独立出去，分裂出去，就如同分裂我国大陆的板块，我决不允许；而如果台湾要和大陆统一，要和谈，我张开怀抱欢迎，但是这事儿没法说太细。
二、我很尊敬台湾人，我对台湾人的尊敬源于台湾人对文化的尊重。举几个例子瞎说几句：
1、在几十年前，国民党内战败北，常凯申同学把能搬的东西都搬到了台湾，其中有不少古董和文物。
在这几十年里，大陆人因为这件事一直都在骂台湾人，然而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却惊奇的发现：
几十年前被常凯申搬运到台湾的古董和文物，迄今仍完好无损的躺在台湾的博物馆里，而他们没有搬走以及搬不走的文物古迹，却在大陆的文革中被打的打，砸的砸，烧的烧，毁的毁，完好无缺者寥寥无几。
我去年去山东泰安旅游，专程到孔府拜祭，发现孔家被文革摧毁尤为严重。
下面这个链接原本是一个讲述日本人侵华时进入孔庙破坏的帖子，但在帖子下方有人专门讲述了文革时期我国大陆文物古迹被破坏的情况，作为对比，有图有真相，但是因为太长，我就不全文转载了，推荐你点进去看看。
http://club.yninfo.com/thread-5081140-1-1.html 说实话，把台湾保护文物和大陆文革破坏文物的事放在一起，两相对比，我作为一个因为常凯申运走文物而骂过台湾的大陆人，心中充满了愧疚。
你知道在今天，我对政府任何有可能发生第二次文革或者类似文革性质的运动或行为，都会公开表示反对，为什么？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要对历史负责，要对文化负责，要对我们的列祖列宗负责。像文革这样的灾难，它所造成的伤害并不只对公民，也延及到我们的文化。这样的伤害，我们的文明只能承受一次，再来一次，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不希望将来在面对自己子孙的时候，我管自己叫中国人，可中国人这三个字却只剩下一个空壳，完全失去了历史和文化的内涵，那样的话，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2、上面提到的“常凯申”，其实就是蒋介石，他为什么又叫常凯申呢？这是我们大陆最高学府，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主任前两年著书立说时闹的笑话。
把蒋介石翻译为常凯申，这在大陆文化圈里算是一个不小的历史事件，没听说过这件事的朋友可以百度“常凯申”，在百度百科里有专门的词条，把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讲述得很清楚。
咱是文明人，文明人对待别人的失误或错误都要有所宽容，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因为这样的失误对清华的教授狠抓猛打，但必须指出，这样的事情之所以发生，并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事件，它所反映出的是近年来大陆学术圈出书立说风气盛行，但大陆教授们写书极为不负责任，或由别人代笔，或者偷工减料，如同豆腐渣工程，各大陆顶级学府尤为如此。我们学术风气之浮躁，实在另人汗颜。不知道台湾是不是也这样？
3、此处原本举了好几个例子，但考虑到大陆的言论尺度，所以自和谐了。
三、龙应台说：【我们就从「大国崛起」这个词说起吧。我很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来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难。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对于残障者的服务做到什麽地步，它对鳏寡孤独的照顾到什麽程度，它怎样对待所谓的盲流民工底层人民。对我而言，这是非常具体的文明的尺度。】
对这段话我万分同意。而且我要加一句：
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不光要看这个城市怎么对待它的精神病人，还要看这个城市怎么对待上访者、钉子户和监狱里的犯人。如果一个国家或者城市，把上访者当作精神病人，把精神病人当作犯人，把犯人在监狱里做掉，让他们变成死人，把钉子户用推土机压成地板砖，那么我绝不会承认这个国家真正崛起了。踏着无数冤魂和白骨前进，怎能让我们心安理得的崛起？
四、【高考之前老师们就千叮万嘱，考场之外发生什么事情也不要管，死人塌楼也不要管，一心一意做试卷，就算是大楼着火，只要没烧过来，也要继续做试卷。反正考试取消的话，监考老师会带大家出去的。当时他觉得这对生命也太不尊重了，就问：“要是外星人攻打北京怎么办？” 那老师回答说：“外星人攻打北京，自有解放军处理，关你们什么事？如果和外星人打起来，那祖国自然需要科学人才，科学人才怎么选拔？还不是要考试。退一万步说，外星人占领中国了，那他们总要地球奸帮他们管理地球人吧？他们要怎么选拔地球奸？还不是要考试。所以，就算是外星人攻打北京了，我们也还是要继续考试。”】
第四篇：公司：从历史到未来——《公司的力量》读后感
“公司”：从历史到未来
——央视纪录片《公司的力量》读后感
这是一部内容精彩、图文并茂、给人以深刻启示的记录片。无意之中，它让我们重新认识和关注那无处不在而又被我们忽略的公司。
“我是不会选择做一个普通人的，如果我能够做到的话，我有权成为一位不平凡的人。我寻找机会，但我不寻求安稳，我不希望在国家的照顾下，成为一名有保障的国民，那将被人瞧不起，而使我痛苦不堪！我要做有意义的冒险，我要梦想，我要创造，我要失败，我也要成功。我的天性是挺胸直立，骄傲而无所畏惧，我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自豪地说：‘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做到了！” ’这段铿锵有力的语录就是《企业家》杂志上著名的“企业家誓言”。它十分真切地展现出现代企业家们那种勇于拼搏、无所畏惧的品质和精神。显然，企业家要实现他们的财富梦想，推行他们的价值理念，离不开他们缔造的组织——公司。
公司，既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组织细胞，也是现代社会当中使用频度最高的一个词。它就我们身边，与我们的工作、生活紧密相连，但却时常被我们忽略。时至今日，“公司”无论是其外延还是内涵都已大大扩展，但几乎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公司究竟是什么？重新认识和解读公司，能帮助我们全方位认识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解释一些现象，同时，还能让作为公司成员的我们，更加清楚地界定自己应当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显而易见，公司是一种经济组织。人类历史本身就是一部漫长的商业史。在人们曾经创造出的各类经济组织当中，为何只有公司能够
统领现代市场经济？是什么赋予了公司如此顽强的生命力？这成功背后的答案，都归功于“公司”那大胆而富有时代特征的制度创新。
现代公司制度源于16世纪的西欧。面对一个随着地理大发现而急速拓展的海外市场，沿袭数千年的传统商业组织已经无力承担远洋贸易所需要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资金，更加无法承受远洋贸易所伴随的巨大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精明的荷兰商人设计出了一种划时代的经济组织形式——公司。一个公司就是一个“法人”，即法律意义上的自由缔约人。“公司法人”的收益与风险由股东按其出资份额共同分享、共同承担。出资人以其出资额对公司债务担任“有限责任”，多余债务自动免除。“法人”和“有限责任”！正是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创新，革新了沿袭千年的经济秩序。从此以后，市场的主要参与者、竞争者逐渐由有血有肉的自然人变成了“法人”，自然人不再是市场风险的直接承受者，这无疑大大降低了资本的运作风险。通过分散和降低资本风险，公司得以聚合起全社会一切渴望增值的资源和力量，并由此开启了一个属于公司的新时代。
作为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模式，公司制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从“重商主义”到自由贸易、从殖民工具到市场健儿，“公司”历经了从诞生、辉煌、沉寂，到重生的这样一种破茧化蝶式的脱变，最终一步步融入到社会的血脉之中，真正成为了富民强国的力量。工业化时代开启后百余年间，作为市场主体的公司，一直推动着市场的繁荣，不断引领着人们生活方式、社会风尚的进步与改变。一个半世纪以来，一个个贫民窟中的小人物，变成了富可敌国的企业家：洛克菲勒、卡内基、西门子、福特……无数耳熟能详的创富传奇在不断上演；呼啸而
来的列车、跳跃的无线电波，改变了人们沟通与交流方式，把世界融汇成一个整体；那轰鸣的蒸汽机、内燃机，不断将来自远古的化石转化为推动现代社会的强大动力……。然而，如果没有公司，这一切的一切也许根本不会发生。难怪有人曾说：“公司才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发明！缺少了他的参与，就连蒸汽机和电力都会黯然失色。”
公司永远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不断超越、突破命运的极限，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是企业家永恒不变的欲求和使命。企业家的眼光和胆识往往超越了他们所处的时代，以至于在普通人的眼中，他们的所作所为是那样的不可思议：为了获得从商需要的100美元，十六岁的范德比尔特与自己的母亲订立借贷“契约”，不仅偿还了本金，还支付了10%的利息；为了节约成本，洛克菲勒将提炼原油的费用计算到了千分之一美分，如果需要，他甚至会亲自过问油桶上每个塞子的去向，“标准石油托拉斯”得以主宰全球石油市场；为了实现自我的跨越，年轻的卡内基辞掉了年薪5万美元的铁路主管职位，不惜冒着巨大的风险创办起属于自己的钢铁企业……。伴随着公司沉浮，社会中最具创造活力与奋斗激情的人被筛选了出来。这些令我们无比熟悉而又敬仰的名字，与他们的公司一道，成为了他们各自时代的代名词。
“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这是作者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透过公司制度的起源与发展轨迹，我们可以初步了解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实际上，现代经济体系属于一种典型的“信托经济”（或者叫“契约经济”）：投资人基于对市场和公司的信任购买股票、参与投资，把自己的钱交给别人去运作；消费者基于对市场和公司的信任购买产品、享受服务；而储户也是基于对金融系统的信任才
将钱存入银行……，换句话说，真正支撑起现代市场体系的根本动力，既不是公司本身，也不是市场本身，而是数以万计的普通人对公司和市场的“信任”或“信心”。倘若这种“信任”或“信心”消失了，市场经济就会面临崩溃。历次经济危机，几乎都与市场信心的崩溃有关。因此我们可以说，公司的成长离不开平等、互信、合作的市场环境，因为公司本身就是互利合作的产物。但是，自利的原始动机与互利合作这一基本原则之间的矛盾，却成为了公司永远也无法破解的“死命题”。这道“死命题”，使公司引领下的人类社会，一直在“繁荣—灾难—繁荣”的交替往复中徘徊。环境污染、世界大战、贫富分化、金融危机……，公司既放大了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同时也放大了人类制造灾难的能力。
从历史到未来，看发展与本质！任何一种制度都有局限和时效，公司制度同样也不例外。面对旧时代的迷茫与新时代的困惑，公司的脚步永不停歇。企业文化理念的诞生，赋予了公司新的生存高度。从“利益共同体”到“文化共同体”的演进，正日益改变公司获取利润的基本方式，唤起了公司人本情怀新一轮的回归。以往在人们心目中冷冰冰、硬邦邦的公司，开始越来越多地承担起社会责任，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公司员工的个性化发展；而在提升组织效率、确保机构合理运作等方面，公司同样走在了时代前列。现代企业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使得公司所有者、决策者、管理者、劳动者、消费者之间的权责关系日渐清晰，“公众公司”的时代呼之欲出。但是，有关公司的争论、公司的归宿、公司的命运，“一切都只是开始！”
让我们拭目以待！
第五篇：用生态文明的力量托起“美丽中国”
用生态文明的力量托起“美丽中国”
李力言
2012年11月12日09:45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手机看新闻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铿锵有力的庄严宣示，在会场内外引起了热议，成为一个舆论焦点。
人们还记得，5年前的十七大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5年后的今天，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起，列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用专章论述。生态文明地位的“升格”，体现了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更加重视，对生态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也顺应了时代的要求、民意的呼唤。
从“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到“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指引，再到“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的路径，十八大所理解和规划的生态文明，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节能减排、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问题，而是上升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升社会文明水平的现代化发展高度，并且体现为工作部署、发展目标、制度设计，涌动着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的生态文明浪潮。
这样的历史性跨越，来自于现实的严峻挑战，人民的强烈期盼。过去的十年，我国工业化突飞猛进，城镇化率突破50%，曾经“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乡土中国，在推土机、生产线和办公楼的强力推移下，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记忆。然而，当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崛起于东方大地的时候，也日益面临着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困扰；当国人的钱包日益鼓起来以后，也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物质丰富并不是生活质量的全部，清新空气、干净的水、宜居环境、放心食品也是幸福的必备元素。而从近年来PM2.5监测在社会关注下出台，到PX项目在一些地方引起的民意波动，更可以发现，人们的环境焦虑、生态期盼也随着经济指数的攀升而日益凸显。
生态文明是中国转型发展大势所趋，也是人民过上更美好生活的民心所向，因此，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的目标，提出“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的愿景，才会引起如此强烈而广泛的共鸣，开启新一轮生态文明建设的热潮。
从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到全面促进资源节约，从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到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展望未来的生态文明建设，我国将更加尊重自然规律，更加依靠发展方式转变，更加突出制度保障，更加重视全民参与。一个有着“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文化传统，又对现代工业文明有着深刻省思的民族，将在现代化之路上激发出强大的生态文明力量。
一棵树好栽，而一片森林则不易培育。生态文明重在建设，难在坚持。让我们携起手来，汇聚每一个人的努力，把生态意识体现在日常生活到发展建设的每一个环节，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保护环境，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托起一个山明水秀、天朗气清的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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