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困境中的规范性难题

第一篇：论道德困境中的规范性难题

〔论文关键词〕道德困境道德难题规范缺失规范冲突角色冲突

〔论文摘要〕现代社会出现了很多道德困境，这导致以解决道德难题为使命的应用伦理学的产生。依据道德困境产生的原因，可以把道德难题区分为三类，即相关事实不清而导致的事实性难题；道德规范缺失和冲突而导致的规范性难题；以及道德范畴和道德推理的有效性难以确证而导致的元伦理难题。规范性难题是应用伦理学研究和实践中碰到的最普遍的道德难题，主要表现为三类：规范缺失性难题、规范冲突性难题和角色冲突性难题。其中，规范缺失性难题和对抗性的规范冲突性难题，是应用伦理学关注的重点。我们还通过对代际正义、环境伦理学、安乐死以及医生角色冲突的具体分析，揭示了这些道德难题的具体内涵，为我们解决这些难题提供了指引。

现代社会出现了很多道德困境，这导致以解决道德难题为使命的应用伦理学的产生。一般而言，我们只要有了对特定的道德情境和与此相关的道德规范的理解和把握，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就可作出道德判断和选择。这里不存在道德困境。但如果我们在做出道德判断和选择时，对相关事实情境的理解有分歧，可依据的道德原则又相互冲突，或是道德范畴及道德推理的有效性难以确证，就会陷入难以进行道德判断和选择的困境。这时道德难题就出现了。由此，我们可以依据道德难题产生的原因，把道德难题区分为三类：即相关事实不清而导致的事实性难题；道德规范缺失和冲突而导致的规范性难题；以及道德范畴和道德推理的有效性难以确证而导致的元伦理难题。规范性难题是应用伦理学研究和实践中碰到的最普遍的道德难题，主要表现为三类。

一、规范缺失性难题

现代社会的道德困境往往是前所未有的。因此，传统的伦理学理论和道德规范体系似乎已无力引导我们走出困境。按忧那斯的说法，这是因为传统伦理学具有的如下几个特征。(1)在时间上具有当下性。它们都对活动的直接标准加以规定,并且活动的主体和对象是同时存在的。(2)在空间上具有相邻性。伦理地域被限定在这样一些范围内:伦理主体和对象作为邻居、朋友或敌人相处,或作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弱者与强者以及所有人与人相互作用的角色相处。所有的德行对于这些相近的活动范围都适用。(3)伦理学知识注重此时此地,是一种适用于所有具有善良意志的人的知识。由于传统伦理学的上述特点，其确证和提供的道德规范适应的是传统社会的道德实践，但由于现代社会出现了处于传统伦理学视野之外的具有崭新性质的活动领域和利益关系，要调整这些活动和关系，必然面临传统伦理学理论和道德规范体系的某种空白而出现道德难题，即所谓规范缺失性道德难题。

代际正义就属于这类难题。代际正义是调整人类社会世代之间的利益关系的道德规范。我们可以把社会中各个世代之间的关系主要归纳为三种形式：家庭中的世代关系、同时存在的各个世代之间的关系和跨越时间的非同时存在的世代之间的关系。显然，就家庭中的世代关系而言，我们清楚对于长辈和后代应尽的道德义务。如父母子女之间的相互义务，对于未成年的子女来说，父母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对于成年的子女来说，对长辈有赡养尽孝的义务。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就会受到道德或者法律的制裁，在这里没有规范缺失的问题。就同时存在的各个世代之间的关系而言，我们也清楚无论对于上代还是后代都有应该履行的道德义务。如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义务教育制度的建立，都规定有代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在处理同时存在的世代之间的伦理关系时，也不存在规范缺失的问题。规范缺失性道德难题只出现在跨越时间的非同时存在的世代之间的关系之中。这个意义上的代际正义主要调整的是非同时存在的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关系，这里的后代人是指“和现在的世代没有重叠的那些世代”［1］，具体来说是“那些将生活在未来，但是直到现在最后一个活着的人死亡以后还没有出生的未来世代”［2］。AvnerDe-Shalit准确地概括出了这种世代之间关系的五个方面的特征［3］。（1）对这个世代关系中的世代之间的传递问题，人们必须考虑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现在的资源更符合未来的生产潜力要求，因此，从一个世代到另一个世代的物品传递意味着后者将获得比前者因此遭受到的损失更多的价值。（2）在这种世代关系之中，预测后代人的需要和偏好是困难的，即使能够预测，在与当代人的需要和偏好进行比较的时候，也是极为复杂的。（3）我们与后代人在经济上的交流完全是单向的。我们为后代人进行储蓄、或对他们施加经济压力，他们都不可能进行回应，或者是在经济学意义上对我们进行“惩罚”。（4）后代人的人口规模是未知的。在这种世代关系中，不同的人口规模将影响对各种物品的分配方式。反过来，不同的分配方式又对后代人口的数量和身份产生影响。（5）在这种世代关系中，许多当代人采取行动的结果是不可逆转的。例如，造成某种物种灭绝的行为。这种不可逆转性影响了我们对后代人义务的本质问题的思考。[!--empirenews.page--] 可见，代际正义问题超出了传统伦理学理论和道德规范体系的有效边界，使我们调整这种关系时，面临无规范可以应用的道德难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代际正义才“使各种伦理学理论受到了即使不是不可忍受也是很严厉的考验”［4］。除此之外，还有种际正义、基因伦理等问题，也都涉及规范缺失性的道德难题。

二、规范冲突性难题

规范冲突性难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道德冲突。道德冲突是人类道德生活中最为常见的道德困境。麦金太尔正是从道德冲突出发，来反思近代道德理论的困境的。麦金太尔认为希腊悲剧之所以为悲剧，不是因为当事人的过失，而是因为道德原则存在内在冲突。在具体的伦理困境中，当事人的道德处境与安提戈涅相似。他们不想违背道德义务，但是道德规范提供了相互矛盾的行动方向。道德冲突是道德难题的主要内容，一般来说，道德冲突有两种类型:其一是对抗性的道德冲突，即相互对立的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其二是非对抗性的道德冲突，即同一价值体系内诸要素在特定情境里产生的冲突。

第一，对抗性的规范冲突。恩格尔哈特曾提出道德朋友和道德异乡人的概念，道德异乡人之间的冲突，就是相互对立的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恩格尔哈特认为后现代的生命伦理学面对的是一个道德多元化的世界，深刻的道德分歧充斥着生命伦理学领域。处于不同道德体系、拥有不同道德传统的人们，对于人体改造等问题，可能有不同的看法。由于不能共享道德原则或道德观，他们之间的道德争端就难以解决。对于这些持有不同道德前提的人，恩格尔哈特称之为道德异乡人，反之则称为道德朋友。恩格尔哈特的论述具有普遍意义，道德朋友与道德异乡人之分，不只存在于生命伦理领域，也存在于其他伦理生活领域。换言之，在当代社会，人们常常要在两种层次上过自己的道德生活，即与道德朋友们共享的生活和与道德异乡人共处的生活。后者的生活必然要发生对抗性的道德冲突。

在生态伦理学领域里，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冲突就是这种对抗性冲突的典型。这种对抗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非人类中心主义主张生态系统整体的利益高于人类自身的利益，人的价值尺度低于并服从于自然生态系统的价值尺度，人的利益实现应以不破坏或有利于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限度。与此相反，人类中心主义则主张人的利益高于一切，人的价值尺度是衡量一切存在的价值标准，只有当所有存在有利于人的存在和发展时，才是“善”的。其二，非人类中心主义肯定自然存在物与人一样具有内在价值，人与自然存在物是完全平等的，他们之间具有必然的伦理关系。与此相反，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认为只有人才有内在价值，自然存在物只具有工具价值而不具有内在价值。只有人与人之间才存在伦理关系，人和自然存在物之间不存在伦理关系。其三，非人类中心主义在人类对待自然界的行为方式上，强调人类不仅要以自身的尺度行动，而且要以其他存在物的尺度行动。主张通过对自然界的肯定、顺应和服从来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与此相反，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在人类对待自然界的行为方式上，强调无论是对自然界的否定或者肯定，都是以人的尺度为标准的。自然界整体的完善发展应以不损害人的内在价值和生存为度。显见，这种冲突是基于相互对立的价值体系之间的，具有根本性质的分歧和冲突，由此而导致的社会决策的道德困境，就是所谓对抗性规范冲突导致的道德难题。[!--empirenews.page--][1][2]下一页 第二，在同一价值规范体系内，不同的道德原则规范在运用于同一情境时，彼此之间也会存在着矛盾与冲突的道德困境。套用上述恩格尔哈特的概念，这种冲突是可以发生在道德朋友之间的。

我们以不同的道德原则应用到安乐死的情境中所产生的冲突来予以说明。尽管关于安乐死的定义有了初步的共识，即安乐死是指使人生命感受上最小限度地承受痛苦和最大限度享受安详的一种死亡实施或死亡过程。但安乐死在法律和伦理上的争论似乎仍未平息，主要在于各种道德原则间的冲突。自主原则是为安乐死的正当性辩护的主要原则。人格利益的核心是人格尊严，即个人的自由自主。这意味着要允许人们根据自己独立的决定去过自己的生活，而不受强迫或干预。同样，一个人有权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身体，包括选择死亡。如果人们独立而理性地选择安乐死，那么，对人格的尊重将使得社会和他人有义务不干预甚至协助主动安乐死。正如德沃金所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当我们说某人有权利作某件事的时候，我们的含义是，如果别人干预他做这件事，那么这种干预是错误的，或者至少表明，如果为了证明干涉的合理性，你必须提出一些特别的理由。”［5］但在安乐死的讨论中，自主原则却可能与其他的道德原则发生冲突。其一，它会与不伤害原则发生冲突。不伤害原则是由英国思想家米尔最早提出来的，并得到了许多人进一步发展的原则。他主张应当给予个人最广泛、最大可能的自由，但同时也承认，如果允许一个人随心所欲，自行其是，必将引起伤害。因此，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安乐死显然不只是私人的事，它涉及医生、病人、家属和社会等多重关系。患者可能与医护人员发生意愿上或实际利益上的冲突，也可能与家属发生意愿上或实际利益上的冲突，患者家属也可能与医护人员发生意愿上或实际利益上的冲突，而患者、患者家属、医护人员等又都可能与代表“社会公意”的“社会”这一抽象之关系主体发生某种意愿上或实际利益上的冲突。可见，安乐死的行为不是自我相关的，而是涉他的行为，都有可能因为伤害到了他人、家庭和社会的意愿和利益而不被允许。不伤害原则当然还包括不允许自我伤害。主动的安乐死也有可能是导致自我伤害的行为。因此，为了当事人自己的利益，可对其自主行为进行干涉，迫其促进自我利益或阻止其自我伤害。其二，除了具体的伤害，安乐死的行为也可能因为冒犯了他人而被限制。冒犯原则常常被用来作为反对安乐死的有力论证。因为安乐死确实有可能冒犯人们的职业使命感和宗教信仰。其三，它会和公正原则发生冲突。需要实施安乐死的病人，常常要花费巨大的医疗资源来维持低质量的生存，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去抢救本没有救治可能性的濒亡患者，这会加重患者家庭和社会的经济负担，减少医疗机构对其他患者的医疗护理，甚至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公平的。可见，社会公正原则的适用，往往是与自主原则相违背的。正是因为这些原则的彼此冲突，导致了安乐死的道德困境。[!--empirenews.page--] 第三，同一道德原则应用于同一情境，也可能发生冲突。以基因改造中的自主原则为例。以前所出现的身体改造行为，如美体美容等，都是当事人的自觉自愿的行动。但基因改造是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他人个性的举动，这就必然产生不同主体间自主权的冲突。例如父母有改造基因生产后代的权利，但这同时会限制后代自主选择的权利。

三、角色冲突

如果说，前述的规范冲突是在社会层面上说的，角色冲突则是在个体层面上说的。麦金泰尔在《道德困境》一文中指出，有关道德困境的哲学讨论引人注目。他认为，对一般人来说，这些境遇似乎确实成了问题。他提供了需要考虑的三个例子，其中第一个例子就是角色冲突的例子。它讲的是:一个道德上严肃的人(此人已承担或被分派发挥一个以上的社会角色的责任，有人会问我们每个人不就是这样吗)发现，履行一个社会角色的责任将阻止自己去履行另一个社会角色的责任。在应用伦理学领域里，角色冲突主要表现为职业角色和其他角色伦理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主要来源于以下三点区别。其一，职业道德的落脚点是职业全体，而角色道德的落脚点是社会个体。职业道德尽管看起来是直接约束每一个从业个体的，但实际上的目的在于维护职业整体的信誉与尊严。只有通过维护整个职业的利益，才能使每一个从业人员最终获益。这是职业道德与个体道德的根本区别，否则人们只要根据社会的规范体系来调整职业活动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就足够了，职业道德就无必要了。而角色伦理约束个体的角色行为，根本目的就是通过这种约束，使个体能扮演好这个角色，从而维护角色个体的尊严和人格。其二，职业道德是以职业为存在前提的，是对职业本质的反映，它调整的是通过职业活动而产生的职业内部及外部的各种社会关系，所以它调整的范围是相对有限的。相反，角色道德的调整范围就要广泛得多。它以社会个体的存在为前提，调整着社会个体与自然、社会以及自身的各种关系，而不仅仅是职业关系，如在医生的角色伦理里，除了与职业道德相联系的职业角色规范外，还包括了非职业角色，如先赋角色的公民角色，这是一生下来就具有的；还有身份角色，如某一宗教的信徒、某一俱乐部的成员等等。其三，职业的形成与发展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一旦形成则会在很长时期内存续下去。除了该职业的职业操作规范外，该职业世代相续的内在精神对职业的存续与发展发挥着根本的作用。这种内在精神是职业道德的本源。所以，职业道德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而其他角色伦理就不具有这么大的稳定性，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对同一个角色也许有不同的道德要求，如同是医生，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对这个角色要求就不同，所以角色伦理有相对稳定的一面，但同时更具时代性。例如，救死扶伤一直以来就是医生的职业道德，但现代社会的医生却往往被要求对病人实施安乐死。

我们以医生的角色冲突为例。医生作为从事“专门职业”的人员，接受这种职业团体特殊的伦理规范的制约。忠诚于患者是医生职业伦理的核心。其一，忠诚包括了诚实的义务，但医患关系中的具体角色常常要求医生有善意的欺骗。因为有时如实地通知病情(特别是死亡预后的通知)会造成病患不安，破坏病患希望，减缓医疗效果和导致病人自杀等。况且某些病患(特别是重病且濒临死亡的病患)其实并不想知道关于自身状况的实情。其二，忠诚包括了为患者保密义务，但医患中的社会角色常常要求为了公共利益或其他利益而放弃保密。如果不相信医生会保密，病人就不愿意对医师提供资讯或让医师做完整的检验，而没有这些资讯，医生就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及建议。实际上，保密是忠诚的具体化。但保密有时会与他人、社会的利益相冲突，如患者携带了艾滋病毒，此时，医生一方面要考虑到病人的利益和要求，为之保密，免其遭到歧视和排挤；另一方面，医生的职业终究与一般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不同，它提供的服务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对于从事医生、律师及牧师等职业的人来说，最根本的价值是为公众服务的精神，因此，他在履行对患者的忠诚义务的同时，还要忠于公共利益。为了公共利益，医生就有可能放弃对患者的保密义务，这两者就发生了冲突。其三，忠诚包括了医生信守承诺的义务，但医师有时会面对冲突的情形。如父母带小孩就医，医疗人员应对病人(小孩)负忠实义务亦应对契约的相对人(父母)负忠实义务，此二义务间有可能发生冲突。[!--empirenews.page--] 上述规范性难题所导致的道德困境既出现在传统伦理学领域，也出现在应用伦理学领域，其中，规范缺失性难题和对抗性难题是应用伦理学关注的主要问题。

第二篇：论美国宪法中的“反多数难题”

导言

司法审查[1]权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引人注目的权力。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上诉案的时候，可以解释宪法，对国会通过的法律或者行政部门的措施和决定进行审查；如果判定其违宪，该法律或行政命令就失效。联邦最高法院以违宪为理由推翻成文法规，从逻辑上就是九位大法官有权推翻国会和政府里民选代表多数所作的立法和决定。有学者认为，法官非经民选产生从而很大程度上无法对人民负责这一点，使得法院的这一权力的正当性受到了威胁。[2]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联邦司法部门被贴上了“美国联邦政府中最不民主的部门”的标签。[3]事实上，自司法审查制度建立早期开始，其在美国政治制度中的角色和价值问题就处于广泛的争议中。[4]司法审查的支持者强烈主张司法对其他政府部门进行制衡的必要性。其反对者则认为它是“不规则”的制度，缺乏宪法上的正当性，因为它最不可能精确代表真实的民意。一位学者将司法审查描述为“我们制度中的一股反多数力量”和“美国民主政体中的一个异常机构”。[5]这一地位形象反映了法院通过司法审查宣布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违宪的做法“背弃”了人民通过他们选出的代表所表达的意志。[6]毕竟，“能否对选民负责是一项制度是否具有合法性的试金石”。[7]在此，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理论上的困境。如果最高法院干预不足，则不足以遏制通过立法和行政部门实现的多数暴政；而如果最高法院干预过度，使得通过普选产生的行政和立法部门遭到挫折，无法表达和实现多数的意志，民主在事实上就遭到了破坏。这，就是“反多数难题”。

“反多数难题”所体现的美国的法律与政治、法律与道德、民主与自由、司法制度与社会政治变革等等之间的张力，以及所涉及的诸如宪法解释、宪法对话、宪法变迁等美国学术界或新或旧的问题，或许可以成为了解美国宪政的一个切入点。

第一章“反多数难题”之进路

联邦最高法院有关司法审查的经典案例，伴随着建国两百年来社会持续而巨大的变化，折射了美国政治制度和观念的变迁，也是“反多数难题”最有迹可查的脚印。

一、洛克纳时代之前：“反多数难题”的提出

司法审查制度的确立由马歇尔大法官通过“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判决完成。[8]1803年，约翰？马歇尔在该案的判决中宣布，国会1789年制定的《司法法》第13条违反宪法。马歇尔写道：“阐明何为法律是司法部门的职权和责任。„„对于某些案件，宪法必须受到法官的考查。”：“如果一项法律违背了宪法，如果法律与宪法都被应用于一个特殊案件，因而法院必须或者不顾宪法，顺从法律决定案件；或者不顾法律，顺从宪法；那么法院必须在冲突的规则中确定何者支配案件之判决。这是司法责任的根本所在。如果将由法院来考虑宪法，并且宪法高于任何普通的立法法案，那么宪法-而非普通法律-必须支配两者都适用的案件。„„和宪法抵触的法律是无效的。”[9]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为下面命题创立了先例：联邦法院可以并且应该对政治部门和多数派的冲动构成制约。这一命题自创立之始，就从未免遭过反多数主义的非议。

1804年，国会曾发动对萨缪尔。蔡斯法官的弹劾程序。蔡斯在审讯被告凯灵达时公然表明了党派倾向。反联邦党人被激怒了，不仅因为对判决结果不满，而且因为联邦法院具有反多数派的性质，这种性质使非民选法官可以不顾多数派意志而追求个人政治偏好。参议员威廉。吉尔斯抱怨道：“我们看到法官在独立地高声发表长篇政治演说。”一份报纸社论也指出：“总会有一天人们要质问，为什么法官应该比那些受人民委托立法和执行的人享有更加独立于人民控制的权利？”1807年，约翰。马歇尔在审理阿伦。伯尔被控共谋和叛国罪一案时，拒绝接受控方证据，致使伯尔被宣告无罪。马歇尔法官受到报界猛烈的抨击。当时，报纸头版头条写道“虽然有罪，但仍宣告无罪”，审判也被形容为“闹剧”，马歇尔被指责将陪审团的作用贬低为波斯王朝法庭的大监。反多数主义的批评者声称“人民现在得考虑一下，现存的司法体系和英国普通法是否还在为自由、善良的人民服务？”[10]

1825年，宾夕法尼亚州法院法官吉布森在“艾金诉劳布”[11]一案中的反对意见中质问：“宣布按照宪法规定的形式所制定的法律无效，难道不是司法篡权？”然而20年后，时任宾州首席大法官的吉布森宣布自己改变了看法。因为在此期间，宾州议会默许了法院的实践，而他本人也在司法实践中认识到了司法审查的必要性。

二、洛克纳时代：“反多数难题”逐步引起注意

“洛克纳诉纽约州案”[13]后的1905年到1937年，最高法院依据相同的原则否决了一系列州的立法，比如最低工资法，限制童工法，银行法，保险法，交通业管理法等等。这一系列立法是在当时的进步运动中由于民众的强烈要求而产生的，到了实施阶段却被最高法院一一否决。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政，大规模干预经济，为恢复国民经济活力而提出的一系列经济制度改革法案。而从1935年1月起的16个月中，最高法院审理了10个同新政立法有关的案子，宣布8个新政立法违宪。新政的主要立法几乎全被否决。在美国司法史上，这一时期被称之为洛克纳时代。

洛克纳时代被后世认为是最高法院没有严格局限于自己解释法律的功能范围之内，而过度参与了政策制定。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后来指出，这是最高法院过分强势地干预本应属于立法和行政方面的事务，严重破坏三权关系；法院不是以宪法为根据，而是以社会流行的意识形态即经济自由主义为根据来判案。最高法院注重了自身的“反多数”的功能，而牺牲了民主政府之“多数统治”的功能。在洛克纳时代的几十年里，最高法院在一定程度上阻扰了当时的进步主义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因此，洛克纳时代是司法自制不足的典型。[14]这个阶段被公认为美国宪法史上最低点。

然而，如果最高法院一味服从立法和行政分支，不敢在司法审查中行使否决的特权，国父们用最高法院来制衡立法和行政分支的初衷就会落空。到20世纪三十年代，立法和行政部门已经实现普选，民主极大扩展，在这样的背景中，最高法院究竟应在怎样的分寸上把握“司法自制”，做到既服从民主的理念，服从民众多数的意志；同时做到保障所有人的民权，特别是少数和弱势人群的权利，防止“多数的暴政”？这样的问题与思考将“反多数难题”逐步带入了人们的视野。

三、从五十年代到现在：“反多数难题”被充分讨论

1936年罗斯福总统再次当选。为了排除最高法院对新政的阻挠，他向国会提出了改组最高法院的计划：把最高法院的成员增加到15人。这样他可以任命支持新政的大法官，使新政的支持者形成法院的多数，以保证新政立法的顺利实施。然而这个计划引起了激烈争议。在国会表决改组法院议案前，欧文？罗伯茨大法官或许由于感到应顺应舆论或出于维护最高法院的尊严，突然改变态度，转而支持新政立法，使新政的支持者成为法院的多数，法院改组计划遂被搁置一旁。接着几位大法官退休，罗斯福得以任命新政支持者为大法官（他在其四届任期内共任命9人），自由派成为法院的多数。从此，最高法院不再成为新政立法和政治干预经济的障碍。从那时起，最高法院的注意力转移到新的问题：公民自由（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1937年－1979年，最高法院宣布49个联邦法律违宪，其中47个同宪法保障的个人权利和自由有关。[15]

这个阶段中有几个经典判例，涉及两届最高法院（即沃伦法院[16]及伯格法院），第一个是1954年沃伦法院的“布朗案”[17]，另一个是1973年伯格法院的“罗伊诉韦德案”[18].这两个案子被看成代表这两届法院的基本倾向及其背后的主流宪法哲学，它们引发了围绕“反多数难题”进行的“司法有为”还是“司法节制”的争论，所谓“解释与不解释”的争论，以及围绕“原旨主义”（Originalism）的争论。

依照传统宪法理论，司法审查体现了“审慎的民主”，体现了对可能的“多数暴政”的制约，体现了自由对民主的平衡，这些常被作为司法审查制度存在的理由。但仔细考察以这两个案例及以这两个案例为代表的战后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历史，司法审查不但没有成为制约“民主”的保守手段，反而恰恰成了推进民主和激进社会改革的最有力的工具和力量。“洛克纳时代”里，司法干预的对象主要是立法和行政部门，因此表现为强烈的司法与立法和行政的冲突；而下半叶的自由派法院则较少直接与立法和行政发生冲突，而是着重在公民自由领域有所作为，主要表现在“创造”了很多新的“公民基本权利”（例如堕胎的权利，同性恋的权利，以及犯人的自我保护权利等等）。美国保守派强烈批判法院和法官没有权利“制定”这些在宪法条文中没有的“新权利”，而自由派法院则声称这是从宪法精神中可以引申出来的基本权利。

“罗伊诉韦德”案是其中的典型。美国建国以后的头100年，联邦和各州都没有制定关于堕胎的法律。1870年代以后，一些州开始制定法律禁止堕胎，但危及妇女生命的堕胎除外。20世纪前半期，多数州法都规定堕胎为犯罪。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和1960年代性解放运动，使未婚先孕的人数上升，这些人倾向于堕胎。已婚妇女由于家庭破裂，职业妇女出于工作考虑，也多有堕胎。强调个人自由的女权运动者更是赞成堕胎。而医学的进步大大减轻了堕胎的危险。这些原因导致了堕胎事例日益增多。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美国人反对堕胎，尤其是罗马天主教徒和新教原教旨主义者（他们是一支很强大的力量），堕胎于是日益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73年1月22日作出了对“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案子涉及得克萨斯州的堕胎法是否违宪。[19]布莱克门大法官代表最高法院撰写的判决书写道：“自由和限制州的行动的概念”所包含的“隐私权„„足以宽到包含一个妇女作出是否终止妊娠的决定。”判决书进一步裁定：妊娠的头三个月里，妇女有权作出是否堕胎的决定，州不得干涉；中间的三个月，州可以作出某些规定来保障妇女的健康；在后三个月，除因母亲的健康和生命的缘故以外，州有权禁止堕胎。最高法院裁决，得州法律不考虑怀孕的阶段和其他利益，把保护母亲生命以外的堕胎均规定为犯罪，从而违反了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20]

最高法院的判决不只是宣布同此案有关的得克萨斯和佐治亚州的堕胎法违宪，实际上推翻了其他44个州限制堕胎的法律。此后堕胎问题上的立场变成全美最大的政治立场问题，每次大选包括地方选举都是头号问题。美国国内立即分为两派，一派主张保护未出生婴儿的生命权利，禁止堕胎。另一派则支持最高法院判决，主张妇女有权决定是否堕胎。罗马天主教和新教原教旨主义者的男女教士结成联盟，猛烈攻击法院的判决，由此诞生了“保护生命运动”。女权运动者则强烈要求废除一切禁止堕胎的法律。反对堕胎的一方还试图通过国会立法，使胚胎处于第14条修正案的保护之下，并禁止各州动用公款来协助堕胎。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立法努力获得成功。[21]共和党1980年和1984年两次大选的竞选纲领都反对堕胎；民主党内部则因此问题产生分歧。这在保守派看来是高院走在国会、总统以及整个社会之前推动并由此而激化社会分裂。这个判决对于美国社会政治变革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性别的问题成了数十年来美国政治的一个争斗中心（另一个是布朗案引出的种族问题）。

如前所述，二战以后这几十年司法审查这一最不民主的制度恰恰大大推动了自由派和激进派认同的社会民主化进程；而保守派在理论上从来不认为法官非出自民选是个问题，并历来认为司法审查制度是制衡激进民主的阀门。但战后这两届法院的实践使美国保守派认识到，“司法审查权”恰恰成了社会改革的利器，甚至是“多数暴政”的利器，再不会有人简单认为“司法审查”必然代表“审慎”和“制衡民主”。“反多数难题”至此走入了一个双重困境。

第二章“反多数难题”之解析

一、立法权行使中“多数规则”之必要：民主[22]与共和[23]

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民主就是“人民之对美国政界的统治，犹如上帝之统治宇宙。人民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和结果，凡事皆出自人民，并用于人民。”[24]

几个世纪前，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为了守护自己心灵的圣洁和信念的纯正，尝尽流亡之苦，远离故园，来到美洲大陆，产生和发展起了乡镇自主的制度与原则：对于每一个人，上帝都赋予他以能自行处理与己最有密切关系的事务所必要的一定理性-这同时是美国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据以建立的箴言；独立战争爆发后，这一箴言走出乡镇，而占领各州政府，乃至全国，成为人民主权原则，人们在它的名义下进行战斗并取得了胜利。“革命时期的主要政治学说是那些称为‘天赋权利’派的思想。”[25]它们包括一切人在政治上生来自由平等的原始自然状态、政府的契约起源、人民主权以及对专制政府进行革命的权利。天赋人权是西方从希腊开始的自然法传统在近代的复兴与发展，而洛克、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的自然法思想尤其给予美国革命以巨大的影响。[26]在美国经由战争获得独立后制定宪法的数十年间，美国人最主要的任务即在于，在政府结构中具体清楚地阐明人民主权的含义。比如，19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所宣布的[27]和1776年6月12日弗吉利亚权利宣言所规定的著名的政府框架[28]，是否应该且能够得以延续。宪法之父们最终没有令美国人民失望。美国的宪法来源于人民，而且直接来源于人民。[29]它以“我们，合众国的人民”开篇；它规定，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目的在于保护人民的生命、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人民主权原则是美国民主，乃至美国宪政的根本原则，它一直主宰着整个美国社会。“在美国，人民主权原则”决不像在某些国家那样隐而不现或毫无成效，而是被民情所承认，被法律所公布的，它可以自由传播，不受阻碍地达到最终目的。„„成了法律的法律。“[30]华盛顿认为，人民主权原则就是”人民有权力和权利建立政府“，”人民的遴选是一切权力的最纯洁的来源和源泉。“[31]美国政治制度的基础是人民有制定和更改政府各项法规的权利。”宪法所赋予的权力将永远掌握在民众手中。这项权力是为了某些特定目的、在特定期限内授给他们自己选出的代表的。当这种权力的使用违背他们利益，或不符合他们的愿望时，他们可以而且无疑会撤销他们公仆的资格。“[32]

制宪者们在国体问题上，虽然产生过短暂的关于选择君主政体或民主政体的分歧，但最终选择了后者。同时考虑到美国疆域辽阔，决定不采用直接民主，而选择了民主共和制。即人民不直接治理政府，而是由选出的代表来代为治理。因为通过选任代表的制度机制，共和制政府比直接民主制能够涵盖更多数量的人民和更广阔的地区。[33]《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中讲得很清楚，美国的政体是实行代议、宪政与联邦制的共和政体，而非一个雅典意义上的纯粹民主政体。[34]麦迪逊给民主共和国下的定义是：“它从大部分人民那里直接、间接得到一切权力，并由某些自愿任职的人在一定时期内或者在其忠实履行职责期间进行管理。对于这样一个政府来说，必要条件是：它是来自社会上的大多数人，而不是一小部分人，或者社会上某个幸运阶级；否则少数暴虐的贵族通过他们所代表的权力进行压迫，有可能钻入共和者的行列，并且为他们的政府要求共和国的光荣称号。这样一个政府是有资格的：它的管理人员，是直接、间接地由人民任命，他们根据刚才详细说明的条件保持自己的官职。”[35]在这样的政体中，民主是原则，也是程序。通过选出自己的代表组成立法机关，由立法机关制定法律，再由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执行法律，以此实现人民对国家的统治和管理，实现主权在民的原则。现代民主政治认为，代议民主制是目前人类发明的能够解决人民参与政府的最有效的形式。正如密尔在分析实行代议制政府的必要性之后所得出的结论那样：“能够充分满足社会所有要求的惟一政府是全体人民参加的政府；”“但是既然在面积和人口超过一个小市镇的社会里除公共事务的某些极次要的部分外所有的人亲自参加公共事务是不可能的，从而就可得出结论说，一个完善政府的理想类型一定是代议制政府了。”[36]

立法权是一种创制性的国家权力，立法可以为行政权和司法权提供合法性的依据或基础，但立法权不能为自己提供合法性的基础，必须以民主作为基础。为使立法权实现“多数人”的统治，在制度和程序设计上，立法权行使的主体以民主的方式（选举）产生，立法权的结构具有反映民族、种族、语言、文化、地区、人口、中央与地方等的代表性，立法权主体遵循公开性和民主性的原则来进行活动。公开性要求能使议会以外的人民及时知晓议会里发生的一切，以便接受人民的监督。根据公开性原则，议会通常实行会期公开、会议公开（依法应当秘密举行的会议除外）、审议法案公开、表决公开、表决结果公开、议事记录公开等制度。立法活动的民主性，要求议会的立法尽可能允许民众参与，立法程序要充分发扬民主，以便汇集民意、调和民益。按照民主性原则，议会设计了民众政治参与的制度，如参与起草法案、讨论评析法案、利益集团游说等；议会的议事程序也体现了民主原则，如民主的提案制度、立案制度、严格的发言规则、公开的听证会制度、法案修正制度、议员的权利保障和免责制度、多数决定的表决制度，等等。在代议民主制度下，立法权是民意的汇集和体现。人民通过选举来间接行使立法权，并通过他们选出的代表来直接行使立法权，以达到按照人民意志治理国家（依法治国）的目的。宪法的各种规定保证一个民选的政府始终处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保证人民自决自治的原则不至悄悄地被篡改。

二、为立法权行使中的“多数规则”设置限制之必须：宪政与自由

（一）自由宪政政府

1776年至1789年间，美国人民通过在先前的13个英国殖民地创立共和政府，将他们各自建立成为一个国家，并且通过1787制宪会议上，将邦联转变为一个真正依法建立的政府，宣布“该时代一种新的秩序”。在创立政治社会的过程中，美国人追寻一个自古以来就为西方人所信奉的目标：要建立一个足以维护稳定和秩序的政府权力，就必须首先认识到这一共同体的目的-对政府的形式进行组织，对政府的程序进行安排，并使它们最适于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以满足共同体的政治权利和正义的观念，也就是我们称之为宪政主义的观念。而在宪政主义的历史上，重要的问题从来都不在于创造权力，而在于对其进行界定和限制。

宪政的整个保障系统都是围绕近现代意义上的个体性而展开的，个人是整个宪政框架内的轴心和枢纽。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的公民，是一些具有个体性意义的个人，并且他们也都在当时的政治、法律和经济形态下具有一定的地位和意义。然而，近代宪政主义所确立的人的个体性却不是过去历史中关于人的个体定位的简单延续，而是一种全新意义上的对于人的个人性价值的重新定位和确立。通观人类政治思想史，可以看到，只有立足于宪政基础之上的个体主义才是真正与传统总体性政治哲学相对立的一种全新的政治社会思想。因为宪政所确立的个人原则，从逻辑上打破了过去那种个别从属于一般的普遍逻辑，而确立起一种以个体为核心的个人主义政治逻辑。总的来说，不是个人为国家或政府而存在，而是国家或政府为个人而存在，它们的价值立足在个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这些现实的人权基础之上。

宪法对于个人权利的法律保障是宪政有别于其它任何政治体制的一个核心要素。1776年10月21日，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郡作出一项决议：“宪法在其确切意义上是指为确保公民对权利的拥有和享用，对抗统治者的任何侵犯而确立的一项原则体系。”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16条更加明确地指出这一点：“权利未保障和权力未分立的社会，不存在宪法。”萨托利等现代自由主义者也曾明确指出，宪法的本质乃是在于它所具有的限权与维权的双重功能。所谓限权，是指其限制政府或国家的政制权力；所谓维权，是指其维护个人的基本自由权利。而宪法之所以能够塑造出一个自由的[1][2][3][4][5]下一页

第三篇：社会转型中的道德自我困境及其公民伦理构思

社会转型中的道德自我困境及其公民伦理构思

[摘 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现代化建设以及面临的经济全球化、高科技和网络化背景,引发了中国社会深刻的伦理转型和社会道德难题。社会个体道德自我呈现出道德理想迷茫和道德冷漠、缺乏正义和规则意识、人格分裂和知行分离、职业道德缺失等不良特征。基于社会生活和伦理的现代转型,提升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以相互性和公共性、人道和良善性、公正和契约性、自主与自律性等理念塑造公民伦理,是道德自我价值转型和精神提升的根本对措和路径选择。

[关键词]伦理变革 道德困境 公民伦理

引言

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根本性的变革和转型,由此带来对道德自我价值选择的迷惑和困境。关注社会转型和现代道德现状,提升个体成员的公民意识和公民伦理是现代性社会道德建设的根本任务,也是个体道德自我价值重构的根本对措。

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伦理生活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对外开放扩大、高科技应用和电子网络化的普及,人们之间原有的伦理本位关系和静态生活秩序被溶解,利益多元化、个人利益和物质欲望凸显,中国由此经历着深刻的社会伦理转型以及个体自我道德价值观的嬗变。

1.基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现代化建设与社会伦理关系变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变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现状的经济体制为突破口,中国确立了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战略以及全方位的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社会结构和生活发生重大转变,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现代性’具有其极强的扩张力量,其基本元素,诸如,市场经济、政治民主、科学理性和无限目的论的现代进步主义文明(化)价值观念等等,都具有开放、普遍化和无限扩展的特征。但‘现代性’与其说是一种现代化的社会模式概念,毋宁说是一种社会发展和文化知识进步的定性概念,通过摆脱传统和古典,它力图展示并标举一种具有全新性质的人类文明和文化。”[ 1 ](P170～171)传统宗法社会结构与权力制约以及高度集中的行政体制制约在现代化、市场化演进中被不断消解,追求自身正当、现实利益成为多数人从事活动和职业的首要原则,并在市场化的生存方式中获得了价值合理性基础;宗法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同质、安逸、沉寂的经济运作样式被打破,传统以家庭、宗族为轴心的交往方式让位于以业缘和活动的公共关系为轴心的交往方式,竞争精神、效率精神、创新精神等精神价值形态,是现代发展中“理性精神”的具体展示。社会差序社会格局和身份认同被改变,日益彰显的个体利益结构不断消解社会的整体价值导向;由此带来新的伦理精神与传统伦理精神的矛盾,体现为功利型伦理精神与道义型伦理精神,契约型伦理精神与人情型、身份型伦理精神,私人生活空间伦理精神与公共生活空间伦理精神,创新变革的伦理精神与复旧守规的伦理精神的对峙与矛盾。

2.基于现代性的经济全球化与当代中国社会伦理变迁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新的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世界范围出现了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以及资本经营、企业生产的国际化浪潮;全球化借助发达的科技,进一步形成了文化全球化趋势。全球化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和思维方式,整个人类社会和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无不受其影响,“20世纪晚期文化互动和文化交流在地理规模、直接性和速度等方面已经经历了一系列决定性的转变———不仅出现了具有历史独特性的技术,而且形成了不同形式的文化生产和互动的制度化(其中的许多形式逐渐跨越了民族文化和民族国家的界限和社会空间)。”[ 2 ](P507)中国现代化日益纳入世界范围,传统植根于血缘、族源、亲缘和地缘关系网络的封闭的社会结构与人伦秩序获得了一定程度且在加强的全球范围的开放性与流变性;西方文化价值理念对中国传统伦理精神与规范造成全面的冲击与震撼,开放、变革、自由、个性、开拓、创新的精神气质,直接冲击了传统伦理精神中的封闭、守旧、孝忠等精神观念,把传统伦理推向交流、互通与自我变革、创新的前沿;个人主体、独立人格、民主法制、功利主义、技术

理性,构成着对天人合一、整体和谐、重义轻利、伦理为先的传统价值理念的消弭及其内在结构上的嬗变,呈现着代表工业文明的西方强势伦理价值对代表农业文明的中国弱势伦理价值的渗透和挤压,社会生活与伦理秩序渐次失序,价值的矛盾性、无序性、困顿性彰显。

3.高科技对社会道德和人文价值的影响

经济、文化精神领域的现代化、全球化,是以发达的科学技术做支撑和后盾的。在科学技术的武装下人类摆脱了对自然的敬畏,而科学主义的蔓延又助长了人类对自然的骄横,出现了科技进步与道德进步二律背反的历史表现,“人类道德行为的平均水平,至今仍没有提高。所以,在道德上说文明社会比原始社会高出一头,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们通常称之为文明的‘进步’,始终不过是技术和科学的提高。这跟道德上的提高,不能相提并论。”[ 3 ](P388)法兰克福学者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理性正替代政治理性而成为社会新的控制形式,表现为新型的极权主义的单向度社会,它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单面性深入到人的精神层次甚至本能中,从而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为片面发展的“单向度”的人,丧失了追求精神自由和批判的思维能力,“处于纯粹工具的地位,人退化到物的境地”[4 ](P29-30)。现代性对科技、理性的过度崇拜,造成当代中国社会人文价值和道德观念的缺失,造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和扭曲。

4.信息网络化对社会伦理关系和道德的影响

当今社会网络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成为现代科技中最有生机、活力的领域和强烈地改变人的生存方式和最具现代性意义的力量与全球化工具。网络使人们超越时间空间局限,构建了虚拟的日常生活世界和“实在的”精神生活空间,成为现代人重要的社会生活与活动场域;网络化为现代人提供了人我互动的空间,提供了精神扩展与伦理关系延伸的平台,直接交往发展为超越时空的“点-面”交往,“一个瞬时电子通讯的世界———即使是那些生活在最贫困地区的人们也能参与到这个世界之中———正在瓦解各地的地方习惯和日常生活模式。”[ 5 ](P34)网络化不断冲击传统伦理文化中保守性、封闭性的精神理念,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虚拟时空中深入到异质文化价值环境中,开放性精神彰显,并导致网络生存中的文化模式、价值观念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网络交往具有极大的虚拟性、自由性、随意性、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网络带来人情隔膜、情感危机、道德权威堕落与道德人格异化以及网络犯罪等各种负面价值问题,存在诸多价值隐患和道德危机。

三、道德自我价值构建的公民伦理维度

当前社会成员道德自我的矛盾和失落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转型带来的价值困惑,基于社会转型、伦理生活变革对社会道德的影响,当前道德自我建构的根本对措在于确立公民伦理价值理念。

1.公民社会建设与公民意识培育

中国长期自然农业经济形态中,家国同构的宗法制社会控制及其人伦价值体系是超越个体的“普遍物”,要求个体的信仰、道德与价值追求同国家、民族、家族的整体价值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建国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及其对经济生活直接全面的干预,使得经济主体的利益由社会行政权力决定并依附于政治组织之中,社会成员缺乏真正的主体性。费孝通曾以“差序格局”概括传统社会人际关系模式,梁启超曾也认为中国社会与国人偏重私德。现代性不断涤荡着传统人伦观念和秩序,推动着中国社会的人伦秩序与伦理道德观念变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断定:“英国的法学家享·萨·梅恩说,同以前的各个时代相比,我们的全部进步在于从身分到契约,从过去留传下来的状态进到自由契约所规定的状态,他自以为他的这种说法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其实,这一点,就其正确之处而言,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说过了。”[ 10 ](P78)身份是指生而有之的可以成为获得财富和地位的依据,契约是指依据利益关系和理性原则所订立的必须遵守的协议;用契约取代身份的实质是人的解放,是用法治取代人治,用自由流动取代身份约束,用后天的奋斗取代对先赋资格的崇拜;中国当前的社会阶层分层运动证实了这一判断,并正加快向契约社会以及以其为基础的公民社会过渡。公民社会缘起于西方市民社会范畴,指相对于国家政府、家庭结构的社会第三维组织力量和存在秩序,“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这一领域由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成,以保护获赠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 11 ]中国公民社会建设有特定的背景,是从传统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社会、身份社会转向公平、开放、契约、法治社会;建构理性、民主和公正的公民社会亟待擢升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指的是道德良知的影响与权威,它使每个人尊重契约上的和其他的义务,不需要以礼俗仪式所加强的社会关系的严密网络作为保障。具有公民意识的人遵守一切承诺,即使这些承诺不属于礼俗所规定的社会关系的整个网络,而且是对不知名的伙伴所作的承诺。”[ 12 ]公民意识旨在培育社会认同感、政治参与感、伦理普遍感与道德自律感。强调公民的身份感和认同感,提供公民间彼此平等、互相尊重、和谐共处、共享价值的本质内涵,以此来塑造公民健全的品质的公民伦理,是公民社会建设和公民意识提升的重要路径。

2.道德自我的公民伦理理念

公民伦理以对实质性公民身份的道德确认和自我与社会交往中平等性的社会契约来体现以公共理性为基础的现代性道德,涉及的是个人道德到社会道德的延展,是现代性道德自我价值实现的根本维度。“公民伦理则起于公民社会,起于一人际性的互动轴所成的契约构造社会,这样的伦理强调的是由每一限定性的人与其它之为限定性的人构成一新的总体。”[ 13 ](P76)公民社会中道德自我的公民伦理理念应体现: ⑴公共性与交互性。公共性促使我们认识到以合作和理性方式共同生活的重要性,显示着个人生活被凝聚起来的整体化,“我们如果尽力依据经验和理性来考察人类历史和人性,就会发现, 一切人都有许多共同的需要、愿望、目标和目的。”[ 14 ](P30)交互性在行动意义上体现为交往,“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人交往, 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 15 ](P82)交互性是公民作为角色主体的行为者与广泛的他者的相互确认、主动交往以及建立普遍性联系时所呈现的一种规范性互动。⑵人道与合理性。公民伦理以人性为本,以普遍性人权为基础,注重于对责任和义务的认同、对理性和人文价值的弘扬以及对社会成员的尊重;在公共理性之共识的前提下,强调个体对欲望的克制与利益的合理调节,有效地调节自利、自爱与利他、仁爱两种不同的情感,把个人的幸福与社会的幸福均衡地统一在一起,达成公共生活的合理性。⑶公正和契约性。公正体现为个人善与公共善相结合,追求公共善的优先,注重社会成员在人格、社会地位、发展机会、享有价值等方面的普遍公平和正义,以创造公民之间以及公民群体之间忠诚、信任和正直的关系,“建立在同盟基础上的‘团结’是一种社会联系,他把所有人都组织了起来:每个人都要对其他人负责。”[ 16 ](P10)契约性作为公共生活中公民与一般他者关系所应遵循的准则,一方面,在追求自身正当利益行为考量下,“但又强调人的行为的社会性..我把对他人的考量纳入自己的决策之中并以这种考量作为自己的约束。那么,我们的行为自然便会呈现出适度、内敛、期待对等合作等特点。”[ 17 ](P56)另一方面强调,“所谓‘社会’和‘公益’也都建立在个体、私利的契约之上,从而必须有严格的限定,不致损害个体。”[ 18 ](P50)契约性不仅增强社会信任与合作,而且能够有效增进对社会与公民利益的维护。⑷自主和自律性。与传统伦理社会中人们基于血缘、地缘关系或宗教的道德他律约束不同,公民伦理理性注重于自我主宰、自由行动与自我制约,“把道德根源置于我们内心”,自主意味着摆脱了奴役性与被动性,个人是具有权利的理性存在,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与判断从而在政治国家中具有自主性的个人,“与宣布一个人什么时候应该承担责任的问题相比,他自己觉得什么时候应该承担责任的问题要重要得多。”[ 19 ](P120)自律体现为具有积极的意志自由,按照理性原则自我立法、自我监督、自我评价,“一个自律的人能够反思他当前的生活,并估价这些目的是否值得自己继续执著地追求。”[ 20 ](P340)自律赋予公民伦理主体以道德自觉、自愿、自然的特征。

现代性、全球化、高科技、网络化等因素带给当代中国社会局促、深刻的社会转型以及伦理价值观变革,引发道德自我的伦理本位失落以及心性道德阙失。以唯物史观为参照,构建公民社会,塑造公民伦理,提升公民伦理理念,是当代社会道德自我价值建构及其实现的根本对措。

第四篇：审美意识形态论的难题

审美意识形态论的难题

季中扬

（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江苏，淮安223001）

内容摘要：

审美意识形态论放弃了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论的批判性与列宁意识形态论的阶级斗争性，将审美意识形态解释为反映经济基础的一种上层建筑，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却又未能以此作为理论基础建构系统理论，这就造成审美意识形态论不仅在具体表述上时常出现理路混乱，而且缺乏必要的理论深度与理论价值。因此，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一个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应该放弃的命题，不可作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

关键词：审美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 列宁意识形态理论

近年来学界不断有人对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提出质疑，如单小曦的《“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论”质疑》[1]，燕世超的《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本质论质疑》[2]等。由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文学意识形态论以及文学政治工具论还处于主流话语地位，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提出，具有特定的历史针对性。这也是童庆炳先生与回应单小曦质疑的陈雪虎[3]都曾格外强调的，并以此来回击“质疑”。而我以为，我们固然不应该忘记一个命题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及其历史意义，但历史意义并不等于理论的科学性，更不能因此而免于被质疑，也许恰恰因为它是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命题本身的一些问题，如内在逻辑性、哲学基础的合理性等，就逐渐暴露出来了。审美意识形态论在当前不断遭遇质疑，就恰恰说明其特定历史情境中的历史合理性已经终结，人们已经开始关注命题本身。概而言之，审美意识形态论本身面临着一个根本难题：这个命题一方面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意识形态论有着剪不断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它又有意放弃了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论的批判性与列宁意识形态论的阶级斗争性，只是强调审美意识形态是反映经济基础的一种上层建筑，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但是，在具体阐释审美意识形态论时，却又未能以审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性作为理论基础建构系统理论，这就造成审美意识形态论不仅在具体表述时理路混乱，而且缺乏必要的理论深度与理论价值。本文将通过剖析这个难题，来说明“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一个历史合理性已经终结的应该放弃的命题，不可作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4]。

一

据考证，“意识形态”是Ideology一词的汉译，作为术语第一次出现于1797年，由法兰西研究院院士特拉西（Antoine Destutt de Tracy）所创，字面意思是观念学。特拉西创造这个术语的意图是，建立一门客观研究以感觉经验作为基础的观念的科学，从而为其它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前提。众所周知，意识形态这个原初的、积极的、肯定性的内涵并没有被我国学术界采用，我们姑且不论它。使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广为流传的是马克思及其著作的巨大影响。在马克思著作中，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主要作为贬义的、否定性的、批判性的术语而被使用。从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几条有关意识形态的重要论述：（1）“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5]

（P52）

；（2）统治阶级的思想并非客观的科学知识，而是一种有关自身的幻想，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玄想家出于谋生而编造的幻想[5]（P53）；（3）统治阶级的思想往往被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如贵族统

（P54）治时期的荣誉、忠诚，资产阶级统治时期的自由、平等等观念[5]

。概而言之，马克思与恩格斯表达了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理论：在阶级社会中没有超阶级的自由思想，甚至没有超越统治阶级思想的思想，阶级社会中所有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或者是统治阶级思想的附庸；统治阶级思想是唯心主义的自我幻想，是一种颠倒的、错误的世界观，它以主观幻想遮蔽着真实的社会关系，主要遮蔽着经济上的以及其它资源占有方面的不平等关系，是“虚假意识”[6]，而不是科学知识；统治阶级为了使意识形态合法化，往往致力于将意识形态描绘成合乎理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带上真理的假面，装扮成科学知识。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意识形态观念，可以为文学研究提供一个独特的文学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不仅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论的合理发展，反而有意回避其一些有价值的重要方面，尤其是它的思想批判性。首先，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意识形态论，是揭示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思想观念的阶级欺骗性的一种思想批判武器，作为一种思想批判武器，它强调理论的针对性，并不追求理论的客观性；而审美意识形态论，是具有高度概括性与普遍有效性的文学本质论，是文学理论知识，它主要追求知识之价值中立性，而不是理论的思想批判性。其次，为了揭示统治阶级思想观念的虚幻性与欺骗性，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论将意识形态看作是“虚假意识”；而审美意识形态论将审美意识形态描述为经济基础的真实反映，是有待于科学认识的一种社会意识，这无疑放弃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批判利器“虚假意识”思想。第三，就审美意识形态这个术语本身而言，说审美意识形态论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也有不当之处，因为马克思在批判意识形态时，并没有认为自己的理论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将历史唯物主义与意识形态相对照，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非意识形态的科学真理，如果审美意识形态论中的关键词“意识形态”居然是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照进而批判的“意识形态”，不妥之处显而易见。

在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上，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同，列宁没有承袭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列宁的意识形态理论在他的名著《怎么办？》中表述得非常清楚：“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7]（38）这段话中的“思想体系”一词即“意识形态”的另一种汉译。很显然，在列宁笔下，“意识形态”不再是一个否定性、批判性的概念，而成了一个中性术语：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问题不在于人们的思想是否是意识形态，而在于思想的阶级性。简而言之，在阶级社会中，不存在具有客观真理性的思想，人们的思想都要反映一定的阶级利益，阶级性成为衡量思想真理性的尺度。

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马克思主义者一般并不使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而是使用列宁的意识形态理论，中国自然也并不例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一文中，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并且结合中国国情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意识形态理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8](P390)很显然，毛泽东承袭了列宁的以阶级斗争理论作为理论基础的意识形态理论。[9]在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下，20世纪70、80年代影响较大的一些文学概论教材，只要涉及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一般都有意无意地使用了列宁的意识形态理论，如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一再重申：“以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既是社会意识形态，也就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里，由于经济基础具有阶级对抗的性质，这就使得作为它的上层建筑的文学，也不能不具有阶级对抗的性质。因此在阶级社会的各个时期的文学中，既有统治阶级的文学，也有被统治阶级的文学。”[10](P41-42)

上文已经指出，列宁的意识形态理论是以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基础的，这种意识形态理论是为特定历史条件下思想斗争服务的，是一支虽然有些简易却富有说服力的思想武器，但在另一种历史情境下，这种理论也有可能成为压制思想发展的武器，这一点已经为历史所证实。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文学理论界以审美意识形态论来置换意识形态论，暗含着对当时以庸俗的文学阶级论与政治工具论为内涵的意识形态论的否定。为了划清界限，审美意识形态论一直有意回避列宁意识形态论的阶级斗争性，但是，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事实上，审美意识形态论由于使用了关键词“意识形态”，使得人们有理由认为它是在认可列宁的意识形态论的基础上强调文学的审美性一面，其置换只是一种策略性置换，而非学理性置换。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学术界没能深入清理这个问题，如今，提出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文学理论家忙于重新界定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内涵，似乎全然忘记了审美意识形态论与列宁意识形态论的历史瓜葛。本文认为，即使在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视文学的阶级倾向性在理论界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我们不应该回避文学的阶级性问题，而是应该思考如何在吸收列宁意识形态论的基础上，重新深入阐发文学的阶级性问题。

三 上文已经指出，审美意识形态论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论与列宁意识形态论合理发展，那么，审美意识形态论如何建构系统理论呢？他们求助于所谓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这种意识形态理论将意识形态解释为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它回避了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思想批判性与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的阶级斗争性。如《汉语大词典》对“意识形态”这个词条的解释是：“哲学名词。即社会意识形态，也称观念形态。指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对于世界和社会的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包括政治、法律、艺术、宗教、哲学、道德等思想观念。”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得更为清楚明白：“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人对于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哲学、政治、艺术、宗教、道德等是它的具体表现。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阶级社会里具有阶级性。也叫观念形态。”《现代汉语词典》虽然强调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但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倡导者却有意回避了这一点。如童庆炳先生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中是这样规定意识形态这个范畴的：“社会结构由两个基本层面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与社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政治、法律制度，二是社会意识形态，如哲学、宗教、艺术（包括文学）等。”[11]（P57）

人们的思想观念究竟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还是遮蔽现实生活本质关系的主观幻想，这是一个不可能有最终答案的理论难题，这个问题也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其意识形态理论之间难以协调的理论紧张之处，把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意识形态理论改造成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看似缓解了这个理论紧张，实质上等于取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试想，如果取消了意识形态这个范畴的思想批判性与阶级斗争性，意识形态只是上层建筑、社会意识等范畴的一个下属子范畴，这个范畴的理论价值又何在呢？如果审美意识形态只是反映社会存在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审美意识形态论与审美反映论又有何区别呢？审美意识形态论倡导者往往将二者混同使用，这事实上等于说审美意识形态论这个命题并没有独立的理论价值，而在童庆炳先生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第二章中却又将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与文学反映论并列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基石”。即使我们姑且承认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一个创新命题，要衡量它的理论价值，我们还得看一看它的具体阐释。童庆炳先生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在阐释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具体内涵时，并没有以“审美意识形态是社会结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理论基础来建构系统理论，而是说：“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表现在，文学成为具有无功利性、形象性和情感性的话语与社会权力结构之间的多重关联域，其直接的无功利性、形象性、情感性总是与深层的功利性、理性和认识性等交织在一起。”[11]

（P61）

说文学的审美性表现在“无功利性、形象性和情感性”，这可以理解，但是，把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解释为“功利性、理性和认识性”，不仅缺乏理论说服力，而且与其前文所主张的意识形态论相矛盾。退一步而言，把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解释为“直接的无功利性、形象性、情感性总是与深层的功利性、理性和认识性等交织在一起”，即使这个解释可以接受，那么，提出审美意识形态论与阐发黑格尔提出的“理念的感性显现”说二者在学理上又有何本质区别呢？如果没有本质区别，它的理论创新性何在，可以给人们提供哪些新的理论思考呢？此外，童庆炳先生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将文学的本质界定为“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是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11]

（P76）

既然认为文学是艺术，就已经强调了文学的审美性，又提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这显然有些罗嗦。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几点粗浅认识：

一、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但学理价值有限的命题，平心而论，它缺乏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意识形态论的理论深度。随着时过境迁，它不仅不可作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而且为了教学方便，应该从教材中删去，因为教材中对其关键词“意识形态”的解释——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恰恰与学术界习惯用法——强调某种思想观念的倾向性互相不一致，这给学习者造成不必要的理解混乱。

二、面对当代社会文化正在制造各种“虚假意识”，理论工作者应该致力于复活、发扬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意识形态理论，如法国的阿尔都塞与英国的伊格尔顿等理论家所做的那样，而不是为了非学术、非思想原因，有意无意地帮着制造各种“虚假意识”。

三、文学诚然具有意识形态性或审美意识形态性，但把文学的意识形态性或审美意识形态性说成是文学的本质属性，与唯美主义者把文学的审美性说成是文学的本质属性一样，不过是出于不同立场的理论偏执，并不能最大限度地解释人类的文学活动，事实上，文学具有多种属性，我们很难说哪种属性是文学的本质属性。我相信，本质主义是人类思想的迷误，而不是通往科学与真理的大路。

注释：

[1]单小曦.“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论”质疑——与童庆炳先生商榷[J].文艺争鸣,2003(1).60-63.[2]燕世超.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本质论质疑——向童庆炳先生请教兼论文学的情感语言艺术本质[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6).5-10.[3]陈雪虎.如何理解“审美意识形态论”——答单小曦的质疑[J].文艺争鸣,2003(2).57-60.[4]童庆炳.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J].学术研究,2000(1).105-112.[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6]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说“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P29）。虽然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使用过“虚假意识”这个概念来指称意识形态，但是恩格斯在写给梅林的一封信中却曾经将意识形态与“虚假意识”等同起来。[7]列宁.怎么班[A].列宁全集第六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8]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A].毛泽东选集第五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9]在此后一些重要文章中，如《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年5月）、《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957年7月），毛泽东又多次在上述意义上使用了“意识形态”一词。

[10]蔡仪.文学概论(第3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1]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On the Confusion of the Theory of Aesthetic Ideology

Ji Zhongyang

（Chinese Department，Huaiyin Teacher’s College, Huai’an Jiangsu223001）

The theory of aesthetic ideology abandoned the judgment of the theory of ideology by Marx and Engels and the view of class struggle of the theory of ideology by Lenin.It interprets the aesthetic ideology a kind of superstructure reflecting the economy foundation, a specially social consciousness, but, it could not be used as the theory foundation to construct the system theory.So, it not only often appears the logical confusion on the aspect of expression, but also results in lacking the necessary theory depth and theory value of the theory of aesthetic ideology.Therefore, the theory of aesthetic ideology is a theory that have already completed the historic mission, and should be abandoned , and can't be used as “the first principle of the literature theory ".Key words: the theory of aesthetic ideology the theory of ideology the theory of ideology by Marx and Engels the theory of ideology by Lenin 作者简介：

季中扬，男，1976年生，文学硕士，讲师，现任教于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主要研究文艺学。地址：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

邮编：223001 电话：0517——7071382（家）

电子邮箱：sjzy761029@163.com

第五篇：道德难题作文

道德难题作文5篇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都写过作文吧，作文一定要做到主题集中，围绕同一主题作深入阐述，切忌东拉西扯，主题涣散甚至无主题。写起作文来就毫无头绪？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道德难题作文，欢迎大家分享。

马上就要考试了，我的心情是即开心又害怕，开心的是妈妈答应我考试得了100分就给我买只小仓鼠，害怕的是我可能考不到100分。

周一下午开始考试了，老师发下了试卷，我连忙看了一下，每道题都很简单，对于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我三下五除二就写完了。可是，其中有一道题，我有一个单词不会写，这可怎么办呢？我急得是抓头挠腮，坐立不安，就在离下课还有五分钟的时候，我突然动起了翻书的念头，这时“小天使”发话了：“你不可以这样，如果这样的话，这就不是你的真实成绩了！”站在一旁的“小恶魔”也发话了：“抄吧！抄吧！难道你不想要小仓鼠了吗？”此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小仓鼠可爱、动人的画面。最终“小恶魔”战胜了“小天使”，我还是选择了翻书，结果，我真的得了100分，可试卷发下来的时候我却没有感到丝毫的喜悦，回家的路上，那个红红的100分仿佛说起了话：“我不属于你这个抄袭的人！”

回到家，我把试卷拿给妈妈看，她看过之后微微一笑，立马给我买了一只小仓鼠，看着那熟睡的小仓鼠，我的心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三年后的今天，我才知道，当年我缺少的是一个小学生最基本的道德。

有道德有修养的人，就是精神上的巨人，是受人尊敬的人。没有道德没有修养的人，就是精神上的乞丐，是受人唾弃的人。所以道德又是“乞丐”与“强者”的差别。“强者”尊重那些弱小、需要帮助的人，他慷慨地伸出自己的双手，无私的抚慰那些人们，不计较得失，不为了名誉，他收获的是快乐，他赢得了尊重。美国的微软原董事长比尔？盖茨退休后，将自己的所有财产都捐献给了慈善事业，体现了高尚的道德，获得了世界人民的敬佩。而一些“乞丐”为了个人的私利，斤斤计较，天天以丑陋自私的嘴脸待人，收获的是别人厌恶的表情。这样又有什么意思呢？不如快乐地做一个有道德有修养的人。

怎样才能做一个有道德有修养的人呢？首先，当别人误解、侮辱你的'时候，你应该微笑地提醒他，真正有道德的人是不该这么做的。当别人嘲笑你，贬低你的时候，你应该用行动向他证明，你是一个强者。有道德的人给弱小者以帮助，给长辈以尊敬，给儿童以亲切，给国家以热爱，给人类以宽容。

做个有道德的人，既招人喜爱，又能受人尊敬，何乐而不为呢？做个道德高尚的君子吧！每当你做出选择时，请先想想道德的这条标准，把你划分到了哪里？

这个世界，不是有钱人的世界，也不是贫瘠的世界，而是道德的世界。只有有道德的人，才能美好的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有些人因懒惰，吃东西时，连扔个纸屑都觉得烦，而有些人看到地有一张废纸便会自觉地捡起它，并扔进垃圾桶中；有些人满嘴说出的都是脏话，而且心眼十分的小，但有些人心胸宽阔，不会为一些芝麻大的小事而斤斤计较。

道德就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即使你有一些学问，也无济于事；就像有些地位高的博士，虽然满腹经纶，但他没有道德修养，也只是个高智商的野蛮人。我们只要心胸宽阔、不乱吐脏话、不乱扔纸屑、爱护公物。你就是个有道德的的人。

有道德的人，心灵像春天一样万华齐放；有道德的人，心灵像夏天一样豪迈奔放；有道德的人，心灵像秋天一样硕果累累；有道德的人，心灵像冬天一样银白的世界??

我们因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因为在这个有道德的世界，你唯有做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你的生活才会更丰富，更精彩！

如果你失去了今天，你不算失败，因为明天会再来。

如果你失去了金钱，你不算失败，因为人生的价值不在钱袋。

如果你失去了道德，你是彻彻底底的失败，因为你已经失去了做人的真谛。

道德是一双手，推开封锁在心里的窗；道德是一扇窗，窗外是美好的天空；道德是一片天空，它孕育着无数纯洁的心灵。道德是最美丽的花儿，散发着迷人的清香。

道德规范约束着我们的一言一行。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其实很简单，只要做每一件事都用心仔细想一想，多为他人考虑一点，道德就会伴随在你的身边。

意大利诗人但丁说过：“一个知识不全的人可以用道德去弥补，而一个道德不全的人却难以用知识去弥补。”是啊，道德代表的是一个人的修养，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一个社会繁荣的基石。我们青少年是祖国的明天，肩负着祖国的未来，一定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成为祖国明天的栋梁。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很多人都觉得很难。其实，道德离我们很近很近，近得触手可及。比如，见到老师时说声您好；同学之间互相帮助；诚实守信，不说谎话；保护环境，爱护花草树木等等。我相信，每个人都做到的话，社会将变得更加美好。

我曾经看过这样一个故事。冬天到了，下了几场大雪，兔妈妈要出去找食物，它担心小白兔孤单，就和小白兔堆了一个白白胖胖的雪人，雪人一下子活了，它调皮地眨着眼睛，朝小白兔笑呢。兔妈妈跟小白兔说了些话，然后就走了。小白兔跟雪孩子高高兴兴地玩了起来，玩了一会会，小白兔觉得有些冷，就回到屋里，点燃柴火，呼呼地睡着了。屋外的雪孩子看见小白兔家蹿出的火苗，急匆匆地跑过去，勇敢地冲进屋里，救出了小白兔，自己却融化了。

多么善良的雪孩子，为了救出小白兔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雪孩子虽然融化了，但我们相信，它一定会永远留在小白兔的记忆中。它提醒小白兔，也提醒我们每个小朋友，在危难之中应如何对待朋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养成良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