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坊七巷名人故事

第一篇：三坊七巷名人故事

宫巷的沈家大院

福州建城的时间是公元前202年，修建者是越王勾践的后裔——无诸。

100多年后，西晋战乱，中原望族衣冠南渡。

不知道是什么吸引了这些贵胄，他们中的一部分来到福州，选在三坊七巷落脚了。当然，那时的三坊七巷还远远不是现在的样子，也就是部分中原大姓的家族聚居点。

福州特色的马鞍形封火墙

后来经过数百年几代人的经营，到了唐末，公元十世纪初，福州城已经颇具规模，三坊七巷的坊巷格局在那时初步形成；

宋代三坊七巷完善定型，而且一如既往成为高官显贵们的住宅区。

岁月更迭，出入坊巷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然而朱门深院，锦衣华服，琴韵书香却一直流传下去。

宫巷11号的大房子应该在明嘉靖年间就出现了，因为这样的雕刻门楣是典型明代建筑的式样。

1855年，这里迎来了一位新主人，他就是沈葆桢。

宫巷

当时只有35岁的沈葆桢刚刚被破格提升为九江知府。由于为人清正，加上时常接济亲友，沈葆桢并无多少积蓄，据说，他是举债才购买了这个宅院。

房子装修好了，父母妻儿都住进去了，沈葆桢却仍旧远在江西任职。

1865年，沈葆桢的母亲、也是林则徐的妹妹去世了。按照惯例，官员因为父母丧事辞职回乡守孝，被称为“丁忧守制”，时间是27个月。然而，当时的沈葆桢已是江西巡抚，身居要职，再加上当时的国情，朝廷只给了他100天的假期。

1866年6月，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

一、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上疏朝廷，建议在福州设立船政局。20天后，朝廷准旨。

9月25日，陕甘等地的回民起义形势告急，左宗棠接到谕旨要调任陕甘总督。刚刚筹备不久的船政局，面临无法继续的危险。

左宗棠想到了沈葆桢。

马尾船政厂区

母亲死后，沈葆桢不是只有100天的假期吗？百天期满后，“以孝治天下”的沈葆桢说什么也要在原籍守孝满27个月，他向朝廷力求继续辞职在家守孝。

234 去，直伸到海里的样子。

而那些锈迹斑斑的电缆则成了博物馆里的展品，向人们展示着沈葆桢逝去的思想和功绩。

从1866年主持船政开始，沈葆桢一直在福州附近工作，因此在宫巷11号，沈葆桢专门设立一个办公场所。公务繁忙，他究竟有多少时间能怡享天伦呢？

沈葆桢与林普晴夫妻恩爱，沈葆桢当船政大臣时有很多公文，就出自林普晴之手，《清史稿》这样评价这些公文“一一中条理”。这位名门望族的千金小姐，嫁入贫寒的沈家后，一生追随丈夫的足迹，相夫教子，伺奉公婆。

人在职场，身不由己，沈葆桢与夫人也是聚少离多吧。他想念妻子，写下深情的诗句：生生世世许同心，一刻休论十万金„记否春风乍暖天，莲花朵朵上吟肩。西窗旧事从头话，辜负蟾光几度圆。

沈葆桢深爱着妻子，更关心子孙的成长。无论公务怎样繁重，他总要抽空亲自写信教导子女。

受当教书先生的父亲的影响，沈葆桢极其重视家庭教育。他甚至自己掏钱办了个私塾，让所有沈家的亲戚都去读书。而且私塾的气氛轻松自由，除了典章古籍，孩子们可以博览群书，自己选择自己喜爱的东西。沈葆桢的这种思想作为传统一直被沈家的后人延续下来。

做个读书人，一直是沈葆桢的理想。

当年，他在家为母守孝，甚至开了一家“一笑来”裱褙店，替人写字，装裱，而且乐在其中。

而在他留下的大量家书中，几乎每封信都嘱咐子女要读书。但是他告诉子女读书主要为了立品做人，做官倒是其次。

由于淡泊于做官，1875年，当朝廷任命他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时，他却再次上书朝廷拒绝。

可是朝廷舍不得他走，“海防要紧，自应迅速到任”。他也只好动身，前往南京。

1877年1月13日，他再次会同李鸿章联名向清政府重申派遣海军学生赴法英的建议，两位封疆大吏的奏折很快得到了批复：准奏。

于是有38名学生从船政学堂毕业生中挑出，在这一年的3月31日启程出国。这是福建船政局派遣的第一批海军留学生，也是中国政府公派的首批赴欧留学的“官费留学生”。

在两江总督任上，沈葆桢呆了四年。

1879年7月，久受病痛折磨的沈葆桢给儿孙留下遗嘱：叮嘱儿孙不要写任何关于他生平的文字，而他自己的书稿也绝不可印刻发行。

他还告诉儿孙“究竟笔墨是稳善生涯，勿嫌其淡。”

1879年12月，弥留之际的沈葆桢，口述了最后一个奏折，他念念不忘的仍旧三件事：一“铁甲船不可不办”，二“倭人万不可轻视”，三希望皇上“励精图治”，匡复大清。

衷心耿耿效力于大清王朝的沈葆桢死了，死在异乡南京。他的灵柩在这一年底千里迢迢运回福州。

小巷依旧宁静，沈家大院依旧古朴，他的身影却永远消失了。

严复与郎官巷

1921年10月3日，一阵阵沉重的喘息声从郎官巷这所房中传出。

一位老人在书桌旁艰难写下遗嘱。

他曾积极倡导西学救国，翻译了《天演论》等8部西方科学著作；现在，他却告诉儿孙：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郎官巷严复故居大门

他曾在报上痛陈鸦片害民，自己却无奈染上烟瘾，现在，他告诫儿孙：人要乐生，以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

他曾大声疾呼废除八股，自己却四次参加科举，现在，他写道：要知做人分量，不易圆满。

24天后，很多中国人听到这个消息：一个叫严复的大学者在他郎官巷的寓所中去世了。

三坊七巷中，郎官巷现在的长度最短，只剩一百余米。

宋朝时，一个叫刘涛的人住在这里，他的子孙都是郎官，巷名由此而来。其他六条巷都是笔直的，只有郎官巷是弯曲的，所以，据说当年它的长度列七巷之首。

甲午战争后，从郎官巷出去的林旭，与在京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一起参加康有为发动的“公车上书”行动，要求变法。

1898年9月5日，年仅23岁的林旭被授予四品官衔，协助光绪皇帝处理各种政务。当时光绪的诏书多为林旭所写。

然而，年轻人的才华还来不及充分被施展，维新变法即告失败

——光绪被囚，林旭则与谭嗣同等人一起，被处腰斩。

临刑前，23岁的林旭仰天长啸：“君子死，正义尽！”然后大笑，声若洪钟。

成立伊始的船政学堂

他一截两断的身子被缝合起来运回福州，按风俗，这样的死法绝对不能再回祖居，林旭的灵柩也只好被寄藏在寺庙里。

“建威”号，这是严复最初实习的船只，他随这条船政局自制的船到过香港、新加坡、槟榔屿等港口。

接着随“扬武”号抵达过日本的长崎、横滨等地。世界在他眼前一下子展现出别样的色彩，这是埋头四书五经中的人绝不可能见识到的。

当然，更大的幸运还在后头。

1877年，也就是在林旭出生的第三年，严复与刘步蟾、萨镇冰等32位船政学堂毕业生一起去了英国，那年他23岁。

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呈现在严复的面前。

19世纪末的英国正值“维多利亚的黄金时代”，举国上下生机勃勃，巨大的物质财富激荡着人们的思想活力，达尔文学说和进化论影响着社会各个领域。

在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严复仍旧学习军舰驾驶技术。

毫无疑问，政府为严复他们定下的未来身份是军人，他的同学 刘步蟾、萨镇冰等人后来成了著名的海军将领。

严复的出生地 阳歧严复故居

然而课余之时的严复却十分留心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

他醉心于达尔文、卢梭、赫胥黎等人的著作，还常常独自一人去听法庭审判，思考着英国的富强和他们的政治民主法律之间的关系。

在当时的清朝留学生中，严复以独立思考和畅谈闻名。满清驻英公使、洋务派人物郭嵩焘一见便称奇，两人迅速成为忘年交，经常在一起讨论中西方政治学术的异同。

1880年，从英国回来不到一年，严复即被另一个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李鸿章从福建船政招至天津，在他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负责教授洋文并兼管教务。

获得当时在中国政坛呼风唤雨的李中堂的认同，既有可观的俸禄，又掌握一定的实权，人生行进到这样的关口，应该可以开始在事业上大展拳脚，建功立业了。

然而就是在这个时候，严复的命运之舟却突然掉头，开始向他生前身后最受人争议的方向行进了。

严复初到天津，正是北洋学堂工程启动阶段，李鸿章特意写信给学堂当时的校长，让其准许严复参与学堂的初期建设、招收学员、制定课程等“一切”事宜。而他的教学能力也得到了李鸿章“造诣精进”的评价。

虽然能力受到认可，但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却迟迟得不到升迁，思想主张更是难以实施。

为了改变人微言轻的局面，曾经留学西洋的严复决定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

1011

这一年的10月27日，他死在郎官巷家中。

死时，这位老人身边只有二女儿相伴。

在福州这条如今看上去极不起眼的老巷中，中国近代一位在思想界产生过极大影响的老人合上了眼睛。他把自己最后的灵魂永远放进幽静的郎官巷中。

严复留学英国就读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学校

笔墨文章满坊巷

文儒坊的这幢房子，一百多年前，曾经远近闻名。

闻名是因为这个家族自从明嘉靖年间走出第一位进士后，持续若干代，一直在科举路上凯歌高奏，在清同治、光绪时达到顶峰。那时陈家七个儿子，除第五子早亡，其余六子皆中举，其中四个进士，三个翰林，长子陈宝琛还成为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

陈家理所当然成为整个三坊七巷浓浓书香的代言人。

早在陈家六子科甲之前，三坊七巷就聚居了福州乃至福建大部分硕学通儒。

这里曾住着清嘉庆道光时期两位有名的读书人，一位是陈寿祺，福建四大书院之一鳌峰书院的院长。陈寿祺走后，房子的主人换成江苏巡抚梁章钜。陈宝琛

有趣的是，在鳌峰书院，梁章钜是陈寿祺的学生，而他的另一位同窗好友，则是清末政坛风云人物，被称为“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

梁章钜是林则徐禁烟的坚定支持者和配合人，身后著作70余本，被林则徐赞为 “仕宦中，著撰之富，无出其右”。

而他平生最爱也是诗书字画，书生本色，这个面积不大的小园林就是他58岁时的作品。

园林有一个美妙的名字，叫做曼华惊现。在不足100平米的地方，堆山，砌洞，凿池塘，建小桥，修亭子，还只是半边亭，然后坐在其中吟诵诗书，如果不是真风雅的读书人，谁能想出这样跌宕起伏又风流婉转的景致呢？

梁章钜把他的藏书楼称为“黄楼”。一个姓梁的人，自己掏钱修楼，为什么不叫梁楼而称“黄楼”呢？

原来是为了纪念唐朝一个叫黄璞的人。

唐末黄巢起义，曾驻扎福州一个多月。

这期间，他做了两件足以写进历史的事：一是在这条巷的巷口 贴安民告示，让百姓不要慌张，从此巷子就有了这个名字安民巷。福建女子师范学校师生合影 第二是在队伍经过黄巷时，号令官兵熄灭手中的火炬，放轻脚步，原因是怕惊扰住在这里的大学者、诗人黄璞。

一个令整个盛唐都地动山摇的起义领袖，毕恭毕敬地为一个读书人熄灭火炬，可以想见黄璞的学识人品。据说，一直到解放初，黄巷内还有一块石匾，上面写着“唐黄璞旧居”，可惜后来不知所踪。

这是目前三坊七巷中所能找到的年代最久远的名人旧迹了。

三坊七巷中另一处至今仍被读书人津津乐道的旧迹，是光禄坊的 “光禄吟台”。

“光禄吟台”这四个丰满圆润的字题于1000年前，书写者是宋朝的福州知州程师孟。

字刻于巨石上。当年程师孟经常在此吟诗赏玩，引得后人纷纷仿效，光禄吟台也就成为读书人聚首的好去处。

1833年，林则徐受邀来此放鹤游玩。那时这里已经成为他朋友的私宅。

40多年后，这里的主人变成了沈葆桢的女儿女婿。他们的孩子李宗言兄弟延续了外公热爱诗书的遗风，就在光禄吟台组织起诗社来。

诗社共19人，包括后来的《福建通志》总纂、同光体诗派代表人物之一陈衍，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和文学家、翻译家林纾。

陈承裘故居门上雕刻

他们同陈家的长子陈宝琛一道，从三坊七巷走来，照亮了整个清末民初的中国文坛。

林纾出身贫寒，家并不在富贵的三坊七巷，却常常出入光禄吟台。

他每月要四五次进诗社作诗，还频频向藏书丰富的李家借书，据说，几年间，他借阅的图书竟多达三四万卷以上。林纾后来以文言文翻译了《茶花女》《雾都孤儿》等两百多部欧美小说，成为中国介绍西方文学的先驱，是否也受到这个时期大量广泛的阅读、还有诗友们经常切磋技艺的影响呢？

而陈衍与郑孝胥，家都在三坊七巷。

在这座房子里，陈衍一直住到1937年去世。

这个房门已经百年，但其上的雕刻依旧精美异常。

这些钟鼎礼器代表了那时所有三坊七巷人的人生理想：学而优则仕。

陈家的子孙似乎都是这份理想的坚定执行者。

清朝进士科考三年一次，一次只取三四百人，一省也就二三十而已，一县还摊不上一人，而一个家庭居然连续进士，甚至同榜进士，的确非同一般。

连高居庙堂之上的皇帝都知道了福州的陈家，亲笔题写了“六子科甲”蓝底金字的匾额派人送到陈府。

夏月英是陈家第四代儿媳。

陈承裘故居内部

从1957年开始住进这个大宅院，夏月英就无时无刻不在耳濡目染着这个世代书香之家的特有气息。

如今，子女早已搬离老坊巷，老人独自生活在这里。

老人说，住在这里感觉很舒服，很亲近，不仅因为坊巷深阔，远离尘嚣，更因为只有在这里，才能依然让老人感受到祖辈的生活气息。

夏月英：“一代一代传下来，陈承裘，陈景亮，陈宝琛，都非常非常朴素，非常朴素，非常克俭，有钱就放在学楼里用。所以都为人，少为自己，这个非常传统，一代一代教育，都是这样下来的。”

从恪守诗礼传统的家庭中走出，满身书香的陈宝琛就这样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

1882年，就在郑孝胥考中全省举人第一名的那一年，陈宝琛出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次年晋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身为书生，直言国事，天经地义。陈宝琛不避权贵，“言人所不敢言”，很快，便与张之洞等人一起成为清流派的代表人物。

1885年，中法海战，中国战败。陈宝琛因荐人不当受到牵连，被朝廷连降五级贬回乡里。

就在那一年，陈承裘去世。陈宝琛索性借着为父亲守孝，辞官 回到福州。

福州鼓山陈宝琛修建的听水斋

不想这一呆竟有25年之久。

闲赋在家，陈宝琛只能假借吟诗唱和而自遣了。

福州东南风景怡人的鼓山，自此多了陈宝琛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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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甘国宝自己住的房子则在文儒坊28号。

1919年，文儒坊尽头的福州旧城墙被拆除，新建成的柏油路把文儒坊一截两断。

甘国宝故居也只剩下这一堵老墙了。

如果只有岁月的变迁，故居也许不至于损毁得如此严重

甘国宝在福建水师提督府留下的石刻 ——

1938年6月，一场百年未遇的大洪水袭击了福州。

由于靠近护城河，甘国宝故居难逃厄运。

水把甘家大院淹到一米多高，屋倒墙塌，28号甘国宝故居就这样被水吞没了。51号祠堂也仅剩后边的这一座小楼。

大水来了，又走了，城市前进的步履没有因此停下，一座房子的生命却戛然而止。

不过，甘国宝的故事却远远没有随此终结，他的传奇人生仍旧持续不断地在三坊七巷中上演着。

当年甘国宝从文儒坊进进出出，一定经常路过这里。

这是明代抗倭名将张经的老家，就在甘家祠堂51号的斜对面。

嘉靖三十三年，江浙沿海一带倭寇横行，时任总督大臣并挂兵

部尚书衔的张经率领江南江北七省军队积极抗倭。

第二年，他在俞大猷和卢镗的配合下，先后在浙江嘉兴市北一 闽剧传统剧目甘国宝与王莲莲 带大破倭寇，被称为“军兴以来战功第一”，一时间举国欢腾。然而，张经却在这时得罪了相爷严嵩。严嵩诬告张经，说其实张经完全可以更早一点儿与敌作战，但他就是迟迟不战，这不明显是养寇嘛。

嘉靖很听严嵩的话，张经抗倭大胜那一年的十月，他就在北京被斩首了。京城的百姓不干了——这么能干的大臣，而且还打了大胜战，却被杀了！成何体统！于是百姓们集体罢市三天。

皇帝不得已给张经平了反，还重新大修他的墓地。然后重用张经曾经启用的年轻将领。

这个年轻将领在其后数年间也曾多次入闽抗倭，途经福州时，据说曾在文儒坊闽山巷内暂住。这个年轻将领就是后来同样战功卓著的戚继光。

当一身好武艺的甘国宝在悠悠老巷中挥动拳脚时，张经和戚继光的身影是否曾一次又一次叠现于他的眼前？像前辈一样肩担道义成就大业的想法是否曾经激荡过他的心胸？

从乾隆二十年开始，甘国宝相继任贵州威宁、浙江温州、闽粤南澳总兵，开始了他为国效力的人生历程。

这里是福建水师提督府旧址。这两个大字就是甘国宝在福建水师提督任上留下的。

历数甘国宝所有的提督头衔，并没有一个“九门提督”——看来，那也仅仅是老百姓的又一个美好心愿吧。

这是甘国宝的画作。

它不是用毛笔、而是用手指画的。

虎将甘国宝所画的‘指虎’形态各异，走着的、卧着的、上山 虎、下山虎，都能‘传其威鸷之神’，栩栩如生。

文儒坊坊口

现在仍然居住在51号大院的甘家第六代儿媳茹曼真，还清楚地记得姐姐当年看到纸虎画的感受。

纸虎画，白虎星下凡，虎将，这一切，都随着时光远去了。

如今，在经受过洪水洗礼、岁月磨难的老屋中，生活在此的甘家后人也只有这个70岁的老人了。

戎马一生的甘国宝的真实性情也随着老屋的倒塌而渐行渐远，老百姓记下的只有舞台上的这个戏剧形象。

三坊七巷中有过无数巨商富贾达官名儒，却只有甘国宝被涂抹了层层油彩。

他的走投无路窘迫难堪，他的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他的功成名就扬眉吐气，一切都煞有介事地铺叙着。

据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福州曾出现两三个戏班竞相选用名角演出《甘国宝》赛戏的场面。

八十年代中期，连江县闽剧团编演的《甘国宝》，轰动一时，在福州五区八县连续上演一千多场，场场爆满。

在戏里，甘国宝栩栩如生，人们竭尽想象将一个“浪子回头金 不换”的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跌宕起伏，可是关于他的真实故事却零星而破碎，没有多少完整具体的记载。衣锦坊

1776年，他出巡闽地八府，途经泉州府时忽染重病而逝，终年67岁。

染什么病？不知道。据说尸骨从泉州运回后，葬在福州北郊外的猫儿山。但究竟在猫儿山上具体何处？还是不知道。甚至连家族有过怎样的悲欢情节，婚恋的花烛何时点燃？子孙的繁衍是密是疏？这一切，也都很难说得清。

甘国宝死后两百多年，2003年8月，福建成立了关于他的研究会，9月，台湾也相应成立了“甘国宝历史文化研究会”。

杨桥巷17号

一百年前，这里还只是一条小巷。

民国初期，它被人们从杨桥巷改造成了杨桥路。

在繁华与时尚的日益变迁中，17号林觉民故居还是顽强地坚守了下来。

它古朴的朱门灰瓦曲线山墙虽然有些异样，却仍然在诉说着这个老屋曾经见证过的沧桑往事。

老屋据说建于清中叶，最初的主人是谁无从知晓。往上查，只有一个别号叫崧甫的男人，他是林觉民的曾祖父。

世事更迭，崧甫究竟是一介书生还是一员官宦？如今都没人知道了，除了这幢房子，时光吞没了他的一切。

然而，或许他自己都不曾料到，由他的血脉繁衍下去的后代子孙，竟一个接一个凸起，在历史的星空中大放光华。

林长民，崧甫的曾孙，林觉民的堂兄。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回国后，成为名噪一时的文人逸士。1921年，林长民曾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出席世界国联总会。

他的女儿林徽因更是才情盖世，风华绝代，双脚横跨文学与建筑界——你是春，是暖，是燕子在梁间呢喃，她的诗句，她的建筑就如同她的人生，玲珑剔透，至今光彩熠熠。

林觉民在三坊七巷的故居与严复故居相隔不远。1887年，当严复准备参加第二次科举考试时，林觉民出生在这里。

林觉民的父亲林孝颖其实是他的叔父。

林孝颖考中秀才后，被逼与黄氏成婚。他不喜欢黄氏，结婚时连洞房都没进，因此二人没有生育。林孝颖的哥哥怜

林觉民的堂哥林长民及其女儿林徽因 恤黄氏孤单，就把自己的儿子林觉民过继给林孝颖和黄氏。

在杨桥巷17号家中，林孝颖亲自教导林觉民读书。

林孝颖相信，以儿子的才智，科举及第光宗耀祖是迟早的事。

可是，当13岁的林觉民在父亲的逼迫下参加童生考试时，却挥笔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第一个走出了考场。

这所福建省第一流的中学，最早是福建著名的鳌峰书院，1902年，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宝琛在家乡兴办新学，将其改为全闽大学堂。

陈宝琛很赏识林孝颖的诗文才学，将他聘为全闽大学堂的国文教师。已经15岁的林觉民此时彻底摆脱科举，随父进入这所新式学堂学习。

在这里，各种新思想新学说风起云涌纷至沓来，将林觉民年轻的心灵浸润着。

而校外，垂暮的大清帝国正在各种屈辱压抑的条约下生存，呼吸艰难而沉重。

林觉民于是给自己取了一个号叫“抖飞”。他大概希望自己能够像大鹏一样，抖动翅膀直飞冲天；他或许更渴望能在危难关头为祖国做些什么。

现在这处人声鼎沸的繁华之地曾经是一座古庙。100年前，一群青年学生经常在这里进进出出——因为那时这里多了一个青年爱国社。

林觉民夫妇卧室《与妻书》中提到的卧室

林觉民曾在这里做过一场演讲，题目是《挽救垂危之中国》。

动情处，林觉民拍案捶胸声泪俱下，听讲者无不为之动容。

全闽大学堂一个学监也夹在其中，听后悄然感叹：“亡大清者，必此辈也！”

这个已经住满了人家的宅院，当年也是林觉民常来之地。

他在这里创设阅报所，摆上《醒狮》、《警世钟》等革命进步书刊。

革命的理念甚至还被林觉民带进了杨桥巷17号的老宅中，在他的操办下，一个别开生面的女学正悄然在家兴起。

林孝颖觉察到儿子的离经叛道。1907年，他决定让林觉民离开家，离开新婚仅两年的妻子，东渡日本自费留学。

樱花浪漫的异国，此时正聚集着一大群忧国忧民的血性男儿，他们为之牵肠挂肚的，无时不是自己祖国的凄风苦雨。

为首的人叫孙中山，他领导的组织叫同盟会。

林觉民到日本不久就加入同盟会。

他到各处演说，语言与神态都极具感染力，被人形容为：“顾盼生姿，指陈透彻，一座为倾”。

除了说，他还写。《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论今日人心宜

重古道》一篇篇檄文在他的笔下汩汩流出。

林觉民故居

少年不望万户侯，他要望的东西，直到此时才真正清晰而彻底地升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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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林觉民，林文与林尹民还都尚未结婚。

在这次起义中，还牺牲了很多年轻的生命，但却只有72具烈士遗骸被人从荒野中收集起来，合葬于广州北郊白云山南簏的黄花岗。黄花岗原名红花岗，为了纪念这些忠勇牺牲的革命者而改名黄花岗，因为黄花就是菊花，象 征着节烈。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福州人占了十九位，还有一种说法是24位。

林觉民在日本参加同盟会时写下的文章

而实际上，在起义中倒下的福州人又何止这些，留下影像的就更是少之又少了。

这就是那封几乎很多人都熟悉的《与妻书》。

1911年4月24日深夜，广州起义的前三天，林觉民在香港滨江楼挑灯写下了它。

“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为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阴间一鬼。”

24岁的林觉民，人生的画卷才徐徐展开，生命的滋味还远未尝透，此时突然站到了生与死的边缘，却仍然可以从容不迫地抒写如此从容镇定的文字，究竟需要多大的胸怀，才能做到这般的心静如水？

生活在现在的孩子们，已经很难想象林觉民所处的时代了。

今天，在古老的三坊七巷里，他们可以在阳光下自由地穿梭，畅快地玩耍，纯真的笑脸在巷里巷外流淌，这也许就是林觉民他们拼却青春和生命希望换取的理想生活场景吧。

今天，他的理想变成了现实，可是，100年前，当他勇于就死时，留给妻子和家人的却是挥之不去的伤痛。

林觉民在广州被杀时，他的岳父陈元凯恰好正在广州任职，为避免清政府满门抄斩，他托人连夜赶到福州报信，让女儿陈意映火速逃离。

杨桥巷17号，这个在林觉民笔下充满温馨回忆的后街之屋，也一定让陈意映难以割舍吧。

初婚三四个月，她和丈夫漫步庭院无话不谈，无情不诉；

丈夫在日本参加革命，陈意映给予了默默的理解和支持；

丈夫从日本归来，陈意映请求林觉民如若远行就将她带上，无论生死都愿相随„„

现在，所有这一切都要抛却了。

《与妻书》原件

陈意映卖掉祖屋，拖着8个月的身孕领着一家大小仓皇搬到光

照片上这个小姑娘叫林兰，是林仲新的大女儿。

现在已经长大成人的林兰正在新式的楼房中享受着三口之家其乐融融的生活。

林兰的家离三坊七巷的祖居并不远，只有十分钟的车路。只不过，古老的坊巷生活已被现代家居所取代了。

林兰长的和祖父非常相像,但她很少提及自己的身世。

对林兰而言，祖辈的故事已远去，她更愿意珍惜和享受的是眼前的幸福生活。

林兰也在三坊七巷长大，而她的妈妈刘文业就是民国时期福州著名实业家族——电光刘家的后人。

坊里流金巷是银

1911年，当辛亥革命的炮火正在广州城隆隆作响时，福州城内的三坊七巷也悄悄迎来了一次生活上的变革。

几根电缆通到巷子里，一盏盏电灯照亮了这些大宅院。

其中当然包括宫巷的刘家，因为刘家正是当时整个福州电力的输送者。

商贾云集的古老坊巷从此迎来了新的工商业形态。程家小院

三坊七巷之所以在建筑布局上被人们津津乐道，最大的奥妙就在于这条街。

这条街叫南后街，位于整个三坊七巷大格局的中间，它的西边是三坊，东边是七巷。而它自己，则曾是一条热闹的文化商业街。

“正阳门外琉璃厂，衣锦坊前南后街”。这是清末一位诗人对它的描述。

据说旧时福州许多著名老字号都出在三坊七巷。

俯瞰三坊七巷

除了这种与读书作画相关的行当，南后街最美丽的传统商品就要数花灯了。

福州花灯早在唐代就已闻名全国。宋代，在杭州举行的灯赛上，福州花灯与苏州花灯并列被评为上品。而福州人用寿山石磨制而成的花灯则被送往宫中成为贡品。

福州习俗，农历新年开市卖灯。

女作家冰心这样回忆：“我们老家在福州南后街，那条街从来就是灯市。灯节之前，就已是‘花市灯如昼’了，灯月交辉，街上的人流彻夜不绝。”

鼎盛时期，南后街容不下太多商家，衣锦坊以北的水流湾就成了南后街的延续。而在水流湾不到半华里的地方，竟然聚集了60多家家具店。

欧阳家大院

南后街北端的杨桥巷，现在成了杨桥路。除了古老的双抛桥，很多老宅都变成了高楼，其中包括乾隆年间福州脱胎漆器的创始人沈绍安，他家就住在杨桥巷，而他的漆器店曾经就开在古桥旁边。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沈绍安发明的传统工艺——脱胎漆器的生产，师傅正在给打磨好的漆器绘制图案。

福州的脱胎漆器与北京的景泰蓝、景德镇的陶瓷并称中国工艺三宝。

关于他的发明有许多说法，其中一种是有一次他去官府修理金字匾额，发现匾额的字迹已经脱落退色，但里面用布裱着的一层却坚固如新——这给了他灵感，他由此用漆和布为原料、采用类似裱褙的方法发明了脱胎漆器。

由于轻巧耐用，沈绍安的脱胎漆器在福州广受欢迎。

沈家的漆器传到了第六代沈正恂手里，一个叫徐世林的人喜欢他的漆器，买了很多回到京城献给慈禧太后，没想到老佛爷竟爱不释手，大喜之下按照西洋做法赏给沈正恂头等商勋，四品顶戴。

后来沈家的脱胎漆器在多次在法国巴黎、美国芝加哥等万国博览会上捧回金奖，从此远销欧美等国，声闻海内外。

20世纪初，当沈绍安的脱胎漆器在巴黎万国博览会上吸引众多洋人的目光时，远在福州的三坊七巷，一个经历过多次经营失败，最终拥有雄厚财产的家族也把眼光放到了西方模式的新型工业公司上。

欧阳家花厅

福州最著名的人物要数林则徐了。林则徐自己并不住在三坊七巷，但他与三坊七巷的关系却非常密切，尤其是宫巷。

这里住着他的三儿子林聪彝，二女婿沈葆桢，还有大女婿刘齐衘。

这就是刘齐衘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1837年，当身为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将长女林尘谭许配给刘齐衘时，他仅仅还是一介书生。四年后，他便和哥哥一道双双高中进士，成为轰动一时的一胎同榜两进士。

金榜题名后，刘齐衘在仕途上一路顺畅，户部主事、陕西布政使、浙江按察使、河南巡抚，20多年间，刘齐衔步步高升。

刘齐衘将自己的俸禄陆续寄回家中，在福州城开了三家当铺，又买下几处房产和几百亩地出租，获取了高额利润。

刘齐衘可谓长袖善舞，在官场和商场两处春风得意。

死后，他将自己的身躯埋进了幽静清爽的森林公园，而将自己20年所得全部俸禄共10万银元、还有精明的商业头脑全部留给了子孙。

按照老百姓的说法，刘家祖坟占全了好风水的所有因素——背靠北峰，面朝八一水库，还能依稀俯瞰整个福州城。

据说刘家人找了三年，才寻得这样一处好墓地。

欧阳家花厅

1890年，刘齐衔的儿子们开始初次创业。

由于缺乏经验，他们的创业很快就失败了。

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的下一代在创业这条充满诱惑的路上继续冒险。

父辈们的失败经历则成了一次重要尝试，拉开刘家工业发家史的序幕。

继刘家首次创业失败后，刘齐衔的孙子们陆续从国外留学归来。

他们开始商量要在商业领域继续尝试，可是该从哪里入手？

20世纪初，以棉纺织为核心的轻工业已经开始慢慢进入中国社会，刘家是否也要进军这一行业呢？

轻工业和公共事业行不通，刘家兄弟于是想到了电。电虽然是新鲜事物，但却有着人人都会需要的趋势，发展潜力不可预估。

1910年，留氏兄弟以爷爷刘齐衔留下的银两为基础，一口气将

一年前刚开办就因资金不足、设备残缺而难以为继的耀华电灯公司买下，创办了福州电气公司。

1911年，福州电气公司正式向全城供电，三坊七巷自然是最早

的受益者。

清末福州南门一带旧影

当明晃晃的电灯照亮了古老坊巷时，刘家又看中了一个新鲜事物——电话。

1912年，刘氏家族再度控股福建电话股份有限公司，本部就设在塔巷。

这是福建电话股份有限公司在成立伊始制定的章程，共有28条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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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已经被废弃多年，从这些精致的座椅、古朴的窗棂中，依然可以让人想到这里曾经的丝竹悦耳，热闹喧哗。

这几扇大门都是用楠木、红木细细雕凿而成的，门上甚至还镶入100多幅由黄杨木树根雕刻的花鸟图案。

更令人叫绝的是，这些小雕刻还可以随意被拆卸下来，以便清洁。

当然，现在，这也为一些慕名前来参观的旅游者顺手牵羊提供了便利。

房子虽不是欧阳宾亲手修建，但在年复一年细致周到的翻修维护中，他的汗水已经渗进这里的每一个角落。

上世纪30年代左右，欧阳家的商业经营接连遭遇不测。钱庄倒闭，百货经营还不景气，欠了一大笔债，欧阳宾不得不把这座大院典当出去。

房子的再度回归让欧阳宾兴奋不已，也让欧阳后人永远记住了欧阳勣。1926年，欧阳宾临终前，执意做了一件事：给14个儿子一一指定了居住的房间。

而且，他留下话：房子只许住，不许租，更不许卖。

他的后人记住了这句话。除解放初期厅堂曾成为省军区被服加工厂车间外，其余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一个外人被安顿到这个屋檐下。

年近70的欧阳彤老人是欧阳宾的孙女，1948年，天津长大的她第一次来到这里，被四伯父欧阳勣安排住在花厅。现在，老人再度离开三坊七巷，住进了女儿家的楼房。然而每隔上一段时间她还会回来，整理整理这里的卫生。

欧阳氏人尽力地维护了自己独立的生活空间和生活习惯。每次外出，都要在大门口把写着自己名字的门牌翻过来；回到家里，就把门牌扣回去。这样，夜晚关大门的人就能判断出是否还有家人没有回来，是否还需要留门。

也是因为坚持了相对独立，这座小院也完好地被保留下来。虽然比不上三坊七巷里其他豪宅的气派，这里却也自有一番悠然闲在的生活景致。

有阳光，有淡淡的木香，还有花卉，贴近自然远离尘嚣，这样的心境恐怕是三坊七巷的传统生活赐予现代人最好的礼物吧。

其实三坊七巷里很多大宅院旧有的主人故事，都已经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外，他们的追求，他们的生活情趣，我们或许只能经由这样的想象，才能略感一二。

这些宅院的主人中有多少商人呢？没有人做过具体的统计，不过，许多我们现在知道的名人故居以前都曾住过商人，比如沈葆桢故居。

岁月悠悠，坊巷老去；曾经回荡在坊巷上空的福州话的叫卖声也慢慢走远；

一同远去的，当然还有卖线面的小贩晃晃悠悠的身影还有他叮叮当当的敲竹板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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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三坊七巷故事

宫巷的沈家大院

1866年初秋，朝廷一品大员左宗棠来到宫巷11号大院的门口。为了他一手设立的福州船政局，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光顾这里。在左宗棠心目中，只有住在这里的主人才有资格接替他担负起船政的大任。其时，宫巷11号的主人就是清末重臣沈葆桢……

1866年6月，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

一、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在福州设立了船政局。9月25日，陕甘等地的回民起义突然形势告急，左宗棠接谕旨调任陕甘总督。刚刚筹备不久的船政局面临无法继续的危险。左宗棠想到了沈葆桢。

1865年，沈葆桢的母亲、也是林则徐的妹妹去世了。按照惯例，官员因为父母丧事辞职回乡守孝，被称为“丁忧守制”，时间是27个月。然而，当时的沈葆桢已是江西巡抚，身居要职，再加上当时的国情，朝廷只给了他100天的假期。但沈葆桢坚决要求守满27个月。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外甥。沈葆桢13岁时就读于林则徐家中，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看中这个小外甥日后必成大器，因此亲自做主，定下了自己最钟爱的二女儿林普晴与沈葆桢的婚事。沈葆桢实在不想丁忧期间出任公职，然而左宗棠的决心更大，他直接上疏朝廷力荐沈葆桢。沈葆桢这才不得不在居丧期间出任“马尾船政大臣”。1866年12月23日，福建船政主体工程在马尾全面动工。

“扬武”号巡洋舰，福建船政第一艘完全自产的大型远航巡洋舰下水时，两岸无声，大家屏息静气，眼睛随着“扬武”号轮下的波涛转动。直到“扬武”号安全靠岸，人群才响起欢呼声---这意味着中国在装备上已经具备了与国外先进国家抗衡的实力!在沈葆桢主持船政的8年多时间里，共有5艘商船和11艘兵舰成功下水。船厂由最初的200亩地发展到600多亩，拥有包括造船、驾驶等30多个工厂，3000多工人。在他手中生产出来的轮船，后来装备起了中国第一支海军舰队。在他手中培养的船政学生，后来成为中国海军甚至是社会其他领域的中坚力量，影响了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比如邓世昌、刘步蟾、萨镇冰、林永升、林增泰等海军舰长，晚清外交官陈季同被认为是当时欧洲最有影响的中国人，他将《红楼梦》、《聊斋志异》译成法文，还有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等。那时的马尾造船厂，据说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新型造船厂。

1874年5月，11艘日本兵舰，载着3500名士兵开到台湾，杀人抢物。其时“台地千余里竟无一炮”，只能任由日本兵践踏。5月29日，清政府急命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办理台湾海防。54岁的沈葆桢率领船政生产的船只开赴台湾，做好了与日本作战的一切准备。针对台湾问题，沈葆桢站在未来的高度，提出了四点以外交和实力相结合的对日斗争方针：一联外交，获得国际同情；二储利器；三储人才，做好准备；四通消息，取得长远便利。

1874年12月20日，日军全部退出台湾，沈葆桢却没有走，他上奏朝廷，建议开发台湾。沈葆桢为开发台湾付出了极大的艰辛和热忱，使得清政府的政策从以防内为主转到以防外为主，奠定了今天台湾发展的基础。

至今台湾对沈葆桢一直眷眷难忘，在台湾岛很容易就能找到沈大人的遗迹。

从1866年主持船政开始，沈葆桢一直在福州附近公干，因此在宫巷11号，他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办公场所。沈葆桢与林普晴夫妻恩爱，他当船政大臣时有很多公文，就出自林普晴之手。这位名门望族的千金小姐，嫁入贫寒的沈家后，一生追随丈夫的足迹，相夫教子，伺奉公婆。1875年，朝廷任命沈葆桢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时，他却再次上书拒绝。他担心已经病痛缠身的自己是否能肩负如此重任。而且他想家，想念天伦之乐。可是朝廷催促紧迫，“海防要紧，自应迅速到任”。沈葆桢只好动身，前往南京。

1877年1月13日，他再次会同李鸿章联名奏请清政府派遣海军学生赴法英，于是这一年的3月31日，38名船政毕业生启程出国。这是中国政府公派的首批赴欧留学的“官费留学生”。在两江总督任上，沈葆桢呆了4年。1879年7月，久受病痛折磨的沈葆桢给儿孙留下遗嘱：叮嘱儿孙不要写任何关于他生平的文字，而他自己的书稿也绝不可印刻发行。他还告诉儿孙：“究竟笔墨是稳善生涯，勿嫌其淡。”

衷心耿耿效力于大清王朝的沈葆桢死在异乡南京。他的灵柩在这一年底千里迢迢运回福州，葬在福州西郊梅亭麓山。●严复与郎官巷

三坊七巷中，郎官巷现在的长度最短，只剩100多米。据说当年它的长度列七巷之首。1921年9月3日，大学者严复在郎官巷自己的寓所写下了遗嘱。54天后，严复去世。

其实，这只是严复晚年的住处，他的老家在福州郊外的阳岐村。严复从小入私塾读古文，14岁那年，父亲染病去世，家境变得困难，只好中断了走学优致仕的道路。1866年，像当时许多贫家子弟一样，严复报考了福州船政学堂，最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经过5年的学习，严复1871年又以最优等的成绩从船政学堂毕业，然后很自然地登上那时还是稀罕物的船舰。

1877年，严复与刘步蟾、萨镇冰等38位船政学堂毕业生一起去了英国，那一年他只有23岁。1880年，从英国回来不到一年，严复即被另一个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李鸿章招至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其教学能力得到李鸿章“造诣精进”的评价。虽然能力受到认可，但由于没有科举的正途出身，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迟迟得不到升迁，思想主张难以实施。

中国传统社会有句老话叫“学而优则仕”，严复虽然到国外留过学，但没有科举的正途出身，所以被人看做是野狐蝉，不正统。为改变人微言轻的局面，这位曾大声疾呼废除八股、又留学西洋的大学者决定参加清廷的科举考试。

然而，严复的四次科举考试，均以失败告终。直到1894年中日海上发生的那场恶战--甲午战争，彻底让严复清醒了。从那以后，他从八股文中解脱出来，像一名斗士一样跃上战场。1897年，一个注定要影响几代中国人思想发展的文化巨著--《天演论》破茧而出。该著作一经发表，便迅速在维新人物中间流传，乃至整个中国近代社会都弥漫着严复《天演论》的思想。

《天演论》之后，严复又马不停蹄地翻译了另外7本西方著作。这些书令严复声名鹊起，没有人能够忽视他，即使是高高在上的满清王朝的皇帝。

清朝覆灭，民国成立。1913年，袁世凯指使杨度等人组织“筹安会”，鼓吹反对共和，恢复帝制。杨度三次走访严复，邀他做发起人。8月，“筹安会”成立，严复名列第三，成为“筹安六君子”之一。对此，严复没有申明反对。

严复跟袁世凯之间的瓜葛很复杂，他跟袁世凯相识近30年，袁对严复比较赏识。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职，这也说明严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为着这份旧情，严复把袁世凯亲信送来的4万元支票退还，没有参与筹安会的活动，却又对未经他同意就被人冒列筹安会一事三缄其口。这成了严复继参加科举之后又一件令人唏嘘的事。

1918年12月9日，严复回到了福州。他想在晚年时候落叶归根，于是选择了福州。福建省督军李厚基则非常有眼色地为他奉上了郎官巷的房子。

当时严复已经60多岁了，身体状况非常糟糕。为了减轻病痛，医生给他开了“特效药”，他病不择医，一口吞下，谁知竟是鸦片，而且一次成瘾，病情更是每况愈下。

1921年的10月27日，严复死在郎官巷家中。其墓志铭由他的好友、儿媳林慕兰的舅舅陈宝琛所写。●笔墨文章满坊巷 文儒坊的陈承裘故居，100多年前，曾经远近闻名。闻名是因为这个家族自从明嘉靖年间走出第一位进士后，持续若干代，一直在科举路上凯歌高奏，并在清同治、光绪时达到顶峰。那时陈家七个儿子，除第五子早亡，其余六子皆中举，其中四个进士，三个翰林，陈家理所当然成为整个三坊七巷浓浓书香的代言人。

早在陈家六子科甲之前，三坊七巷就聚居了福州乃至福建大部分硕学通儒。这里曾住着清嘉庆道光时期两位有名的读书人，其中一位是陈寿祺，福建四大书院之一鳌峰书院的院长。陈寿祺走后，房子的主人换成江苏巡抚梁章钜。

有趣的是，在鳌峰书院，梁章钜是陈寿祺的学生，而他的另一位同窗好友，则是清末政坛风云人物，被称为“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梁章钜身后著作70余本，被林则徐赞为“仕宦中，著撰之富，无出其右”。

40多年后，这里的主人变成了沈葆桢的女儿女婿。他们的孩子李宗言兄弟延续了外公热爱诗书的遗风，组织了诗社。诗社共19人，包括后来的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和文学家、翻译家林纾。他们同陈家长子陈宝琛一道，从三坊七巷走来，照亮了整个清末民初的中国文坛。郑孝胥13岁时，背诵四书五经流畅得如瓶中泻水；22岁高中福建省举人考试第一名，31岁随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出使日本，并在驻日使馆留任。

1895年11月，从日本回国后，35岁的郑孝胥马上被两江总督张之洞召为幕僚，参与策划了那期间张之洞几乎所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1923年，郑孝胥入宫成为溥仪的老师，被任命为总管内务大臣。此时的郑孝胥以干练著称，他为没落的清廷处理了东陵盗宝和淑妃离婚两件棘手大事，深得溥仪信任。

在三坊七巷，除了郑孝胥，还有一人也曾担任皇帝的老师，他便是陈家的长子陈宝琛。陈宝琛的曾祖父陈若霖，乾隆年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祖父陈景亮，道光年间进士，官至云南布政使；父亲陈承裘，咸丰时进士，入选翰林。陈宝琛自己则在1868年20岁时成为进士。

其后，陈宝琛的5个弟弟先后考中举人、进士；陈家成了声贯乡里的名门望族。1890年，因为有两个兄弟同时出现在金榜上，陈家再次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1882年，就在郑孝胥考中全省举人第一名的那一年，陈宝琛出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次年晋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1885年，中法海战，中国战败。陈宝琛因荐人不当受到牵连，被朝廷连降五级贬回乡里。就在那一年，陈宝琛的父亲陈承裘去世。他索性借着为父亲守孝的理由，辞官回到福州。不想这一呆竟有25年之久。

25年光阴飞速流逝。1909年，61岁的陈宝琛终于再次被重新起用。两年后，他成为小皇帝溥仪的“老师”。皇帝很喜欢这位须发花白的老者。辛亥革命以后，他以帝师的身份，追随溥仪，谋求复辟。

1935年，拒绝高官厚禄的陈宝琛远离他的皇帝，带着他略带感伤又别具一格的诗华，独自在北京辞世。义军灭炬过黄巷 官桂铨

曹州人黄巢（？-884）于唐僖宗乾符中响应王仙芝反唐，后王仙芝败亡，黄巢被推为首领，号冲天大将军。攻掠州郡，夺取洛阳，破潼关，进陷京都。唐僖宗逃往蜀中，黄巢称帝，国号大齐。

唐乾符六年（879年），黄巢率军南下，进入福建，曾驻兵福州北峰，此地因此名“黄巢寨”。黄巢军队到达福州城内，路经古老的黄巷。黄巷因硕儒黄璞（字德温）年少即善作诗，而传诵一时。黄巢士兵来到黄巷，黄璞依然书声琅琅，啸傲自如。黄巢得知，对这位读书人肃然起敬，告诫兵士说：“此儒者之宅，勿毁屋伤人也。”并立即传谕兵士，将手中的火炬一律熄灭后通过黄巷。黄璞故居先后为清代名臣兼大学者梁章矩、琉球国册封使赵新等名人居住，现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刘崇佑三伸大义 中 青

刘崇佑，福州侯官人，祖居光禄坊，从其祖父刘齐衔起，移居宫巷。刘崇佑早年办学、从政。民国初年，军阀混战，他见国事日非，退出政界，专任律师，并兼主持《北京晨报》。他为人正直，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曾三次伸张正义，营救爱国者。第一次，民国八年（1919年5月）爆发“五四”运动，军阀当局镇压学生运动，逮捕大批学生。为维护民族大义，刘崇佑替北京大学学生辩护并获胜，北大以千人名义赠予大银杯留念。第二次，民国九年（1920）“一·二九”惨案中，天津南开大学周恩来等进步学生被囚半年，经刘崇佑等大力营救出狱。第三次，抗日战争初，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等“七君子”，因致力抗日救国运动，而被国民党当局囚禁于苏州监狱，刘崇佑亲任律师团首席辩护人，出庭护辩，为世人所钦。特别是民国九年“一·二九”惨案中，天津南开大学进步学生周恩来、于方舟、郭隆真、张若茗等4人，因投身学生运动，被警察囚禁。他们素闻刘崇佑坚持真理，主张法治，在狱中由周恩来执笔联名写信给刘，提供真实情况，请求代为辩护。刘崇佑义不容辞，奔走呼号。直至当年7月，在狱中斗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天津地方审判厅被迫公开审理。法庭审理三天，庭内外数百人旁听。周恩来等大义凛然，在庭上据理驳斥，刘崇佑起而辩护。他银髯垂胸，风度潇洒，双眸炯炯，慷慨陈词：“爱国救国本是合乎公理民意之壮举，根本谈不上触犯刑律。”他的目光横扫一下法官，讽刺地说：“如果政府认为他们触犯了小日本的刑律，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听众哄堂大笑，法官们如坐针毡，无地自容。最后不得已，法庭于7月18日以所谓“妨碍安全”等罪名判处周恩来等有期徒刑2个月，因实际羁押期大大超过，故当场释放。当天，天津各界分乘9辆彩车前往迎接周恩来等人。天津学生会特赠送刘崇佑一个景泰蓝大花瓶。从此，刘崇佑同周恩来结下了革命友谊。才女名士共流连 林 怡

光禄吟台，在“光禄坊”中。此地自宋以来，就是历代名士显宦、才女佳人雅聚吟咏的佳丽地。宋熙宁元年（1068），名宦程师孟以光禄卿、直昭文馆的身份出任福州郡守，闲暇时常到法祥院游览。院内有小山包隆起，几块巨石长三丈，曲如尺，因此又被称为“玉尺山”。巨石下是一汪水潭。程师孟喜欢登上巨石吟诗唱和。1070年6月，程师孟移知广州前，把他题写的“光禄吟台”四个径长各1米的篆字刻于巨石上。程师孟为此赋诗道：“永日清阴喜独来，野僧题石作吟台。无诗可比颜光禄，每忆登临却自回。”此后，这片原名“闽山”的街坊就改称“光禄坊”。

更有意思的是，不但名士显宦常盘桓流连于光禄坊和“光禄吟台”，就连深闺名媛也对此地情有独钟。著名福州才女、中国第一个女翻译家薛绍徽就常游吟于此。薛绍徽在“光禄吟台”附近的乌石山麓构楼读书，号为“黛韵楼”。她有诗咏《玉尺山》道：“玉尺量才是婉儿，苍茫片石亦离奇。于今诗派无光禄，留此吟台孰主持？”自从道光年间郭柏苍入主此处后，郭家与三坊七巷中的女眷多能诗文，姑嫂姐妹表亲之间常有诗文唱和往来。这些大家闺秀碍于礼法，自己不能抛头露面于坊巷之间，只能将诗文装入笥筒之中，派丫鬟侍婢送往迎来。因此，那时坊巷间络绎穿梭着为小姐太太们往返互送诗文的侍女们。据说，一些好事的公子才子们为图先睹才女名媛诗文之快，常守候在坊巷入口，塞予碎银“贿赂”这些侍女。时人遂将名门闺媛所写诗词称为“光禄体”。郁达夫醉心藏书 黄 晞

民国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1936-1938），郁达夫在福州任职，住光禄坊。他常在闲暇之时，或专门抽出时间，逛书店买书。南后街旧书摊的书香味，深深地吸引着他。短短两年中，他一共买了2000余册书，并结交了福州藏书家沈祖牟、陈几士、林汾贻等。他与沈祖牟经常不期而遇于旧书摊，共嘲为“一对嗜书虫”，也曾共同欣赏闽剧。

沈祖牟是沈葆桢的后裔，其父沈觐平是藏书家，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优选贡生，但他不爱当官，以研究目录学自娱。沈祖牟受家庭熏陶，自幼嗜书好学，重视搜集、整理历史资料等乡邦文献，卓有成效。陈几士，名懋复，是陈宝琛的长子，亦嗜书，其藏书钤“懋复之印”。陈宝琛入京后，家藏于“陈氏五楼”的十几万卷古籍、字画多由陈几士掌管。林汾贻，名家溱，林则徐曾孙，也是嗜书成癖，为收集善本书籍，曾在文儒坊口开一间“宝宋斋”书店，专营古籍善本。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3月29日，沈祖牟做东，特邀郁达夫到宫巷家中作客，请陈几士、林汾贻作陪。他们畅谈古今中外文人墨客趣事，交流藏书经验。陈几士专向郁达夫展示其家藏的明代郑善夫诗手稿《闽中十景》画稿一帙，郁称赞为“稀世之珍”，“ 名贵之至”。林则徐爱鹤

林则徐，字少穆，福建省福州侯官人。他与父亲林宾日（暘日）都爱鹤。宾日一生为人正直，治学谨严；晚年思想恬淡，不慕荣华，读书恬情，饲鹤养性。廖鸿荃题《饲鹤图》诗曰：“记曾文笔峰前见，放鹤人归处十家。不敢轻将和靖比，一生孤岭伴梅花。”林氏家藏三幅《饲鹤图》，世称珍宝。第一图是林宾日于嘉庆十年（1805）自绘的，时年六十。第二图与第三图都是宾日去世后由林则徐绘其父遗容后，分别由汤贻芬和吴荣光补景成图。第二图约补景于道光十六年（1836），第三图则署明补于道光十七年。陈康祺《燕下乡脞录》中说：“林文中服官中外，常以封翁暘谷先生饲鹤图珍藏行胜，遍索题咏，一时作手阐述其先德甚详。”题咏者前后共达65人。林则徐所以如此，论者以为既有经世致用的一面，又有恬淡处世的另一面。军机大臣潘世恩诗曰：“谓是饲鹤术，理通于治民。”“乃知养民政，即是泽物仁。鹤鸣子则和，国宝家之珍。” 关于林则徐爱鹤的记载，突出表现于晚年。道光二十九年九月，林则徐离滇回闽，从昆明带回两只鹤，与家中原饲的两只成双成对。道光三十年三月初三回到福州，居文藻山，获知道光皇帝讣讯后，准备在家乡安度晚年，归隐林下，写了“郊原雨足云归岫;台阁风清月在天”的对联挂于宅内。这一年，在家七个月，屡有放鹤、看鹤的活动。《乌石山志》卷二“古迹”载：“鹤蹬”在闽山光禄吟台西。道光三十年，邑人林文忠则徐在叶廉访敬昌宅，放鹤于此。后人署“鹤蹬”二字，题诗曰：“吟台四鹤舞蹁跹，引吭齐鸣立儿前。似欲长叨廉史俸，不思比翼上青天。”说的就是林则徐携鹤来光禄吟台按察史叶敬昌家，娱集放鹤。后人以重其故人纪其地，留下“鹤磴”题刻，并题诗颂廉。诗中所说“四鹤”就是林家所饲的两对。而后，郭柏苍又写《鹤磴》一诗：“吟台西畔鹤磴高，鹤去人归磴亦宝。文忠头白归乡闾，乡闾瞻仰群遮道。名贤面目世共阁，一霎游踪迹不扫。园林放鹤事寻常，林下清风怀二老。主人与客品相高，笼鹤放鹤鹤不恼。苔阶几曲上荔阴，此处闲行休草草。”无独有偶，郭和巷《竹间十日话》卷六又载：“道光庚戌（二十年），（文忠）公引疴归，适先君家居。文忠约先君及苍兄弟子侄庭前看鹤。时有往来，恒于通贤里门街门舍舆而入。乡邻视名帖知为公，每数百人集过道,候瞻仰焉。挑担者亦息肩以待。公恐行人拥挤，含哺出见，其为乡闾所钦仰如此。”这里写的是林则徐携鹤到知交锦巷郭阶三家来，在其“庭前”与柏苍兄弟子侄等共同观赏。说明林则徐爱鹤不仅自赏，而且还让好友及其后辈共享。

上文一写光禄坊，一写锦巷，地虽不同，但福州人钦仰、爱戴林则徐，林则徐关心体贴乡亲的感情却是一致的。抗倭名将留胜迹 周民全

文儒坊内有称为“尚书里”的地方，保留一座明代建筑，曾经是明代抗倭名将张经的故居。张经（1492-1555）字廷彝，号半洲，福州西郊洪塘村人。明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初官浙江嘉兴知县，后进京担任吏科给事中之职。嘉靖间，“厂卫”横行，众官畏惧，噤若寒蝉。张经为人正直，不怕权势，上疏请罢遣厂卫官，指出：锦衣卫及太监把持东西两厂，“假势作威，淫刑黩货，譬则虎、狼、蛇、虺，遇者无不被其毒噬”。嘉靖皇帝采纳张经的意见，使“厂卫”气势有所收敛。嘉靖皇帝看中张经的才干，先提户科给事中，再提兵部左侍郎，并任命他总督两广军务。张经在处理广西少数民族矛盾中，采用剿抚并举政策，稳定了广西局势,因功晋升兵部尚书。

嘉靖三十三年（1554），二万余众倭寇骚扰东南沿海。朝廷诏命张经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七省兵马以抗倭，人称“七省经略”。张经率参将戚继光、总兵俞大猷等，赴浙江、福建组织抗倭。一方面征广西田洲土官瓦氏狼兵配合作战，一方面选将练兵，准备等待狼兵到来，一举歼灭倭寇。朝廷有人见张经按兵不动，责怪他“纵容倭寇”。嘉靖皇帝大怒，命张经克期进兵，并派权臣严嵩党羽、兵部侍郎赵文华为监军。赵文华一到就命张经出兵，张经答以“寇狡且众，待永、保兵至夹攻，庶万全”。赵文华因向张经索饷二万两白银不成，就伙同浙江按察使胡宗宪上疏诬告，张经“糜饷养寇”，皇帝大怒，立即下诏逮捕张经。此时广西的狼兵到，在张经的指挥下，当日于石塘湾击败倭寇，取得胜利。张经又遣卢镗和俞大猷带领狼兵，攻打嘉兴倭寇，水师配合作战。浙江王江泾一战大破倭寇，歼敌一千九百八十余众，焚溺死者无数。“自军兴，称战功第一”。抗倭胜利了，张经却于嘉靖三十四年十月被押送进京。给事中李用敬等为张经鸣不平，上奏说：“倭已气夺，不宜易帅。”嘉靖大怒说：“经欺诞不忠，闻文华劾，始一战。”并说李用敬等是“党奸”，每人打五十板、罢职为民。其实嘉靖心中也有些迟疑不定，就问严嵩，严嵩说：江浙人都说张经养寇不战，是赵文华和胡宗宪合谋取胜，张经是冒功的。嘉靖听信谗言，不理张经申辩，下诏将张经与巡抚李天宠、兵部员外郎杨继盛押赴西市斩首。“京师震惊，罢市者累日”，史称“冤同武穆”。张经被害13年后得到平反，赐御葬，谥号“襄愍”，葬福州西郊黄店山。

第三篇：三坊七巷

三坊七巷

三坊七巷名人----林纾

林纾其人与玉尺山典屋

高一（6）班

38号

叶海旻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冷红生，晚号蠡叟、贱卓翁、餐英居士、射九，闽县莲塘（今鼓楼区莲宅村）人。清光绪八年（1882年）举人，后屡试进士不第。先后在福州苍霞精舍、杭州东城讲舍，北京金台书院、五城学堂、京师大学堂教书。林纾是一个不懂外文、凭借他人口译的文学翻译家，一生翻译外国作品246种，其中已发表222种，未刊作品24种，涉及英国、法国、美国、俄国、希腊、德国、日本、比利时、瑞士、挪威、西班牙等11个国家107名作家。林纾不但是个翻译家，而且还是个古文学家、诗人、画家。他遗有长篇小说、文集、传记、画论等37部作品，并遗存115篇短小说、诗、词曲，及数百成千幅画卷。林纾是我国近代文学翻译的奠基人，他打开我国通向世界的文学窗口，传播西方的先进文化思想。他精通古文，是我国文学巨匠，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鲁迅、茅盾、郭沫若、郑振铎、庐隐、苏雪林等作家都受其影响。郭沫若说：林译小说“对于我后来文学倾向上有决定性的影响的”。林纾出生于福州，前半生在福州度过，先后住于莲塘祖居、玉尺山典屋、横山老屋、龙潭精舍、苍霞书院，并寓居马尾。

林纾出生在何处问题尚有争议，一说出生在侯官玉尺山，一说出生在闽县莲塘。笔者曾拜访林纾孙子、北京农业大学教授林大诚及林纾在福州的族亲，他们认为林纾出生在莲堂祖居右厢房。张俊才《林纾年谱简编》肯定林纾少时居住玉尺山，但否定其出生玉尺山之说，认为“林纾父亲林国铨，大约十三四岁时，也开始经商。林纾出生后，林国铨随盐官在闽北建宁办盐务，逐渐攒了些钱，在„„玉尺山典得房屋居住”。

玉尺山，又称闽山，即今光禄吟台一带，在福州市乌石山北侧，位于今光禄坊原福建省高等法院内。

林纾居住的典屋早已毁没。但林纾一家在玉尺山典屋被欺诈的遭遇，却使他一生难忘。林纾在《先太母陈太孺人事略》记载：“是年叔父静庵生，举家渐渐得不馁。城中某公治鹾于建宁，廉先君能，则尽属以事。于是积千金，典得屋宇于玉尺山之趺”。咸丰十年（1860年），林纾九岁时，“闽中使用铁钱，钱千抵铜钱百。然典卷中但书钱数，不署其为铜钱。有陈莲峰者，以孝廉武断乡曲，操卷提铁钱一千五百缗赎吾屋，实则值钱百有五十。时闽俗厚礼重科名。陈莲峰至吾家，飞掷杯碗，推折几案„„”林纾父母被迫退回典契，移家于今福州

第四中学所在地南台山东北侧的横山三间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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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文字之秀美经济，可见一斑。林先生用文言翻译西方小说，以中国文人认可的“雅语”讲述琐碎而包容万千的世俗人情，为填平中国千年文学雅与俗的鸿沟作了最初的可贵的尝试。林纾自云“四十五以内，匪书不观”。自13龄至于20，“杂收断简零篇用自磨治”，校阅古籍2000余卷。31岁结识李宗言，见其兄弟积书连楹，一一借读且尽。非但经、子、史籍，凡唐宋小说家言也无不搜括。后由博览转为精读。对生平所嗜书，沉酣求索，如味醇酒，枕籍至深。无有此种深厚功夫，焉得有如此华美文字。

《巴黎茶花女遗事》一书的轰动效应，极大地激发了林纾的译书热。他自称所选译作，“力翻可以警觉世士之书，以振吾国人果毅之气”，为“爱国保种之一助”。他每天工作4个小时，可翻译6000字左右。从1901年开始，几乎每年都有译作问世，最多的年份竟达15种。据统计，林纾自46岁初涉翻译，到70岁辍笔，与王寿昌、魏易、严培南、严璩、曾宗巩、李世中、陈家麟、力树萱、王庆骥、廖琨、王庆通等口译者合作，共翻译出版英、美、法、俄、德、日本、瑞士、希腊、挪威、比利时、西班牙等11个国家98位作家的184种作品，其中世界文学名著有40余种。有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大卫#科波菲尔》)，英国哈葛德的《天女离魂记》，俄国托尔斯泰的《恨缕情丝》，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唐吉诃德》)，法国森彼得的《离恨天》，英国司哥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艾凡赫》)、笛符的《鲁滨逊漂流记》，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汤姆叔叔的小屋》)，兰姆的《吟边燕语》(《莎士比亚戏剧故事》)以及《孝女耐儿传》(《老古玩店》)、《贼史》(《雾都孤儿》)、《海外轩渠录》(《5格列佛游记》)、《伊索寓言》等等。对外国文学翻译投入了大量精力的林纾，无疑成了中国近代文学翻译的奠基人。

林纾小说一出，北大舆论一时哗然，群情激愤。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界正掀起声势浩大的白话文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撼动了文言的主导地位，拉开了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的序幕。林纾小说的出笼，无疑被定论为开历史的倒车。胡适等断言“文言是死文字”、“古文是死文学”，说古文是“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林纾对此极为不满，作“论古文之不当废”一文起而反对，反唇相讥曰白话乃“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不值一哂”。

真理往

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现在回审，这场论战孰是孰非，一目了然。虽然倡导白话文起到了文化普及的功效，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矫枉过正，兴“白”灭“文”的结果，不但截断了中华语言文字的血脉，而且滋长了国人的惰性。可当时却是以林纾“国粹派”的全面败溃而告终的。在深爱着左(左思明)马(司马迁)班(班固)韩(韩愈)、将

古文奉若圭臬的林纾看来，废除文言无异趋返野蛮，其实，纵观历史，林纾并不反对白话，他自己还身体力行写过一些白话诗。他与新文化派的分歧，具体说就是是否提倡白话就一定要废除古文。林纾痛心疾首的是新文化对古文传统的斩尽杀绝姿态，林纾在“论古文之不当废”中疾呼“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有其不宜废者”，欧洲文艺复兴也没有将他们的“古文”拉丁文废除，中国的这批追随欧洲文艺复兴的年轻人何以比他们的精神导师更极端呢？

其实，自汉语言诞生，文言文就伴随中华民族(汉族为主)的繁茂衍生而不断发展昌盛。它承载着厚重、古老的中华古文明，承载着中华民族创造的辉煌，也承载着中华民族创业的艰辛。可以说，是中华古文明孕育了汉语言、汉字、文言文，而汉语言、汉字、文言文又忠实地记录、亲密地伴随、强有力地促进了中华古文明。没有强大生命力的语言是不可能绵延数千年的。只看到文言文的缺陷，忽视文言文在中华古文明发展史中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那只能是一种割断历史传承关系不负责行为。文言和中华古文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只要我们还需要汲取中华古文明的营养，我们也就永远无法拒绝文言文。将文言文和白话文简单地比成新旧事物间的对抗,是非常荒谬的。文言文与白话文应互相依存、互为补充，这才是汉语言嬗变发展的实际轨道。相较于绵延数千年的文言文，白话文尚为一黄口幼儿，需文言文之永远滋养。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历史、优秀文学作品都是以古代汉语为载体的，要学习、研究、继承古代文化，欣赏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非掌握古代汉语不可。我们不能因其“难学难用”而加以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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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是中国翻译史上的开拓者,其译作推进了中国的文化现代性和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建构的进程。林译小说恰似一扇洞开的窗牖，国人首次从此洞悉西方世界的文化与人生。林译小说滋养了新文学整整一代人，中国新文化的诞生，林纾实乃其先驱。

每次重读林纾,笔者都为琴南先生博瞻秀美的文字功夫所慑服倾倒。林

译小说恰似一扇洞开的窗牖，晚清国人首先从这里瞥见西方的文化与人生。林译小说滋养了新文学的整整一代人，很多现代作家坦承，对西方文化之兴趣，实从林译小说始；中国小说现代叙事话语之成形，林译小说实有开拓之功。中国小说作为“文学之上乘”地位之奠立，梁启超的力倡自然功莫大焉，然林译小说恰为梁氏言论之最有力支撑——如果没有大量的林译小说向人们展现小说本身的丰富美感，仅靠梁氏等数量有限而美感不足的政论文式的“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实难想象现代小说真的会在暂短时间彻底征服传统文人，由“小道”、“下流”跃升为“上乘”，导致传统小说观念根本改变。中国新文化的诞生，林纾实乃其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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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坛群星璀璨，鲁迅、胡适、梁实秋、郭沫若、老舍、巴金、曹禺、林语堂、穆旦、张爱玲等等，他们光华四射、文采灼灼、学贯中西、鉴古知今。与其说他们是文学大师，不如说他们是白话语言的大师。他们灵动地驾驭白话，“垒筑”起白话汉语的华彩篇章。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坛上下却“黯然失色”、“顿失滔滔”，再也没有涌现出一个灵动地驾驭白话的“大师群体”，堪称“白话大师”的几近于无。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国人截断了系统的文言教育的“血脉”。这使得在20世纪下半叶成为文坛主流的文人们，在孩童时期的语言“敏感期”阶段，无法接受系统的、深入的文言教育。因此也就没有了20世纪上半叶大师们具有的那种深厚、扎实、完整的文言根基，也就缺少了大师们少年时期就基本形成的文言本位的“语感”。这种文言本位的“语感”，伴随他们终生，奠定他们文字表达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他们文字表达的“意识流”，使得他们运用语汇时，总是比较纯粹、凝练、典雅、古朴，他们能够自如、娴熟地从古诗文中选取极富表现力和生命力的词汇、诗句，生动、鲜活地或摹像、或写意、或达情，寥寥数语，便传神极致。文言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积淀”了数量巨大的极富表现力的典故、语汇、辞章，而全民使用白话自“五四”诞生至今不过百年，还没有创造出自己辉煌!丰厚的历史“积淀”，白话基本源自文言，当今白话的基本语汇几乎依附于、脱胎于文言，白话的辞章文法也并没有超脱文言。因此学习汉语言，宜古今兼选，不可偏执一端，正如林语堂先生言：“古者则幽深

淡远之旨，今者则得亲切逼真之妙。两者须看时并用，方得文字机趣。”“/国语要雅健,也必有白话文言二源。”香港著名语言学者董桥先生对鲁迅先生的点评：“(鲁迅)‘先生之文，苍然深邃，情致极焉’。文章‘雄厚冷峭，于书卷气杂以斗士风采’。仔细阅读鲁迅的白话文，不难发现他笔下其实‘白’中处处有‘文’，可见文言真是白话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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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海旻 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开始以“林纾小说丛书”形式陆续刊行林纾的译作，“林译小说”也成为专有名词受到社会承认。胡适曾说：“林纾居然用古文翻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样大的成绩。”康有为在致林纾信中亦称：“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难怪精通多种外文、精通原文的文学大师钱钟书先生在50多岁后还觉得林译小说仍有其魅力，接二连三地重温了大部分林译，发现许多部林译小说都值得重读。尽管其作品有很多缺憾，但我们真心实意地感谢林纾，是他给中国早早地打开了一扇大门。这些西洋小说向中国民众展示了丰富的西方文化，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它们牢固地确立了林纾作为中国新文化先驱及译界之王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琴南先生无疑是失败过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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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海旻 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开始以“林纾小说丛书”形式陆续刊行林纾的译作，“林译小说”也成为专有名词受到社会承认。胡适曾说：“林纾居然用古文翻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样大的成绩。”康有为在致林纾信中亦称：“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难怪精通多种外文、精通原文的文学大师钱钟书先生在50多岁后还觉得林译小说仍有其魅力，接二连三地重温了大部分林译，发现许多部林译小说都值得重读。尽管其作品有很多缺憾，但我们真心实意地感谢林纾，是他给中国早早地打开了一扇大门。这些西洋小说向中国民众展示了丰富的西方文化，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它们牢固地确立了林纾作为中国新文化先驱及译界之王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琴南先生无疑是失败过的胜利者。

林纾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文坛之开山祖师、译界泰斗。他的翻译推进了中国的文化现代性和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建构的进程。从内容的转达上说，林纾的翻译同时达到了“再现”和“叙述“”的境地，他的译作不但保持

了原文的风格情调，大部分兼有文字和神韵之美，其中有些甚而高于原作。许多学者认为，林纾是我国第一个“有创作精神”的文学翻译家，其翻译的狄更斯作品远比原作更胜一筹[3](P4)。他甚至连原作中的幽默风味和巧妙的遣词造句也能惟妙惟肖地表达出来。在钱钟书先生看来，林译的一个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将外国的文字“归化”为中国的文化传统[4](P22)，从而创造出一种与原体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更大差异的新的“欧化”了的中国现代文学话语。钱钟书推心置腹的评论，为我们今天重新评价林纾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翻译和文学翻译的先驱地位以及他的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所产生的积极意义奠定了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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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代翻译家，如何面对西方，是讨论林译小说时不可能回避的问题，这必然同时关涉另一问题：如何看待传统。

“传统”是一个笼统的词汇，尤其是对于一个有着千年文明或曰“传统”的大国，很难讲“传统”到底具体指的是什么。从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起，中国已经开始进入了名副其实的乱世，及至后来，不仅是没有改观，甚至是越演越烈。从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到义和团；从戊戌变法到后来的辛亥革命、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内忧外患一起涌现，或者说，是“外患”的出现尤其凸现了“内忧”，这令人不得不反思。于是，家国之梦的破灭使得林纾一代的知识分子不仅要审视“传统”，而且要彻底改观窳败的现实，它的方法就是从洋务派就已开始的“倡西学”。

林纾是名副其实的中西文学交流的第一人，他也一度被视为一个先进思想的提倡者：倡西学、兴女学、办实业。他知道 “存名失实之衣冠礼乐、节义文章，其道均不足以强国。”（林纾：《爱国二童子传达旨》，1907年）虽然这不足以说明林纾对数千年中国封建思想的支柱——儒学失去信心，但至少他已经注意到空谈传统的弊端，于是他力主学习西方，倡西学——或曰新学，走向富强之路。这是他作为一介文人为积弱的天朝大国开出的救世良方，也是他努力译书的目的所在。

“今当变政之始，而吾书适成，人人既蠲弃故纸，勤求新学，则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林纾：《黑奴吁天录跋》，1901年）他诚恳地劝慰青年后学“恣肆于西学，以彼新理，助我行文，则异日学界中，定更有光明之一日。”(林纾：《洪罕女郎传跋语》，1905年）他严厉抨击泥古不化、嗜痂成癖的守旧态度，认为国人当时对西方存有很多误解，以为“

欧洲为不父之国”，“西学为不孝之学”，“故勋阀子弟有终身不近西学，宁钻求于故纸者。”但是林纾的忧虑是“顾勋阀子弟为仕至速，秉政亦至易。若秉政者斥西学，西学又乌能昌！”(林纾：《英孝子火山报仇录序》，1905年）相对于同时代那些抱残守缺的文人来说，林纾的思想可谓开明、豁达，这种毫不偏狭的文化交流的心态在本世纪初实属不易。

但是，林纾希望在西方的书籍中“过滤”出一个强国之方，“想今日社会将渐渐化为巴黎矣！呜呼！果能为巴黎者，虽不名为盛强，尚称曰巨富；——若男不事生产，女不守阃范，但能袭巴黎淫荡之风，不能学法人治生之术，国不国矣！” 他害怕中国人的惰性使得国人被西方的浮靡和虚荣那些等而下之的风气所感染，违背了力介西学者的初衷。他还说：“欧人之倾我国也，必曰识见局，思想旧，泥古骇今，好言神怪，因之日就沦弱，渐即颓运。而吾国少年强济之士，遂一力求新，丑诋其故老，放弃其前载，维新之从。余谓从之诚是也，顾必谓西人之夙行夙言，悉新于中国者，则亦誉人增其义，毁人益其恶而。”(林纾：《英国诗人吟边燕语序》，1904年)西方固然可学，但也不能因此而产生迷信，甚至神化它。说西方比当时之中国“新”，林纾没有意见，但他使用了汉人桓谭《新论伤谗》中“誉人不增其义，则闻者不快于心；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满于耳”的典故，提醒人们，任意夸大西方的优势或将这种优势绝对化都并不是明智之举。今日想来，林纾对国风大变所怀有的兴奋和焦虑倒是理智冷静得多，绝不仅仅是一个“保守”所能简单概括的。关于这一点，寒光在《林琴南》一文中早有发现。

译介西洋文学，提倡西学，被林纾看作是自己的“实业”。正是在对西方的译介中，林纾获得了一种新的视野，使他参照西方得以发现本国的问题。在译作的序跋中，林纾对中国传统中的官本位和专制政体的弊端大肆抨击，他指出“中国结习，人非得官不贵”，因此为了得官，人人去学法政，因为“朝廷之取仕，非学法政者不能第上上，则已视实业为贱品。”(林纾：《爱国二童子传达旨》，1907年)林纾对官本位的批判是与“实业兴国”联系在一起的，他借助域外小说的窗口，得以窥见西方昌盛的秘密，以自己的理解建构了新的价值观，发出了对中国传统封建“官本位”的批判。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一直努力适应世界的变化，希望走入现代化的洪流。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到光绪末年的预备立宪和废除科举都是自上而下的谋求现代化的努力。西方列强在开明的士大夫或如林纾般的知识分

子眼中，是作为敌人和老师这样双重角色被接受和理解的。在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的态度下，中国人不得不低下头来，以西方为师。这样的缘起，使得中国的民族主义并没有等到出现西方民族主义产生时成熟的现代工业发展的要求，它在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的影响与近代西方武力入侵的激发下提早诞生了。于是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呈现了一种不同于西方民族主义，并且较之更复杂的面貌。在中国，无论哪个阶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是根深蒂固的，也许过去这种认同是一种潜流，但一经外力的作用，它便迅速跃升到激烈的表现，这种激烈的状态需要有一定的寄托物，于是对于有着悠久传统的泱泱大国来说，能够代表并承载这份认同的便常常表现为对一国之君的效忠，它尽管还谈不上是现代真正的民族主义，但它已经蕴含了现代民族主义中对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认同。林纾这种建立在中国式的民族主义情绪下的西方观，使得他既大力提倡西学，同时又保持对西方的警觉；向往西方的富强，但又效忠清室，晚年甚至几谒清陵。

虽然林纾在力倡西学，本人也在身体力行大量翻译西书，然而他也像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西方保持着警觉。正如美国学者柯文在他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所批判的那样，西方对于中国并不是唯一的救世良方，当时的中国也并不只是一个“踏步不前，‘惰性十足’的‘传统’秩序，主要或只可能从无力与西方抗争的角度予以描述，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历史情势，一种充满问题与紧张状态的局面，对这种局面无数中国人正力图通过无数方法加以解决”，只不过“就在此时西方登场了。” 林纾的西学观乃是承继着中国传统改革者的思路，在种种尝试之下，再增添一种可能，只不过这种可能正因为有了前几次的失败显得更迫切（但并不过于狂热），因为对于林纾来说他只是想用西方的“器”和“用”做工具而已，这“工具”有弊端、有弱点的部分当然应该加以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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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6）班

38号

叶海旻

林纾的前半生并无过人之处，他的真正成名是在中年以后，其原因一是古文做得好，被誉为清末桐城派古文的殿军；一个是大量译介域外小说，影响甚大。从这两点看，一开始，林纾就被陷入了一个无法自拔的新旧冲突中，他自己更是由此而开始了暧昧不清的纠缠，开始了在这新旧杂陈时代的身份认同危机。

中国近代的启蒙者在外力（西方）的冲击下，努力译介着西方，这个“西方”也使得他们更清楚地关注到传统中的痼疾，但是真正西方启蒙主义的“理性”批判传统还没有

建立，于是中国知识分子所有对于“西学”、“女权”的认识还只是以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挑战者的面貌出现的。林纾在观念上的开明和实际行为上的保守证明他只是在意识上朦胧地觉察到“变”之必然的趋势。天朝大国几千年来第一次不得不无奈地抬眼西望，不得不接受弱国寡民的现实，但是关于“变”的程度和标准，作为旧知识分子的林纾还没有成熟的想法，或许他觉得这还不是实践的时候。观念意识的“超前”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现象，因为中国近现代的思想启蒙总是首先开始于书面的讨论，当真正要面对行为时，他们不免要有顾虑、彷徨和困惑。“由观念变迁、宣扬西化，到开始从实践中改变行为、创造模式”那要等到“五四”新一代青年去实现它。

西方关于“身份”的理论内容庞杂，主要说来有社会学和心理学两大思潮。心理学家艾里克森（Erick Erikson）提出身份发展模式，他认为“身份发展指的是个性的发展，是一种在个人所处的社会背景之中关于自我的固定的核心意识。身份的发展过程是通过发展的每一阶段的一系列特殊任务来完成的，„„基本上是一个内在的心理过程，虽然它发生在社会环境的背景中。”而社会学的传统认为身份的“重点不在自我的内心生活上，而在于身份的社会组成部分，以及变化的可能性。” 对于林纾来说构成其身份的固然包括内在心理，但身份的社会组成更为重要。每一个人都有对自己的行为预期，它处于个人和社会的交互作用之间，因此它是变化的，是人们为作为客体的自我所赋予的意义。

作为晚清的举人，林纾绝对算不得是传统士林的代表，但在新文化运动到来之后，他俨然又被视为封建的正统文人。而林译小说的功用也不时发生着变化，张恨水曾两读林译小说，目的却不同。新文化运动前，他“从林译小说学到许多描写手法”，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去后，他已受朋友的影响致力于古文，于是他把自己家里的林译小说“都拿出来仔细研究一番”。从西方小说描写的范本，变成古文学习的榜样，不过几年时间，林译小说从“新”变“旧”，林纾的身份也在翻译家和古文家之间不断游离飘忽。正如刘禾在论及中国文学新经典的塑造时指出的那样，从一开始，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就面临一种困境：

这种困境的实质在于中国人企图利用非中国的或中国之外的东西来建构中国人的同一性，从而使自己从矛盾的生存状态中解脱出来。这种矛盾既支持又损害了他们那种前所未有的举动，即让中国文学和文化成为世界民族文学和文化之一员的努力。

曾几何时，林纾所译的域外小说为

封闭的国人打开了一扇窗，无论是小说的艺术手法，还是内容上对国人的冲击，或者是林纾在所译小说的开头和末尾对作品所作的“微言大义”的序跋，都给读者留下了观念激进、思想开明的印象，但是从实际行为和后来事态的发展看，林纾还是成为了保守势力的代表。1917年进行的那几场著名的论战证明，在一场文言与白话之争中，反对白话的领头人正是曾经广译西书的林纾，而新文化人的激进，事实上也存在着有意为之的成分，他们所遵循的正是“取之上，得乎中”的古训。今天，作为后人客观回望，我们也许才真正明白，趋于“保守”的如林纾者流，所提倡和实践的的确是相对来说比较有节制的、是理智的。倡女权不是要女子肆意所为；批评“名礼”害人，但不是要颠覆儒家学说；批判传统中的某些痼疾，也不是全盘反传统。

译介外国小说的林纾朦胧意识到西方文化绝不可完全替代中国文化，它在部分意义上是个“榜样”，但还不是个至上的“权威”，只是后人在梳理这一段思想进程时发现，林纾有限制地介绍的“西方”最终成了中国“现代性”的代名词，于是他对西方的警觉在今天看来别具深意。

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毕竟不是在一个封闭的传统社会内部自足的产生的，它是在外部世界的刺激下首先在一部分先觉的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开始的，这些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模式影响下形成了一种现代意识，这与固有的传统社会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整体性对立。林纾正是在这一文化断层中：一方面他在中西文化的大交汇中获取了现代意义上的价值与标准，另一方面又必然处在一种与这一现代意识相对立的传统文化结构之中。可悲的是林纾的初衷是将这一对立的两物调和起来，所谓“学堂中果能将洋、汉两门，分道扬镳而指授，旧者既精，新者复熟，合中西二文熔为一片。”（林纾：《洪罕女郎传跋》，1905年）可惜中国后来的知识分子在浸淫着由林纾一代人开启的西化风潮下，将自己的文化定位在了进化链条上的被淘汰者，于是“合中西二文熔为一片”的理想终于还是没能实现。而林纾与鲁迅等下一代知识分子的最大区别便在于，对于自己的身份和必将充当的角色，他是不自知的，也无法在不断的反省和否定中获得自身意义的认知，他错误地将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强行拉回到一个旧结构之中，将“颠覆”误认为是“修复”（严复又何尝不是如此）。

林纾（1852—1924）原名群玉、秉辉，字琴南，号畏庐、畏庐居士，别署冷红生。晚称蠡叟、践卓翁、六桥补柳翁、春觉斋主人。福建闽县（今福州）人，我国近代

著名文学家。

林纾少孤，自云“四十五以内，匪书不观”。十一岁从同里薛锡极问古文辞，读杜诗、欧文务于精熟。自十三龄至于二十，“杂收断简零篇用自磨治”，校阅古籍不下二千余卷。三十一岁结识李宗言，见其兄弟积书连楹，一一借读且尽。非但经、子、史籍，凡唐宋小说家言也无不搜括。后由博览转为精读。对生平所嗜书，沉酣求索，如味醇酒，枕籍至深。

林纾崇尚程、朱理学，读程朱二氏之书“笃嗜如饫粱肉”，却能揭露“宋儒嗜两庑之冷肉，凝拘挛曲局其身，尽日作礼容，虽心中私念美女颜色，亦不敢少动”的虚伪性，嘲笑“理学之人宗程朱，堂堂气节诛教徒。兵船一至理学慑，文移词语多模糊”。他维护封建礼教，指责青年人“欲废黜三纲，夷君臣，平父子，广其自由之途辙”，还说“荡子人含禽兽性，吾曹岂可与同群”，又敢把与封建礼教不相容的《迦茵小传》整部译出。严复《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诗云：

孤山处士音琅琅，皂袍演说常登堂。

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林纾的古文论，以桐城派提倡的义法为核心，以左、马、班、韩之文为“天下文章之祖庭”，以为“取义于经，取材于史，多读儒先之书，留心天下之事，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灭之光气”。同时林纾也看到了桐城派的种种弊病，反对墨守成规，要求“守法度，有高出法度外之眼光；循法度，有超出法度外之道力”。并提醒人们，“盖姚文最严净。吾人喜其严净，一沉溺其中，便成薄弱”；专于桐城派古文中揣摩声调，“亦必无精气神味”。他认为学桐城不如学左、庄、班、马，韩、柳、欧、曾。并以为在学习中应知变化，做到能入能出。“入者，师法也；出者，变化也。”

林纾青年时代便关心世界形势，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学习西方。中年而后，“尽购中国所有东西洋译本读之，提要钩元而会其通，为省中后起英隽所矜式”。他不懂外语，不能读原著，只靠“玩索译本，默印心中”，常向马尾船政学堂师生“质西书疑义”。后来他与朋友王寿昌、魏易、王庆骥、王庆通等人合作，翻译外国小说，曾笔述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腊、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名作家的作品。一生著译甚丰，翻译小说达二百余种，为中国近代译界所罕见，曾被人誉为“译界之王”。

第四篇：三坊七巷导游词

三坊七巷导游词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坊七巷景区参观游览，我是讲解员**首先为大家简要介绍一下三坊七巷景区的总体概况。三坊七巷景区位于千年古城福州市中心，占地面积约40公顷。三坊七巷最早形成是在西晋308年，建筑格局形成于唐天复元年代（901年），繁荣于明清时期，至今已有1700年的历史。以南后街为中轴，向西伸出了三个坊（衣锦坊、文儒坊、光禄坊），向东伸出七条巷（杨桥巷、郎官巷、塔巷、黄巷、安民巷、宫巷、吉庇巷），排列整齐，纵向有序，形成“鱼骨状”传统街巷格局，自古以来就被人们称为“三坊七巷”。历经千余年来，仍完整保留着唐宋遗留下来的坊巷格局，这在全国范围内都极为罕见，被誉为“里坊制度活化石”；现存较为完好的明清古建筑200多座159处，包括国家级9处，省市级19处，历史保护古建筑131处，文保单位众多，集中程度堪称全国唯一，被我国建筑学界誉为“明清建筑博物馆”；不仅如此，三坊七巷还是历代名人聚居地，在这不足40公顷的土地上曾先后走出历代名人达400多位，尤其是曾涌现出了林则徐、严复、林觉民、冰心、林徽因、沈葆桢、陈宝琛等一大批对中国近代史进程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也因此而获得了“一片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现代史”的美誉；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领略三坊七巷历史神韵和闽都文化的精髓。

大家所看到的这是一座居住着近现代两位名人的故居，一位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觉民；另一位就是著名的女作家谢冰心。林觉民是辛亥广州起义杰出代表人物，林觉民遇难后，临时知县的岳父陈元凯连夜托人到福州告知此事，全家为避祸搬到光禄坊的早题巷。后来，谢冰心的祖父谢銮恩买下了这栋旧居。

说到林觉民我们不能不提到他的《与妻书》。这一如诗如画的名篇写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不仅表达了夫妻间深深的歉疚和殷殷的情意，而且表达了“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谋永福”的革命精神和伟大情怀，激励了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具有极为珍贵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三坊七巷的主入口牌坊。福州三坊七巷不仅仅是三条“坊”和七条“巷”，还有一条闻名遐迩的南后街。在南后街中我们可以看到福州的三宝，福州的脱胎漆器，牛角梳和油纸伞，还有福州著名的寿山石和软木画，各色各样的福州小吃。

各位团友！走过了杨桥路，我们首先来到左边的这条巷就是七巷之一的郎官巷。为什么这叫郎官巷呢？北宋有个叫刘涛的人，他是郎官，他的子孙皆为郎官，所以叫此巷为郎官巷。接下来请大家参观严复晚年的居所---严复故居。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的杰出代表。严复还担任过北京大学、上海复旦公学校长等职。严复译述《天演论》。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黄巷，历史上出现了衣冠南渡，八姓入闽，其中较大的一支黄氏家族入闽后，聚居于此，开始有了黄巷的地名。该巷以小黄楼著称

我们来到三坊中的第一坊——衣锦坊。衣锦坊最早的名字叫“通潮巷”，是三坊七巷中最靠近福州西湖的。据说，当年西湖的湖水与巷子里的沟渠相通。衣锦坊的水榭戏台200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最忆市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让我们再一次感悟到故乡“三坊七巷”古老厚重的文化对我们的培养和熏陶。

各位团友，“三坊七巷”的讲解就到这里。我们集合的时间是×时×分，各位朋友可以在附近自由活动、照相，我们准时在这里集中上车，谢谢大家。

第五篇：三坊七巷导游词

三坊七巷导游词范文

三坊七巷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是福州老城区经历了建国后的拆迁建设后仅存下来的一部分。下面小编就为大家介绍一下三坊七巷导游词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三坊七巷导游词范文【1】

福州至今还保存相当一部分自唐宋以来就已经形成的坊巷，成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标志之一。

“三坊七巷”的“三坊”，系指衣锦坊、文儒坊和光禄坊。三坊均位于南后街之西侧，隔街与东侧之“七巷”相通.衣锦坊，旧名通潮巷。宋代宣和年间(1119—1125年)陆蕴、陆藻兄弟居于此地，两兄弟才华横送，名重一时。陆蕴官任福州知州，陆藻官任泉州知州，两人回乡时命此坊为“棣锦坊”。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年)，王益样任江东提刑，退休后也居于此地，将棣锦改名为衣锦，以示衣锦返乡之意。

文儒坊，旧名山阴巷，初名儒林坊，以宋代祭酒郑穆居于此，改为文儒坊。因为坊里除了郑穆之外，还先后住有九门提督、台湾总兵甘国宝，抗倭名将、七省经略张经，清光绪皇帝老师陈宝琛之父陈承裘，《福建通志》主编陈衍等儒林名士，故称儒林坊名符其实。

光禄坊，北宋熙宁元年(1068年)以光禄大夫身份任福州知州的程师孟，常到坊里的法禅寺游览，见池畔有一块大岩石，便登石吟诗，故被称为“光禄吟台”，而此坊也改名为光禄坊。程师孟题吟的“光禄吟台”四个篆字石刻今尚存。

“三坊七巷”中的七巷均位于南后街之东侧，由北向南分别为杨桥巷、郎官巷、塔巷、黄巷、安民巷、宫巷、吉庇巷。

三坊七巷导游词范文【2】

各位游客：

大家好!今天我讲解的内容是福州明清时期古建筑瑰宝三坊七巷。

榕城福州，鼓楼区繁华闹市的高楼之侧，有一片巷陌纵横、青石铺地的古老街区。这就是被建筑界誉为“明清古建筑博物馆”的福州三坊七巷。三坊七巷地处市中心，东临八一七北路，西靠通湖路，北接杨桥路，南达吉庇巷、光禄坊，向西三条称“坊”，向东七条称“巷”，自北而南依次为：衣锦坊、文儒坊、光禄坊;杨桥巷、郎官巷、塔巷、黄巷、安民巷、宫巷、吉庇巷，总占地面积公顷(亩)。由于吉庇巷、杨桥巷和光禄坊改建为马路，现在保存的实际只有二坊五巷。即使如此，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居民区内，仍然保留着丰富的文物古迹，保存一批名人故居和明清时代的建筑。在这居民区内，坊巷纵横，石板铺地;白墙青瓦，结构严谨;房屋精致，匠艺奇巧，集中体现了闽越古城的民居特色，是闽江文化的荟萃之所，被建筑界喻为一座规模庞大的明清古建筑博物馆。

“三坊七巷”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的主要标志，被誉为明清古建筑博物馆。近代诗人陈衍诗云：“谁知五柳孤松客，却住三坊七巷间。”这大约就是“三坊七巷”的由来。

三坊七巷的民风民俗也是福州民风民俗的代表，许多节俗活动中心常集中在三坊七巷，它包括民间信仰、岁时节庆活动、建筑物中的民俗等。

“月光光，照池塘;骑竹马，过洪塘;洪塘水深难得渡，等妹撑船来接郎。问郎长，问郎短，问郎几时返”这是唐朝观察使常衮作的一首民谣。它曾给居住在三坊七巷的几代百姓带来多少童年的回忆。直到现在，特别是老一辈人听到这首琅琅上口的民谣仍激动不已。

三坊七巷，以她近三百座的明清民居古建筑物闻名于世。古老的街巷，完整的坊里，配以古河道、古桥梁、古榕树，形成了古朴而富有特色的传统风貌，引起了国内外许多文物考古专家的广泛兴趣，成为游客前来福州的必到之处。可以说，她是“全国少见，江南仅有”。而老家在福州的海外游子，三坊七巷是他们魂牵梦绕、难以忘怀的故园乡土。

“三坊七巷”的路，绝对是小路，也许几百年来就是这样小，小得只能并排走两顶轿子吧!然而“山不在高，有仙则灵!”路不在大，有人则名。就是从这样的小巷里，历代走出了多少风流人物，多少英雄豪杰他们走出幽深的坊巷，走向八闽大地，走向五湖四海，成就了一番大事业。他们为“三坊七巷”增光，“三坊七巷”也为有他们而骄傲。

三坊七巷的古建筑风貌主要表现在：石板深巷，青瓦粉墙，各式精雕细刻的门罩，风火墙式的多进院落，从高处府视犹如海上层层波浪，那此起彼落的万倾波涛既无比壮观又震撼人心。

三坊七巷不仅以她的古建筑闻名于世，她还代表了福州人重教育，好读书的优良传统，科举之盛，在全国也属罕见。南宋著名学者，被称为与朱熹、张轼齐名的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在福州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篇：“路逢十客九青矜，半是同袍旧弟兄。最忆市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这首诗也是三坊七巷的生动写照，说明了福州读书人之多，以及深夜苦读的生动景象。

“三坊七巷”是福州历史的的见证;“三坊七巷”是闽江流域人民智慧的结晶;“三坊七巷”更是福州人文荟萃的缩影。它记录了唐末五代时闽王王审知立国的史实，记录了宋末端宗南明隆武皇帝在福州称帝的经历。它吹洒着辛亥革命的风雨，传播着北京“五四”运动在福州的影响。三坊七巷历代累计出过举人300多名、进士150多名，这些坊巷内曾经居住过上百名高官显贵、学者名流，唐著名学者黄璞，宋理学家陈襄、晚唐诗人陈烈、状元郑性之、明抗倭名将张经、清巡抚沈葆桢、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等等都曾在三坊七巷居住过，还有黄花岗著名烈士林觉民。说到林觉民我们不能不提到他的《与妻书》。林觉民牺牲后，全家为了避祸匿居在光禄坊早题巷一处许家院宅。一天晚上，有人悄悄地将林觉民写给父亲及妻子的遗书塞进门缝，林觉民的妻子一直将这封信珍藏到辛亥革命福州光复后。这一如诗如画的名篇写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不仅表达了夫妻间深深的歉疚和殷殷的情意，而且表达了“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谋永福”的革命精神和伟大情怀，激励了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具有极为珍贵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与妻书》中也十分细腻地表达了烈士对故里“三坊七巷”的眷恋之情，有一段是这样描写的：“后街之屋，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屋，为吾与汝双栖之所，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看到这，我们怎能不为烈士牺牲前对亲人和美丽家园“三坊七巷”深深眷恋之情所震憾呢!谁没有亲人，谁没有自己的家园可林觉民却英勇奋战，在负伤被擒受审时仍表示：“只要革除暴政，建立共和，能使国家富强则吾死瞑目矣”，这就是革命者何等博大情怀!

“最忆市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让我们再一次感悟到故乡“三坊七巷”古老厚重的文化对我们的培养和熏陶。

各位团友，“三坊七巷”的讲解就到这里。我们集合的时间是×时×分，各位朋友可以在附近自由活动、照相，我们准时在这里集中上车，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