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阶段家庭婚姻中的变化因素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第一篇：我国现阶段家庭婚姻中的变化因素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我国现阶段家庭婚姻中的变化因素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学生： 指导教师：

内容提要：一提到家，每个人立刻都会在脑海里浮现出不同的情景，是父母慈祥而又严厉的目光，是妻子甜美的笑容，是儿女亲切而又有力的拥抱。相信每个人都对家有着特别的感受，是的家庭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无比重要的，家庭是生命的第一站，是事业的支撑点，是婚姻和爱情的保护伞。而一个家庭幸福美满的基础在于家庭婚姻，在信息社会和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家庭婚姻呈现许多新的变化，研究这些新变化有助于我们获得美满的婚姻，使得社会的基础--家庭更加坚实、和谐。因此，本文就我国现阶段家庭婚姻中的变化因素，例如：家庭婚姻基本状况、婚姻家庭制度的变化、家庭功能以及家庭道德观念等，做一个全面的基本的分析。并就如何构建和谐的家庭婚姻提出建议。

关键词：家庭结构 家庭功能 家庭观念 家庭婚姻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个人成长的摇篮，是培养良好人性的土壤，对社会的每个人都有无比重要的作用。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它是否和睦，不仅关系到个人的生活幸福，还关系到国家的繁荣昌盛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是个人事业成功，生活幸福的强有力保障。21世纪随着信息社会和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的迈进，中国城市化进程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价值观念和人际交往的剧烈更新，我国的家庭婚姻也随之呈现许多新的变化情况。

一、现阶段婚姻家庭状况概述

中国的婚姻家庭曾长期处于超稳定状态。1949年建国后，虽然婚姻及其它制度的改变也曾短暂影响过人们的婚姻行为（如1950年《婚姻法》的颁布曾促使众多包办婚姻的解体及“文革”中迫于政治压力而离散的诸多婚姻），但从整体来看，中国人的婚姻家庭观念及行为基本未有太大改变，是改革开放促使婚姻家庭方方面面变化的发生。那么，2000年，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婚姻家庭的基本状况究竟如何？

1、家庭户规模持续变小

家庭户规模是指每个家庭中成员数目的多少。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结果和家庭结构核心化趋势的加强，[1]1985年以来中国家庭的户规模一直明显呈下降趋势，至1997年，全国家庭平均户规模已由1985年的4.79人降至3.64人。小规模家庭户（1—3 人）在家庭户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基本呈略微增长趋势，中等规模家庭户（4—6人）在家庭总户数中所占的比例则基本呈减少趋势，规模较大的家庭户（7 人以上户）在家庭总户数中所占的比例也呈下降趋势，1996年虽略有回升，但幅度很小，1997年旋即又开始下降。以上情况说明，近年来我国的家庭类型是小规模家庭（1—3人）数量稳中有升，中等以上规模家庭（4人以上）的数量则基本呈减少趋势。

2、初婚年龄增高，结婚费用不断攀升

⑴.初婚年龄。由于有关的法律、政策以及人们的观念都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我国的初婚年龄也随之经常波动。“文革”时期以晚婚为荣，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初，中国人的初婚年龄曾一度呈现下降趋势。根据掌握的资料，1982年，全国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2.66岁，其

中城镇为24.93岁，农村为22.07岁；1990年，全国平均初婚年龄降至22.03岁；到1996年，全国平均初婚年龄又上升到24.02岁。也就是说，近年我国的初婚年龄呈上升趋势。

⑵．结婚费用。近年来，结婚费用的迅速增长已成为令中国年轻人及其父母头痛的事情。90年代前期，一对城市新婚夫妇的平均结婚费用为2万多元，已经是80年代平均水平的4倍，而未婚者预计自己结婚时所要支出的平均费用将超过3万元。预计整个2000年代的青年结婚费用要达到90年代的5.5倍。在结婚花费上，区域差别比较明显，沿海地区城市明显高于内地。此次调查还显示出结婚费用的来源，75％的人说本人的结婚费用“完全”或“大部分”是自己挣的，19％的人则称“大部分”或“完全”是父母给的。与80年代相比，2000年代结婚费用中个人收入的比例上升了40个百分点。对婚礼方式的接受度测试表明，公众最理想的两种结婚方式是旅行（45.3％）与宴请（30.6％）。

2、离婚率持续升高

不断上升的离婚率已为许多人所关注，但是离婚率的计算则有几种不同的方法。如果逐年连续看，不管用哪一种计算方法，结果所显示的趋势都是相同的：但如果横断开只看一年的离婚比率，不同的计算方法所得的结果则会有一定的差别。平时最常见的离婚率计算方法有两种，一为人口统计学家常用的“粗离婚率”，即在任何一段特定的期间内，每千人中有多少人离婚；另一种则是大众传媒偏爱使用的“离结率”，即将某年内的离婚数除以结婚数所得的比例。

3、再婚人数增多

随着人们婚姻观念的不断转变，离婚、丧偶者的再婚行为日益为社会所理解，来自社会、家庭及当事人自身心理的障碍也在逐步缩小，因此我国再婚人数这些年来也在逐步增多。

4、跨国婚姻发展迅速，问题亦很多

跨国婚姻这里仅指在中国政府的婚姻登记处注册的跨国婚姻。在闭关锁国的十年“文革”中，中国不仅无一例跨国婚姻，而且连以往那些著名的跨国婚姻也惨遭荼毒。因此可以说，跨国婚姻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

5、婚姻问题增多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婚姻家庭问题也开始不断增多：未婚同居、未婚先孕，婚外恋、婚外同居、重婚纳妾、家庭暴力等等，近年来都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仅婚外恋引起的各类血案就连续不断，有时同日的各类报纸上就可发现多个此类案件，尽管这里不乏大众传媒炒作的因素，但事实上此类案例的绝对数字也的确在显著增长。家庭暴力近年来无论在数量上还是严重程度上都有明显增加，仅高楼抛妻案、毁容案就有多起，还有因为经济或其它纠纷引起的弑父弑母、残害兄弟姐妹案。当然，这仅仅是从发现问题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过分夸大它们在正常生活中的比例。

二、婚姻家庭制度的变化

[3]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婚姻家庭发生了哪些大变化？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程美东撰文分析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婚姻家庭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体现出社会由封闭向开放、由落后向先进转型的特点和趋势。

1、婚姻纳入私人生活范围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在婚姻观念上表现出浓厚的政治色彩、阶级色彩。这过分地扼杀了人性，过度地控制人类的生理需求、经济需求，使得婚姻表现为绝对的国家化特征。改革开放后，人们逐渐将婚姻纳入私人生活范围，使之成为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重要生活体现。人们择偶时对职业、收入等经济因素及容貌、身材等生理因素的考虑在不断增多，对文化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表明中国社会越来越走向世俗化、个性化、人性化。

2、择偶途径变化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中国的婚姻形成基本是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通婚范围比较狭小。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严格的城乡户籍制度的实行，也由于交通条件、传媒的滞后及传统的婚姻观念的影响，婚姻中大多数还是靠“媒妁之言”式的亲戚朋友、同事熟人的介绍来实现，在很长时期内通过社会中介机构而结婚的几乎没有。

改革开放后婚姻实现的结识途径明显增多。通过自己认识的婚姻数量增多，而且破天荒出现了通过媒体介绍成功实现婚姻的。择偶途径的变化，反映了社会交流增多，社会开放度增大。

3、家庭人口规模越来越小

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以儿孙绕膝、四世同堂为美，因此家庭的人口规模一直比较大。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每户平均人口就呈逐年下降趋势。户均人口数的减少必然使得家庭类型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核心家庭（指一对夫妇与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的数量不断增长。

4、夫妻关系趋向平等

家庭关系中夫妻关系最为重要，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与改革前的变化趋势相一致，就是夫妻间的平等意识不断增强，各自的独立性渐渐增加。

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上，尤其是与成年子女的关系上，相互独立性也明显增强。传统的那种父母把子女看成私有财产而加以任意支配的思想意识明显减弱。

三、家庭功能 [4]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节奏的加快，生活成本的提高，家庭结构以及婚姻观念等的变化，家庭功能也随之有了如下变化：

1．生育功能 A．初婚年龄和初育年龄推迟 B． 生育子女数量减少 C．育龄妇女普遍采取避孕措施 D．生育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

2．消费功能（1）家庭消费水平不断提高（3）家庭消费结构不断变化 A．吃、穿、用的内容发生了变化 B．吃、穿、用的比重发生了变化（3）家庭消费趋向民主化（4）家庭消费范围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

3．抚养功能抚养功能历来是家庭的基本功能之一，现阶段我国家庭抚养功能特点；（1）抚养子女的质量正在提高（2）抚养子女工作部分社会化，托幼事业发展（3）仍存在传统喂养模式，科学的喂养仍需普及

4．赡养功能传统的赡养仍然占主导地位，但有“淡化”趋势，原因在于，①家庭成员之间经济关系的深刻变革，造成赡养功能的不断削弱。年轻一代经济独立，核心家庭生活方式代际纠纷等...使得老年人独居的越来越多。②“四二一”的家庭增多也必然导致养老社会化，家庭养老越来越负担重 ③老年人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衣食无忧，只是需要下一代在感情上有所系挂照顾。

5．教育功能现代中国家庭家教喜忧参半，喜者观念在进步、方法手段在进步，忧者传统家教束缚和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溺爱。封闭倾向严重存在，再加上中国社会学校应试教育的影响，以致家教多走入的怪圈。

6．感情交流与娱乐功能家庭感情交流的需求趋向日常强烈，因为越来越多家庭衣食无忧之后要求精神满足，结婚更多考虑爱情因素。但因为市场经济冲击，金钱观念的影响，也不可避免造成部分婚姻是一种物质获得或名利获得的手段，互相利用因素仍存在。娱乐功能显明增强。（1）娱乐表式多样（2）娱乐消费比例增加（3）娱乐范围拓宽（4）娱乐时间增加总结以上功能变化、是“强”了呢，还是“弱”了呢？应该说是不断“优化”中。

四、家庭道德观念的变化

[5]我国目前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转型时期。这种过渡转型反映在家庭上，也就是正在从传统的“生产消费合作社”婚姻向现代情感型婚姻过渡。以往婚姻的稳定有其外在纽带的制约，如经济原因、政治原因、文化传统特别是传统的婚姻伦理观念的支撑。而新的靠

情感纽带来维系的婚姻，与以往多重外在纽带来维系的婚姻相比，对婚姻质量的要求不是更低了，而是更高了，所以也就更脆弱了。雪上加霜的是，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在现代社会的不断冲击和碰撞下，显得脆弱无比、不堪一击。从人们对于婚外恋的态度便可窥见一斑。在这样的夹击下，现代婚姻变数增多，稳定性下降，离婚率的持高不下，也就不足为奇了。从总的状况看，我国目前家庭伦理道德建设出现了三大变化：

第一，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夫妻关系的平等已成为家庭生活的现实和社会发展的趋势；家庭民主逐步取代家长制，家庭成员之间协商增多；生育观发生了根本变化等。

第二，由依靠向独立转变。家庭生活靠自己安排，家庭对国家和单位的依靠关系减弱；婚姻自主成为主流，家庭成员之间的依赖关系减弱，由女方提出离婚的比例增高，老年再婚也被社会广泛接受。

第三，由封闭向开放转变。家庭生活方式向社会开放，追求生活的高质量；家庭结构小型化，单一的家庭承担赡养逐渐向家庭与社会共同承担赡养转变。

[6]同时，家庭领域也出现了一些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婚姻关系稳定性下降，夫妻情感轴心偏移。这一情况在全国具有普遍性，沿海及发达地区更为突出，近年来离婚率一直呈上升趋势，试婚、傍大款、未婚同居、未婚先孕、婚外恋、情人潮、家庭暴力等现象增多，单亲子女增多。

第二，教育子女重智轻德。对独生子女教育普遍存在溺爱现象，致使许多孩子好逸恶劳、自私自利、心理承受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很差。

第三，“啃老”、弃老现象突出，亲情纽带松弛，家庭关系中普遍以儿孙为轴心。

五、如何构建和谐的家庭婚姻

1、[7]当前的中国，正经历着巨大的变革，整个社会都处在转型期，诸多因素影响到中国传统家庭关系的和谐与稳定，这些应该值得我们重视的因素主要有：

第一，变革的社会，人们的价值观、伦理观念、婚姻家庭观念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而新的与变革相适应的新观念还未建立；变革中，旧的制度被打破，新的制度还未建立，没有形成和谐的制度、和谐的大环境，这都影响着家庭关系的和谐。

第二，由于社会认知与民主文明程度的提高，使人们的精神追求呈现多样化、多元化。少数人盲目追求所谓的婚姻之外的性自由，认为结了婚的夫妇可以通过性关系的多样化来补偿夫妻生活的“不足”。另外，物质条件的改善，人口流动率的大大提高，也给人们多样化选择创造了条件，从而也给家庭、社会的和谐稳定带来隐患。

第三，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在现实生活中并不能完全实现事实上的平等。男女事实上的不平等也能影响到婚姻本质上的和谐与稳定。

第四，一部分人对恋爱婚姻自由的误解，造成草率结婚、早婚的现象增多。条件不成熟就急于建立家庭，加上婚前恋爱时，往往很少考虑婚后的实际问题，比如：面临孩子出生、经济开支增加和日常生活琐事等等困难，很多人因此而感到茫然无措，夫妻之间的冲突也可能由此开始。

第五，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物质享受的多了，一些人往往忽略了感情这一第一要素，只是盲目认为有钱就有了一切。这样结合的婚姻，很难保证夫妻在感情上的和谐和精神上相互沟通。

那么，以感情结合的夫妇在以上大环境下如何营造和谐的家庭小环境，做到婚姻的完美和谐呢？

前苏联家庭问题专家戈洛德曾就夫妇如何维持婚姻家庭关系的美满和谐，提出了三条原则：一是夫妇之间要有高度的调适性，就是互相适应；二是夫妇之间要有经久不衰的亲密性； [8]

三是夫妇要有充分的独立性。

2、做好危机中的婚姻关系的调适

[9]

有人说男女像围棋里的黑白世界，既自成体系又互相侵犯，永远渗透，男女生活在一起就是不断地平衡、融合、争斗。是的，现实生活中再恩爱的夫妻也难免磕磕碰碰，关键是面对问题我们该如何去调节、适应，化解矛盾，促进夫妻恩爱。根据生活、办案的经验，笔者有以下体会：

第一，如何面对争吵、冲突？ 可以将争吵变成好事：从争吵中增加对自己、对方、夫妻生活情况的客观认识，分析争吵的原因，了解冲突的症结所在，做到对“症”下药。应常自问，夫妻间出现的问题和矛盾，我有多大责任，而不是一味的去责怪对方有多大责任，为解决问题铺平道路，变短暂的不和谐为长久的和谐。争吵冲突也可能使矛盾激化，成为分居、分手的开始。避免这一结果就要避免不去发现问题、不是为了解决矛盾的无谓争吵，避免出口伤人，要就事论事，一事归一事，不旧事重提，不要揭对方的伤疤。

第二，宽厚、宽容，不试图改变对方。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男女本身在生理、思维、处事、个人情感、行为爱好、生活观念、子女教育等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有差异就有矛盾，主动适应彼此之间的差异，就能减少矛盾，做到“和而不同”。夫妻之间没有谁赢谁输，夫妻相争，赢家就是输家，输家就是赢家，只要不是原则性的矛盾，没有必要事事争个是非高低，家不是讲理的地方，是讲爱的地方。陷入暂时危机中的婚姻，如果斤斤计较谁对谁错，会使不和谐的关系更加趋于紧张，要勇于真心诚意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主动检讨，相信对方也不会无动于衷的，这样就很容易化解矛盾，夫妻重归于好。

第三，家中大小事情，互相商量着办。征求对方的意见，不仅体现彼此的尊重，也体现他（她）在自己心目中的位置，不但能加深彼此的爱，而且也能避免不应有的误会。笔者遇到不少离婚或来咨询离婚的，很多就是一方大事（购房卖房等）、小事背着对方办了，造成对方不愉快以致激化矛盾调解不好，最终分道扬镳。夫妻平等，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等有平等的处理权，不仅是婚姻法的规定，也是夫妻和谐相处的一个技巧。有的做妻子的连丈夫的零花钱都卡得很紧，不给需要在外应酬的丈夫留下请客吃饭、送送小礼物的空间，对丈夫的要求一味的说“不”，结果丈夫当初事事请示，最后就什么都不说了，天长日久，矛盾、误解就会增多，纷争也就不可避免。如果妻子能够主动给丈夫留一些在外活动的“经费”和自由空间，丈夫也就不会遮遮掩掩扣点私房钱，而且有事无事也会和妻子商量，这样不仅能增加夫妻之间的信任程度，还能增加彼此间的感情。

第四，家庭出现危机时，应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不是本质的、原则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果还能在一起继续生活，就不要激化矛盾，不要动不动上单位，到处找亲戚朋友解决。人要脸树要皮，本来可以缓和的矛盾，闹大以后一方可能抱着破罐子破摔的思想，干脆离婚。曾有这样闹离婚的案例，男方将工资全部拿走，妻子本身生活费、小孩教育费都没有，妻子多次闹到单位，丈夫觉得失了面子，最后提出离婚。还有男方在外有了外遇，被妻子发现后，他多次对天发誓要改过自新，不再与第三者来往，而且夫妻双方感情也还不错。可是妻子咽不下被人欺骗的气，告到丈夫单位，让丈夫丢官失职，失去拈花惹草的条件，最后反而铸成对方的去意。当然，对配偶的不忠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严重的还要追究其法律责任。但如果婚姻还能维系又想维系，使对方回心转意，还是采取冷处理的方法比较合适。避免婚姻危机的关键是做到夫妻本身的和谐相处，彼此心无他念。

第五，社会应提供家庭心理咨询和婚姻家庭知识教育的机会，让夫妻真正学会科学的相处，理智地去解决已出现的危机。咨询中我们发现，夫妻矛盾的出现或者不能化解，很多情况下是缺乏婚姻家庭的基本知识，缺乏夫妻沟通的技巧，缺少应对危机的良好方法和经验。因此，社会能及时为没有组成家庭或将要组成家庭以及已经组成家庭的男女，提供婚姻家庭知识方面的

培训，是很有必要的。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领证生育前，对夫妻增加一项婚姻家庭方面的知识和夫妻相处技巧方面的培训，并且使之真正培训到位。

第六，家庭解体后，有了孩子的男女要友好相待，和谐社会关系。虽然不能再作夫妻，也没有必要成为仇人。经常能见到有了孩子的离婚男女，经常为孩子的抚育费支付、探视权等问题闹得不休，甚至对簿公堂，不仅平添了争执双方的痛苦（离婚就是为了摆脱痛苦），给孩子的心理带来阴影，也带来了人际关系的不和谐及社会的不稳定。处理离婚后的事情，要依法依理，更要依情，互相多为对方、为孩子着想，多想生活的不易，多想与人方便与己方便。调解书、判决书可能是硬性规定的义务，为了实现对方的探视权，可以友情操作，不必为上午还是下午，一小时还是两小时争论不休，不要把孩子当作私有财产或与对方争高下的筹码。支付抚育费的一方，有钱就给不要推脱，真没钱时及时与对方商量。若都能做到这样，离异的双方也能和谐相处，这对孩子的身心健康有好处，也是为整个社会的和谐作贡献。

结束语：

总之，对出现危机的婚姻，不是一味地埋怨，否认彼此关系的一切，而是要客观分析原因，主动解决问题。正如专家所说：夫妻离异的主要原因，不是双方某些特质上的差异，而是无法心平气和地处理两人之间歧异，并不断责难对方所致。唯有相互的容忍和适应，唯有多爱少怨，多给予少索取，听其自然不苛求，唯有多掌握一些两性的知识与和谐相处的技巧，才能建立平衡的婚姻关系，夫妻才能真正做到理智与和谐。

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只有珍视婚姻珍惜家庭，才能善待对方，和谐两人的世界。有人说：谅解，家庭幸福的良药；谦让，夫妻恩爱的根本；忍耐，婚姻甜蜜的条件；体贴，百年合好的阶梯。那就让夫妻间都多些谅解、谦让、忍耐和体贴吧。最后笔者以一首歌词和祝愿来结束对婚姻关系的一点体会：“只要有个温馨的家，风吹雨打都不怕，虽然那空间很小，却是我们欢乐的大厦；虽然朴实无华，却是我们幸福的大厦，磕磕碰碰是优美的旋律，家是一幅动人的画。”愿天下夫妻：两心相知、两情相悦，相伴相随到终生！

参考文献：

[1] 卢淑华“婚姻观的统计分析与变迁研究”，《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2期

[2] 马原，论对家庭暴力的界定与防范对策[A]．坚决制止和消除对妇女的暴力[C]．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93 [3] 王歌雅，婚姻家庭继承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35-46 [4] 摘自《社会科学报》《西藏日报》(2000年12月08日第三版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433

[10]

[6] 乔德福，家庭道德新论.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156

[7] 林殷平，解开和谐婚姻之谜.北京：光明出版社，2009:34 [8] 戈洛德，巩固家庭.苏联，1984:78

[9] 夏吟兰，离婚自由与限制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132 [10] 王跃生，社会变革与婚姻家庭变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27

第二篇：银行卡对我国社会生活的影响

银行卡对我国社会生活的影响

银行卡虽小，却对我国的社会生活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首先，是推动了支付体系现代化，提高金融服务水平。个人支付工具和受理网络的现代化是我国支付体系现代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自从中国银联成立以来，银行卡联网通用事业不断向纵深发展，银行卡迅速成为个人支付结算最重要的非现金工具。银行卡的迅?倨占昂鸵绲牟欢侠┱梗晟屏烁鋈酥Ц肚逅闾逑担辛Φ赝贫宋夜Ц短逑档南执?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银行卡不仅仅是为个人客户提供的现代化支付工具，还是为个人客户提供综合金融服务的强大平台。通过银行卡，商业银行可以满足客户消费、存取款、信用贷款、转账、外汇买卖、基金证券买卖、公共事业缴费等绝大多数个人金融需求。而且，由于银行卡本质上是电子支付信息载体，它的普及催生了电话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自助银行等众多现代化服务渠道的诞生和发展。这些新渠道的出现，大幅提高了商业银行的服务效率，成为其低成本快速扩展服务范围和深度的有力手段。因此，银行卡的发展有效促进了我国金融服务水平的提高。

其次，是改变了国人的支付习惯，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随着银行卡在我国的迅速普及，尽管收入在增多，可人们钱包里的钞票越来越少，各种银行卡却越来越多；网上购物、电话购物、手机支付渐成时尚，越来越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已习惯于这些基于银行卡的新型购物模式；很多人也不再拿着现金去排队缴纳水、电、燃气、移动电话、固定电话等费用，而是委托银行从银行卡代扣，以及自助终端或互联网等更快捷方便的渠道缴费；人们不再只花自己的钱，而是通过信用卡用银行的钱来消费，等等。这些生活中的细节，显示银行卡正迅速地改变着人们的支付习惯。

究其原因，银行卡作为现代化支付手段，相对于传统的现金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它不仅降低了支付成本，提高了支付效率，避免了现金携带不够的尴尬局面和现金被盗的担心，信用卡还为人们提供了信用消费服务，可以便于人们更好地规划自己的收支行为。此外，银行卡还拓展了人们交易、购物的渠道和方式，为各种新型商业模式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第三，是提高了社会文明程度，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形象。相对于传统的现金支付方式，银行卡不仅具有方便快捷、安全卫生等特点，有利于培养公众良好的支付习惯，而且信用卡特有的循环信用消费功能还可培养人们的诚实守信理念，推动社会信用文化建设。因此，银行卡的普及应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在很多发达国家，银行卡已成为人们最重要的支付工具，如在法国、荷兰等国家，银行卡支付占个人消费支出的比例均在50%以上，而在瑞典，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60%。

近年来，我国银行卡产业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快速成长，银行卡支付在我国整个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例已经从2001年2.1%上升到2005年的10%左右，可以受理银联卡和各种外卡的商户和自助终端越来越多，我国银行卡产业的发展在推动我国个人支付体系现代化程度迅速提高的同时，更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和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从而有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

最后，是改善了农村金融服务，助力和谐社会建设。随着我国银行卡联网联合事业的不断深入，绝大多数城镇人口已能享受银行卡带来的各种便利。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部署，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为农民工提供方便快捷的汇款渠道，在人民银行的组织领导下，中国银联联合国内各家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共同推出了“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截至2006年底，已经有12个省、直辖市开通了该项业务。2007年初，全国所有银行的借记卡都将开通此项服务。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的推出不仅是便利农民工汇款、完善农村汇款体系的有效方式，更是改善农村信用社的支付环境、发展中间业务、提高竞争力的制度创新。该业务的开展将推动欠发达地区银行卡业务发展和拓展农村信用社的业务空间，促进农村金融业务的发展，有利于实现多方共赢。同时，农民工?锌ㄌ厣裨谠黾踊憧钋赖耐保褂欣诩跎傧纸鹗褂茫嘌┟窆び每ㄏ肮撸杂诟纳婆┐褰鹑诜袼剑ㄉ枭缁嶂饕逍屡┐澹菇ê托成缁峋哂兄匾庖濉? 银行卡作为现代化支付工具，代表了我国个人支付未来发展的方向。而个人支付行为无处不在的特性，决定了银行卡必将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比发达国家的发展状况，我国的银行卡产业还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这一产业今后的发展，必将对人们支付习惯的改变、金融服务水平的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等各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三篇：中日关系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浅析

中日关系变化及影响因素浅析

兰州油气资源研究中心 李靖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对日外交体现了坚持原则、灵活调整、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的特点，中日关系经历了“民间外交”先行的关系恢复阶段；友好合作伙伴关系阶段；战略互惠关系三个阶段。本文对中日关系发展的三个阶段变化过程进行了概略回顾，并从历史、文化、经济、能源等方面对中日关系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浅析。

关键词：中日关系；对日外交；中日经济联系；中日文化差异

新中国成立60余年来，经过三代领导核心的不断努力，中国在政治、经济等多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在这种大背景下，中日外交关系也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到现在的战略互惠关系。60余年来，中国对日外交策略依据外交总方针、总政策和总原则, 又不断根据国际形势、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化进行调整，可以概括为: 坚持原则、灵活调整, 审时度势、与时俱进。中日外交关系的发展可以分为3个阶段，“民间外交”先行的关系恢复阶段（1949-1972）；友好合作伙伴关系阶段（1972-1992）；战略互惠伙伴关系阶段（1992至今）。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采取了主动，通过“民间外交”使两国民间在各个领域特别是民间贸易方面进行友好交往。1952年2月由中国国际贸促会主席南汉宸向日本经济界著名人士发出邀请，1952年5月日本参议员高良富、原参议员帆足计、众议员宫腰喜助到达北京。这是新中国接待的第一批访华日本政界人士，标志被封冻的中日交流坚冰被打破。帆足计等三位日本国会议员作为民间使者，于6月1日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签订了第一次中日贸易协议。为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开辟了道路。1960年8月周恩来全面阐述了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在这两项原则的框架下，1962年11月廖承志、高碕达之助签订了《中日综合贸易备忘录》。1962年12月, 中日双方又在北京签订了“中日友好贸易议定书”。“议定书”和“备忘录”是1960年代中日贸易的两大重要渠道。在1952至1972年间，由于中国正确的对日政策，制订并实行了民间外交方针，使中日关系以民间为主导进而发展到半官半民的形式进行了较为广泛的人员交往、商贸往来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使中日关系逐渐缓和，为即将到来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日关系发展的第二阶段可以称为“友好合作伙伴关系阶段”，这一阶段以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为开端，而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则标志着中日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正式建立。1972 年2 月, 尼克松成功访华, 并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 实现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1971年10月25日, 联大26届会议通过2758号决议, 中国正式恢复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等一切地位和权利，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日本国内要求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热潮也空前高涨。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适时地提出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复交三原则”：(1)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2)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已经归还中国；(3)“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 应予废除。1972年9月，田中首相、大平外相访华，与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中日首脑会谈，并最终签订了《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8月，日本外相园田直访华，经过多次会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最终签订，对中日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基本原则进行了确认和政治上的总结。在随后的10余年中，两国间政府高层进行了多次互访，中日地方政府之间也都进行了频繁的交流与广泛的合作，民间或半官半民的各领域各方面也开展了广泛、深入和频繁的交流。在这个阶段中，虽然有“靖国神社”事件、钓鱼岛灯塔事

件、教科书事件等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事情发生，但中日交往主体呈友好化、多样化, 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官方民间并举、多渠道、多领域、多层次、多形式的丰富多彩的中日交流与合作的大好局面。

新中国对日外交的第三阶段, 以1992年江泽民访日和日本天皇访华为起点, 直至现今。1992年是中日复交20周年，两国均组织了各种纪念活动，推动中日关系发展。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于1992年4月6日至10日对日本进行了友好访问，这是江泽民任总书记后的首次访日。日本宫泽喜一首相与江泽民会谈，发表了建立“世界中的中日关系”的讲话，江泽民在日期间向日本明仁天皇发出访华邀请。日本明仁天皇和皇后于10月23至28日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访日和日本明仁天皇访华，充分体现了两国努力改善和加强中日关系的愿望，确立了发展面向21世纪的中日友好关系的新起。1998年11月25至30日,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应邀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访问中，在江泽民努力下，中日双方达成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一系列原则共识。两国于1998年11月26日发表了《中日联合宣言》，这是继《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后中日两国规定两国关系的第三个重要政治文件，使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为21世纪中日关系发展确立了一系列新的原则和行动指南。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出任首相后，中日关系滑入低谷，两国政府的高层交往被迫中断，这是中日关系的冰冻期。2006年9月小泉下台，安倍晋三内阁成立。10月8日安倍首相访华，这是战后60多年来日本首相对外访问第一次将中国作为首访国，得到中国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安倍访华打破了中日政治僵局，中国媒体称之为“破冰之旅”，从此中日关系进入又一个新时期。安倍访华期间，中日双方经过会晤发表了《新闻公报》，双方同意“努力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2007年12月，日本新首相福田康夫访华。胡锦涛主席会见了福田，积极评价了当前中日关系改善和发展的良好势头。7日，胡主席与福田在首相官邸举行正式首脑会谈, 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中日两国关于中日关系的第四个重要政治文件, 也是胡锦涛访日取得的重大成果。这一文件的发表，“体现了中日关系的新发展，凝聚了双方的新共识，确定了发展双边关系的指导原则，规划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未来发展。说明中日关系在逐步发展的同时，正在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从全球意识出发，构建‘世界中的中日关系’，预示两国关系将进入一个建立战略互信、开展战略合作的新阶段”。

纵观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关系发展史，我们可以将其特点概括为：艰难曲折、波澜起伏, 空前平等、前景光明。中国与日本作为名副其实的“一衣带水”的邻国，两国在历史、文化、经济、能源等多方面都有着斩不断的联系，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两国的关系。以下将分别从以上几方面对影响两国外交关系的因素进行浅析。

第一，历史方面。主要是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及其所犯下的战争罪行的历史。二战结束后，日本作为战败国被美国独自占领，美国出于自身在亚洲利益的考虑，在对日本军国主义问题的处理上，采取了消极妥协的态度，保留了后来引发中日关系不断恶化的导火索——靖国神社，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战后恢复阶段，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地位较低，不能左右战后的局面，这为日后日本右翼势力的复苏埋下了祸根。在日本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意识里，日本不是被中国打败的，而是美国。部分日本右翼势力到今天依然不肯承认强加给中国人民的那场战争的侵略性以及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巨大伤害，因此，在日本国内多次发生诸如日本政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美化侵略战争、篡改教科书等事件。这些极大的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中日外交史上的大部分僵局也都是这些事件引起的。

第二，文化方面。中国与日本作为有着两千多年交往历史的近邻，虽然两国间的文化交流自古不断，但在其特有的国内普遍认同的历史和价值观上存在一定差异。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中,有着很明确的是非标准和原则,而且中国人往往要清楚地把名誉分出好与坏。在儒家思想中,“仁”是凌驾于一切道德之上的美德,是评价是非善恶的最高标准。天子能否永居皇位,臣民是否要忠诚于君主,都取决于君主是否施行“仁政”。在中国人看来,推翻一个“不仁”的君主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一句话,伸张正义、提倡善行与惩治邪恶、拒绝丑陋,是中国人

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基础。相比之下,日本人的道德意识中,是非原则要模糊得多。正如本尼迪克特指出的那样:“通观日本历史,日本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辨认恶的能力,或者他们不想解决这个恶的问题,”日本学者森岛通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说中国的儒教是以‘仁’为中心的儒教,那么日本的儒教就是以‘忠’为中心的儒教。”他进一步解释:“日本的儒教与中国的儒教本来出自相同的经典教义,但因理解的方法不同,结果在日本形成了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国民气质。”名誉是日本武士道的中心道德,武士的名誉更主要的是指对主君的忠诚。日本人很重视“保全名誉”,把名誉看得比正义、善行更为重要。无论是什么人,干了多么可耻的事,只要“体面一死”,就不仅可以不再受到谴责,而且还会“成名”或成“神”。两国这种在“名”与“耻”方面的文化差异,反映到中日外交关系中就是:两国对侵略战争持截然相反的态度。中国人认为,日本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是彻头彻尾的非正义战争,日本必须就此作深刻而彻底的反省和道歉。而一部分日本人却不认为那是一场非正义之战,认为它只是一项失败了的“事业”。这种态度上的差异也严重阻碍的中日关系的持续发展。

第三，经济方面。当前，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贸伙伴，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看，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密切。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日经贸关系迅速发展，从1980年的只有94亿美元发展到2004年的1687.9亿美元，增长了近17倍，占双方各自外贸总额的15%左右。从2004年开始，中国（含香港）开始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而日本从1993年到2003年连续11年的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被欧盟和美国取代，位列第三。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虽仍在不断增长，但是增速有所减缓。2004年日本对华实际投资累计达468亿美元，是中国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地之一；日本对华ODA总额累计达33335亿日元，其中日元贷款31331亿日元，持续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援助国。中日建交之前，中日关系缓解的第一步就是经贸交流，可以说经济上的来往是中日关系持续发展的一大助力。

第四，能源方面。日本矿产资源贫乏，除煤、锌有少量储藏外，绝大部分依赖进口，其中，煤95.2%，石油99.7%，天然气96.4%，铁矿石100%，铜99．8%，铝矾土100%，铅矿石94.9%，镍矿石100%，磷矿石100%，锌矿石85.2%须从他国进口。这种先天性的缺陷，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日本除了不远万里从中东、非洲、南美、大洋洲进口所需资源之外，更多的将目光投向了周边的国家以及本国周边的经济海洋区域。中国虽然自然资源的蕴藏量远远高于日本，但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我们对于一些基础性资源的需求量逐渐加大，本国的储量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能源消费的增长使日本感到极为不安，日本认为自己的能源补给线因来自中国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而面临波动。因此，日本通过各种途径加强了与中国在能源上的争夺。钓鱼岛问题在中日建交时就曾提起，但当时达成的协议是暂时搁置。随着国际能源日益紧张，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的石油能源再次成为中日争端的焦点，围绕这一问题而产生的矛盾也成为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一大因素。

总之，中日两国在经济方面相互依存的关系使得中日关系和谐发展这一主题不会改变，但中日两国在历史、文化、能源等方面的矛盾使得中日关系的发展会有很多曲折。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坚持中日互惠互利和谐发展的前提下，围绕历史、文化、能源等方面的矛盾，中日两国将展开博弈。

参考文献：

[1] 汤重南：新中国的对日外交与中日关系的发展；《社会科学战线》 2009年第8期;

[2] 杨新房等：中国与日本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探讨；《商业研究》 2008年第2期；

[3] 沈丁立：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东北亚国际关系；《当代亚太》 2009年第2期； [4] 张耀武：论中日外交关系中的“文化因素”；《日本研究》 2007年第3期；

[5] 江海洋：冲突与调适近十年中日关系 1998-2008的政治文化互动；《襄樊学院学报》 2009年07期；

[6] 张延廷：钓鱼岛的主权争执；《问题与研究》1995年7月

第四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活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活的变化

“再不实行改革，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就会被葬送。”30年前，一个伟大领袖，一个中国新时期的设计者——邓小平代表亿万人民，顺应历史潮流，打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中国从此走向世界，世界从此认识中国，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也从此开始……

一是民生得到显著改善。

人民生活总体上进入了小康水平。以收入和住房这两大最能反映生活水平的项目为例，从1978年到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住房面积都有大幅提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30年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2.5亿下降到2148万，绝对贫困发生率由30％下降到2.3％。中国是目前全球唯一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目标的国家。

二是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进一步提高。统计表明，1978年至2006年的28年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9.67%，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3%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与此同时，中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一九七八年以前，中国外汇储备从未超过十亿美元，二00六年末已突破一万亿美元。对外贸易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通过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二00一年，中国加入，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三是初步建立了一个适应经济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市场而不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目前，中国基本成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共识开始形成。很多国家包括一些发达国家，相继承认乐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表明，我国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基本确立。

四是融入了世界主流文明，锁定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开放是什么？开放就是自主、自发地接受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则，并以此克服自身传统的特殊规则的缺陷，使其更好地推进国民福利的增加和国家的富强。而真正的对外开放，不仅要引进

西方先进的技术，还要学习西方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学习西方文明，进行制度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放的重要性有时要远大于改革。中国大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国家建设的有用之才。通过相互学习，使人们的思想更加解放，视野更加开阔，开放意识和创新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加入WTO后，我们已义无返顾地回归到世界主流文明中，以一个主权国家的承诺和信用锁定中国改革发展的道路。

历史与现实都证明改革开放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中国社会生活的改变源于此，中国人将更加坚定的继续走下去！

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是时代变迁的一种体现，而社会的变迁往往最直接反映在城市。改革开放20多年来，伴随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生活方式也悄然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

变化之一：消费结构明显升级，“衣食住行”消费位次发生变化：“食”的消费比重开始让位于“衣住行”。私房、私车大踏步走进居民生活。城市生活方式日趋“个性化、现代化、多元化”。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绝大部分城市居民家庭开始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化，人们的消费结构也由过去的“温饱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转变。

首先是“衣食住行”中的消费位次发生了明显变化：“食”的消费位次开始让位于“衣住行”。长期以来，衣食住行中的“食”在人们的生活消费中所占比重最高，居民收入的大部分主要用于解决“吃饭”问题，其他消费很少。如今这一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跨过“温饱线”的城市居民，食品类消费比重逐年下降，城市恩格尔系数已经下降到40%以下。居民的消费重点正在发生转移：住房、交通、通讯、教育、旅游等方面的开支明显增加。人们越来越舍得“花钱买时间”、“花钱买教育”、“花钱买健康”……

城市居民的家庭电脑、电话普及率快速上升，通信消费支出成为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增长最快的项目。据统计，2001年城市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34部，家用电脑13台，80%的家庭拥有固定电话。过去被视为“奢侈品”的手机，如今已经成为大众化的日常用品。在首都北京，手机用户目前已达600多万，平均每2个北京人就拥有一部手机。

中国社科院近期的一项调查表明，2001年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支出为428元，教育支出的增幅仅次于交通通信支出。北京零点调查公司不久前对上海、武汉、北京、广州、成都5个城市的一份健身调查显示，北京平均每个人一年用于体育健身的消费达到888元，不少人一年的健身费用接近5000元。

私房、私车不再是梦。建设部最新消息，90年代以来，城镇居民已经成为住房投资和消费的主体，个人购买商品住宅的比例超过了93%，居民住房自有率达80%。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称：今年上半年，北京市三大汽车交易市场共销售汽车4·14万多辆，其中私人购车比例已达90%。

城市生活方式日趋“个性化、现代化、多元化”。人们的衣着从过去注重“结实耐穿”逐步向展示个性风采和与国际时尚“接轨”。上世纪80年代初“街上流行红裙子”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城市越来越难见“流行色”。

人际交往也日趋“现代化”：过去亲朋好友逢年过节相互走动，往往是送些食物礼品或“压岁钱”，如今送鲜花贺卡、礼品书籍蔚然成风。据报道，仅北京市2001年春节鲜花就卖了1亿元！过年过节方式则呈现“多元化”趋势：在“回家”过年人潮涌动的同时，选择“离家”过年的城里人似乎越来越多。许多城里人春节举家到外地度假——南方人到北方看雪，北方人到南方看海，春节出游人数一年多过一年，今年春节期间，居民出游就达5158万人次。新兴的“电话、手机短信息、网络贺卡”拜年逐渐取代传统的“串门拜年”。社会学家指出：从另一角度看，现在“年味”有些变淡，恰恰折射出社会生活的进步。

变化之二：拥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休闲”时间，市民生活从“静态”走向“动态”。生活方式个性分层，“小资”时尚浪漫生活模式引人注目。

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收入增长和工作时间缩短，人们拥有了更多可自由支配的休闲时间。

自1995年5月起，我国实行了5天工作制，加上近年来“五一”、“十一”、“春节”延长假和其他假日，职工全年法定休息日（不包括带薪休假）已经超过110天，1990年中国城市职工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为7小时19分钟，1997年下降为5小时37分钟。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开始走出家门加入“周边游”、“跨省游”和“出国游”行列，一个个“旅游黄金周”的涌现，带给人们新的感觉和快乐。走出家门、走出国门“看世界”，被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列入自己安排的“休闲出行表”。

对外开放以来逐渐形成的“都市白领”一族，其生活方式变化尤其显著，堪称引领时尚潮流的先锋。追求时尚品牌服饰、拥有较高学历和工作收入、思想“前卫”、模仿西方某些生活方式的所谓“小资”生活，近年在大城市逐渐流行。

改革开放中涌现的新阶层，使都市生活方式增添了一道独特的新景观。改革开放之前，城市居民大部分在全民或集体单位就业，工资收入差距不大，生活方式也基本相同。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得到承认，民营、个体、私营、外资、中外合资等多种经济形式快速发展，涌现了一批包括科技影视体育明星、企业家在内的“先富人群”。这些被称为新阶层的“富人”中，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提前进入“富裕生活”轨道，过上了与一般市民不一般的生活。高收入使他们拥有轿车、别墅和各种高消费机会和能力，是名副其实的高消费群体，一般市民望

尘莫及。社会学家认为，这一高消费群体由于有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为依托，生活水平远远超过一般民众是可以理解的，只要他们的生活方式没有违背法律和社会公德准则，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对某些出轨的生活方式，社会应该加以规范、引导，不能盲目追捧，更不值得大众效仿。

变化之三：率先步入“数字时代”。家电和电脑网络的普及，改变着生活的方方面面，“e化生活”实实在在，不再是少数人的时尚。

科技的进步和普及，深刻影响和改变着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及生活观念。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不断完善，带给市民更多的实惠。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洗衣机、微波炉、吸尘器、电烤炉等家用电器的普及，以及生育子女数的减少，使家务劳动强度大为降低，城市居民的家务劳动时间明显缩短：据统计，1997年我国城市女性职工平均每日家务劳动时间为3小时3分钟，比1990年减少了1小时20分钟；男性职工的家务劳动时间从2小时10分钟下降为1小时43分钟。

与此同时，家政服务业近年迅速崛起，家务劳动社会化趋势日益明显。有人统计，1996年我国城市居民家庭平均在外就餐20次，这一数字目前不断刷新。在南方许多城市，许多人不愿再为一日三餐耗费太多精力，早、午餐大都选择以快餐形式解决。人们从简单的家务劳动中得到解脱，投入更具效益的“炒股”等活动，以求实现更高的劳动价值。

手机、呼机、电脑、金融卡的普及应用，直接改变了城市生活的节奏，提高了市民的工作和生活效率。“e化生活”成为实实在在的大众生活，不再是都市少数人的时尚。

传统的寄信、发电报和电传方式，正被E-mail、手机等现代通信手段代替，人际沟通和信息交流变得更快捷、有效。过去，一封信跨越太平洋寄达美国要1个月时间，而今电子邮件只需要几秒钟。现在写信、发电报的人越来越少，导致“电报业务萎缩”，国家电信部门不得不自今年8月1日起宣布取消祖国大陆发往台湾地区的电报业务。而在这之前，有百年历史的“电报汇款”也已经在我国全面“退休”。“网络生活”不再神秘，“上网”不再是一种时髦，而是市民生活、工作的现实需要。电子商务、电子银行、电子货币、网络学校等日益普及，网上订票、购物、咨询等服务项目无所不能，极大方便了市民生活。

第五篇：家族思想对现阶段我国村民自治的影响研究（定稿）

《家族思想对现阶段我国村民自治的影响研究》 开题报告

一、问题的提出

家族制度与自然经济、专制主义相适应是我国古代社会基本的组织原则，它与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相背离，与国家的公共权力相对抗，是传统的、落后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中国家族文化在十九世纪之前的传统社会中长盛不衰。十九世纪末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移，家族文化受到了来自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冲击。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都对家族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明令取缔封建性的家族组织，废除宗约族规，打击家族势力，铲除地方权威。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更是对家族组织和家族象征进行了彻底的摧毁。国有化、集体化运动打破一切旧的社会组织的经济基础，广大农民被人民公社这种新型的社会组织重新组织起来，农村被纳入了现代化发展进程。这样，在广大农村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宗法组织被摧毁，家族活动基本停止。

从经验上讲，家族是一种传统的社会现象，与现代性是不和谐的，而且在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计划之下，会作为注定要被历史淘汰的事物而趋于消亡。与这种经验相一致，功能主义又提供了一种理论依据，家族是否存在，要看它是否能够履行社会要求于它的功能。我国农村社会虽然离现代社会还比较远，但是己经能够享受先进的生产关系提供的优越之处，生产进入了社会化生产的新阶段，先进的社会组织方式——村民自治，也无须家族来补缺。村民自治的公共理念取代了由家族教育所带来的传统理念，传统社会里面由家族承担的功能，例如互助功能、教育功能等等都由新式的社会组织所接替，家族己无处发挥其实际的功用了。再加上社会经济基础已经不再是小农经济，家族失去了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所以它的消失是完全正常的。

那么，然而在80年代中期以来，在家族势力被铲除，家族组织被摧毁之后，家族现象在我国一些地区又重新复活起来，甚至在山东、湖北、广西以及广东等地区出现了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中间组织并对当地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乡村政治一直是我国政治民主化、制度化最为薄弱的环节。在人民公社体制解体之后，如何填补农村的政治真空，重新整合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已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村民自治制度——一种由农民自己创造的新型社区管理制度应运而生，它所包含的理性、平等和民主原则很快得到党和国家的认可。这一制度自1987年起由国家推动，迅速在全国推广开来。与此同时，在复杂的社会转型时期，一种以血缘、等级、礼俗为特征的家族文化也在长期压抑之后滋生起来，逐渐渗透到农村政治领域，对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与深化产生了多方面的消极影响。为什么在我国现代化的车轮真正启动并进入飞速发展的时期，村民自治在农村已经取得了巨人成就的同时，作为封建组织的家族却没有随着村民自治进程的推进而消解，反而复活并迅速蔓延开来?家族在我国当前农村中怎样存在，发生了哪些变化，对农村社会的村民自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家族文化在我国农村的村民自治的进程中是否具有生命力?这些都是值得深究的问题。因此，本文选择了从农村的家族势力作为切入点研究村民自治。

二、选题的意义

（一）现实意义：村民自治是一个新的政治研究方向 村民自治是促进国家政治文明进步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在我国目前已经开始逐步纳入到法制轨道。1988年6月6日《村委会组织法》试行；1998年6月政府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委会组织法》；同时，各地也相继出台了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200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下发，把“管理民主”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之一。目前农村普选已经在全国推广，这标志着村民自治这一新的农村治理形式已经日趋成熟，并将极大的推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一方面我们说，村民自治为乡村社会精英阶层的分化提供了初步的秩序化的环境。近20 年，中国农村一大批富裕农民产生，其中包含相当一部分有志于政治活动的人士；同时，农村社会关系某种程度的紧张，也促使一批农村知识分子开始关注政治发展。这两支力量共同面对政府，同时又通过不同的路径满足自己的政治活动需求，使中国农村政治发展呈现某种复杂性。“但随着村民自治的推进，不论哪一种政治力量，包括政府一面的力量，都将纳入农村民主选举的轨道，尽管这个轨道还远不够等级。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预示着农村秩序化的政治发展进程开始。”（党国英《中国“村民自治”的现状评估》）并且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发达地区已经有一批富裕人士借助村民自治与选举的舞台展示自己的抱负，而中部地区则主要是乡村知识分子在利用这个舞台活动。更为重要的是，村民自治开启了社会精英阶层对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思考空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曾说：“村民自治的价值主要在于，它既是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缺憾的一种补充，又对中国民主化道路提供了一种经验性范式。”。如何推动中国政治文明的进步是一大批有识之士所关心的重大课题，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的思考始于书本而又停留在书本之上。村民自治的推进为他们的思考提供了养料，开拓了他们的视野。围绕村民自治的实践意义和学理意义，虽然中国的思想界有很大争论，但在新的实践平台上，这种争论能够发挥重要的传播政治文明的作用。

（二）理论意义

剖析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和村民自治进程不难发现，以血缘为纽带的传统家族活动，是国家管理农村过程中的不协调因素，也是影响村民自治的抗衡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说，当代“村民自治”是在与传统“族民自治”的抗衡中推进的，是法治战胜礼治、国法战胜宗法、民主思想战胜家族思想的过程。然而家族观念并没有在农村彻底根除，家族活动还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村民自治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因此，探讨农村家族活动的历史、现状及危害等理论问题，并探讨控制其影响，扫清村民自治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的对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三、研究的现状

对于家族问题科学系统的研究，我国国内大体开始于20世纪初。初期多仿重于家族史的研究，出版了一系列专著，如吕思勉的《中国宗族制度小史》、潘光旦的《中国家谱学略史》、孙本文的《晚近中国家族制度之变迁》、杨再芳的《论中国家族制度之演变与其家庭组织的相关性》等等。30年代，费孝通开始用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他对太湖岸的开弦弓村进行了实地调查，写出了著名的《江村经济》一书，有关于我国家族制度的其他论述散见于他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等书中。1935年，陈礼颂在乡村调查的基础上写成《潮州宗族村落社区研究》，通过对潮州澄海县斗门乡的宗族、人、生活、礼俗描述，展示了三十年代广东潮汕农村社会生活的画面。建国后，由于照搬苏联模式和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宗族问题研究逐渐中断，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族问题研究才开始复苏，20年来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出版了一系列论著，如冯尔康的《中国宗法社会》、王思治的《宗族制度浅论》等等。近年来家族问题研究在学术界逐渐成为一个热点，受到了许多学者的重视。

在国外，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学者库普就根据其在广东凤凰村的调查，写出了《中国南方乡村生活》一书，对中国家族组织的表现与功能做了初步的研究。50, 60年代，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分别推出了《中国东南部的宗族组织》和《中国的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两部专著，系统论述了中国家族组织的社会经济功能。1996年杜赞奇的《文化•权力•国家》一书在我国翻译出版，书中《宗族与乡村政治结构》一章详细论述了1900年至1942年间华北农村的家族情况以及家族与村庄政体、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

以上这些调查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把握我国的家族状况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对于我国如此广阔的地域来说，这些调查毕竟是数量不够多、地域不够广，并且有些学者在研究中往往只通过对个别村落的调查就对某个地域的家族状况作出结论，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而且，理论界从家族文化的视角对农村村民自治进行系统研究的专门性理论成果很少。在我国，村民自治的兴起是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同步的。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逐步完善的今天，村民自治不仅引起国家高层的重视，而且正在成为一个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村民自治的政治运作模式被很多学者称为“草根民主”，他们对这种草根民主进行了高度评价。中国研究农村治理问题的权威辛秋水老先生在评价村民自治时甚至说：“在某种意义上，村民自治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意义就是相当于‘中国的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但家族思想由于是深藏在村民的内心里，不像制度那样很容易的攻破。所以它的危害性也表现出长期性的特点。这对民主化的进程也是极为不利的，也就会出现很多学者的对于“草根民主的价值限度”的感叹。研究当前农村家族思想对于找到阻碍当前“草根民主”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对于推动“自下而上”“农村包围城市”式的政治民主化浪潮的深入推进；对于整个中国的思想的潮流和走向，都有重要的政治价值。但当前关于村民自治的这种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上：一是集中在村庄性质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观察上。例如，有人认为村委会选举本身体现出村庄社会“面子政治”的特征，有人认为村规民约体现出来传统中国的乡村治权等。二是集中在试图形成一个解释当前村民自治实践后果的理论框架的努力，这种解释框架往往以其他学科资源为基础，运用到村民自治研究之中，比如，有人运用制度主义学派的理论对村民自治进行了分析。但正如辛秋水老先生所说：“当前对村民自治的学术研究是村民自治研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在薄弱的学术研究中，关注家族思想的文章和专著就更是少之又少。有代表性的是学者肖唐镖和赵力涛。肖唐镖的《村委会选举中的宗族因素——对 40 个村委会选举观察研究的综合分析》，认为当前中国的很多村庄，家族意识、家族组织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复兴。在这些村庄，家族发挥了经济协作、社会互助及促进公益等良性作用。然而，家族认同得以强化以后，村民选举的结果往往受强族大姓的左右，小姓村民的权利容易受到忽视甚至侵害。但是他对于家族思想和村民自治的内在的逻辑和历史联系，家族思想通过什么样的外在媒介影响村民自治，如何规范家族思想并没有做深入的思考。赵力涛认为村民的日常实践活动发生在几个领域: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以往家族研究的一个失误在于忽视了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中表现出来的家族意识和家族活动”。因此他提出“日常实践”这个概念,并根据对维持机制的分类进而做出了“仪式化的家族”和“事件中的家族”这两个很有理论潜力的概括。应该说还是很有理论创新的。至于西方学者，由于他们对中国的农村缺乏深入的了解，所以虽有美国学者黄宗智、弗里曼、毕克伟、塞尔登、德国学者阿珀曼等人发表了《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等文章，但是都难以深入村民自治的内核，更别说对家族思想进行系统而全面的分析了。因此，这一研究领域亟待突破。

四、研究的方法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基础，遵循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从社会存在出发解释社会意识，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来探讨家族思想问题，具体来说，本文主要运用以下方法分析家族思想及构建规范家族思想的机制：

1、历史分析法：研究家族思想产生的历史过程，然后从中找出家族思想的一些本质性特征。

2、综合分析法：对家族思想对村民自治的具体危害进行总结综合，以期找到这种危害影响的具体方式。

3、资料分析法:从多学科多角度开展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把握国内外研究动态，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找到新的生长点，防止重复研究，避免和少走弯路，为本论文研究提供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使本论文研究的内涵和外延更加丰富，更明确，更科学。

4、比较分析法：在论文中对中西方的状况进行比较研究，一方面能更好地找到我们的症结所在，另一方面也能在结合我国自己国情的基础上吸收一些国外的先进经验。

五、论文的结构

本文以家族思想对当前村民自治的影响为研究对象，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章家族思想概述：从家族和家族思想的概念与内容入手，准确掌握相关的基本理论以及家族和家族思想产生的根源、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等。

第二章家族思想的存在和村民自治的内涵：通过分析论述家族思想在当今农村留存的现状，并对家族思想对现阶段我国的村民自治所产生的影响有充分、客观的认识。第三章家族思想对当前村民自治的负面影响剖析：论述家族思想对村民自治产生危害影响的具体表现，并在这些表现中找出左右这种危害大小的主要变量。第四章规范家族思想的治理途径：首先需要开展改造传统农村家族思想的可行性分析，并处分析中进一步总结出规范家族思想对村民自治危害的具体途径，逐一进行详细的说明。最后一部分是结语，对前面的分析作一个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