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管子·轻重篇》的经济管理思想（五篇模版）

第一篇：论《管子·轻重篇》的经济管理思想

内容摘要： 《管子·轻重篇》诸篇原19篇，今存16篇，是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瑰宝。《轻重篇&&在重视农业、稳定个体农民经济基础上，主张通过商品经济来富国、强国，提出了国家通过货币、商品的“轻重”关系来调控经济的理论。这在先秦经济思想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至今仍然可资借鉴。

《管子·轻重篇》诸篇原19篇，今存16篇，是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瑰宝。《轻重篇&&在重视农业、稳定个体农民经济基础上，主张通过商品经济来富国、强国，提出了国家通过货币、商品的“轻重”关系来调控经济的理论。这在先秦经济思想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至今仍然可资借鉴。

一、《管子·轻重篇》的轻重理论． 在中国历史上“轻重”概念常常是与管仲联系在一起的。《史记．齐太公世家》说：管仲“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悦。”《史记·管晏列传》中说：“管仲既任政齐相„„贵轻重，慎权衡。”《史记·平准书》说：“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史记·货殖列传》中说：“管子„„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这些记载都是把“轻重”与管仲联系在一起的。由于管仲通轻重之变，使齐国富强，所以齐国人缅怀其遗教，不断地根据管仲的言行和有关档案及现实的需要探讨轻重理论，至战国时形成了《管子·轻重》各篇。《管子．轻重》诸篇虽非管仲所作，但它从轻重理论出发提出国家从宏观上管理和调节经济的主张却值得注意和重视。那么《管子·轻重》诸篇阐发的轻重理论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轻重”是一个矛盾的对立面，作为一种治国之术，主要用于经济方面’犹如孙子兵法中“正奇”这一概念主要用于军事方面一样。在经济领域中，轻重理论就是通过权衡货币、谷物、百物的供需、贵贱’采取措施使国家富强，并平抑物价、安定民众生活。在对外方面，就是要权衡轻重，在经济上通过对外贸易和商战制服、搞垮别

国。从以下方面可看出轻重的运用：其一，轻重理论用之于万物方面，则任何商品都如《管子．揆度篇》所说是“重则至，轻则去„„物臧则重，发则轻”。《管子·轻重甲篇》则说：“章(障)之以物则物重，不章以物则物轻；守之以物则物重，不守以物则物轻。”这里所说的“重”主要表现在商品缺乏、供应不足，引起涨价和人们的重视。这里所说的“轻”，主要表现在物品供应充分和很多，价格下跌。物品“重”就会引起远地同类商品输入。“轻”则本地商品就会运销到他方。其二，轻重理论用在谷物方面，《管子·轻重篇》认为谷物与万物的轻重关系成反比。《管子·轻重乙篇》：“粟重而万物轻，粟轻而万物重。”《管子．乘马数》载：“谷独贵独贱。桓公曰：‘何谓独贵独贱’?管子对曰：‘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这就是说，谷与万物的关系是，谷重万物相对轻，谷轻万物相对重。其三，轻重理论用之于货币方面，货币与万物成反比。《管子·山至数篇》说“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管子。山国轨篇》说：“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而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管子．国蓄篇》则说：“谷贱则以币予食，布帛贱则以币予衣。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其四，货币与谷物的关系，又是所谓“币重则谷轻，币轻则谷重”，二者成反比。为了掌握轻重关系的规律，了解各种商品(万物)与谷物、货币与万物、谷物与货币彼此间轻重关系的比例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各种商品形成的轻重之势，《管子·轻重》诸篇中都曾谈到。如《国蓄篇》：聚则重，散则轻。《轻重甲篇》：守则重，不守则轻；章(障)则重，不章则轻。《国蓄篇》：少或不足则重，有余或多则轻。《轻重乙篇》和《地数篇》则云：令疾则重，令徐则轻等等。

了解各种物品之间的轻重比例关系和各种情况下物品所出现的轻重之势，是为了采取相应的措施而达治国安民之目的。所以《管子·国蓄篇》说：

五谷食米，民之司命(决定民众生死)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通货)也。故善者执(掌握)其通施以御(控制)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

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而败之扩(万物之价)可得而平也。上面所引述的两段话，是国家通轻重之变所要达到的目的。第一段话是说国家掌握着货币以控制能决定民众生死的谷物的价格，因此就能使民众尽到自己的力量．第二段话的意思是说，民众有余的东西就“轻”，因此人君就在东西轻时加以收藏．民众缺乏的东西就“重”，所以人君就在东西“重”时加以卖出发散。这样一敛一散，国君必然得到10倍之利，而财物的价格又可得到平抑。《管子·轻重篇》诸篇的作者认为轻重之术是治国的根本方法。《管子·揆度篇》说：“燧人以来，未有不以轻重为天下也。”《管子．轻重戍篇》载：“桓公问于管子曰：‘轻重安施?’管子对曰：‘自理国虙戏(伏羲)以来，未有不以轻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在这位作者看来伏羲的“迎阴阳”，神农的“树五谷”，燧人的“钻燧取火”，直到夏代的“疏三江，凿五湖”等等都是以轻重之术治国的体现。这样，古代统治者所推行的一切经济措施和治国良法，都被概括在轻重理论的范围之中了。这样，轻重理论就被说成是一种无所不包的广义的治国理论了。

二、轻重理论下的重农思想

《管子·轻重篇&&诸篇所阐发的轻重之术是建立在重农的基础上的。所以，这种轻重之术不仅与重农不矛盾，相反它还以轻重之术来稳定农民生活、促进农业发展。《管子·轻重篇》诸篇不少地方都论述了农业的重要，如《管子·轻重甲篇》说：“管子曰：一农不耕，民或为之饥；一女不织，民或为之寒。故事再其本，则无卖其子者。事三其本，则衣食足。事四其本，则正籍(征賦)给。事五其本，则远近通，死得藏(葬)。”《管子·揆度篇》有与上述相似的一段记载说：“上农挟五(口)，中农挟四，下农挟三。上女衣五(口)，中女

衣四，下女衣三。农有常业，女有常事。一农不耕，民为之饥者；一女不织，民为之寒者„„故先王谨於其始．事再其本(民众从事的生产事业收入能倍于其资本)，民(只有)无檀者卖其子。三其本，若为食。四其本，则乡里给。五其本，则远近通，然后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无止„„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国之数也。”上述两段集中地论述了农业的重要性。所以，《管子·轻重篇》的作者是决不轻视农业的。非但如此，《管子·轻重篇》还认为封建统治者应采取种种措施保证和促进农业生产的进行和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不误农时

《管子。山国轨篇》说：“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敛实，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谓时作。”《管子·巨乘马篇》载，在“春事二十五日之内”，国君不可兴徭役，如果国君兴徭役，则是“起一人之繇，百亩不举。起十人之繇，千亩不举。起百人之繇，万亩不举。起干人之繇，十万亩不举。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夏天的繇役)，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无止，此之谓谷地数亡。谷失於时„„此盗暴之所以起，刑罚之所以众也。随之以暴，谓之内战。”这里，痛切地陈述了国君起徭役、误农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其目的就是告诫统治者应不误农时，在农忙时要保证劳动者能从事正常的生产劳动。《管子·轻重甲篇》则载：“孟春既至，农事且起。大夫无得缮冢墓，理宫室，立台榭，筑墙垣。北海之众无得聚庸而煮盐。”这就是说在春耕农忙到来之时，大夫家要停止修缮冢墓、宫室、台榭、筑墙垣等活动，“北海”地区也要禁止民众雇工煮盐，这样便可以保证劳动力不流失他用，并使春耕生产得以正常进行。(2)奖励多种经营

《管子·山权数篇》载：“桓公问於管子曰：‘请问教数(教育的方法)。管子对曰：‘民之能明於农事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给黄金一斤或相当于黄金一斤的谷八石为奖金)。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

食八石。民之能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衮(裕，同衍)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愈)疾病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知时„„曰某谷不登，曰某谷丰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这里在谈教育民众的方法时，国家以奖励作为教育的方法，对善农事的、蕃育六畜的、树艺的、种瓜果蔬菜的、会看病的、经验丰富能预知谷物丰歉的、善于种桑养蚕的，均以黄金一斤或相当于黄金一斤的八石谷物为奖金。从奖励的事项看，《管子。轻重篇》的作者倡导的是多种经营，对善农事种五谷、善畜牧育六畜的、树艺、种菜瓜果、善种桑养蚕都给同样的奖励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3)借贷

国家蓄藏一定量的粮食和钱，农民困难时借贷给农民，以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待农民收获再以实物还贷。关于这点，《管子。国蓄篇》载：

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虚随财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繦(钱贯，即穿钱的丝线)千万。使千室之都必有千种之藏，藏繈百万。春以奉(供给)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钟(种，五谷之种)穰(馕，与饷同)粮食毕取赡於君。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然则何?君养其本谨也．春赋以敛缯帛，夏贷以收秋实。是故民无废事，而国无失利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凡轻重的大利是以重射轻，以贱而转化为平价。万物的“满”(余)与“虚”(不足)随着国家财政的平准政策而不断变化，打破的平衡会重新再现。人君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坚持实行平准政策。国家使有万家的城镇储存万钟之粟和钱千万，让千家的城镇储存千钟之粟和钱百万。储存粮食和钱的目的是：春天供给耕田，夏天供给锄耘。耒耜等械器和种子及粮食当然是由国君供给的。因此大商贾储积家就无法大肆盘剥民众，为什么会如此呢?是因国君勤谨地扶持本业。春天借贷的钱粮收取丝织品缯帛，夏天贷出的钱粮在秋收后收取谷类．因此，民众不会无事干，国家也不会受损失。

《管子．山国轨篇》说每年“泰春”、“泰夏”、“泰秋”、“泰冬”的“物之高下”，民“相并兼之时”，国家都要贷给农民粮食。并说：“无赀之家皆假之械器、胜(滕)籯、屑(碎米)、糉(糗，乾粮)、公衣．功已而归公衣，折券(折毁借贷时所给之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4)调节物价 抬高谷物价格，促进粮食生产。《管子。轻重篇》谈到抬高谷物价格屡见不鲜。如《巨乘马篇》载“国谷之重再什倍”。《山国轨篇》：“三壤已抚，而国谷再十倍”。《山权数》：“国谷之重十倍异日”。《山至数》；“国谷十倍”。《地数篇》谓“武王立重泉之戍”，使“国谷二十倍”。《管子·轻重甲篇》对这个问题讲得比较具体：“粟贾(价)平(釜)四十则金贾(斤)四千。粟贾釜四十，则钟四百也，十钟四千也。二十钟者为八干也。金贾四千，则二金中八千也。然则一农之事终岁耕百亩，百亩之收不过二十钟，一农之事乃中二金之财耳。故粟重黄金轻，黄金重而粟轻，两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贾，釜四百，则是钟四千也，十钟四万，二十钟者八万„„一农之事有二十金之笑。”这里讲了粟价提高10倍与农民货币收入的关系。粟价釜40，则钟400，10钟4 000，20钟为8 000。而当时金价为l金4 000，2金8 000。一户耕田百亩的农民，百亩之收为20钟，则一户农民一年收入8 000，值2金。如果粟价提高10倍，则粟价釜400，钟4 000，lo钟4万，20钟8万。而这时金价未涨，所以金1斤4 000，10金4万，20金8万。因此，一户农民每年收20钟，值钱8万，值20金。由于粟价提高了lo倍，农民种谷物可以增加收入，所以种谷物的积极性提高，导致谷物生产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本国的粟价提高，别国的粟也会被贩来本国，也是促进本国粟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5)减免农业税

在煮盐业方面增加收入，减免农业税收。《管子·地数篇》载桓公问管子日：“吾欲(内)守国财而毋税於天下„„可乎?”管仲回答说：可以。其办法是：盐是人人都要食用的生活必需品，“十口之家，十人咕(食)盐，百口之家，百人咕盐”。齐国又是著名的盐产地，每年冬天从十月开始煮盐至第二年春天国家可征收到3万钟盐。①而第二年春天，由于“阳春农事方作，令民毋得筑垣墙，毋得缮冢墓。大夫毋得治宫室、毋得立台榭。北海之众毋得聚庸而煮盐。然盐之贾(价)必四什倍”．这时，可把高价盐，运销至梁(魏)赵宋卫濮阳。由于无盐则肿，别国不能无盐，这实际上等于齐国煮海水为盐向天下征税了。由于卖高价盐赚到钱，因此可以“内守国财”，而减免国内的农业税了。(6)以工代赈

在水旱灾荒年景以工代赈。《管子·乘马数》载：“若岁凶旱水泱(溢)，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笑(计)也。”此处所讲的办法就是后世以工代赈之法，让贫困无生计的贫民当庸工，挣钱糊口，度过荒年。

第二篇：论管子的以法治国思想

论管子的“以法治国”思想

摘要

管子是春秋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他对法的内涵有着深层次的认识，并形成了不同效力等级的法律体系。管子主张以法治国，提出国家治理过程中要做到以法赏罚、赏罚分明、赏罚信必。

他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及法律监督等多个层面对其法治思想进行了具体阐释，以期实现王霸天下的治国理想。管子的“以法治国”思想在当时无疑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本文从管子“法”的内涵，管子“以法治国”的原因，管子“以法治国”的实施，以及管子“以法治国”思想的历史进步性四个层面，对管子的法思想展开论述，以期对我国当前的依法治国理念有所借鉴。关键词：管子

春秋

法家

以法治国

管仲（前719－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春秋时期法家人物。被称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汉族，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人，周穆王的后代。在齐国改革，富国强兵，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后人评价“春秋第一相”。其法治思想主要体现在《管子》一书中。

一、管子“法”的内涵

1、管子“法”的属性

法具有至上性。法是“道”在人间秩序建构中的规则体现，是“道”的德行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实践。道的超然性和绝对性赋予了法以至上性。法的至上性体现为法是社会全体成员一体遵循的行为规范，其效力是普遍的。“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其意为：有创制法度的，有执行法度的，有遵照法度行事的。创制法度的是君主，执行法度的是大臣官吏，遵照法度行事的是人民。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这就叫作大治。

法具有公正性。法对社会行为的控制必须以其自身的公正性作为基础。而法的公正性的最为重要的关节点就是不能有所偏私。“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上以公正论，以法制断，故任天下而不重也。”其意为：全凭法制办事，好象天地对万物那样没有私心。君主凭公正原则来考论政事，凭法制来裁断是非，所以担负治理天下的大任而不感到沉重。

法具有统一性。法的统一性首先要体现在国家立法权的集中统一。立法权是归属于君主的独享权力。欲维护君主的权威就必须首先将国家的立法权集中于君主之手。第二，国家法度的内涵必须准确而统一。“君一置其仪”，而“百官守其法”。若是国家法度的内涵不明确，各级官吏就有可能随意解释法令，势必造成法的运行状态的自相矛盾。国家法度的内涵模糊不清，就不容易形成治理规则的权威性。

法具有公开性原则。管子认为，国家法度是“一民使下”的重要治理规则。“一民”是指国家法度是统一规范全体国家成员的行为准

则。“使下”是指国家法度是各级官吏完成其治理工作的制度凭借。无论是“一民”还是“使下”，都要求国家法度的公开性。“ 明法而固守之。”其意为：君主要明确宣布制度而坚定地执行它。

法具有强制性。《管子》一书所论的法具有强制性，即法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行的一种强制行为约束体系。

法具有适度性。管子主张刑赏适中，“刑足以惩罚犯罪”且“赏足以奖励功劳”。重赏与重刑皆是极端的社会控制手段，将会产生极端的社会效果。“致赏则遗，致罚则虐。„„夫赏重则上不给也，罚虐则下不信也。”其意为：行赏过多则导致国贫，行罚过重则导致暴虐。行赏过多了，上面就不能供应；刑罚太暴了，人民就不会信服。

法具有稳定性。管子提出“法制有常”的学说。《法禁》篇专门用“绝”、“静”、“安”、“不变”等术语强调法的稳定性。“绝而定，静而治，安而尊，举错而不变者，圣王之道也。”其意为：坚决而镇定，稳定而图治，安国而尊君，有所举措而不朝令夕改，这都是圣王的治世之道。

2、管子“法”的体系

《管子》中的法是一个等级效力的体系。在法的等级效力体系中，最高级别的是国家所设的宪律制度，即国家的法律制度。作为国家层面的沿袭相传的有关治理国家的法律制度的法被称为“宪”。国家根据社会治理的实际需要而因时因事所制定的法被称为“仪”、“法”、“制”、“度”。“君壹置其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矣。” 张连伟认为，这里的“仪”、“法”、“制”和“度”并列，就其所言的实质，都是指法。法经过国家的公布之后，就成为百姓所遵循的法。制度是君主制定的，上下共同遵守的社会规则，就是法制和法度。1

《管子》将君主发布的命令称为“令”。“令”的等级低于国家的宪律制度。“令”是法的具体实施和推行。因为“令”是国家宪律制度的下位概念，所以“令”必须符合宪律制度。“ 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其意为:不以法推行法度，则国事没有常规；法度不用法的手段推行，则政令不能贯彻。君主发令而不能贯彻，是因为政令没有成为强制性的法律。

3、管子“法”的原则

管子认为，国家治理过程中要做到以法赏罚、赏罚分明、赏罚信必。

赏罚的依据是国家的法度。正所谓“以法诛罪”、“以法量功”。对于特定的行为“令未布而赏从之”或者“令未布而罚及之”，此种情形谓之“妄”。没有法源依据的赏罚是“妄赏”或“妄罚”。有法源依据而不执行的赏罚是“令已布而赏不从”或者“令已布而罚不及”。

管子主张刑赏适中，即“刑足以惩罚犯罪”且“赏足以奖励功劳”。重赏与重罚皆是极端的社会控制手段，将会产生极端的社会效果。重刑最大的危害是使国君失去民心。管子在反对刑罚严苛的同时，亦反对轻刑。轻刑使得罚不当罪，其实是对犯罪行为的姑息与纵容。因此，管子主张，刑罚与犯罪相适应且奖励与功劳相适应。

1参见张连伟:《管子哲学思想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161-162页。

“信必”是《管子》中一个用以表达国家法度诚信坚定性的术语。赏罚的法源依据是国家法度。赏罚一旦做出就具有国家公信力与强制力。要做到赏罚信必就须对犯罪者“明必死之路”，对有功者“开必得之门”。’“必死”与“必得”正是为了彰显国家法度赏罚信必的坚定性与严肃性。对于有功之人的赏赐不可以克扣，对于犯罪之人的惩罚也不能疏忽。要做到“赏罚信于其所见”。

二、管子“以法治国”的原因

1、管子“以法治国”的目的

《管子》一书的主题在于经邦治国。管子“以法治国”是出于经邦治国的需要，是为了实现其富国强兵的目的。然而，“国富兵强”只是管子内在目的。管子还有更高的一个层次的外在目的，即为了在诸侯国争霸的过程中实现“王霸天下”。管子主张通过变法改革使得齐国国富兵强，并以此来实现其统一天下的“理想图景”。

2、管子 “以法治国”的功能

《管子》一书立足于国家治理的实际需要对法的功能进行了探讨。邱文山将《管子》一书对法的功能的认识归结为法以尊君、法以使官、法以御民、法以判断是非四个方面。2

《管子》认为，国家法度是君主统治国家治理国家的重要凭依，国家法度具有维护君主权威势位的功能。“朝有定度衡仪，以尊主位，衣服挥娩，尽有法度，则君体法而立矣。”其意为：朝廷有一定的制度和礼仪，以尊奉君主地位，君主的衣服—一衮衣和冠冕，也都有法 2参见邱文山:《齐文化与中华文明》，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版，第343-345页。

度规定，君主就可以依法而临政了。

国家法度具有以法使官的功能。“布法出宪，而贤人列士尽归功能于上矣。”其意为：通过宣布法律和宪章，贤人列士都会尽心竭力于君主。

国家法度具有以法御民的治理功能。“法立令行，则民之用者众矣。”其意为：法立令行，人民听用的就多了。

国家法度具有判断是非的功能，即法是社会生活中辨理决狱的准绳与依据。“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狱而明是非也，百姓之所县命也。”其意为：法，是天下的仪表，是用来解除疑难而判明是非的，是与百姓生命攸关的。

三、管子“以法治国”的实施

1、立法要求

立法要坚持考察并顺应自然规律的原则。管子认为，天道是具有规律性的客观存在。“天有其常，地有其则”是国家立法活动的根据准则与限定条件。运用国家法度来实现对社会诸种行为的规范与约束，就须首先掌握并运用天地运行的基本规律和基本法则。

立法还要坚持因时变顺民情的原则。“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物，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其意为：古时想要匡正当世调治天下的人，一定要先考察国家的政情，调查国家的事务，了解人民的习俗，查明治乱根源与得失所在，然后着手进行。这样，法制才能成立，政治措施才能贯彻。

国家法度要公开。国家法度由君主制定之后必须以成文的形式公布于众，以使各级官吏民众皆知何所避就。

2、执法要求

国家法度在执行施行的过程中要做到上行下效。“君一置其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矣。” 其意为：国君统一立法，百官就都能守法；上面把制度公开，下面行事就都能合于制度。国家法度的执行必须刚正不阿。“ 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戮必信，民畏而古俱。” 其意为：法律公正，制度明确；杀有罪，不宽赦；执行杀戮一定说到做到，民众就会畏惧。

3、司法要求

《版法解》篇还具体直陈出，司法者在狱讼断案中如何保证司法的公正性的要求。“乘夏方长，审治刑赏，必明经纪;陈义设法，断事以理;虚气平心，乃去怒喜。”其意为：乘夏天白日方长，要审理刑赏大事。这必须宣明纲纪，公布仪法、制度，依理断事。这要求虚气平心，而排除个人喜怒。

4、守法环节

法的功能的发挥与实现还有赖于“贵贱共守”、“上下合同”的守法环节。在形式意义上，管子主张，国家法度一经国君制定出来就是全体国家成员一体严格遵守的统一的行为规范。“ 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其意为：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这就叫作大治。

5、法律监督

管子主张，要使得民众懂法知法，这样就可以对各级官吏的执法活动产生监督作用。民众对于各级官吏的合法行为“予以从之”，但对于各级官吏的不合法行为“民以法与吏相距。”提倡民众运用国家法度监督并抵制官员的不法行为，是齐法家法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之一。

四、管子“以法治国”思想的历史进步性

管子“以法治国”的思想，在当时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第一，管子对法的内涵作出了具有一定科学成分的阐述。比如，管子认为，法律应该是公平的、正直的，因而可以作为衡量人们行为的准则。“尺寸也、绳墨也、规矩应当也、衡石也、斗解也、角量也，谓之法。”又如，管子认为，法应当具有适度性。法律应坚持刑赏适中，“刑足以惩罚犯罪”且“赏足以奖励功劳”。重赏与重刑皆是极端的社会控制手段，会产生极端的社会效果，是不可取的。

第二，管子主张以公正、公开的法律来治理国家，主张“一断于法”。在中国古代，管子最先认识并强调了法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管子的“以法治国”思想，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毕竟提出了“以法为本”、“令顺民心”、“缘法而治、论功行赏”、“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等一系列进步的主张。

第三，在管子的法治思想中，“刑无等级”，“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等内容，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一思想，尽管在后来的法律实践中很难真正实施，但在春秋时期，这一主张对奴隶主贵族的“刑不上大夫”等旧体制无疑是一个强大的冲击。

第四，管子“以法治国”的思想，始终和当时齐国变法改革的实践结合在一起。因此，他的理论具有丰富的实践性及应用价值，这一点在法哲学史上是必须充分肯定的。管子“以法治国”的思想帮助齐桓公成就了春秋霸业，而且他的法治思想，对于后来中国的统一、秦王朝的建立，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结语

管子是春秋时期的法家人物。他对法的内涵作出了具有一定科学成分的阐述。比如，管子认为，法律应该是公正的，因而可以作为衡量人们行为的准则。管子主张以公正、公开的法律来治理国家，主张“一断于法”。在管子的法治思想中，“刑无等级”，“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管子“以法治国”的思想具有丰富的实践性及应用价值，对我国当前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构建及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著作类

[1] 何勤华：《中国法学史》，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2] 邱文山:《齐文化与中华文明》，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版。[3] 张连伟:《管子哲学思想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版。[4] 李山译注:《管子》，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文章类

[1]刘斌:《也谈管子的法治思想》，《管子学刊》，1992年第2期。

[2]王强:《管子法治思想析论》，《管子学刊》，1999年第3期。[3]李家祥: 《管子法思想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学位论文，2011年9月。

第三篇：《长恨歌》《琵琶行》之轻重优劣论

《长恨歌》《琵琶行》之轻重优劣比较

【内容摘要】清人赵翼说：白居易即使没有其他几千首诗，仅凭这《长恨歌》与《琵琶行》两首就足以使他扬名立万，留名青史，永垂不朽了！《长恨歌》《琵琶行》真的有这么大的价值么？若仅就这两首诗而言，二者间又有没有轻重优劣呢？比较而言，白居易《长恨歌》正是托了“情爱” 事之福才永垂不朽的。

【关键词】《长恨歌》《琵琶行》轻重优劣内容艺术比较

白居易，唐代创作最为丰盛的的大诗人，至今还保存了2800余首诗，远多于李白的980余首和杜甫的1450余首。

白居易，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在世自辑诗文集的著名诗人，唐宪宗元和十年，也就是公元815年，44岁的白居易被贬江州，即今天的九江市，因有较充裕的时间，他便将自己历年保存下来的800余首诗歌第一次分类编辑为15卷。这次诗歌分类很重要，虽然，白居易后来又曾多次自编诗集，但都以这次的分类为基本原则。

白居易对自己的诗歌是如何分类的呢？这就是他在诗集《白氏长庆集》中所称的“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大类。就在编集当年的冬天，白居易在写给他同登科第，情同手足，有金石之交的友人元稹的信——《与元九书》中，清楚地解释了自已如此分类的目的和意义：

仆数月来，检讨囊帙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目。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或卧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百韵至两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凡为十五卷，约八百首。异时相见，当尽致于执事。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

我几个月来，在搜检书函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新旧诗稿，便按种类的不同，分了若干卷别。自我做左拾遗这些年来，凡是所遇所感，与有关赞美批评比寓寄托的诗，还有自高祖武德年间（918～926）到宪宗元和年间（806～

820）即事命题而写的《新乐府》诗歌，共150首，我称它们为“讽谕诗”；又有公事完毕，回家独处时，或辞官闲居时，生活满足，元气保满，随意吟咏性情的诗100首，我叫它们为“闲适诗”；还有受到外在事物的触动，激起内心情感波动，随即吟咏出来的诗100首，我称它们为“感伤诗”；还有些五言、七言的绝句，以及长自100韵（200句）或短至2韵（4句）的诗共400多首，我称为“杂律诗”。加起来总共十五卷，大约800首。将来我们见面的时候，一定完全送给您。

白居易的这四种诗歌分类法并不符合现代人严格的逻辑分类，但却鲜明体现了他当时的某种价值取向。

在白居易的所有诗歌中，尽管很长时间以来，被我们最为称道的是其“讽谕诗”中的《秦中吟》10首和《新乐府》50首。比如《秦中吟》中的《买花》“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喻： 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新乐府》中的《卖炭翁》《上阳白发人》等，都是我国中小学生十分熟悉的诗歌；但是，在历史上为白居易获得巨大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却是他的两篇叙事抒情的“感伤诗”——《长恨歌》与《琵琶行》。

白居易死后30余年，宣宗皇帝李忱作为唐代最大的粉丝曾作《弔白居易》诗赞叹道：

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这意思是说：白居易呀！你一生用珠玉般的语言为我们写了60年的好诗，是谁让你离开我们去作另一个世界的诗仙的呢！„„你看，当今的儿童都懂得唱你的《长恨歌》，北方的胡人也会吟诵你的《琵琶行》。路上的行人都能听到你那美好的诗歌文章，唉，白卿啊！每年一次的悼念你呀，我们都会黯然神伤一番！清代著名史学家、《廿四史札记》的作者赵翼，也是著名的诗人兼诗评家，他在有名的《瓯北诗话》中评价白居易诗集时，还曾这样指出：

即无全集，而二诗已自不朽。

哇，好夸张啊，赵翼的评价是说：白居易即使没有其他几千首诗，仅凭这《长恨歌》与《琵琶行》两首就足以使他扬名立万，留名青史，永垂不朽了！

《长恨歌》《琵琶行》真的有这么大的价值么？若仅就这两首诗而言，二者间又有没有轻重优劣呢？！

清代诗评家赵翼为什么要高度评价白居易的《长恨歌》与《琵琶行》？让我们看看他在《瓯北诗话》中的解释：

《长恨歌》自是千古绝作，……（其叙杨妃入宫之事）特一时俚俗传闻，易于耸听，（白）香山竞为诗以实之，遂成千古耳。

《琵琶行》亦是绝作，……盖特（白）香山（身为本郡上佐，送客到船，闻邻船有琵琶女，不问良贱，即呼使奏技）借以为题，发抒其才思耳。由于白居易晚年退居洛阳龙门香山，并与香山寺佛光如满禅师共结“香火社”，自称“香山居士”，所以后人也常称他“白香山”。所谓居士，就是对在家佛徒的尊称。

请注意，赵翼在这里虽将《长恨歌》《琵琶行》同称为“绝作”，然而细细玩味，二者成为“绝世之作”的原因是有差别的。赵翼认为，杨玉环入皇宫为唐玄宗贵妃娘娘一事，原本是中唐当时社会被世俗人士广为谈论的热门话题，白居易竞先用诗歌的形式来叙述这事，所以，一下便成就了千古流传的佳作；而白居易作《琵琶行》时，虽然正遭朝廷贬谪，但他毕究是州郡（地区）一级的高级官员，他唤来邻船的琵琶女演奏，娱宾送客，并将此事用诗歌纪录下来，为的是借题发挥，要发泄胸中郁闷，表现自己的才华情思。两相对比，似乎就是说，同为绝世之作，《长恨歌》是以题材得名，而《琵琶行》是靠才华情思得名。据此，《琵琶行》因其艺术性，似乎更具有“千古绝作”的资格了。其实不然，试看赵冀下面评述，便可知：

香山诗名最著，及身已风行海内，李谪仙（即李白）后一人而已。……盖其得名，在《长恨歌》一篇。其事本易传，以易传之事，为绝妙之词，有声有情，可歌可泣。文人学士，既叹为不可及，妇人女子，亦喜闻而乐诵之，是以不胫而走，传遍天下。又有《琵琶行》一首助之，此即无全集，而二诗已自不朽，况又有三千八百四十首之且多哉。

赵翼这段话主要说了二点：一是推崇白居易是大诗人李白身后的第一位优秀诗人，因为他不仅写出了《长恨歌》《琵琶行》这样的不朽之作，而且还写了数量达3840首之多的其他诗歌；（今实存诗2800余首，文820余篇）二是解释了《长恨歌》为何“不胫而走，传遍天下”的原因：第一，《长恨歌》题材本是“妇人女子，喜闻而乐诵”的“易传之事”；二是《长恨歌》本身就是一篇“有声有情，可歌可泣”，而一般文人学士又“叹不可及”的“绝妙之词”。如果说赵翼第二点强调的是作品的艺术创造性，那么他的第一点强调的就是作品题材的普遍适应性了。而且，正是这题材的“普适性”，才使得《长恨歌》比起《琵琶行》来，更令人喜爱和更易于流传了。的确，若仅就艺术的创造性而言，《琵琶行》对音乐的描写，显然更具有独创性；然而就表现男女情爱来说，《长恨歌》却更胜一筹。因为《长恨歌》所表现的男女情爱内容，乃是人类普遍具有的最强烈的自然欲望，体现了最深层的人性本质。正如德国著名诗人歌德在《绿蒂与维特》小诗中所说：“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子谁个不善怀春？这是人性中的至洁至纯，为什么从此中有惨痛飞迸？”因此，“情爱”的成功往往能给人带来最强烈、最美妙、最令人神魂颠倒的快乐；“情爱”的失败也会给人带来最为悲恸、最为震撼人心的痛苦。这正是以抒发“天涯沦落人”同病相怜感情为旨趣的《琵琶行》所无法给予的。

其实，《长恨歌》为当日世俗社会看重，白居易自己早有体验，他在创作《琵琶行》当年写给挚友元稹的信——《与元九书》中就提到过这样两件轶事：当白居易第二次来到长安时，曾听说有个高级军官——振武邠宁节度使高霞寓，欲聘娶一个歌妓，而歌妓大夸其口说：“我能唱翰林学士白居易的《长恨歌》，怎么能与其他歌女一样呢？”于是，歌妓的身价因此抬高；又一次，白居易经过汉南时，正赶上主人集合了一群歌女为宾客演唱。歌女们看到白居易来了，就指着他相互交换眼色说：“这就是《秦中吟》《长恨歌》的作者哟！”

所以，白居易在同年完成自篇诗集后，便以玩笑口吻写了一首诗给好友元稹（即元九）和李绅（即李二十）——《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

九、李二十》，不无得意地言道：

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中》有正声。

……

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

莫怪气粗言语大，新排十五卷诗成。

一开篇白居易便举出自己诗作中最有名气、最为流传的作品——《长恨歌》和《秦中吟》十首，表白自己的创作用心。接下第三联又结合自己被贬的遭遇，用牢骚话安慰自己：世间人人羡慕的富贵于我虽然无份，但我可用身后的文名聊以自慰。最后，诗人又故作自傲的口气，吐露自己新编诗集后的得意。

总而言之，白居易《长恨歌》正是托了“情爱”

事之福而永垂不朽！

第四篇：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研究

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研究

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是构成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管理实践中经验和方法的总体概括。研究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刻把握邓小平理论内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邓小平理论和有关经济管理方面知识的学习，使我对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充分感觉到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的博大精深，为了今后能够更好地学习和实践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本人根据自身所掌握的知识，现针对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的层面进行初步探讨。在现代社会经济中，国家对社会经济的管理可分为“宏观经济管理”和“微观经济管理”两个层面，宏观经济管理是指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宏观调控和总体管理;微观经济管理是指商品生产经营者自身的经营管理。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同志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对如何加强宏观调控、搞活微观经济有着极为重要的精辟论述。就个人理解，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强调宏观经济调控

国家通过一定的形式对国民经济体系进行调节和控制，就是指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宏观经济调控，邓小平同志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要确保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坚持以均衡增长理论为指导，把宏观调控权集中于中央，加强和完善政府经济管理职能。

1、以均衡增长理论为指导。在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中，坚持以均衡增长理论为指导，促进国民经济均衡发展，是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中的基本观点，首先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我国国情出发来确定经济建设规模。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生产建设，行政设施，人民生活的改善，都要量力而行，量入而出”，这表明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我们既要解放思想，努力扩大经济规模，又要结合我国实际来安排经济基础建设，不能一味地盲目冒进。如果不管不顾我国国情，忽略了

1客观条件，仅仅从个人的主观愿望出发，只会给我国的国民经济带来无法估量的灾难。邓小平同志认为，我国在上个世纪长期以来在宏观经济管理上没有切实贯彻均衡增长理论，导致了各种比例严重失调，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解放前的历史状况造成的。由于受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旧有经济基础的限制，因而社会主义建设中很难在短时期改变这种状况；二是急于求成的思想造成的。由于这一错误指导思想，导致片面强调重工业发展，而忽视了轻工业和农业等的发展，造成我国农业基础薄弱，其他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的局面，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三是左倾思潮的影响造成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左倾思潮发展到了极致，严重破坏比例平衡，给经济建设带来巨大损失。总结教训看出，宏观经济调控必须贯彻综合平衡的原则，这是邓小平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我国经济建设实践分析得出的重要理论。

2、将宏观经济调控权集中于中央。国家在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全局与局部、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之间的矛盾，为了妥善解决矛盾，必须把宏观经济调控权集中于中央，加强宏观调控的权威。邓小平同志认为加强中央权威是保证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市场经济本身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盲目性、滞后性和自发性等，这就要求中央加强宏观调控，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优势，克服不足，避免生产失衡，另一方面将调控权集中于中央，利于国家搞好宏观经济调控。在给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同时，必须保持中央权威。如果片面强调自主权，削弱中央领导，只会导致经济混乱。邓小平同志的论述还阐明了中央权威的内涵和如何保持中央权威等问题，他认为中央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和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所有者代表，肩负着发展国防、外交、科教、文卫等事业的重要任务，这就要求中央政府要有一定的财力作为保证。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我们不难看出，使中央保持权威的基础必须是正确的政策措施，是符合广大人民最根本利益的政策。什么时候中央的政策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并在经济建设中产生实效，中央权威也就树立起来了。

3、加强和完善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并确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

和作用。因此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必须发生转变，由社会资源的计划配置者和生产经营者转变为市场经济中的服务者和宏观调控者。邓小平同志曾针对我国经济管理的实际状况作过多方面论述，强调政府要实现三个转变：一是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间接管理为主。直管不仅管死了企业，还造成了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失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通过市场为企业发展提供经济信息，从而引导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调节市场秩序，借助利用管理组织和手段处理市场上经济矛盾和纠纷，维护市场活动的合法性，保护企业、公民等的正当权益，保障良好的市场环境。总之，必须将政府主要职能转变为以间接管理为主，利用市场机制引导企业，从而搞好宏观经济。二是由微观管理转变为宏观管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国民经济的管理，应该是由中央行使调控权力，重点把握大的问题和前进方向，而不是直接参与生产活动的组织和管理，也就是说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应该转向宏观调控，明确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和战略问题，调节社会供给平衡和需求比例，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职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营造外部环境。三是从过去的“死管”到现在的“活管”。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对企业管得多管得死，企业缺少自主权，缺乏生机和活力，国民经济也就越来越穷。如果继续死管下去，只会扼杀企业活力和劳动者积极性，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在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市场是经济活动的基础，这就要求对企业必须活管。所谓活管就是指政企分开，把生产经营自主权放给企业，使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地参与市场竞争，有效调动企业的积极性。这是政府完善经济管理职能的重要内容。

二、注重微观经济搞活

我国对微观经济管理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在改革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总结实践经验，提出了“两个飞跃”的思想。他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如果农业的发展不好，工业和其他

建设事业的发展就无从谈起，农民摆脱不了贫困，也就是说我国绝大多数的人没有摆脱贫困。长期以来不科学的农业生产管理方式影响了我国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大锅饭”的管理方式严重束缚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业生产管理方式改革的第一个飞跃。这种新的管理方式将劳动报酬与产量联系起来，能够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为农业生产管理的改革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生产管理方式改革的第二个飞跃。发展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提出的，邓小平同志还认为我国各地区的条件存在着不平衡性，要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需要很长的过程，需要慎重行事。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实现了农业生产管理方式的第二次飞跃，为我国农业发展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同志认真总结国有企业改革中的经验教训，深刻分析我国企业管理方式的实际，就如何搞活微观经济，增强企业活力这一问题，明确指出要改革企业的管理方式。

1、落实责任制加强企业管理。邓小平同志指出，传统国有体制的弊端在于没有明确有效的责任制，而加强责任制是调动企业干部职工积极性的有效途径。要将权、责有机结合，充分调动人员积极性，增强企业的活力。此外他还要求，“任何一项任务，一个建设项目，都要实行定任务，定人员，定数量，定时间”等，必须要有具体措施作保证。其一“要扩大管理人员的权限，责任到人就要权力到人。”其二“要严格选用人员，量才授予职责。”其三，“要严格考核，赏罚分明。”这些有关加强责任制的思想极大地推进了我国企业管理方式的改革。

2、按照市场经济需求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在《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换经营机制条例》中，邓小平同志详细阐述了在社会主义市场济条件下，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方面与内容，必须严格按市场机制运作，使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①自主经营的机制。转变经营机制核心是使企业有自主经营的权力，有权根据市场变化自主决定企业的行为。如果企业不能根据市场变化作出相应的决策，那就谈不上自主经营，更谈不上如何成为市场竞争主体了。

②自负盈亏的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因为企业是个经济实体，在市场竞争中，可能盈利或者亏损，可能发展或者被淘汰，因此企业要为自己的企业行为负责。企业自主经营后，这种风险就应由企业自己来承担。③自我发展的机制。企业要建立一种新型的动力机制，用以保证企业在生存、改革、发展的力量源泉，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企业来说，这种动力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企业改革的方针就是要求企业具备自我发展能力，所谓自我发展，不再是像过去靠政府推动和支持来发展，而主要是依靠企业自身的力量来发展。自我发展的力量，一是来自于企业外部竞争和国家宏观调控，更重要的是来自企业内部的资本积累和其他各种要素的合力，特别是企业员工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因此企业必须要有能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动力机制，以便于企业的自我发展。④自我约束的机制。因为市场复杂多变，再加上市场经济中的各种利益不断冲突，这就要求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必须善于自我约束，自我调节，理顺企业内外各种关系，使企业的各个部门、科室、车间和企业员工等能够时刻保持在最佳位置和状态，彼此之间能够做到互相信任，部门之间相互协调，相互依赖，才能确保企业充分发挥整体功能。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转换成为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是企业管理中的一场革命，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的企业管理改革思想内涵。机制转换的贯彻实施，增强了企业活力，改变了企业的管理方式，对加快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重视企业管理中的各种因素。在国有企业管理的改革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对企业管理中的制度、技术和人的因素问题非常关注。

（一）制度因素。首先，邓小平同志始终坚持企业改革只能改革企业的管理形式而不是改革所有制形式，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不能动摇的，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企业管理方式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因此，企业管理改革必须走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其次，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国有企业管理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

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这样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所以我们实行改革，要实行党政分开，使党摆脱日常事务影响，更好地改善加强党的领导。最后，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充分发挥在企业改革中工人阶级的巨大作用，鼓励工人阶级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努力掌握现代化的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积极协助企业确保改革的顺利实施。

（二）技术因素。在企业管理中技术因素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这主要体现在邓小平同志引进先进技术改造企业的思想中，他认为国有企业在引进技术进行改革时，必须首先确保引进的技术是当今最先进的，否则难以使企业的技术水平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然后引进的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一定要用先进的方法来管理，“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济方法，先进的定来管理。”最后，引进的先进技术“第一要学会，第二要提高创新。”也就是说引进的国外先进技术在使用过程中要有创新。

（三）人的因素。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改造企业，为了保证应有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要有合格的管理人员和合格的工人。”“对那些真正有本事的人，要放手提拔„„我们要开出一条路出来，让有才能的人很快成长，不要老是把人卡住”。这一关于培养合格工人和提拔管理人才的思想，反映了人的因素的重要性，也是在企业管理方式的改革中，邓小平同志一直关注的重要问题，这点充分反映出他对人才的重视程度。

综上所述，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中的宏观和微观两大管理层面相互联系，缺一不可。但总体来说，邓小平同志对经济管理问题的论述更加侧重宏观经济管理。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以及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是从政治角度来论述经济管理，始终把握着全局性和整体性，因此我们主要看到的是宏观经济管理的指导思想。同时，邓小平同志总是从宏观上谈经济管理时紧密联系微观经济管理问题，宏观思想渗透进微观经济问题，微观思想又融入并体现出宏观管理思想。因此，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是以宏观经济管理为主，微观经济管理为辅，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是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充分体现出了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思想。

第五篇：管子侈靡篇经济思想对中国会计文化的贡献

《管子·侈靡》篇经济思想对中国会计文化的贡献

徐汉峰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湖北孝感 432000）

摘要：《管子〃侈靡》篇提出了省诸本，游诸乐；好礼而乐，本之始也；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辩于地利，通于侈摩；易卿而移，易事而化；弊者家也，所重而行；富者靡之，贫者为之；劳教育定而国富，死教定而威行；观其所出，从而移之；国贫而鄙富，国富而鄙贫；出则从利，入则不守的思想，对中国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在于发展经济、扩大内需、提高生活、适度消费、顺应潮流、实行改革、稳定市场、创造就业、创造财富、规范市场、发展边贸、本盈利超、民富国强。

关键词：管子；侈靡；财计；驾驭；谋生；会计；文化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会计文化，是指以货币、实物、时间为计量单位，对企业、事业、机关、家庭单位的经济活动或经济预算执行过程进行连续地、系统地、全面地预测、决策、记录、计算、控制、监督、分析、考察、评价、反馈的一种管理信息系统，是指以会计工作人员遵循的法规、道德、诚信、操守、态度、修身、齐家、治国的精神财富，是人类在经济社会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春秋时期杰出的思想家管仲以封建社会的经济为研究对象，提出了省诸本，游诸乐；好礼而乐，本之始也；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辩于地利，通于侈摩；易卿而移，易事而化；弊者家也，所重而行；富者靡之，贫者为之；劳教育定而国富，死教定而威行；观其所出，从而移之；国贫而鄙富，国富而鄙贫；出则从利，入则不守的思想，对中国会计文化建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省诸本，游诸乐

“地重人载，毁敝而养不足，事末作而民兴之，是以下名上实也。圣人者，省诸本而游诸乐，大昏也，博夜也。”[1]656土地减少，可耕面积减少，人口增多；物质生活供应不足，从事工商业则能使人民生活富裕、事业振兴。因此，人们注重实效，在抓好农业的同时，还要发展，以至于整日整夜的进行筹划。齐桓公问：管子，怎么样才能根据时代变化改变政策呢？管子回答说：最好的办法就是“省诸本而游诸乐”，扩大内需。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管子的“省诸本，游诸乐”对中国会议文化建设的贡献在于“扩大内需”。“要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扩大最终消费需求为重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2]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继续做好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工作，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大力促进农民消费，稳定发展住房消费和汽车消费，着力发展服务消费和旅游消费，不断增强最终消费能力。

二、好礼而乐，本之始也

“贱有实，敬无用，则人可刑也。故贱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礼乐而如贱事业。本之始也。”[1]656轻贱粟米而注重珠宝，崇尚礼乐而轻视生产，满足人们的快乐、富贵、幸福、安全、生育等方面的物质需求，使社会物质丰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文明意识普遍增强。管子的“好礼而乐，本之始也”对中国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在于“保持平稳发展”。在过去的五年里，“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百分之十以上，经济效益

[3]2明显提高，财政收入连年显著增加，物价基本稳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扎实推进，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创新型国家建设进展良好，自主创新能力较大提高。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和重点工程建设的成效显著，载人航天飞行成功实现，能源资源节约和生

态环境保护取得新进展。

三、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

“用贫与富，何如而可？曰：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管子认为太过份富裕不可使令，太过份贫穷则不懂得廉耻。管子的“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这句话凭笔者的直观感觉认为，管子的“贫富观”单纯的是物质的贫富，笔者认为物质富有不一定就精神富有，物质贫穷不一定就精神贫穷，应采用辩证法观察事物，公正地看待“贫富观”。“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造活动，完善社会志愿服务体系，形成男女平等，尊老爱幼、互爱互助、见义勇为的社会风尚。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3]3

5[1]656提高人民身体体质。

四、辨于地利，通于侈靡。

[1]657“辨于地利，而民可富；通于侈靡，而士可戚。”治理者要明辨地利，就可以使人民富裕，治理者若精通消费，就可以使土人亲近。使百姓没有灾祸，六畜兴旺，五谷丰登，人民安居乐业，繁荣昌盛。管子的“辨于地利，通于侈靡”对中国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就在于“适度消费”。财政部、商务部、工业和信息部联合宣布“‘家电下乡’在全国各地区实施的时间统一暂定为4年。”[4]按照互动的顺序，“家电下乡”工程分三批进行，第一批，山东、河南、四川、青岛三省一市自2007年12月试点以来继续执行到2011年11月底。截至2008年10月底，第一阶段的“家电下乡”共销售财政补贴家电产品超过350万台。第二批，内蒙古、辽宁、大连、黑龙江、安徽、湖北、湖南、广西、重庆、陕西等十个省区市，从2008年12月1日开始实施，执行到2012年11月底。第三批，其余22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2009年2月1日起，执行到2013年1月底。据测算，连续4年在全国农村对彩电、冰箱、洗衣机、手机四类农民需求量大的家电产品实施财政补贴，可实现家电下乡产品销售近4.8亿台，累计可拉动消费9200亿元。

五、易卿而移，易事而化

“忽然易卿而移，忽然易事而化，变而足以成名，承毙而民劝之，慈种而民富；应言待感，与物俱长，故日月之明，应风雨而种，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斯民之良也。[1]657治理者要治理好所辖区辖，必须民主选举，实行改革，鼓舞人民，顺应潮流，使人民生活富裕，国家强大。管子的“易卿而移，易事而化”对中国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在于“与物俱

[5]长”。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促进农业可持继发展。”按照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发展节约型农业、循环农业、生态农业，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继续推进林业重点工程建设，延长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期限，完善政策法规，巩固退耕还林成果，开展植树造林，提高森林覆盖率。实施草原建设和保护工程，推进退牧还草，发展灌溉草场，恢复草原生态植被。强化水资源保护。加强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加大养殖放养力度。推进重点流域和区域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加快沙漠化石漠化治理，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保护珍稀物种和种质资源，防范外来动植疫病和有害物种入侵。多渠道筹集森林、草原、水土保护等生态效益补偿机制，逐步提高补偿标准。积极培育以非粮油作物为原料的生物物质产业，推进农林牧副渔产品和废弃物质能源的再利用，推广节能减排技术，加强农村工业污水、生活污水和农业水源的污染治理，净化水质。

六、弊者家也，所重而行

“弊也者，家也，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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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是表示物价的，而物价是人们根据市场供求情况而决定，当物质供过于求时，物价就下跌，当物质供不应求时，物价就上涨，货币只是充当商品与商品交换的媒介而已。管子的“弊者家也，所重而行”对中国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在于“货币媒介作用”。“要发挥货币政策反周期调节和保障流动性供给的重要作用，促进货币信贷供应总量合理增长，坚持区别对待，保持人民币汇率在

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进一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6]要支持能够扩大最终消费需求而带动中间需求的项目，支持在国际分工中具有长期竞争优势的先进生产能力建设，支持内部治理结构完善，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健康发展，有效引导结构调整。

七、富者靡之，贫者为之 “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独自为也。”富人有钱享受富有生活，为穷苦的劳动人民提供劳动就业的机会，这种千方百计追求物质富有的生活方式，并不是一般老百姓的自我能力所达到的，是要靠政策对头，才能为他们创造致富的门路，创造财富，提高生活数量和生活质量。管子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对中国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在于“适度消费”。“要以提高居民收入和扩大最终消费需求为重点，调整国[6]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继续做好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工作，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大力促进农民消费，稳定发展住房消费和汽车消费，着力发展服务消费和旅游消费，不断增强最终消费能力。

八、劳教定而国富，死教定而威行

“民欲佚而教以劳，民欲生而教以死；劳教定而国富，死教定而威行。”人民群众想过幸福的生活，治理者必须教育人民群众要接受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劳动技术和劳动技能，才能够提高劳动人民的就业机会和提高生产、工作、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才能提高劳动人民的经济收益，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做到国泰民安，和平世界。管子的“劳教定而国富”对中国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在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加强各级各类教育和培训，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特别是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九、观其所出，从而移之

“无事而总，以待有事，而为之若何？积者立余日而侈，美车马而驰，多酒醴而靡，千岁毋出食，此谓本事。”[1]658积累财富，发展旅游，发展农业，以农为本。掌管财政收支，开发市场，流通商品，繁荣经济。管子的“观其所出，从而移之”对中国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在于“积累”与“开源”。在新的历史时期，要把满足居民合理改善居住条件愿望和发挥房地产业支柱产业作业结合起来，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减轻居民合理购买自住普通商品住房负担，发挥房地产在扩大内需中的积极作用。

十、国贫而鄙富，国富而鄙贫

“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1] 659-660市场贸易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号召人民参加贸易组织，进行贸易活动，使农业、工业、旅游业、服务业兴旺发达，不断地扩大消费领域，不断的拉动内需的数量与内需的质量。大力发展经济，使少数人富有变成大多数人富有，消除贫富不均的现象，缩小城乡差别，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管子的“国贫而鄙富，国富而鄙贫”对中国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在于“消除城乡差别”。

十一、出则从利，入则不守

“商人于国，非用人也，不择乡而处，不择君而使，出则从利，入则不守。国之山林也，则而利之。市尘之所及，二依其本。[7]商人对于国家并非庸碌无为的人，他们居无定所，其目的只是为了追求利润。即使是回到家乡，也不休闲无事，也会去采伐木材赚取利润，使市场得到税收，本盈利超过投资的两倍。管子的“出则从利，入则不守”的古训告诫人们爱劳动是人的光荣本色，这些人永远不会贪图享受。“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就要深刻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弘扬求真务实、自强不息的精神，抵制和反对不思进取、得过且过、贪图享乐，奢侈浪费等思想和行为。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的动力。管子的《侈靡》篇思想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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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计文化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所以，我们“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3] 参考文献：

[1]韩非子，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团结出版社，1978：656-661.[2]新华社北京.2009年：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添活力[N].新华每日电讯，2008-12-11-7.[3]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5.[4]孙勇.“家电下乡”拓展企业发展空间[N].经济日报，2008-12-16-7.[5]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08-10-20-2.[6]新华社北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明年经济工作重点[N].2008-12-11-2.[7]滕新才，荣挺进.管子白话今译[M].北京：中国书店，1992：299.作者署名：徐汉峰 工作单位：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通讯地址：湖北省孝感市小东门外文昌阁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432000

电子信箱：xu-hanfeng＠163.com 若采用若修改或需要纸介质文本，请回复本邮箱或手机电话。作者简介：徐汉峰（1952—）男，汉族，湖北孝感人，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财务会计管理，会计文化建设，高职技术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