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竺可桢

第一篇：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竺可桢

2016春_世界文明史_作业9_座号:0107_姓名:刘崇淙_第5组

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

竺可桢

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这个问题,近两年来很引起人们的注意.不但国人有许多议论发表,即欧美人士亦注意到这个问题.各人的意见虽有不同,但归纳起来,大多数以为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并不是因为中国人先天的没有这种能力,而是由于我国历史上环境不适宜的缘故,在《科学与技术》期刊上陈立先生《我国科学不发达之心理分析》一文里的结论是：“中国科学之不发达,我曾溯源于：

（一）拟人思想的泛生论；

（二）没有工具思想的直观方法；

（三）没有逻辑；

（四）没有分工；

（五）客观与主观的混淆；

（六）理智的不诚实等等.但这一切我都指出,系反映着客观社会的组织,在宗法阶段的社会,便只有宗法社会的思想。”

去年浙江大学夏令讲习会,钱宝琮先生《吾国自然科学不发达的原因》演说里有这样几句话：“我国历史上亦曾提倡过科学,而科学所以不为人重视者,实因中国人太重实用.如历法之应用早已发明.对于地圆之说,亦早知之.然因不再继续研究其原理,以致自然科学不能继续发展,而外国人则注重实用之外,尚能继续研究,由无用而至有用,故自然科学能大有发展.为什么我国民族太注重实用呢?实由地理、社会、文化环境使然.中国为大陆文化,人多以农业为主,只希望能自给自足之经济。”

同样,中英科学合作馆英国李约瑟博士,在民三十三年湄潭举行中国科学社成立三十周年纪念人会演讲里,亦以为近世科学之不能产生于中国,乃以同于环境即地理上、气候上、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四种阻力.地理方面,中国为大陆国,向来是闭关自守,固步自封,和西方希腊、罗马、埃及之海洋文化不同.气候方面,亦以大陆性 2016春_世界文明史_作业9_座号:0107_姓名:刘崇淙_第5组

甚强,所以水旱灾患容易发生,不得不有大规模的灌溉制度；而官僚化封建势力遂无以扫除.中国经济,和社会方面,秦朝以来,官僚士大夫专政阶段停留甚长,社会生产少有进展,造成商人阶级的没落.使中产阶级人民无由抬头,初期资本主义无由发展。而近世科学则与资本主义同将产生。

抗战前数年,德籍犹大人维特福格尔在他的研究中国社会的著作中,有一段专讲“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他开始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半封建主义的欧洲,在经营规模并不大于中华帝国,甚至往往小于中华工业生产的基础上,完成了许多的科学发明和贡献.这一切显然是表示了初期资本主义的各种特征,狂热地催促小资产阶级去积蓄势力的环境下所完成的.”拉狄克在《中国历史上的根本问题》中曾经指出欧洲产业革命以前的西欧社会关系,和中国的这种关系有某种根本的差别.若不承认这种见解,则中国环境既和欧洲产业革命以前的环境一样,那为什么没引起科学的萌芽和科学的发展呢?“对于这个问题他的答案是：”除了历史科学、语言科学和哲学而外,中国只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得到了真正科学上的成就.而就整个情形看来,那和工业生产的形成有关的自然科学,不过停滞于搜集经验法则的水准罢了.汉代或汉代以前的中国,为什么在数学上和天文学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假定这些科学的产生,是建筑在各种大规模的治水工程和水利工程上的社会秩序需要上；那么只有这个时代才是这些科学的成立时期吧?“接着他说：”中国思想家们的智力,并没有用在那可以形成机械学体系的各种工业生产问题上面；并没有把处理这些问题作为根本的紧急任务,这个远东大国的根本智能,集中到了其他的课题,即农业秩序所产生的,及直接和农业秩序有关的,或在观念上反映着农业秩序的各种课题.“他的结论是：”他们在这里还不能够从亚细亚社会和欧洲社会的关联中,检讨亚细亚社会为什么不能以解体过程中的欧洲中世纪的半封建 2016春_世界文明史_作业9_座号:0107_姓名:刘崇淙_第5组

主义那样的方法和程度,去推进大规模的工业经营.我们仅仅确认这个事实：即是精密的自然科学的停滞,是和这种工业上的停滞互相平行的.中国自然科学各部门所以只有贫弱的发达,井非由于偶然；而是那些妨碍自然科学发达的障碍所必然造成的结果。“

上述四位作者对于本问题的结论,统归根到中国旧社会之不适宜于产生自然科学。钱主琮、李约瑟和维持福格尔三位先生一致主张是农业社会的制度在作梗；陈立先生的意见是由于宗法社会的组织,两者的意见实是二而一.因为宗法社会只有以农业为经济核心时才能维持,才能发展.据京都大学教授森谷克己的意见,宗法社会的功能是：

（一）祭祀祖宗.（二）逢年逢节时合族的聚餐,（三）亲族的丧服,（四）同宗不婚的习惯,而最重要的是

（五）它的经济功能,即古时所谓”兄弟异居而同财,有余则归之于宗,不足则资于宗“一族内财产之有无相通办法,（《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华书局,１９３６年）森谷克己又说：”在中国原始的姓氏社会的诸多职能,在字法下是很多保存着的.在这里就出现了中国社会进化之一特性.“农民安土重迁,可以和邻县邻村的人老死不相往来,所以容易保持宗法社会制度.到了工商业逐渐发达,天下之大,随处可为家庭,宗法社会的制度,即无以维持.《吕氏春秋·上农篇》对于这点说得很透澈,”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民舍本而事未,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徒,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人民到皆有远志无有居德的时候,宗法社会决难维持了。

我们若承认了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之所以不发达,是由于中国社会农业势力之伟大,和工商业之不发达,接着就发生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农业社会能保持这种压倒的势力如此之久?英国拉斯基教授说：”政治哲学必须以历史哲学 2016春_世界文明史_作业9_座号:0107_姓名:刘崇淙_第5组

为基础.历史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衰存亡,治史者各有各的观点.类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或者以为出于天命,或一种不可阻抑的势力,如黑格尔即作如此观；或者以为由于天气之变动,如热带宜于独裁,温带宜于民主；亦有把历史当做几个伟大人物的成功或失败事业史观者.但是经济生产方法的改进,最足以左右一切历史上的变动.“（《理想与实际之国家》,英文）拉斯基又说：”历史上变动最快的时代,亦就是经济生产方法变动最大的时代；历史上稳定的时代,亦即是经济生产方法比较固定的时代.“而且他举了文艺复兴、产业革命和２０世纪初叶几个时期作为欧洲生产方法变动最大时期,亦是思想最灿烂时期.我们从经济生产的观点来研究欧洲近世科学之兴起,方能了解１６、１７世纪欧洲科学之进步,决非偶然之事.一般人以为近世科学起源于伽利略、牛顿几个伟大杰出人才,实是大误.自从１４９２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西欧工商业大为活跃.海洋中船只之驾驶,需要专门工程知识；贸易繁盛,金市不足应付,矿冶迅速发展,而开矿时又发生许多问题,急待解决.在１５世纪末,欧洲己有十六种机器为矿中去水的用途.航行发达,望远镜与罗盘针之制造日趋于精密.经纬之测定,又要天文知识.到１６６０年左右,英国有一班学者,专门为了好奇心所驱使,来集会讨论研究一切事物, 自宇宙以迄虫鱼.这就是英国皇家学会的起头.英国皇家学会之所以成立于１７世纪中叶,亦非偶然之事.因当时富商巨贾之特兴,造成了一个有闲阶级,时常往来旅行,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孜孜为利,而是为求知心所驱使.这实在是近世科学之开端。

我们了解近代科学和社会进化的关系,再来看我国历史上是否有一个时代可以奖励工商业的发达,初期资本主义的兴起,使中产阶级能起而与专制封建势力相抗衡,如同１６、１７世纪欧洲新兴势力之与封建宗教相奋斗呢?历览两三千年我国历史,只有在战国到西汉中叶一个时期有此可能性；而这个时期亦是中国思想 2016春_世界文明史_作业9_座号:0107_姓名:刘崇淙_第5组

史、科学史上最灿烂的一个时期.马乘风《中国经济史》里说道,”内为战国时代之经济发展,所以随之以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亦均活跃异常.在中国文化史上来看,除了近代欧化势力东渐以外,几乎找不出一个时代.能够与战国之百家争鸣万壑奔流相比.“张荫麟《中国史纲》中亦说：”自从春秋以来,交通日渐发达,商业日渐进步,商人阶级在社会日占势力。

儒家法家虽统主张加以严厉裁制,--但汉代统一中国后,一方面废除关口和桥梁通过税,一方面开放山泽,人民垦殖,给工商业以发展的机会.此时牛耕逐渐推行,加以政府的放任,蓬勃之气象,为此后直至海诵以前,我国工商界没有超出过的.“在汉代文景二帝时候,商人的势力最大,当时富商往往也是大地主,专川泽之利,管山川之饶,他们的生活,据晁错说：”衣必文绣,食必粱肉,.因其宫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邀游,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犒,“继文景而君临帝国的汉武是一位好大喜功的人.他即位后第二年,即派张春去西域.从建元六年到元狩元年,十六年中,专力排击匈奴,计九次出塞,所斩获人数在十五万人以上,把河西走廊改设武威酒泉二郡.从元狩四年到太初五年,十七年中,又把南越、朝鲜、西南夷收为郡县.汉武开拓疆域,论时间与范围统是空前的,与西欧相比,这正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辟了广大殖民地,使工商业大可发展.据张荫鳞云：”张骞使西域以后,各国报聘继续为郡国英豪或市井无赖辟了新的出路.“照理论讲,文景之世商人势力既如此庞大,而接续汉武又开拓疆域,使工商业更有用武之地,那么初期资本主义就应该产生,而近代科学亦应该见萌芽了,但历史告诉我们,事实并不如此,其原因又何在呢?

地理的环境是有关系的,若是西域不是一片荒漠,而是一块沃土,如欧洲的乌克兰或是茫茫大海如大西洋,那大概我们历史上的发展就要大不相同.但这种推想, 2016春_世界文明史_作业9_座号:0107_姓名:刘崇淙_第5组

不能解决目前所讨论的问题,灌溉的制度和君主专制政权之确立,是平行不背的；但不是树立君主专制政权重要的因素.从战国时代魏西门豹凿十二渠,韩、郑国为秦凿径水渠,蜀李冰等筑灌县水渠,直到汉武帝在关中凿六渠,这期间水利的事业的确大有发展.黑格尔、恩格斯、马克思和马札尔辈统主张水利工事的统制,建立了中国专制政权.李约瑟和维尔亦多少抱这种见解.但建立秦汉专制政权的因素,决不只此一端,马乘风举出：

（一）财政的管理及田赋的征收；

（二）常备军之训练和调动；

（三）各地执行民法和刑法的衙门；

（四）专门选拔为皇帝作愚民政策,为国家做辨护士的考试和选拔制度.这四者对于确立秦汉专制政权统比灌溉水利事业更加有力量.但究竟哪一种势力能最有效地建树了帝王的政权,摧残了商业的发展,毁灭了近代科学的萌芽呢?这我们不能不根据历史上的事实.在春秋时代,商业尚未发达,当时帝王并不感觉到商人夺取政权的威胁,所以《左传》有”务材顺农,通商惠工“之说；《国语》有”轻关易道,通商宽农“之语.那时农工商尚不分厚薄高下.春秋时代经商的子贡,不失为孔子大弟子,太史公《货殖列传》称：”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市以聘请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到了战国,铁器己普遍应用到农耕上；施肥的方法盛行,大规模的灌溉事业亦统建设起来；农业生产大大的增加,商业亦随之以活跃.自越之计然、秦之商秧以后,重农抑商,以农为本商为末之议论勃兴.汉代初期,工商业更有长足之进步.富商之衣食住,拟于王侯；收养豪杰,权倾人主.当时的知识阶级如贾谊、董仲舒之流,就统主张严厉地裁抑商人.但是裁抑自裁抑,舆论自舆论,而文景之世,商业势力仍然继长增高.所以晁错叹息道：”法律贱商人,而商人已富贵矣.法律贵农人,而农人已贫贱矣.“汉武开拓疆土,本可使工商业更形繁荣；但是相反的,商业 2016春_世界文明史_作业9_座号:0107_姓名:刘崇淙_第5组

于汉武之世反形凋落.这是因为根据了重农抑商的政策.武帝厉行了三种制度,使商人统濒于破产.第一是商人加算,与听人告缗,始于元狩三年.明邱浚《世吏正纲》卷四云：”古者关市之征,盖恶其专利,就征其税,非隐度其所积之多少,而取之也.武帝于元光五年,既算其行者之车,至是又并算民车,且及舡焉；凡民不为吏不为三老骑士,苟有轻车,皆一算.商贾则倍之,缸五丈以上者出一算.匿而能告者以半畀之.匿而被告者称告缗。“自告络令施行后,据说中产以上的商人,大抵破产。第二是商人不得名田.汉初富商大贾,亦多为大地主,或投资农村,如蜀宛氏之规定商人下得名田,即不得置产业；使商贾与大地主绝缘,商业资本遂以偏枯.第三是将当时最大的私人企业,盐和铁收归国营.这也是元狩三年的事,置盐宫凡二十八郡,铁官凡四十郡：设有私铸铁器及窜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据《史记·货殖列传》,秦汉之交的几位大富翁,以职业而论,多为矿冶.我们把货殖传的几个富翁,列举起来。猗顿用盐起家；郭纵以铁冶与王者相蜡富；巴蜀寡妇清传丹穴,擅利数世,秦始皇为筑怀清；蜀卓氏用铁冶富,至憧千人,田池财猎之乐拟于人君.此外以冶铁致富者,尚有程郑,宛孔氏,曹邴氏.惟白圭以善观时变,如今日之投机家,操纵市场.宣曲任氏以窖藏致富,乃今所谓囤积居奇.此外则齐师史以运输致富,乌氏倮以畜牧致富.假定司马迁这统计可靠的话,那么以盐铁起家致富的,在当时富翁总数里,十一个中要占到七个。自盐铁归为国有,这类财产就要被收没了。从上面所叙述之事

实看来,自春秋到汉初三百年中,我国商业有欣欣向荣的趋势,到汉武帝国势昌盛的时代,正应该继续发展,以达到像西洋初期资本主义的阶段,却为汉武帝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所打断了。

从战国到汉初,一方面是工商业发达时期,一方面亦是中国思想上最灿烂的一个时期.诸子百家各种学说,统在此时出现,好比西方纪元前六百年到二百年时代 2016春_世界文明史_作业9_座号:0107_姓名:刘崇淙_第5组 的希腊.战国时代中国思想之所以突然解放,亦有其社会之背景.张荫麟说道：”当封建时代的前期,贵族不独专有政权和田土,并且专有知识.闲暇和教育,是他们所独享的.在封建制度演化中,贵族的后裔,渐渐有降力平民的,知识遂渗人民间.“（《中国史纲》第六章）马乘风亦说：”战国时代以前,知识是贵族所独占的,贵族与农奴处于绝对不同的生活状态之下.到了战国时代,因为阶级关系的变动,昔日隶属关系之羁绊,已被打破,所以平民而求知识就成为可能的事了.“（《中国古代经济史》第一册第二百六十一页）因为求知识之机会由上层阶级推广至于中层,甚至于下层阶级,思想就骤然解放,而突然发生异彩,一时学说并陈。但何以在这思想解放的时代,科学的思潮不能发展?对于宇宙的观感,天然事物的剖析,中国赶不止希腊呢?对于这一点,张荫麟先生亦有很好的解答。在《论中西文化的差异》（《思想与时代》第十一期）这篇文章里,他说道：”中西文化的一个根本差异,是中国人对实际的活动的兴趣,远在其对于纯粹活动兴趣之上.以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我国的《大学》、《中庸》来比,是极饶兴趣的事.亚里士多德认为至善的活动,是无所为而为的真理的观玩.至善的生活,是无所为而为地观玩真理的生活.《大学》所谓止于至善,则是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差别还不够明显么?中国人讲好德如好色,而绝不说爱智,爱天.西方人说爱智爱天,而绝不说好德如好色,“荫麟先生所指出这中西文化在价值意识的差异,是极重要的一点,荫麟先生很谦虚他说：”我不知道有什么事实可以解释这价值意识上的差异.“据作者的意见,以为这也是因为中国社会一直以农业为核心的关系。

希腊社会曾经经过游牧时代.她是一个半岛,沿岸布满了无数的小岛,所滨的海是内海,而非大洋,和海外来往是很便利的,所以商业从头即易于发达。我们是一 2016春_世界文明史_作业9_座号:0107_姓名:刘崇淙_第5组

个大陆国家,长江以北沿岸极少岛屿,一入茫茫大海,就毫无归宿.从殷墟时候起,即以农为主要经济生产。中国有史以来,并不知用乳酪。天上星宿,只有龙、凤、牛、龟,而没有畜牧时代主要的产业,山羊或绵羊。中国古代是否经过一个畜牧时代是疑问,即使经过亦必年代很久远,或是时间很短促。从殷商到汉初,经过至少一千二百年以农业经济为核心的社会,其束缚人民的思想、习惯、个性的势力自然非常雄厚.以农业为中心的社会,人民个性的好处是诚朴、稳重、和平和坚忍；缺点是愚昧、自私、乏冒险心和不能合作.到如今,我们民族还仍然反映这种优点和缺点。《吕氏春秋·上农篇》云：”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舍本而事未,则好智；好智则多作；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古代帝王就利用这理论来提倡重农抑商.农业社会势力大,求知之心不能发达,而科学思想亦无以发展.照上面所讲,希腊古代求知之精神既如此充足,为何希腊亦只能发达科学到一定阶段,而近世科学亦终不能实现呢,这其中重要因素,是由于奴隶制度盛行于希腊.所以古代希腊一班哲人,如发明几何学之毕达哥拉斯,主张原子论之德漠克利特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辈,虽有闲暇以沉思其高尚之理想,而不愿胼手既足以作实验,而近世科学,非手脑并用不行,英国拉伟教授说,”有闲阶级思想上之努力,可以得到理论上之发展；但有闲阶级不愿动手.奴隶阶级可以作实际之工作,但不敢奖励使之了解高深之理论,埃及希腊罗马之所以对科学上机械上贡献之有限度者,正以此数国社会上阶层之结构.“故据伟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之意见,生产劳动者不具有公民资格.希腊社会组织为有阶层的.希腊人之奴隶,即希腊人之机器.只需奴隶之代价便宜,即不需另觅代替品.反观我国社会情形,亦和希腊相似,孟子谓劳 2016春_世界文明史_作业9_座号:0107_姓名:刘崇淙_第5组

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人.士大夫阶级是劳心者,而农民苦力是劳力者.这样阶层机构,迄今还存在,长衫阶级以及学农学工的大学生,仍认动手做工为可耻,这种观念不改变,中国自然科学亦难望能发达.归根起来讲,中国农村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科学.而此种机构,此种思想,到如今还大部遗留着.人民一受教育,就以士大夫阶级自居,不肯再动手.在学校所习科目,只问其出路之好,待遇之丰,更不校量科目之基本训练如何,个人之兴趣如何.把利害之价值放在是非价值之上,而社会上一般提倡科学的人们,亦只求科学之应用.怪不得维特福格尔说：”在现在的日益走向解体过程中的中国,上层阶级和最高官厅,也对于自然科学发生兴趣,加以奖励.但他们所怀抱的意义,和西洋完全不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谁也不能否认.“据容闳所著《西学东渐记》,谓同治六年,曾文正公方初定捻军回到上海,去就南京两江总督任,极注意于其亲自手创之江南制造厂,文正见之,大为欢喜,容闳因劝其设立兵工学校,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器,及外国工程师,大为文正所赞许.从曾文正到现在,我们提倡科学已近八十年,而仍有人主张”西学为用,中学为体"或类似的谬论.希望原子弹之发现,能打破这班人的迷梦,而使中国科学人于光明灿烂的境界。

第二篇：中国古姓氏的产生和发展阅读题答案

中国古姓氏的产生和发展阅读题答案

阅读原文：

在远古时期姓氏的创立是以母系氏族的女姓为核心的。姓是什么呢汉代的许慎认为：姓从女，女就是母，女、生就是生母。无论是谁，他的生命都是他的生母带来的。因此，古人的姓应该随从生母，他的生母姓什么，子女就应该姓什么。在家庭未产生以前的远古时代，我们的先人生活在一种游猎和原始群居状态中，男子外出游猎，漂泊不定，女子往往定居一方，从事采集生产。男女不可能有固定的配偶关系，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只能知道家中有母，而不知道父亲是谁在哪儿所以说在母系氏族社会，母亲是后嗣唯一可以确认的尊亲。

母系氏族社会以后，随着父系氏族社会的到来，氏也就出现了，它和姓不同，再也看不到文字中的女字旁了。根据史前的传说，黄帝和炎帝出生于姬水和姜水，也就有了姬姓和姜姓，但以姬为姓的黄帝却称有熊氏和轩辕氏，因为黄帝所率领的部落群在战胜炎帝所率领的部落群后，又打败了蚩尤率领的九黎族部落群，就驻扎在有熊这个地方，黄帝的氏族部落以驻地而得名有熊氏。轩辕氏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有人说和有熊一样，也是地名，但我相信，黄帝因发明车而得轩辕氏的传说是千真万确的。

从黄帝在氏名的选择上，我们应该理解：许多部族在选择氏名时，多以图腾为名。有的以植物为自己的氏，如：蒲、柳、杨、梅等;有的以动物为自己的氏，如：熊、马、牛、羊等。同一图腾氏族的成员禁止通婚，这与母系社会高级阶段同姓不通婚一样，是为了族人的健康繁衍，用以区别婚姻界限的标志，氏和姓是不一样的。在父系氏族社会的氏，是同姓衍生的一个个分支，本来是同姓部落的个体私有名称，到后来可能是专门指代部落的首领。

随着原始社会的瓦解，产生了奴隶制国家，在国家的体制下，某些官职也成了氏，在我国古代，邦国和官职有些是可以世袭的，于是这些氏也就可以随之世袭了。一旦邦国和官职失去之后，氏就开始演变成为家庭的标志。那个时候，只有贵族才有姓氏，平民和奴隶是没有姓氏的，氏族名号的使用范围从王族一直涵盖到普通平民，但没有涉及到与奴隶相近的阶层。女子称姓是用来别婚姻，男子称氏则用来明贵贱，姓和氏各自发挥着不同的功能。

从西周到春秋，是姓氏的大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姓氏制度既是一种血缘性家族制度又是一种政治制度，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成了一种礼规。同时，赐姓制度的'施行，彻底改变了先前的氏族名号制，赐姓命氏使得姓氏重新受人重视。在宗法社会等级制中，嫡长称伯，庶长称孟。这时期命氏的方法主要有：以国为氏，以采邑为氏，以祖辈或父名为氏，以官职为氏等形式。

姓氏合一和姓氏全民化是春秋晚期以后的事。姓氏合一主要表现为，春秋晚期，特别是在战国时期，姓氏在概念上混用，战国时代的女子名称中古姓基本不见了，个别古姓也已经在男子名称中出现，同姓不婚的规定被破坏，以氏别贵贱的功能也丧失。春秋晚期，诸侯兼并，强宗倾扎，血缘亲情的意识早已被人们淡漠，古姓氏退出了历史舞台。到了战国时期，原来以土地为依托的作为宗族的氏蜕化成一种与政治和等级脱钩的虚化的血缘标识符号，不再是别贵贱的象征，氏的概念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别婚姻的母系社会古姓和明贵贱的父系社会的氏走到了历史的拐点，终于合二为一了。

(《教育教学论坛》20xx年第21期，原文有删改)

阅读题目：

6.下列对有关姓或氏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母系氏族社会中子女都随母亲的姓，母亲是后嗣唯一可以确认的尊亲。

B.氏出现在父系氏族社会中，有熊氏和轩辕氏就是对黄帝的称谓。

C.各部族都把图腾作为氏名，既有以植物命名的，也有以动物命名的。

D.氏是姓的分支，氏名先是各分支的名称，后来可能就成为部落首领专用名称。

7.下列对姓氏产生和发展的表述，正确一项是( )

A.姓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物，当时一些家庭中的子女只知家中有母，而不知父亲是谁。

B.奴隶社会中有些官职成了氏，这些氏随官职被世袭，在官职失去后，氏就演变为家庭的标志。

C.西周到春秋时期，施行赐姓制度，氏族名号制被彻底改变，摒弃了男称氏女称姓的礼规。

D.姓氏在概念上混用始于战国，当时女子名称中古姓基本不见了，个别古姓出现在男子名称中。

8.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黄帝生于姬水，便以姬为姓，被称为有熊氏，这是因为熊是黄帝部落的图腾。

B.奴隶制时代，同姓之间不能通婚，在贵族和奴隶之间则用不同的姓氏来区别贵贱。

C.以国为氏、以采邑为氏等命氏形式，都表明在宗法社会中，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

D.战国时期，姓在男子名称中出现，氏也与政治等级和宗族血缘脱钩，最终合二为一。

阅读答案：

6.C(各部族是全称，而许多部族是特称;都把图腾作为氏名不对，原文是多以图腾为名)

7.B(A文中有在家庭未产生以前的表述，说明当时还没有家庭。C虽然改变了先前的氏族名号制，却并未摒弃男称氏女称姓的礼规。D原文中说春秋晚期，特别是战国时期，始于战国的说法不对)

8.A(B文中说奴隶没有姓氏;C命氏的形式并不能证明宗法社会的等级制度森严，能证明这一观点的是嫡长称伯，庶长称孟;D氏与政治等级脱钩，并未宗族与血缘脱钩，而是成为虚化的血缘标识符号)

第三篇：没有定理的中国古代数学,如何站在世界之巅

没有定理的中国古代数学，如何站在世界之巅

不同于希腊数学的公理化论证（以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为代表），中国古代数学是算法式的数学。它注重通用的方法，而不是特殊的技巧。

最近读到物理学家和科技史家程贞一教授的访谈录（标题是“我的人生经历与学术生涯”，作者郭金海），他提到早年的一段感受：

另一件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是上初中时，我对中国古代数学萌发了兴趣。记得那时我们在念代数，教科书是《范氏大代数》。那时一直困惑我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数学教科书上没有一个来自中国文明的定理和成就？

正是这个疑问引导程贞一后来慢慢走向了科学史的研究，最终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与他相仿，我在年少时也渴望了解中国古代数学，然而教科书上很少提及这段历史。即便到了大学、上了数学系、念了研究生、翻了好多书，我对中国古代数学的认识还是很模糊。直到工作之后，我偶然读到吴文俊先生的几篇分析中国古代数学的文章，才豁然开朗。

照我的解读，吴文俊先生的意思是，中国古代数学其实只有一个关键字：术。吴先生在《对中国传统数学的再认识》中的原话如下：

大体说来，中国数学的古典著作大都以依据不同方法或不同类型分成章节的问题集的形式出现。每一个别问题又都分成若干个条目。条目一是“问”，提出有具体数值的问题。条目二是“答”，给出这一问题的具体数值解答。条目三称为“术”，一般来说乃是解答与条目一同一类型问题的普遍方法，实际上就相当于现代计算机科学中的“算法”，但有时也相当于一个公式或一个定理。条目四是“注”，说明“术”的依据或理由，实质上相当于一种证明。宋元以来，可能是由于印刷术的发达，往往加上条目五“草”，记述依据“术”得出答案的详细计算过程。

这里应特别提出条目三“术”的作用。虽然条目一、二中的问与答都以具体数值表达，有时甚至术文本身也是如此，但不难看出所有术文都具有普遍意义。术文中即使带有具体数值，这些数值并不起重要作用。如果以其他同类型的数值来代替，术文也依然行之有效。条目四的“注”或即证明也是如此。论证的正确性完全不依赖于原设数值的特殊性。例如，《九章算术》第九章勾股的第一、二、三的三个问题，都是以勾

三、股

四、弦五为例，知其二求其第三者。求法名为勾股术，术文曰：“勾、股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即弦。”显然，这是从勾股求弦的一般方法，与具体数值三、四、五无关。勾股术的注或即证明也是如此。因此，问、答或术文中的具体数值，只起着一种举例说明的作用，同时也指出了术即一般方法的来历或动机。

在最近出版的《走自己的路——吴文俊口述自传》（湖南教育出版社，2015年）中，吴文俊先生着重指出：

机械化，贯穿中国古代数学的思想是机械化，中国古代数学的特点就是构造性和机械化。中国古代数学是着重解决实际问题，它的方法是“机械”的，跟西方数学的证明不一样，灵机一动什么的。中国古代数学不讲这个，没有什么灵机一动，都是死板的。这是我的发现，这是我真正读懂了中国古代数学。吴先生这里所谓的机械化，就体现在“术”的作用，相当于现代计算机科学中的“算法”。读到这里，就容易明白，为什么一直以来我们称数学为“算术”了：因为“术”正是中国古代数学的精髓。改称“算学”为“数学”，还是近代的事情。民国时期，北大有“数学系”，而清华的则叫作“算学系”。他们认为是一样的，但不想用同样的名字，因为互相不服气。

吴文俊先生一直强调，不同于希腊数学的公理化论证（以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为代表），中国古代数学是算法式的数学。这不难理解，只要看看我们的前辈创造了多少“术”：

更相减损术（《九章算术》，求两个整数的最大公因子）

盈亏术（《九章算术》，线性插值法）

方程术（《九章算术》，解线性方程组的方法，国外称高斯消去法）

割圆术（刘徽、祖冲之，用圆的内接正多边形的面积作为圆面积的近似，从而得到圆周率的近似值）

球积术（刘徽、祖暅，计算球的体积）

天元术（李冶，设未知数解方程）

大衍求一术（秦九韶、黄宗宪，解同余方程，主要结果表述为中国剩余定理）增乘开方术（贾宪、杨辉）

正负开方术（刘益、秦九韶，英国数学家霍纳后独立发现）

四元术（朱世杰，天元术的推广，解四个未知数的方程组）

隙积术（沈括）、垛积术（杨辉、朱世杰）

招差术（王恂、郭守敬、朱世杰）

尖锥求积术（李善兰）

正如吴文俊先生所总结的：“中国古代数学，就是一部算法大全。”所以要了解中国古代数学，就要了解一些代表性的算法。以下我们选取其中几项，略为介绍。

1更相减损术

第一个例子是吴文俊先生本人举的，即求两个正整数的最大公因子的“更相减损术”。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求最大公约数，中国古代叫“更相减损术”。中国古代数学中，把最大公约数叫做“等数”，术曰：以少减多，更相减损，求其等也。就这么几句话！比如说，要求24和15的最大公约数，也就是 “等数”，“更相减损术”的步骤如下：

(24,15)→(9,15)→(9,6)→(3,6)→(3,3)因此“等数”为 3。真漂亮！

“更相减损术”来自《九章算术》，一般简称《九章》，它是中国第一部数学专著，一共有九章内容。《九章》定型不晚于公元100年，但其作者不可考，后世流行的版本是经三国时期数学家刘徽加工之后的《九章算术注》（公元263年出版）。刘徽在《九章算术注》中曾明确指出，“更相减损术”的原理在于：在运算过程中，整数逐步减小，但其等数却始终保持不变。顺便提一句，《九章》中主要是利用“更相减损术”来约分，所以它完全包含在“约分术”中：“副置分母、子之数，以少减多，更相减损，求其等也。以等数约之。”就是求出分子、分母的最大公因子（等数），然后分子分母同除以最大公因子。

在现代教科书中，通常用“辗转相除法”（也称为欧几里得算法）来求两个正整数的最大公因子。它是“更相减损术”的一个变体，其基础是所谓的带余除法。

带余除法定理：设a和b是两个整数，其中b0，则存在唯一的整数q和r使得

a=qb+r，（其中r满足0≤rb）。

定理中的q称为a除以b的商，可以用下述性质刻画：qb是b的所有的倍数中不超过a最大的一个；r称为a除以b的余数，由r=a-qb确定。带余除法名称的由来，在于等式右边有余数r。当余数r＝0时，称b整除a，而且b就是a,b的最大公因子。我们不拟介绍欧几里得算法，是因为在解决另一个与求最大公因子问题关系非常密切的问题时，中国古代的数学家本质上也创造了同样的算法，只不过它换了一个名字，叫“求一术”。

2大衍求一术

简单地说，求一术，就是求解下述方程

ax≡1(mod b)的算法。这里a,b是给定的非零整数，x是要求的整数，它满足方程ax≡1(mod b)是指，ax除以b的余数为1。

北宋数学家秦九韶发明了一种求一术，他在1247年出版的《数书九章》中命名为“大衍求一术”（“大衍”的来由：在序言中，秦九韶把这一方法与《周易》“大衍之数”附会）。后来，清代数学家黄宗宪进一步简化了秦九韶的方法。我们现在介绍的，是这个简化的版本。

不同于欧几里得的辗转相除，秦九韶‐黄宗宪的方法是用矩阵。首先写出一个 2 行 2 列的阵

其中a,b,1都是源自方程(1)，只有0是补充进来的。秦九韶‐黄宗宪的方法（求一术）如下：对第一列的数a,b使用带余除法（较大的数除以较小的数）。设得到的商为q，则较大的数那一行减去较小数的那一行对应元素的q倍。于是新得到的矩阵的第一列两个元素替换为第一次带余除法的除数与余数。重复之前的操作，直到某一步带余除法得到的余数为 1（算法结束）。此时1正右方的数，即为所求的x。求一术，实际上就是“得1”的方法，因此又名“得一术”。

作为例子，我们用秦九韶‐黄宗宪的方法来求

5x≡1(mod 7)的一个解。

解：求一术步骤如下：

根据求一术，1的右边的数，就是x的一个解，即x=3。这是很容易验证的：

5·3＝15≡1(mod 7)当然，你或许以为我是把问题搞复杂了，你甚至在一开始就试出来x=3是一个解。然而，正如吴文俊先生多次强调的，中国古代数学讲究的是一种算法，是一种威力极强的基本功夫。毫不夸张地说，简直可以遇妖除妖遇魔降魔。简单的例子你用技巧可以解决，但如果我换成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例子，如解方程

250x≡1(mod 2017)你若是还想故技重施，就没那么幸运了！说到这里，我想起著名数学家、数学教育家波利亚（George Pólya）的一句名言：“使用过一次的是技巧，使用过两次以上的技巧就有可能发展为一种方法。”正所谓“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中国古代数学，注重的是通用的方法（“法”“术”同义），而不是特殊的技巧。读者若想领教秦九韶‐黄宗宪的求一术的威力，不妨用上面的方程250x≡1(mod 2017)一试！

不难发现，秦九韶‐黄宗宪的求一术与求最大公因子的欧几里得算法是相通的。作为例子，我们用矩阵格式写出求250与2017的最大公因子的过程如下：

在上述欧几里得算法中，直到某一步带余除法得到的余数为 0（算法结束），此时另一个数（这里就是1）即为最大公因子。当然，在我们的例子中验证十分容易，通过分解因子250=2×5×5×5，不难发现2017和250的公因子只有1。（事实上，2017是素数，但要徒手确认这一点，比上述求公因子的问题困难多了！）

3方程术

学过线性代数的读者应该会想起来，求一术本质上就是解线性方程组的初等行变换法，也称高斯消去法。因此，可以想见，秦九韶的求一术可能脱胎于“方程术”。“方程术”出自《九章算术》第八章，这一章详述了线性联立方程组的解法并引进了负数。按现代语言，“方程”这一术语的最好解释就是“方阵”。实际上，“方”的字面意义为正方形或矩形。“程”，按刘徽在《九章算术注》里的解释, 就是把数据在盘上摆成矩阵：“并列为行, 故谓之方程”。因此，解法便是纵横移动算筹，如我们上面所展示的那样。

4天元术与四元术

中国古代数学的高峰是在宋元时代，其代表人物是秦九韶、李冶和朱世杰。前面我们介绍了秦九韶和黄宗宪的大衍求一术，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李冶的天元术和朱世杰的四元术。天元术其实就是设未知数解方程的方法。元就是未知数，“天元”就是未知数的名称。打个比方，“天元”相当于“嫌疑人X”，其中“元”相当于“嫌疑人”，“天”相当于“X”。

我相信每个人都对这种方法的威力深有体会，尤其是刚接触这个方法的小学生。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小学就已经接触到中国古代数学的杰出成就了，只是我们没有被告知而已！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有个数学专项基金名叫“数学天元基金”，命名就来自“天元术”。

四元术，是天元术的推广。四元是指“天、地、人、物”四元，相当于说四个未知数x,y,z,w。天元术是求解带有一个未知数的方程的方法；而四元术则是求解带有四个未知数的方程组的方法。

“四”在此并无特殊含义，只是多项式中各项系数要摆在盘上的固定位置，这就限定了未知数的个数不超过四。因而对于懂“四元术”的人来说，这个方法不难推广到任意多个未知数。然而，宋元之后，中国古代数学就盛极而衰了，以至朱世杰的“四元术”没有被后人继承发展（甚至当利玛窦在明代来到中国时，中国已经无人懂《九章》了！）。直到 20 世纪，在计算机兴起和数学机械化思想复苏的背景下，朱世杰的这一工作最终启发吴文俊开创了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吴方法”。吴文俊甚至这样说：“这里所谓本人所创立的方法，事实上无非是朱世杰四元术的现代化推广形式。” 结语

在一次访谈（标题是“走进吴文俊院士”，作者黄祖宾）中，吴文俊先生说到：

最早的几何学、最早的方程组、最古老的矩阵等等，翻开历史，中国曾经是一个数学的国度，中国数学在世界上的位置远比今天靠前。祖冲之、刘徽、《九章算术》、《周髀算经》、《四元玉鉴》等一批大家和著作，使中国数学曾经处于世界巅峰。正是由于这些辉煌，中国数学，不仅要振兴，更要复兴！

就我个人的感觉，从前学数学，在课本上读不到中国古代数学的成就，确实有些打击士气，下意识里就觉得我们中国人，是不是不适合学数学？如果当初有幸从吴文俊先生的文章中 了解到一些中国古代数学思想，我想我可能会学得更好些，甚至有可能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数学。笔者这里并没有要扬中国古代数学而抑希腊古代数学的意思，只是想告诉读者，从风格上讲，中国古代数学具有鲜明的算法特色，这是中国古代数学的精髓所在。

无论如何，我要向所有对中国古代数学感兴趣的读者，推荐吴文俊先生的文章。要知道，这位荣获2000年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的大数学家曾经说：“对中国古代数学的研究，是我最得意的，拓扑的那些工作不算什么。我感到最得意最自豪的是：真正懂了中国古代数学是怎么回事。”

第四篇：航海探险和地理大发现对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产生的影响

航海探险和地理大发现对世界产生的影响

物流管理

左亚

41120050

关键词：航海探险、地理大发现、世界影响

内容摘要：航海探险和地理大发现对世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它促进了航海技术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无可辩驳地证实了地圆学说、水多陆少说以及海洋一体说，也大大开阔了欧洲人的眼界，促使他们通过奴隶贸易等活动为欧洲创造了大量财富，极大地促进了天文学、数学等有关学科的发展，使得世界经济关系进入了全球化的门槛，为各国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通道

十字军东征以后，向欧洲运输的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原料和产品让西欧统治者把东方看成聚宝盆，再加上丝绸之路的通道被切断，这就使得当时做着“黄金梦”的欧洲人开始了对东方的航海探险之旅。1487年葡萄牙人迪亚士经非洲西海岸到达好望角，发现非洲；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美洲；1497年葡萄牙国王派达·伽马绕过好望角，航行10个月到达印度；1519~1522年麦哲伦完成航球旅行„„这些航海探险和地理大发现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就此进行了粗略地探讨。

第一，准备航海探险的系列活动以及各种探险经历促进了航海技术的发展并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以葡萄牙最为突出。葡萄牙大规模从事探索新航路活动，是从著名的亨利王子开始的。亨利王子以毕生的精力组织和领导殖民扩张事业，是近代地理大发现和葡萄牙殖民帝国的最早奠基人。从亨利王子开始，葡萄牙的航海探险和地理发现都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他首次部署了一系列的探险活动，使航海探险和地理发现成为了一门艺术和科学，使远洋航行成为葡萄牙最重要的国民事业。他创办学校，招聘优秀的数学家、地图家和航海家，不断派遣船只和船员南下西非沿海地区。在他组织和领导探险活动的45年中，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有经验的航海家和探险家，也使葡萄牙建成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远洋探险船队。同样地，正是有了航海探险的冲动，才使得西班牙得到了像麦哲伦这么优秀的航海人才，对未来航海事业的重视也由此提高。

第二，无可辩驳地证实了地圆学说、水多陆少说以及海洋一体说，开阔了欧洲人的眼界。恩格斯曾说：“世界一下子大了差不多10倍；现在展现在西欧人眼前的，已不是一个半球的四分之一，而是整个地球了。”投奔西班牙的麦哲伦在极力争取到查理一世的支持后，率领一支由5艘帆船266人组成的的探险队，历时三年，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次环球航行。虽然代价及其惨痛，但麦哲伦却用实践向世人证明了地球是圆的等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使人们看到了科学的正确和力量，鼓舞了人们敢于探索额创新的精神。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痛并幸福着的过程。

第三，航海探险和地理大发现等活动明显具有掠夺和开辟殖民地的性质，同时贩卖黑奴和殖民掠夺之风给欧洲各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新航路开辟后，西班牙和葡萄牙最早进行殖民扩张，此外，葡萄牙还开始了罪恶的奴隶贸易。葡萄牙在非洲、亚洲以及美洲建立了大量的殖民据点，并通过控制商路、暴利掠夺和敲诈勒索来获取所需商品，甚至垄断亚欧贸易长达一个世纪之久；而西班牙采取的是更为残忍的手段来扩张和控制殖民地，他们屠杀了大量的土著居民，并强迫当地居民开采矿藏、种植作物，它的铁血统治使得西班牙成为了16世纪最大的殖民帝国。早期的殖民主义大大加速了西欧资本主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正印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1441年，在处理完因进攻丹吉尔惨败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斗争后，亨利回到萨格里什，重新开始了非洲沿岸探险。这一年探险队创造了向南航行的新纪录：布朗角（今毛里塔尼亚的努瓦迪布角）。同年，派出的另一支探险队带回来十个穆斯林俘虏。这标志着欧洲人开始卷入奴隶贸易的市场。从15至17世纪，西班牙、葡萄牙的封建王室及随后的荷兰、英国、法国等以特许公司为代表的商业资本占统治地位，黑奴贸易实行的是垄断贸易，这些资产阶级从中获得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并牟取了暴利。奴隶制的存在，对于西班牙、葡萄牙等早期殖民者真正的作用，就是最低成本的掠夺财富。

第四，全球性的经济关系有了雏形，同时还伴随着各国文化的入侵和交流。不得不承认罪大恶极的“黑三角贸易”是个很好的例子。欧洲奴隶贩子首先从本国出发装载盐、布匹、朗姆酒等，然后在非洲换成奴隶沿着所谓的“中央航路”通过大西洋，最后在美洲换成糖、烟草和稻米等物品后又回到欧洲。另外还有英国、北美、西印度群岛三角贸易，英国、印度、清三角贸易和印度洋三角贸易等贸易枢纽。从这些贸易活动中获取的利润之丰厚，我们不难想象。正是有了这个新的世界性经济关系，第一次国际分工逐渐明显，世界逐步成为一个经济单位。其中，非洲提供人力资源，亚洲提供奢侈品，南北美洲和东欧则生产原料，而西欧则负责工业生产。有市场，就有利益；有利益，就有竞争。以荷兰为例，1651年，英、法政府通过颁布了一系列针对荷兰人的歧视性法令如《航海条例》。次年，荷兰因商业纠纷与英国交战，受到重创。总之，这种全球性的经济关系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

在文化方面，虽然中国人、印度人和土耳其人对欧洲人的文化没有多大兴趣，但是欧洲人却极其喜爱他国文化。例如，西方人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入了迷。伏尔泰用一幅孔子的画像装饰其书斋的墙，而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则称赞中国的康熙皇帝是“如此伟大，是人间几乎不可能有的君主，因为他是个神一般的凡人，点一下头，就能治理一切。不过，他是通过受教育获得美德和智慧„„从而赢得统治权”。

第五，航海活动开辟了一个科学研究的新天地，直接推动了天文学、大地测量学、数学和力学的发展。众所周知，航海能使人们从不同的地区和方位观察天象；远航也离不开精确的星图、海图及测量海里和方位的量表，而远航和地理发现的结果又给绘制和修正这些图表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这就推动了天文学、大地测量学、地理学和数学的发展。同时，它也需要造船、造炮舰，而制造舰船和大炮又需要解决大量的 力学、数学和技术问题,这些学科也由此得到发展。例如，为了简化因天文和航海而引起的复杂计算，英国的约翰·耐普尔花了整整20年的时间制作了数学史上第一张对数表。其意义用拉普拉斯的话来说就是——对数，可以缩短计算时间，在实效上等于把天文学家的寿命延长了许多倍。

第六，航海和地理大发现曾一度掀起过移民浪潮，改变了世界的种族分布。在英属巴巴多斯，1640年时仅有数百名黑人，然而，到1685年，黑人已达46000人，而白人才2O00O人。此外，航海家们重新发现了地磁偏角，并把罕见的花木和鸟兽带回了欧洲，导致了动物和植物的全球化扩散。

从15世纪到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时代，注定是一个被历史铭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航海探险和地理大发现对整个世界产生的影响不可估量。它不仅促进了航海技术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同时无可辩驳地证实了地圆学说、水多陆少说以及海洋一体说，也大大开阔了欧洲人的眼界，促使他们通过奴隶贸易等活动为欧洲创造了大量财富，也因此给学术研究提供了物质保障，极大地促进了天文学、数学等有关学科的发展，同样重要的是，它使得世界经济关系进入了全球化的门槛，也为各国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通道。总之，不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航海探险和地理大发现对世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第五篇：航海探险和地理大发现对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产生的影响

航海探险对世界产生的影响

通过本学期航海探险史的课程，我清晰地认识到航海对于近代世界发展的重大意义。它促进了航海技术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无可辩驳地证实了地圆学说、水多陆少说以及海洋一体说，也大大开阔了欧洲人的眼界，促使他们通过奴隶贸易等活动为欧洲创造了大量财富，极大地促进了天文学、数学等有关学科的发展，使得世界经济关系进入了全球化的门槛，为各国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通道。

十字军东征以后，向欧洲运输的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原料和产品让西欧统治者把东方看成聚宝盆，再加上丝绸之路的通道被切断，这就使得当时做着“黄金梦”的欧洲人开始了对东方的航海探险之旅。1487年葡萄牙人迪亚士经非洲西海岸到达好望角，发现非洲；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美洲；1497年葡萄牙国王派达·伽马绕过好望角，航行10个月到达印度；1519~1522年麦哲伦完成航球旅行„„这些航海探险和地理大发现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一，准备航海探险的系列活动以及各种探险经历促进了航海技术的发展并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以葡萄牙最为突出。葡萄牙大规模从事探索新航路活动，是从著名的亨利王子开始的。亨利王子以毕生的精力组织和领导殖民扩张事业，是近代地理大发现和葡萄牙殖民帝国的最早奠基人。从亨利王子开始，葡萄牙的航海探险和地理发现都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他首次部署了一系列的探险活动，使航海探险和地理发现成为了一门艺术和科学，使远洋航行成为葡萄牙最重要的国民事业。他创办学校，招聘优秀的数学家、地图家和航海家，不断派遣船只和船员南下西非沿海地区。在他组织和领导探险活动的45年中，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有经验的航海家和探险家，也使葡萄牙建成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远洋探险船队。同样地，正是有了航海探险的冲动，才使得西班牙得到了像麦哲伦这么优秀的航海人才，对未来航海事业的重视也由此提高。

第二，无可辩驳地证实了地圆学说、水多陆少说以及海洋一体说，开阔了欧洲人的眼界。恩格斯曾说：“世界一下子大了差不多10倍；现在展现在西欧人眼前的，已不是一个半球的四分之一，而是整个地球了。”投奔西班牙的麦哲伦在极力争取到查理一世的支持后，率领一支由5艘帆船266人组成的的探险队，历时三年，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次环球航行。虽然代价及其惨痛，但麦哲伦却用实践向世人证明了地球是圆的等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使人们看到了科学的正确和力量，鼓舞了人们敢于探索额创新的精神。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痛并幸福着的过程。一个孤独的英雄为了能像哥伦布等人那样“惊天动地”，密谋策划寻找传闻中欧洲通往亚洲香料群岛的海峡。为此，他不惜“背叛”根本不赏识他的祖国而投奔西班牙，一往无前地进入一个万劫不复之地。仅仅依据一个谬误传闻和一张错误百出的航海地图，他竟取得了西班牙国王和很多商人的信任，率领一帮“乌合之众”，向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的海峡驶去，开始了一次有史以来最为疯狂的航行。即使梦想被无情的现实击灭，麦哲伦仍然坚持前行，结果，他不仅发现了大西洋通往大平洋的海峡，还完成了人类第一次环球航行，并以此证实了地球是圆形球体的猜想。

第三，航海探险和地理大发现等活动明显具有掠夺和开辟殖民地的性质，同时贩卖黑奴和殖民掠夺之风给欧洲各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新航路开辟后，西班牙和葡萄牙最早进行殖民扩张，此外，葡萄牙还开始了罪恶的奴隶贸易。葡萄牙在非洲、亚洲以及美洲建立了大量的殖民据点，并通过控制商路、暴利掠夺和敲诈勒索来获取所需商品，甚至垄断亚欧贸易长达一个世纪之久；而西班牙采取的是更为残忍的手段来扩张和控制殖民地，他们屠杀了大量的土著居民，并强迫当地居民开采矿藏、种植作物，它的铁血统治使得西班牙成为了16世纪最大的殖民帝国。早期的殖民主义大大加速了西欧资本主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正印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这些资产阶级也从中获得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并牟取了暴利。奴隶制的存在，对于西班牙、葡萄牙等早期殖民者真正的作用，就是最低成本的掠夺财富。

第四，全球性的经济关系有了雏形，同时还伴随着各国文化的入侵和交流。不得不承认罪大恶极的“黑三角贸易”是个很好的例子。欧洲奴隶贩子首先从本国出发装载盐、布匹、朗姆酒等，然后在非洲换成奴隶沿着所谓的“中央航路”通过大西洋，最后在美洲换成糖、烟草和稻米等物品后又回到欧洲。另外还有英国、北美、西印度群岛三角贸易，英国、印度、清三角贸易和印度洋三角贸易等贸易枢纽。从这些贸易活动中获取的利润之丰厚，我们不难想象。正是有了这个新的世界性经济关系，第一次国际分工逐渐明显，世界逐步成为一个经济单位。其中，非洲提供人力资源，亚洲提供奢侈品，南北美洲和东欧则生产原料，而西欧则负责工业生产。有市场，就有利益；有利益，就有竞争。总之，这种全球性的经济关系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

在文化方面，虽然中国人、印度人和土耳其人对欧洲人的文化没有多大兴趣，但是欧洲人却极其喜爱他国文化。例如，西方人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入了迷。伏尔泰用一幅孔子的画像装饰其书斋的墙，而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则称赞中国的康熙皇帝是“如此伟大，是人间几乎不可能有的君主，因为他是个神一般的凡人，点一下头，就能治理一切。不过，他是通过受教育获得美德和智慧„„从而赢得统治权”。

第五，航海活动开辟了一个科学研究的新天地，直接推动了天文学、大地测量学、数学和力学的发展。众所周知，航海能使人们从不同的地区和方位观察天象；远航也离不开精确的星图、海图及测量海里和方位的量表，而远航和地理发现的结果又给绘制和修正这些图表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这就推动了天文学、大地测量学、地理学和数学的发展。同时，它也需要造船、造炮舰，而制造舰船和大炮又需要解决大量的 力学、数学和技术问题,这些学科也由此得到发展。例如，为了简化因天文和航海而引起的复杂计算，英国的约翰·耐普尔花了整整20年的时间制作了数学史上第一张对数表。其意义用拉普拉斯的话来说就是——对数，可以缩短计算时间，在实效上等于把天文学家的寿命延长了许多倍。

第六，航海和地理大发现曾一度掀起过移民浪潮，改变了世界的种族分布。在英属巴巴多斯，1640年时仅有数百名黑人，然而，到1685年，黑人已达46000人，而白人才2O00O人。此外，航海家们重新发现了地磁偏角，并把罕见的花木和鸟兽带回了欧洲，导致了动物和植物的全球化扩散。

从15世纪到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时代，注定是一个被历史铭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航海探险和地理大发现对整个世界产生的影响不可估量。它不仅促进了航海技术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同时无可辩驳地证实了地圆学说、水多陆少说以及海洋一体说，也大大开阔了欧洲人的眼界，促使他们通过奴隶贸易等活动为欧洲创造了大量财富，也因此给学术研究提供了物质保障，极大地促进了天文学、数学等有关学科的发展，同样重要的是，它使得世界经济关系进入了全球化的门槛，也为各国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通道。总之，不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航海探险和地理大发现对世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对于像我这样的航海类专业学生来说，充分认识到航海在当今世界的重大作用，并且立志为祖国航运事业尽自己的一份力，是我这节课最大的收获。

参考文献：

《麦哲伦航海纪：探险史上最寂寞的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