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聊斋志异》的民间故事特点
论《聊斋志异》的民间故事特点———以《小翠》为例
王秋萍(青海师范大学,青海西宁810008)
摘 要:《聊斋志异》中的婚恋故事多被看作是作者的婚恋理想寄托,但其中仍然有不少篇目保留着浓厚的民间故事的特点。本文以《小翠》为例分析《聊斋志异》的民间故事特点。认为《小翠》在叙事视角、叙事程式上符合民间故事的叙事特征;是多个民间故事类型的组合;故事的主人公契合民间故事的审美趣味,流露出《聊斋志异》浓郁的民间文学特征。
关键词:《聊斋志异》;《小翠》;民间故事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447(2006)02-0122-0
4聊斋故事取材于民间,是众所周知的。但在艺术方面,蒲松龄继承了《左传》、《史记》等史传文学的叙事方法以及魏晋志怪、唐宋传奇的笔法,吸取了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的精华,并和明清时期的口语相结合,形成了一种近乎口语而又简练的文言。所以历来被作为文人文言短篇小说的典范。而实际上,《聊斋志异》中仍然有不少篇目保留着浓厚的民间故事的特色。本文试以《小翠》为例,对《聊斋志异》的民间故事特点作一些探讨。
一、叙事方式的民间文学特色
(一)叙事视角民间故事的叙事人称一律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却往往是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和第三人称限知视角的多层次交错,使故事情节生动,扣人心弦。如《灰站娘》[1]的故事开头部分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中间部分和结尾部分采用的是第三人称限知视角。史传类叙事文体,叙述中心一般从正面对主要人物生平事迹进行叙述,叙述层次基本上是单一的,叙述视角以外在式全知叙述者的视角为视角,文本也是由外在全知叙述者的话语构成。《聊斋志异》的体例仿照史传体,但其中不少篇目除篇尾“异史氏曰”合乎史传体例外,其叙事视角并不符合史传体特征,而是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的混合交错使用。如《小翠》[2]篇,故事开头叙述王太常小时候蔽护了一只躲避雷霆之劫的狐狸,后王太常少年登进士,以县令入为侍御,却生下一个“绝痴”的儿子王元丰,王元丰“十六岁不能知牝牡,因而乡党无于为婚”;正当王太常为儿子婚事担忧时,“适有妇人率少女登门,自请为妇”,少女即小翠;然后叙述小翠在王家生活,几次化祸为福,直至小翠打破玉瓶受到王太常夫妻责骂第一次离开王家,大体是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视角。小翠离开后,“公子入室,睹其剩粉遗钩,恸哭欲死;寝食不甘,日就嬴瘁。公大忧,急为胶续以解之,而公子不乐。惟求良工画小翠像,日夜浇祷其下,几二年。偶以故自他里归,明月已皎,村外有公家亭园,骑马墙外过,闻笑语声,停辔,使厩卒捉鞍;登鞍一望,则二女郎游戏其中。”王元丰认出其中一个就是小翠,“疾呼之”,“既而红衣人来,果小翠。”两人见面后,互道相思之苦,然后夫妻二人幽居园中。从小翠走后至此为止,都是从王元丰的角度来叙述的,是第三人称限知视角。《红玉》篇,开头部分为全知视角,红玉与冯相如别后便转为限知视角,红玉带着相如的儿子与相如重逢后又转换为全知视角。其他如《青凤》、《婴宁》等篇目,也都交错使用了全知视角与限知视角。叙事视角的转换不仅使情感更真挚,情节更引人入胜,而且也与民间故事的叙事特征相符合。
(二)叙事程式《小翠》中虽然王太常、王元丰这两个名字不像民间故事中的人物名字那么模糊,但女主人公“小翠”却是一个类型化的名字,这个名字和其它民间故事中常见的“金花”、“阿娇”、“小兰”、“小玉”等名字一样,仅是个符号,并不具有与人物个性身份相对应的必然联系。而典型的文人小说中的人物名字往往是有着特定意义的,才貌双全的女主人公,通常名字也富于诗情画意。《聊斋志异》部分作品中的人物名字如“湘裙”、“陈云栖”等就属于这一类。而像“阿英”、“凤仙”等名字则和“小翠”相似,大概直接来源于民间故事。在情节结构方面,《小翠》篇中真正起推动作用的也是三次事件:一,相隔十余户同巷而居的王给谏正思量着要中伤王太常,小翠偏偏装扮成冢宰的样子去戏弄王给谏;二,王给谏上王太常家登门拜访时,小翠给王元丰穿上皇袍龙冠戏弄王给谏;三,王太常免官后,拿出价值千金的玉瓶准备去行贿,小翠失手打破玉瓶。这三件事虽然不是动作和语言上的单调重复,造成的影响却是一样的———都让王太常夫妇恼怒异常,认为小翠破坏了他们的政治前途。王氏夫妇事后的反应三次几乎完全相同:第一次,“夫人怒,奔女室,诟让之。”第二次,“与夫人操杖往,女已知之,阖扉任其诟厉。”第三次,“公夫妇方以免官不快,闻之,怒,交口诃骂。”小翠对前两次的诟骂未加介意,第三次“诃骂”后才愤而离开。所以这三件事情的安排实质上还是民间故事的三叠式结构。小翠离开两年后,再次出现在村外王家亭园与王元丰相遇,并与之共同生活。虽然故事的结局是王元丰另娶钟家之女,而不是与小翠白头偕老,但在此之前是小翠早已将一切安排好,并且先化己貌与钟氏之女相同,“及新人入门,则言貌举止,与小翠无毫发之异”。则娶钟氏与娶小翠又有何异?因此,故事的结尾显然还是民间故事叙事程式中的典型的大团圆式结局。除《小翠》外,《聊斋志异》中还有很多篇目也具有类似的叙事程式。
二、故事类型的复合性特征丁乃通先生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一书的导言中说:“中国民间故事在形式上较流动,在结构上较复杂”[3],“一个中国故事能用几个AT类型,或这些类型中的某一部分组成。有时一个AT类型几乎总是跟随着另一个。”[4]分析中国的民间故事,确实存在这种现象。比如,报恩型故事与神奇的宝物型故事;异类婚配型故事与神奇的亲属、神奇的法术等类型的故事经常会组合在同一个民间故事里。而且,在中国民间故事中所含括的多个故事类型并不单线行进的,而是常常出现一个类型与另一个类型连套甚至交叉的现象。也就是说,中国民间故事在类型方面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复合性特征。《聊斋志异》中很多篇目正体现了这样的特征。
(一)异物报恩型这一类型的故事情节大致如下:某男或某人帮助某一异物摆脱险境,后来异物给人报恩。报恩方式是异物利用自身的长处击败意图谋害恩人的另一动物或仇人,使恩人免遭一死;或运用神奇的法力帮恩人找到一个妻子;或帮恩人得到一笔财富。《小翠》中,王太常“总角时,昼卧榻上。忽阴晦,巨霆暴作,一物大于猫,来伏身下,展转不离。移时睛霁,物即径出。”这“大于猫”的动物其实是一只母狐。王太常无意中救了它。后来母狐化为妇人送女儿小翠到王家嫁给王太常弱智的儿子为媳,并且小翠两次帮助王太常挫败他的政敌王给谏,巩固王太常的政治地位。这与异物报恩型故事相对应。
(二)异类婚姻型这一类型在中外民间故事中都是广为流传的。其情节常常是动物或精灵跟男人或女人结婚,然后运用自己的特殊本领帮助配偶取得胜利,使对方变得美丽或富有,最后或者长久地与对方生活下去,或者因为某个原因而恢复原形并离去。小翠嫁入王家后,不但用狐仙的特殊本领惩罚了王家的政敌,更重要的是以人类不可能的奇异手段治好了丈夫的呆病,使原本弱智的丈夫变得聪慧,获得了幸福;最后却又因为失手打碎价值千金的玉瓶,受到公婆的辱骂而表明身份并离开。这显然与异类婚配型故事相对应。
(三)呆女婿型王夫人“每患无孙”,知道儿子与媳妇“似未尝有私”后,把儿子的床撤走,交待儿子与媳妇“同寝”,“过数日,公子告母曰:‘借榻去,悍不还!小翠夜夜以足股加腹上,喘气不得;又惯掐人股里。’婢妪无不粲然。”这一情节正是呆女婿故事多种异本之一———傻女婿洞房花烛。其情节单元依次是:(1)傻子结婚。(2)不知道新婚之夜应该做些什么。(3)他的妻子或母亲必须帮助他。第三个情节单元在《小翠》中没有直接表现,而是转化为小翠用狐仙的异能医好了丈夫的痴癫,使他恢复灵慧,然后夫妻俩“琴瑟静好,如形影焉。”其实质还是得到妻子的帮助。所以《小翠》中关于这方面的叙述至少可以看作是呆女婿故事的亚型。(四)巧女型民间故事中流传着大量的巧女故事,不同的地区流传的情节各不相同。大致包括这么几类:巧女能解决丈夫不能解决的难题;巧女用智慧把婆家一家人从灾难中解脱;巧女能巧妙地通过丈夫朋友的试探;巧女能聪明地应对公公的刁难;巧女机智地拒绝挑逗自己的轻薄者;巧女智斗县官或财主,等等。《小翠》篇中写小翠装扮成冢宰的样子,故意骑马来到伺机中伤王太常的王给谏家门口又折回,并大声说;“我谒侍御王,宁谒给谏王耶!”令王给谏误以为王太常与冢宰交情深厚,而不敢加害王太常。后又在游戏时给痴痴癫癫的王元丰穿戴上玩具式的龙袍皇冠,并故意让王给谏看见,最后使王给谏落得诬告的罪名而充军云南。这一情节中的小翠不仅是狐仙的形象———活泼、顽皮,更是民间巧女的形象———机智、多谋,在轻松的气氛中使丈夫一家幸免于一场政治灾难。《小翠》巧妙地把多种民间故事类型复合在一起,而且就每一个类型而言,其中的母题和情节单元也不是完全固定的那种模式,而是或有变异或有替代。比如异类报恩型故事中的异类,有的是老虎,有的是蛇或蜈蚣,或者是鸡狗之类的动物,《小翠》中用狐狸替代了其他动物。报恩方式也由给恩人儿子送来妻子替代了帮恩人本人找到妻子。至于另外几个类型,《小翠》中也有类似现象。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小翠》在故事类型方面的民间特征。因为“在中国的民间故事中替代是屡见不鲜的。这种替代现象是民间故事发展的结果。”[5]至于多个母题的不同组合与母题变异,在民间故事中也是最经常不过的事。这一点恰如刘守华先生所说:“类型是就其相互类同或近似而又定型化的主干情节而言,至于那些在枝叶、细节和语言上有所差异的不同文本则称之为‘异文’。越是引人入胜的故事,它的异文也越多。”[6]
三、故事主人公的民间审美趣味婚恋故事在《聊斋志异》中所占比重最大。这些故事描写了人与人、神与人、鬼狐精怪与人之间的婚姻、恋爱、情感纠葛,塑造了一系列多情、善良、敢于与封建礼教抗争的男女主人公的形象。“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栏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7]蒲松龄一生潦倒,科举失败,郁郁不得志,《聊斋志异》正是他寄愤之作,也是他寄寓理想之作。但是或许因为蒲松龄一生大多数时间都处于社会底层,聊斋婚恋故事中的男主人公,往往穷困聊倒、孤独无依,有的虽是名士、才子,诗文满腹,容貌俊逸,但或是怀才不遇,或是未到发迹的时候,总之都还是脱不了“穷困”二字。这一点正与民间故事的趣味相符。关于男女主人公的恋爱过程,《聊斋志异》多半也倾向于民间审美情趣。民间故事的主人公,“通常是讲故事者所非常熟悉的劳动者、‘卑贱者’和最受压迫、虐待的人。如贫苦的农民、工匠、牧民、渔民、樵夫、妇女、仆役、学徒、‘愚人’等等。”[8]民间婚恋故事中的女主角也有可能是美丽的千金小姐、王宫公主,或幻想中的仙女、精灵。她们都富有同情心、正义感,知恩图报。她们往往出于对贫穷、孤单、勤劳的男主角的同情而嫁给他们为妻,或是被男主角的善行、孝心所感动而对他们心生爱慕。民间故事赋予女主角们与男主角同样的平民化、世俗化的生活能力。除了在有些故事的结尾恢复原形离去,在生活中,她们与一般的农妇、渔妇并无二致。与文人小说中的女主角侧重表现“美”、“才”不同,民间故事中对女主角更侧重其“善”。民间幻想故事中的女主角,比如《田螺娘》、《画中人》、《海龙王满足愿望》等类型的民间故事中的女主角,常常运用自己的特异本领为男主角变出高大的楼阁,做出无米之炊,织出人间绝无的精美布匹,尽自己所能去满足男主角的现实的、生存的需要。《聊斋志异》中的许多婚恋故事正是在这样的世俗生活的前提下发生的,不同于一般文人爱情小说的纯情雅趣。《小翠》中的女主人公小翠,仅是外貌“真仙品也”,其他方面却不符合文人们的理想,她既不会吟诗作对,也不善琴棋书画,甚至连温柔可人也算不上。她只会游戏玩耍,“刺布作圆,蹋蹴为笑”;“以脂粉涂公子作花面如鬼”。至于男主人公王元丰,更是“绝痴,十六岁不能知牝牡,因而乡党无于为婚”。和多数民间故事中的男主人公一样,是一个受歧视的、通过正常渠道不能获得家庭婚姻幸福的人。他甚至不知夫妻之道,十足是民间故事中常见的“呆女婿”、“愚人”的形象。即使医好呆病后,故事中也没有着力刻划他的才智,而是和其他民间故事一样,生动地叙述了小翠走后,他对妻子的思念。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感情,也不是文人理想中的爱情,而是纯粹的报恩行为。所以女主人公小翠虽然没有利用自己的法术直接为男主人公变出金钱财物,却帮他治好了癫痴,帮他们一家惩罚了对手。这样的安排其实更符合民间故事的现实的审美情趣。此外,像《云翠仙》中的男主角梁有才,“流寓于济,作小负贩。无妻子田产”,完全不符合文人言情小说中对男主角的审美要求。他与女主角云翠仙的结合也不符合文人们两情相悦的爱情与理想。至于“媪果送女至。入视室中,虚无有,便云:‘似此何能自给?老身速归,当小助汝辛苦。’遂去。次日,即有男女数辈,各携服食器具,布一室满之。”更是与民间故事中的情节吻合。《褚遂良》、《惠芳》等不论从情节方面来看,还是从男女主人公的美学意义来看,也与民间故事的审美趣味相一致。综上所述,虽然《聊斋志异》历来多被当作文人短篇小说集,其中的婚恋故事更是被看作封建时代落魄文人们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贤妻美妾的婚恋梦想,但如果对《聊斋志异》文本进行仔细解读,就应该发现其中所包含的两种话语方式———文人寄托与民间情怀。也就是说,无论是从审美的角度还是从话语的角度来看,《聊斋志异》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属于民间的。参考文献:[1]王青子.格林童话[M].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3.[2][7]蒲松龄.聊斋志异(铸雪斋抄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3][4]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5][德]艾伯华,著.王燕生,周祖先,译.中国民间故事类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6]刘守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8]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责任编辑 星全成)OnFolktaleFeaturesinLiaozhaizhiyiWANGQiu-pingAbstract:ThelovestoriesinLiaozhaizhiyiareusuallyregardedastheembodimentof’
第二篇：论《聊斋志异》的情节艺术
论《聊斋志异》的情节艺术
摘要：《聊斋志异》的情节艺术得益于对中国古典小说叙事艺术的借鉴吸收，其中悬念设置更能体现作家艺术个性；作家对情节的关注大于对人物的刻画。
关键词：聊斋志异；情节；人物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４１9 文献标识码：Ａ
《聊斋志异》长于情节，它往往能在短短的几千字甚至几百字之内，安排出曲折多变、跌宕多姿的情节。这种艺术效果与其神怪狐鬼上天入地、来去无踪的奇幻内容有关，更与作家处理情节的高超水平有关。关于小说情节多变的奥秘，毛宗岗曾有过一段论述，他在评点《三国演义》时说：“《三国》一书有星移斗转、雨覆风翻之妙。„„论其呼应有法，则读前卷定知其有后卷；论其变化无方，则读前文更不料其有后文。于其可知，见《三国》之文之精；于其不可料，更见《三国》之文之幻矣。” ［1］（P12-13）可知与不可料，其实就是常规与离奇。常规赋予读者推测情节发展趋向的可能性，离奇则让读者的推测走向相反的方向，给读者带来意外，由此刺激读者心理，唤起其紧张感与好奇心。应该说，离奇是更能体现作家个性的因素，不同作家对超出常规的选择会有不同的方向，可以说一千个作家会有一千种结果。但离奇又需以常规为基础，一味的离奇会使小说成为荒诞。在离奇与常规的这种辩证关系方面，中国古典小说表现出了很高的智慧。《聊斋志异》的情节艺术即来源于对这种智慧的体悟。
一、《聊斋志异》情节艺术的特征
《聊斋志异》的奇幻风格与晚明一些谈鬼怪灵异故事的文言小说相似，但其情节艺术更多是对《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话本小说等通俗小说的借鉴。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节奏变化
毛宗岗在评点《三国演义》时注意到了小说叙事的节奏变化：“《三国》一书，有笙箫夹鼓、琴瑟间钟之妙。如正叙黄巾扰乱，忽有何后、董后两宫争论一段文字；正叙董卓纵横，忽有貂蝉凤仪亭一段文字；„„人但知《三国》之文是叙龙争虎斗之事，而不知为凤、为鸾、为莺、为燕，篇中有迎接不暇者，令人于干戈队里时见红裙，旌旗影中常睹粉黛„„” ［1］（P14-15）
《聊斋志异》将节奏变化运用得十分纯熟，如《青凤》篇中耿生与青凤交往渐亲昵时，青凤却一下消失，“绝不复声息矣”。《九山王》中李氏族灭狐狸后狐叟发誓报仇，而紧接此剑拔弩张的却是“年余无少怪异”的平静。《促织》中成名受到官府杖打脓血流漓几欲自尽时，忽有求神问卜给予一线希望；待捉到俊健蟋蟀大喜之时，忽有成子人虫两亡之祸；夫妻抢呼欲绝之时，忽有人虫复苏之喜，并最终进贡受赏。可以说《聊斋志异》的每篇佳作都能非常娴熟地变换情节的节奏。但明伦将此种节奏变化归为“转”，他在《葛巾》篇的评语中说：“此篇纯用迷离闪烁、夭矫变幻之笔，不仅笔笔转，直句句转，且字字转矣。文忌直，转则曲；文忌弱，转则健„„”转即变化、异常，这确是聊斋小说情节曲折变幻的主要手段，但所谓异常总是相对于常规而言，一张一弛才足以令读者悲喜交加。这也正是但明伦“蓄字诀”的含义：“文夭矫变化，如生龙活虎，不可捉摸。然以法求之，只是一蓄字诀。„„蓄字诀与转笔相类，而实不同，愈蓄则文势愈紧，愈伸，愈矫，愈陡，愈纵，愈捷„„”但氏所言的“转”与“蓄”，实际正是伸缩自如的节奏变化。
第二，犯中求避
“犯”与“避”是毛宗岗、金圣叹二人都使用过的术语，“犯”即有意的重复，如金圣叹谓：“有正犯法。如武松打虎后，又写李逵杀虎，又写二解争虎„„” ［2］（P25）“避”即相同中的差别，如毛宗岗谓：“吕布有两番弑父，而前者动于财，后动于色；前则以私灭公，后则假公济私，此又其不同矣。”他论二者的关系说：“作文者以善避为能，又以善犯为能。不犯之而求避之，无所求其避也；惟犯之后避之，乃见其能避也。” ［1］（P11）
《聊斋志异》在处理“犯”与“避”的关系时体现了作家较高的艺术才华。如《张鸿渐》写了两次夫妻相见，不但逾垣叩户的相见经过相同，就连床头儿卧的细节也一如昨昔。虚虚实实之间，叙事显得摇曳多姿。《王桂庵》中也有两次别后相见的情节，一是梦中，一为现实，种种物色与梦无别，房舍亦如其数，所不同者唯有现实中舟女反应的谨慎与自洁。《西湖主》中则有梁生与陈生的两次相见，一为仙境，一为实况，真真假假，不由人生无限遐想。《白秋练》中吟诗治病的情节也出现了两次，只是吟诗的主人做了交换。仿佛之间，将两个因诗生情的少男少女之间的相恋相惜描绘得趣味横生。毛宗岗将这种“犯”“避”喻为“同枝异叶之妙”：“譬犹树同是树，枝同是枝，叶同是叶，花同是花，而其植根安蒂，吐芳结子，五色纷披，各呈异彩。” ［1］（P12）
第三，悬念的设置
悬念是小说家为吸引读者注意而经常使用的手段，传统手法大多先亮谜面而将谜底延宕以吊起读者胃口。《聊斋》不少篇章也采用此理。如《花姑子》中安生夜迷山谷，“一矢之外，忽见灯火，趋投之。数武中，�见一叟，伛偻曳杖，斜径疾行。安停足，方欲致问。叟先诘谁何。安以迷途告，且言灯火处是山村，将以投止。叟曰：‘此非安乐乡。幸老夫来，可从去，茅庐可以下榻。’安大悦，从行里许，睹小村。叟叩荆扉，一妪出，启关曰：‘郎子来耶？’叟曰：‘诺。’”这段叙述包含多个悬念：老者何以疾行？何以说幸老夫来？老妪何以知郎子要来？《西湖主》中陈生大祸临头之际，忽有一婢熟视曰：“将谓何人，陈郎耶？”少间来曰：“王妃请陈郎入。”这里就包含有婢女何以认识陈生、王妃何以要请入的悬念。像这样的悬念设置，一般需要提前埋伏好线索（一般称为伏笔），如《西湖主》开头交代的陈生义释猪婆龙，《花姑子》开头交代的安生喜放生即是。若无伏笔，则悬念会显得生硬而突兀，甚至有故弄玄虚之嫌。
实际上，《聊斋》小说多数悬念的设置更为巧妙，既无需预设伏笔，也无需后来亮出谜底，而是在不经意之间将悬念的设置与解开完成，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震撼，因而有更强烈的艺术效果，这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偶见�突，知复非人”的魅力。这种巧妙首先跟其情节推进的节奏变化相关。一般说来，《聊斋》追求的是一种快节奏的叙事以保持读者对情节的紧张感，但在小说矛盾冲突达到高潮时，作家却往往放慢速度，转向较为和缓轻松的其他事件或场面，从而将读者关心的信息造成一种悬置或延宕，由此构成悬念，这也就是金圣叹所谓的“写急事用缓笔”：“写急事不得多用笔，盖多用笔则其事缓也；独此书不然，写急事不肯少用笔，益少用笔则急亦遂解也。” ［2］（P742）缓笔的使用延长了读者的紧张心理，并易于在悬念解开时造成情感的强烈反差。
造成这种巧妙的更为直接的原因是叙述视角的自然转换。试看《孙必振》：“孙必振渡江，值大风雷，舟船荡摇，同舟大恐。忽见金甲神立云中，手持金字牌，下示诸人。共仰视之，上书‘孙必振’三字，甚真。众谓孙：‘必汝有犯天谴，请自为一舟，勿相累。’孙尚无言，众不待其肯可，视旁有小舟，共推置其上。孙既登舟，回首，则前舟覆矣。”这是一篇少有研究者注意的短文，因为主题实在算不上深刻，但从情节艺术的角度看，却能典型体现出《聊斋》的特色。短短百字，既无渲染，也无噱头，平淡的叙述却有波澜起伏的效果。细究之下会发现，这一效果主要得益于其视角转换的娴熟自然。开头是全知视角，叙事过程中不露痕迹地转入了众人的视角，而结尾又以孙必振的有限视角与此前的众人视角形成强烈的反差，由此造成强烈的震撼。叙述视角的自然转换正是造成《聊斋》小说“偶见�突，知复非人”的直接原因。又如《叶生》，开头以全知视角交代事件缘起，而“门者忽通叶生至”一句则在不知不觉中将全知视角转换为限知视角，对读者隐藏了叶生已死的信息，并与结尾部分其妻掷具骇走的同样是限知视角的有限信息形成反差。《聊斋》小说具有奇幻多变特征的作品往往都在视角的转换方面运用得十分娴熟和自然。应该说，视角变换的娴熟自然更多体现的是作家个性化的创新。
二、《聊斋志异》情节与人物的关系
考察《聊斋志异》手稿本中的修改情况，可以发现，作家为了快速推进情节，往往删去人物对话（影响情节内容时则将原稿中的直接引语改为间接引语），并删去大量的细节部分，如：《辛十四娘》中原句为：“公子出验之，怒曰：‘我待尔不薄，何遂逼杀婢子！’生百口无以自明，乃叹曰：‘悔不听妻言，以至于此。’执送广平。”改句为：“公子出验之，诬生逼奸杀婢，执送广平。”很明显，原句中楚公子的话将其颠倒黑白的阴险暴露无遗，冯生的叹息既写出其悔之不及的无奈，也回应了辛十四娘早已看穿楚公子险恶用心的前文。删后的改句则成为空洞乏味的叙述。又如《蹇偿债》中，原句为：“公忻然曰：‘尔能刻苦作生计，大好事。’立命授之。”改句为：“公忻然，立命授之。”在这儿，原句中的人物语言能够表现出李公对仆人改掉旧习的高兴，从而既可表现他对仆人的关心，也可表现他为人的正派，这也为下文王卓死后变驴偿债做了铺垫。而删掉对话后，改句中的“忻然”就成为空洞的描述，在人物刻画方面明显逊色。
《聊斋》中类似的改动还有不少。可见作家关注的是情节而非人物。为了保持情节对读者的紧张感，作家往往省略人物的行动、对话和心理，只在矛盾冲突达到高潮时才变换节奏，转入慢速度的叙述，通过一些富于生活情趣的细节将人物形象逐步丰满。
关注情节而非人物的特点透过许多完整篇目也可得到印证。如《王桂庵》一文，王桂庵与芸娘几经波折终偿所愿后，一句戏语又让事件陡起波澜；尽管不少评论者认为王的戏语符合其世家子身份的性格特征，但戏语之后的悲欢离合在表现人物方面实在了无新意，更兼文笔艰涩，既无生动的叙事，更无有助于表现人物的细节，作家以一种寥寥草草的心态匆匆交代了结局。因此，尽管从情节艺术的角度显示了《聊斋》小说一贯的一波三折的特征，但从刻画人物的角度看则无疑有画蛇添足之嫌。《阿宝》篇写一个为爱痴情的孙子楚，爱情的经过仍是一波三折，极富传奇色彩。等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满结局之后，作家似嫌尚不够神奇，又填上一段孙子楚死而复生的内容，奇则奇矣，但对于表现孙生性格也属蛇足。
曾有研究者以《阿宝》为例证明《聊斋》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并让人物性格推动故事情节 ［3］，其实，《阿宝》中的人物性格并无变化，作家用以表现人物性格的断指、遗魂、化鹦鹉三个事件并无层次感，它们表现的是人物性格的同一方面，即对于所爱女子的痴迷，不同只在于渲染的奇幻色彩有别。三个事件在表现人物方面既然是同一维度，何来对情节的推动呢？还有研究者以《聊斋》能写出多种人物之“痴”来证明作家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多样化和复杂性 ［4］，但论者忽略了不同的“痴”其实是见于不同篇目的，在同一篇中，像《阿宝》，作家极力渲染的只是人物性格的单一特征。因此，恰恰通过多种人物之“痴”的比较，我们发现作家并不关心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而只求将某一性格夸张到传奇的程度。
事实上，不独《聊斋志异》，中国古典小说有许多作品也有这样的特点。如《三国演义》，人物性格既不复杂，也无变化，曹操从小就奸诈，刘备从小就仁慈，人物一出现性格就定型了，至死也不会改变。因此，人物的每一传奇经历，都是对某一稳定性格的渲染。过五关表现的是关羽的忠义，七擒孟获表现的是孔明的仁慈与智慧，尽管在具体内容方面有“避”与“犯”的差别，但从表现人物性格来说，重复的情节只是对某一性格在同一维度上的累积罢了。
文学史上，对情节与人物孰轻孰重的认识有过分歧，如亚里士多德《诗学》认为悲剧中最重要的是情节，“六个成分里，最重要的是情节，即事件的安排；因为悲剧所摹仿的不是人，而是人的行动、生活、幸福，„„悲剧的目的不在于摹仿人的品质，而在于摹仿某个行动；剧中人物„„他们不是为了表现‘性格’而行动，而是在行动的时候附带表现‘性格’。” ［5］（P59）而黑格尔的见解与此相反，他认为：“性格就是理想艺术表现的中心。” ［6］（P300）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后者比前者更为科学，可以说二者的差别只是不同时期的不同欣赏习惯使然。因此，尽管中国古典小说对情节的看重与时下较为流行的“情节为人物服务”的观念相冲突，但由此断言这一做法已经过时尚为时过早。事实上，即使在当代的文学实践中，不少以情节取胜的作品也颇受人们喜爱，这其中包含的信息也许应该引起小说家对情节的足够重视。
参考文献：
［1］陈曦钟等辑校.三国演义会评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2］金人瑞评.三国演义［C］.济南：齐鲁书社，1990.［3］张伟.《聊斋志异》对唐传奇的艺术提升管窥［J］.东岳论丛，2007，（5）.［4］朱振武.论《聊斋志异》的三个创新手法［J］.蒲松龄研究，2000，（3-4）.［5］伍蠡甫、蒋孔阳编辑.西方文论选［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6］朱光潜译.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第三篇：论《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
论《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
[摘要]《聊斋志异》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塑造了形态各异的书生形象，从不同视角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深刻揭露科举制度的弊端，有力的抨击了封建婚姻制度，赞扬了反抗者不畏强权、与不合理得封建制度作斗争的反抗精神。[关键词] 《聊斋志异》书生形象憎恨邪恶 读书成痴 庸俗观念 好逸恶劳
“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寄托了作者对现实的深沉的孤愤。
纵观中国历史，科举情结和知己情结经过历朝历代的积累和强化，尤其是隋唐之后，已经成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根深蒂固于历代书生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中。到了清代，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塑造的书生形象尤其体现了这种文化内涵。这些书生形象既承载着历史文化的大的层面的内涵，即对科举情结和知己情结的传承；又寄寓着大的文化层面中具体的独特的作家个人的层面，即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书生，蒲松龄有着切身的科举经历和对知己的强烈渴求。从这些各具特色的书生身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对科举的狂热追求和对知己的强烈渴求。正确理解这种文化内涵，对于我们解读蒲松龄和《聊斋志异》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聊斋志异》是一部具有独特思想风貌和艺术风格的文言短篇小说，书中多数内容是以幻想的形式来谈狐说鬼，但内容却取材于现实生活，曲折地反映了蒲松龄所生活的时代的社会矛盾和人民的思想愿望，熔铸进了作家对生活的独特的感受和认识。每当我们谈起“聊斋”二字的时候，便有一种毛骨悚然之感，常与那些妖、狐、鬼、怪联系到一起，今天我要重要说的是《聊斋志异》中刻画的众多的书生形象，他们每一形象都独具特色，从不同视角深刻剖析了当时社会的现状，其中既有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又有对怀才不遇的不平；既有对贪官污吏的鞭笞，又有对勇于反抗，敢于复仇的平民的称赞。这与以往的、我们所司空见惯的书生形象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不单单表现一种外在的美，而且还有很强的时代特点，他们既有温文儒雅的一面，也有与封建官吏、封建制度、封建婚姻、封建世俗斗争到底的坚强决心和崇高的意志品质。下面我从四个方面分别介绍《聊斋志异》中的书生的不同形象：
一、不畏艰辛，百折不挠的与封建官吏进行顽强的斗争的书生形象
《席方平》是其代表作，此文借席方平在阴间为父伸冤的故事，重点刻画了席方平这一人物形象，他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下层劳动人民的典型。席方平的父亲席廉老实厚道，生前死后受尽了羊某的欺凌与压榨，羊某靠着钱不仅在人间飞扬跋扈，而且在阴间也大逞威虐，于是席方平便到阴间代父伸冤，他层层上诉，从城隍、郡司，乃至冥王那里都无济于事，但他却毫不气馁，毫不屈服，他坚定地表示：“大冤未伸，寸心不死”，“必讼”！面对席方平始终不屈，冥王便施用软的一手，让席投生富贵人家，但席不受利诱，绝食自杀，又归阴间。最后找二郎神告状，冤案才得以昭雪。此文揭示了在正常的封建法律诉讼途径无法得以昭雪时，只有采取血族复仇的手段。总之，主人公的冤案一天不得解决，便一天不停止斗争。席方平历经阴曹地府各级官吏以至冥王的种种酷刑，甚至被锯解肢体，始终不屈，亦不为利所诱，坚持斗争，直至胜利。这种坚毅顽强、百折不挠的反抗精神，也是现实生活中人间正气的写照。无论阳间还是阴间都是漆黑一片，作者借二郎神之口针对当时的时政进行了有力的抨击，抒发了作者忧愤感慨的心情。文中的席方平形象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为父伸冤，不畏千辛万苦，不怕千难万阻，勇于与恶势力作斗争，他不为利益所诱惑，毅然决然，深刻的表现了他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大无畏气概。
《向杲》一文中，向杲得知哥哥心爱的女人被庄公子霸占且哥哥又被打伤，他按照正常的法律途径层层上告，但却处处受阻，在万念俱灰的时候遇上了一位道士，得到了一件袍子，而随后变成了一只大老虎咬死了毒害哥哥的庄公子，而醒来却浑然不知。文中的向杲不是弱者，也不是孬种。而是命运的强者，是靠自己的力量报仇雪恨的英雄。文章有力的抨击了在封建世俗社会中在通过正常的法律进行层层上诉的情况下往往是有来无回。“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充分地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的黑暗。人们对正义的渴求往往寄托在非现实的理想上，当时的人民对法律的软弱和不公正，促使其起来反抗。
二、深刻抨击封建科举制度，并揭露社会黑暗的书生形象
《书痴》是其中一篇佳作，它描写了主人公郎玉柱爱书成瘾、读书成痴。他的痴，表现在家里贫困，什么东西都卖光了，只有父亲的藏书，一卷也舍不得丢弃；表现在他日夜读书，不管严寒酷暑仍不间断；表现在看见亲友来了，他也不懂得接待，寒暄几句话后，又高声读书，弄得客人不得不自己离开；表现在相信“书中自有千钟粟”的说法，表现在“书中自有黄金屋”之验，表现在深信“书中自有颜如玉”之说，表现在连夫妻房事都要颜如玉教他，学会以后还把这事到处说，这真是把书生的痴夸张到了极点。在颜如玉的强制督导下，郎玉柱逐步从书中走出，学会了琴棋书画，懂得了社会交往，由只具“书本知识”的书呆子，变成一个不仅对书本知识深有研究的，而且对社会现实能够掌握的人。他最后也是考得进士，做了朝廷巡察大员的。书中的郎玉柱本是一个读死书，死读书的人，然而经过颜如玉的督促，变成了一个对书的内涵理解相当透彻的书生。这一文章说明读书是重要的，书中记载着人类的知识和思想和经验；不读书，就不能很好地掌握科学知识、传承人类文化、提高自身修养，但要做到学以致用，才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篇文章批判了封建科举制度，深刻剖析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灵魂的禁锢与腐蚀。
《叶生》是《聊斋》中的名篇，故事写的是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但屡试不中。他因受县令丁乘鹤的赏识和接济，死后，魂魄追随丁公而去。他教育并帮助丁公的儿子连中三元，考中进士。文章中的书生可以说是满腹经纶，但当时的科举制度却制约了他们的发展，只是一味的追求条条框框。叶生这类书生对科举制度的重视和依恋，阻碍了他们本身的才华。他们从小就以求取功名为目的，寒窗苦读，都是为了通过科举实现改变自己人生境况。作者对他具有真才实学却“困于名场”，“所遇不偶”给予极大的同情，同时，作者又饱含热泪的揭露了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无奈与痴心。
《聊斋志异》中的读书人他们大多家境贫寒,如《陈锡九》中的陈锡九,但是他们同时又非常的有骨气,身上有一些闪光的品质,如正直,善良等，他们手无缚鸡之力却往往怀着济世救民的美好愿望.与这些正面的东西相反,蒲松龄塑造了一个时代特有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而从这个层面上来讲,这种特有的东西大都又是负面的和不堪的。
三、宣扬知己之爱的书生形象，批判了封建制度下的婚姻世俗
《连城》是一篇以宣传“知己之爱”的作品。文中的连城是史孝廉的女儿，知书达理，又精于女工。父亲以女儿的“倦绣图”为女儿征婚。乔生的诗受到连城的赏识，连城便假借父命，给乔生“赠金以助灯火”，乔生极为感动，称：“连城我知己也！”从此两人心心相印。但父亲史孝廉嫌乔生太穷，竟违背女儿意愿，将连城许配给一个盐商的儿子王化成。不久，连城患病，需要男子胸肉一钱，捣合药屑，才能把病治好。父亲派人告诉王化成，王化成不但不肯帮忙，反而讥笑。乔生听到此事。即刻前往，拿出刀来，割肉作药引。但史孝廉因惧怕王家，终不敢把女儿改配给乔生。只是设宴酬谢，以千金相赠。乔生愤怒至极：随即拂袖而去。连城派一媪安慰乔生，乔生重申“士为知己者死”，自己并不是贪图连城容貌，若连城是我知己，再见面时，“当为我一笑，死无憾！”这爱情确实达到了生死不渝的地步。后来，经过磨难，两人终成眷属。在文章中，连城的为了争取爱情和婚姻的胜利。可以生又可以死的书生形象突破了封建制度下的世俗婚姻。作者借文章歌颂了男女之间深挚的情感。
《瑞云》中的余杭贺生倾尽所有钱财，只求一睹瑞云芳姿;瑞云不以金钱地位取人，爱上贺生，他们的爱情故事在当时的社会都算得上轰轰烈烈，一掷千金和不以物取人，敢于面对现实爱情这都超出了当时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的庸俗观念贺生这个当时的书生形象是作者通过文章写出了爱情应建立在情感，性格，爱好一致的基础上，不以貌取人，更不能把婚姻建立在钱财，权势和其他世俗的考虑上，文章中歌颂了这种超乎形骸的爱情。
四、通过寓言形式，劝诫并讽刺了世俗民风的书生形象
《劳山道士》也是《聊斋志异》中家喻户晓的名篇，说的是一个整天梦想当神仙的书生去崂山学道，学了穿墙术就打算以此行窃，结果头上撞了很多包。此书生好逸恶劳、急功近利，偷机取巧，既想获得奇异的道术，又不想经过艰苦的学习和修炼。文章谴责那些好大喜功的人，有点一知半解但他们却认为可以通行天下，就象此书生一样一旦得志便全然忘记以前的艰辛和志向，变成了贪图享乐的世俗小人。这篇文章是作者对自己所处的那个时期的恶劣现象进行有力的批判。
《画皮》描写的是一书生名叫王生，被一美女相缠，此女为一恶鬼，后终因一道士解救才得以脱身。这个故事告诉人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被表象所迷惑。对于恶鬼，不能心慈手软，必须除恶务尽。对坏人慈悲，好人就要遭殃。席方平的持之以恒，成名的受苦受难，郎玉柱的读书成痴，叶生的名落孙山，乔生的为知己者死，贺生的突破旧俗，种种情形都与蒲松龄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他出身于一个逐渐败落的地主家庭，书香世家，但功名不显，学识渊博，蒲松龄19岁时，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考取秀才，颇有文名，但以后屡试不中，这些作品显然寄托了作者对自身的写照。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说：“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在这部小说集中，作者是寄托了他从现实生活中产生的深沉的孤愤的
总之,蒲松龄从自己的境遇出发,没有回避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和冲突,他所写的书生不仅仅是个人失意,寂寞的代言人.更是整个时代的变态制度下产生的畸形儿,而他的这种真实而不朽的书生形象更为后来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对封建科举制对读书人的戕害的风暴式的揭露作了不可忽视的铺垫。[参考文献]
1、山东大学作教授的马瑞芳《马瑞芳重校批评聊斋志异》，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2、但明伦《聊斋志异·序》
第四篇：论《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
陕西省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
论《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
姓
名 准考证号 指导老师 写作时间 联系方式
论《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
内容摘要：《聊斋志异》代表了文言小说的最高成就，风行天下。后人对《聊斋》的评价多聚焦于鬼狐仙女，本文将从这些女子的对立面——书生形象入手，重点分析书生形象
关键词：《聊斋志异》 书生
一、前言
《聊斋志异》,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作品，作者是蒲松龄,内容大体上分为四个部分，一、怀着对现实的愤怒，嘲讽和揭露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笔锋直写当时的封建王朝统治制度，二、作品通过自身参加科举的制度，写了科举制度的黑暗，对知识分子思想上的禁锢，三、通过狐仙和书生的爱情，歌颂了美好的爱情，对美好的爱情向往，写出了许许多多书生的形象，四、部分小说有预言警示的作用，引人入味，让人反思。关于《聊斋志异》，人们习惯上关注的是狐仙鬼怪，往往文章也多是关于狐仙鬼怪的，甚少提及别的，今天我从狐仙鬼怪的对立面展开，浅谈一下《聊斋志异》书生的形象。
二、分析《聊斋志异》书生形象前，我们首先要明白什么是书生，书生如何发展产生的。
书生，简单说就是读过书的人，古时多指儒生，现今称之为知识分子，我们统一称之为读书人，古代，士农工商，商为末流，虽有钱但社会地位不高，而士就是读书人，社会地位最高，出仕为官，直接可以为统治阶级服务，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读书人科举中的，不但可以光耀门楣，自己也可以出仕为官，成为士大夫一员，相反，考试失利，没有功名，穷书生一个，不受人待见，小说范进中举中主人公范进，中举前后自己的变化，周围人的变化，可以看出功名的重要性——他可以让一个人由正常变疯癫。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正统的思想，儒家讲求入世，入朝为官，施展自己的报复为统治者服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他们的终生追求，隋唐以后，特别是宋朝，科举制度的建立，程朱理学的进一步强化，读书考试成为了入官的唯一途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了读书人的人生格言，并为此而奋斗终生，反过来，官员全部是读书人，从政治上保证了士大夫精英知识分子地位，至此，士大夫在宋代完全成型。读书人入朝为官，从古至今都一样，古有科举选拔，今有公务员考试制度，不同处现在考试更加公正，透明，王安石科举为官，文学上的成就不必说，政治上倡导改革，改变宋代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亲自主持变化，变法从理财入手，颁布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等措施，变化虽然失败，但部分得以保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宋代积贫积弱的现象。秦桧，同样是科举入朝为官，善于经营，迎合上司，官拜丞相，权倾朝野，但此人不思为国报效，造福百姓，一味只顾自己的利益，卖国求荣，间接害死岳飞，使得南宋更加积弱，上两则材料告诉我们，读书人入朝为官，有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的人会为官勤政，造福人民，错误的价值观人生观阻碍国家的发展，损害人民的利益，不但古时如此，现今社会也是一样，人民的好公仆，党和国家的忠诚卫士杨善洲，在职期间，带领大家兴修水利，发展粮食生产，改变山区的贫穷面貌，退休放弃进省城疗养的机会，带领群众防护治林深受人民的爱戴，而刘铁男，雷政富之流，利用职务便利，谋求个人利益，侵害国家的财产，人民的财产，最终受到法律制裁。
三、聊斋志异塑造了不下百人的人物形象，在这人物画廊中，书生的形象占据了大多数，可见蒲松龄对书生的喜爱，我想大概有以下两个方面原因。
(1）蒲松龄自身的原因
1、蒲松龄，生活在明末清初的七、八十年代，这个年代是封建社会比较黑暗，腐朽的时期，官僚残暴掠夺，使原来已经激化起来的社会矛盾，更进一步尖锐起来，清初，统治者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除了用硬的一手，还采取软的一手，即笼络和拉拢，他们把眼睛看向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书生，采取科举的方式（主要考八股)，拉拢做官。蒲松龄的家庭是一个书香门第，世代攻读诗书，但却都际遇不佳，到了蒲松龄，仕途的道路上不比前辈幸运，一直到72岁高龄市才得到一个岁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科举对蒲松龄这一类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一方面这样选拔了知识分子入朝为官，使得贫苦大众学子可以入朝为官，他们出生贫寒，有着基层的生活经历，入朝为官后，可以更好的为官，造福一方，另一方面学子们把毕生的精力用于八股上，造就学子们读死书，束缚了思想，成了统治阶级的工具。明代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但同时也正是由于蒲松龄科举的失败，才可以创造出聊斋志异这样的作品，如同张继科举失败写出枫桥夜泊一样，流芳百世。作者科举失败，但不看清自己，现在我们假想一下，当时蒲松龄科举中的，光耀门楣，安安稳稳的当官，老老实实为统治阶级服务，会有聊斋志异这样优秀的作品吗？我想是不会的。
2、蒲松龄对于科举制度的认识也是充满矛盾的，在他亲身经历科举的失败中，深刻体察中科举制度的弊端，但他同时又为自己不能取得功名而悲叹，但是值得我们称道的是，他安贫乐命，而不去趋炎附势，他以生动的笔触，揭露了考场的黑暗，社会的黑暗，这是作为文艺家蒲松龄现实主义的胜利，在蒲松龄的笔下，对那些热衷于功名利禄的书生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讽刺，笔锋犀利，毫不留情，对那些正直的书生进行了深切的同情，纵观《聊斋志异》知识分子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作者科举长期失败，精神备受折磨，只有通过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找到宣泄口，缓解自己的这种心情，对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观察的非常深刻，因而笔下的书生形形色色，生动感人，给我们以美的享受。
(2)书生自身的品德
1、书生们出生贫寒，品德高尚
我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强调“修身养性”，强调道德的自我完善，他们具有悲天悯人的高尚情怀，他们代表了社会道德的最高水平。生活当中，他们憨厚老实，待人诚恳，富有同情心，狐仙们往往被这些善良的品格所打动。
书生们首先是仁慈的，善良的天性使他们善良对待每一个生物，虽然他们还没有做到“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但他们对身处险境的动物们还是主动伸出救援之手，而这些被救的小动物们出于报恩的心态，往往化为美女以身相许，或者把自己家中的女孩嫁给这些书生。比如《花姑子》中安幼舆，为人善良，喜欢放生，有一次从猎人手下救出了一只香獐，香獐把自己的女儿花姑子嫁给了安生。
这些书生们不仅善良仁爱，而且有同情心，有正义感，为人仗义，碰上别人遇到难处时，她们总是鼎力相助。《聂小倩》中的宁采臣，听了女鬼聂小倩请求他把她的坟迁走，以免受其他鬼的欺凌。宁采臣就爽快的答应，把聂小倩的坟牵到自己书房的旁边，使她不至于一个人在孤独的旷野里的生活。
从自己本身的为人来讲，书生们也是世人的楷模。他们有孝心，有责任感，知恩必报。比如，《钟生》中钟庆馀，到济南参考，听说母亲病重，连考试也不参加就要回去，说：“母亲去世而不去见她，那就连人都不能做，即使贵为公卿宰相，又能够增添什么荣耀呢？”
这些书生这么做时，都是自然而为，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有什么回报。但是，他们的善良、仗义和诚实都感动了这些妖仙们，他们或自己倾心相投，或以女相嫁。虽然这中间有一些报恩的成分。但也说明狐仙们很有思想，很有见地。在婚姻中，人的品质往往比金钱更重要，书生们对别人都那么好，对自己家里人肯定不会错，跟这些善良的书生们在一起过日子，绝对不会受苦受累，哪怕就是吃苦过日子，和相爱的人在一起，对狐仙们而言也是一种幸福。
2、重情痴情，书生们的爱情感人至深
善良的品格，是一个好人，一个好人不一定就是一个好爱人。一个好爱人除了是一个好人之外，还应该是一个对爱情非常忠贞的人。而书生们恰恰就是人们所说的人。文人多情，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他们长期受书本中爱情故事的熏陶，对爱情有美好的想象，他们虽然多情，但决不滥情，一旦爱上，就如痴如狂，忠贞不二。就像李商隐所说的那样“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聊斋》中的书生们就是这样痴情的男人，这些痴情的书生们，一旦爱上，就痴迷于爱情之中不可自拔。如《阿宝》中的孙子楚，爱上阿宝，他的灵魂竟然离开了躯体，随阿宝而去，后来，他的灵魂又变成一只鹦鹉，每天陪伴在阿宝的身边，阿宝被感动了，终于答应嫁给了他。
书生们的爱情，还表现在他们的爱不是建立在对方容貌的基础上，他们更重视精神上的相恋。比如《瑞云》中的贺生，曾经仰慕杭州名妓瑞云，舍尽家财来见瑞云一面，瑞云为他的才华和痴情所感动，对他十分殷勤，两人吟诗唱和，贺生爱上了瑞云，但因为两人的地位相差太过悬殊，贺生只好把爱埋在心底。后来瑞云变得十分丑陋，在妓院当仆人。贺生听说了，就变卖家产把瑞云赎了出来，并要娶她为妻，瑞云不肯，贺生就对她说：“人生所看重的是知己，你得知的时候把我看作是知己，我岂能因为你倒霉变丑就忘掉你呢？”于是不顾其他人的反对和讥笑，娶瑞云为妻子。
无论是狐仙还是凡人，她们也是女人，他们也渴望真爱，也希望有人关爱他们，呵护他们，但是，在其他人那里，她们享受不到书生们这种全心全意的关爱，只有书生，把她们当作自己心中的宝贝，把自己的爱全身心的投在她们身上。
3、琴棋书画，书生们的生活很有情趣
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追求这样生活的，往往只是浅薄的人，而层次高的人，往往会追求一种“诗意般的意境”，而这种诗意的生活就是书生们所过的“琴棋书画”的惬意生活。书生在日常生活上是困乏的，但是书生们的精神生活是高雅的，他们能够把平凡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他们饮酒作诗，对花饮酒，生活中还少不了琴棋书画，这也给生活增添了无限情趣，生活中有了音乐，生活就有了情趣。温如春喜爱弹琴，他遍访名师，终于学成绝技。从此，弹琴就成了他生活的一个部分。在一次有一次，他在人家的茅檐下避雨，夜长无眠，他就弹琴自娱。优美的琴声打动了女鬼宦娘，对他产生了爱意。苦于阴阳两隔，不能以身相许，就促成了他和葛家少女的婚姻。这种诗意的生活吸引了较高素质的狐仙们，比如，《白练秋》中的慕蟾宫，读书成瘾，父亲要他做生意，他在看守货物的时候，也手持书卷，吟诵不停，白鳍豚精白莲秋听到他的吟诗后，竟然相思成病，不吃不喝，请自己的母亲前来做媒。当然，慕蟾宫给他治病也很独特，接连给她朗诵了王建的“罗叶依依”她的病就好了。
四、《画皮》和《娇娜》赏析
社会的黑暗，科举的失败，仕途的不如意，一切的不顺心在《聊斋志异》作品上都得到了体现，与其说写书生，不如说写作者自己。500来篇小说，百十个书生人物，千姿百态，个性鲜明，每个人喜欢的人物都不一样，我印象最深的是《画皮》的王生和《娇娜》的孔生。小时候看电视聊斋，黑白电视，每当看到画皮时，一个人偷偷用手捂住眼睛，听着渗人的音乐，偷偷的从指缝间看电视画面，看到女鬼换皮时吓得毛骨悚然，但也因为害怕，在害怕的驱使下看完，直到现在也是记忆深刻，后天岁数大了，看了小说的原著，对小说有了自己的一点见解，不在只是单纯的看热闹，小说的故事情节大致是，太原王生，早行路遇一女子，带着包袱吃力地行走在街上，王生赶上帮忙，见其美，艳羡，问她为什么一个人独自在路上，女子告诉王生父母贪财将我许给富翁，富翁妻恶，对我打骂，受不了离家出走，王生将女子带入书斋，与之同居暂住，几日告知妻子，妻子怀疑别家小妾，劝送回，王生不理会，一日路上偶遇一道士，导师告知王生身上有邪气，碰见妖怪了，王生不信，回家透过窗户看见女鬼样子才信，道士送浮尘保命，谁知女鬼恶毒，杀掉王生，道师闻之大怒，杀死女鬼，王妻忍辱负重救活王生的故事。小说情节并不复杂，人物有王生，王生妻子，女鬼，道士几个主要人物，在较短的篇幅刻画的人物形象生动，妙味丛生，足见作者文笔老辣，王生这个形象刻画相当突出，王生好色之徒，本有妻子，然则见色起意，将陌生女之带到书房与之苟合，无视家庭伦理道德，王生狂妄之徒，与女子同居数日，明目张胆将此事告诉妻子，胆大妄为，根本不将妻子放在眼里。所以说王生纯粹的一个色胚，见色起义的代表。而小说娇娜讲述了一个圣人的后代孔生，一日偶然遇见皇甫公子，并成为挚友，在府中教书，孔生看到婢女香奴，惊叹于香奴的美貌，渴望能有像香奴一样的妻子，之后孔生生病，皇甫公子让妹妹娇娜前来为孔生医治，孔生又见到娇娜的美貌，一见钟情，患了相思病。皇甫公子带他去松姑，孔生又觉得松姑也很美丽，与其成亲。时隔多年，孔生与皇甫公子再次相见，皇甫公子说出了他的真实身份，他们是狐狸所变。现在有雷霆之劫，并希望孔生能冒生命危险，救其全家。孔生答应了，雷霆风雨来的时候，他好像看见娇娜被鬼怪带走，毫不犹豫地用生命救下了娇娜。娇娜幸存，以仙术将孔生起死回生。娇娜形象生动活泼不必细说，我们重点赏析孔生的形象，作者对孔生的描写重点用了动作描写，语言描写，心理描写，作家笔下，孔生有些愚钝。空废很久的房子里，走出一个神采奕奕的少年，他没有生疑，反而聊得很投机，成为座上客，二人还成为朋友后，更为典型的是，孔生要郊游，看见门从外面锁着，皇甫公子解释说，家父担心郊游扰乱意念，所以谢绝来客。孔生居然相信了。也许是愚钝所致，孔生有些痴情。当他见到貌美的香奴，“目注之”，盯着她看，并认为自己的妻子一定要像香奴这样的。而见到娇娜，孔生“嚬呻顿忘，精神为之一爽”。他的神态因娇娜的出现而骤变，再一次因美貌所动情。作家的一处心理描写将孔生此时的心理刻画到了极致，他因为想和娇娜呆在一起，做手术不仅忘了疼痛，还担心手术快速完成，而不能这样继续待下去。这一处心理描写，表现了孔生对娇娜的一见钟情。娇娜走后，孔生陷入到相思之中，他回忆着娇娜的美貌，不再看书，呆呆坐着，觉得做什么都无聊。这一处细微动作描写，表现了孔生的对娇娜的痴情。当皇甫公子说已经帮他物色到了佳偶，孔生“凝思良久”，想了很久，说不用了。又面壁吟诵了一句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暗示了除了娇娜，谁也不要，以抒胸臆。这一处描写，既表现了他对娇娜深深地爱，也呼应了开篇作者介绍的他的性格含蓄儒雅。数年后，孔生又遇到了皇甫公子，问候境况，问妹子，已嫁；岳母，已亡”。这问候的顺序，向读者表明了，孔生即使有着幸福的家庭生活也没有忘记娇娜。在解救皇甫公子一家时，他看到一个形似娇娜的人被鬼怪抓走，他毫不犹豫，跳起来，刺杀鬼怪。一个急字，隐含了他对娇娜的深情。作家借助细微用词，很好地刻画了一个痴情，愚钝的书生形象。作家通过情节，表现了娇娜与孔生的感情。他们的感情由平凡的爱情，逐渐变为更高层次的精神的交流。娇娜第一次出场时，孔生便一见钟情，甚至忘了自己做手术的痛。作家为我们描述了做手术的场景，金钏，佩刀，红丸这些工具在肿起的地方动来动去，读至此处，读者都能感到手术有多疼,“紫血流溢，沾染床席”，这一描写更让读者仿佛感到切肤之痛。然而孔生却全然不知，反衬出了他此时对娇娜的爱，危难时刻见人心，当娇娜遇难时，孔生仗剑保护，不顾自己安危舍身救了娇娜，当娇娜醒来，娇娜的真情像火山一样爆发：孔郎为我而死，我何生矣！以舌度红丸入，又接吻而呵之。”娇娜称孔雪笠为孔郎，加上一系列亲昵的动作，我们可以看出，娇娜对孔生也有至深的感情，作者在塑造娇娜和孔生的艺术形象同时，歌颂和赞扬了二者之间超越世俗的友情，从他们的友谊中我们可以看出蒲松龄所要弘扬的一种超越世俗的友情，男女之间不仅可以有爱情，更可以有友情，纯粹的友情，但生命收到威胁时，可以为你舍身忘死的友情，就如同小说娇娜和孔生一样。孔生就是蒲松龄书生形象善的代表，真君子也。是作者更理想化的人物，在当时黑暗的社会，作者作为一个富有正义感，生活在下层的知识分子，他熟悉和知道人民的生活，同样的也善提取社会意义矛盾冲突，在矛盾冲突中塑造人物。塑造孔生这个人物，表达了作者对友情的赞扬，对人性的歌颂，就如同给当时黑暗的社会一抹阳光。
五、《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比较
《聊斋志异》对书生刻画形象生动，借狐仙鬼怪、书生的形象揭露社会黑暗，批判了科举制度。在同一时期，《儒林外史》也是用白描的手法讽刺写出社会黑暗，科举的摧残人性，两者有很大的相似性，我们不妨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两者都写了书生，通过书生揭露了社会的黑暗，腐朽的科举制度，同样的在讽刺艺术上两者变现也不相同，首先，在题材的选取上，《儒林外史》着重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题材，而《聊斋志异》则选“小”题材，以小见大，讽喻时弊，《儒林外史》所写尽是“儒林中人”，天下儒生何止千万，这样选择有有代表性的题材十分重要，许多人情世态都是当时社会上常见的,作者抓住了这些材料,加以典型的概括, 例如，范进在发迹前受尽冷落,向胡屠户借钱, 被胡屠户一口唾沫啐在脸上, 骂了个狗血淋头, 一旦范进中举,胡屠户马上改口他为“贤婿老爷”, 还夸奖他“才学高,品貌好, 就是城里头张府、周府那些老爷, 也没有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前倨后恭，刻划出当时的世态，蒲松龄善于选取“小题材”反映、揭露黑暗社会的“大现实”，《梦狼》就是其中杰出的一篇，白老汉思念在外地做官的儿子，但却惊愕地梦见儿子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环视四周，白骨如山。更有甚至，儿子竟然想以死尸招待老爸。原来儿子因为官不仁，早已变成恶狼。故事惊悚至极，深刻地讽刺当时岁月贪官如狼似虎的社会现实 社会的黑暗, 官吏的谄媚, 人民的疾苦, 反映得淋漓尽至。其次，在讽刺手法的运用上，也有不同。《儒林外史》采取广泛而又强烈的艺术对比手法, 从正面进行讽刺抨击。《聊斋志异》则采用较为曲折的方法，讽刺的力度更强。在塑造人物时，《儒林外史》不直接写，而是通过对比，周围坏境的对比，周围人的对比，在字里行间透漏深刻的意见，引导读者进行评判，爱其所爱，狠其所狠，王冕、杜少卿等是作者理想中“振兴世教”的人物，这些人物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功名富贵采取否定的态度, 并敢于蔑视封建统治阶级的权势，他们的对立面,就是匡超人、牛浦郎等一批堕落的儒林人物，匡超人伪造文书、代人考试、修妻再娶、忘恩负义。牛浦郎为了结交官府, 贪图名利, 竟冒名牛布家, 进行招摇撞骗,后来原形毕露，通过对比,说明这类人物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必然产物, 从他们身上可以看见功名富贵腐蚀人心的恶劣影响，从而达到作者成文的目的。而《聊斋志异》指桑骂槐，含沙射影，是一种非常隐晦曲折的讽刺手法，它含沙影射, 不露痕迹, 请看《劳山道士》一个整天梦想当神仙的书生好逸恶劳爱读求仙修道之书一日他看书入迷幻觉中自己到了山上三清观，拜一位老道长为师老道长给他一把斧头叫他明日起上山砍柴日复一日王七吃不得苦便想偷溜回家忽视两个老道士向三清观走来他忙躲在一边见二人穿墙而入王七吃惊求师父教他穿墙之术也算不枉此行最后他学了穿墙术老道长劝他不能以此为非作歹否则仙术就要失灵他回到家不顾妻子劝诫就打算以此行窃结果仙术失灵他的头上被墙撞了一个大包，讽刺了做事投机取巧，懒惰成性的人 第三、两部作品所形成的气氛不同，《儒林外史》在他的讽刺人物的喜剧性行动背后,几乎都隐藏着悲剧性意识,只不过吴敬梓喜剧中的悲剧笔触不像一般悲剧那样浓烈，而是一种辛酸之情，如范进因中举而发疯时的种种丑态，让人感到好笑的同时还有一种酸楚。《聊斋志异》有高度的艺术性,充满了幽默和诙谐, 在令人喷饭之余又拍案叫绝，从而达到针砭时弊、抑恶扬善之目的，通过上面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儒林外史》与《聊斋志异》同是讽刺性作品，但是它们的风格是不同的。虽然运用相似的手法，可是达到的艺术效果也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是我国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揭露了社会的黑暗，科举对人性的摧残。
七．结尾
《聊斋志异》是优秀的文言小说，其书生形象刻画的尤为出彩，值得以后人借鉴学习，作为新一代的知识分子若想真正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壮举，就更应该努力学习以适应现今快捷多变的时代。
参考文献：
［１］李厚基 韩海明.人妖鬼狐的艺术世界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3 ［２］弗洛伊德著 杨韶刚等译.弗洛伊德心理哲学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7 ［３］蒲松龄研究集刊三
北京：齐鲁书社出版发行.1982.7 ［4 ］网络资源.
第五篇：论《史记》对《聊斋志异》的影响
摘 要:《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在记录历史变迁,反映社会现实,刻画人物形象诸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聊斋志异》深受《史记》影响,成为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本文拟从创作精神、人物运用、行为笔法、语言借鉴等方面探讨《史记》对《聊斋志异》的影响,寻找《史记》对《聊斋志异》的启迪,总结我国古典小说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关键词：史记 聊斋志异 影响
《史记》是司马迁遭受宫刑后,为泄胸中愤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创作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千余年后的《聊斋志异》,是蒲松龄穷困潦倒的一生中满怀孤愤和不平,寄寓胸中悲愤,借花妖狐魅来赞誉人间真善美,借阴曹地府影射社会黑暗污浊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这两部著作成为中国古代文苑里盛开的璀璨的奇葩。虽然相距千余年,但是《史记》在反映社会现实、揭露社会黑暗、刻画人物形象、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都潜移默化地影响到《聊斋志异》的艺术创作《聊斋志异》正是吸取了《史记》的艺术精华,才取得了文言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
一、创作精神的继承
《史记》这种反映社会现实,揭露黑暗,同情弱者和人民群众的精神,深深地影响到千余年后的《聊斋志异》。《聊斋志异》中的绝大多数小说,是作者蒲松龄根据当时民间传说故事经过艺术创作而成的文言短篇小说。他运用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塑造了形象鲜明性格突出的花妖狐魅,描绘了阴森恐怖的阴曹地府,曲折地揭露了清王朝的政治黑暗,暴露了统治阶级的昏庸腐朽以及贪官污吏敲诈勒索人民群众的罪恶,歌颂了人民群众善良纯朴的美好品德,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一）批判精神的继承
《史记》在记录历史反映社会现实上,对历代帝王采取了“采善贬恶”的态度,忠于历史,实录历史,真实地记录统治阶级的卑琐行径,揭露他们的丑恶面目。如《史记》真实地记录了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少年时期,“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的无赖行径,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刘邦在沛时,被楚兵追得急了,为了逃命,一连三次把女儿推下车去。在广武战场上,当项羽以烹其父亲相威胁时,刘邦竟然说出:“吾翁即若翁,必欲烹尔翁,则幸分我一杯羹来”的话来。这些生动事例深刻地揭露了刘邦的凶狠丑恶自私卑鄙的嘴脸。司马迁这种不畏强权,坚持真相的行为,是需要多么大的胆量啊。
《聊斋志异》继承高扬大无畏的批判精神,尖锐地描写了封建统治者的荒淫昏庸,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奢侈淫逸腐朽的本质。如《促织》一文真实地描写了皇帝不理朝政,整日逗促织玩耍,各级官吏为了媚上邀宠,乘机变本加厉地敲诈勒索人民群众,造成人民群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民不聊生的悲惨下场,从而曲折含蓄地流露了作者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憎恶之情。
（二）弘扬歌颂真善美的优良传统
《史记》歌颂了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赞美侠客义士的高尚气节,歌颂了忠臣良将的历史业绩和仁人志士的优秀品德。司马迁歌颂农民起义领袖陈涉首先发难之功,肯定了他的历史作用,把他列入“世家”,与帝王将相同列。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真实地记录了历史上著名的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三件历史事件,刻画了项羽叱咤风云、勇猛豪气的盖世英雄形象,满腔热情地歌颂了项羽刚正不阿、豪爽秉直的性格特点。作者描写项羽的悲惨结局,回忆起自己的不幸遭遇字里行间渗透了自己的悲愤之情。
蒲松龄借鉴《史记》的“采善贬恶”的手法,在《叶生》这篇小说中详细地描写了贫穷书生叶生的坎坷经历。叶生才华横溢,少年成名,但生不逢时,命运艰辛,屡试不第,仕途不彰,穷困潦倒终其一生。作者满怀深情地歌颂了叶生不甘命运摆布努力奋斗的拼搏精神。叶生的坎坷经历,和作者的悲惨遭遇极其相似。作者悲愤之情,愤怒之火,不平之气,借叶生这个精心塑造的艺术形象,犹如滔滔江河决堤,一泻千里,痛快淋漓地宣泄出来。总之,《聊斋志异》塑造了一批天真乖巧可爱纯真的花妖狐魅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者形象,悲痛地叙述了他们的悲惨遭遇,热情地赞颂了他们身上的淳朴善良、忠贞纯洁、豪爽无私的美好人性和甜蜜温馨,美满幸福的爱情生活,流露了作者压抑愤懑之情。
二、《史记》中的人物故事在《聊斋志异》中的运用
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了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和故事，像管仲、鲍叔牙、廉颇、蔺相如、毛遂等人物和管鲍之交、毛遂自荐、完璧归赵等故事皆为人所熟悉。蒲松龄对这些人物和故事更是烂熟于胸，在《聊斋志异》中，经常用《史记》中的一些人物和故事来比附和评论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如《酒友》中写车尘，家贫而又弃酒，每夜必饮，“床头蹲常不空”。一夜发现一狐醉卧其旁，“不忍惊覆，衣加臂，与之共寝”，半夜，狐醒，“起拜榻前，谢不杀之恩”。生口:“我病于曲业而人以为痴，卿，我鲍叔也。必不见疑，当为糟.庄之良友.”这里的“鲍叔”指的是《史记·管晏列传》中的鲍叔牙。管仲与鲍叔牙相交，经常多取钱财，谋事不成，但鲍叔牙始终认为甘仲是个人才后把其举荐给齐枢公终子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所以管仲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酒友》中的车生视狐精为知己把醉狐比成鲍叔牙.、管仲。
三、《史记》的行文笔法为《聊裔志异》所模仿
《史记》在行文笔法上:最主要的特点有二：一是“寓论断于叙事”；二是“太史公曰”的评论。
（一）“寓论断于叙事”
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六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序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寓论断于叙事”也就是在文中不用专门说一些议论的话.而是在人物事件的叙写中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这一手法为蒲松龄所吸取，在《聊斋志异》中用的较普遍。如《八大王》篇中写冯生语：“此间有此等令尹，辱寞世界矣!幸是旧令尹，假令新令尹，将无杀尽途人耶?”这是借冯生的话批评地方官。又如《王十》中借阎王的话揭示世界的是非颠倒等。《聊斋志异》模仿《史记》叙事中寓观点、情感的笔法，用的极为普遍，除以上诸篇外，还有《昊令》、《于江》、《田七郎》、《鸦头》等篇，作者的观点、情感尽寓于叙事之中。
（二）“太史公曰”
“太史公曰”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亲自出面对人物事件的评论。《史记》中共有“太史公曰”一百三十余条，且形式灵活，多数在文章的结尾，有的则在篇首或篇中。《聊斋志异》模仿《史记》“太史公曰”，每于文中发些议论，名为“异史氏曰”。
这里我们应该指出的是，《聊斋志异》在对《史记》“太史公曰”进行模仿的同时，也是有所改变的，尤其是在感情的抒发上，往往比(史记》中的“太史公日”更激烈，更痛快。如《向呆》中曰:“天下事足发指者多矣。使怨者常为人，恨不令暂作虎!”《梦狼》中曰:“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郡官不为虎，而吏且将为狼，况有猛于虎者耶?’，《伍秋月》中曰:“余欲上言定律:‘凡杀公役者.罪减平人三等。’盖此辈无有不可杀者也!”这等议论极为贴切，又极痛快，激情横溢，热烈灼人，可作声讨脏官恶吏的檄文来读，具有激动人心的感人力量。
四、《史记》语言为《聊斋志异》语言所借用
司马迁是伟大的语言大师，他撰写的《史记》，语言浅近、活泼、朴实、生动，极富表现力，因此.蒲松龄在写《聊斋志异》时，把《史记》中的一些语言，借用或化用过来叙述、描写故事中的人事。如《叶生》篇中写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而所遇不偶，困于名场”。遇知己丁乘鹤后，丁为其“游扬于学使”。但仍考试不中，悲愤交集，病卒化为鬼，做丁氏子师。“公一日谓生日：‘君出余绪，遂使孺子成名。然黄钟长弃若何!’叶生回答：“是殆有命。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愿亦足矣。’”叶生“非战之罪”的话，用的就是《史记·项羽本纪》垓下之战中项羽的“非战之罪”的话。
以上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说了《史记》对《聊斋志异》的影响，《聊斋志异》对《史纪》的继承、吸收、模仿、学习。《史记》和千余年后的《聊斋志异》之间架起了一条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通道。《聊斋志异》继承发扬了《史记》的发愤著书的创作精神,进一步丰富了小说思想内涵,发展完善了古典文言小说的艺术技巧,使中国小说艺术之花绽放得更加绚丽多彩。
参考文献
〔1〕于非.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2〕张友鹤.聊斋志异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