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聊斋志异》中的侠义形象分析

第一篇：论《聊斋志异》中的侠义形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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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摘要 Abstract 前言·············································3

一、侠的来源······································3

二、侠女复仇型····································4

三、仙人行侠型····································6

四、以性行侠型····································8

五、男侠形像······································9 注释··············································11 参考文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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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发展的最高峰，在以志怪传奇为特征的文言小说中，最富有创造性，文学成就最高，正是凭借这部作品，蒲松龄被国际上称为中国短篇小说之王。《聊斋志异》是一部包罗万象的书，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基本上反映了中国清朝初期的社会状况。《聊斋志异》中写了不少侠士，其中的侠义形象的塑造既借鉴了中国传统的塑造方法，又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他和以往描写的侠客不同的是女性不再是以武行侠，而又加入了以性行侠这一特异性，同时男性行侠又加入了仙人行侠。这些创新对下侠义小说来说是一个伟大的突破，为侠义小说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 ：女侠；以性行侠；特异性

Abstract

Strange is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novel peak Zhiguai legendary in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 featuring the most creative, the highest literary achievement, it is by virtue of the novel, Pu was internationally known as a short story of the Chinese Wang.Ghost Story is a book all-inclusive, involving all areas of society, basically reflects the social conditions of the early Qing Dynasty.Liaozhai Knight write a lot, of which the next image knight both from the traditional method of shape, and the breakthrough innovation.Knight before it and the difference is no longer a single woman to Violent-crimeAnd joined the Xia to the specific sexual activity, while men also joined the line-Xia Xia immortal line.This is the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novels is a great breakthroug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valrous novels provides a new way of thinking.Key words：

Woman

Rise in sexual activity

Specif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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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中的侠义形象分析

前言

《聊斋志异》成书于清代初年，正是白话文小说发展兴盛，文言小说衰败的时期。然而《聊斋志异》却用文言文写成，被后世称为“文言小说之集大成者”。

〔1〕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先生曾评其为“以承晋唐小说” “用传奇法而以志怪”。《聊斋志异》确实是一部划时代的伟大的作品，它题材广泛，堪称一部生活百科全书，人情，民俗，科场内外，吏治，商业活动，民间工艺各个领域无不有所涉及。《聊斋》和古代的传奇，志怪小说相比较，在题材，语言，人物形象，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都表现出特异性。尤其是作品中的侠义形象的塑造，既继承了唐传奇，明清小说描写侠客的长处，又表现出其自身的特点，读来让人觉得耳目一新。在分析《聊斋》中的侠义形象之前，首先要弄明白“侠义”的来源及范围，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聊斋》的侠义形象不同于其他作品之处。

一、侠的来源

侠义文学在我国的文化历史长河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发源也比较早。“侠”一词最早见于《韩非子，〈五凟〉》，“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儒生以思想左右人，侠客以武勇抱打不平，后者在专制社会对普通人，特别是下层劳动人民最有吸引力。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使芸芸众生有了理想，期待和希望。正因为如此，伴随着侠客的产生和其作为一个阶层的发展，就有了侠客的文字记载。像《左传》、《战国策》中都有关于行侠仗义的记载，它们为武侠小说提供了原型。西汉司马迁为游侠列传，歌颂游侠“其行虽不规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2〕盖亦有足多者焉”。在这里司马迁概括了侠客的特点，及其行“其行虽不规于正义，”但是“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司马迁所作的《史记》里《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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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列传》与《刺客列传》，开了侠文学的先河，从此以后侠客侠行的小说逐渐发展壮大起来。从唐传奇开始，侠义小说越来越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历经几代演变，成了侠义小说的洪流，成为我国小说史中的一个重要的分支。随着侠义小说的发展壮大，形成了侠客形象共同的两大特征：精通武艺，扶弱济贫。因为前一个特征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通常是其他艺术形象所不具备的，因此成为识别侠客形象最显著的标志，后世更以“武侠小说”来统称这一类小说作品。在侠义小说中，侠客多为男性，是男性精神的世界。尽管也有很多光彩照人的女侠形象，但这些女侠所作所为皆是男侠的特征，如红线夜行七百，帅府盗盒，聂娘脑藏匕首，赵娥亲阴市名刀，挟长持短，昼夜哀酸，志在杀寿等。这些女侠只是在性别上和男性有差别外，同男侠没有什么不同之处。虽然她们是女性，却具有强烈的男性精神和高超的武艺，她们更能引起读者的赞叹。但是在聊斋中的侠客形象除少数篇章外，如《侠女》、《红玉》等，大都和以往的侠客形象有不同之处，特别是女性形象更是如此。

在《聊斋志异》中有许多这样的作品，其中的女子看起来似乎不像女侠。如《红玉》中的红玉，除了她是一个狐，具有一些小法术外，和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子没有太大的区别。她既没有高超的武艺，也没有侠客所具有的那种除暴安良的行为特征。再如《仇大娘》中的仇大娘，她既不是狐，也不是鬼，就是一个普通的女人，让作者写来却具有侠客的行为。因为她娘家的父亲被抓走，两个弟弟年幼，受叔父尚廉，仇人魏名欺负，所以她挺身而出，回到娘家重整家计，最终使娘家富裕兴盛起来，仇人拜服。由此看来《聊斋》中的女侠客与通常女侠的形象有着明显的区别，通过归纳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二、侠女复仇型

如《梅女》、《侠女》、《丑狐》、《商三官》等。《侠女》的故事情节明显地脱胎于唐传奇中无名女侠的复仇：首先侠女自始至终没有透漏其姓名，只透漏其父官为司马，为的是隐姓埋名不被仇家发觉，和以往武侠小说不同的是通篇没透漏其仇家是谁，更不知因为何事报仇。当顾生问到她为什么有这么高的武艺时，她也隐口不泄，只说“此非君所知，亦须慎秘，泄恐不为君福”。但是从两个情节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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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们可以看出侠女的武艺是非常高超的。第一个情节是飞刃除白狐。白狐化为美少年迷惑顾生，当他看到“秀曼都丽”的侠女时，心生邪念，评价她“艳丽如此，神情何可畏。”当侠女为替顾生延续香火而和顾生相爱时，狡猾的白狐闯门而入并且戏谑到“我来观贞洁人耳”，此时侠女竖眉颊红，“急翻上衣，露一革囊，应手而出，则尺许晶莹匕首也”，投之不中，追出户外，“匕首望空抛掷，嘎然有声，灿若长虹，生急烛之，则一白狐，身首异处矣。”五十几个字便将狐女杀狐的事件描写的曲折动人。第二个情节是她深夜报仇，当顾生的老母夜里抱走侠女为她生的孙子后，侠女即出门报仇，未至半夜而归，仇人的头颅已带来了，报仇时间之短也可看出侠女的武艺是何等的出神入化。《商三官》也是一篇为其父兄报仇的故事。三官之父因醉酒虐邑豪，被豪族家奴乱锤而死，因她的两个兄长长时间诉讼无果，所以三官扮一男乐进入豪门，夜杀仇人而后自尽。至此复仇还未结束，仇家怀疑是商家刺客，让家奴守三官尸，二奴却顿生歹念欲想奸尸，当一奴“方将缓其结束”时，忽然脑如物击，口血暴注而亡，鬼魂复仇的补充更加证实了复仇的侠女的凛然不可侵犯。

最具有侠女复仇主题综合性意义的是《梅女》，有一个小偷进入梅家偷东西被抓，小偷仅用了五百文收买了典吏，任凭小偷的口供，陷害梅女和这个小偷奸情，梅女听了以后，悬梁自尽，梅家父母也相继去世。梅女自从去世成为吊死鬼以后，脖子上的绳索还无法拿下来，遭受着舌头不能伸进嘴里的痛苦，梅女不仅要为自己报仇，还要为双亲报仇。梅女是一个知恩图报的女子，因为封云亭换了房子的大梁，使她的舌头能够缩进嘴里，不再遭受痛苦，所以每天晚上来陪伴封云亭，并且还和他玩翻股的游戏，封云亭睡不着了，又帮他按摩，帮他入睡，当封云亭要求和她一起上床睡觉时，她推辞说“阴惨之气，非不不为君利，若此为之，则生前之垢，西江不可矣”，但是当封云亭再一次求欢时，梅女却为他介绍了一个鬼妓爱卿，当难道鬼妓爱卿没有“阴惨之气”吗？从这里可以看出她拒绝和封云亭合欢的第一个理由并不很充分，其实真实的理由应该是：“若此为之，则生前之垢，西江不可濯矣”，她因贞节而死，做鬼亦保持自己的贞洁，只盼望报仇之后，再和封云亭再接连理。很巧的是爱卿竟然是陷害梅女的典吏的妻子，将仇主的恶报扩大化，而延至他的亲属上，梅女借老鬼妓女之手，用拐杖打典吏的头，亲手以长簪刺其耳，遂使典吏换脑痛，半夜死去。更大快人心的是作者借老妓之口历数典吏所犯的罪恶：“汝本浙江一无赖贼，买得条乌角带，鼻骨倒竖矣！袖有三百钱，聊城大学毕业论文

便尔翁也！神怒人怨死期已迫。汝父母代哀冥司，愿以爱媳入青楼，代汝偿债，不知耶？”由此可以看到典吏的罪恶在冥界已引起了公愤。借助于神秘的力量，离魂复仇后的梅女经过一番周折，与封郎共结连理，封郞最终“封举孝廉”，个性解放的向往与大团圆的良愿达到了完美的结合。

最具有喜剧意味的复仇事件当属于《丑狐》了。穆生因为贫困，冬天连棉衣也穿不起。一夜，忽然一个衣着华丽但面色黑丑的狐女毛遂自荐，自言“我狐女也，怜君枯寂，聊与共温冷塌尔”。这一狐女很可爱，一见面即将自己的身份说与穆生，并且直截了当地要为穆生暖榻。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也表现了她的侠义之举：赴士之傈困。穆生没有看上她，因为她长得实在太丑了。问题出在于穆生并不是什么高洁之士，当狐女拿出金元宝时，他却高兴的同意了，和丑狐睡在了一起。二人没有感情基础的，迟早要分裂的，因此当穆生“屋庐修洁，内外皆衣文锦绣，居然素封”而“女赂渐少时”，穆生他便厌恶了丑狐，聘了一个道士在门上画了一道驱狐的符，以阻止丑狐进门。丑狐见符大怒，并开始了疯狂的报复。丑狐报仇很有意思，她首先惩罚了道士，割去了他的耳朵，随后向穆生家中投掷石块，把门窗家具锅碗瓢盆砸了个稀巴烂。穆生因害怕躲入床底，丑狐则抱了一个猫头狗尾的怪物去咬穆生的脚趾，并令穆生交出所有的钱财。丑狐报仇很彻底，让穆生的家境贫困的又像以前一样。丑狐和其他女侠形象不同，她更像一个男人，虽然她的相貌丑陋，但用钱周济穆生，一旦穆生翻脸后，便进行彻底的报复。她不是为父母报仇，也不是行侠仗义替别人报仇，而是为自己报仇，文章突出了她敢爱敢恨的性格。

三、仙女型

在《聊斋志异》中还有一组更奇特的女侠形象，即仙人行侠型，最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是《慧芳》和《菱角》。

《聊斋志异》中的大多数女性行侠所选的对象是贫困书生，且风流倜傥，缠绵多情，例如侠女中的顾生，梅女中的封云亭等无不是多情多义的“张生”。而《慧芳》这一篇却打破常规，她选择的马二混除和上述书生都很贫困这一相似点外，几乎没有什么吸引人之处。慧芳本是西王母的侍女（董双成在神话传说中乃西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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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的侍女，她呼董双成为姐，由此得知）被谪降人间，她完全可以选择王侯将相，因为她非常漂亮，“年方十六七，椎布甚扑，而光华照人”。她也完全可以找一个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的美少年，如七仙女选择了董永，织女选择了牛郎。但慧芳却选择了连名字都很难听的马二混，她选择马二混的理由是“以贤郎诚朴”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完美的理想，即不但让那些不得志的书生有一个完美的归宿，连朴讷诚笃的光棍汉也有一个美好的归宿。正如作者所说“马生其名混，其业亵，〔3〕惠芳奚取哉？于此见仙人之贵朴讷诚笃也。”“所差不愧于仙人者，唯混耳”。在其他篇章中，女侠一开始即与男主人公一见钟情，而慧芳却直接找马二混的母亲，并直接说明了来意：“我以贤郎诚笃，愿委身母家。”这说明仙女是不拘于人间那些世俗礼法的，作者有意抨击封建社会的媒妁之言、父母之命，门当户对这些压抑人性的礼数，这在聊斋中很多篇章中表现出来了。马二混确实够诚朴的，当母亲告诉他这件事时，他的表情是“喜”，当他看到翠栋雕梁时“惊极，不敢入”。而当慧芳迎接他时“益骇，却退”，但慧芳拉着她坐下说话时，“喜出非分，形神若不相属。即起，欲出行沽。”，这一系列的动作表明马二混很难接受仙女下嫁自己这一事实，以至于行为慌张左顾而言他，不禁让人想起射雕英雄转中的郭靖。慧芳和梅女，红玉，封三娘相比，她在感情上更潇洒，她和马二混生活十几年后，将返天庭离别之际竟然毫无留恋之意。她说道“因与子有缘，遂暂留止，今别矣。”“请别择良偶，以承庐墓。”，说完之后忽然不见了。慧芳和侠女最接近古代小说中的侠女形象，飘忽而来飘忽而去，不为情羁。

《菱角》的题目虽然是菱角，但主人公不是菱角，而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化作了四十八岁的老太婆，帮助胡大成一家团聚，很具有神秘性。这篇文章在开头便为观音行侠埋下了伏笔。首先，胡大成的母亲信佛十分虔诚，并且经常嘱咐胡大成过观音祠务必进祠叩拜观音大士。其次，胡大成与菱角相遇也是在观音祠，细心的读者读到此处必然会想到下面发生的故事会和观音有关。观世音菩萨的出场很平凡，她化作四十九岁的老太婆在村中来回游走，到了晚上还不离去。在当时盗寇四起的时期出现一个流离失所的老太婆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是他的话语却让人觉得很奇怪：“不屑为人奴，亦不愿为人妇，但有母我着，则从之，不较直。”这是她神秘处之一，可叹的是闻者不识佛真身，一笑而罢，唯有胡大成将其领回家，这也是大成从小种下的善心，乐于助人，才得到观音菩萨的帮助。其神秘处之二便是为胡大成娶妻。他说道：此处太平，幸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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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然儿长矣，虽在羁旅，大伦不可废。三两日但为儿娶之。”这话说得多大！谁能把娇女嫁给一个逃难的人，更何况两三天便给人娶妻。但是老太婆说做便做，置办了窗帘被子，衣服家具，谁也不知这些东西从何而来。下文观音行侠的行为更加明朗，媪傍晚出门三更不返，忽然一女子啜泣于庭中，这女子正是菱角，是被老媪半路截来的从此媪便不再露面。此时行侠还未完结，观音菩萨又派童子搭救大成之母“有童子以骑授母，母急不暇问，扶肩而上，瞬息至湖上”“母将启谢，回视其马，化为金毛吼，高丈余，童子乘之而去”。童子救成母的情节更加惊心动魄，和和武侠小说中的侠客行侠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以性行侠型

这一类型的侠女在聊斋中出现的次数最多，她们都是以救助下层社会的危困者为己任。在通常的侠文学作品中，侠客所救助的是有对象外部势力给对象造成的灾难，而这些侠女说救助的是有对象的自身条件所造成的困厄。这是因为作者的关注点不同。通常侠文学关注的是社会斗争所形成的矛盾冲突，一般是贪官污吏，劣绅好强欺压残害老百姓的身家性命形成的危害，因而便有武艺超群，除暴安良的侠客出现，是受害者的性命得以保全或给人报仇雪恨。但是蒲松龄所着重关注的是由于社会不公所造成的寒士社会地位的低下和人生最大的困厄，因此塑造出这类女侠献身寒士，使其基本的人生愿望得以满足。其中最典型的侠女有红玉，房文淑，霍女。

《侠女》中的侠女具有通常侠客所具有的特征，如她能够日行千里，飞刃斩白狐，这是为社会除恶，手刃仇人，割其首级，是为父报仇，但这并非作者所要表达的重点。本文大部分文字是描写她与顾生一家的关系，侠女的主要行为是与顾生的两次私通。她这样做既不是苟且之行也不是为了获取婚姻，她的目的很明确：“为君贫不能婚，将为君延一线之续。”由此可以看出作者主要是把侠女塑造成以性救人宗嗣的侠女形象。

红玉和侠女略有不同之处，她对冯生并不是冷若冰霜，她比侠女多了一些温情色彩。这篇文章的独特之处是将红玉和侠客虬髯客的并列对比来写，运用了双提法。在冯生所遭遇的灾难困厄中，虬髯客担当的是为之除暴复仇的角色，而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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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担当的是为之解厄济困的角色。作者在结尾中也明确点明了小说的主题和红玉

〔4〕的身份：“其子贤，其父德，故其报也侠，非特人侠，狐亦侠也。”这就表明作者是把红玉作为一个侠女来塑造的。红玉两次投身与冯生是解决他无妻的困难，在大难中抚养冯子为的是给冯家养育后代，而中间突然离去，也是为了给冯家延续香火，这些都是侠义行为。

霍女这一形象最有意思，她除了以性安良以外，还以性惩恶。霍女三易其夫，初奔“家富而吝啬，然为美色而不惜冗费”的朱大兴，她此时的角色是又懒又馋又娇又病又刁又奸，每日必燕窝，鸡心鱼肚做汤，病时又“日需人参汤一碗。”她的衣服也是绫罗锦绣，奢华无度，耗费不记，几年之间便将朱家败落。接着又投奔富豪何氏，和在朱家一样，吃喝无度。后来又自卖自身骗取大商人的儿子千两黄金。她自己说“妾生平于吝者则败之，于邪者则诳之也。”可见她是以自己的色相为手段来惩罚富有而吝啬好色者，是惩邪之举。像朱大兴，何氏，商人之子等为富不仁，吝啬邪淫者并不是残害良善的乡霸恶吏，不能借髯虬客，侠女来剪除掉，因此作者塑造了像霍女这样的形象以性的方式予以惩罚。作者也写到“为吝者则破其悭，为淫者则速其荡，女非无心者也。”，这就是对作品“女侠惩邪”主旨的再次强调。霍女第三次私奔黄生，黄生家里非常穷，前妻死后则无钱续娶，霍女来到黄家以后“早起躬操家苦，辛劳过旧室焉。”她的表现与先前截然相反。她又采取策略，强为黄生娶良家女阿美为妻，事后则飘然而逝。在作者笔下，霍女是一个典型的侠女，对朱何是惩恶破邪，对黄生是济困扶贫，而行骗于商人之子则是劫富济贫之举，只不过手段是骗不是劫罢了。

五、男侠形像

《聊斋志异》中写男侠形象的篇章并不多，远没有女侠形象那么丰富。聊斋中的男侠形象大致可分为两类，传统型和创新型两类。

传统型的典型代表以《红玉》中的髯虬客，《崔猛》中的崔猛，《五通》中的万生为代表：三人的共同之处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扶弱压强。髯虬客是一个非常正宗的侠客，他性情猛烈，一进冯家门即言到:君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而忘报乎？”当冯生怀疑他是宋家的侦探而伪应之时，怒龇欲怒裂，骂道：“仆以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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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也，今乃知不齿之”快人快语，可见其爽直的性格。髯虬客并不认识冯生，而当冯家遭此冤案时，挺身而出为他报仇，更难能可贵的是始终不透露他的姓名，他的目的是既不连累冯生也不受他的报答。《五通》中的万生也是英勇刚烈，当时并没有髯虬客那么神秘。当他看到有个男人进入表嫂的房间后，怒火中烧，不问青红皂白已将马精砍死，并且他胆大心细，利用计谋一连又杀了两只猪精。万生十分豪爽当一个经营木材的商人想让万生去捉另几只五通时，他也一口答应，并成功地砍掉了五通的一只爪子，从此当地便太平了。万生和髯虬客不同之处是万生接受了木材商人的谢意，娶了商人的女儿，这也是作者给万生的奖赏，以此激励人们多行善事，达到劝善的目的

《聊斋》中的巩道人以及《瑞云》中的和仙人都和中国传统的男侠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别，巩道人和和仙人不再是性情鲁莽不计后果的侠客形象，而是遵循因果因缘，因势利导慢慢地解人困厄。如巩道人法术十分高明，他完全可以直接将蕙歌从鲁府中救出来，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因为如果他直接将蕙歌带出来交给尚生，则一定会给尚生带来麻烦的。作者认为一个男人如果没有子嗣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正如古语所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在他描写女侠的大多数篇章中，女性行侠的主要方式便是为人延续后人，《巩仙人》也不例外，正如巩道人所言：“但请勿扰。君宗赖此一线，何敢不尽绵薄之力。我所以报君者，原不在情私也”。至此以后巩道人再也不把尚生放入袖中去和蕙歌相会。这是作者救世情怀的流露，现实生活中像髯虬客之类的侠客并不多，作者只好寄托于仙人异士，这样一来创作的思路便打开了，任何东西都可以作为行侠的工具。仙人行侠和传统侠客相比，他们更具有智慧，谈笑之间便将事情办好，事情的发展状况似乎完全在他们的预料之中，何时相助，何地相助，如何相助，都是计划好了的。

蒲松龄把侠义思想引入两性关系，婚育这一领域，塑造了众多光彩照人的女侠形象，同时行侠的人物也不光是武艺超众的勇猛之士，甚至可以是仙人，狐女，这对以往的侠文化来说是一个奇异的突破，充分显示了他高度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但是此类形象没有现实做依据，是纯粹幻想的产物，太过奇幻;同时又不具备通常侠客“武”的特征，难以引起后辈侠文学作者的职业关注，因此在后世并无继承也就不值得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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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鲁迅：《中国古代小说史略》 第二十二篇《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 《鲁迅全集》本，第八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1年出版，第176页

〔2〕夏松凉 李敏 主编《史记今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94年12月第一版，下册 第1089页

〔3〕蒲松龄：《聊斋志异》〔4〕蒲松龄：《聊斋志异》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年第一版 第226页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年第一版 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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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古代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 《鲁迅全集》本，第八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1年出版，第176页 〔2〕夏松凉 李敏 主编：《史记今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94年12月第一版，下册 第1089页 〔3〕蒲松龄：《聊斋志异》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年第一版 第226页 〔4〕蒲松龄：《聊斋志异》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年第一版 第76页 〔5〕杨义主：《聊斋志异选译》 岳麓书社出版 2006年12月 第一版 〔6〕马瑞芳：《谈狐说鬼第一书》中华书局出版社 2006 第一版 〔7〕马瑞芳：《幽冥人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8〕马瑞芳：《聊斋志异创作论》，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9〕谭邦和：《明清小说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第二篇：论《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

论《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

[摘要]《聊斋志异》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塑造了形态各异的书生形象，从不同视角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深刻揭露科举制度的弊端，有力的抨击了封建婚姻制度，赞扬了反抗者不畏强权、与不合理得封建制度作斗争的反抗精神。[关键词] 《聊斋志异》书生形象憎恨邪恶 读书成痴 庸俗观念 好逸恶劳

“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寄托了作者对现实的深沉的孤愤。

纵观中国历史，科举情结和知己情结经过历朝历代的积累和强化，尤其是隋唐之后，已经成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根深蒂固于历代书生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中。到了清代，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塑造的书生形象尤其体现了这种文化内涵。这些书生形象既承载着历史文化的大的层面的内涵，即对科举情结和知己情结的传承；又寄寓着大的文化层面中具体的独特的作家个人的层面，即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书生，蒲松龄有着切身的科举经历和对知己的强烈渴求。从这些各具特色的书生身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对科举的狂热追求和对知己的强烈渴求。正确理解这种文化内涵，对于我们解读蒲松龄和《聊斋志异》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聊斋志异》是一部具有独特思想风貌和艺术风格的文言短篇小说，书中多数内容是以幻想的形式来谈狐说鬼，但内容却取材于现实生活，曲折地反映了蒲松龄所生活的时代的社会矛盾和人民的思想愿望，熔铸进了作家对生活的独特的感受和认识。每当我们谈起“聊斋”二字的时候，便有一种毛骨悚然之感，常与那些妖、狐、鬼、怪联系到一起，今天我要重要说的是《聊斋志异》中刻画的众多的书生形象，他们每一形象都独具特色，从不同视角深刻剖析了当时社会的现状，其中既有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又有对怀才不遇的不平；既有对贪官污吏的鞭笞，又有对勇于反抗，敢于复仇的平民的称赞。这与以往的、我们所司空见惯的书生形象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不单单表现一种外在的美，而且还有很强的时代特点，他们既有温文儒雅的一面，也有与封建官吏、封建制度、封建婚姻、封建世俗斗争到底的坚强决心和崇高的意志品质。下面我从四个方面分别介绍《聊斋志异》中的书生的不同形象：

一、不畏艰辛，百折不挠的与封建官吏进行顽强的斗争的书生形象

《席方平》是其代表作，此文借席方平在阴间为父伸冤的故事，重点刻画了席方平这一人物形象，他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下层劳动人民的典型。席方平的父亲席廉老实厚道，生前死后受尽了羊某的欺凌与压榨，羊某靠着钱不仅在人间飞扬跋扈，而且在阴间也大逞威虐，于是席方平便到阴间代父伸冤，他层层上诉，从城隍、郡司，乃至冥王那里都无济于事，但他却毫不气馁，毫不屈服，他坚定地表示：“大冤未伸，寸心不死”，“必讼”！面对席方平始终不屈，冥王便施用软的一手，让席投生富贵人家，但席不受利诱，绝食自杀，又归阴间。最后找二郎神告状，冤案才得以昭雪。此文揭示了在正常的封建法律诉讼途径无法得以昭雪时，只有采取血族复仇的手段。总之，主人公的冤案一天不得解决，便一天不停止斗争。席方平历经阴曹地府各级官吏以至冥王的种种酷刑，甚至被锯解肢体，始终不屈，亦不为利所诱，坚持斗争，直至胜利。这种坚毅顽强、百折不挠的反抗精神，也是现实生活中人间正气的写照。无论阳间还是阴间都是漆黑一片，作者借二郎神之口针对当时的时政进行了有力的抨击，抒发了作者忧愤感慨的心情。文中的席方平形象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为父伸冤，不畏千辛万苦，不怕千难万阻，勇于与恶势力作斗争，他不为利益所诱惑，毅然决然，深刻的表现了他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大无畏气概。

《向杲》一文中，向杲得知哥哥心爱的女人被庄公子霸占且哥哥又被打伤，他按照正常的法律途径层层上告，但却处处受阻，在万念俱灰的时候遇上了一位道士，得到了一件袍子，而随后变成了一只大老虎咬死了毒害哥哥的庄公子，而醒来却浑然不知。文中的向杲不是弱者，也不是孬种。而是命运的强者，是靠自己的力量报仇雪恨的英雄。文章有力的抨击了在封建世俗社会中在通过正常的法律进行层层上诉的情况下往往是有来无回。“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充分地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的黑暗。人们对正义的渴求往往寄托在非现实的理想上，当时的人民对法律的软弱和不公正，促使其起来反抗。

二、深刻抨击封建科举制度，并揭露社会黑暗的书生形象

《书痴》是其中一篇佳作，它描写了主人公郎玉柱爱书成瘾、读书成痴。他的痴，表现在家里贫困，什么东西都卖光了，只有父亲的藏书，一卷也舍不得丢弃；表现在他日夜读书，不管严寒酷暑仍不间断；表现在看见亲友来了，他也不懂得接待，寒暄几句话后，又高声读书，弄得客人不得不自己离开；表现在相信“书中自有千钟粟”的说法，表现在“书中自有黄金屋”之验，表现在深信“书中自有颜如玉”之说，表现在连夫妻房事都要颜如玉教他，学会以后还把这事到处说，这真是把书生的痴夸张到了极点。在颜如玉的强制督导下，郎玉柱逐步从书中走出，学会了琴棋书画，懂得了社会交往，由只具“书本知识”的书呆子，变成一个不仅对书本知识深有研究的，而且对社会现实能够掌握的人。他最后也是考得进士，做了朝廷巡察大员的。书中的郎玉柱本是一个读死书，死读书的人，然而经过颜如玉的督促，变成了一个对书的内涵理解相当透彻的书生。这一文章说明读书是重要的，书中记载着人类的知识和思想和经验；不读书，就不能很好地掌握科学知识、传承人类文化、提高自身修养，但要做到学以致用，才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篇文章批判了封建科举制度，深刻剖析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灵魂的禁锢与腐蚀。

《叶生》是《聊斋》中的名篇，故事写的是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但屡试不中。他因受县令丁乘鹤的赏识和接济，死后，魂魄追随丁公而去。他教育并帮助丁公的儿子连中三元，考中进士。文章中的书生可以说是满腹经纶，但当时的科举制度却制约了他们的发展，只是一味的追求条条框框。叶生这类书生对科举制度的重视和依恋，阻碍了他们本身的才华。他们从小就以求取功名为目的，寒窗苦读，都是为了通过科举实现改变自己人生境况。作者对他具有真才实学却“困于名场”，“所遇不偶”给予极大的同情，同时，作者又饱含热泪的揭露了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无奈与痴心。

《聊斋志异》中的读书人他们大多家境贫寒,如《陈锡九》中的陈锡九,但是他们同时又非常的有骨气,身上有一些闪光的品质,如正直,善良等，他们手无缚鸡之力却往往怀着济世救民的美好愿望.与这些正面的东西相反,蒲松龄塑造了一个时代特有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而从这个层面上来讲,这种特有的东西大都又是负面的和不堪的。

三、宣扬知己之爱的书生形象，批判了封建制度下的婚姻世俗

《连城》是一篇以宣传“知己之爱”的作品。文中的连城是史孝廉的女儿，知书达理，又精于女工。父亲以女儿的“倦绣图”为女儿征婚。乔生的诗受到连城的赏识，连城便假借父命，给乔生“赠金以助灯火”，乔生极为感动，称：“连城我知己也！”从此两人心心相印。但父亲史孝廉嫌乔生太穷，竟违背女儿意愿，将连城许配给一个盐商的儿子王化成。不久，连城患病，需要男子胸肉一钱，捣合药屑，才能把病治好。父亲派人告诉王化成，王化成不但不肯帮忙，反而讥笑。乔生听到此事。即刻前往，拿出刀来，割肉作药引。但史孝廉因惧怕王家，终不敢把女儿改配给乔生。只是设宴酬谢，以千金相赠。乔生愤怒至极：随即拂袖而去。连城派一媪安慰乔生，乔生重申“士为知己者死”，自己并不是贪图连城容貌，若连城是我知己，再见面时，“当为我一笑，死无憾！”这爱情确实达到了生死不渝的地步。后来，经过磨难，两人终成眷属。在文章中，连城的为了争取爱情和婚姻的胜利。可以生又可以死的书生形象突破了封建制度下的世俗婚姻。作者借文章歌颂了男女之间深挚的情感。

《瑞云》中的余杭贺生倾尽所有钱财，只求一睹瑞云芳姿;瑞云不以金钱地位取人，爱上贺生，他们的爱情故事在当时的社会都算得上轰轰烈烈，一掷千金和不以物取人，敢于面对现实爱情这都超出了当时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的庸俗观念贺生这个当时的书生形象是作者通过文章写出了爱情应建立在情感，性格，爱好一致的基础上，不以貌取人，更不能把婚姻建立在钱财，权势和其他世俗的考虑上，文章中歌颂了这种超乎形骸的爱情。

四、通过寓言形式，劝诫并讽刺了世俗民风的书生形象

《劳山道士》也是《聊斋志异》中家喻户晓的名篇，说的是一个整天梦想当神仙的书生去崂山学道，学了穿墙术就打算以此行窃，结果头上撞了很多包。此书生好逸恶劳、急功近利，偷机取巧，既想获得奇异的道术，又不想经过艰苦的学习和修炼。文章谴责那些好大喜功的人，有点一知半解但他们却认为可以通行天下，就象此书生一样一旦得志便全然忘记以前的艰辛和志向，变成了贪图享乐的世俗小人。这篇文章是作者对自己所处的那个时期的恶劣现象进行有力的批判。

《画皮》描写的是一书生名叫王生，被一美女相缠，此女为一恶鬼，后终因一道士解救才得以脱身。这个故事告诉人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被表象所迷惑。对于恶鬼，不能心慈手软，必须除恶务尽。对坏人慈悲，好人就要遭殃。席方平的持之以恒，成名的受苦受难，郎玉柱的读书成痴，叶生的名落孙山，乔生的为知己者死，贺生的突破旧俗，种种情形都与蒲松龄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他出身于一个逐渐败落的地主家庭，书香世家，但功名不显，学识渊博，蒲松龄19岁时，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考取秀才，颇有文名，但以后屡试不中，这些作品显然寄托了作者对自身的写照。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说：“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在这部小说集中，作者是寄托了他从现实生活中产生的深沉的孤愤的

总之,蒲松龄从自己的境遇出发,没有回避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和冲突,他所写的书生不仅仅是个人失意,寂寞的代言人.更是整个时代的变态制度下产生的畸形儿,而他的这种真实而不朽的书生形象更为后来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对封建科举制对读书人的戕害的风暴式的揭露作了不可忽视的铺垫。[参考文献]

1、山东大学作教授的马瑞芳《马瑞芳重校批评聊斋志异》，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2、但明伦《聊斋志异·序》

第三篇：论《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

陕西省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

论《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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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

内容摘要：《聊斋志异》代表了文言小说的最高成就，风行天下。后人对《聊斋》的评价多聚焦于鬼狐仙女，本文将从这些女子的对立面——书生形象入手，重点分析书生形象

关键词：《聊斋志异》 书生

一、前言

《聊斋志异》,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作品，作者是蒲松龄,内容大体上分为四个部分，一、怀着对现实的愤怒，嘲讽和揭露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笔锋直写当时的封建王朝统治制度，二、作品通过自身参加科举的制度，写了科举制度的黑暗，对知识分子思想上的禁锢，三、通过狐仙和书生的爱情，歌颂了美好的爱情，对美好的爱情向往，写出了许许多多书生的形象，四、部分小说有预言警示的作用，引人入味，让人反思。关于《聊斋志异》，人们习惯上关注的是狐仙鬼怪，往往文章也多是关于狐仙鬼怪的，甚少提及别的，今天我从狐仙鬼怪的对立面展开，浅谈一下《聊斋志异》书生的形象。

二、分析《聊斋志异》书生形象前，我们首先要明白什么是书生，书生如何发展产生的。

书生，简单说就是读过书的人，古时多指儒生，现今称之为知识分子，我们统一称之为读书人，古代，士农工商，商为末流，虽有钱但社会地位不高，而士就是读书人，社会地位最高，出仕为官，直接可以为统治阶级服务，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读书人科举中的，不但可以光耀门楣，自己也可以出仕为官，成为士大夫一员，相反，考试失利，没有功名，穷书生一个，不受人待见，小说范进中举中主人公范进，中举前后自己的变化，周围人的变化，可以看出功名的重要性——他可以让一个人由正常变疯癫。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正统的思想，儒家讲求入世，入朝为官，施展自己的报复为统治者服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他们的终生追求，隋唐以后，特别是宋朝，科举制度的建立，程朱理学的进一步强化，读书考试成为了入官的唯一途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了读书人的人生格言，并为此而奋斗终生，反过来，官员全部是读书人，从政治上保证了士大夫精英知识分子地位，至此，士大夫在宋代完全成型。读书人入朝为官，从古至今都一样，古有科举选拔，今有公务员考试制度，不同处现在考试更加公正，透明，王安石科举为官，文学上的成就不必说，政治上倡导改革，改变宋代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亲自主持变化，变法从理财入手，颁布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等措施，变化虽然失败，但部分得以保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宋代积贫积弱的现象。秦桧，同样是科举入朝为官，善于经营，迎合上司，官拜丞相，权倾朝野，但此人不思为国报效，造福百姓，一味只顾自己的利益，卖国求荣，间接害死岳飞，使得南宋更加积弱，上两则材料告诉我们，读书人入朝为官，有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的人会为官勤政，造福人民，错误的价值观人生观阻碍国家的发展，损害人民的利益，不但古时如此，现今社会也是一样，人民的好公仆，党和国家的忠诚卫士杨善洲，在职期间，带领大家兴修水利，发展粮食生产，改变山区的贫穷面貌，退休放弃进省城疗养的机会，带领群众防护治林深受人民的爱戴，而刘铁男，雷政富之流，利用职务便利，谋求个人利益，侵害国家的财产，人民的财产，最终受到法律制裁。

三、聊斋志异塑造了不下百人的人物形象，在这人物画廊中，书生的形象占据了大多数，可见蒲松龄对书生的喜爱，我想大概有以下两个方面原因。

(1）蒲松龄自身的原因

1、蒲松龄，生活在明末清初的七、八十年代，这个年代是封建社会比较黑暗，腐朽的时期，官僚残暴掠夺，使原来已经激化起来的社会矛盾，更进一步尖锐起来，清初，统治者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除了用硬的一手，还采取软的一手，即笼络和拉拢，他们把眼睛看向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书生，采取科举的方式（主要考八股)，拉拢做官。蒲松龄的家庭是一个书香门第，世代攻读诗书，但却都际遇不佳，到了蒲松龄，仕途的道路上不比前辈幸运，一直到72岁高龄市才得到一个岁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科举对蒲松龄这一类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一方面这样选拔了知识分子入朝为官，使得贫苦大众学子可以入朝为官，他们出生贫寒，有着基层的生活经历，入朝为官后，可以更好的为官，造福一方，另一方面学子们把毕生的精力用于八股上，造就学子们读死书，束缚了思想，成了统治阶级的工具。明代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但同时也正是由于蒲松龄科举的失败，才可以创造出聊斋志异这样的作品，如同张继科举失败写出枫桥夜泊一样，流芳百世。作者科举失败，但不看清自己，现在我们假想一下，当时蒲松龄科举中的，光耀门楣，安安稳稳的当官，老老实实为统治阶级服务，会有聊斋志异这样优秀的作品吗？我想是不会的。

2、蒲松龄对于科举制度的认识也是充满矛盾的，在他亲身经历科举的失败中，深刻体察中科举制度的弊端，但他同时又为自己不能取得功名而悲叹，但是值得我们称道的是，他安贫乐命，而不去趋炎附势，他以生动的笔触，揭露了考场的黑暗，社会的黑暗，这是作为文艺家蒲松龄现实主义的胜利，在蒲松龄的笔下，对那些热衷于功名利禄的书生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讽刺，笔锋犀利，毫不留情，对那些正直的书生进行了深切的同情，纵观《聊斋志异》知识分子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作者科举长期失败，精神备受折磨，只有通过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找到宣泄口，缓解自己的这种心情，对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观察的非常深刻，因而笔下的书生形形色色，生动感人，给我们以美的享受。

(2)书生自身的品德

1、书生们出生贫寒，品德高尚

我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强调“修身养性”，强调道德的自我完善，他们具有悲天悯人的高尚情怀，他们代表了社会道德的最高水平。生活当中，他们憨厚老实，待人诚恳，富有同情心，狐仙们往往被这些善良的品格所打动。

书生们首先是仁慈的，善良的天性使他们善良对待每一个生物，虽然他们还没有做到“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但他们对身处险境的动物们还是主动伸出救援之手，而这些被救的小动物们出于报恩的心态，往往化为美女以身相许，或者把自己家中的女孩嫁给这些书生。比如《花姑子》中安幼舆，为人善良，喜欢放生，有一次从猎人手下救出了一只香獐，香獐把自己的女儿花姑子嫁给了安生。

这些书生们不仅善良仁爱，而且有同情心，有正义感，为人仗义，碰上别人遇到难处时，她们总是鼎力相助。《聂小倩》中的宁采臣，听了女鬼聂小倩请求他把她的坟迁走，以免受其他鬼的欺凌。宁采臣就爽快的答应，把聂小倩的坟牵到自己书房的旁边，使她不至于一个人在孤独的旷野里的生活。

从自己本身的为人来讲，书生们也是世人的楷模。他们有孝心，有责任感，知恩必报。比如，《钟生》中钟庆馀，到济南参考，听说母亲病重，连考试也不参加就要回去，说：“母亲去世而不去见她，那就连人都不能做，即使贵为公卿宰相，又能够增添什么荣耀呢？”

这些书生这么做时，都是自然而为，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有什么回报。但是，他们的善良、仗义和诚实都感动了这些妖仙们，他们或自己倾心相投，或以女相嫁。虽然这中间有一些报恩的成分。但也说明狐仙们很有思想，很有见地。在婚姻中，人的品质往往比金钱更重要，书生们对别人都那么好，对自己家里人肯定不会错，跟这些善良的书生们在一起过日子，绝对不会受苦受累，哪怕就是吃苦过日子，和相爱的人在一起，对狐仙们而言也是一种幸福。

2、重情痴情，书生们的爱情感人至深

善良的品格，是一个好人，一个好人不一定就是一个好爱人。一个好爱人除了是一个好人之外，还应该是一个对爱情非常忠贞的人。而书生们恰恰就是人们所说的人。文人多情，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他们长期受书本中爱情故事的熏陶，对爱情有美好的想象，他们虽然多情，但决不滥情，一旦爱上，就如痴如狂，忠贞不二。就像李商隐所说的那样“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聊斋》中的书生们就是这样痴情的男人，这些痴情的书生们，一旦爱上，就痴迷于爱情之中不可自拔。如《阿宝》中的孙子楚，爱上阿宝，他的灵魂竟然离开了躯体，随阿宝而去，后来，他的灵魂又变成一只鹦鹉，每天陪伴在阿宝的身边，阿宝被感动了，终于答应嫁给了他。

书生们的爱情，还表现在他们的爱不是建立在对方容貌的基础上，他们更重视精神上的相恋。比如《瑞云》中的贺生，曾经仰慕杭州名妓瑞云，舍尽家财来见瑞云一面，瑞云为他的才华和痴情所感动，对他十分殷勤，两人吟诗唱和，贺生爱上了瑞云，但因为两人的地位相差太过悬殊，贺生只好把爱埋在心底。后来瑞云变得十分丑陋，在妓院当仆人。贺生听说了，就变卖家产把瑞云赎了出来，并要娶她为妻，瑞云不肯，贺生就对她说：“人生所看重的是知己，你得知的时候把我看作是知己，我岂能因为你倒霉变丑就忘掉你呢？”于是不顾其他人的反对和讥笑，娶瑞云为妻子。

无论是狐仙还是凡人，她们也是女人，他们也渴望真爱，也希望有人关爱他们，呵护他们，但是，在其他人那里，她们享受不到书生们这种全心全意的关爱，只有书生，把她们当作自己心中的宝贝，把自己的爱全身心的投在她们身上。

3、琴棋书画，书生们的生活很有情趣

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追求这样生活的，往往只是浅薄的人，而层次高的人，往往会追求一种“诗意般的意境”，而这种诗意的生活就是书生们所过的“琴棋书画”的惬意生活。书生在日常生活上是困乏的，但是书生们的精神生活是高雅的，他们能够把平凡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他们饮酒作诗，对花饮酒，生活中还少不了琴棋书画，这也给生活增添了无限情趣，生活中有了音乐，生活就有了情趣。温如春喜爱弹琴，他遍访名师，终于学成绝技。从此，弹琴就成了他生活的一个部分。在一次有一次，他在人家的茅檐下避雨，夜长无眠，他就弹琴自娱。优美的琴声打动了女鬼宦娘，对他产生了爱意。苦于阴阳两隔，不能以身相许，就促成了他和葛家少女的婚姻。这种诗意的生活吸引了较高素质的狐仙们，比如，《白练秋》中的慕蟾宫，读书成瘾，父亲要他做生意，他在看守货物的时候，也手持书卷，吟诵不停，白鳍豚精白莲秋听到他的吟诗后，竟然相思成病，不吃不喝，请自己的母亲前来做媒。当然，慕蟾宫给他治病也很独特，接连给她朗诵了王建的“罗叶依依”她的病就好了。

四、《画皮》和《娇娜》赏析

社会的黑暗，科举的失败，仕途的不如意，一切的不顺心在《聊斋志异》作品上都得到了体现，与其说写书生，不如说写作者自己。500来篇小说，百十个书生人物，千姿百态，个性鲜明，每个人喜欢的人物都不一样，我印象最深的是《画皮》的王生和《娇娜》的孔生。小时候看电视聊斋，黑白电视，每当看到画皮时，一个人偷偷用手捂住眼睛，听着渗人的音乐，偷偷的从指缝间看电视画面，看到女鬼换皮时吓得毛骨悚然，但也因为害怕，在害怕的驱使下看完，直到现在也是记忆深刻，后天岁数大了，看了小说的原著，对小说有了自己的一点见解，不在只是单纯的看热闹，小说的故事情节大致是，太原王生，早行路遇一女子，带着包袱吃力地行走在街上，王生赶上帮忙，见其美，艳羡，问她为什么一个人独自在路上，女子告诉王生父母贪财将我许给富翁，富翁妻恶，对我打骂，受不了离家出走，王生将女子带入书斋，与之同居暂住，几日告知妻子，妻子怀疑别家小妾，劝送回，王生不理会，一日路上偶遇一道士，导师告知王生身上有邪气，碰见妖怪了，王生不信，回家透过窗户看见女鬼样子才信，道士送浮尘保命，谁知女鬼恶毒，杀掉王生，道师闻之大怒，杀死女鬼，王妻忍辱负重救活王生的故事。小说情节并不复杂，人物有王生，王生妻子，女鬼，道士几个主要人物，在较短的篇幅刻画的人物形象生动，妙味丛生，足见作者文笔老辣，王生这个形象刻画相当突出，王生好色之徒，本有妻子，然则见色起意，将陌生女之带到书房与之苟合，无视家庭伦理道德，王生狂妄之徒，与女子同居数日，明目张胆将此事告诉妻子，胆大妄为，根本不将妻子放在眼里。所以说王生纯粹的一个色胚，见色起义的代表。而小说娇娜讲述了一个圣人的后代孔生，一日偶然遇见皇甫公子，并成为挚友，在府中教书，孔生看到婢女香奴，惊叹于香奴的美貌，渴望能有像香奴一样的妻子，之后孔生生病，皇甫公子让妹妹娇娜前来为孔生医治，孔生又见到娇娜的美貌，一见钟情，患了相思病。皇甫公子带他去松姑，孔生又觉得松姑也很美丽，与其成亲。时隔多年，孔生与皇甫公子再次相见，皇甫公子说出了他的真实身份，他们是狐狸所变。现在有雷霆之劫，并希望孔生能冒生命危险，救其全家。孔生答应了，雷霆风雨来的时候，他好像看见娇娜被鬼怪带走，毫不犹豫地用生命救下了娇娜。娇娜幸存，以仙术将孔生起死回生。娇娜形象生动活泼不必细说，我们重点赏析孔生的形象，作者对孔生的描写重点用了动作描写，语言描写，心理描写，作家笔下，孔生有些愚钝。空废很久的房子里，走出一个神采奕奕的少年，他没有生疑，反而聊得很投机，成为座上客，二人还成为朋友后，更为典型的是，孔生要郊游，看见门从外面锁着，皇甫公子解释说，家父担心郊游扰乱意念，所以谢绝来客。孔生居然相信了。也许是愚钝所致，孔生有些痴情。当他见到貌美的香奴，“目注之”，盯着她看，并认为自己的妻子一定要像香奴这样的。而见到娇娜，孔生“嚬呻顿忘，精神为之一爽”。他的神态因娇娜的出现而骤变，再一次因美貌所动情。作家的一处心理描写将孔生此时的心理刻画到了极致，他因为想和娇娜呆在一起，做手术不仅忘了疼痛，还担心手术快速完成，而不能这样继续待下去。这一处心理描写，表现了孔生对娇娜的一见钟情。娇娜走后，孔生陷入到相思之中，他回忆着娇娜的美貌，不再看书，呆呆坐着，觉得做什么都无聊。这一处细微动作描写，表现了孔生的对娇娜的痴情。当皇甫公子说已经帮他物色到了佳偶，孔生“凝思良久”，想了很久，说不用了。又面壁吟诵了一句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暗示了除了娇娜，谁也不要，以抒胸臆。这一处描写，既表现了他对娇娜深深地爱，也呼应了开篇作者介绍的他的性格含蓄儒雅。数年后，孔生又遇到了皇甫公子，问候境况，问妹子，已嫁；岳母，已亡”。这问候的顺序，向读者表明了，孔生即使有着幸福的家庭生活也没有忘记娇娜。在解救皇甫公子一家时，他看到一个形似娇娜的人被鬼怪抓走，他毫不犹豫，跳起来，刺杀鬼怪。一个急字，隐含了他对娇娜的深情。作家借助细微用词，很好地刻画了一个痴情，愚钝的书生形象。作家通过情节，表现了娇娜与孔生的感情。他们的感情由平凡的爱情，逐渐变为更高层次的精神的交流。娇娜第一次出场时，孔生便一见钟情，甚至忘了自己做手术的痛。作家为我们描述了做手术的场景，金钏，佩刀，红丸这些工具在肿起的地方动来动去，读至此处，读者都能感到手术有多疼,“紫血流溢，沾染床席”，这一描写更让读者仿佛感到切肤之痛。然而孔生却全然不知，反衬出了他此时对娇娜的爱，危难时刻见人心，当娇娜遇难时，孔生仗剑保护，不顾自己安危舍身救了娇娜，当娇娜醒来，娇娜的真情像火山一样爆发：孔郎为我而死，我何生矣！以舌度红丸入，又接吻而呵之。”娇娜称孔雪笠为孔郎，加上一系列亲昵的动作，我们可以看出，娇娜对孔生也有至深的感情，作者在塑造娇娜和孔生的艺术形象同时，歌颂和赞扬了二者之间超越世俗的友情，从他们的友谊中我们可以看出蒲松龄所要弘扬的一种超越世俗的友情，男女之间不仅可以有爱情，更可以有友情，纯粹的友情，但生命收到威胁时，可以为你舍身忘死的友情，就如同小说娇娜和孔生一样。孔生就是蒲松龄书生形象善的代表，真君子也。是作者更理想化的人物，在当时黑暗的社会，作者作为一个富有正义感，生活在下层的知识分子，他熟悉和知道人民的生活，同样的也善提取社会意义矛盾冲突，在矛盾冲突中塑造人物。塑造孔生这个人物，表达了作者对友情的赞扬，对人性的歌颂，就如同给当时黑暗的社会一抹阳光。

五、《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比较

《聊斋志异》对书生刻画形象生动，借狐仙鬼怪、书生的形象揭露社会黑暗，批判了科举制度。在同一时期，《儒林外史》也是用白描的手法讽刺写出社会黑暗，科举的摧残人性，两者有很大的相似性，我们不妨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两者都写了书生，通过书生揭露了社会的黑暗，腐朽的科举制度，同样的在讽刺艺术上两者变现也不相同，首先，在题材的选取上，《儒林外史》着重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题材，而《聊斋志异》则选“小”题材，以小见大，讽喻时弊，《儒林外史》所写尽是“儒林中人”，天下儒生何止千万，这样选择有有代表性的题材十分重要，许多人情世态都是当时社会上常见的,作者抓住了这些材料,加以典型的概括, 例如，范进在发迹前受尽冷落,向胡屠户借钱, 被胡屠户一口唾沫啐在脸上, 骂了个狗血淋头, 一旦范进中举,胡屠户马上改口他为“贤婿老爷”, 还夸奖他“才学高,品貌好, 就是城里头张府、周府那些老爷, 也没有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前倨后恭，刻划出当时的世态，蒲松龄善于选取“小题材”反映、揭露黑暗社会的“大现实”，《梦狼》就是其中杰出的一篇，白老汉思念在外地做官的儿子，但却惊愕地梦见儿子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环视四周，白骨如山。更有甚至，儿子竟然想以死尸招待老爸。原来儿子因为官不仁，早已变成恶狼。故事惊悚至极，深刻地讽刺当时岁月贪官如狼似虎的社会现实 社会的黑暗, 官吏的谄媚, 人民的疾苦, 反映得淋漓尽至。其次，在讽刺手法的运用上，也有不同。《儒林外史》采取广泛而又强烈的艺术对比手法, 从正面进行讽刺抨击。《聊斋志异》则采用较为曲折的方法，讽刺的力度更强。在塑造人物时，《儒林外史》不直接写，而是通过对比，周围坏境的对比，周围人的对比，在字里行间透漏深刻的意见，引导读者进行评判，爱其所爱，狠其所狠，王冕、杜少卿等是作者理想中“振兴世教”的人物，这些人物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功名富贵采取否定的态度, 并敢于蔑视封建统治阶级的权势，他们的对立面,就是匡超人、牛浦郎等一批堕落的儒林人物，匡超人伪造文书、代人考试、修妻再娶、忘恩负义。牛浦郎为了结交官府, 贪图名利, 竟冒名牛布家, 进行招摇撞骗,后来原形毕露，通过对比,说明这类人物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必然产物, 从他们身上可以看见功名富贵腐蚀人心的恶劣影响，从而达到作者成文的目的。而《聊斋志异》指桑骂槐，含沙射影，是一种非常隐晦曲折的讽刺手法，它含沙影射, 不露痕迹, 请看《劳山道士》一个整天梦想当神仙的书生好逸恶劳爱读求仙修道之书一日他看书入迷幻觉中自己到了山上三清观，拜一位老道长为师老道长给他一把斧头叫他明日起上山砍柴日复一日王七吃不得苦便想偷溜回家忽视两个老道士向三清观走来他忙躲在一边见二人穿墙而入王七吃惊求师父教他穿墙之术也算不枉此行最后他学了穿墙术老道长劝他不能以此为非作歹否则仙术就要失灵他回到家不顾妻子劝诫就打算以此行窃结果仙术失灵他的头上被墙撞了一个大包，讽刺了做事投机取巧，懒惰成性的人 第三、两部作品所形成的气氛不同，《儒林外史》在他的讽刺人物的喜剧性行动背后,几乎都隐藏着悲剧性意识,只不过吴敬梓喜剧中的悲剧笔触不像一般悲剧那样浓烈，而是一种辛酸之情，如范进因中举而发疯时的种种丑态，让人感到好笑的同时还有一种酸楚。《聊斋志异》有高度的艺术性,充满了幽默和诙谐, 在令人喷饭之余又拍案叫绝，从而达到针砭时弊、抑恶扬善之目的，通过上面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儒林外史》与《聊斋志异》同是讽刺性作品，但是它们的风格是不同的。虽然运用相似的手法，可是达到的艺术效果也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是我国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揭露了社会的黑暗，科举对人性的摧残。

七．结尾

《聊斋志异》是优秀的文言小说，其书生形象刻画的尤为出彩，值得以后人借鉴学习，作为新一代的知识分子若想真正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壮举，就更应该努力学习以适应现今快捷多变的时代。

参考文献：

［１］李厚基 韩海明.人妖鬼狐的艺术世界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3 ［２］弗洛伊德著 杨韶刚等译.弗洛伊德心理哲学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7 ［３］蒲松龄研究集刊三

北京：齐鲁书社出版发行.1982.7 ［4 ］网络资源.

第四篇：《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摘要：《聊斋》里的鬼狐迷人，花妖可爱。作者塑造了许多人性美的女性形象，突破传统世俗观念，从人性角度展现出了女性前所未有的风貌，表现出对女性的尊重关怀和人文关照。

关键词：聊斋志异；女性形象；人文关照

《聊斋志异》里有近五百篇的故事，塑造了数百个人物形象。在这一丰富多彩的人物画廊中，又以多彩多样的女性形象占大多数。由她们引发的交织着爱恨情仇的故事，也是聊斋故事中最令人感动又发人深思的部分。在《聊斋志异》描写女性的篇章中，没有把女性仅仅限制于狭小的传统世俗观念，而是从人性展现，才能发挥，精神反抗等多方面的展现出女性前所未有的风貌。这当然与明中期以来资本主义萌芽所带来的浪漫主义及伤感思潮有关，也和作者进步的女性观念密不可分。读者可以看到蒲松龄先生对女性存在的人文主义观照，可以想见作者是以怎样的情怀面对他笔下可爱可叹可怜可悲的女性形象。

如果我们对《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加以归纳分析，可以比较清楚分为以下三类：

1、“不是凡间人，却有世间情”的女性。显而易见，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先生是以写人的手法写妖。《聊斋志异》中的女鬼与以往民间传说中的妖女不同，她们较以前传奇中的同种类型人物更具有人情味，更具有人的心理和特征。以前的志怪小说，传奇中的女性总是妖味多于人性，她们缺少女性的特质而显得生硬死板，这与男权社会的女性意识薄弱不无关系。而在《聊斋志异》中，女性形象突破了以往志怪传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单

一、简单乏味的瓶颈，塑造的更加具有人情味。《聊斋志异》中的女性人物，是从“人”的角度着手，即使本体还有妖怪的特性，但其温柔体贴，从而更具有女性气息，栩栩如生。蒲松龄先生用富于文采的笔墨作为媒介，拉近了虚幻中的鬼怪与现实读者之间的距离。对于这样具有人性化的美丽形象，通过作者饱含爱怜激赏之情的笔触，读者对她们愈加怜爱。《婴宁》中的婴宁爱笑，她让冷漠的封建社会多了点人情味儿，多了些许暖色。她俨然一个未涉世的婴儿，脸上总是挂着美丽的笑容。家里仆人偶有犯错，只要她在场一笑，马上令紧张气氛烟消云散。婴宁爱花如命，即使婚后也不改本性，一旦遇到珍奇花卉，哪怕变卖首饰也在所不惜。这时的婴宁是真与美的化身，她不受人间污浊，天真烂漫，犹如美玉无暇，令人怜爱不已。《莲香》一文中的女主人公拥有典型的女性味道。《莲香》大意是狐精莲香和女鬼李氏因情根深种，同时爱慕桑生的疏狂与静穆而主动趋献的故事。李氏因其 “阴气太盛”而使桑生病重危殆，她深感惭愧主动告别了桑生，但李氏的魂魄为情所隔，居然“尔日抑郁无聊，徒以身为异物，自觉形秽，别后愤不归幕，随风飘荡，每见生人则羡之，昼凭草木，夜则信足浮沉。偶至章家，见少女卧床上，未知遂能活也”，竟不自觉的借尸还魂。当她看见自己还魂后相貌丑陋，竟然不如做鬼时美，更觉得无颜再见桑生，“七日不食”，使得身体浮肿，消肿后 “皮尽脱”，从而“眉目颐颊，宛肖平生”，最后喜嫁桑生。莲香听说李氏的故事感叹不已，居然“我自乐死”，希望能够托生为女人，与桑生接着前世的情缘，最后也如愿以偿。一个女鬼为情所困，借尸还魂后依然对桑生念念不忘，一个狐精为续前缘，竟不惜自杀托生为女子，结局是圆满的，两人得其心愿。女性的情感竟然能达到这样的程度，令后世读者嗟叹不已。上面分析的两位女性不论是性情宛然，还是为情而死，她们都已经超出了妖精本身固有的含义，在蒲松龄先生的笔下，她们虽然形体非人，却更得到了后人的敬重和喜爱。

2、才能、胆识不输于男儿的奇女子。古语云: “巾帼不让须眉。”在《聊斋志异》中描写的这些女性，表面看似柔弱，但她们的才能胆识，足令庸碌的男子望尘莫及。其中一类女子虽容貌不善但是心灵美丽，以才德自居;而另一类则成为家庭的经济来源，彻底颠覆了男子为家中支柱的概念。下面就针对刚才谈到的两类女性进行形象分析，以便把女子的特性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层面，从而全面的看待其存在价值。在以男子为中心的男权社会里，女子如何维持自己的地位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存课题。亚圣孟子有言: “食色，性也”，美色也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美丽的女子尚且“红颜薄命”，那容貌平平的女子恐怕就更是命薄如丝了。不过蒲松龄却写了一位高尚的丑女。《乔女》里面的乔女就是个外貌丑而心灵美的女性形象。她形体丑陋但心灵善良，老而贫的丈夫死后，拒绝了孟生的求婚，理由是“残丑不如人，所可自信者，德耳。又事二夫，官人何取焉?”。没有美貌，身体也有残疾，不过她不以为耻，因为她自信有别人比不上的德行。当孟生暴卒后，她前往哭吊，看到孟家遭到侵凌，她又挺身而出，护理家业，抚育幼子，真是女中丈夫。虽然没有美貌，但依然用女性的德行挑起孟家的重担，这是对于只看重外表不重视内在的男子的提醒，也是对其心灵无价的肯定。封建时期男子承担家庭经济来源，特别是社会普遍重农抑商的偏见，使得男子经商遭受非议，女子经商更是大逆不道，可《黄英》中的黄英却把这样的世俗彻底颠覆。她是菊花精，喜欢种菊，并以卖菊致富。丈夫马子才没有能力但又放不下书生架子想办法维持生计。对于妻子经营菊花，他顾虑重重，觉得经商是末业劝她放弃，妻子却不受其言论影响，她认为，自食其力不是什么下贱之事，靠自己的经营维持生活反而比书呆子强。黄英用实际行动不仅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更是女性改变传统观念的体现。

3、反抗封建礼教，突破传统思想的女性。前文分别从人性和人智方面对蒲松龄先生笔下的女性形象加以分析，得出了蒲先生一改以前的文学乃至社会传统，将女子塑造成具有独立性质的“人”，从而对女性的智慧赞美和观照的结论。在我国封建社会里，男性拥有绝对的主权，女性处于被歧视、被压迫的地位，这不仅体现在女性没有人身自由，连她们的婚姻也由家长一手控制。这样的特殊环境，造成了女人成为男性的附属品。《窦氏》中的窦氏，本是一个温柔美丽的女子，她虽是农家女但也渴望受到尊重，与良家子弟结合过上幸福生活。但这样的一个美好女性被世家子南三复的花言巧语蒙骗，他回家后就把诺言抛到脑后，很快和另一门当户对的大家女定亲。窦女怀孕东窗事发，父亲觉得败坏风俗把她赶出家门，万般无奈的她找到南家，恳求家仆替她传话，仆人怜悯她和孩子，找到主人传达窦女的哀求。没想到南三复竟百般推脱不肯出来，窦女的精神彻底被击垮了。她在死前发出最愤怒的诅咒，就算化为厉鬼，也要报仇雪恨。后面的结局让成为鬼的窦女实现了复仇，南三复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窦女生前没有能力为不公平的命运讨还公道，蒲先生就让她变成女鬼实现了报仇的愿望，具有鲜明的反抗精神。然而读者们也会悲哀的发现，现实的禁锢如此巨大，庄重的复仇也只能在冥界实现。《侠女》写了一位突破传统名分观念，自己为幸福做主的女性。《侠女》中的侠客却一反常态，竟是位“艳若桃李，冷若冰霜”的大家闺秀，她苟且偷生的目的就是为报父仇。她违反礼教程序，没有向父母禀告，更没有媒妁之言，有的只是重视顾生情谊，报答他的恩情。即使在现代社会，婚育问题也是及其慎重的，如果出现了问题，连父母亲戚也难免受人非议。但是读者看到的侠女，竟然只讲求实质而不讲表面的礼法和名分，在那个令人窒息的年代可以说是一位极具解放思想的女性。

综上所述，作者对女性的塑造着眼于人性的复归，才能的赞美，反抗精神这几个方面，从而使得女性具有多样性，复杂性。当然，这种复杂性不仅体现在其优点上，也体现在了她们思想落后的一面。如《乔女》中的乔女，拥有如此才德，却也不免有“一妇不从两夫”的封建观念。但较之以往的女性描写，蒲松龄先生用他细腻的笔触，文人的才华，真实的感情，提高了女性的地位，丰富了女性的形象。在“男尊女卑，男性至上”的封建社会，其表现出的对女性的尊重关怀和人文观照，不仅对后世作家的人物写作影响深远，更是在文学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1] 蒲松龄.聊斋志异(经典版).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1995年.[2]与下文《聊斋志异题辞》、《聊斋志异序》、《读聊斋杂说》及王承祖评论均见于张友鹤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3]马瑞芳.马瑞芳说聊斋.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

第五篇：论《聊斋志异》中的狐女形象

论《聊斋志异》中的狐女形象

作者:蔡碧兰 指导教师:李新灿教授（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湛江 524048）

摘 要: 在《聊斋志异》中涉及到狐的篇章有82篇，专写狐女的达40余篇，占一半有余。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狐精形象的集大成者，它成功描绘了一幅狐女群像图，无论是工笔细描还是粗笔勾勒，她们大都是美、善、智慧的象征。本文就狐女形象的创作背景及其性格特征、意义作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 狐女形象；创作背景；性格特征；意义

On “Strange” Female Foxes

Cai Bilan

School of Humanities, Zha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48 Abstract: “Strange” chapter comes to Fox eighty-two designed to write the fox woman more than 40,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half.Pu Songling's “Strange” is the image of a master of the fox spirit, successfully depicts a female fox portrait view, whether it is meticulous fine description or crude pens, big is beautiful, good, and a symbol of wisdom.Female Foxes creative background and personality traits, meaning a brief analysis.Key words: female fox image;creative background;personality traits;meaning

引言

在中国的传统文学形象中，狐狸这一角色，自古以来以负面形象居多，最为特出的当推助纣为虐的妲己，她使商纣王遭致国破身亡的覆灭命运。大约肇始于这个形象，狐狸贪婪、狡猾奸诈、魅惑好人、背信弃义等无恶不作的角色定位便确立了。历代以来，人们关于狐狸的情感体验便局限于恨不得人人得而诛之而后快这样一个狭隘的范畴，数千年来基本没有改变。

然而，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形象却颠覆了千百年来人们对狐的看法。蒲氏笔下的狐女，她们大多美丽善良、温润可亲，亦人亦狐，亦狐亦仙，是作者浓墨重彩宣扬讴歌的形象。这类幻化为女子的狐精更具人情味，其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各具情趣，也更多地得到读者的喜爱与共鸣。这些美狐形象光艳绚丽，互相辉

映，均被赋予了人的情感、意志。在中国古代文言小说这片浩渺的夜空中，如一颗颗星辰闪烁着璀璨的光芒，蔚为壮观。

一、狐女形象的创作背景

（一）与狐精原型的文化内涵有关

蒲松龄热衷于对狐女的描写、对狐女的赞誉，与中国传统的狐文化有着很大的关系。丰富的狐文化，为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狐”是众妖形象中的一种，也是较为特殊的一种。它不仅具有超现实的能力，而且有着丰富的内涵和久远的文化意蕴。在上古时期，九尾狐就是男女自由欢会的象征，后来其形象出现了分化：一部分成为一种瑞应，“另一部分在父系文明建立后开展的驱逐女神的运动背景下，经儒释道的合力，由高禖神变为淫妇，进而被妖化为狐狸精。”[1]在神话传说里，为了治理洪水而操劳得“股无肱，胫不生毛”的大禹，他的夫人涂山氏之女，其原型就是九尾白狐。所以《青凤》中的老狐自称“涂山氏之苗裔”[2]，借大禹提高身价。《焦氏易林》云：“老狐多态，行为蛊怪，惊我主母，终无咎悔。”这说明早在两汉时期就有狐妖迷惑女人的故事流传了。但这时有关狐精的记载都只有零碎片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狐妖的传说逐渐趋于完整生动，在这个时期的怪异小说，狐的形象往往被着意刻画为淫媚的妖魅。《名山记》曰：“狐者，先古之淫妇也，其名阿紫，化而为狐，故其怪多称阿紫”[3]。《太平广记》中也有“野狐名为阿紫”的旧说。此为阿紫传说，淫妇阿紫化为狐，便把淫性带给狐，狐便成了淫兽。狐乃兽中至淫之物，于是人们便把狐与女性联系起来，这样便有了淫狐变淫妇惑人害人的观念和淫狐禁忌观念，这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对狐的品性的否定。

在历来的文学塑造中，狐渐渐定型为与情、爱、性密切相关的形象，成为放纵和野性的象征。狐的情、性又特别易于与人类发生关系，所以选择狐作为作家刺贪刺虐的工具尤为有力。“作为妖精，狐妖是庞大妖精群中无与伦比的角色，堪称妖精之最。狐妖在从宗教民俗文化进入审美文化后经历了全新的价值判断和审美改造,成为最具魅力的审美意思。”[1]

在众多狐精故事中，唐代出了别具一格的《任氏传》，狐女任氏，不仅美丽温柔，而且聪明勇敢，具有鲜明的人性。作品富有生活真实感，情节虽涉怪异，却不给人虚妄荒诞的印象。任氏的出现，表明塑造狐形象由淫狐变为情狐的转机，预示着志异小说发展的重要趋势。可惜，这种良好的转变在宋元时期没有得到应有的继承和发展。真正改变狐的淫媚形象的是《聊斋志异》。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所刻画的狐女，具有让人不可抗拒的美貌和风情万种的姿态。然而不同的是，相较于以往小说中的狐狸精而言，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多了几分人性，少了几分冷漠；多了几分清纯可爱，少了几分狐媚妖娆；多了几分情真意善，少了几分虚情假意；多了几分机智聪灵，少了几分恶毒阴险。蒲松龄因此颠覆了传统，颠覆了历史。他通过描写狐女来呼唤和引导女性的觉醒，令“狐狸精”成为美丽与智慧的结晶。

（二）与蒲松龄的现实处境相关

蒲松龄热衷于写狐女，赞狐女，这与其现实遭遇有密切关系。从蒲松龄的生平看来，其参加科举却屡不得志，直至七十一岁才成岁贡生。早年“学而优则仕”的梦想化为泡影，他无法走进主流社会，除了做过几年幕宾之外，则是做私塾教师，将近四十年，可谓潦倒一生。

在这四十年当中，蒲松龄远离故乡，虽有妻室，却长期分离，因此他无法感受到家庭生活的欢乐，其基本欲求也只会更迫切、更强烈。然而由于他只是一个乡村的穷教书匠，生活中无钱财与权势，既不能娶三妻四妾，也无力宿娼狎婢，于是他只能通过写作，在自己的作品中将所有虚幻的女性尽情呈现，藉以代替性地满足其欲求。《聊斋志异》中如《狐女》、《双灯》，就讲述了狐女来去神秘，她们向男性自荐枕席，与男主人公交欢后又匆匆离去的故事。这其实是反映了蒲松龄替代性地满足了自己在现实中的欲求。

纵观《聊斋》所有人狐之恋，通常都是讲述一个贫困的书生在孤寂或抑郁或苦闷中得到狐女的爱慕与垂青，接而人类与异类就陷入情爱，从而人类的一方就拥有各种惊喜与收获。其中，狐女不但貌若天仙、聪颖机灵，且心地善良。最重要的是，她们能冲破封建制度的礼节，不计较男子的穷困潦倒，给予穷困的书生极大的精神安慰，不断带给书生物质上的需求与生活上的欢乐。事实上，这些正是作者的潜意识写照与情感寄托。作者把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理想追求放到虚幻的作品中，从而使得作者的心理体验得到自由的宣泄，也使得生命的痛苦得

到消解，寂寞的心灵得到安尉。这一点，不但关乎作者本身，也道出了穷困潦倒的清代男子们的心声。

(三)民间风俗对狐女创作的影响

“心理、习俗、信仰、通常经过一定的传统文化和社会观念表现出来，并被固定在一定的制度与生活习惯上。”[4]人们的社会观念、政治制度、生活习惯等属于民俗学范畴。民间的风俗观念不仅受到社会生活生产实践中形成的观念的影响，同时也受统治者制定的风俗政策的制约，具体表现为约定俗成的民间文化观念。生活在不同地域不同的民族之间，因地理与人文环境的差异，人们受各具特色的民间风俗观念的制约。

在中国原始信仰中，狐崇拜成为物崇拜观念的主要内容之一。动物与人们的生活、生产活动密切相关，同人类一样表现出鲜活的生命力。狐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宗教与原始迷信，同时也与一定文化地域上的民俗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狐崇拜也是万物有灵论观念作用的结果。在清代，狐崇拜十分流行，一些家族的排位中还供奉狐仙。在民俗观念中，人们把比较妖娆的女子称作是狐狸精，其原型就是以狐狸为标志的部族中长得漂亮的女性为标准。

作者在《聊斋志异》自序中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伙。”《聊斋志异》广泛地反映了明清时期的社会制度、风土人情以及民间习俗等。民间抓鬼的仪式活动与趣事被蒲松龄改编成为妙趣横生的故事，如《狐谐》、《狐入瓶》、《捉鬼射狐》等，这些篇目正是民间信仰在小说中的体现。

蒲松龄记录了大量的民俗节日活动，使作品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地域特点。他曾经写过一篇《煎饼赋》，描写了二月二日在山东一带制作煎饼的习俗。民间的二月二日俗称为龙抬头，成为祭神和祭祖的民间习俗。自古以来婚丧礼俗是人类生活中的重大活动，在《狐嫁女》中写道：殷公前往破楼里面，看到狐女的房间摆设奢华，一打听才知道今日是狐女大喜之日，前来祝贺的亲朋熙熙攘攘，房间里灯亮如白昼。丫鬓、佣人等把狐女带出来，狐女“环佩璆然，麝兰散馥。”[2]

新娘的美丽、新郎拜父母以及在佣人的簇拥之下羞答答地走到新郎面前的具体行为等这些婚俗描写都在婚礼仪式中紧凑地表现出来。

二、多姿多彩的狐女形象

（一）容华绝代的狐女

美学大师朱光潜教授说：“我在读了《聊斋》之后，就很难免地爱上了那些夜半美女。”所谓之“夜半美女”，多半指的是狐女。美丽是狐女的突出特点，也是最大的资本。《聊斋志异》中美丽的狐女一出现，男子从此失魂落魄，念念不忘。作者笔下的狐女大多是风华绝代的美狐女，蒲松龄塑造的狐形象都具有人间少有的艳丽的容貌。蒲松龄善于从各个方面挖掘狐女们的人性美，把人间和仙间女性的全部风采和美德都集中到她们身上，使她们集真、善、美于一身。

在传统观念中，人们常常把狐狸与“媚”联系在一起,狐狸要化为美女，因为只有美女才能迷惑异性，所以《聊斋志异》中的狐女大多都拥有美丽迷人的外表，这是征服异性的先决条件。《聊斋志异》中的男性爱上狐女，第一当然是被她们迷人的外貌美所吸引。纵观《聊斋志异》，蒲松龄似乎将描写女子美丽的词汇全部用在了狐女上，娇娜“娇波流慧，细柳生姿”[2]；青凤“弱态生娇，秋波流慧，人间其丽也”[2]；莲香“身单袖垂髫，风流秀曼”[2]；婴宁“容华绝代，笑容可掬”[2]；鸦头“秋波频传，眉目含情，仪容娴婉，实神仙也”[2]；胡四姐“荷粉露生，杏花烟润，嫣然含笑，媚丽欲绝”[2]等等。她们或有不沾尘俗的天真之美，或有大家闺秀的端庄之美，或有坊间妓女的风流曼妙之美，没有哪一种妖女能象狐女一样集人间各类女子于一类，能如此全面地满足不同层面、不同身份的男子对女人的审美需求，所以她们能深深打动男子的心，使他们一见倾心。这些狐女幻化成风华绝代的美女后，主动去追求心爱的男子，她们往往越墙而来，推门而入，嫣然而笑，柔声慢语，讨得男子欢心，甚至在睡梦之中，钻到男子床上。这些既体现了其狐女的特点，同时又将这些特点巧妙地融化为狐女的外貌美中而不露痕迹。狐女的外貌美包含了一种自在、健康的美，是一种充满朝气的美。

（二）心地善良的狐女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美，在某种程度上，它和善是相通的。”蒲松龄笔下的大多狐女不但是绝世美女，而且心地善良、善解人意，乐于助人，是美的使者，更是善的化身，展现出最美好的人性。

《莲香》中的狐女是一个贤妻的典型形象，桑生因痴恋鬼魅，身体每况愈下，生命近乎垂危，莲香不畏路遥道远，克服险阻采摘草药，于危难之际拯救了桑生的性命。莲、怜相通，这个“怜”字实是对莲香品性的揭示，她的宽容和善良，最终感动了女鬼李氏，使李氏与其友好相处，亲如姐妹。莲香对李氏的怜惜不仅仅是出于对桑生的爱，更是莲香善良敦厚之性情使然。

《小翠》中青春少女小翠为报母恩而甘愿嫁给一个傻子，并想方设法使王家化险为夷，让丈夫变成一个正常人。《娇娜》中狐女娇娜与孔生以诚相待，患难中互相救助，度过人生中的一个个难关。在《红玉》中，红玉亦是一个有情有义，抚危济困，可敬可爱的狐女。她与书生冯相如一见钟情，“与订永好”，后因冯父责骂，而使红玉自尊地离开。在离开之前。她还设法帮助相如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红玉走后，冯家厄运连连，老父被恶霸活活气死，娇妻卫氏被抢走后也“不屈”而死。就在冯相如家破人亡，陷入绝境，毫无生路的时候，红玉却又飘然出现，帮助哺养孩子，“荷镵诛茅，牵萝补屋，日以为常”、“操作过农家妇”，从废墟重建起一个“腴田连阡，夏屋渠渠”的幸福家庭。连王士真也大赞红玉：“程婴、杵臼，未曾闻巾帼，况狐耶！”[5]这些集“真、善、美”于一身的狐女给我们留下美好的印象，产生感染人、陶冶人的美的力量。

（三）才华横溢的狐女

在《聊斋志异》里，出现众多聪明绝顶，才华出众的狐女。蒲松龄用他塑造的这一个个生动的艺术形象批判了轻视女性才智这种现象，歌颂了女子的智慧。

在《辛十四娘》中，十四娘有观察阅人的本领，她告诉丈夫，楚生不宜接触，但是丈夫不听劝告，以致身陷囹圄。十四娘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求助皇帝。我们可以看到她在求助皇帝过程中，运用了智慧，投其所好，最终成功把丈夫救出。

《莲香》中的莲香非常聪明，她处处体谅桑生，并多次劝解桑生要多加注意身体。当桑生病情加重时，莲香主动为他治病，耐心照料桑生的生活起居。虽为狐女，她却处处为桑生着想，不与李女争风吃醋，不计较个人得失，莲香是一位知书达理的狐女，面对李女的猜忌她始终用理智和才情赢得桑生的爱。

在《张鸿渐》中，狐女舜华成为落魄书生张鸿渐的心灵慰籍，一直是他人生道路上的坚强后盾。张鸿渐逃难途中娶女狐舜华，舜华帮助张鸿渐回到家乡。与妻子团聚之后，张鸿渐再次遇难时，舜华慷慨帮助。她总是在其最需要帮助时出现，而从来不向张鸿渐提出任何要求和回报，她总能让张鸿渐逢凶化吉，运用自己的才华，帮助书生渡过难关。

《小翠》中的小翠因报救母之恩，嫁给王太常的痴子，并想方设法保护他们

一家。除此之外，她还曾帮助公公解除烦恼，保全官位。她嫁到王家后，整天带着傻元丰嬉戏玩乐，甚至让元丰穿戴皇上的礼服，玩起了游戏，还让王太常的政敌王给谏拿去了礼服。而这一切看似疯癫的行为背后却藏着莫大的智慧。小翠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这最后一着棋，引诱工于心计、老谋深算的王给谏中计上当。王给谏终因诬告罪充军云南。王太常一家终无后患。这场戏充分表现狐女小翠的深谋远虑和超人智慧。

（四）多情勇敢的狐女

蒲松龄笔下风华绝代的狐女们对男性是主动、大胆的，她们热爱生活，对美好的爱情敢于热烈追求，感情执着专一。她们在恶势力面前的坚韧与勇敢，使人为之动情，像《莲香》、《鸦头》、《红玉》等篇章的主人公。

《莲香》中的狐女莲香和女鬼李通判女，同时爱上了桑生，而莲香是一个典型的多情多义的狐女，她为了爱情，为了爱人，甘愿付出任何代价。她面对桑生和鬼女的爱恋，不是争风吃醋，而是处处为桑生着想，多次劝告桑生远离女鬼，并“采药三山”，救了桑生一命。后来，为了能与爱人白头偕老，莲香甘愿死而投胎，在十四年后，嫁与桑生，再续前缘。她对爱情的追求是那么炽热，百折不挠，一往情深，置生死于度外。

在《鸦头》篇中蒲松龄刻画一个为了真诚的爱情和自由的生活而自觉与恶势力做拼死斗争的勇于反抗、意志坚定的狐女鸦头。鸦头虽被母亲逼去当妓女，但她并没有放弃对真爱的追求，见王生“淳笃可托”，于是连夜“急易男装”与王私奔。她不畏封建礼教的束缚，按照自己的感情和意愿，大胆追求心爱的人，并终于获得新生，过上幸福的生活。

《荷花三娘子》中狐女为宗生牵线搭桥，使之娶了纯洁的荷仙，并生下儿子，哺育后毅然离去。《红玉》中描写了一位侠义的女狐红玉，她爱憎分明，疾恶如仇，侠义心肠尤胜男子，她请求一位侠客来替书生冯相如报仇，后来宋御史被侠客杀死，官府不分青红皂白认定冯相如是杀人凶手，在官府的威胁下，冯相如不携子逃跑被抓，可怜的孩子被抛下山崖，在危难之中红玉再次出手相助，孩子最终才化险为夷，红玉面对危难时刻表现出来刚强的性格是作者所肯定的。

三、蒲松龄创作狐女形象的意义

（一）寄托了作者理想和情感

“一个艺术家表现的是情感，但并不是像一个大发牢骚的政治家或者是像一个正在大哭大笑的儿童所表现出来的情感。艺术家将那些在常人看来混乱不整洁和隐晦的现实变成了可见的形式，这就是将主观领域客观化的过程”。[6] 艺术家透过作品的创作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或情绪，那么艺术家自身的经历与素质会对作品的创作、风格、特征等各方面产生可大可小的影响。

有人感叹：人生是一个矛盾体，存在着太多的迷惑，有点近似一道无解的方程，找不到答案。蒲松龄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矛盾的载体。他热衷于科举，孜孜以求出将入相，光宗耀祖，但现实却是“试辄不售”，备尝酸辛，一直被摈斥于仕宦门外，“潦倒于荒山僻隘之乡”。他当过县太爷的师爷，结识过大员名流，长期在缙绅家坐馆，在本乡本土文名籍籍，但他的求仕活动处处波折，坎坎坷坷，一直处于怀才不遇的逆境。他的活动天地不广，但他的知识却极宽，他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老死于农村，但他始终不是农民，他是封建时代的文人，但他和农民同病相怜，对农民的疾苦有深切了解，心是向着农民的。论起社会地位，可谓卑微，七十二岁高龄才成为岁贡生，得一“候选儒学训导”的虚衔，《清史稿》中对他无一字提及，他的社会知名度却大得惊人，即便是一些封建帝王也未必有他那样大的声望，数百年来，不用说读书人中皆知他不同凡响的伟名。命运之神就是这样恶作剧般地嘲弄着这位享誉千古的大文学家：它既耽误了蒲松龄，同时也成全了蒲松龄。

（二）挑战封建礼教，颠覆了传统的狐女形象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封建社会女性的固有婚姻观。爱情对于大门不出二门不入，久居深闺的她们而言无非就是一种等待，不论等来的是否是自己心仪的对象，都将会成为她们即将面临的一种宿命。在求偶的过程中，女性由于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不得主动出击，而应由男方先提出，然后才可以应承，否则便会认为是动了邪思歪念，要受到责罚。蒲松龄支持女性有婚姻的自主权。他认为女性应该学会找寻自己的幸福，在择偶方面要勇敢地做出自己正确的选择。

“娇娜使松娘捧其首，兄以金簪拨其齿，自乃撮其颐，以舌度红丸入，又接吻而呵之。红丸随气入喉，格格作响。移时，豁然而苏。见眷口满前，恍如梦寐”。[2]当着松娘和皇甫公子的面，娇娜为救孔生，毫不羞怯，为孔生接吻呵气。对于

一个生活在封建社会的少妇，能够做出这种举动，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为了救孔生毅然决定接吻呵气，在危急之时柔弱的娇娜不顾世俗的眼光，果断地做出在于当时被视为极为不可思议的事情。当然她的行为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出自友情，她和孔生之间的友谊始终保持在纯洁的和健康的范围内。她在双唇接触后，娇娜没有显示出少女的害羞，以此让我们更加肯定娇娜与孔生之间纯洁的友情。这种侠情在当时似乎只会表现于男性之间肝胆相照的兄弟之情，但娇娜却让我们也感受到了这种朋友之间的侠情，可谓是巾帼不让须眉。娇娜是有思想，有主见的。她凭着自己的思想来做事，而不是在封建礼俗所规定的规矩里行走。她没有因为封建社会的礼教而受到牵绊，没有被封建思想束缚住。她是聪明的，她具有独立的思想，身心的自由。当娇娜知道丈夫吴郎一门俱没之后，“顿足悲伤，泣不可止”[2]。如此悲伤是真情的展露，是出于娇娜个人的情感以及道德的感悟。

娇娜打破了男女之间的隔离，这一形象的出现展现着女性对封建礼教的突破，是女性进步的一个代表，同时也象征着女性发展的趋势。蒲松龄以此批判了社会的黑暗现实，同时给女性和社会指出了发展的道路。在阳盛阴衰的不平衡的有缺陷的社会状态中，女性可以通过学习、实践等各种途径来提高自身素质，加强个人修养，冲破男权社会用来禁锢女性思想的封建礼教，打破男性一手遮天的局面，与男性平等相处，共同发展。

（三）打破了女性对男性惟命是从的教条

封建社会女性活动范围狭窄，大多深居闺中，缺乏独立的经济能力。伦理规范训导下的女性多半都是“呼来则来，唤去便去”、“战战兢兢”，“常惧黝辱”。[7]女性自觉遵守妇道，对男性惟命是从，而“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便很好地反映出了当时男性的地位远远高于女性的地位。对于男性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而言，男性是家庭中的主要支柱。女性的生活都是依靠男性来描摹，在男性看来女性如果失去了男性，她们的生活也就失去了依靠，没有了重心，生命也因此而变得黑暗无意义。但蒲松龄所刻画的狐女却为女性提供了一个施展能力的空间。

《红玉》有这样一段描述：“ 一夜，相如月下，忽见东馆女自墙上来窥，视之，美；近之，微笑；招以手，不来亦不去；固请之，乃梯而去，遂共寝处。”

[2]当红玉要走时，她还帮助书生娶妻；当书生家破人亡时，红玉助其治理家务。在这篇故事中，男主角碰到难题时，似乎只会痛哭，毫无办法，总是依靠狐女来

排忧解难。在蒲松龄的笔下，这些狐仙多么具有现代女性的独立意识，不以男人为尊，相反还帮助男主人公去解决问题，有时候这个难题甚至是关系到这个男人的身家性命。

而《辛十四娘》中辛十四娘的遭遇象征着久锁深闺的女性一旦与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发生关系，就会爆发潜在的生命力，萌生追求自由幸福的原动力。男性是封建社会的主导，是生产生活的主要的劳动力，而女性却处于柔弱无地位的境地。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男性都拥有聪明才干，可以独当一面，为家庭和家人谋幸福。故事中两个典型的愚昧至极的男子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他们在女性面前显得多么的渺小无能。蒲松龄依靠这些聪明能干的女性形象，对千百年来的男尊女卑的观念发起了强有力的冲击，这些女性不甘心做依附男性无所作为的人，这明显地表明了女性的自立意识，也意味着女性在社会、家庭生活中一种意识的觉醒。女性没有必要去依附男性，每个人都会有弱势和优势两个方面。当男性处于弱势时，此时女性未尝不可展示自己的能力，补救男性的劣势。要营造一种和谐的氛围，让男性和女性不应当处在高低两个不同的社会层面，而应该使二者成为彼此平衡的两个部分，成为一种互补。通过这种优劣之间的互补来达到男女之间的和谐，在和谐的氛围中共同建造家庭生活，使人们在一种稳定的生活中去建构和谐的社会环境。

（四）对黑暗现实社会的影射和批判

钱锺书先生说，蒲松龄的创作是“写忧而造艺”。这忧是个人之忧，更是时代之忧。他写的狐女故事对生活的反映涉及到清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具有犀利的批判锋芒，并借写狐惩戒人。

蒲松龄生活的明末清初是一个社会大动荡时期。朝代交替，政权更迭，各种矛盾异常尖锐复杂。清政府为巩固其统治，一方面密布文网、制造文祸以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禁锢；另一方面又用恢复科举笼络士子之心。蒲松龄一生科场失意，为养家糊口，他不得不去坐馆教书。这种不得志的经历使他有机会接触到社会最下层，对黑暗的社会的现实有了深刻的体验和强烈的不满。为了宣泄内心的“孤愤”、消解淤积的“磊块愁”，同时又能避开酷烈森严的文网，于是狐女形象便走上了现实人生的舞台。这些形象固然可以看成是面对严酷现实无可奈何的“寄托”，但从另一方面看，正是这些非现实的形象，打破了时空、人神、生死 的界限，让作品在反映现实上获得了另一种自由，如此才使蒲松龄能够根据自己对生活的理解，用超现实的形式书写真正的现实，说出现实中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于是人们从中看到了各级官吏的徇私枉法、恶霸豪绅的飞扬跋扈以及平民百姓的悲惨境遇。《红玉》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宋御史见冯相如之妻卫氏貌美便起霸占之心，先以重赂派人暗示，不能得手竟大打出手，强夺卫氏，冯翁被殴后气急而亡，卫氏亦不屈而死。冯生“大哭，抱子兴词。上至督抚，讼几遍，卒不得直。”[2]无奈，狐女红玉在官绅勾结、法不庇民的情况下，挺身而出，诛杀了宋御史一家五口。官府却在查无实证的情况下把冯相如收监，抛儿荒野。侠客无奈把短刀扎在县令的床头，县令才不得已释放冯相如。蒲松龄以艺术的手法，一层层地揭开了封建政权的反动、腐败、虚伪和残酷，把它的狰狞面目大白于天下。

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用其独特的审美眼光，为世人塑造了让人印象深刻的狐女形象，为我国古典文言小说增添了不少的文学艺术形象。这些狐女形象的塑造来自于男性心中对女性的价值评判，来自实践女子中的温柔与多情。她们表面上大胆得如同娼妓，内心却具有人间女子的柔情，她们是男人心中的“性”、“情”、“理”斗争所产生出来的综合模型。她们同时也是男性心中对女性理想形象的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