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聊斋志异》中的狐女形象

第一篇：论《聊斋志异》中的狐女形象

论《聊斋志异》中的狐女形象

作者:蔡碧兰 指导教师:李新灿教授（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湛江 524048）

摘 要: 在《聊斋志异》中涉及到狐的篇章有82篇，专写狐女的达40余篇，占一半有余。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狐精形象的集大成者，它成功描绘了一幅狐女群像图，无论是工笔细描还是粗笔勾勒，她们大都是美、善、智慧的象征。本文就狐女形象的创作背景及其性格特征、意义作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 狐女形象；创作背景；性格特征；意义

On “Strange” Female Foxes

Cai Bilan

School of Humanities, Zha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48 Abstract: “Strange” chapter comes to Fox eighty-two designed to write the fox woman more than 40,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half.Pu Songling's “Strange” is the image of a master of the fox spirit, successfully depicts a female fox portrait view, whether it is meticulous fine description or crude pens, big is beautiful, good, and a symbol of wisdom.Female Foxes creative background and personality traits, meaning a brief analysis.Key words: female fox image;creative background;personality traits;meaning

引言

在中国的传统文学形象中，狐狸这一角色，自古以来以负面形象居多，最为特出的当推助纣为虐的妲己，她使商纣王遭致国破身亡的覆灭命运。大约肇始于这个形象，狐狸贪婪、狡猾奸诈、魅惑好人、背信弃义等无恶不作的角色定位便确立了。历代以来，人们关于狐狸的情感体验便局限于恨不得人人得而诛之而后快这样一个狭隘的范畴，数千年来基本没有改变。

然而，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形象却颠覆了千百年来人们对狐的看法。蒲氏笔下的狐女，她们大多美丽善良、温润可亲，亦人亦狐，亦狐亦仙，是作者浓墨重彩宣扬讴歌的形象。这类幻化为女子的狐精更具人情味，其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各具情趣，也更多地得到读者的喜爱与共鸣。这些美狐形象光艳绚丽，互相辉

映，均被赋予了人的情感、意志。在中国古代文言小说这片浩渺的夜空中，如一颗颗星辰闪烁着璀璨的光芒，蔚为壮观。

一、狐女形象的创作背景

（一）与狐精原型的文化内涵有关

蒲松龄热衷于对狐女的描写、对狐女的赞誉，与中国传统的狐文化有着很大的关系。丰富的狐文化，为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狐”是众妖形象中的一种，也是较为特殊的一种。它不仅具有超现实的能力，而且有着丰富的内涵和久远的文化意蕴。在上古时期，九尾狐就是男女自由欢会的象征，后来其形象出现了分化：一部分成为一种瑞应，“另一部分在父系文明建立后开展的驱逐女神的运动背景下，经儒释道的合力，由高禖神变为淫妇，进而被妖化为狐狸精。”[1]在神话传说里，为了治理洪水而操劳得“股无肱，胫不生毛”的大禹，他的夫人涂山氏之女，其原型就是九尾白狐。所以《青凤》中的老狐自称“涂山氏之苗裔”[2]，借大禹提高身价。《焦氏易林》云：“老狐多态，行为蛊怪，惊我主母，终无咎悔。”这说明早在两汉时期就有狐妖迷惑女人的故事流传了。但这时有关狐精的记载都只有零碎片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狐妖的传说逐渐趋于完整生动，在这个时期的怪异小说，狐的形象往往被着意刻画为淫媚的妖魅。《名山记》曰：“狐者，先古之淫妇也，其名阿紫，化而为狐，故其怪多称阿紫”[3]。《太平广记》中也有“野狐名为阿紫”的旧说。此为阿紫传说，淫妇阿紫化为狐，便把淫性带给狐，狐便成了淫兽。狐乃兽中至淫之物，于是人们便把狐与女性联系起来，这样便有了淫狐变淫妇惑人害人的观念和淫狐禁忌观念，这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对狐的品性的否定。

在历来的文学塑造中，狐渐渐定型为与情、爱、性密切相关的形象，成为放纵和野性的象征。狐的情、性又特别易于与人类发生关系，所以选择狐作为作家刺贪刺虐的工具尤为有力。“作为妖精，狐妖是庞大妖精群中无与伦比的角色，堪称妖精之最。狐妖在从宗教民俗文化进入审美文化后经历了全新的价值判断和审美改造,成为最具魅力的审美意思。”[1]

在众多狐精故事中，唐代出了别具一格的《任氏传》，狐女任氏，不仅美丽温柔，而且聪明勇敢，具有鲜明的人性。作品富有生活真实感，情节虽涉怪异，却不给人虚妄荒诞的印象。任氏的出现，表明塑造狐形象由淫狐变为情狐的转机，预示着志异小说发展的重要趋势。可惜，这种良好的转变在宋元时期没有得到应有的继承和发展。真正改变狐的淫媚形象的是《聊斋志异》。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所刻画的狐女，具有让人不可抗拒的美貌和风情万种的姿态。然而不同的是，相较于以往小说中的狐狸精而言，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多了几分人性，少了几分冷漠；多了几分清纯可爱，少了几分狐媚妖娆；多了几分情真意善，少了几分虚情假意；多了几分机智聪灵，少了几分恶毒阴险。蒲松龄因此颠覆了传统，颠覆了历史。他通过描写狐女来呼唤和引导女性的觉醒，令“狐狸精”成为美丽与智慧的结晶。

（二）与蒲松龄的现实处境相关

蒲松龄热衷于写狐女，赞狐女，这与其现实遭遇有密切关系。从蒲松龄的生平看来，其参加科举却屡不得志，直至七十一岁才成岁贡生。早年“学而优则仕”的梦想化为泡影，他无法走进主流社会，除了做过几年幕宾之外，则是做私塾教师，将近四十年，可谓潦倒一生。

在这四十年当中，蒲松龄远离故乡，虽有妻室，却长期分离，因此他无法感受到家庭生活的欢乐，其基本欲求也只会更迫切、更强烈。然而由于他只是一个乡村的穷教书匠，生活中无钱财与权势，既不能娶三妻四妾，也无力宿娼狎婢，于是他只能通过写作，在自己的作品中将所有虚幻的女性尽情呈现，藉以代替性地满足其欲求。《聊斋志异》中如《狐女》、《双灯》，就讲述了狐女来去神秘，她们向男性自荐枕席，与男主人公交欢后又匆匆离去的故事。这其实是反映了蒲松龄替代性地满足了自己在现实中的欲求。

纵观《聊斋》所有人狐之恋，通常都是讲述一个贫困的书生在孤寂或抑郁或苦闷中得到狐女的爱慕与垂青，接而人类与异类就陷入情爱，从而人类的一方就拥有各种惊喜与收获。其中，狐女不但貌若天仙、聪颖机灵，且心地善良。最重要的是，她们能冲破封建制度的礼节，不计较男子的穷困潦倒，给予穷困的书生极大的精神安慰，不断带给书生物质上的需求与生活上的欢乐。事实上，这些正是作者的潜意识写照与情感寄托。作者把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理想追求放到虚幻的作品中，从而使得作者的心理体验得到自由的宣泄，也使得生命的痛苦得

到消解，寂寞的心灵得到安尉。这一点，不但关乎作者本身，也道出了穷困潦倒的清代男子们的心声。

(三)民间风俗对狐女创作的影响

“心理、习俗、信仰、通常经过一定的传统文化和社会观念表现出来，并被固定在一定的制度与生活习惯上。”[4]人们的社会观念、政治制度、生活习惯等属于民俗学范畴。民间的风俗观念不仅受到社会生活生产实践中形成的观念的影响，同时也受统治者制定的风俗政策的制约，具体表现为约定俗成的民间文化观念。生活在不同地域不同的民族之间，因地理与人文环境的差异，人们受各具特色的民间风俗观念的制约。

在中国原始信仰中，狐崇拜成为物崇拜观念的主要内容之一。动物与人们的生活、生产活动密切相关，同人类一样表现出鲜活的生命力。狐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宗教与原始迷信，同时也与一定文化地域上的民俗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狐崇拜也是万物有灵论观念作用的结果。在清代，狐崇拜十分流行，一些家族的排位中还供奉狐仙。在民俗观念中，人们把比较妖娆的女子称作是狐狸精，其原型就是以狐狸为标志的部族中长得漂亮的女性为标准。

作者在《聊斋志异》自序中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伙。”《聊斋志异》广泛地反映了明清时期的社会制度、风土人情以及民间习俗等。民间抓鬼的仪式活动与趣事被蒲松龄改编成为妙趣横生的故事，如《狐谐》、《狐入瓶》、《捉鬼射狐》等，这些篇目正是民间信仰在小说中的体现。

蒲松龄记录了大量的民俗节日活动，使作品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地域特点。他曾经写过一篇《煎饼赋》，描写了二月二日在山东一带制作煎饼的习俗。民间的二月二日俗称为龙抬头，成为祭神和祭祖的民间习俗。自古以来婚丧礼俗是人类生活中的重大活动，在《狐嫁女》中写道：殷公前往破楼里面，看到狐女的房间摆设奢华，一打听才知道今日是狐女大喜之日，前来祝贺的亲朋熙熙攘攘，房间里灯亮如白昼。丫鬓、佣人等把狐女带出来，狐女“环佩璆然，麝兰散馥。”[2]

新娘的美丽、新郎拜父母以及在佣人的簇拥之下羞答答地走到新郎面前的具体行为等这些婚俗描写都在婚礼仪式中紧凑地表现出来。

二、多姿多彩的狐女形象

（一）容华绝代的狐女

美学大师朱光潜教授说：“我在读了《聊斋》之后，就很难免地爱上了那些夜半美女。”所谓之“夜半美女”，多半指的是狐女。美丽是狐女的突出特点，也是最大的资本。《聊斋志异》中美丽的狐女一出现，男子从此失魂落魄，念念不忘。作者笔下的狐女大多是风华绝代的美狐女，蒲松龄塑造的狐形象都具有人间少有的艳丽的容貌。蒲松龄善于从各个方面挖掘狐女们的人性美，把人间和仙间女性的全部风采和美德都集中到她们身上，使她们集真、善、美于一身。

在传统观念中，人们常常把狐狸与“媚”联系在一起,狐狸要化为美女，因为只有美女才能迷惑异性，所以《聊斋志异》中的狐女大多都拥有美丽迷人的外表，这是征服异性的先决条件。《聊斋志异》中的男性爱上狐女，第一当然是被她们迷人的外貌美所吸引。纵观《聊斋志异》，蒲松龄似乎将描写女子美丽的词汇全部用在了狐女上，娇娜“娇波流慧，细柳生姿”[2]；青凤“弱态生娇，秋波流慧，人间其丽也”[2]；莲香“身单袖垂髫，风流秀曼”[2]；婴宁“容华绝代，笑容可掬”[2]；鸦头“秋波频传，眉目含情，仪容娴婉，实神仙也”[2]；胡四姐“荷粉露生，杏花烟润，嫣然含笑，媚丽欲绝”[2]等等。她们或有不沾尘俗的天真之美，或有大家闺秀的端庄之美，或有坊间妓女的风流曼妙之美，没有哪一种妖女能象狐女一样集人间各类女子于一类，能如此全面地满足不同层面、不同身份的男子对女人的审美需求，所以她们能深深打动男子的心，使他们一见倾心。这些狐女幻化成风华绝代的美女后，主动去追求心爱的男子，她们往往越墙而来，推门而入，嫣然而笑，柔声慢语，讨得男子欢心，甚至在睡梦之中，钻到男子床上。这些既体现了其狐女的特点，同时又将这些特点巧妙地融化为狐女的外貌美中而不露痕迹。狐女的外貌美包含了一种自在、健康的美，是一种充满朝气的美。

（二）心地善良的狐女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美，在某种程度上，它和善是相通的。”蒲松龄笔下的大多狐女不但是绝世美女，而且心地善良、善解人意，乐于助人，是美的使者，更是善的化身，展现出最美好的人性。

《莲香》中的狐女是一个贤妻的典型形象，桑生因痴恋鬼魅，身体每况愈下，生命近乎垂危，莲香不畏路遥道远，克服险阻采摘草药，于危难之际拯救了桑生的性命。莲、怜相通，这个“怜”字实是对莲香品性的揭示，她的宽容和善良，最终感动了女鬼李氏，使李氏与其友好相处，亲如姐妹。莲香对李氏的怜惜不仅仅是出于对桑生的爱，更是莲香善良敦厚之性情使然。

《小翠》中青春少女小翠为报母恩而甘愿嫁给一个傻子，并想方设法使王家化险为夷，让丈夫变成一个正常人。《娇娜》中狐女娇娜与孔生以诚相待，患难中互相救助，度过人生中的一个个难关。在《红玉》中，红玉亦是一个有情有义，抚危济困，可敬可爱的狐女。她与书生冯相如一见钟情，“与订永好”，后因冯父责骂，而使红玉自尊地离开。在离开之前。她还设法帮助相如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红玉走后，冯家厄运连连，老父被恶霸活活气死，娇妻卫氏被抢走后也“不屈”而死。就在冯相如家破人亡，陷入绝境，毫无生路的时候，红玉却又飘然出现，帮助哺养孩子，“荷镵诛茅，牵萝补屋，日以为常”、“操作过农家妇”，从废墟重建起一个“腴田连阡，夏屋渠渠”的幸福家庭。连王士真也大赞红玉：“程婴、杵臼，未曾闻巾帼，况狐耶！”[5]这些集“真、善、美”于一身的狐女给我们留下美好的印象，产生感染人、陶冶人的美的力量。

（三）才华横溢的狐女

在《聊斋志异》里，出现众多聪明绝顶，才华出众的狐女。蒲松龄用他塑造的这一个个生动的艺术形象批判了轻视女性才智这种现象，歌颂了女子的智慧。

在《辛十四娘》中，十四娘有观察阅人的本领，她告诉丈夫，楚生不宜接触，但是丈夫不听劝告，以致身陷囹圄。十四娘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求助皇帝。我们可以看到她在求助皇帝过程中，运用了智慧，投其所好，最终成功把丈夫救出。

《莲香》中的莲香非常聪明，她处处体谅桑生，并多次劝解桑生要多加注意身体。当桑生病情加重时，莲香主动为他治病，耐心照料桑生的生活起居。虽为狐女，她却处处为桑生着想，不与李女争风吃醋，不计较个人得失，莲香是一位知书达理的狐女，面对李女的猜忌她始终用理智和才情赢得桑生的爱。

在《张鸿渐》中，狐女舜华成为落魄书生张鸿渐的心灵慰籍，一直是他人生道路上的坚强后盾。张鸿渐逃难途中娶女狐舜华，舜华帮助张鸿渐回到家乡。与妻子团聚之后，张鸿渐再次遇难时，舜华慷慨帮助。她总是在其最需要帮助时出现，而从来不向张鸿渐提出任何要求和回报，她总能让张鸿渐逢凶化吉，运用自己的才华，帮助书生渡过难关。

《小翠》中的小翠因报救母之恩，嫁给王太常的痴子，并想方设法保护他们

一家。除此之外，她还曾帮助公公解除烦恼，保全官位。她嫁到王家后，整天带着傻元丰嬉戏玩乐，甚至让元丰穿戴皇上的礼服，玩起了游戏，还让王太常的政敌王给谏拿去了礼服。而这一切看似疯癫的行为背后却藏着莫大的智慧。小翠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这最后一着棋，引诱工于心计、老谋深算的王给谏中计上当。王给谏终因诬告罪充军云南。王太常一家终无后患。这场戏充分表现狐女小翠的深谋远虑和超人智慧。

（四）多情勇敢的狐女

蒲松龄笔下风华绝代的狐女们对男性是主动、大胆的，她们热爱生活，对美好的爱情敢于热烈追求，感情执着专一。她们在恶势力面前的坚韧与勇敢，使人为之动情，像《莲香》、《鸦头》、《红玉》等篇章的主人公。

《莲香》中的狐女莲香和女鬼李通判女，同时爱上了桑生，而莲香是一个典型的多情多义的狐女，她为了爱情，为了爱人，甘愿付出任何代价。她面对桑生和鬼女的爱恋，不是争风吃醋，而是处处为桑生着想，多次劝告桑生远离女鬼，并“采药三山”，救了桑生一命。后来，为了能与爱人白头偕老，莲香甘愿死而投胎，在十四年后，嫁与桑生，再续前缘。她对爱情的追求是那么炽热，百折不挠，一往情深，置生死于度外。

在《鸦头》篇中蒲松龄刻画一个为了真诚的爱情和自由的生活而自觉与恶势力做拼死斗争的勇于反抗、意志坚定的狐女鸦头。鸦头虽被母亲逼去当妓女，但她并没有放弃对真爱的追求，见王生“淳笃可托”，于是连夜“急易男装”与王私奔。她不畏封建礼教的束缚，按照自己的感情和意愿，大胆追求心爱的人，并终于获得新生，过上幸福的生活。

《荷花三娘子》中狐女为宗生牵线搭桥，使之娶了纯洁的荷仙，并生下儿子，哺育后毅然离去。《红玉》中描写了一位侠义的女狐红玉，她爱憎分明，疾恶如仇，侠义心肠尤胜男子，她请求一位侠客来替书生冯相如报仇，后来宋御史被侠客杀死，官府不分青红皂白认定冯相如是杀人凶手，在官府的威胁下，冯相如不携子逃跑被抓，可怜的孩子被抛下山崖，在危难之中红玉再次出手相助，孩子最终才化险为夷，红玉面对危难时刻表现出来刚强的性格是作者所肯定的。

三、蒲松龄创作狐女形象的意义

（一）寄托了作者理想和情感

“一个艺术家表现的是情感，但并不是像一个大发牢骚的政治家或者是像一个正在大哭大笑的儿童所表现出来的情感。艺术家将那些在常人看来混乱不整洁和隐晦的现实变成了可见的形式，这就是将主观领域客观化的过程”。[6] 艺术家透过作品的创作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或情绪，那么艺术家自身的经历与素质会对作品的创作、风格、特征等各方面产生可大可小的影响。

有人感叹：人生是一个矛盾体，存在着太多的迷惑，有点近似一道无解的方程，找不到答案。蒲松龄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矛盾的载体。他热衷于科举，孜孜以求出将入相，光宗耀祖，但现实却是“试辄不售”，备尝酸辛，一直被摈斥于仕宦门外，“潦倒于荒山僻隘之乡”。他当过县太爷的师爷，结识过大员名流，长期在缙绅家坐馆，在本乡本土文名籍籍，但他的求仕活动处处波折，坎坎坷坷，一直处于怀才不遇的逆境。他的活动天地不广，但他的知识却极宽，他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老死于农村，但他始终不是农民，他是封建时代的文人，但他和农民同病相怜，对农民的疾苦有深切了解，心是向着农民的。论起社会地位，可谓卑微，七十二岁高龄才成为岁贡生，得一“候选儒学训导”的虚衔，《清史稿》中对他无一字提及，他的社会知名度却大得惊人，即便是一些封建帝王也未必有他那样大的声望，数百年来，不用说读书人中皆知他不同凡响的伟名。命运之神就是这样恶作剧般地嘲弄着这位享誉千古的大文学家：它既耽误了蒲松龄，同时也成全了蒲松龄。

（二）挑战封建礼教，颠覆了传统的狐女形象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封建社会女性的固有婚姻观。爱情对于大门不出二门不入，久居深闺的她们而言无非就是一种等待，不论等来的是否是自己心仪的对象，都将会成为她们即将面临的一种宿命。在求偶的过程中，女性由于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不得主动出击，而应由男方先提出，然后才可以应承，否则便会认为是动了邪思歪念，要受到责罚。蒲松龄支持女性有婚姻的自主权。他认为女性应该学会找寻自己的幸福，在择偶方面要勇敢地做出自己正确的选择。

“娇娜使松娘捧其首，兄以金簪拨其齿，自乃撮其颐，以舌度红丸入，又接吻而呵之。红丸随气入喉，格格作响。移时，豁然而苏。见眷口满前，恍如梦寐”。[2]当着松娘和皇甫公子的面，娇娜为救孔生，毫不羞怯，为孔生接吻呵气。对于

一个生活在封建社会的少妇，能够做出这种举动，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为了救孔生毅然决定接吻呵气，在危急之时柔弱的娇娜不顾世俗的眼光，果断地做出在于当时被视为极为不可思议的事情。当然她的行为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出自友情，她和孔生之间的友谊始终保持在纯洁的和健康的范围内。她在双唇接触后，娇娜没有显示出少女的害羞，以此让我们更加肯定娇娜与孔生之间纯洁的友情。这种侠情在当时似乎只会表现于男性之间肝胆相照的兄弟之情，但娇娜却让我们也感受到了这种朋友之间的侠情，可谓是巾帼不让须眉。娇娜是有思想，有主见的。她凭着自己的思想来做事，而不是在封建礼俗所规定的规矩里行走。她没有因为封建社会的礼教而受到牵绊，没有被封建思想束缚住。她是聪明的，她具有独立的思想，身心的自由。当娇娜知道丈夫吴郎一门俱没之后，“顿足悲伤，泣不可止”[2]。如此悲伤是真情的展露，是出于娇娜个人的情感以及道德的感悟。

娇娜打破了男女之间的隔离，这一形象的出现展现着女性对封建礼教的突破，是女性进步的一个代表，同时也象征着女性发展的趋势。蒲松龄以此批判了社会的黑暗现实，同时给女性和社会指出了发展的道路。在阳盛阴衰的不平衡的有缺陷的社会状态中，女性可以通过学习、实践等各种途径来提高自身素质，加强个人修养，冲破男权社会用来禁锢女性思想的封建礼教，打破男性一手遮天的局面，与男性平等相处，共同发展。

（三）打破了女性对男性惟命是从的教条

封建社会女性活动范围狭窄，大多深居闺中，缺乏独立的经济能力。伦理规范训导下的女性多半都是“呼来则来，唤去便去”、“战战兢兢”，“常惧黝辱”。[7]女性自觉遵守妇道，对男性惟命是从，而“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便很好地反映出了当时男性的地位远远高于女性的地位。对于男性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而言，男性是家庭中的主要支柱。女性的生活都是依靠男性来描摹，在男性看来女性如果失去了男性，她们的生活也就失去了依靠，没有了重心，生命也因此而变得黑暗无意义。但蒲松龄所刻画的狐女却为女性提供了一个施展能力的空间。

《红玉》有这样一段描述：“ 一夜，相如月下，忽见东馆女自墙上来窥，视之，美；近之，微笑；招以手，不来亦不去；固请之，乃梯而去，遂共寝处。”

[2]当红玉要走时，她还帮助书生娶妻；当书生家破人亡时，红玉助其治理家务。在这篇故事中，男主角碰到难题时，似乎只会痛哭，毫无办法，总是依靠狐女来

排忧解难。在蒲松龄的笔下，这些狐仙多么具有现代女性的独立意识，不以男人为尊，相反还帮助男主人公去解决问题，有时候这个难题甚至是关系到这个男人的身家性命。

而《辛十四娘》中辛十四娘的遭遇象征着久锁深闺的女性一旦与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发生关系，就会爆发潜在的生命力，萌生追求自由幸福的原动力。男性是封建社会的主导，是生产生活的主要的劳动力，而女性却处于柔弱无地位的境地。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男性都拥有聪明才干，可以独当一面，为家庭和家人谋幸福。故事中两个典型的愚昧至极的男子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他们在女性面前显得多么的渺小无能。蒲松龄依靠这些聪明能干的女性形象，对千百年来的男尊女卑的观念发起了强有力的冲击，这些女性不甘心做依附男性无所作为的人，这明显地表明了女性的自立意识，也意味着女性在社会、家庭生活中一种意识的觉醒。女性没有必要去依附男性，每个人都会有弱势和优势两个方面。当男性处于弱势时，此时女性未尝不可展示自己的能力，补救男性的劣势。要营造一种和谐的氛围，让男性和女性不应当处在高低两个不同的社会层面，而应该使二者成为彼此平衡的两个部分，成为一种互补。通过这种优劣之间的互补来达到男女之间的和谐，在和谐的氛围中共同建造家庭生活，使人们在一种稳定的生活中去建构和谐的社会环境。

（四）对黑暗现实社会的影射和批判

钱锺书先生说，蒲松龄的创作是“写忧而造艺”。这忧是个人之忧，更是时代之忧。他写的狐女故事对生活的反映涉及到清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具有犀利的批判锋芒，并借写狐惩戒人。

蒲松龄生活的明末清初是一个社会大动荡时期。朝代交替，政权更迭，各种矛盾异常尖锐复杂。清政府为巩固其统治，一方面密布文网、制造文祸以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禁锢；另一方面又用恢复科举笼络士子之心。蒲松龄一生科场失意，为养家糊口，他不得不去坐馆教书。这种不得志的经历使他有机会接触到社会最下层，对黑暗的社会的现实有了深刻的体验和强烈的不满。为了宣泄内心的“孤愤”、消解淤积的“磊块愁”，同时又能避开酷烈森严的文网，于是狐女形象便走上了现实人生的舞台。这些形象固然可以看成是面对严酷现实无可奈何的“寄托”，但从另一方面看，正是这些非现实的形象，打破了时空、人神、生死 的界限，让作品在反映现实上获得了另一种自由，如此才使蒲松龄能够根据自己对生活的理解，用超现实的形式书写真正的现实，说出现实中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于是人们从中看到了各级官吏的徇私枉法、恶霸豪绅的飞扬跋扈以及平民百姓的悲惨境遇。《红玉》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宋御史见冯相如之妻卫氏貌美便起霸占之心，先以重赂派人暗示，不能得手竟大打出手，强夺卫氏，冯翁被殴后气急而亡，卫氏亦不屈而死。冯生“大哭，抱子兴词。上至督抚，讼几遍，卒不得直。”[2]无奈，狐女红玉在官绅勾结、法不庇民的情况下，挺身而出，诛杀了宋御史一家五口。官府却在查无实证的情况下把冯相如收监，抛儿荒野。侠客无奈把短刀扎在县令的床头，县令才不得已释放冯相如。蒲松龄以艺术的手法，一层层地揭开了封建政权的反动、腐败、虚伪和残酷，把它的狰狞面目大白于天下。

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用其独特的审美眼光，为世人塑造了让人印象深刻的狐女形象，为我国古典文言小说增添了不少的文学艺术形象。这些狐女形象的塑造来自于男性心中对女性的价值评判，来自实践女子中的温柔与多情。她们表面上大胆得如同娼妓，内心却具有人间女子的柔情，她们是男人心中的“性”、“情”、“理”斗争所产生出来的综合模型。她们同时也是男性心中对女性理想形象的再现。

第二篇：浅谈《聊斋志异》中的女狐形象（推荐）

浅谈《聊斋志异》中的女狐形象

摘要：清代作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一部独具特色的文言短篇小说集，作为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颠峰之作。其中有近百篇写狐。他把狐女与人类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将狐女高度美化，使她们不仅具有普通人的形体、外貌和生活经历，而且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本文就《聊斋志异》中的几个狐女故事进行论述，探讨狐女形象。

关键词：《聊斋志异》 狐女 形象

清代作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近五百篇的故事，塑造了不下百个的人物形象，这在古典小说中是较为罕见的。在这一人物画廊中，以女性形象占大多数。而蒲松龄却又喜欢写狐。他的《聊斋志异》中有近百篇写狐。他用一支生花妙笔在《聊斋志异》中为狐狸翻案，塑造出一个个多情多义、聪慧多才、温柔娇媚的、独具个性的狐女。他使她们不仅具有普通人的形体、外貌和生活经历，而且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评的“花妖狐魅，多具温柔娇憨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

1.美丽善良的狐女。

《聊斋志异》中的女狐大多是“世间罕有其匹”的美女。如《娇娜》、《阿绣》、《青凤》、《婴宁》等。

《娇娜》中，孔圣后裔孔雪笠穷困潦倒，得皇甫公子相助，二人结为挚友。孔生贪杯，身生恶疾，皇甫之妹娇娜子孙元气为其医治。后孔生与皇甫表姐松姑成婚，却仍心系娇娜。在得知皇甫一家为狐、将遭天谴之际，毅然舍身相救。娇娜舍弃三百年修炼的红丸，使孔生起死回生，自己重返深山修炼。

《阿绣》里有模样儿完全一样，个性很不相同的两个美丽善良的女性，其中一个就是美的追求者狐女阿绣。男主角刘子固认识了美丽的杂货铺少女阿绣，却没有办法娶到她，在他沮丧的同时，希望能遇到个类似阿绣的。这时，狐女幻化成阿绣的模样来和刘子固欢会。刘子固的仆人很聪明，很快揭穿了狐女阿绣的身份。刘子固得知狐女的身份，非常害怕，还让家人准备下兵器伏击狐女阿绣。狐女阿绣有神力，却不报复无情义的刘子固，而是把失落的爱，无私奉送他人。当民女阿绣陷入被乱军俘虏的危难时刻，狐女阿绣却施展神力把民女阿绣从战乱中救出，并且帮薄情郎和阿绣建立幸福美满的家庭。

在《阿绣》这个故事里，狐女阿绣是爱情的缔造者、是家庭的保护神。她能够放下怨恨，帮助真阿绣和刘子固建立家庭，体现出高尚的人格魅力。爱一个人不意味着强行占有，而是要让他跟所爱的人走到一起，要他得到自己的幸福。这是狐女的人生哲学，也是美的哲学。狐女在追求和修炼形态美同时，获得了内心美。她的人生哲学不管是在蒲松龄所处的时代，还是我们生活的今天，都是令人叹服的。

2.多情勇敢的狐女。

蒲松龄笔下的大多狐女不但是绝世美女，而且心地善良、善解人意，乐于助人，是美的使者，更是善的化身，展现最美好的人性。如《小翠》中青春少女小翠为报母恩而甘愿嫁给一个傻子，并想方设法使王家化险为夷，让丈夫变成一个正常人。《娇娜》中狐女娇娜与孔生以诚相待，患难中互相救助，度过人生中的一个个难关。

《莲香》中的狐女莲香和女鬼李通判女，同时爱上了桑生，而莲香是一个典型的多情多义的狐女，她为了爱情，为了爱人，甘愿付出任何代价。她面对桑生和鬼女的爱恋，不是争风吃醋，而是处处为桑生着想，多次劝告桑生远离女鬼，并“采药三山”，救了桑生一命。后来，为了能与爱人白头谐老，莲香甘愿死而投胎，在十四年后，嫁与桑生，再续前缘。她对爱情的追求是那么炽热，百折不挠，一往情深，置生死于度外。结局是圆满的，两人得其心愿。

《张鸿渐》中有两位女性：美而贤的妻子方氏和美而慧的狐妻舜华。如果不是这两位女性，张鸿渐连命都保不住。方氏，一个平时只知道相夫教子、飞针走线的少妇，临危不惧，沉着果断，是家庭顶梁注、主心骨。而张鸿渐两次逃亡脱难，全赖狐女舜华。舜华在张鸿渐落难时，给他一个温暖的家；在张鸿渐思念妻子时，大度地送他回家；在张鸿渐落入恶官之手、面临死亡时救出他。这两个女性的智谋和大度让人钦佩。

再者《红玉》中的狐女，有着古代妇女身上所特有的侠义精神。红玉与冯生有情，越墙相从。后受冯父严责，便毅然离开，同时为冯生物色了一佳偶—卫氏，并赠银两作为聘礼。一年后，卫氏生下福儿，而冯生遭遇豪绅暴行和官府冤狱而家破人亡。出狱后悲痛欲死之时，红玉领着她拾去抚养的福儿来到他的面前，并给冯生以极大的精神鼓舞，使其专心攻读，取得功名，再造冯家。在红玉身上，不仅体现了为了爱人为了爱情的勇于奉献，体现出了古代妇女所特有的道德标准。

3.聪慧多才的狐女。

在《聊斋志异》里，出现众多聪明绝顶，才华出众的狐女。蒲松龄用他塑造的这一个个生动的艺术形象歌颂了女子的智慧。

《狐谐》中的狐娘子在酒席上落落大方地与男人对饮，谈笑风生，当深受男尊女卑思想影响的封建文人自以为比妇女高明，想拿她开玩笑时。狐女借用两个骂人的“狐典”巧妙地进行反击。她讲：有个大臣，出使红毛国。国王见了他戴的狐腋冠，问他是什么毛，这样温厚？他说是狐毛。国王不知什么是狐，问他狐字怎么写？他说狐字右边是个大傻瓜，左边是个小犬。这样聪明地把坐在她左右的人骂了一顿，使轻薄文人穷于应付，狼狈不堪。王士真说她：“此狐辩而黠，自是东方曼倩一流。”

《小翠》中的小翠因报救母之恩，嫁给王太常的痴子，并想方设法保护他们一家，帮助公公解除烦恼，保全官位。她嫁到王家后，整天带着傻元丰嬉戏玩乐，甚至让元丰穿戴皇上的礼服，玩起了游戏，还让王太常的政敌王给谏拿去了礼服。而这一切看似疯癫的行为背后却藏着莫大的智慧。小翠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这最后一着棋，引诱工于心计、老谋深算的王给谏中计上当。王给谏终因诬告罪充军云南。王太常一家终无后患。这场戏充分表现狐女小翠的深谋远虑和超人智慧。

《聊斋志异》塑造了一批精彩、迷人的狐女形象，她们美丽、真挚、纯洁、勇敢、睿智，她们能敏锐地感受到人世间的美丑善恶，果敢自任，仗义于危困之中，她们是真与善的化身，是人性与心灵之美的化身。

第三篇：论《聊斋志异》中的狐妖形象

论《聊斋志异》中的狐妖形象

摘要：在《聊斋志异》中，描写狐妖的篇幅极为可观且十分精彩。学界对于狐妖形象的研究很是关注，成果斐然。本文借鉴学者对狐妖形象研究的成果，通过分析《聊斋志异》中关于狐妖的故事，解读蒲松龄笔下“和易可亲”的充满人性温暖的夜半美人身上所寄托的情感与思想。本文将首先简单介绍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艰苦历程及狐妖一词的来源与嬗变；其次，分析小说中刻画的狐妖形象及其与以往小说中狐妖形象的不同。再次，通过所刻画的狐妖形象的分析，解读狐妖所反映出来的女性意识和“士”观念对蒲松龄创作的影响。最后，对全篇的主要内容进行概述。

关键词：《聊斋志异》 狐妖形象 女性意识

引言

狐妖在中国古代的小说中是一个相当常见与家喻户晓的文学形象或素材。“狐妖”这一词最早见于晋代的书籍中，葛洪《抱朴子》谓狐狸满三百岁，化为人形，其所著《西京杂记》一书中，有古冢白狐化为老人入人梦中的故事。干宝《搜神记》一书内，谈狐的作品已相当多。及唐代，谈狐之窗愈多，《广异志》、《宣室志》连篇累牍，《太平广记》专录狐事者达九卷之多。宋、明时，谈狐作品渐少。至清，以《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为代表的笔记小说又大畅其说。其中以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写狐妖最为出色，这与蒲松龄的家乡文化风情是很有联系的。狐妖传说主要流于北方，蒲松龄的家乡山东临淄亦多神话传说故事。在这种环境的熏染下蒲松龄从小喜欢天马行空的作品，他酷爱小说。蒲松龄青少年时正值明清易代，发生了很多新奇事，引发了他写小说的热情。从张笃庆的诗说蒲松龄“自是神仙人不识”，“司空博物本风流”[1]，可以得出。蒲松龄大概从25岁开始写作，无论生活上遇到多大的困难，甚至穷到揭不开锅的境况下仍坚持不放弃写作。正是蒲松龄把写小说看得跟生命一样重要，并且他总是有意识地向朋友收集小说材料，就像《聊斋志异》里所说的“雅爱搜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经过蒲松龄几十年的孜孜不倦的笔耕，最终完成了《聊斋志异》这部伟大的文学著作。而他的这部书也改变狐妖在过去小说中邪恶形象，并创造出不少美丽感人的狐妖形象。她们美丽善良或温柔娴淑或天真活泼或冰雪聪明或有情有义或无私奉献，独具人性美。使得世间痴男儿皆盼有青凤之遇，足见《聊斋志异》中的狐妖形象对读者的巨大吸引力，也说明了蒲松龄塑造的狐妖形象无疑是非常出色的。

正文

一、《聊斋志异》中刻画的狐妖形象

在早期怪异小说中狐的形象，充当的大多数是并不光彩的角色，除了吸人精血，窃取财物，诱人作恶之类的形象，主要是淫媚之狐，常糟人批判。在众多的狐妖故事中，唐代的《任氏传》一改之前小说的狐妖形象。狐女任氏不仅美丽温柔，而且聪明勇敢。对郑生无比忠贞，能以一弱女子抗拒韦崟的无礼。任氏的出现表明塑造狐妖形象由淫狐变为羙狐的转机。可惜这种良好的转变在宋元明时期没有得到应有的继承和发展。真正改变狐的淫媚形象的是《聊斋志异》。

蒲松龄最喜欢写狐妖。在他的笔下，各种狐的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令读者眼花缭乱。《聊斋志异》明确写狐的作品近八十篇。在我国文学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作家能像蒲松龄那样，将狐写得那么多，那么好，真可叹为观止！笔者在此将《聊斋志异》中的狐划分为四类：情狐、侠狐、友狐、谐狐，分别表现它们的艺术形象。

1.情狐

《聊斋志异》极善于描写情狐，塑造了一系列美丽动人的情狐形象，如莲香、阿绣、青凤等等。这些多情的狐妖具有美丽的形貌、心灵、情操。她们是爱与美的象征，为世俗痴男子所羡慕，企盼与狐妖的艳遇。

《莲香》写的是狐鬼共恋桑生的动人爱情故事。此中狐女莲香无疑是出于中心地位，故而小说以狐女之名命篇。莲香冒充“西家妓女”主动就生合欢，分明是一般狐女之性，但她有着温婉诚挚的性格。莲香面对着情敌——女鬼李氏，表现出和“醋娘子”李氏全然不同的态度。她对李氏的宽容和“妾见犹怜”的怜惜，终于感动了李氏，“事莲犹姊”。[2]这种态度既是莲香的敦厚之性使然，也是出于对桑生的深恋之情——爱桑生之所爱。因此，当李氏借尸还魂以人的身份做了桑生“新妇”之后，莲香也断然死去并订下“十年相见之约”，转世为人再事桑生，成就了“两世情好”。故事里虽带有一夫多妻封建思想，但抛开这不说。莲香愿为桑生订下“十年之约”也足见其真情，很令人感动的。

《阿秀》写的是刘子固的痴情故事。海州男子刘子固外出到盖省，对杂货铺“姣丽无双”的少女阿绣一见钟情，就借买东西亲近阿绣，结果感情越陷越深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刘子固对阿绣的痴情，被忠于其父母的仆人发现，设计让他离开盖州。一年过去，他仍然不能忘情阿绣。他再次回盖州寻找阿绣，阿绣却已经随父亲离去，不久听说已许嫁他人。刘子固很伤心，日夜“捧荚缀泣，而徘徊顾念，冀天下有相似之者”。[3]

狐女阿绣李代桃僵，幻化为阿绣形象出现在刘子固面前。使得刘子固以为与真阿秀再次相见了，狐女阿秀亦顺利的实现了桃代李僵的目的。然而，不久后聪明细心的仆人发现了狐女阿秀不是真阿秀。狐女知事情已败露便舒徐从容，坦坦荡荡、落落大方地直抒衷情，说完转身离去。

刘子固跑回盖州，却遭受战乱，跟仆人失散，在回家的路上重新与真阿绣相遇，才得知这是狐女帮助的结果：阿绣的父亲带她从广宁回到盖州，半路上被乱兵捉住，是狐女施法术将阿秀从乱兵中带出来。少女阿绣不知道救自己的人是哪个，刘子固知道：是狐女！

狐女有法术神力，却没有对无情义的刘子固施以报复，而是将自己失落的爱，无私奉送他人，帮助薄情郎和情敌建立幸福美满的家庭。狐女这位爱情失意者，没有悲哀，没有懊丧，没有嫉妒，没有怨天尤人，只有对相爱者的宽容和体谅，对美的执着追求，对爱的无私奉献。为此，足见狐女的高贵品格与宽广的胸怀，亦为其爱情感到惋惜。2.友狐

明清俗间有许多人狐友情的故事流传，是之谓狐友故事。同爱情故事一样，友情也是人间美好情感，所以描写友狐也是蒲松龄羙狐创造的重要内容。在友狐形象的描写中，蒲松龄特别注意发掘人狐友情中动人的情感因素和植根于传统美德的伦理因素，因此友狐实际都是仁爱信义之狐。

《娇娜》描写两位狐女，松娘嫁与书生孔雪笠，“艳色贤名，声闻遐迩”，属情狐类型；娇娜所嫁为狐，夫名吴郎，虽然孔生对其心怀爱慕，但各有家室，最终确立为亲密朋友关系，娇娜成为孔生的“腻友”。蒲松龄赞语云：“余于孔生，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腻友也。观其容可以忘饥，听其声可以解颐。得此良友，[4] 时一谈宴，则‘色授魂与’尤胜于‘颠倒衣裳’矣。”所谓“腻友”是一种处于爱情与友情之间的亲密两性关系。娇娜对于孔生的情意只是亲之近之而不愈规矩，所以但明伦论评道：“娇娜能用情，能守礼，天真烂漫，举止大方，可爱可敬。”

娇娜孔生的友情是生死之交。先是孔生胸肿，眠食都废，娇娜用狐丹治愈；后来娇娜遇雷庭之劫，孔生仗剑击雷鬼相救，自己反被击死，娇娜又亲以狐丹救活。当娇娜见孔生震死后大哭道：“孔郎为我而死，我何生矣！”[5] 既不肯独生，又何畏接吻之非礼！娇娜不畏礼教的批评‘撮颐度丸，接吻呵气’再次救活了孔生，足见双方情谊之真。可知娇娜作为孔生的“腻友”，其情其意是远出肌肤之亲的崇高情感。

《封三娘》封三娘是特别性情的女性友狐，她和人的友情在同性间展开。封三娘本为修吐纳引导之术的道术之狐，只因睹范十一娘之艳美，为情魔所缠，心生爱意，而十一娘亦相爱悦。不过封三娘毕竟始终自持，没有堕入同性恋的“情魔之劫”，而以姊妹之情善待范十一娘。作为十一娘闺中良友，她告诫十一娘慎于择偶：“纨绔儿傲不足数，如欲得佳偶，请无以贫富论。”[6]并为十三娘物色得贫士孟秀才——谓为“翰苑才”，代为赠钗作伐。范夫人嫌贫作阻，又逢某权要托邑宰求婚，范公畏而允之，十一娘愤而自杀。这时封三娘忽来，使孟生发墓，投药救活十一娘，终于成就姻缘。封三娘是一个以友情为核心的崭新的狐媒形象，她对十一娘的友情既有姊妹之情，又有诤友之义，可谓善为友者。

3.谐狐

《聊斋志异》中有一类狐妖，诙谐、幽默看了令人不禁发笑。他们纯洁美丽，天真活泼，不懂封建礼仪，言行举止十分大胆滑稽。让人不觉叛逆异类，反而被其纯真憨笑所征服，喜爱之情油然而生啊。

读过《聊斋志异》的人，谁都忘不了婴宁的笑。婴宁的笑是人的性情的自然表现。作者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情致，姿容和神态来写她的笑及令人啼笑皆非的一面。含苞欲放的青年少女婴宁偶然邂逅情痴王子服，见他注目不移，笑骂一句“目

[7]灼灼似贼”，遂“遗花地上，笑语自去”，表现出若有意若无意的微妙情意。再见王生时，笑意逐渐分明。当婴宁发现王生在自家门口徘徊，乃“含笑拈花而入”，掩不住内心的喜悦。听到鬼母唤她出来与王生相见时，顿时发出阵阵笑声，人还来到，户外“隐有笑声”，继而“嗤嗤笑不已”，见面后犹掩口笑不可遏，活绘出婴宁天性乐笑的情态。鬼母责备她不该在客人面前嘻嘻哈哈，她只好“忍笑而立”当鬼母将提亲的事挑明，王生再次注目婴宁，以示相爱，又惹得婴宁大笑。随后躲在后院小树上，见王生追来，又狂笑欲堕，边下边笑，“不能自止”。耐人 寻味的是，方将及地，她才失手而堕，使王生有机会上前扶她“阴捘其腕”，于是笑声又起，“倚树不能行”。

当王生出示袖中花表示“相爱不忘”，婴宁似乎不解其意要折一巨捆送给他。王生说妹子为何这么傻，我爱的是“捻花”那个人。往下更有趣，当王生向她表示：“我所谓爱，非瓜葛之爱，乃夫妻之爱”[8]时婴宁不明白这两爱的区别。王生不得已向她解释夫妻之爱是“夜共枕席耳”，婴宁却回答说“我不惯与生人睡”后来当母亲向她问及和王生说了什么话时。婴宁直通通地回答“大哥欲与我共寝”顿时令王生满脸通红，示意她不要再说了，婴宁却反问“适此语不应说耶？”王生向她说明：“此背人语。”婴宁却回答：“背他人，岂可背老母？且寝处也常事，[9]何讳之。”

小翠母亲为了报王太常的恩，将女儿嫁给王太常的痴傻儿子。在别的少女，必愁苦不堪，可是小翠却笑哈哈，似乎乐不知愁。婚后，整天带王元丰踢圆球，涂鬼面，扮古人，甚至把圆球踢到公公的脸上，婆婆气冲冲地来责问小翠，她却俯首微笑，若无其事。后来越玩越离谱，最离奇的一次是让王元丰穿戴皇帝礼服，还让王给谏拿了去。更严重的是，王给谏又是王太常的死对头，正设法暗中陷害于他。小翠的玩耍，无异于授人把柄。因此王太常“惊颜如土”，在恐惧和盛怒的情绪支配下，竟拿起斧头砍了房门要杀小翠。可是，小翠依然是“含笑”不当回事。看到这里人们或许真是以为小翠贪玩，完全不懂人情世故。嫁与元丰，恰好是一对“癲妇痴儿”。

再读下去，人们才发现，她这样做就是为了引诱王给谏上当。费尽心机的王给谏终以诬告罪被充军云南。小翠的贪玩癲痴，背后藏着莫大的智慧。

4.侠狐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向来是行侠仗义的男子所为。他们乐于慷慨解囊，救人于水火之中，保护弱小，申张正义。然而，蒲松龄笔下的狐妖已有如此之豪杰。

《红玉》里的红玉贤德更带侠气，蒲松龄称赞道：“非特人侠，狐亦侠也。”[10]红玉爱慕冯相如，假托东邻女主动与冯生幽会交好，半年后被冯翁发现受到斥责。红玉羞愧难当，以为“妾与君无媒灼之言，父母之命，逾墙钻隙，何能白首。”[11]毅然与冯生断绝关系。但红玉绝交不绝情，出金为冯生娶得卫家女为妻。日子过得相当幸福美满。后来，不幸的是冯生妻子被邑绅宋氏强夺。冯生横遭迫害，家破人亡，妻死子散；自己亦身陷监狱。幸得虬髯客侠义相助杀死宋氏，冯生得以释放。然而，冯生面对的却是破败不堪的家，不禁伤心大哭。红玉携子而来，负担起了重创家业的重任，并辅助冯生功成名就。冯生大冤昭雪，表面上看是虬髯客所为，其实详文意，必是红玉所为。红玉的有情有义体现其崇高的精神境界，实在难得。无怪乎王士祯大赞红玉曰：“程婴，杵臼，未曾闻诸巾帼，况狐耶！”[12]

在《张鸿渐》中，张鸿渐因状告官府被迫流氓，到狐仙舜华家借宿，舜华发现张鸿渐是个志诚君子，主动提出跟他结为结发夫妻。张鸿渐说，家中已有妻子。舜华说，这正显出你的笃诚，“顾亦无妨”，坦然跟张鸿渐结合。张鸿渐后来发现舜华是狐仙，乞求她送自己回家的愿望，舜华说：“妾有褊心，于妾，愿君之不忘；于人，愿君之忘之也。”[13]“褊心”跟“偏心”意思不同，“褊心”是心地狭窄，舜华用这个词表明，她希望在张鸿渐的爱情天平上压倒张夫人，希望张鸿渐不忘自己而忘记别人。舜华虽这么说可做起来却是舍己为人、舍爱助人。舜华是狐妖，明明有法术，可以阻碍或至少可以不帮助张鸿渐夫妻团聚，她却亲自送张鸿渐回家。张鸿渐回家后被官府抓住，在押送途中，舜华又把他救了出来。张鸿渐问，后会何时？舜华不回答，飘然离去。

张鸿渐遇到的狐妖，既不蛊惑他，也不利用他，在他逃窜时，给他个温暖的家，在他危难时，勇于救助他。等到张鸿渐脱离了危险，舜华即消失得无踪影。舜华的行为虽出于爱情，但也足见其侠义之气与博大的胸襟。

二、《聊斋志异》中的女性意识与士观念

《聊斋志异》中的狐妖多为女性，她们身上极具个性色彩，其行为举止也颇为超前，突破了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束缚，显现出现代女性的萌牙。封建时代男女相处，占主动地位的是有政治地位和经济大权的男子；女人是被动，处于被猎获、被统治、被歧视的地位。而《聊斋志异》中的狐妖对于这个传统却大声说“不“，她们与男子相处中则占据主导地位、领导位置，有控制权，她们想爱就主动地爱。想恨就大胆地恨，想合就义无反顾地合，不想合就拂袖而去。她们性格开朗，甚至做到了性解放，活得自在，活得潇洒，不做男人的附庸。

《房文淑》写开封人邓成德游学到兖州，跟狐妖房文淑相识相恋，同居并生了儿子。邓成德的妻子不育，得了儿子后邀房文淑跟自己回家，房文淑回答说：“多谢多谢！我不能胁肩谄笑，仰大妇眉睫，为人作乳媪，呱呱者难堪也！”[14]看她那话说得极具个性，坚决拒绝了邓成德的要求，还把孩子送给他的妻子，并大施神术，给从未生育的邓夫人服药下奶，喂养孩子。她这样做，不管是为了一家更加美满，还是为了给孩子求得一个良好前途，都既以自我牺牲为前提，又维护了个人尊严。

《红玉》篇中塑造了一个大胆、进退有度、视封建礼教于无物的女性形象，她敢于主动追求自己的幸福，不遵照“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的爱情模式。在没有经过父母同意、媒人介绍的情况下，男女在墙上挖洞相互窥看，更甚之红玉不仅没有羞涩而且还翻墙而过与冯生苟合，作者对此并未加以批判而是有少许的赞赏。这里可以看出红玉敢于争取恋爱的自由，也不顾是否有违封建家长制婚姻，冲破传统思想的束缚，主动求偶。后来，红玉被冯父谴责，自觉地离去，并未因与冯生有肌肤之亲而受封建礼教的羁绊，这足可体现红玉新的婚恋意识——婚恋意识的自主。不仅如此，红玉还给冯生做媒，娶卫家之女。从表面上看好似遵循了“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封建婚恋思想，但实则却充分地表现红玉冲破封建礼教，追求婚姻自主的婚恋意识。最后红玉帮助冯生走出劫难，功成名就之后并没有留下却是飘然离去，反映了两人并没有受封建婚恋意识的束缚。红玉一直是自由的，她觉得该来则来、该去则去，充分地表现红玉追求婚恋的自由，也体现她婚恋意识的觉醒以及她个性的独立。

此外，《鸦头》中的狐女鸦头受尽了贪婪的老鸨的压迫，她渴望自由，希望能逃出生天。有一天她遇上了王文被王文的不近女色、笃诚可信的忠厚品德所打动。她发现王文是可以托付终身的人便爱上了他。但王文很软弱，鸦头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女强人，性格倔强，个性独立。如何欺骗老鸨，如何逃走，逃走后如何谋生都是鸦头一人抓的主意，作为顶梁柱的男主人公却是毫无主意，完全服从鸦头。彻底颠覆了封建社会里男人控制一切，女人只有服从的纲常伦理。

综合上述可知《聊斋志异》中的狐妖竟然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充满了现 代女性意识。她们摒弃了男尊女卑、男耕女织等封建落后的传统思想，并在男权统治下开始自觉地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由原来被动接受变为主动的追求，体现女子的自主性。部分地反映了当时女子对个性尊严、青春爱情、聪明才智和主体价值的追求。作品在表现女性的人格魅力和生命尊严方面比以前同类作品更加具有自觉地意识，反映的程度也更深刻。

我们也许会惊讶于蒲松龄的超前的女性观念，觉得作者应该是一个具有反封建思想的人。然而这不能说明什么，因为在蒲松龄笔下也有很多充满封建观念的压迫女性的作品。蒲松龄作为一个古代的文人，仍然是不能突破时代观念的束缚的。那就是“士”这一观念。

“士”说白了就是知识分子士大夫，他们的特点：一是儒家弟子，讲究忠、孝、仁、义、礼、智、信的人生准则。二是封建秩序的维护者，遵循三纲五常。蒲松龄毫无疑问是一位士大夫。在对待女性的问题上，依然是浓厚的男权主义色彩。对于自由的婚恋与爱情，蒲松龄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赞美；对于一夫多妻、性爱问题上，则又表现得非常保守，不反对这一不公平的现象。可以看出蒲松龄骨子了却是封建士大夫的那一套思想，金榜题名四海传，美妾成群妻又贤。在他看来男人可以同时拥有娇妻美妾，女人则不仅要协助男人建功立业还须克己复礼，既在男人外出时苦守闺房，又贤惠顺从，容忍男人纳妾。在两性关系上，单方面要求女性要守志、守忠。蒲松龄并不关心女性的平等问题，只关心在封建伦理纲常下保有男性的话语权与福利。《聊斋志异》中的狐妖故事，即使狐妖多么的叛逆，多么的特立独行，一旦成为男主人公的妻妾后立马变身为一个温顺贤惠的模范妻子。

婴宁爱笑是她的天性，也是他最为吸引人的一大特点。天真活泼，喜欢恶搞，令人捧腹大笑。王生对她的爱情流露，她却装作不懂，故意在鬼母面前说出“大哥欲与我共寝”，吓的王生窘态百出。这些活写了王生与婴宁的自由爱情故事。婚后，一日婴宁见西人子心生歹念，故恶搞他一下，不想竞出了人命。打了官司，王生母亲抱怨这事传出去了，儿子没有面目见人了，说：“人罔不笑，但须有时”。[15]从此，婴宁再也不笑了。原本天真无邪，充满笑声的可爱的婴宁，在封建伦理制度的压迫下，她被剥夺了笑的权利，活生生地变成了一个符合礼教的妻子。

红玉是一个大胆的视封建礼教为无物的女性，居然主动翻墙过来与冯相如幽会。可以说是相当之开放了。但她又特立独行被冯生父亲发现私会后，主动离去，丝毫没有要留下的意思，真的是很有个性啊。后来，冯生家遭难，家破人亡。这时，她突然回来帮助冯相如重整家业。于是剪除杂草、打扫房子、织布、雇人耕种，用自己的双手将冯家变成了一户大地主。莲香俨然变成了一个勤俭持家，吃苦耐劳，相夫教子的贤内助；没有了往日那种放荡，特立独行，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不羁性格。这性格也变得太快了！

此外，《聊斋志异》中的狐妖还有这样的一个特点，狐妖总会满足男主人公的欲望包括子嗣问题，而自己则无私奉献，完事之后飘然离去。感觉这一类狐妖颇似青楼女子，她们是男人们苦闷时的精神港湾，男人只会暂时停留，不会永远留下来。所以这一类狐妖，永远不会成为男主人公的妻妾。

例如，狐女阿绣在刘子固心灰意冷，日夜思念阿绣的时候，变成阿绣的样子，来到刘子固的身边，使得刘子固以为自己终于与阿绣相见，得偿所愿。狐女的出现弥补了刘子固的心灵创伤。当狐女身份暴露时，哪怕刘子固要拿武器防备她，她也没有因为对方的薄情寡义而气愤，反而大大方方地离去。还为他救出了阿绣，使得他们最终得以结成连理，有情人终成眷属。房文淑与狐女阿秀有些相似，狐 女帮刘子固找回阿绣，房文淑则帮邓成德生了个儿子。邓成德游学与房文淑相识相恋，并生下了儿子。房文淑不愿做妾拒绝跟邓成德回去，把儿子送给他抚养，还施法术给从未生育的邓夫人服药下奶，喂养孩子。然后，自己离去，解决邓家的子嗣问题。

从狐妖故事里，可以看出。故事中的男主人公尽管表现的很软弱或无能，遇到问题困难时，自己不用出去求人，自然就会有狐妖送上门来帮自己解决掉困难。无论之前的狐妖的行为多么的叛逆，一旦成为自己的妻妾就立马变身贤妻良母。故事里的狐妖都是围绕着男主人公，一切都是为了满足男主人公的需要。送感情，送温暖，送子嗣，送家产的都有。而男主人公则往往并不用很关心她们的付出，他们只需埋头苦读，考取功名。狐妖为男主人公保驾护航，简直就是典型的模范妻子。故事里狐妖所作的一切都是围绕满足男主人公的欲望，坚持“夫为妻纲”这一原则，夹带着封建男权主义思想。显然蒲松龄的创作思想或多或少受到了“士”观念的影响。不过，这并不影响其在文学方面的成就。

结语

《聊斋志异》为蒲松龄的成名之作,笔耕几十年而成。它一改过去小说中吸人魂魄，害人性命的狐妖形象，而代之以温柔善良的夜半美人之类的狐妖形象，没有了妖气，而更具人性美。她们在故事里，竭力追求美好的爱情和自由婚姻，而且有情有义，足智多谋，有的更是活泼天真，风趣幽默让人发笑。让读者们全然忘了她们是异类。于此同时，从她们的身上可以看出现代女性意识。她们表现出一种独立人格特征，不再是惟丈夫是从，甚至凌驾于丈夫之上。还有蔑视封建礼教，冲破性禁锢，大胆的与男主人公交往等等。她们摒弃了男尊女卑的传统自觉地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和爱情，由原来被动接受变为主动的追求，体现女子的自主独立性。蒲松龄笔下的狐妖无疑突破了那个时代的女性观念，但在这些狐妖形象的背后却隐约受到一种观念的影响——士观念。这种士观念，可以说是带有男权主义色彩的一种思想。这种士观念表现得非常隐敝，藏于狐妖故事的结局之处。亦即狐妖之前无论如何叛、逆活、泼有个性，一旦结了婚就变成了封建社会标准的贤妻良母，全心全意为丈夫的科举事业服务。如果不仔细看一般理解为幸福的家庭生活，但若细看狐妖变相沦为丈夫的附庸。由此，可以看出士观念对蒲松龄小说创作的影响及在小说中的表现。

注释

[1]马瑞芳 《马瑞芳揭秘聊斋志异》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12页 [2]李剑国 《中国狐文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301页 [3]蒲松龄 《聊斋志异》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373页

[4]李剑国 《中国狐文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309页 [5]蒲松龄 《聊斋志异》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22页 [6]蒲松龄 《聊斋志异》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226页 [7]蒲松龄 《聊斋志异》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53页 [8]蒲松龄 《聊斋志异》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55页 [9]蒲松龄 《聊斋志异》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55页

[10]李剑国 《中国狐文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305页 [11]蒲松龄 《聊斋志异》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100页

[12]马瑞芳 《马瑞芳揭秘聊斋志异》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106页 [13]马瑞芳 《马瑞芳揭秘聊斋志异》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99页 [14]蒲松龄 《聊斋志异》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650页 [15]蒲松龄 《聊斋志异》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57页

参考文献

[1]马瑞芳 《马瑞芳揭秘聊斋志异》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2]李剑国 《中国狐文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3]刘茂烈 《灵狐妙鬼话聊斋》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蒲松龄 《聊斋志异》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 [5]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 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 [6]马瑞芳 《从〈聊斋志异〉到〈红楼梦〉》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7] 周小雨 《聊斋志异》中的女性经济独立意识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8] 郭伟 《聊斋志异》中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 陕西：陕西师范大学

第四篇：《论聊斋志异中的鬼狐形象》论文

论《聊斋志异》中的鬼狐形象

中文摘要：蒲松龄所作的《聊斋志异》是一部极富想象力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被称为我国文言短篇小说的最后一个高峰。在这部小说集中，蒲松龄为我们塑造了许多鬼魅狐妖形象。这些形象具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是虚幻与现实的完美结合，即这些幻想中的形象是根植于现实生活的，在他们身上既有作者虚构的要素，又有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影子。二是物性与人性的统一，即这些鬼狐在奇幻的外表下都裹藏着一颗常人之心，他们或多或少都还保留着一些幻化为人形之前的特点，同时他们又有着类似常人的性情姿态和思维逻辑。蒲松龄塑造这些鬼狐形象的意义有三个方面：一是借鬼狐之事表现社会现实，蒲松龄一方面借鬼狐之事来表现封建社会中官场的黑暗；另一方面也借鬼狐之说记录下许多重要的历史真实。二是慰藉心灵，蒲松龄自幼聪明过人，读书过目不忘，一生热衷科举却屡不得志，这使他的精神处于严重的困顿之中，蒲松龄将自己的理想寄托于鬼狐身上，以慰藉自己困顿已久的心灵。三是寄托思想情感，蒲松龄在这些鬼狐身上寄托着自己追求善良人性、追求自由爱情、追求自由婚姻的思想情感。穿梭于这些形态各异、生动灵活的鬼狐形象之间，让我们不得不感叹蒲松龄刻画人物的能力和丰富的想象力。

关键字：聊斋志异 鬼狐形象 特点 意义

目 录

一、《聊斋志异》中鬼狐形象的特点······················3

(一)虚幻与现实的完美结合·························3

（二）物性与人性的统一····························5

二、蒲松龄塑造鬼狐形象的意义·························7

（一）借鬼狐表现现实······························7

（二）慰藉心灵····································9

（三）寄托思想情感································10

参考文献·············································12

论《聊斋志异》中的鬼狐形象

蒲松龄所作的《聊斋志异》被称为我国文言短篇小说最后的一个高峰，这是一部志怪文言小说集，描写花妖狐魅，叙述鬼怪异事，以志怪的形式表现现实生活。同时，《聊斋志异》也是一部想象力极丰富的著作，作者运用自己超人的想象力和文学才华，将常人想象不到的情节、意象，通过文字展现在人们面前，可谓旖旎绚丽、异彩纷呈。在这部文言小说集中，蒲松龄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令人难以忘记的鬼怪狐妖形象，这一类形象成为了文学史上的一大亮点，也自然而然地成为许多文人研究的对象。本篇论文主要从鬼狐形象的特点和蒲松龄塑造这些形象的意义两个方面对《聊斋志异》中的鬼狐形象进行了探究。

一、《聊斋志异》中鬼狐形象的特点

《聊斋志异》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这部小说中所塑造的各类鬼狐形象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小翠，莲香、小倩等。这一类鬼狐形象的特点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虚幻与现实的完美结合。

蒲松龄是一个刻画人物的高手，他运用虚实结合的浪漫主义手法为文学画廊创造了许多令人难忘的鬼怪狐妖形象。世间本没有鬼神狐仙，这是众所周知的，《聊斋志异》中的那些个性鲜明的鬼狐形象是作者吸取民间传说的精华，并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虚构出来的文学形象。同时，蒲松龄也是一位对现实有深刻认识的作家，他苦心孤诣的通过鬼狐形象铸造出人世间的情状，因此那些穿梭于文学人物走廊的鬼狐形象并不是作者胡思乱想出来的，而是作者的想象力与现实结合的产物。那些鬼狐，有许多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十分相似的地方，这些形象具有虚幻与现实兼具的特点。比如《狐嫁女》一篇中，蒲松龄为我们虚构了一户“狐人家”：

（殷天宫）坐良久，更无少异，窃笑传言之讹。席地枕石，卧看牛女。一更向尽，恍惚欲寐。楼下有履声，籍籍而上。假寐睨之，见一青衣人，挑莲灯，猝 见公，惊而退却。„„楼门尽辟。移时，往来者益众。楼上灯辉如昼。1 这样一大群人，浩浩荡荡，半夜三更出现，更不知从何处来，一看便知道他们并不是人，而是狐。但狐翁见到殷天宫时所行礼数，以及后来婚宴中的各种仪式，又无不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为了某一件事，一大家人聚在一起庆祝、忙碌，是现实生活中常见的情形。可见，作者所塑造的这些形象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是作者虚构的形象与现实有机融合而形成的。

《聂小倩》一篇中的女主人公，也是这类艺术形象的典型。聂小倩是一个女鬼。她在寺侧下葬以后，就生活在老妖的钳制之下，受其驱使，被迫去卖弄色相，借以害人。聂小倩出场时，作者虽然没有直接描写她的容貌，但从“姥姥”口中：“小娘子端好是画中人，遮莫老身是男子，也被摄魂去”2，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位美丽的女鬼。世间本没有鬼，这不过是作者为寄托思想而创造的一个艺术形象。因此，作品中的鬼是有着人的思想情感和是非判断能力的。在聂小倩出场之前。两个女妖的对话：

妇曰：“小倩何久不来。”媪曰：“殆好来矣。”妇曰：“将无向姥姥有怨言否。”曰：“不闻，但意似蹙蹙。”妇曰：“婢子不宜好识相！”3

从中可以知道，聂小倩对于自己被役使着干害人勾当实非出于本意。这说明她是有良知的，对事对物都有着自己的判断能力。除此之外，聂小倩虽为鬼，但对她自己所遇到的事依然有着像常人一般深刻的内心感受的。例如，在宁采臣两次拒绝了聂小倩的诱惑之后，聂小倩非常羞愧，文中这样写道：

女惭出，拾金自言曰：“此汉当拾铁石。”„„宵分，女子复至，谓宁曰：“妾阅人多矣，未有刚肠如君者。君诚圣贤，妾不敢欺。”4

从这些话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她对宁采臣的印象极佳。前面之自言自语，是她情不自禁的肺腑之言，无疑，这是她真实的内心感受。至此，已让读者忘记了她是一个鬼，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了。后来聂小倩为报宁采臣的搭救之恩，随宁采臣回家。宁母起先是“愕然”且“惊顾不遑”，但是聂小倩却是“朝旦朝母，捧匜沃盥，下堂操作，无不曲承母志。黄昏告退，辄过斋头，就烛诵读”。在这里，聂小倩已与常人无异，虚幻与现实融为一体，12 蒲松龄著、汪江点校，《聊斋志异》，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18页。

蒲松龄著、汪江点校，《聊斋志异》，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58页。3 蒲松龄著、汪江点校，《聊斋志异》，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58页。4 蒲松龄著、汪江点校，《聊斋志异》，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376页。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不只是一个飘来忽去的女鬼，而是一个有血有肉、重情重义，亦食人间烟火的“女鬼”。

再比如《小翠》一篇中的小翠，是一只狐，母亲为报恩，把她送到王侍御家。在我们的印象中，狐妖就是一种飘忽不定、妖娆谄媚、诱惑害人的形象。但在蒲松龄的笔下，这些狐妖的身上却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小翠是狐狸幻化而来的，她身上有许多不同于人的地方，比如，小翠被送上门，人们却不知道她来自何方，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还有，在帮助王侍御的过程中，一切都在她的掌握之中，这是常人做不到的。元丰又呆又傻，小翠却治好了她的痴病，这更是常人不可能办到的，这一切都让我们觉得她不是一般人，而是一个狐妖。可是，在日常生活中，小翠又是富于人情味的，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来：

元丰大号，女始色变，屈膝乞宥。夫人怒顿解，释杖去。女笑拉公子入室，代扑衣上尘，拭眼泪，摩挲杖痕，饵以枣栗。公子乃收涕以忻。5 我们可以看出小翠是实实在在地过着人的生活的，她也有像人一样的思想情感、行为举止。当元丰挨了母亲的打，大哭大号时，小翠不仅替他求饶，在老夫人消了气离去之后，还替他擦拭泪痕，拍打身上的尘土，并且拿出枣栗来哄他吃，直至元丰破涕为笑。这又分明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小媳妇儿。

由此可见，《聊斋志异》中种种幻想中的形象是根植于现实生活的，在他们身上既有作者虚构的要素，又有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影子。《聊斋志异》中这样的鬼狐很多，这些形象虽然既是真实的，又是虚幻的，实中有虚，虚中有实，比如《娇娜》中那个才能出众、医术超群、品德高尚的狐仙娇娜，《宦娘》中那个情操高尚、感情丰富、热爱艺术的女鬼宦娘，《婴宁》中天真烂漫、爽朗喜笑、憨态可掬的狐女婴宁，《考弊司》中丑陋无比、贪赃枉法、极具讽刺性的虚肚鬼王等等。但从作者总体艺术构思来看，他是要从虚幻中显示出真实，而不是从真实中显示出虚幻。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用虚实结合的浪漫主义手法为我们塑造了许多亦人亦鬼，亦人亦狐的艺术形象。因此，虚幻和现实的完美结合成为《聊斋志异》中那些鲜明生动的鬼狐形象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物性与人性的有机统一。

蒲松龄著、汪江点校，《聊斋志异》，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377页。蒲松龄使《聊斋志异》中的鬼狐妖怪在奇幻的外表下裹藏着一颗人的心，这些鬼狐妖怪或多或少都保留有幻化为人形之前的一些特点，同时他们又有着类似人的性情姿态和思维逻辑。蒲松龄把这些花妖狐魅人格化了。因此，在这些鬼怪狐妖身上体现出来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物性与人性的统一。

《聊斋志异》中那些物性与人性合一的鬼狐妖怪形象各式各样，有的是由植物幻化而来的，如菊花（《黄英》）、牡丹（《香玉》）、荷花（《荷花三娘子》）等；有的是由昆虫幻化而来的，如绿蜂（《绿衣女》）；有的是从走兽幻化而来的，如狐（《莲香》）、虎（《苗生》）等。《聊斋志异》中的鬼狐形象与以前出现的这一类形象相比，这些形象已经完全幻化成了人形，而以往的这一类形象几乎都是人兽同体的，比如猪八戒、孙悟空等。

蒲松龄从原有之物的物性特征中选择一、二，将其融入到人的身上。比如花姑子身上带有一股浓郁的、沁人心脾的香味，这正是香獐的一大特征；鼠精阿纤（《阿纤》）善于积储粮食、勤俭持家，细想一下，这又何尝不是老鼠的习性呢？同时，蒲松龄将这些物性与人性结合在一起时，并不是简单的排列在一起，而是有机的将两者融为了一个整体。“一切成功的艺术形象都应是有机的整体，它的各种构成因素可以对立统一，而不能够多元并存。”6蒲松龄就做到了这一点，他在塑造这些形象的过程中，并不是将人性消融到物性里，而是使物性统一到人性之中。比如绿衣女这一形象。她对挑灯夜读的于生发出赞叹之语：“于相公勤读哉”、“勤读哉。”7“勤读哉”三个字的简单重复，恰似绿蜂的营营之声；再看她的外貌，身着“绿衣长裙，婉妙无比”、“腰细殆不盈掬”8，让我们想到绿蜂的体态和翅膀；她唱歌时也是“声细如蝇”，就像绿蜂飞舞的声音。这些特点都是绿蜂所有，但蒲松龄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而是把它们作为人的语言形态表现出来的，绿衣女毕竟是一个婉妙无比的少女。后来绿衣女坠入蛛网，化作蜂，被于生所救。竟“徐登砚池，自以身投墨汁，出伏机上，走作‘谢’字”，表现出来的是其作为人的思想情感。

在《白秋练》一篇中，白秋练平时的行为举止、婚姻生子与常人无异，唯独在每天吃饭时必须在饭中加少许湖水。作者把鱼离不开水这一物性和人必得一日 67

张稔穰、李永昶著，《<聊斋志异>中鬼狐形象的构成特点》，齐鲁书社，1984年，第23页。

蒲松龄著、汪江点校，《聊斋志异》，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251页。8

蒲松龄著、汪江点校，《聊斋志异》，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251页。三餐的人性巧妙的融为了一体。将鱼的特性有机的包容在白秋练这个人的身上。另外，蒲松龄是将这些形象的物性包融在人性之中，所以，这些塑造出来的形象是带着物性的人，而不是带着人性的物。《苗生》一篇里，老虎矫健有力、急躁凶猛的特点并不是附着在老虎的形象上，而是从幻化成人形的苗生这一人物的性格和灵魂中表现出来的。后来，苗生因为不能忍受众生的高吟，“伏地大吼，立化为虎，扑杀诸客，咆哮而去”9这乃是苗生急躁性格发展的极致，虎的举动表现出来的是苗生这一特定人物的性格。

这些鬼狐形象由物性和人形两个方面构成，其核心应该是人性，他们都是带着物性的人。这些鬼狐性格之复杂、情感之丰富是其他书中同类形象无法比的。《聊斋志异》表现形象的人性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完成。一是鬼狐都有如同人类一样的家庭。比如狐精青凤有叔父、弟弟，娇娜有父亲、兄长，白秋练有母亲。这些形象在一定的家庭氛围中培养了自己的人性。其二是他们与现实社会中的人发生情感纠葛。比如，狐精青凤，受叔父管教甚严，性格温顺胆怯，在耿去病向她示爱时，她内心喜悦，但表面回避拒绝，内心充满矛盾。这一形象的人性在与耿去病的感情纠葛中进一步深化，表现得淋漓尽致。

蒲松龄使人性与物性高度统一于形象之中，使人觉得这些形象幻中有真，幻而不失其真，离奇而可信。

二、蒲松龄塑造鬼狐形象的意义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塑造的这些形形色色的鬼狐形象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的物，而是作者表现现实、慰藉心灵、寄托情感的载体。

（一）借鬼狐表现现实。

封建社会，官场黑暗，官员们互相倾诈，卖官鬻爵、官官相卫、鱼肉百姓的现象比较多见。蒲松龄借鬼狐形象为我们展示了当时的这一社会现实。《席方平》中的城隍、郡邑、冥王就是这一类形象的代表。席方平的父亲因与富士羊某有却，羊某死后便在阴间贿赂冥使，夺去了席父的生命。于是，席方平魂魄离体，赶赴阴间为父伸冤。席初至狱门便听见父亲哭诉说：“狱吏悉受赇嘱，日夜搒掠，胫股摧残甚矣！”10于是，席方平便至城隍处，但因为羊事先行贿于城隍，城隍便以 910

蒲松龄著、汪江点校，《聊斋志异》，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621页。

蒲松龄著、汪江点校，《聊斋志异》，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509页。所告无据为由，不予理睬。接着，席方平又“行百余里至郡，以官役私状，告诸郡司。”11没想到郡邑还是让城隍复审。无奈之下，席方平只好诉诸冥府。但是，官场中官官相卫，在冥府中，席方平不但没能伸冤，反而遭受了火床、锯解等一系列的严酷刑罚。可见官场之黑暗。在这里蒲松龄虚构出了一个与现实社会中的等级制度相对应的冥府，并塑造出了狱吏、城隍、郡邑、冥王等一批贪官污吏的形象，使这些形象在虚构的舞台上极尽现实社会中百官的丑态，淋漓尽致的展现了现实官场中的黑暗。这一类形象的另一个典型代表就是《考弊司》一篇中的虚度肚鬼王。文中这样写到：

闻人生，河南人。抱病经日，见一秀才入伏谒床下，谦抑尽礼。已而请生少步，把臂长语，刺刺且行，数里外犹不言别。生伫足，拱手致辞。秀才云：“更烦移趾，仆有一事相求。”生问之，答云：“吾辈悉属考弊司辖。司主名虚肚鬼王。初见之，例应割髀肉，浼君一缓颊耳。”生惊问：“何罪而至于此？”曰：“不必有罪，此是旧例。苦丰于贿者可赎也，然而我贫。”12

官府不仅纳贿，而且公然逼贿，还采用如此残暴的手段，真是黑暗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了。虽然夸张，这又何尝不是现实官场中常见的现象呢？现实生活中又何止这样一个“虚肚鬼王”呢？

《聊斋志异》中除了这一类表现社会现实的作品之外，还有记录历史真实的。蒲松龄出生于公元1640年，1644年清王朝进入关内，蒲松龄出生于易代之际。易代之际必定会发生许多让人惊心动魄、妻离子散的悲惨故事。明崇祯年间，以清太宗为首的满清集团，乘关内战争之机，派遣军队先后于崇祯二年、五年、七年、八年、九年、十一年、十五年，七次深入明朝的河北、山西、山东等纵深地带进行骚扰，清兵烧杀淫虐，无所不为，给这些地方的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伤害。残酷的现实和兵燹所带来的伤害，经老人们的讲述，必然在蒲松龄的心灵上留下极度的创伤和惨痛的记忆，于是，蒲松龄就借鬼狐之说，曲笔影射地将这些历史记载了下来。比如《鬼隶》一篇，就借两个鬼隶之口，从侧面进行了记录，其原文为：

历城县二隶，奉邑令韩承宣命，营干他郡，岁暮方归。途遇二人，装饰亦类公役，同行话言。二人自称郡役。隶曰：“济城快皂，相识十有八九，二君殊昧 111

2蒲松龄著、汪江点校，《聊斋志异》，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510页。

蒲松龄著、汪江点校，《聊斋志异》，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306页。生平。”二人云：“实相告：我城隍鬼隶也。今将以公文投东岳。”隶问“公文何事？”答云：“济南大劫，所报者，杀人之名数也。”惊问其数。曰：“亦不甚悉，约近百万。”隶问其期，答以“正朔”。二隶惊顾，计到郡正值岁除，恐罹于难；迟留恐贻遣责。鬼曰：“违误限期罪小，入遭劫数祸大。宜他避，姑勿归。”隶从之。未几北兵大至，屠济南，扛尸百万。二人亡匿得免。13

文中借二鬼隶之口，记录了历史上著名的“济南大劫”14，从文中的“扛尸百万”可以知道战争之惨烈。像这样，从侧面记录历史的作品还很多，如《乱离》一篇：

陕西某公。任盐秩，家累布从。值姜瓖之变，故里陷为盗数，音信隔绝，后乱平，遣人探问，则百里绝烟，无处可寻消息„„时大兵凯旋，俘获妇口无算，插标市上，如卖牛马„„15

在大兴文字狱的年代蒲松龄借鬼狐之事，涉幽冥之境，为我们记录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材料。

（二）慰藉心灵。

蒲松龄自幼聪明过人，读书过目不忘，有着踏入仕途的理想和抱负，但他的才华却始终无法施展，报复无法实现。蒲松龄一生热衷科举，却屡不得志，直至71岁才成为贡生。早年“学而优则仕”的理想成了泡影。他被主流社会无情的抛弃了，成了一个失败者，这使他的精神处于严重的困顿之中。于是，蒲松龄将自己的理想寄托于鬼狐身上，以慰藉自己困顿已久的心灵。《叶生》一篇中的鬼书生叶生，由于久试不第。最后郁郁而终，为了科举，死后竟不知自己已为鬼，还教授丁乘鹤之子，并把自己的理想寄托于公子。最后，他的魂灵在县令的帮助下，取得功名，表现出读书人生生不息的功名翘盼。

像叶生这样热衷于功名的鬼书生还有一些，如于去恶。于去恶在阴间是一个热衷科举，一心想靠科举及第走上仕途的鬼书生，他勤学苦读，但地榜揭晓之后，依然落第。但他并没有灰心，因为他听说张桓侯将至，他将自己最后的希望寄托于张桓侯，终于，在张桓侯三十年一巡阴曹的时候被推荐为交南巡海使，走上了 131

4蒲松龄著、汪江点校，《聊斋志异》，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597页。

崇祯十一年九月，清兵入关，自畿辅至德州。连续攻破十六座州县。十二月正月，由东昌渡河破济南，俘德王朱由枢，杀巡按御史宋学朱、布政使张秉文。同时，对济南城进行了一场大洗劫，官民死伤不计其数。1

5蒲松龄著、汪江点校，《聊斋志异》，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301页。自己梦寐以求的仕途，实现了自己的科考之梦。在这里，蒲松龄将自己的理想寄托于这些勤奋好学、有理想、有报复的鬼书生身上，以抚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屡试不第的心灵伤痛。

（三）寄托思想情感。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刻画的鬼狐形象除了表现现实、慰藉心灵以外，他还把自己的一些思想情感，通过这些鬼狐形象表现出来。

一方面，蒲松龄将自己追求的善良人性寄托在这些鬼狐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描写的鬼狐大多是很善良的，例如《阿英》一篇中的阿英，为报恩，在幻化为人形之后，嫁给甘钰为妇。虽为异类，但她有一颗知恩图报的心；嫁为人妇后，也能勤俭持家，事嫂如母，并且在战乱时，搭救了甘钰一家。在《聊斋志异》中，这样温柔善良的鬼狐有很多。《莲香》篇中的狐妖莲香和女鬼李氏，她们都只是痴爱着桑晓，并不害人。莲香在知道桑晓被鬼气所伤，而又劝阻无效后，并没有舍弃桑晓不顾，而是“采药三山，凡三阅月”16，为桑晓寻觅良药。女鬼李氏，与桑晓同宿，鬼气使桑晓病倒，但这并非出于她的本意，后经莲香点拨，后悔当初，于是“每夕必至，给奉殷勤，事莲犹姊”17。《红玉》片中的红玉，虽是狐妖，却帮助冯生度过艰难困苦的时期，充满了侠义精神。蒲松龄将自己追求的善良人性寄托在这些鬼狐身，使这些鬼狐性格善良，行侠仗义。《小翠》篇中的小翠，嫁给元丰以后，虽然元丰是一个傻子，但小翠对他始终不离不弃，还用自己的方法治好了他的痴病，表现出她善良的人性。在帮助王侍御，惩罚奸佞小人的过程中，又表现出她行侠仗义的一面。

另一方面，蒲松龄也在这思想和形象的身上寄托着追求真正爱情、追求自由婚姻的思想。蒲松龄生活在清初顺治、康熙年间，这一时期的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强化思想统治。封建礼教是这一时代的一大构成要素，它要求女子要“三从四德”，婚姻要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否则就会收到社会的谴责，甚至是处罚。程朱理学中“存天理，去人欲”的思想，导致了人性的扭曲，导致了爱情与婚姻的分离。《聊斋志异》中，反复出现的男女自由恋爱、自由结合、自由婚姻，正是那个时代的人们在程朱理学压抑下的理想与追求。比如《红玉》一篇： 一夜，相如坐月下，忽见东邻女自墙上来窥。视之，美。近之，微笑。招以手，1617

蒲松龄著、汪江点校，《聊斋志异》，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82页。

蒲松龄著、汪江点校，《聊斋志异》，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82页。不来亦不去。固请之，乃梯而过。遂共寝处。问其姓名，曰：“妾，邻女红玉也。”生大悦，与定永好。女诺之，夜夜往来，约半年许。18 红玉为了追求自己心仪的男子，竟然会“自墙上来窥”邻家男子，甚至还“乃梯而过”、“遂共寝处”、“夜夜往来，约半年许”。《霍女》一篇中的霍女三易其夫，敢于选择自己的婚姻。这些都表现了蒲松龄追求自由爱情和婚姻的思想。

蒲松龄将这种理想寄托在鬼狐身上。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为我们描写的鬼狐都能够大胆追求自己的爱情。《阿霞》篇中的阿霞，因景星是“祖德厚，名列桂籍”，且搭救过自己，于是心生爱慕，以身相许，但当景星抛弃了自己的结发妻子，薄情寡义暴露之后，阿霞又毫不犹豫的离开了他。《聊斋志异》中的鬼狐大都敢爱敢恨，《武孝廉》中的狐妇，心地善良、待人厚道，在武孝廉奄奄一息时，她搭救了他，殷勤照料，并结合为夫妇。后来，武孝廉飞黄腾达之后，便嫌弃狐妇年龄大，抛弃了她。在封建社会，士子因社会地位的变化而抛弃结发妻子是再平常不过的，这些被抛弃的女性，只能忍受痛苦，而《聊斋志异》中的这个狐妇却一反常规，对抛弃自己，始乱终弃的人，她毅然收回了自己的善良之心，使抛弃了妻子的武孝廉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在封建礼教压抑下无法实现的爱情和婚姻自由，他们的追求在虚幻的环境中自然而然的得以实现，让人信服。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许多具有鲜明个性、亦人亦鬼、亦人亦狐的形象，大大的丰富了文学领域的人物画廊，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财富，也为我们记录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穿梭于这些形态各异、生动灵活的鬼狐形象之间，让我们不得不感叹蒲松龄刻画人物的能力和丰富的想象力。

蒲松龄著、汪江点校，《聊斋志异》，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99页。

参考文献

1、蒲松龄著、汪江点校《聊斋志异》，民族出版社，2004年。

2、《蒲松龄研究辑刊》（第四辑），齐鲁书社，1984年。

3、汪玢玲著《蒲松龄与民间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

4、卢今著《<聊斋志异>名篇欣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

5、李红萍《<聊斋志异>中的狐性、人性与神性》，《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6、黄伟《<聊斋志异>涉仙题材与蒲松龄创作心态浅探》，《肇庆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7、贾建海《<聊斋志异>中的狐男形象》，《淄博师专学报》，2007年第1期。

8、王志勇《<聊斋志异>中蒲松龄狐女情结原因分析》，《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9、王一兵《简论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形象》，《学术交流》，2008年第10期

10、刘希华《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的精神世界》，《湘潮》，2008年第7期。

第五篇：论《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

论《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

[摘要]《聊斋志异》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塑造了形态各异的书生形象，从不同视角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深刻揭露科举制度的弊端，有力的抨击了封建婚姻制度，赞扬了反抗者不畏强权、与不合理得封建制度作斗争的反抗精神。[关键词] 《聊斋志异》书生形象憎恨邪恶 读书成痴 庸俗观念 好逸恶劳

“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寄托了作者对现实的深沉的孤愤。

纵观中国历史，科举情结和知己情结经过历朝历代的积累和强化，尤其是隋唐之后，已经成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根深蒂固于历代书生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中。到了清代，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塑造的书生形象尤其体现了这种文化内涵。这些书生形象既承载着历史文化的大的层面的内涵，即对科举情结和知己情结的传承；又寄寓着大的文化层面中具体的独特的作家个人的层面，即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书生，蒲松龄有着切身的科举经历和对知己的强烈渴求。从这些各具特色的书生身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对科举的狂热追求和对知己的强烈渴求。正确理解这种文化内涵，对于我们解读蒲松龄和《聊斋志异》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聊斋志异》是一部具有独特思想风貌和艺术风格的文言短篇小说，书中多数内容是以幻想的形式来谈狐说鬼，但内容却取材于现实生活，曲折地反映了蒲松龄所生活的时代的社会矛盾和人民的思想愿望，熔铸进了作家对生活的独特的感受和认识。每当我们谈起“聊斋”二字的时候，便有一种毛骨悚然之感，常与那些妖、狐、鬼、怪联系到一起，今天我要重要说的是《聊斋志异》中刻画的众多的书生形象，他们每一形象都独具特色，从不同视角深刻剖析了当时社会的现状，其中既有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又有对怀才不遇的不平；既有对贪官污吏的鞭笞，又有对勇于反抗，敢于复仇的平民的称赞。这与以往的、我们所司空见惯的书生形象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不单单表现一种外在的美，而且还有很强的时代特点，他们既有温文儒雅的一面，也有与封建官吏、封建制度、封建婚姻、封建世俗斗争到底的坚强决心和崇高的意志品质。下面我从四个方面分别介绍《聊斋志异》中的书生的不同形象：

一、不畏艰辛，百折不挠的与封建官吏进行顽强的斗争的书生形象

《席方平》是其代表作，此文借席方平在阴间为父伸冤的故事，重点刻画了席方平这一人物形象，他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下层劳动人民的典型。席方平的父亲席廉老实厚道，生前死后受尽了羊某的欺凌与压榨，羊某靠着钱不仅在人间飞扬跋扈，而且在阴间也大逞威虐，于是席方平便到阴间代父伸冤，他层层上诉，从城隍、郡司，乃至冥王那里都无济于事，但他却毫不气馁，毫不屈服，他坚定地表示：“大冤未伸，寸心不死”，“必讼”！面对席方平始终不屈，冥王便施用软的一手，让席投生富贵人家，但席不受利诱，绝食自杀，又归阴间。最后找二郎神告状，冤案才得以昭雪。此文揭示了在正常的封建法律诉讼途径无法得以昭雪时，只有采取血族复仇的手段。总之，主人公的冤案一天不得解决，便一天不停止斗争。席方平历经阴曹地府各级官吏以至冥王的种种酷刑，甚至被锯解肢体，始终不屈，亦不为利所诱，坚持斗争，直至胜利。这种坚毅顽强、百折不挠的反抗精神，也是现实生活中人间正气的写照。无论阳间还是阴间都是漆黑一片，作者借二郎神之口针对当时的时政进行了有力的抨击，抒发了作者忧愤感慨的心情。文中的席方平形象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为父伸冤，不畏千辛万苦，不怕千难万阻，勇于与恶势力作斗争，他不为利益所诱惑，毅然决然，深刻的表现了他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大无畏气概。

《向杲》一文中，向杲得知哥哥心爱的女人被庄公子霸占且哥哥又被打伤，他按照正常的法律途径层层上告，但却处处受阻，在万念俱灰的时候遇上了一位道士，得到了一件袍子，而随后变成了一只大老虎咬死了毒害哥哥的庄公子，而醒来却浑然不知。文中的向杲不是弱者，也不是孬种。而是命运的强者，是靠自己的力量报仇雪恨的英雄。文章有力的抨击了在封建世俗社会中在通过正常的法律进行层层上诉的情况下往往是有来无回。“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充分地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的黑暗。人们对正义的渴求往往寄托在非现实的理想上，当时的人民对法律的软弱和不公正，促使其起来反抗。

二、深刻抨击封建科举制度，并揭露社会黑暗的书生形象

《书痴》是其中一篇佳作，它描写了主人公郎玉柱爱书成瘾、读书成痴。他的痴，表现在家里贫困，什么东西都卖光了，只有父亲的藏书，一卷也舍不得丢弃；表现在他日夜读书，不管严寒酷暑仍不间断；表现在看见亲友来了，他也不懂得接待，寒暄几句话后，又高声读书，弄得客人不得不自己离开；表现在相信“书中自有千钟粟”的说法，表现在“书中自有黄金屋”之验，表现在深信“书中自有颜如玉”之说，表现在连夫妻房事都要颜如玉教他，学会以后还把这事到处说，这真是把书生的痴夸张到了极点。在颜如玉的强制督导下，郎玉柱逐步从书中走出，学会了琴棋书画，懂得了社会交往，由只具“书本知识”的书呆子，变成一个不仅对书本知识深有研究的，而且对社会现实能够掌握的人。他最后也是考得进士，做了朝廷巡察大员的。书中的郎玉柱本是一个读死书，死读书的人，然而经过颜如玉的督促，变成了一个对书的内涵理解相当透彻的书生。这一文章说明读书是重要的，书中记载着人类的知识和思想和经验；不读书，就不能很好地掌握科学知识、传承人类文化、提高自身修养，但要做到学以致用，才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篇文章批判了封建科举制度，深刻剖析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灵魂的禁锢与腐蚀。

《叶生》是《聊斋》中的名篇，故事写的是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但屡试不中。他因受县令丁乘鹤的赏识和接济，死后，魂魄追随丁公而去。他教育并帮助丁公的儿子连中三元，考中进士。文章中的书生可以说是满腹经纶，但当时的科举制度却制约了他们的发展，只是一味的追求条条框框。叶生这类书生对科举制度的重视和依恋，阻碍了他们本身的才华。他们从小就以求取功名为目的，寒窗苦读，都是为了通过科举实现改变自己人生境况。作者对他具有真才实学却“困于名场”，“所遇不偶”给予极大的同情，同时，作者又饱含热泪的揭露了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无奈与痴心。

《聊斋志异》中的读书人他们大多家境贫寒,如《陈锡九》中的陈锡九,但是他们同时又非常的有骨气,身上有一些闪光的品质,如正直,善良等，他们手无缚鸡之力却往往怀着济世救民的美好愿望.与这些正面的东西相反,蒲松龄塑造了一个时代特有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而从这个层面上来讲,这种特有的东西大都又是负面的和不堪的。

三、宣扬知己之爱的书生形象，批判了封建制度下的婚姻世俗

《连城》是一篇以宣传“知己之爱”的作品。文中的连城是史孝廉的女儿，知书达理，又精于女工。父亲以女儿的“倦绣图”为女儿征婚。乔生的诗受到连城的赏识，连城便假借父命，给乔生“赠金以助灯火”，乔生极为感动，称：“连城我知己也！”从此两人心心相印。但父亲史孝廉嫌乔生太穷，竟违背女儿意愿，将连城许配给一个盐商的儿子王化成。不久，连城患病，需要男子胸肉一钱，捣合药屑，才能把病治好。父亲派人告诉王化成，王化成不但不肯帮忙，反而讥笑。乔生听到此事。即刻前往，拿出刀来，割肉作药引。但史孝廉因惧怕王家，终不敢把女儿改配给乔生。只是设宴酬谢，以千金相赠。乔生愤怒至极：随即拂袖而去。连城派一媪安慰乔生，乔生重申“士为知己者死”，自己并不是贪图连城容貌，若连城是我知己，再见面时，“当为我一笑，死无憾！”这爱情确实达到了生死不渝的地步。后来，经过磨难，两人终成眷属。在文章中，连城的为了争取爱情和婚姻的胜利。可以生又可以死的书生形象突破了封建制度下的世俗婚姻。作者借文章歌颂了男女之间深挚的情感。

《瑞云》中的余杭贺生倾尽所有钱财，只求一睹瑞云芳姿;瑞云不以金钱地位取人，爱上贺生，他们的爱情故事在当时的社会都算得上轰轰烈烈，一掷千金和不以物取人，敢于面对现实爱情这都超出了当时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的庸俗观念贺生这个当时的书生形象是作者通过文章写出了爱情应建立在情感，性格，爱好一致的基础上，不以貌取人，更不能把婚姻建立在钱财，权势和其他世俗的考虑上，文章中歌颂了这种超乎形骸的爱情。

四、通过寓言形式，劝诫并讽刺了世俗民风的书生形象

《劳山道士》也是《聊斋志异》中家喻户晓的名篇，说的是一个整天梦想当神仙的书生去崂山学道，学了穿墙术就打算以此行窃，结果头上撞了很多包。此书生好逸恶劳、急功近利，偷机取巧，既想获得奇异的道术，又不想经过艰苦的学习和修炼。文章谴责那些好大喜功的人，有点一知半解但他们却认为可以通行天下，就象此书生一样一旦得志便全然忘记以前的艰辛和志向，变成了贪图享乐的世俗小人。这篇文章是作者对自己所处的那个时期的恶劣现象进行有力的批判。

《画皮》描写的是一书生名叫王生，被一美女相缠，此女为一恶鬼，后终因一道士解救才得以脱身。这个故事告诉人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被表象所迷惑。对于恶鬼，不能心慈手软，必须除恶务尽。对坏人慈悲，好人就要遭殃。席方平的持之以恒，成名的受苦受难，郎玉柱的读书成痴，叶生的名落孙山，乔生的为知己者死，贺生的突破旧俗，种种情形都与蒲松龄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他出身于一个逐渐败落的地主家庭，书香世家，但功名不显，学识渊博，蒲松龄19岁时，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考取秀才，颇有文名，但以后屡试不中，这些作品显然寄托了作者对自身的写照。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说：“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在这部小说集中，作者是寄托了他从现实生活中产生的深沉的孤愤的

总之,蒲松龄从自己的境遇出发,没有回避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和冲突,他所写的书生不仅仅是个人失意,寂寞的代言人.更是整个时代的变态制度下产生的畸形儿,而他的这种真实而不朽的书生形象更为后来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对封建科举制对读书人的戕害的风暴式的揭露作了不可忽视的铺垫。[参考文献]

1、山东大学作教授的马瑞芳《马瑞芳重校批评聊斋志异》，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2、但明伦《聊斋志异·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