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
陕西省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
论《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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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
内容摘要：《聊斋志异》代表了文言小说的最高成就，风行天下。后人对《聊斋》的评价多聚焦于鬼狐仙女，本文将从这些女子的对立面——书生形象入手，重点分析书生形象
关键词：《聊斋志异》 书生
一、前言
《聊斋志异》,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作品，作者是蒲松龄,内容大体上分为四个部分，一、怀着对现实的愤怒，嘲讽和揭露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笔锋直写当时的封建王朝统治制度，二、作品通过自身参加科举的制度，写了科举制度的黑暗，对知识分子思想上的禁锢，三、通过狐仙和书生的爱情，歌颂了美好的爱情，对美好的爱情向往，写出了许许多多书生的形象，四、部分小说有预言警示的作用，引人入味，让人反思。关于《聊斋志异》，人们习惯上关注的是狐仙鬼怪，往往文章也多是关于狐仙鬼怪的，甚少提及别的，今天我从狐仙鬼怪的对立面展开，浅谈一下《聊斋志异》书生的形象。
二、分析《聊斋志异》书生形象前，我们首先要明白什么是书生，书生如何发展产生的。
书生，简单说就是读过书的人，古时多指儒生，现今称之为知识分子，我们统一称之为读书人，古代，士农工商，商为末流，虽有钱但社会地位不高，而士就是读书人，社会地位最高，出仕为官，直接可以为统治阶级服务，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读书人科举中的，不但可以光耀门楣，自己也可以出仕为官，成为士大夫一员，相反，考试失利，没有功名，穷书生一个，不受人待见，小说范进中举中主人公范进，中举前后自己的变化，周围人的变化，可以看出功名的重要性——他可以让一个人由正常变疯癫。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正统的思想，儒家讲求入世，入朝为官，施展自己的报复为统治者服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他们的终生追求，隋唐以后，特别是宋朝，科举制度的建立，程朱理学的进一步强化，读书考试成为了入官的唯一途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了读书人的人生格言，并为此而奋斗终生，反过来，官员全部是读书人，从政治上保证了士大夫精英知识分子地位，至此，士大夫在宋代完全成型。读书人入朝为官，从古至今都一样，古有科举选拔，今有公务员考试制度，不同处现在考试更加公正，透明，王安石科举为官，文学上的成就不必说，政治上倡导改革，改变宋代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亲自主持变化，变法从理财入手，颁布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等措施，变化虽然失败，但部分得以保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宋代积贫积弱的现象。秦桧，同样是科举入朝为官，善于经营，迎合上司，官拜丞相，权倾朝野，但此人不思为国报效，造福百姓，一味只顾自己的利益，卖国求荣，间接害死岳飞，使得南宋更加积弱，上两则材料告诉我们，读书人入朝为官，有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的人会为官勤政，造福人民，错误的价值观人生观阻碍国家的发展，损害人民的利益，不但古时如此，现今社会也是一样，人民的好公仆，党和国家的忠诚卫士杨善洲，在职期间，带领大家兴修水利，发展粮食生产，改变山区的贫穷面貌，退休放弃进省城疗养的机会，带领群众防护治林深受人民的爱戴，而刘铁男，雷政富之流，利用职务便利，谋求个人利益，侵害国家的财产，人民的财产，最终受到法律制裁。
三、聊斋志异塑造了不下百人的人物形象，在这人物画廊中，书生的形象占据了大多数，可见蒲松龄对书生的喜爱，我想大概有以下两个方面原因。
(1）蒲松龄自身的原因
1、蒲松龄，生活在明末清初的七、八十年代，这个年代是封建社会比较黑暗，腐朽的时期，官僚残暴掠夺，使原来已经激化起来的社会矛盾，更进一步尖锐起来，清初，统治者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除了用硬的一手，还采取软的一手，即笼络和拉拢，他们把眼睛看向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书生，采取科举的方式（主要考八股)，拉拢做官。蒲松龄的家庭是一个书香门第，世代攻读诗书，但却都际遇不佳，到了蒲松龄，仕途的道路上不比前辈幸运，一直到72岁高龄市才得到一个岁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科举对蒲松龄这一类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一方面这样选拔了知识分子入朝为官，使得贫苦大众学子可以入朝为官，他们出生贫寒，有着基层的生活经历，入朝为官后，可以更好的为官，造福一方，另一方面学子们把毕生的精力用于八股上，造就学子们读死书，束缚了思想，成了统治阶级的工具。明代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但同时也正是由于蒲松龄科举的失败，才可以创造出聊斋志异这样的作品，如同张继科举失败写出枫桥夜泊一样，流芳百世。作者科举失败，但不看清自己，现在我们假想一下，当时蒲松龄科举中的，光耀门楣，安安稳稳的当官，老老实实为统治阶级服务，会有聊斋志异这样优秀的作品吗？我想是不会的。
2、蒲松龄对于科举制度的认识也是充满矛盾的，在他亲身经历科举的失败中，深刻体察中科举制度的弊端，但他同时又为自己不能取得功名而悲叹，但是值得我们称道的是，他安贫乐命，而不去趋炎附势，他以生动的笔触，揭露了考场的黑暗，社会的黑暗，这是作为文艺家蒲松龄现实主义的胜利，在蒲松龄的笔下，对那些热衷于功名利禄的书生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讽刺，笔锋犀利，毫不留情，对那些正直的书生进行了深切的同情，纵观《聊斋志异》知识分子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作者科举长期失败，精神备受折磨，只有通过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找到宣泄口，缓解自己的这种心情，对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观察的非常深刻，因而笔下的书生形形色色，生动感人，给我们以美的享受。
(2)书生自身的品德
1、书生们出生贫寒，品德高尚
我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强调“修身养性”，强调道德的自我完善，他们具有悲天悯人的高尚情怀，他们代表了社会道德的最高水平。生活当中，他们憨厚老实，待人诚恳，富有同情心，狐仙们往往被这些善良的品格所打动。
书生们首先是仁慈的，善良的天性使他们善良对待每一个生物，虽然他们还没有做到“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但他们对身处险境的动物们还是主动伸出救援之手，而这些被救的小动物们出于报恩的心态，往往化为美女以身相许，或者把自己家中的女孩嫁给这些书生。比如《花姑子》中安幼舆，为人善良，喜欢放生，有一次从猎人手下救出了一只香獐，香獐把自己的女儿花姑子嫁给了安生。
这些书生们不仅善良仁爱，而且有同情心，有正义感，为人仗义，碰上别人遇到难处时，她们总是鼎力相助。《聂小倩》中的宁采臣，听了女鬼聂小倩请求他把她的坟迁走，以免受其他鬼的欺凌。宁采臣就爽快的答应，把聂小倩的坟牵到自己书房的旁边，使她不至于一个人在孤独的旷野里的生活。
从自己本身的为人来讲，书生们也是世人的楷模。他们有孝心，有责任感，知恩必报。比如，《钟生》中钟庆馀，到济南参考，听说母亲病重，连考试也不参加就要回去，说：“母亲去世而不去见她，那就连人都不能做，即使贵为公卿宰相，又能够增添什么荣耀呢？”
这些书生这么做时，都是自然而为，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有什么回报。但是，他们的善良、仗义和诚实都感动了这些妖仙们，他们或自己倾心相投，或以女相嫁。虽然这中间有一些报恩的成分。但也说明狐仙们很有思想，很有见地。在婚姻中，人的品质往往比金钱更重要，书生们对别人都那么好，对自己家里人肯定不会错，跟这些善良的书生们在一起过日子，绝对不会受苦受累，哪怕就是吃苦过日子，和相爱的人在一起，对狐仙们而言也是一种幸福。
2、重情痴情，书生们的爱情感人至深
善良的品格，是一个好人，一个好人不一定就是一个好爱人。一个好爱人除了是一个好人之外，还应该是一个对爱情非常忠贞的人。而书生们恰恰就是人们所说的人。文人多情，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他们长期受书本中爱情故事的熏陶，对爱情有美好的想象，他们虽然多情，但决不滥情，一旦爱上，就如痴如狂，忠贞不二。就像李商隐所说的那样“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聊斋》中的书生们就是这样痴情的男人，这些痴情的书生们，一旦爱上，就痴迷于爱情之中不可自拔。如《阿宝》中的孙子楚，爱上阿宝，他的灵魂竟然离开了躯体，随阿宝而去，后来，他的灵魂又变成一只鹦鹉，每天陪伴在阿宝的身边，阿宝被感动了，终于答应嫁给了他。
书生们的爱情，还表现在他们的爱不是建立在对方容貌的基础上，他们更重视精神上的相恋。比如《瑞云》中的贺生，曾经仰慕杭州名妓瑞云，舍尽家财来见瑞云一面，瑞云为他的才华和痴情所感动，对他十分殷勤，两人吟诗唱和，贺生爱上了瑞云，但因为两人的地位相差太过悬殊，贺生只好把爱埋在心底。后来瑞云变得十分丑陋，在妓院当仆人。贺生听说了，就变卖家产把瑞云赎了出来，并要娶她为妻，瑞云不肯，贺生就对她说：“人生所看重的是知己，你得知的时候把我看作是知己，我岂能因为你倒霉变丑就忘掉你呢？”于是不顾其他人的反对和讥笑，娶瑞云为妻子。
无论是狐仙还是凡人，她们也是女人，他们也渴望真爱，也希望有人关爱他们，呵护他们，但是，在其他人那里，她们享受不到书生们这种全心全意的关爱，只有书生，把她们当作自己心中的宝贝，把自己的爱全身心的投在她们身上。
3、琴棋书画，书生们的生活很有情趣
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追求这样生活的，往往只是浅薄的人，而层次高的人，往往会追求一种“诗意般的意境”，而这种诗意的生活就是书生们所过的“琴棋书画”的惬意生活。书生在日常生活上是困乏的，但是书生们的精神生活是高雅的，他们能够把平凡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他们饮酒作诗，对花饮酒，生活中还少不了琴棋书画，这也给生活增添了无限情趣，生活中有了音乐，生活就有了情趣。温如春喜爱弹琴，他遍访名师，终于学成绝技。从此，弹琴就成了他生活的一个部分。在一次有一次，他在人家的茅檐下避雨，夜长无眠，他就弹琴自娱。优美的琴声打动了女鬼宦娘，对他产生了爱意。苦于阴阳两隔，不能以身相许，就促成了他和葛家少女的婚姻。这种诗意的生活吸引了较高素质的狐仙们，比如，《白练秋》中的慕蟾宫，读书成瘾，父亲要他做生意，他在看守货物的时候，也手持书卷，吟诵不停，白鳍豚精白莲秋听到他的吟诗后，竟然相思成病，不吃不喝，请自己的母亲前来做媒。当然，慕蟾宫给他治病也很独特，接连给她朗诵了王建的“罗叶依依”她的病就好了。
四、《画皮》和《娇娜》赏析
社会的黑暗，科举的失败，仕途的不如意，一切的不顺心在《聊斋志异》作品上都得到了体现，与其说写书生，不如说写作者自己。500来篇小说，百十个书生人物，千姿百态，个性鲜明，每个人喜欢的人物都不一样，我印象最深的是《画皮》的王生和《娇娜》的孔生。小时候看电视聊斋，黑白电视，每当看到画皮时，一个人偷偷用手捂住眼睛，听着渗人的音乐，偷偷的从指缝间看电视画面，看到女鬼换皮时吓得毛骨悚然，但也因为害怕，在害怕的驱使下看完，直到现在也是记忆深刻，后天岁数大了，看了小说的原著，对小说有了自己的一点见解，不在只是单纯的看热闹，小说的故事情节大致是，太原王生，早行路遇一女子，带着包袱吃力地行走在街上，王生赶上帮忙，见其美，艳羡，问她为什么一个人独自在路上，女子告诉王生父母贪财将我许给富翁，富翁妻恶，对我打骂，受不了离家出走，王生将女子带入书斋，与之同居暂住，几日告知妻子，妻子怀疑别家小妾，劝送回，王生不理会，一日路上偶遇一道士，导师告知王生身上有邪气，碰见妖怪了，王生不信，回家透过窗户看见女鬼样子才信，道士送浮尘保命，谁知女鬼恶毒，杀掉王生，道师闻之大怒，杀死女鬼，王妻忍辱负重救活王生的故事。小说情节并不复杂，人物有王生，王生妻子，女鬼，道士几个主要人物，在较短的篇幅刻画的人物形象生动，妙味丛生，足见作者文笔老辣，王生这个形象刻画相当突出，王生好色之徒，本有妻子，然则见色起意，将陌生女之带到书房与之苟合，无视家庭伦理道德，王生狂妄之徒，与女子同居数日，明目张胆将此事告诉妻子，胆大妄为，根本不将妻子放在眼里。所以说王生纯粹的一个色胚，见色起义的代表。而小说娇娜讲述了一个圣人的后代孔生，一日偶然遇见皇甫公子，并成为挚友，在府中教书，孔生看到婢女香奴，惊叹于香奴的美貌，渴望能有像香奴一样的妻子，之后孔生生病，皇甫公子让妹妹娇娜前来为孔生医治，孔生又见到娇娜的美貌，一见钟情，患了相思病。皇甫公子带他去松姑，孔生又觉得松姑也很美丽，与其成亲。时隔多年，孔生与皇甫公子再次相见，皇甫公子说出了他的真实身份，他们是狐狸所变。现在有雷霆之劫，并希望孔生能冒生命危险，救其全家。孔生答应了，雷霆风雨来的时候，他好像看见娇娜被鬼怪带走，毫不犹豫地用生命救下了娇娜。娇娜幸存，以仙术将孔生起死回生。娇娜形象生动活泼不必细说，我们重点赏析孔生的形象，作者对孔生的描写重点用了动作描写，语言描写，心理描写，作家笔下，孔生有些愚钝。空废很久的房子里，走出一个神采奕奕的少年，他没有生疑，反而聊得很投机，成为座上客，二人还成为朋友后，更为典型的是，孔生要郊游，看见门从外面锁着，皇甫公子解释说，家父担心郊游扰乱意念，所以谢绝来客。孔生居然相信了。也许是愚钝所致，孔生有些痴情。当他见到貌美的香奴，“目注之”，盯着她看，并认为自己的妻子一定要像香奴这样的。而见到娇娜，孔生“嚬呻顿忘，精神为之一爽”。他的神态因娇娜的出现而骤变，再一次因美貌所动情。作家的一处心理描写将孔生此时的心理刻画到了极致，他因为想和娇娜呆在一起，做手术不仅忘了疼痛，还担心手术快速完成，而不能这样继续待下去。这一处心理描写，表现了孔生对娇娜的一见钟情。娇娜走后，孔生陷入到相思之中，他回忆着娇娜的美貌，不再看书，呆呆坐着，觉得做什么都无聊。这一处细微动作描写，表现了孔生的对娇娜的痴情。当皇甫公子说已经帮他物色到了佳偶，孔生“凝思良久”，想了很久，说不用了。又面壁吟诵了一句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暗示了除了娇娜，谁也不要，以抒胸臆。这一处描写，既表现了他对娇娜深深地爱，也呼应了开篇作者介绍的他的性格含蓄儒雅。数年后，孔生又遇到了皇甫公子，问候境况，问妹子，已嫁；岳母，已亡”。这问候的顺序，向读者表明了，孔生即使有着幸福的家庭生活也没有忘记娇娜。在解救皇甫公子一家时，他看到一个形似娇娜的人被鬼怪抓走，他毫不犹豫，跳起来，刺杀鬼怪。一个急字，隐含了他对娇娜的深情。作家借助细微用词，很好地刻画了一个痴情，愚钝的书生形象。作家通过情节，表现了娇娜与孔生的感情。他们的感情由平凡的爱情，逐渐变为更高层次的精神的交流。娇娜第一次出场时，孔生便一见钟情，甚至忘了自己做手术的痛。作家为我们描述了做手术的场景，金钏，佩刀，红丸这些工具在肿起的地方动来动去，读至此处，读者都能感到手术有多疼,“紫血流溢，沾染床席”，这一描写更让读者仿佛感到切肤之痛。然而孔生却全然不知，反衬出了他此时对娇娜的爱，危难时刻见人心，当娇娜遇难时，孔生仗剑保护，不顾自己安危舍身救了娇娜，当娇娜醒来，娇娜的真情像火山一样爆发：孔郎为我而死，我何生矣！以舌度红丸入，又接吻而呵之。”娇娜称孔雪笠为孔郎，加上一系列亲昵的动作，我们可以看出，娇娜对孔生也有至深的感情，作者在塑造娇娜和孔生的艺术形象同时，歌颂和赞扬了二者之间超越世俗的友情，从他们的友谊中我们可以看出蒲松龄所要弘扬的一种超越世俗的友情，男女之间不仅可以有爱情，更可以有友情，纯粹的友情，但生命收到威胁时，可以为你舍身忘死的友情，就如同小说娇娜和孔生一样。孔生就是蒲松龄书生形象善的代表，真君子也。是作者更理想化的人物，在当时黑暗的社会，作者作为一个富有正义感，生活在下层的知识分子，他熟悉和知道人民的生活，同样的也善提取社会意义矛盾冲突，在矛盾冲突中塑造人物。塑造孔生这个人物，表达了作者对友情的赞扬，对人性的歌颂，就如同给当时黑暗的社会一抹阳光。
五、《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比较
《聊斋志异》对书生刻画形象生动，借狐仙鬼怪、书生的形象揭露社会黑暗，批判了科举制度。在同一时期，《儒林外史》也是用白描的手法讽刺写出社会黑暗，科举的摧残人性，两者有很大的相似性，我们不妨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两者都写了书生，通过书生揭露了社会的黑暗，腐朽的科举制度，同样的在讽刺艺术上两者变现也不相同，首先，在题材的选取上，《儒林外史》着重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题材，而《聊斋志异》则选“小”题材，以小见大，讽喻时弊，《儒林外史》所写尽是“儒林中人”，天下儒生何止千万，这样选择有有代表性的题材十分重要，许多人情世态都是当时社会上常见的,作者抓住了这些材料,加以典型的概括, 例如，范进在发迹前受尽冷落,向胡屠户借钱, 被胡屠户一口唾沫啐在脸上, 骂了个狗血淋头, 一旦范进中举,胡屠户马上改口他为“贤婿老爷”, 还夸奖他“才学高,品貌好, 就是城里头张府、周府那些老爷, 也没有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前倨后恭，刻划出当时的世态，蒲松龄善于选取“小题材”反映、揭露黑暗社会的“大现实”，《梦狼》就是其中杰出的一篇，白老汉思念在外地做官的儿子，但却惊愕地梦见儿子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环视四周，白骨如山。更有甚至，儿子竟然想以死尸招待老爸。原来儿子因为官不仁，早已变成恶狼。故事惊悚至极，深刻地讽刺当时岁月贪官如狼似虎的社会现实 社会的黑暗, 官吏的谄媚, 人民的疾苦, 反映得淋漓尽至。其次，在讽刺手法的运用上，也有不同。《儒林外史》采取广泛而又强烈的艺术对比手法, 从正面进行讽刺抨击。《聊斋志异》则采用较为曲折的方法，讽刺的力度更强。在塑造人物时，《儒林外史》不直接写，而是通过对比，周围坏境的对比，周围人的对比，在字里行间透漏深刻的意见，引导读者进行评判，爱其所爱，狠其所狠，王冕、杜少卿等是作者理想中“振兴世教”的人物，这些人物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功名富贵采取否定的态度, 并敢于蔑视封建统治阶级的权势，他们的对立面,就是匡超人、牛浦郎等一批堕落的儒林人物，匡超人伪造文书、代人考试、修妻再娶、忘恩负义。牛浦郎为了结交官府, 贪图名利, 竟冒名牛布家, 进行招摇撞骗,后来原形毕露，通过对比,说明这类人物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必然产物, 从他们身上可以看见功名富贵腐蚀人心的恶劣影响，从而达到作者成文的目的。而《聊斋志异》指桑骂槐，含沙射影，是一种非常隐晦曲折的讽刺手法，它含沙影射, 不露痕迹, 请看《劳山道士》一个整天梦想当神仙的书生好逸恶劳爱读求仙修道之书一日他看书入迷幻觉中自己到了山上三清观，拜一位老道长为师老道长给他一把斧头叫他明日起上山砍柴日复一日王七吃不得苦便想偷溜回家忽视两个老道士向三清观走来他忙躲在一边见二人穿墙而入王七吃惊求师父教他穿墙之术也算不枉此行最后他学了穿墙术老道长劝他不能以此为非作歹否则仙术就要失灵他回到家不顾妻子劝诫就打算以此行窃结果仙术失灵他的头上被墙撞了一个大包，讽刺了做事投机取巧，懒惰成性的人 第三、两部作品所形成的气氛不同，《儒林外史》在他的讽刺人物的喜剧性行动背后,几乎都隐藏着悲剧性意识,只不过吴敬梓喜剧中的悲剧笔触不像一般悲剧那样浓烈，而是一种辛酸之情，如范进因中举而发疯时的种种丑态，让人感到好笑的同时还有一种酸楚。《聊斋志异》有高度的艺术性,充满了幽默和诙谐, 在令人喷饭之余又拍案叫绝，从而达到针砭时弊、抑恶扬善之目的，通过上面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儒林外史》与《聊斋志异》同是讽刺性作品，但是它们的风格是不同的。虽然运用相似的手法，可是达到的艺术效果也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是我国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揭露了社会的黑暗，科举对人性的摧残。
七．结尾
《聊斋志异》是优秀的文言小说，其书生形象刻画的尤为出彩，值得以后人借鉴学习，作为新一代的知识分子若想真正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壮举，就更应该努力学习以适应现今快捷多变的时代。
参考文献：
［１］李厚基 韩海明.人妖鬼狐的艺术世界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3 ［２］弗洛伊德著 杨韶刚等译.弗洛伊德心理哲学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7 ［３］蒲松龄研究集刊三
北京：齐鲁书社出版发行.1982.7 ［4 ］网络资源.
第二篇：论《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
论《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
[摘要]《聊斋志异》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塑造了形态各异的书生形象，从不同视角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深刻揭露科举制度的弊端，有力的抨击了封建婚姻制度，赞扬了反抗者不畏强权、与不合理得封建制度作斗争的反抗精神。[关键词] 《聊斋志异》书生形象憎恨邪恶 读书成痴 庸俗观念 好逸恶劳
“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寄托了作者对现实的深沉的孤愤。
纵观中国历史，科举情结和知己情结经过历朝历代的积累和强化，尤其是隋唐之后，已经成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根深蒂固于历代书生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中。到了清代，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塑造的书生形象尤其体现了这种文化内涵。这些书生形象既承载着历史文化的大的层面的内涵，即对科举情结和知己情结的传承；又寄寓着大的文化层面中具体的独特的作家个人的层面，即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书生，蒲松龄有着切身的科举经历和对知己的强烈渴求。从这些各具特色的书生身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对科举的狂热追求和对知己的强烈渴求。正确理解这种文化内涵，对于我们解读蒲松龄和《聊斋志异》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聊斋志异》是一部具有独特思想风貌和艺术风格的文言短篇小说，书中多数内容是以幻想的形式来谈狐说鬼，但内容却取材于现实生活，曲折地反映了蒲松龄所生活的时代的社会矛盾和人民的思想愿望，熔铸进了作家对生活的独特的感受和认识。每当我们谈起“聊斋”二字的时候，便有一种毛骨悚然之感，常与那些妖、狐、鬼、怪联系到一起，今天我要重要说的是《聊斋志异》中刻画的众多的书生形象，他们每一形象都独具特色，从不同视角深刻剖析了当时社会的现状，其中既有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又有对怀才不遇的不平；既有对贪官污吏的鞭笞，又有对勇于反抗，敢于复仇的平民的称赞。这与以往的、我们所司空见惯的书生形象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不单单表现一种外在的美，而且还有很强的时代特点，他们既有温文儒雅的一面，也有与封建官吏、封建制度、封建婚姻、封建世俗斗争到底的坚强决心和崇高的意志品质。下面我从四个方面分别介绍《聊斋志异》中的书生的不同形象：
一、不畏艰辛，百折不挠的与封建官吏进行顽强的斗争的书生形象
《席方平》是其代表作，此文借席方平在阴间为父伸冤的故事，重点刻画了席方平这一人物形象，他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下层劳动人民的典型。席方平的父亲席廉老实厚道，生前死后受尽了羊某的欺凌与压榨，羊某靠着钱不仅在人间飞扬跋扈，而且在阴间也大逞威虐，于是席方平便到阴间代父伸冤，他层层上诉，从城隍、郡司，乃至冥王那里都无济于事，但他却毫不气馁，毫不屈服，他坚定地表示：“大冤未伸，寸心不死”，“必讼”！面对席方平始终不屈，冥王便施用软的一手，让席投生富贵人家，但席不受利诱，绝食自杀，又归阴间。最后找二郎神告状，冤案才得以昭雪。此文揭示了在正常的封建法律诉讼途径无法得以昭雪时，只有采取血族复仇的手段。总之，主人公的冤案一天不得解决，便一天不停止斗争。席方平历经阴曹地府各级官吏以至冥王的种种酷刑，甚至被锯解肢体，始终不屈，亦不为利所诱，坚持斗争，直至胜利。这种坚毅顽强、百折不挠的反抗精神，也是现实生活中人间正气的写照。无论阳间还是阴间都是漆黑一片，作者借二郎神之口针对当时的时政进行了有力的抨击，抒发了作者忧愤感慨的心情。文中的席方平形象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为父伸冤，不畏千辛万苦，不怕千难万阻，勇于与恶势力作斗争，他不为利益所诱惑，毅然决然，深刻的表现了他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大无畏气概。
《向杲》一文中，向杲得知哥哥心爱的女人被庄公子霸占且哥哥又被打伤，他按照正常的法律途径层层上告，但却处处受阻，在万念俱灰的时候遇上了一位道士，得到了一件袍子，而随后变成了一只大老虎咬死了毒害哥哥的庄公子，而醒来却浑然不知。文中的向杲不是弱者，也不是孬种。而是命运的强者，是靠自己的力量报仇雪恨的英雄。文章有力的抨击了在封建世俗社会中在通过正常的法律进行层层上诉的情况下往往是有来无回。“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充分地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的黑暗。人们对正义的渴求往往寄托在非现实的理想上，当时的人民对法律的软弱和不公正，促使其起来反抗。
二、深刻抨击封建科举制度，并揭露社会黑暗的书生形象
《书痴》是其中一篇佳作，它描写了主人公郎玉柱爱书成瘾、读书成痴。他的痴，表现在家里贫困，什么东西都卖光了，只有父亲的藏书，一卷也舍不得丢弃；表现在他日夜读书，不管严寒酷暑仍不间断；表现在看见亲友来了，他也不懂得接待，寒暄几句话后，又高声读书，弄得客人不得不自己离开；表现在相信“书中自有千钟粟”的说法，表现在“书中自有黄金屋”之验，表现在深信“书中自有颜如玉”之说，表现在连夫妻房事都要颜如玉教他，学会以后还把这事到处说，这真是把书生的痴夸张到了极点。在颜如玉的强制督导下，郎玉柱逐步从书中走出，学会了琴棋书画，懂得了社会交往，由只具“书本知识”的书呆子，变成一个不仅对书本知识深有研究的，而且对社会现实能够掌握的人。他最后也是考得进士，做了朝廷巡察大员的。书中的郎玉柱本是一个读死书，死读书的人，然而经过颜如玉的督促，变成了一个对书的内涵理解相当透彻的书生。这一文章说明读书是重要的，书中记载着人类的知识和思想和经验；不读书，就不能很好地掌握科学知识、传承人类文化、提高自身修养，但要做到学以致用，才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篇文章批判了封建科举制度，深刻剖析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灵魂的禁锢与腐蚀。
《叶生》是《聊斋》中的名篇，故事写的是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但屡试不中。他因受县令丁乘鹤的赏识和接济，死后，魂魄追随丁公而去。他教育并帮助丁公的儿子连中三元，考中进士。文章中的书生可以说是满腹经纶，但当时的科举制度却制约了他们的发展，只是一味的追求条条框框。叶生这类书生对科举制度的重视和依恋，阻碍了他们本身的才华。他们从小就以求取功名为目的，寒窗苦读，都是为了通过科举实现改变自己人生境况。作者对他具有真才实学却“困于名场”，“所遇不偶”给予极大的同情，同时，作者又饱含热泪的揭露了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无奈与痴心。
《聊斋志异》中的读书人他们大多家境贫寒,如《陈锡九》中的陈锡九,但是他们同时又非常的有骨气,身上有一些闪光的品质,如正直,善良等，他们手无缚鸡之力却往往怀着济世救民的美好愿望.与这些正面的东西相反,蒲松龄塑造了一个时代特有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而从这个层面上来讲,这种特有的东西大都又是负面的和不堪的。
三、宣扬知己之爱的书生形象，批判了封建制度下的婚姻世俗
《连城》是一篇以宣传“知己之爱”的作品。文中的连城是史孝廉的女儿，知书达理，又精于女工。父亲以女儿的“倦绣图”为女儿征婚。乔生的诗受到连城的赏识，连城便假借父命，给乔生“赠金以助灯火”，乔生极为感动，称：“连城我知己也！”从此两人心心相印。但父亲史孝廉嫌乔生太穷，竟违背女儿意愿，将连城许配给一个盐商的儿子王化成。不久，连城患病，需要男子胸肉一钱，捣合药屑，才能把病治好。父亲派人告诉王化成，王化成不但不肯帮忙，反而讥笑。乔生听到此事。即刻前往，拿出刀来，割肉作药引。但史孝廉因惧怕王家，终不敢把女儿改配给乔生。只是设宴酬谢，以千金相赠。乔生愤怒至极：随即拂袖而去。连城派一媪安慰乔生，乔生重申“士为知己者死”，自己并不是贪图连城容貌，若连城是我知己，再见面时，“当为我一笑，死无憾！”这爱情确实达到了生死不渝的地步。后来，经过磨难，两人终成眷属。在文章中，连城的为了争取爱情和婚姻的胜利。可以生又可以死的书生形象突破了封建制度下的世俗婚姻。作者借文章歌颂了男女之间深挚的情感。
《瑞云》中的余杭贺生倾尽所有钱财，只求一睹瑞云芳姿;瑞云不以金钱地位取人，爱上贺生，他们的爱情故事在当时的社会都算得上轰轰烈烈，一掷千金和不以物取人，敢于面对现实爱情这都超出了当时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的庸俗观念贺生这个当时的书生形象是作者通过文章写出了爱情应建立在情感，性格，爱好一致的基础上，不以貌取人，更不能把婚姻建立在钱财，权势和其他世俗的考虑上，文章中歌颂了这种超乎形骸的爱情。
四、通过寓言形式，劝诫并讽刺了世俗民风的书生形象
《劳山道士》也是《聊斋志异》中家喻户晓的名篇，说的是一个整天梦想当神仙的书生去崂山学道，学了穿墙术就打算以此行窃，结果头上撞了很多包。此书生好逸恶劳、急功近利，偷机取巧，既想获得奇异的道术，又不想经过艰苦的学习和修炼。文章谴责那些好大喜功的人，有点一知半解但他们却认为可以通行天下，就象此书生一样一旦得志便全然忘记以前的艰辛和志向，变成了贪图享乐的世俗小人。这篇文章是作者对自己所处的那个时期的恶劣现象进行有力的批判。
《画皮》描写的是一书生名叫王生，被一美女相缠，此女为一恶鬼，后终因一道士解救才得以脱身。这个故事告诉人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被表象所迷惑。对于恶鬼，不能心慈手软，必须除恶务尽。对坏人慈悲，好人就要遭殃。席方平的持之以恒，成名的受苦受难，郎玉柱的读书成痴，叶生的名落孙山，乔生的为知己者死，贺生的突破旧俗，种种情形都与蒲松龄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他出身于一个逐渐败落的地主家庭，书香世家，但功名不显，学识渊博，蒲松龄19岁时，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考取秀才，颇有文名，但以后屡试不中，这些作品显然寄托了作者对自身的写照。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说：“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在这部小说集中，作者是寄托了他从现实生活中产生的深沉的孤愤的
总之,蒲松龄从自己的境遇出发,没有回避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和冲突,他所写的书生不仅仅是个人失意,寂寞的代言人.更是整个时代的变态制度下产生的畸形儿,而他的这种真实而不朽的书生形象更为后来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对封建科举制对读书人的戕害的风暴式的揭露作了不可忽视的铺垫。[参考文献]
1、山东大学作教授的马瑞芳《马瑞芳重校批评聊斋志异》，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2、但明伦《聊斋志异·序》
第三篇：《阅微草堂笔记》和《聊斋志异》中书生形象对比
毕 业 论 文
题目论《阅微草堂笔记》和《聊斋志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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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中文摘要.......................................................................................错误！未定义书签。Abstract.........................................................................................错误！未定义书签。第一章 绪论..................................................................................................................1
1.1 《阅微草堂笔记》和《聊斋志异》介绍......................................................1 1.2 书生的概念界定..............................................................................................2 1.3 研究现状..........................................................................................................2 第2章《阅微》和《聊斋志异》中书生生活背景....................................................4
2.1 政治环境..........................................................................................................4 2.2 科举制度..........................................................................................................6 第3章《阅微》和《聊斋志异》中书生形象类型....................................................9
3.1 智慧的书生形象..............................................................................................9 3.2 学识精纯的书生形象......................................................................................9 3.3 迂腐的书生形象............................................................................................11 3.4 庸俗的书生形象............................................................................................12 第4章 《阅微》和《聊斋志异》中书生形象比较................................................14 4.1 相同点比较....................................................................................................14 4.2 不同点比较....................................................................................................15 第5章 结论................................................................................................................18 参考文献......................................................................................................................19 致谢...............................................................................................................................21 附录1 外文原文..........................................................................................................22 附录2 外文译文........................................................................................................27 附录3毕业论文任务书...............................................................错误！未定义书签。附录4毕业论文开题报告...........................................................错误！未定义书签。
论《阅微草堂笔记》和《聊斋志异》中书生
形象对比分析
中文摘要
《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是清代文言小说的双璧，虽然《笔记》是当时纪昀反《聊斋》而作，但两者却不约而同向我们展示了清代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描述了形态各异书生形象，揭露并批判了种种丑恶现象，具有深刻的社会认知意义。本文参考相关研究成果，对《阅微草堂笔记》和《聊斋志异》中书生形象进行了对比研究。首先介绍了《阅微草堂笔记》和《聊斋志异》作者生活的时代，包括政治环境、科举制度、社会背景，分析了《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几种书生的类型，包括智慧的书生、学识精纯的书生、迂腐的书生以及庸俗的书生形象，并重点对《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中书生的形象进行了比较，包括相同点和不同点。
关键词：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书生；科举
I
Abstract “Strange stories” and “the micro thatched cottage reading notes” is two stars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 in the qing dynasty, although the notebook was ji xiaolan's “serial”, but both happen to coincide to show us the broad social life picture scroll, in the qing dynasty scholar image describes the forms, to expose and criticize the various evils, has profound social cognitive significance.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compares the results of the relevant research, and compares the characters of books and books in the notes of the reading and the essay.First to the concept of “scholar” is clearly defined, combining with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and” relationship, points out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of this article is mainly those aiming at jinshi, but has not yet been entering official career, in the society reader.At the same time, an overview of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research scholar image: from the qing dynasty literati gray recommendations, to the various parts of the modern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novel, roughly until today vary widely in the papers and monograph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y of its present heats up.Then, starting with the reality of the book, they analyze the tragic color of their time.The hardships of reading and the hardships of the test of life make their roads full of hardships.There is no way to make a living, so they bear a heavy financial burden.At the same time, low social status makes them feel the warmth of the world.Then, this paper introduces several kinds of typical scholar image, including the intellectual scholar, academic pure scholar scholar, pedantic scholar, vulgar, images of these sorting, summarized and evaluated.In the end, the comparison of the book images of “the notes of the micrograss” and the book “liaozhai zhiyi” is analyzed, and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are analyzed.Key words: Read the notes of the grass.Strange stories.Scholar； The imperial
II
第一章 绪论
1.1 《阅微草堂笔记》和《聊斋志异》介绍
1.1.1 《阅微草堂笔记》
《阅微草堂笔记》（以下简称《阅微》）共二十四卷，包括《滦阳消夏录》六卷、《如是我闻》四卷、《槐西杂志》四卷、《姑妄听之》四卷、《滦阳续录》六卷，是纪昀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到嘉庆三年（1798 年）陆续写成的，前后长达十年时间。依据纪昀的年谱推算，当在他六十六岁到七十五岁之间。嘉庆五年（1800 年），其门人盛时彦合刊印行。书中记述若真若假，似乎只在藉由这些志怪的描写而来折射出当时官场腐朽昏暗堕落之百态，进而反对宋儒的空谈性理疏于实践之理气哲学，并且讽刺道学家的虚伪矫作卑鄙，与旁敲侧击的揭露社会人心贪婪枉法及保守迷信。不过对处于社会下层的广大人民悲惨境遇的生活，纪昀在笔调中也表达出深刻的同情与悲悯。该书问世两百余年，引起学术界的研究和讨论。
1.1.2 《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世称聊斋先生，自号柳泉居士，山东省淄川县蒲家庄(今淄博市混川区)人。蒲氏是淄川的土著，蒲松龄的远祖曾任元代般阳路总管，“自元代受秩”始迁淄川。元至顺年间，受荫袭官的蒲氏，因得罪元朝皇帝图帖睦尔，遭夷族之祸，满门抄斩。而当时只有六七岁的蒲彰，因藏匿在外祖父家中，才逃过劫难。蒲彰改姓埋名，直到明太祖洪武初年才认祖归宗，复名蒲彰，迁回蒲家庄。
曾经的意气风发没有为蒲松龄带来光明的仕途。迫于生活需求，蒲松龄 31岁时在同乡孙蕙（时任江南宝应县知县）的邀请下做其幕僚。至此之后，便开始长达 40 年的幕僚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他对官场的腐败、百姓的疾苦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对他思想的发展和后来的创作都有很大影响。《聊斋志异》从蒲松龄年轻时开始创作，中年初步结集，定名《聊斋志异》。此后他仍保持着创作热情，不断进行修改和订正，直到年近花甲才逐渐辍笔。《聊斋志异》总计近500 篇，创作时间也长达五十年，其创作的灵感来源于作者自身的喜好，同时也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1.2 书生的概念界定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书生即“读书人”，新华词典亦解为“旧时指读书的人”，这说明在现代人的心目中，书生与读书人的概念是重合的。由于儒家学说在演变的过程中经历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的演变，其信奉者在各个时期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就本文研究的书生而言，他们是以程朱理学为知识背景，以科举入仕作为人生目标且多生活在社会下层的读书人。他们当中有应考的士子、苦读的秀才、授徒的塾师、漂泊的游士，甚至还有鬼、狐这些异类。
1.3研究现状
从清代开启，关于《聊斋志异》与《阅微》的对比研究就已经开始。直至1960年左右，文学史对《阅微》和《聊斋志异》的具体评价都更倾向于批判纪昀著书在思想上的局限性。批评《阅微》“或宣传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或宣传因果报应等封建迷信思想，充满腐朽的反动内容”1后期尽管《阅微》的关注度有所提高，关于《阅微》和《聊斋志异》的比较研究的论著也越来越多，但是更多的学者还是普遍倾向于更加偏爱《聊斋志异》的思想意识，认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批判主义小说，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以狐鬼精怪的故事来批判当时社会的丑恶与怪异。而认为《阅微》的基本思想基调是“宣传封建思想，封建伦理道德，宣传因果报应之说。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是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秩序而做。”2认为纪昀在书中通过“劝惩”来告诫世人，是为封建制度服务的。同时与抑《阅微》而扬《聊斋志异》的观点不同，有学者认为从思想方面来说，二者都是具有积极性的。而非《阅微》是为了愚弄和麻痹人民，为封建社会服务的。并且《阅微》在思想上的积极性并不逊与《聊斋志异》。只是纪昀的《阅微》虽不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书中表现的那么愤慨，“然讥讽世风之意不时溢于字里行间。期间对黑暗龌龊的官场之披露，对泥古复古的腐儒的讥讽，对存理灭欲的假道学之嘲弄，则时时可见。”3另外还有学者更进一步的认为《阅微》与《聊斋志异》不仅二者思想上都是积极性的，并且二者作为同一时 1游国恩主编 《中国文学史》
（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270页。王渭清 《<阅微草堂笔记>与<聊斋志异>》，《语文学习》1981年第一期。
石尚彬 《试论阅微草堂笔记的》的思想内容，《贵州文史丛书》1990年第2期。23期的两部优秀的文言短片小说，在思想上从未有过对立之处。就像曹月堂在《关于《阅微》的评价问题》中阐述的一样，《阅微》中，作者所谓的“劝惩”，只不过是作者借此之手段，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从而疏解心中的郁愤。认为纪昀在《阅微》一书中是“启蒙主义的先导，”书中对牛鬼蛇神的描述，并非作者在宣传封建迷信思想，而是“老老实实表达了他对鬼神的一些轻信和迷茫”。4此言论或许有失偏颇，但是终究不无道理。
前人关于书生或者男士形象的学术论文亦不多。主要有张晓靖的 《蒲松龄的寒士际遇与<聊斋志异>中的寒士形象》(青岛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3月)，从古代文人不平则鸣的角度出发，联系蒲松龄的个人遭遇对文中的寒士形象进行概述。梁锦丽的《<聊斋志异>书生形象入手》(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4月)，从书生所处的现实世界入手，分析他们在新时代背景下表现出的悲剧色彩，并深入分析他们的精神世界，表现这些书生在科举和现实生活中的痛苦和挣扎。张聪的《<聊斋志异>男子形象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5月)，主要以《聊斋志异》中的各种男士形象为出发点，分析蒲松龄的创作心态，联系蒲松龄的个人经历从情感、道德、人格、人生理想四个层面进行分类；从世风、士风、民风对《聊斋志异》的思想文化内涵进行分析。总体来说，这些论文只是偶然提及两部小说中占大部分的困顿型儒生形象，并没有专门的研究成果出现。本文的创新点就是结合史料和清代文人笔记，对造成他们困顿的原因进行剖析，并且对比《阅微》和《聊斋志异》中书生形象，揭示出两部小说困顿儒生形象的史学价值和审美价值。
曹月堂 《关于<阅微草堂笔记>的评价问题》，《清史研究通讯》1983年第一期。
第2章《阅微》和《聊斋志异》中书生生活背景
作家作品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代政治生活环境的制约，《阅微》和《聊斋志异》都是清代的笔记小说，二者关于“书生”形象的塑造，也离不开大环境的影响，固有其政治环境和其现实生活中求仕之路的鲜明烙印。笔者浅谈一下当时的政治环境，科举环境，从而也可更好的了解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对书中“书生”形象的塑造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1 政治环境
清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满族，以一个文化极其落后的民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借助于明末内乱，经过血腥的征服战争，以征服民族的身份占领整个中国。顺治皇帝在北京登基之后，统治阶层不但要面对各个地方的反抗，更要面对整个传统文化的抵制，或者说更重要的是如何面对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传统文化的抵制。宋明时代儒学大发展时期，理学盛行，儒家文化传统上很重视“华夷之辨”，接受理学教育的士大夫对异族持轻蔑排斥态度。外族到来时，他们中的杰出成员毁家以纤国难，起兵反抗例如南宋文天祥、明代史可法、陈子龙、张煌言等；等到真的无力回天之时，他们又选择与统治集团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其中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朱舜水为代表，方以智更是在被清军俘虏后感觉复兴无望，在伶仃洋联想文天祥的故事，自杀殉国。
清代处于封建制度灭亡的前夕，是黎明前的黑夜，这个时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发展到顶峰，任何对君主专制的威胁都要被铲除。清代政治沿袭明代，不设立宰相，另设大学士作为皇帝的施政参考，雍正时期又设立军机处，最高命令以军事机密性质执行，更无外廷参与的余地，六部仅仅作为中央行政长官，权力又大削，而最终的决策权力都在于皇帝一人身上，以便于君主独裁。明代朝仪，臣僚四拜或五拜，清代始有三跪九叩之制度，明代大臣得以侍座，清代则奏对无不跪。明六曹诏皆称“卿”，而清代称“尔”。满族和蒙古族官僚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而汉族官僚甚至连“奴才”都不能称。书生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理想面临着封建极权这座大山。如乾隆皇帝就在《御制书程颐论经筵札子后》称，“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使为人君，以天下治乱付之于宰相，己不过问，所用韩、范尤不免有上殿之相争，所用若王、吕，天下岂有不乱。且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至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5。在皇帝的眼中，在朝的满朝文武只是奴才而己，完全丧失了宋明两代知识分子的尊严。乾隆皇帝就曾经面斥纪晓岚“联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 6。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有着关心国事、议论朝政的传统，孔子就曾说过:“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7。统治者大多数对书生的这种议论持一种容忍的态度，但到了清代顺治时期，这种情况有所改变。顺治九年，根据礼部题奏，立条约八款，对纠党结盟令行禁止，严格限制自由。这种严厉的整伤，再加上奸民之间的相互告发，造成了全国人心惶惶，《清史稿·圣祖本纪》称“御史田六善言奸民告评，于南人不曰‘通海’，则曰‘逆书’，北人不曰‘于七党’则日‘逃人”8。
为了全面加强君主专制，控制书生、摧毁书生的民族意识，统治者们不但在思想上严格控制，还通过一系列的恐怖性的政策，报复那些不合作的书生。满清入关，江浙地区人民尤其是书生反抗最为强烈。即便是通过一系列的屠杀例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占领江南后，整个江南人心尚未归附，从顺治开始一再兴起各种大案，去报复江浙书生。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江南科场案、奏销案、哭庙案。科场舞弊理应严惩不贷，但是朝廷在处理江南科场案时，牵连过广，做法简单粗暴，师生朋友等很多无辜的书生被发配边疆。对比顺天科场案，江南科场案涉及范围更大，牵扯更广，惩办更严厉。此次科场案涉及上千名书生。在这次科场案中，统治者利用汉族书生渴望科举功名的心理以及相互压榨嫉妒成性的文人品行大发淫威，同期的顺天科场案只是处死了两名主考官，其他人减轻处罚，流放地区也不远，而南闲主考官立斩，各房考官都处以绞刑，而流放的人更是发配边远宁古塔。
严酷的政治高压环境和对书生的极端打压就是当时书生生活的现实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书生”这一形象，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影响，国家的意识形态，必然会影响到书生的行为和性格，不论是《阅微》还是《聊斋志异》，书中对“书生”这一形象的塑造，就是在这种政治环境的产生的。
56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九州出版社，zoii年，第1页。
[清]纪晓岚著，孙致中等校《纪晓岚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16页。7 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78页。8赵尔巽等编《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174页。2.2 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本来是为国家选拔人才的制度，相对于以前的九品中正制度，它更加公正，更能够拉拢下层知识分子为自身统治服务；更重要的一点是科举制度无论考试内容还是考核方式，都可以严格把控。明清两代是科举制度发展到了极盛的阶段，表现为各种规章制度都己经健全，从培养人才的各类学校到用八股文选取人才的方式都说明，科举制度越来越规范化、制度化。前人有言，科举制度和八股文是封建统治者羁摩人才的一种统治策略，其实这种说法有待商榷，第一，科举八股制度的确有着拉拢书生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满清入关之后没多久就开始开科取士，因为对书生来说，一切目的，一切理想主要是为了科考成功，“一举成名天下知”，封建小农经济时代决定了书生只有这么一条路。关于这一点，满族大学士鄂尔泰说的很明白:“非不知八股为无用，而用以以牢笼志士，驱策人才，其术莫善于此”9。第二，同社会上的广大有识之士一样，历代清朝统治阶层都对科举八股制度的存在进行了反思；康熙二年，因为八股文实与政事无涉，下令:“自今以后，将浮事八股文章，永行禁止，唯以为国为民表判中出题考试。10”然而到了康熙七年，又恢复旧制，仍以八股取士。康熙三十九年，李光地上疏指责八股文导致读书人知识面过于狭窄，埋首于制艺之中，“非国家作养成就之道”；乾隆三年又有人提出时文空疏无用、不足以得人，乞改考试方法，依然被否决。因为封建时代再也找不到比科举八股制度更好的方式方法了，科举制度虽有弊端，但是比起大家所提出的举荐制更加公平，对士子的吸引力更大。但是科举制度本身有严重的弊端，和整个封建社会的发展是有着一定的矛盾的，社会越发展，这种矛盾越大。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教育制度的进步，整个社会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以读书为业的书生，但是整个封建小农社会经济的发展完全不能吸收这么多的人才，这就造成了录取人数越来越跟不上整个教育的发展，形成了一种悖论。
古往今来，书生在我国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地位，位于四民之首，担当着统治阶层与下层民众的沟通桥梁的重任，学而优则仕，成为书生向上流动的主要方式。广大书生以“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为人生的主要目标。书生与做官是密 910张国风《懦林外史及其时代》，台北，文津出版社，114 张国风《儒林外史及其时代》，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第11页。不可分的，做官就是目的，做官就是职业:“士之仕也，尤农夫之耕也”11，科举时代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路径就是参与科举考试，就像《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所说的那样:“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文法。就是孔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哪个给你官做?12”同时代的还有其他的人才选用方法，但是科举及第做官一直是古代文人士子心中的正规渠道，其他的道路都不是正路，“有清重科目，不重悻获”13。书生也只有通过科举这一条路才能改变自身的命运，科举制度虽然为广大下层知识分子提供了向上流通的巨大空间，然而科举考试内容单一和考试范围过于狭窄，以及科举及第后功名富贵的巨大诱惑，都使得广大知识分子受到了巨大的束缚，即便是终身潦倒不能忘也。蒲松龄终身不第，直到晚年不能中举这件事依然是他终身的遗憾，吴敬梓因病不能参加朝廷举办的博学鸿儒科，此后他也在诗文中表达过自身的这种遗憾。
明清两代科举路子变得越来越窄。明清两朝，虽然科举兴盛，但是大部分书生穷其一生仍然难过秀才甚至是童生这一关。由于人口的大量增加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参加科举的士子大量增加。然而录取的名额却没有相应的增加，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呈现出下降趋势。据统计，进士录取人数与人口比例在南宋的时候是一百万中录取647人，而到了明代这一比例己经下降到了55人。余英时先生曾经在《士与中国文化》中指出，明清科举名额中的贡生、举人和进士，并未随着人口相应增长而增加，书生获得成功的机会愈来愈小。根据张杰先生《清代科举家族》统计数字显示，一个平常的家族如果要想培育出一个科举成功的家族成员至少需要112年的时间。李树在他的《中国科举诗话》中统计了清代士子考取进士录取情况:“总计清代举办会试102科，共录取进士26362人，平均每科235人，以262年计，每年平均100人。14”晚清梁启超在《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中说道:“邑取千数百童生而攫十数人为生员，省聚万数生员而拔百数十人为举人，天下聚百数十举人而百十人为进士”15。
科举及第，是每一个儒生的最终目标。这不但能够为他们带来黄金屋和颜如 1112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69页。
[清]吴敬梓，陈美林批注《陈批儒林外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76页。13 赵尔巽等《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3167页。14 李树《中国科举史话》，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第235页。15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563页 玉，还能够带来心理上的满足感。同时朝廷也采用各种手段来提高考生的“质量”；清沿明制，采用六等黝陆法，科举制度中岁试分等奖惩办法；清初定制，各省学政到任后的第一年，巡回所属，对各府、州、县的生员、增生、凛生进行考试，是为岁试；按成绩分为六等默陆，文理平通者列为一等，文理亦通者列为二等，文理略通者列为三等，文理有疵者列为四等，文理荒谬者列为五等，文理不通者列为六等。一二等与三等前列者有赏，四等以下有罚或黯革。自道光以后稍有放宽，仅列一二三等，列四等以下者极少。每年考生都要应付各种各样的考试，这就把一生的时间用在了科举上，放不下、哭不得、笑不得、处于一种骑虎难下的状态。并且小农经济时代，读书如果没有家庭的支持下去很难完成。清人沈鑫曾经说过“明人读书却不多费钱，今人读书断不能不多费钱”16，读书费钱，如果没有先人的积累很难完成下去。通过科举制度考取功名走向仕途是每一个儒生实现政治理想的上升通道，但求仕之路却因家庭经济条件和繁文缛节设置了层层障碍。在《阅微》和《聊斋志异》中，不乏大量的因种种原因求仕而不得的“失意书生”。
16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53页。
第3章《阅微》和《聊斋志异》中书生形象类型
按照中国传统文化，书生呈现出其特有的阶层特点，两部作品中都出现了大量的书生的形象，或单纯，或迂腐，或外貌温润，行为儒雅，或荒诞风流，垂涎美色，或狂放，或潇洒，或旷达。为我们刻画出了一个个风格迥异，形态各异，有血有肉，活灵活现的书生众生相。不论是积极正面的书生，或是消极负面的书生，作者都给予他们不同的背景，年龄，身份，个性，性格。造就了二者书生形象的诸多异质。通观两部著作，无论是智慧型、笃力治学型、迂腐型还是庸俗型的书生形象，在《阅微》和《聊斋志异》中均有所涉及。
3.1 智慧的书生形象
“知”（智）为儒家五常之一，孔子认为仁、知、勇是君子必备的三种品德，《论语· 宪问》中说“君子道三者，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17而其中，“知”比“勇”更为重要，多以仁、知并举，后来的儒者也多以“仁且智”来称道孔子的人格。《阅微》中的“智儒”即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君子三德中的“智”。所谓“智儒”，即聪慧之儒，特点是灵活机变、富有见识，对道德有着正确的理解和抉择。如《阅微》中《槐西杂志一》中的世家子弟，夜晚读书于坟园。见到一个美丽女子，但是并没有为她神魂颠倒。而是觉得这样的地方，不应该出现这种如此佳人。另一天的傍晚，两个女子议论说自己被误认为是鬼魅的事情。书生先是一阵窃喜，但是忽然间又有了觉悟，自称自己不是狐精鬼魅的难道就真的不是了吗？人类不是也是如此？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小人，痛诋小人，但是真的自己就不是小人了吗？于是书生仍旧不为所动。果然，第二天再也寻觅不到这两位美人了。这种思考的方式，所谓为智。
3.2 学识精纯的书生形象
在《阅微》和《聊斋》中主要是一些年龄较大、内心正直、恪守儒礼，同时又不以理压人的书生。这些人通常是作者的师友长辈，比如及孺爱、许南金、申谦居等人，可以称得上是长者，是纪昀口中 “古君子”的代表，其特点是“循 17易鑫鼎.论语集义新编索解.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P381 礼容情”。循礼，表明这类书生对礼教的遵从和信奉，他们本身就是礼法的尊奉者和践行者；容情，表明这些人在礼法之外能根据“势”的变化调整策略，在实施与衡量礼法的过程中更为灵活。传统儒家讲究内圣外王，由己及人、由己及社会政治:儒学具有修身和治人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无法分开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18；“正、修、齐、治”儒家体制下，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儒生必须提高自身的修养，成为儒家理想中的君子，张载“横渠四句”万世开太平”，更是把儒生的理想概括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儒学以“君子的理想”为其枢纽观念，修己即成为“君子”，以成为“君子”为前提，所以余英时先生称儒学，“事实上便是君子之学”19。然而到了明清时代，部分儒生已经失去了前辈崇高的理想，被称为“五蠢之一”。顾炎武《生员论》说“今天下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断于乡里者，生员也；与肯史为缘，甚有身自为青史者，生员也；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者，生员也；把持官府之阴事，而与之为市者，生员也。前者噪，后者和；前者奔，后者随；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锄之而不可锄也，小有所加，则曰是杀士也，坑儒也。百年以来，以此为大患20”，又说广大生员“而已为游手之徒，足称五蠢之一矣„„其中之恶略者，一为诸生，即把持上官，侵蚀百姓，聚党成群，投碟呼噪。至崇祯之末，开门迎贼者生员，缚官投伪者生员，几于魏博之牙军，成都之突将矣。故十六年，殿试策论问有曰‘秀孝间污演池”，连顾炎武都曾经呐喊要“废天下生员”；顾炎武感愤于明朝灭亡于异族之手，故不免有过激之论，但是他的话一定程度上说出了当时部分儒生形象的败坏。清代的儒生并不比明代儒生好，甚至更加差了。真正的想通过读书来获取知识，提高自身修养的只是少数。大多数儒生读书不过是因为读书人有很多的特权，“一得为此，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青；齿于衣冠，得于礼见官长，而无答，捶之辱。故今之愿为生员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己。以十分之七计，而保身家之生员，殆有三十五万人，此与设科之初意悖，而非国家之益也21”。今之举士者，交利而己，属子而已!蒲松龄一生虽然屡屡受挫，但是终其一生，他丝毫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学识，1819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68页。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7页。20[清]顾炎武纂《顾亭林全集·生员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89页。21 [清]顾炎武纂《日知录校释》，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271页。自己的才华。他的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怀才不遇。同观纪昀，历任左都御史，官拜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管国子监事致仕，曾任《四库全书》总纂修官！真真是才华横溢，仕途辉煌。故卒后谥号文达。“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嘉庆皇帝御赐碑文）。体现在《阅微》和《聊斋志异》中，我们可以看到《聊斋志异》中的书生，不管他们在科举考试中是否取得成功，是否仕途顺利，蒲松龄都对他们的才华给予了肯定。而《聊斋志异》中，通观全书，这些书生科举的失败之所以充满了悲剧色彩，也正是因为他们空有一身才华而不得志。如《叶生》一文中的叶生，才华横溢，“文章诗词，冠绝当时”22，但是苦于 不得志。后有幸遇到淮扬令，得其赏识，但是最终依旧铩羽而归。叶生郁郁而终。死后叶生将自己的一生所学传给淮扬令之子丁公子，丁公子中举。叶生也参加考试，如愿得中。此时，才发现自己已经死去多年。蒲松龄在文末发了长段的“异史氏曰”，异史氏之言也流露出蒲松龄对自己命运不公的无奈与感叹。叶生最后虽然为鬼，但是最后也如愿得中。这是作者给予书生的一个相对美好和理想的皆苦，同时也是对书生才华的认可和肯定。
纪昀对书生文人的才华也是极为重视的，他认为才华是考量科举考试胜败的标准。“场屋文学，只笔酣墨饱，书味盎然，即中式矣。23”（《槐西杂志
（四）》）。但是纪昀认为，科举考试的成败并不重要，他反对死读书读死书，但是他却赞同书生追求知识的精神，重视才学。但是同时他又希望书生可以灵活变通，不要过于执着一处。
不论作者对才学才华的重视是有感而发，是由于自己“怀才不遇”，所以渴望被理解，被重用，被赏识。还是由于自己本身就才华出众，希望去引导他人，影响他人。言而总之，“学识”是衡量书生价值标准的重要尺度，塑造有学识有才华的“书生”形象，也是符合大众心中对“书生”的定义的。
3.3 迂腐的书生形象
荀子的言论是产生于“百家争鸣”的大背景下，强调迂腐的书生知而不能言，是无用的书生。此处的“腐”作“无用”义。迂腐的书生发展到后来，尤其是到了科举时代的明清时期，“腐”除了“无用”之义，更多地强调书生迂腐、刻板、固执、不知变通等方面。清代属于我国社会大变革的前期，我国商品经济有了一 2223张友鹤辑校．会校会注会评聊斋志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311页。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P261 定的发展，就像前文所说，那时候很多儒生选择弃儒从商，经济的发展对思想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传统道德伦理和宗法社会受到了强烈冲击。新崛起的商人以暴发户的方式闯入了旧世界，就像《金瓶梅》中西门庆所说的那样“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外要黄金展地，阴司十殿也要些褚营求。咱只消绝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便强奸了嫦娥，以及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灭我泼天繁华”，这种理念无疑会对传统儒家思想产生冲击，儒家传统讲究求义不谋利，他们开始不接纳并且排斥这种思想观念，导致部分坚守传统理念的儒生对出现的各种新观念新思想任然持轻视的态度。《聊斋志异·黄英》表明，以马子才为代表的传统轻商思想虽然有很强大的力量，但是在新思想的冲击下已经风雨飘摇了。
《聊斋志异》中《书痴》一文，将一个迂腐潦倒，爱书成痴，的书生描写的栩栩如生跃然纸上。郎玉柱日夜读书，除了读书什么也不会。不懂得如何接待亲友，也不知如何与妻子相处。在文章的最后，书痴在妻子的指导下，最终做了大官。但是从文中我们不难看出，蒲松龄实际上对这种封建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造成的灵魂的禁锢是持批判态度的。郎玉柱的迂腐变现在他死读书，读死书。不懂得将书本上的东西融会贯通于现实世界，着实迂腐。
《聊斋志异》《阿宝》中的书生孙子楚，在见到阿宝之后一见钟情。但是碍于门第只说，不敢求爱，以至于害了相思，卧病在床。魂魄飘离。
《阅微》中，也有这样迂腐的书生。比如于生，听到驴子发人言，“揖而与言”，读到此，黯然发笑。而后“驴若未闻”于是于生“痛鞭之”。最后把驴子打成残废，只好变卖了事。自己只能徒步而归。真是一个迂腐荒谬，令人捧腹的傻书生。
3.4 庸俗的书生形象
庸俗的书生的特点可以表现为，表里不
一、故作高雅、狂妄自大都是庸俗的书生的具体表现，这些人尽管学习儒家的经典，却徒具书生之表，丢失了儒者的心。那时的儒生生存环境相当恶劣，不但要面临生存上穷困、科举无法及第的窘境，还要面临一个黑暗的现实世界。上有不断兴起的文字狱，在下各种贪官污吏横行，官虎而吏狼。这些是造成儒生生活困顿的另外在原因。《聊斋志异·成仙》中的周生因为仆人之间的矛盾和黄吏部惹下仇恨，黄吏部于是勾结官府捏造周生是海寇的同伙，“申黝顶衣，榜掠惨酷”，幸亏得到好友成生锐身自任，上京告御状，才救得周生性命。经过这件事成生感叹“强梁世界，元无皂白。今日官宰半强寇不操矛弧者”，24于是看透世情，隐居螃山。《红玉》中的官宰更是可恨，豪家光天化日之下强抢冯生之妻子，并且打死冯生之父，冯生哭着抱着自己的孩子“上至督抚，讼几遍，卒不得直„„冤塞胸吭，无路可申”25，更可恶的是官府在豪家被杀之后不论青红皂白就把冯生抓入大牢，幸亏得到狐女红玉和侠士的帮助，不然最后冯生肯定性命难保。这个强梁世界对冯生的心理造成了强烈的摧残，家破人亡“思惨酷之祸，几于灭门，则泪潜潜堕。及思半生贫彻骨，宗支不续，则于无人处，大哭失声不能复自禁”26。《促织》中官府借促织来奉承皇帝，下面的滑吏借这件事来科敛丁口；童生成名，因为比较老实被一些滑吏报到官府充当里正，受到官府的多次盘剥，倾家荡产，又没有其他的办法，苦闷得想自尽，“宰严限追比，旬余，杖至百，两股间浓血流离，并虫亦不能捉矣”27，好不容易抓到了一只比较满意的促织，又被好奇的儿子踩死了，儿子也言怕的投井自尽。整个家庭被贪官污吏搞得家破人亡。《张鸿渐》中，卢龙令赵某贪暴杖毙儒生范某，惹起众怒，一起到院府伸冤，张鸿渐为这些儒生写词，谁知道最后因为赵某重金贿赂一大僚，一点事都没有，这些儒生反而因为犯下结党的大罪被抓；张鸿渐也因为做词被通缉，风声鹤唳，几十年不敢回家。蒲松龄多次感叹“势力世界，曲直难以理定”
28、“界，元无皂白”到的摧残要更多。在这样的一个黑暗世界中，读书人也和下层人民没什么两样，强梁世甚至受更有甚者是那些学官，《明史·选举志一》:“郡县之学，创立自唐始。宋置诸路州学官，皆建儒学，学生学习，教官四千二百余员元颇因之，其法皆未具。迄明弟子无数，教养之法备矣”29，学官的主要任务是督促学生学习，谁知学官制度慢慢发生变质，部分学官开始唯利是图，变着法的敲诈学生。蒲松龄把这些变质的学官称之为“饿鬼”、“虚肚鬼王”。《清史稿·选举传》曾说过“教官多茸不称职，有师生之名、无教诲之实”30。
2425任笃行辑校《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齐鲁书社2000年版，卷一《成仙》第130页。张友鹤辑校．会校会注会评聊斋志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311页。26张友鹤辑校．会校会注会评聊斋志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289页。27张友鹤辑校．会校会注会评聊斋志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245页。28张友鹤辑校．会校会注会评聊斋志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894页。29[清]徐元文主修《明史·选举制》，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548页。30赵尔巽等《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311页。
第4章 《阅微》和《聊斋志异》中书生形象比较
4.1 相同点比较
第一是书生的正面形象较少和单一。
通读《聊斋》，我们不难发现，蒲松龄笔下的正面文人形象基本都是处于社会下层的读书人。他们大都出生寒门，虽才高八斗，但在科场中却无一例外地遭到挫折。贫穷、孤独、寂寞，是这批科场悲剧人物的普遍特征。《笔记》中的文人正面形象不多，而且同《聊斋》一样，大多也是单色调的。他们为人正直，洒脱机智，品格高洁，追求精神生活的自由自在。这些文人因为品行端正，所以从不畏惧鬼神，甚至主动出击，打败鬼神。他们从来不愿随波逐流，宁愿做鬼，也不放弃追求生前所未达到的逍遥境界。塑造这群文人，纪昀用墨毫不吝啬，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他们的高度肯定，这与蒲松龄的创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是对影响书生命运的科举制度的批判
在批判科举弊端方面，《聊斋》和《笔记》以不同的创作风格，表现出共通的精神趋向。考察两位作者的生平，我们会发现一个相似的现象，即蒲松龄和纪昀在科场中都曾遭受过严重的打击。从这个角度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两位作者何以通过对各类文人的塑造来达到批判科举的目的。
科举具有决定人生命运的魔力，这让他们孜孜不倦的去追求，使他们极度的紧张，一次次的失利让他们变成了惊弓之鸟；经过屡次失利的打击后，他们未尝没想过去放弃，然而科举不第就像萦绕在他们内心中的魔咒一样，能够一次次在他们己经相对平静的内心里掀起波澜:终于还是舍不得、放不下；一次次投入其中，一次次的失败，这对大多数儒生来说是摆脱不了的命运。更有很多儒生为了科考而丢掉了性命。《聊斋志异·叶生》篇被冯镇峦认为是聊斋先生自作小传。文中的叶生很有文采“文章辞赋冠绝当时”，但是乡试屡次不中，县令丁成鹤赏识他的才华，但是时数限人，文章憎命，最后依然失败，叶生深受打击，再加上愧对知己，最后一病不起。然而更具有悲剧意义的是蒲松龄让叶生魂从知己，帮助丁成鹤的儿子中举；叶生最后在丁成鹤与公子的劝导下以亡魂的形式再次参加了科举，终于领乡荐，当他想着“奋迹云霄，锦还为快”，回到自己的家中时发现自己早己死去。《聊斋志异·素秋》中，蠢鱼的化身俞询九因为感愤自己结拜的兄长屡次科举不第，然参加科举，后意气奋发，童生考试邑、郡、道三个第一、乡试之前的科试又是郡、邑第一，于是愤询九此“第二人不屑居也”然而此时命运给他开了一个大玩笑，结果被黝。此时的询九“失色，酒盏倾堕，身仆案下。扶置案上病己困殆。31”
4.2 不同点比较
4.2.1 气质特征不同
从书生的气质特征来说，《聊斋》中书生的气质特征以“痴”为主，《阅微》中的书生则以“散”为主。蒲松龄在《聊斋志异·序》中曾说“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痴”的本意是“呆傻、无知32”。
举业方面，小说中也塑造了一批痴迷于举业，至死不悔的“科举迷”。对于这些书生来说，其生命存在的意义就是中举，为了入仕，坚持不懈、苦读不辍。《连锁》中的杨于畏，为了读书而移居到四周多古墓的泗水之滨，“书痴”郎玉柱“昼夜研读，无问寒暑”；《甄后》一文中的刘仲堪。
相反，《阅微》中的书生则以“散”为特点。所谓“散”，顾名思义即“不专
一、轻浮”，无论是对待感情还是对待学业，他们都难以专注去做。我们在笔记中很少能看到那些痴情于对方的年轻书生，取而代之的是用情不专、轻佻好色之徒。
4.2.2 对书生所持态度不同
从作者态度的角度来说，纪昀和蒲松龄对于各自作品中的书生态度是不同的，前者以否定为主，后者以褒扬为主。
首先从书生的陋习来说，《聊斋》中的书生集中于好色、贪财两点，《阅微》中除了这两点之外，另有悖谬乖张、虚荣自负、迂腐顽固、用心奸猾、才疏学浅等等，在范围上更大。如果说轻薄好色在《聊斋》中还只是个别现象的话，那么《阅微》中此类性格的书生已经很普遍，除了年轻的“散儒”之外，年长的很多塾师也是“满口仁义，满腹龌龊”。明显后者的批判力度更大。
其次从书生的品质而言，《聊斋》中可以称道的书生在数量上很多，而且求 3132 [清]蒲松龄著，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351页。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P2 学者大多数还是能恪守儒家的基本规范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尽管比重不同，但都有呈现；《阅微》中的肯定的书生从数量上少，在作者肯定的方面也多局限与“循礼”，其他方面的品质很少展示。比如作者写刘君琢、秋谷先生、申谦居等正儒都集中于立身端介、恪守儒礼方面，而关于其性格中的“仁义智信”写的很少。
4.2.3正面书生的标准不同
两部作品中都有作者称赞的书生形象，但是我们仔细分析之后就会发现，他们眼中的正面书生是很不同的，表现为年龄、身份两个方面。
从年龄上讲，《聊斋》中肯定的书生是宁采臣、霍桓、孙子楚、刘子固、孔雪笠这样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书生对父母孝、对朋友义，对爱人痴，他们身上涌动着一种少年轻狂、才气飞扬、痴情绝恋和九死未悔的青春气息和浪漫主义情怀；相反《阅微》则塑造了姚安公、及孺爱、刘君琢、许南金、申谦居这样的老者，还有老狐、老鬼，这些老者带给人们的则是洞察世事、博洽儒雅、极富思辨的睿智和深刻。书生年龄的不同反应了两位作者当时创作时的不同阶段：《聊斋自序》的时间是康熙已未年（1679 年），当时蒲松龄是 40 岁，书的大体已成。40 以前的蒲松龄除了 19 岁因施闰章考赏识考中秀才之外，其余都是岁岁游学、南游作幕、乡试依旧名落孙山，其悲愤可想而知；而《阅微》的创作时间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 年）到嘉庆三年（1798 年），其年龄为 66 岁至 75 岁之间，是时的纪昀于承德避暑山庄负责《四库全书》的校勘任务职位由左都御史到礼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再到兵部尚书，呈上升趋势，其心境基本上还是以闲适为主。
从身份上讲，《聊斋》中的年轻书生多是与蒲松龄一样的落第书生，文采很好举业不佳。《红玉》中的冯生遇到豪家宋氏要求买自己的妻子时先是“怒形于色”，后又感觉自身实力单薄“怒敛为笑，归告翁”，连带父亲被殴而死，自己也没什么办法，只能‘旧夜哀思，双睫为之不交”，完全没有办法去报仇，最后还是突然出现的虫髯阔领的丈夫帮他报了仇。面对家业的衰败冯生“念大仇己报，则辗然喜；思惨酷之祸，几于灭门，则泪潜潜堕；及思半生贫彻骨，宗支不续，则于无人处大哭失声，不复能自禁。如此半年，捕禁益懈。乃哀邑令，求判还卫氏之骨。及葬而归，悲J阻欲死，辗转空床，竟无生路”，最后还是依赖红玉的帮助“荷馋诛茅，牵萝补屋，日以为常”，才能振兴家业，而冯生什么都不用做，只是“下闹读书，勿问盈欠”江，甚至连恢复秀才资格这样的事，红玉也提前为他办好；简直是无微不至了。再如《翩翩》中的罗子浮在极端困境的情况下遇到了仙女翩翩，不但帮他治好了身上的重病，而且给他安排好吃住，与其结为夫妻，并且育有一子，罗子浮完全是坐享其成。
蒲松龄《述刘氏行实》中曾经写道自己的父亲蒲磐经商经历:初，松龄父处士公敏吾，少惠肯研读，文，效陶邓，而操童子业，苦不售。家贫甚，遂去而学贾，积二十余年，称素封。然四十余无一丈夫子。不欲复居积因闭户读，无释卷时，以是宿儒无其渊博。
由此可见蒲磐也有过弃儒从商的经历。并且获得了比从事科举更高的收益。伴随着人口的大量增加，明代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越来越多，然而科举录取的比例到了明清两代却越来越少，而花费却越来越多，在治生压力下，科举做官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反而从商机会更多，“弃儒就贾”是中国社会史上新现象，不但商人多从士人中来，而且士人也往往出身于商贾家庭。所以沈鑫也说“天下之士多出于商”。生活的困境，治生的压力直接导致了士阶层弃儒从商，况且从商成功所得的利润远胜于做其他的工作，例如私塾老师。当时出现的颜李学派也赞成谋利，认为这同儒家思想并不违背，批判宋儒“不谋利说”:“以义为利，圣贤平正道理也。《尚书》明以利用与正德、厚生并为三事。利贞，利用安身，利用刑人，无不利，利者义之和„„；后儒乃云“正其义不谋其利”，过矣。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疏无用之学。予常矫其偏，改云:正其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33只要符合“义”，谋利亦是可取的。
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5章 结论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阅微》和《聊斋》中的书生形象在追求仕途、否定不良士风方面有共通的地方，但同时，其差异性更为明显，无论是书生的特质、作者的评价、正面书生的标准还是对于穷儒的看法，两位作者都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分析他们的不同，主要是与二人不同的身份背景有关，纪昀考官、学者、老人的三重身份决定了他是站在高处去俯瞰下面的书生，对于其存在的不良学风、士风有着更清醒的认识，同时老人的身份又使得他能以一种幽默、闲适、调侃的味道将书生百态刻画出来；蒲松龄落第考生、才子、青年的身份使得他有机会接触到同处于下层的落第人，对他们有着天然的同情，他将自己的满腔悲愤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写出，用文学之笔填补生活之憾。二人的身份不同，立场不同，但是他们都用自己的视角诠释了清代书生的众生相，可能他们的认识均不完美，但正是因为二人不同的境遇才使得我们有机会见识到风格各异、形态各异的书生群像。
参考文献
专著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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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本篇毕业论文已圆满完成。在本次论文设计过程中，我衷心的感谢***导师孜孜不倦的教诲。从开始选题，构思到最后定稿的各个环节给予我的细心指引与教导,使我得以最终完成毕业论文设计。这篇论文的写作凝聚了导师的心血和对外的殷切希望。随着毕业日期的临近，我越来越深深地感到愧疚。我没有一更好的表现来感谢老师的付出，我愧对老师对我的指导和期望。通观整个论文写作过程，,导师严谨的治学态度、丰富渊博的知识、敏锐的学术思维、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以及侮人不倦的师者风范是我终生学习的楷模。导师们的高深精湛的造诣与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
感谢xxxxxxxx的其他各位导师：xxxxxxxxxxxxxxxx。我向你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最后，我要向百忙之中抽时间对本文进行审阅，评议和参与本人论文答辩的各位老师表示感谢！
感谢华北水水电大学，给我这个展现自我，提高自我的平台。在这四年的大学学习和生活中，我不仅收获到了知识，还收获到的是比知识更可贵的处事之道和做人之风和治学态度。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将永远铭记我的母校，铭记给我无私关怀和帮助的各位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
感谢我们一起走过的人生中如此美好的四年时光，以后还有更多的四年，我会带着这份美好的回忆，坚定的，一步一步的走下去。附录一：
外文原文
The reception of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in the world
来源：Judith T.Zeitlin: Historian of the Strange:Pu Song Ling and the Chinese Classical Tale,Stanford Universtiy Press,1993（节选）Introduction
The process that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was spreaded to the world is just the process that the readers of other nations went in for the reception of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In the middle of 18th century,the readers’reception of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moves from China to the world.After the end of 19th century,the “Liaozhai Xue” arised and gradually developed in other countries.Much new progress was made in the research of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in the world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Numerous foreign readers and researchers’attendence in the reception of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will contribute to its development.Spread in Asian countries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was mainly from the mid-18th century in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is relatively close, more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of several Eastern countries such as Japan, North Korea and other spread, and access to the readers of these countries love.The reason why these readers are welcomed, but did not produce the phenomenon of exclusion of works, because Japan, North Korea and other countries since ancient times by the Han culture, some intellectuals on Chinese language, Chinese literature is very familiar with and understanding, while the profound Chinese culture holds a pious attitude.When this well-known masterpiece in China's domestic introduction of these countries, the natural access to the reader's strong expectations and love.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was introduced into Japan in the Edo period(1603-1867).Japan Nagasaki “Merchant ship contained bibliography” in the records of the year 1768, 1800 and 1854 have cargo ships carrying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and other books shipped to Japan.According to the Japanese scholar Fujita Yuxian study, the first two times into Japan's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version is the green Ke Ting this, the third time is entered in the Daoguang years Lu Zhan En note after the publication, it is likely to pass in the Lu Zhan Note this.Of course, at this time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in Japan has not been the majority of ordinary people get to know, can access to it or its readers circle is also limited to some deep Sinology of the middle of the Japanese intellectuals.We know that Japan is a country deeply affected by the Han culture, “Japanese intellectual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school has just entered the young age, with a pseudonym commentary read, but also misread the number of large Chinese books, through these Do not understand the wonderful and interesting words, they build the mind of the Chinese image.”Because these quite sinologists are completely able to read the original Chinese without any obstacles, so this period has not been“ ”Japanese translation.Japan's Edo era appeared a large number of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adapted and follow the example, “Liao Zhai” art charm inspired a lot of Japanese writers to imitate it.Edo reading(the Edo period of a large book with a map, but also straight translated into “grass paper”)on behalf of writers are He Tingzhong's “Baizhangzhuan” in the third chapter there will be “Strange” In addition, Mori Island in the good “grass paper” which there are as many as seven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adapted works, namely, “painting”, “wine friends”, “Fengyang scholar”, “promoting”, “dragon Flying ”,“ Taoist ”and“ woven ”for the adaptation of the work.The Meiji Age(1867-1912)Imitation is still endless, such as this period of famous novelist Mori Ou and small Kinshi gentleman cooperation in the novel “shrimp” in a “human skin” This one is obviously based on “Strange Tales” made concocted.There is also a novelist Ozaki autumn leaves of the “Ba Bo Chuan” is clearly “Strange Tales” as the blueprint, and the author also deliberately in the works of the protagonist has read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which is no doubt that the This novel is associated with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of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Japan's famous novelist Akutagawa Ryosuke is influenced by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is more obvious a writer.We mentioned earlier that the Japanese writer, Ikeda, has translated several stories of “Liao Zhai”, and it is this translation that will bring Akutagawa into the magical garden of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Deeply loved by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In 1915, he selected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in the “murder” and “rain” in some of the plot slightly transformed and created the “fairy” this novel； his other novella “wine insect” plot Is directly copied from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in the same name works, are talking about Longshan Liu wine, and later a monk will be the belly of the story of the insects, is basically the Chinese classical translation into the Japanese vernacular.In addition, his “tribe travel” also borrowed the contents of the plot of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to increase the work created by the fantasy atmosphere.From this many works we can clearly see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in the Akutagawa Ryunosuke novels which laid a deep imprint.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s Japanese translation first appeared in the Meiji era.The earliest Japanese “Liao Zhai”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in the Meiji twenty years(1887)of the Kanda people's “love different history”, concentrated collection of “fine willow”, “Wang Gui'an”, “parasitic”, “ ”And“ five links ”five translations.Another older person who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widespread spread of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in Japan was Yano Long Creek.He has served as Japan's Special Envoy in the Qing Dynasty in two years since 1897, and after returning home he founded the Toyo Illustrated.In 1903, he invited the Japanese literary world of the wild country wood field will be “bamboo”, “Wang Gui'an”, “Shi Qingxu” and “Hu Niang” and several works translated into Japanese, published in the magazine.After that, there are many Japanese writers to practice and promote propaganda work, there have been a variety of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translation.The emergence of these translations for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to win more Japanese ordinary public readers love to open the door to the convenience.According to the North Korea is currently the earliest to see the text of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Long Fusike-Chuck map chapter series “1,2 on.Whether it is Wang Xili or Ivanov and other sinologists, their translation of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work for the Russian ordinary readers to understand the ”Liaozhai“ opened the door to the convenience.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soon became popular in Russia.The first translation of the ”Liao Zhai“ single works of the British is Xianfeng, Tongzhi years British Qing Dynasty diplomat Meyers, he translated in 1867, ”Friends of wine“ one, published in Hong Kong, ”China and Japan to answer “Magazine.The first official English translation of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was published by the British Sinologist Zhai Lisi in England in 1880.He compiled the ”Strange Tales“.This is also the first foreign language translation of ”Liao Zhai“.Before the Opium War, the United States had a business deal with the Qing Dynasty, and some Americans came to China.However, the real sense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understand China is after the Opium War.Wei Sanwei is the emergence of this period a Sinologist, is also the first American Sinologist.He is both a missionary and a secretary and translator of the US Embassy in China, and has the opportunity to observe and understand China from multiple sides.After returning home, in 1886, Wei Sanwei was hired by Yale University as a professor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d offered a lecture on sinology.There are two main aspects of Sinology's research, one is the compilation of ”Chinese and English rhyme“, ”Yinghua rhyme summary“ and other dictionaries, on the other hand is compiled the ”China General“ this big head book.”China General“ involves all aspects of China, including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His overall assess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is not high.When it comes to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he only cites one of the two stories, one is ”pear“, he thinks this novel shows the Chinese literature is full of whimsy； also cited another ” Criticized the duck, "pointed out that the Chinese novel is another feature of moral advice as the main purpose.Conclusion On the whole, the main form of accepting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abroad at the end of the 18th century to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was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The magnificent cultural treasure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re like a cup of mellow wine, which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foreign scholars.At that time,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a well-known novel in China,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foreign recipients.The artistic achievement of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was appreciated and confirmed by foreign readers and began to be widely disseminated.附录二：
外文翻译
《聊斋志异》的国外传播与影响
1前言
《聊斋志异》从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也正是世界各国的读者对其展开接受的过程。从18世纪中期开始，《聊斋志异》就流传到了其他国度，出现了其他国家、民族读者的阅读接受，而且对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学创作也发生了影响。19世纪末以来，国外的聊斋学研究出现并持续发展。二战后国外聊斋学研究逐渐走向深入，取得了很多新的成果。不同国家的接受者在阅读与接受《聊斋志异》时总是从自己的文化语境、文化视野出发的，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接受现象。
2在亚洲国家的传播
《聊斋志异》最早主要是从18世纪中期在地理位置比较临近、交通运输比较便利的几个东方国家如日本、朝鲜等传播开来，并获得了这些国家读者的喜爱。之所以获得这些读者的欢迎，而没有产生对作品排斥的现象，是因为日本、朝鲜等国家自古就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一些知识分子对汉语言、汉文学非常熟悉和了解，同时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抱着虔敬的态度。当这部在中国国内家喻户晓的名著传入这些国家时，自然便获得了读者的强烈的期待和喜爱。《聊斋志异》传入日本是在江户时代（1603-1867）。日本长崎《商船载来书目》中就记载着公元1768年、1800年和1854年都有货船载有《聊斋志异》等书籍运送至日本。
根据日本学者藤田祐贤考察，前两次传入日本的《聊斋志异》版本是青柯亭本，第三次输入的时间是在道光年间吕湛恩注本出版之后，因此很可能传入的是吕湛恩注本。当然，此时的《聊斋志异》在日本还没有被广大的普通民众所结识，能接触到它的人或者说它的读者圈子还仅限于一些有深厚汉学功底的日本知识分子中间。我们知道，日本是一个受到汉文化影响至深的国家，“日本的知识分子从刚刚进入学堂的幼小年纪开始，就用假名注释诵读、同时也误读着数目庞大的汉文学典籍，通过这些似懂非懂的奇妙而有趣的文字，他们构筑起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由于这些颇有汉学修为的知识分子们完全能够毫无障碍地阅读汉文原著，因此这个时期里一直没有出现《聊斋》日文译作。日本江户时代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聊斋志异》改编和效仿之作，《聊斋》的艺术魅力激发了很多日本作家去模仿它。江户读本（江户时期一种带图的大众读物，也直译成“草纸”）代表作家都贺庭钟的《莠句册》第三篇中便有《聊斋志异·宦娘》的翻版之作；另外，森岛中良的《闲草纸》里面则有多达七篇《聊斋志异》改编作品，分别是对《画皮》、《酒友》、《凤阳士人》、《促织》、《龙飞相公》、《道士》和《织成》的改编之作。
明治时代（1867-1912）《聊斋志异》的仿作仍然层出不穷，比如此时期著名小说家森鸥外与小金井君子合作的小说集《荫草》中《一张人皮》这一篇明显是根据《聊斋志异·画皮》炮制而成。还有小说家尾崎红叶的《巴波川》显然是以《聊斋志异·花姑子》为蓝本，而且作者还特意在作品中交代主人公曾阅读过《聊斋志异》，这更是确凿无疑的说明了这篇小说与《聊斋志异》的因果关联。
日本著名小说家芥川龙之介是受到《聊斋志异》影响较明显的一个作家。我们前面提到过日本文学家国木田独步曾翻译过几篇《聊斋》故事，而正是这几篇译文因缘际会将芥川领入到了《聊斋志异》的神奇的园地，从此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地深深喜爱上了《聊斋志异》。1915年，他选取《聊斋志异》中《鼠戏》和《雨钱》中的部分情节略加改造而创作了《仙人》这篇小说；他的另一中篇小说《酒虫》的情节则是直接照搬自《聊斋志异》中的同名作品，都是讲长山刘氏好酒、后来某僧将其肚中酒虫引出的故事，基本上是将中国的文言翻译成了日本白话。另外，他的《支那游记》中也多处借用了《聊斋志异》的情节内容，来增加其作品所营造的奇幻氛围。从这多篇作品中我们都可明显看出《聊斋志异》在芥川龙之介小说创作当中打下的深深的烙印。
《聊斋志异》的日文译作最早出现于明治时代。最早的一部日文《聊斋》译作是出版于明治二十年（1887）的神田民卫的《艳情异史》，集中共收录《细柳》、《王桂庵》、《寄生》、《恒娘》和《五通》五篇译文。另一个较早的对《聊斋志异》在日本的广泛传播做出重要贡献的人是矢野龙溪。他从1897年起的两年内曾任日本驻清朝特使，回国之后他创办了《东洋画报》。1903年，他邀请日本文学界泰斗国木田独步将《竹青》、《王桂庵》、《石清虚》和《胡四娘》等几篇作品译为日文，刊登在该杂志上。
这之后，又有许多日本文学家进行聊斋译介和宣传工作，出现了多种《聊斋志异》的译著。这些译著的出现为《聊斋志异》赢得更多的日本普通大众读者的喜爱打开了方便之门。
根据朝鲜目前可见的最早提到《聊斋志异》的文字——朝鲜后期文人俞晚柱的读书日记《钦英》中的有关记载来看，《聊斋志异》传入朝鲜的时间和日本一样，基本上也是在十八世纪中期。根据韩国学者崔溶澈的考察，18世纪中期传入朝鲜的《聊斋志异》的版本应是青柯亭刻本。这个时期另一位提到《聊斋志异》的文人是李圭景，他用一生的时间创作出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五洲衍文长笺散稿》，其中就提到了中国的小说《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并评价说：“有《聊斋志异》，蒲松龄著，稗说中最为可观。或有实迹，文辞雅驯，与王渔洋同时。渔洋以千金购之，欲为己作，而松龄不应，其操可知也。”他对《聊斋志异》作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它是“稗说中最为可观”。
另外，《聊斋志异》在18-19世纪之间也传入到了越南、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并且也都对这些国家的文学创作发生了一定的影响。如1916年越南南方六省中就可看到由阮政瑟、阮文矫、阮祥云翻译的五册本《聊斋志异》，在这个时期的越南名著《圣宗遗稿》中也有《聊斋志异》的效仿之作。
3在西方国家的传播
《聊斋志异》传入西方国家的时间一般都是在鸦片战争前后，虽然之前也有一些西方商人、传教士来华，但是他们带回国内的都是一些少量的关于中国的情况。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这个闭关自守的封建大国终于在西方帝国尖船利炮的击打之下敞开了国门，包括《聊斋志异》在内的很多中国艺术珍品进入到了西方视野之中。
俄国因为与中国领土接壤所以很早就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后来，随着沙俄势力向东方扩张，俄国的汉学研究也逐渐发展起来。鸦片战争以前，俄国的汉学研究者主要都是来华的传教士。道光八年（1828），莫斯科附近的喀山大学开设了蒙古语讲座，后来又开设了汉语文讲座。光绪二十五年（1899），俄国又在海参崴创立了东方语学校，光绪二十八年（1902）又增设了东亚学院，专门培养汉学研究人材。这些都促进了俄国汉学研究的发展。
《聊斋志异》最早是由俄国来到清朝的传教士传播到俄国去的。第一个翻译《聊斋》的俄国人是尼·莫纳斯特廖夫，他翻译的《聊斋志异·水莽草》刊登在了1878年的《新作》杂志上。
瓦·巴·瓦西里耶夫也进行了《聊斋志异》的翻译工作。他于1840年随东正教传教士团来到中国，在北京居住了十年。他在为俄国皇家科学院及喀山大学购买中文图书时，买到了多种《聊斋志异》的版本，这些版本现在仍被珍藏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的图书馆中。
王西里回国之后于1851年起在喀山大学开设中国文学课程，讲授中国的文学，并于1868年编辑出版了《中国文选读本》中选译了5篇《聊斋》故事，分别是：《水莽草》、《阿宝》、《曾友于》、《庚娘》和《毛狐》。
1907年，俄国另一汉学家伊凡诺夫翻译了《聊斋志异》中的7篇故事：《黄英》、《李伯言》、《竹青》、《考城隍》、《瞳人语》、《画壁》、《种梨》，发表在《俄罗斯地理学会黑龙江部特罗伊茨克—隆甫斯科—恰克图分会丛刊》
1、2号上。无论是王西里还是伊凡诺夫等汉学家，他们对《聊斋志异》的译介工作都为俄国普通读者了解《聊斋》打开了方便之门。《聊斋志异》很快便在俄国流行了起来。第一个翻译《聊斋》单篇作品的英国人是咸丰、同治年间英国驻清朝外交官迈耶斯，他于1867年译出《酒友》一篇，刊登在当时香港《中国与日本问题解答》杂志上。
而《聊斋志异》的第一个正式的英文译本则由英国汉学家翟理斯于1880年在英国出版。他所编译的《聊斋志异选》中共翻译聊斋故事164篇。这也是《聊斋》的第一个外文译本。
鸦片战争前，美国就同清朝有商业往来，有一些美国人来到过中国。不过，美国真正意义上的了解中国则是在鸦片战争后。卫三畏是这个时期出现的一位汉学家，也是美国第一位汉学家。他既是传教士，又是美国驻华使馆的秘书和翻译，因而有机会从多侧面去观察和了解中国。回国之后，1886年，卫三畏被耶鲁大学聘为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开设汉学讲座。卫三畏的汉学研究有两个主要方面，一个是编撰了《汉英韵府》、《英华分韵撮要》等词典，另一方面就是编著了《中国总论》这一大部头的著作。《中国总论》涉及到了中国的方方面面，其中就包括中国古典文学。他对中国文学的总体评价并不高。在谈到《聊斋志异》时，他只举了其中的两篇故事，一个是《种梨》，他认为这篇小说说明了中国文学中充满了奇思妙想；又举了另一篇《骂鸭》，指出中国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以道德劝戒为主旨。
4结语
总的来看，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末这个阶段里国外接受《聊斋志异》的主要形式就是翻译和介绍。中华民族瑰丽丰厚的文化宝藏就像一杯醇香的美酒，引起了外国学者的注意，当时在中国已经家喻户晓的小说名著《聊斋志异》更是使外国接受者特别关注。《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获得了国外读者的欣赏和确认，并开始得到广泛的译介传播。
第四篇：论《聊斋志异》中的侠义形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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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摘要 Abstract 前言·············································3
一、侠的来源······································3
二、侠女复仇型····································4
三、仙人行侠型····································6
四、以性行侠型····································8
五、男侠形像······································9 注释··············································11 参考文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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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发展的最高峰，在以志怪传奇为特征的文言小说中，最富有创造性，文学成就最高，正是凭借这部作品，蒲松龄被国际上称为中国短篇小说之王。《聊斋志异》是一部包罗万象的书，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基本上反映了中国清朝初期的社会状况。《聊斋志异》中写了不少侠士，其中的侠义形象的塑造既借鉴了中国传统的塑造方法，又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他和以往描写的侠客不同的是女性不再是以武行侠，而又加入了以性行侠这一特异性，同时男性行侠又加入了仙人行侠。这些创新对下侠义小说来说是一个伟大的突破，为侠义小说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 ：女侠；以性行侠；特异性
Abstract
Strange is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novel peak Zhiguai legendary in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 featuring the most creative, the highest literary achievement, it is by virtue of the novel, Pu was internationally known as a short story of the Chinese Wang.Ghost Story is a book all-inclusive, involving all areas of society, basically reflects the social conditions of the early Qing Dynasty.Liaozhai Knight write a lot, of which the next image knight both from the traditional method of shape, and the breakthrough innovation.Knight before it and the difference is no longer a single woman to Violent-crimeAnd joined the Xia to the specific sexual activity, while men also joined the line-Xia Xia immortal line.This is the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novels is a great breakthroug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valrous novels provides a new way of thinking.Key words：
Woman
Rise in sexual activity
Specif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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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中的侠义形象分析
前言
《聊斋志异》成书于清代初年，正是白话文小说发展兴盛，文言小说衰败的时期。然而《聊斋志异》却用文言文写成，被后世称为“文言小说之集大成者”。
〔1〕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先生曾评其为“以承晋唐小说” “用传奇法而以志怪”。《聊斋志异》确实是一部划时代的伟大的作品，它题材广泛，堪称一部生活百科全书，人情，民俗，科场内外，吏治，商业活动，民间工艺各个领域无不有所涉及。《聊斋》和古代的传奇，志怪小说相比较，在题材，语言，人物形象，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都表现出特异性。尤其是作品中的侠义形象的塑造，既继承了唐传奇，明清小说描写侠客的长处，又表现出其自身的特点，读来让人觉得耳目一新。在分析《聊斋》中的侠义形象之前，首先要弄明白“侠义”的来源及范围，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聊斋》的侠义形象不同于其他作品之处。
一、侠的来源
侠义文学在我国的文化历史长河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发源也比较早。“侠”一词最早见于《韩非子，〈五凟〉》，“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儒生以思想左右人，侠客以武勇抱打不平，后者在专制社会对普通人，特别是下层劳动人民最有吸引力。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使芸芸众生有了理想，期待和希望。正因为如此，伴随着侠客的产生和其作为一个阶层的发展，就有了侠客的文字记载。像《左传》、《战国策》中都有关于行侠仗义的记载，它们为武侠小说提供了原型。西汉司马迁为游侠列传，歌颂游侠“其行虽不规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2〕盖亦有足多者焉”。在这里司马迁概括了侠客的特点，及其行“其行虽不规于正义，”但是“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司马迁所作的《史记》里《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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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列传》与《刺客列传》，开了侠文学的先河，从此以后侠客侠行的小说逐渐发展壮大起来。从唐传奇开始，侠义小说越来越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历经几代演变，成了侠义小说的洪流，成为我国小说史中的一个重要的分支。随着侠义小说的发展壮大，形成了侠客形象共同的两大特征：精通武艺，扶弱济贫。因为前一个特征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通常是其他艺术形象所不具备的，因此成为识别侠客形象最显著的标志，后世更以“武侠小说”来统称这一类小说作品。在侠义小说中，侠客多为男性，是男性精神的世界。尽管也有很多光彩照人的女侠形象，但这些女侠所作所为皆是男侠的特征，如红线夜行七百，帅府盗盒，聂娘脑藏匕首，赵娥亲阴市名刀，挟长持短，昼夜哀酸，志在杀寿等。这些女侠只是在性别上和男性有差别外，同男侠没有什么不同之处。虽然她们是女性，却具有强烈的男性精神和高超的武艺，她们更能引起读者的赞叹。但是在聊斋中的侠客形象除少数篇章外，如《侠女》、《红玉》等，大都和以往的侠客形象有不同之处，特别是女性形象更是如此。
在《聊斋志异》中有许多这样的作品，其中的女子看起来似乎不像女侠。如《红玉》中的红玉，除了她是一个狐，具有一些小法术外，和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子没有太大的区别。她既没有高超的武艺，也没有侠客所具有的那种除暴安良的行为特征。再如《仇大娘》中的仇大娘，她既不是狐，也不是鬼，就是一个普通的女人，让作者写来却具有侠客的行为。因为她娘家的父亲被抓走，两个弟弟年幼，受叔父尚廉，仇人魏名欺负，所以她挺身而出，回到娘家重整家计，最终使娘家富裕兴盛起来，仇人拜服。由此看来《聊斋》中的女侠客与通常女侠的形象有着明显的区别，通过归纳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二、侠女复仇型
如《梅女》、《侠女》、《丑狐》、《商三官》等。《侠女》的故事情节明显地脱胎于唐传奇中无名女侠的复仇：首先侠女自始至终没有透漏其姓名，只透漏其父官为司马，为的是隐姓埋名不被仇家发觉，和以往武侠小说不同的是通篇没透漏其仇家是谁，更不知因为何事报仇。当顾生问到她为什么有这么高的武艺时，她也隐口不泄，只说“此非君所知，亦须慎秘，泄恐不为君福”。但是从两个情节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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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们可以看出侠女的武艺是非常高超的。第一个情节是飞刃除白狐。白狐化为美少年迷惑顾生，当他看到“秀曼都丽”的侠女时，心生邪念，评价她“艳丽如此，神情何可畏。”当侠女为替顾生延续香火而和顾生相爱时，狡猾的白狐闯门而入并且戏谑到“我来观贞洁人耳”，此时侠女竖眉颊红，“急翻上衣，露一革囊，应手而出，则尺许晶莹匕首也”，投之不中，追出户外，“匕首望空抛掷，嘎然有声，灿若长虹，生急烛之，则一白狐，身首异处矣。”五十几个字便将狐女杀狐的事件描写的曲折动人。第二个情节是她深夜报仇，当顾生的老母夜里抱走侠女为她生的孙子后，侠女即出门报仇，未至半夜而归，仇人的头颅已带来了，报仇时间之短也可看出侠女的武艺是何等的出神入化。《商三官》也是一篇为其父兄报仇的故事。三官之父因醉酒虐邑豪，被豪族家奴乱锤而死，因她的两个兄长长时间诉讼无果，所以三官扮一男乐进入豪门，夜杀仇人而后自尽。至此复仇还未结束，仇家怀疑是商家刺客，让家奴守三官尸，二奴却顿生歹念欲想奸尸，当一奴“方将缓其结束”时，忽然脑如物击，口血暴注而亡，鬼魂复仇的补充更加证实了复仇的侠女的凛然不可侵犯。
最具有侠女复仇主题综合性意义的是《梅女》，有一个小偷进入梅家偷东西被抓，小偷仅用了五百文收买了典吏，任凭小偷的口供，陷害梅女和这个小偷奸情，梅女听了以后，悬梁自尽，梅家父母也相继去世。梅女自从去世成为吊死鬼以后，脖子上的绳索还无法拿下来，遭受着舌头不能伸进嘴里的痛苦，梅女不仅要为自己报仇，还要为双亲报仇。梅女是一个知恩图报的女子，因为封云亭换了房子的大梁，使她的舌头能够缩进嘴里，不再遭受痛苦，所以每天晚上来陪伴封云亭，并且还和他玩翻股的游戏，封云亭睡不着了，又帮他按摩，帮他入睡，当封云亭要求和她一起上床睡觉时，她推辞说“阴惨之气，非不不为君利，若此为之，则生前之垢，西江不可矣”，但是当封云亭再一次求欢时，梅女却为他介绍了一个鬼妓爱卿，当难道鬼妓爱卿没有“阴惨之气”吗？从这里可以看出她拒绝和封云亭合欢的第一个理由并不很充分，其实真实的理由应该是：“若此为之，则生前之垢，西江不可濯矣”，她因贞节而死，做鬼亦保持自己的贞洁，只盼望报仇之后，再和封云亭再接连理。很巧的是爱卿竟然是陷害梅女的典吏的妻子，将仇主的恶报扩大化，而延至他的亲属上，梅女借老鬼妓女之手，用拐杖打典吏的头，亲手以长簪刺其耳，遂使典吏换脑痛，半夜死去。更大快人心的是作者借老妓之口历数典吏所犯的罪恶：“汝本浙江一无赖贼，买得条乌角带，鼻骨倒竖矣！袖有三百钱，聊城大学毕业论文
便尔翁也！神怒人怨死期已迫。汝父母代哀冥司，愿以爱媳入青楼，代汝偿债，不知耶？”由此可以看到典吏的罪恶在冥界已引起了公愤。借助于神秘的力量，离魂复仇后的梅女经过一番周折，与封郎共结连理，封郞最终“封举孝廉”，个性解放的向往与大团圆的良愿达到了完美的结合。
最具有喜剧意味的复仇事件当属于《丑狐》了。穆生因为贫困，冬天连棉衣也穿不起。一夜，忽然一个衣着华丽但面色黑丑的狐女毛遂自荐，自言“我狐女也，怜君枯寂，聊与共温冷塌尔”。这一狐女很可爱，一见面即将自己的身份说与穆生，并且直截了当地要为穆生暖榻。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也表现了她的侠义之举：赴士之傈困。穆生没有看上她，因为她长得实在太丑了。问题出在于穆生并不是什么高洁之士，当狐女拿出金元宝时，他却高兴的同意了，和丑狐睡在了一起。二人没有感情基础的，迟早要分裂的，因此当穆生“屋庐修洁，内外皆衣文锦绣，居然素封”而“女赂渐少时”，穆生他便厌恶了丑狐，聘了一个道士在门上画了一道驱狐的符，以阻止丑狐进门。丑狐见符大怒，并开始了疯狂的报复。丑狐报仇很有意思，她首先惩罚了道士，割去了他的耳朵，随后向穆生家中投掷石块，把门窗家具锅碗瓢盆砸了个稀巴烂。穆生因害怕躲入床底，丑狐则抱了一个猫头狗尾的怪物去咬穆生的脚趾，并令穆生交出所有的钱财。丑狐报仇很彻底，让穆生的家境贫困的又像以前一样。丑狐和其他女侠形象不同，她更像一个男人，虽然她的相貌丑陋，但用钱周济穆生，一旦穆生翻脸后，便进行彻底的报复。她不是为父母报仇，也不是行侠仗义替别人报仇，而是为自己报仇，文章突出了她敢爱敢恨的性格。
三、仙女型
在《聊斋志异》中还有一组更奇特的女侠形象，即仙人行侠型，最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是《慧芳》和《菱角》。
《聊斋志异》中的大多数女性行侠所选的对象是贫困书生，且风流倜傥，缠绵多情，例如侠女中的顾生，梅女中的封云亭等无不是多情多义的“张生”。而《慧芳》这一篇却打破常规，她选择的马二混除和上述书生都很贫困这一相似点外，几乎没有什么吸引人之处。慧芳本是西王母的侍女（董双成在神话传说中乃西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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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的侍女，她呼董双成为姐，由此得知）被谪降人间，她完全可以选择王侯将相，因为她非常漂亮，“年方十六七，椎布甚扑，而光华照人”。她也完全可以找一个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的美少年，如七仙女选择了董永，织女选择了牛郎。但慧芳却选择了连名字都很难听的马二混，她选择马二混的理由是“以贤郎诚朴”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完美的理想，即不但让那些不得志的书生有一个完美的归宿，连朴讷诚笃的光棍汉也有一个美好的归宿。正如作者所说“马生其名混，其业亵，〔3〕惠芳奚取哉？于此见仙人之贵朴讷诚笃也。”“所差不愧于仙人者，唯混耳”。在其他篇章中，女侠一开始即与男主人公一见钟情，而慧芳却直接找马二混的母亲，并直接说明了来意：“我以贤郎诚笃，愿委身母家。”这说明仙女是不拘于人间那些世俗礼法的，作者有意抨击封建社会的媒妁之言、父母之命，门当户对这些压抑人性的礼数，这在聊斋中很多篇章中表现出来了。马二混确实够诚朴的，当母亲告诉他这件事时，他的表情是“喜”，当他看到翠栋雕梁时“惊极，不敢入”。而当慧芳迎接他时“益骇，却退”，但慧芳拉着她坐下说话时，“喜出非分，形神若不相属。即起，欲出行沽。”，这一系列的动作表明马二混很难接受仙女下嫁自己这一事实，以至于行为慌张左顾而言他，不禁让人想起射雕英雄转中的郭靖。慧芳和梅女，红玉，封三娘相比，她在感情上更潇洒，她和马二混生活十几年后，将返天庭离别之际竟然毫无留恋之意。她说道“因与子有缘，遂暂留止，今别矣。”“请别择良偶，以承庐墓。”，说完之后忽然不见了。慧芳和侠女最接近古代小说中的侠女形象，飘忽而来飘忽而去，不为情羁。
《菱角》的题目虽然是菱角，但主人公不是菱角，而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化作了四十八岁的老太婆，帮助胡大成一家团聚，很具有神秘性。这篇文章在开头便为观音行侠埋下了伏笔。首先，胡大成的母亲信佛十分虔诚，并且经常嘱咐胡大成过观音祠务必进祠叩拜观音大士。其次，胡大成与菱角相遇也是在观音祠，细心的读者读到此处必然会想到下面发生的故事会和观音有关。观世音菩萨的出场很平凡，她化作四十九岁的老太婆在村中来回游走，到了晚上还不离去。在当时盗寇四起的时期出现一个流离失所的老太婆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是他的话语却让人觉得很奇怪：“不屑为人奴，亦不愿为人妇，但有母我着，则从之，不较直。”这是她神秘处之一，可叹的是闻者不识佛真身，一笑而罢，唯有胡大成将其领回家，这也是大成从小种下的善心，乐于助人，才得到观音菩萨的帮助。其神秘处之二便是为胡大成娶妻。他说道：此处太平，幸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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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然儿长矣，虽在羁旅，大伦不可废。三两日但为儿娶之。”这话说得多大！谁能把娇女嫁给一个逃难的人，更何况两三天便给人娶妻。但是老太婆说做便做，置办了窗帘被子，衣服家具，谁也不知这些东西从何而来。下文观音行侠的行为更加明朗，媪傍晚出门三更不返，忽然一女子啜泣于庭中，这女子正是菱角，是被老媪半路截来的从此媪便不再露面。此时行侠还未完结，观音菩萨又派童子搭救大成之母“有童子以骑授母，母急不暇问，扶肩而上，瞬息至湖上”“母将启谢，回视其马，化为金毛吼，高丈余，童子乘之而去”。童子救成母的情节更加惊心动魄，和和武侠小说中的侠客行侠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以性行侠型
这一类型的侠女在聊斋中出现的次数最多，她们都是以救助下层社会的危困者为己任。在通常的侠文学作品中，侠客所救助的是有对象外部势力给对象造成的灾难，而这些侠女说救助的是有对象的自身条件所造成的困厄。这是因为作者的关注点不同。通常侠文学关注的是社会斗争所形成的矛盾冲突，一般是贪官污吏，劣绅好强欺压残害老百姓的身家性命形成的危害，因而便有武艺超群，除暴安良的侠客出现，是受害者的性命得以保全或给人报仇雪恨。但是蒲松龄所着重关注的是由于社会不公所造成的寒士社会地位的低下和人生最大的困厄，因此塑造出这类女侠献身寒士，使其基本的人生愿望得以满足。其中最典型的侠女有红玉，房文淑，霍女。
《侠女》中的侠女具有通常侠客所具有的特征，如她能够日行千里，飞刃斩白狐，这是为社会除恶，手刃仇人，割其首级，是为父报仇，但这并非作者所要表达的重点。本文大部分文字是描写她与顾生一家的关系，侠女的主要行为是与顾生的两次私通。她这样做既不是苟且之行也不是为了获取婚姻，她的目的很明确：“为君贫不能婚，将为君延一线之续。”由此可以看出作者主要是把侠女塑造成以性救人宗嗣的侠女形象。
红玉和侠女略有不同之处，她对冯生并不是冷若冰霜，她比侠女多了一些温情色彩。这篇文章的独特之处是将红玉和侠客虬髯客的并列对比来写，运用了双提法。在冯生所遭遇的灾难困厄中，虬髯客担当的是为之除暴复仇的角色，而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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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担当的是为之解厄济困的角色。作者在结尾中也明确点明了小说的主题和红玉
〔4〕的身份：“其子贤，其父德，故其报也侠，非特人侠，狐亦侠也。”这就表明作者是把红玉作为一个侠女来塑造的。红玉两次投身与冯生是解决他无妻的困难，在大难中抚养冯子为的是给冯家养育后代，而中间突然离去，也是为了给冯家延续香火，这些都是侠义行为。
霍女这一形象最有意思，她除了以性安良以外，还以性惩恶。霍女三易其夫，初奔“家富而吝啬，然为美色而不惜冗费”的朱大兴，她此时的角色是又懒又馋又娇又病又刁又奸，每日必燕窝，鸡心鱼肚做汤，病时又“日需人参汤一碗。”她的衣服也是绫罗锦绣，奢华无度，耗费不记，几年之间便将朱家败落。接着又投奔富豪何氏，和在朱家一样，吃喝无度。后来又自卖自身骗取大商人的儿子千两黄金。她自己说“妾生平于吝者则败之，于邪者则诳之也。”可见她是以自己的色相为手段来惩罚富有而吝啬好色者，是惩邪之举。像朱大兴，何氏，商人之子等为富不仁，吝啬邪淫者并不是残害良善的乡霸恶吏，不能借髯虬客，侠女来剪除掉，因此作者塑造了像霍女这样的形象以性的方式予以惩罚。作者也写到“为吝者则破其悭，为淫者则速其荡，女非无心者也。”，这就是对作品“女侠惩邪”主旨的再次强调。霍女第三次私奔黄生，黄生家里非常穷，前妻死后则无钱续娶，霍女来到黄家以后“早起躬操家苦，辛劳过旧室焉。”她的表现与先前截然相反。她又采取策略，强为黄生娶良家女阿美为妻，事后则飘然而逝。在作者笔下，霍女是一个典型的侠女，对朱何是惩恶破邪，对黄生是济困扶贫，而行骗于商人之子则是劫富济贫之举，只不过手段是骗不是劫罢了。
五、男侠形像
《聊斋志异》中写男侠形象的篇章并不多，远没有女侠形象那么丰富。聊斋中的男侠形象大致可分为两类，传统型和创新型两类。
传统型的典型代表以《红玉》中的髯虬客，《崔猛》中的崔猛，《五通》中的万生为代表：三人的共同之处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扶弱压强。髯虬客是一个非常正宗的侠客，他性情猛烈，一进冯家门即言到:君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而忘报乎？”当冯生怀疑他是宋家的侦探而伪应之时，怒龇欲怒裂，骂道：“仆以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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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也，今乃知不齿之”快人快语，可见其爽直的性格。髯虬客并不认识冯生，而当冯家遭此冤案时，挺身而出为他报仇，更难能可贵的是始终不透露他的姓名，他的目的是既不连累冯生也不受他的报答。《五通》中的万生也是英勇刚烈，当时并没有髯虬客那么神秘。当他看到有个男人进入表嫂的房间后，怒火中烧，不问青红皂白已将马精砍死，并且他胆大心细，利用计谋一连又杀了两只猪精。万生十分豪爽当一个经营木材的商人想让万生去捉另几只五通时，他也一口答应，并成功地砍掉了五通的一只爪子，从此当地便太平了。万生和髯虬客不同之处是万生接受了木材商人的谢意，娶了商人的女儿，这也是作者给万生的奖赏，以此激励人们多行善事，达到劝善的目的
《聊斋》中的巩道人以及《瑞云》中的和仙人都和中国传统的男侠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别，巩道人和和仙人不再是性情鲁莽不计后果的侠客形象，而是遵循因果因缘，因势利导慢慢地解人困厄。如巩道人法术十分高明，他完全可以直接将蕙歌从鲁府中救出来，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因为如果他直接将蕙歌带出来交给尚生，则一定会给尚生带来麻烦的。作者认为一个男人如果没有子嗣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正如古语所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在他描写女侠的大多数篇章中，女性行侠的主要方式便是为人延续后人，《巩仙人》也不例外，正如巩道人所言：“但请勿扰。君宗赖此一线，何敢不尽绵薄之力。我所以报君者，原不在情私也”。至此以后巩道人再也不把尚生放入袖中去和蕙歌相会。这是作者救世情怀的流露，现实生活中像髯虬客之类的侠客并不多，作者只好寄托于仙人异士，这样一来创作的思路便打开了，任何东西都可以作为行侠的工具。仙人行侠和传统侠客相比，他们更具有智慧，谈笑之间便将事情办好，事情的发展状况似乎完全在他们的预料之中，何时相助，何地相助，如何相助，都是计划好了的。
蒲松龄把侠义思想引入两性关系，婚育这一领域，塑造了众多光彩照人的女侠形象，同时行侠的人物也不光是武艺超众的勇猛之士，甚至可以是仙人，狐女，这对以往的侠文化来说是一个奇异的突破，充分显示了他高度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但是此类形象没有现实做依据，是纯粹幻想的产物，太过奇幻;同时又不具备通常侠客“武”的特征，难以引起后辈侠文学作者的职业关注，因此在后世并无继承也就不值得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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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鲁迅：《中国古代小说史略》 第二十二篇《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 《鲁迅全集》本，第八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1年出版，第176页
〔2〕夏松凉 李敏 主编《史记今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94年12月第一版，下册 第1089页
〔3〕蒲松龄：《聊斋志异》〔4〕蒲松龄：《聊斋志异》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年第一版 第226页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年第一版 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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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古代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 《鲁迅全集》本，第八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1年出版，第176页 〔2〕夏松凉 李敏 主编：《史记今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94年12月第一版，下册 第1089页 〔3〕蒲松龄：《聊斋志异》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年第一版 第226页 〔4〕蒲松龄：《聊斋志异》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年第一版 第76页 〔5〕杨义主：《聊斋志异选译》 岳麓书社出版 2006年12月 第一版 〔6〕马瑞芳：《谈狐说鬼第一书》中华书局出版社 2006 第一版 〔7〕马瑞芳：《幽冥人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8〕马瑞芳：《聊斋志异创作论》，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9〕谭邦和：《明清小说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第五篇：论《聊斋志异》中的狐女形象
论《聊斋志异》中的狐女形象
作者:蔡碧兰 指导教师:李新灿教授（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湛江 524048）
摘 要: 在《聊斋志异》中涉及到狐的篇章有82篇，专写狐女的达40余篇，占一半有余。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狐精形象的集大成者，它成功描绘了一幅狐女群像图，无论是工笔细描还是粗笔勾勒，她们大都是美、善、智慧的象征。本文就狐女形象的创作背景及其性格特征、意义作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 狐女形象；创作背景；性格特征；意义
On “Strange” Female Foxes
Cai Bilan
School of Humanities, Zha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48 Abstract: “Strange” chapter comes to Fox eighty-two designed to write the fox woman more than 40,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half.Pu Songling's “Strange” is the image of a master of the fox spirit, successfully depicts a female fox portrait view, whether it is meticulous fine description or crude pens, big is beautiful, good, and a symbol of wisdom.Female Foxes creative background and personality traits, meaning a brief analysis.Key words: female fox image;creative background;personality traits;meaning
引言
在中国的传统文学形象中，狐狸这一角色，自古以来以负面形象居多，最为特出的当推助纣为虐的妲己，她使商纣王遭致国破身亡的覆灭命运。大约肇始于这个形象，狐狸贪婪、狡猾奸诈、魅惑好人、背信弃义等无恶不作的角色定位便确立了。历代以来，人们关于狐狸的情感体验便局限于恨不得人人得而诛之而后快这样一个狭隘的范畴，数千年来基本没有改变。
然而，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形象却颠覆了千百年来人们对狐的看法。蒲氏笔下的狐女，她们大多美丽善良、温润可亲，亦人亦狐，亦狐亦仙，是作者浓墨重彩宣扬讴歌的形象。这类幻化为女子的狐精更具人情味，其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各具情趣，也更多地得到读者的喜爱与共鸣。这些美狐形象光艳绚丽，互相辉
映，均被赋予了人的情感、意志。在中国古代文言小说这片浩渺的夜空中，如一颗颗星辰闪烁着璀璨的光芒，蔚为壮观。
一、狐女形象的创作背景
（一）与狐精原型的文化内涵有关
蒲松龄热衷于对狐女的描写、对狐女的赞誉，与中国传统的狐文化有着很大的关系。丰富的狐文化，为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狐”是众妖形象中的一种，也是较为特殊的一种。它不仅具有超现实的能力，而且有着丰富的内涵和久远的文化意蕴。在上古时期，九尾狐就是男女自由欢会的象征，后来其形象出现了分化：一部分成为一种瑞应，“另一部分在父系文明建立后开展的驱逐女神的运动背景下，经儒释道的合力，由高禖神变为淫妇，进而被妖化为狐狸精。”[1]在神话传说里，为了治理洪水而操劳得“股无肱，胫不生毛”的大禹，他的夫人涂山氏之女，其原型就是九尾白狐。所以《青凤》中的老狐自称“涂山氏之苗裔”[2]，借大禹提高身价。《焦氏易林》云：“老狐多态，行为蛊怪，惊我主母，终无咎悔。”这说明早在两汉时期就有狐妖迷惑女人的故事流传了。但这时有关狐精的记载都只有零碎片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狐妖的传说逐渐趋于完整生动，在这个时期的怪异小说，狐的形象往往被着意刻画为淫媚的妖魅。《名山记》曰：“狐者，先古之淫妇也，其名阿紫，化而为狐，故其怪多称阿紫”[3]。《太平广记》中也有“野狐名为阿紫”的旧说。此为阿紫传说，淫妇阿紫化为狐，便把淫性带给狐，狐便成了淫兽。狐乃兽中至淫之物，于是人们便把狐与女性联系起来，这样便有了淫狐变淫妇惑人害人的观念和淫狐禁忌观念，这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对狐的品性的否定。
在历来的文学塑造中，狐渐渐定型为与情、爱、性密切相关的形象，成为放纵和野性的象征。狐的情、性又特别易于与人类发生关系，所以选择狐作为作家刺贪刺虐的工具尤为有力。“作为妖精，狐妖是庞大妖精群中无与伦比的角色，堪称妖精之最。狐妖在从宗教民俗文化进入审美文化后经历了全新的价值判断和审美改造,成为最具魅力的审美意思。”[1]
在众多狐精故事中，唐代出了别具一格的《任氏传》，狐女任氏，不仅美丽温柔，而且聪明勇敢，具有鲜明的人性。作品富有生活真实感，情节虽涉怪异，却不给人虚妄荒诞的印象。任氏的出现，表明塑造狐形象由淫狐变为情狐的转机，预示着志异小说发展的重要趋势。可惜，这种良好的转变在宋元时期没有得到应有的继承和发展。真正改变狐的淫媚形象的是《聊斋志异》。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所刻画的狐女，具有让人不可抗拒的美貌和风情万种的姿态。然而不同的是，相较于以往小说中的狐狸精而言，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多了几分人性，少了几分冷漠；多了几分清纯可爱，少了几分狐媚妖娆；多了几分情真意善，少了几分虚情假意；多了几分机智聪灵，少了几分恶毒阴险。蒲松龄因此颠覆了传统，颠覆了历史。他通过描写狐女来呼唤和引导女性的觉醒，令“狐狸精”成为美丽与智慧的结晶。
（二）与蒲松龄的现实处境相关
蒲松龄热衷于写狐女，赞狐女，这与其现实遭遇有密切关系。从蒲松龄的生平看来，其参加科举却屡不得志，直至七十一岁才成岁贡生。早年“学而优则仕”的梦想化为泡影，他无法走进主流社会，除了做过几年幕宾之外，则是做私塾教师，将近四十年，可谓潦倒一生。
在这四十年当中，蒲松龄远离故乡，虽有妻室，却长期分离，因此他无法感受到家庭生活的欢乐，其基本欲求也只会更迫切、更强烈。然而由于他只是一个乡村的穷教书匠，生活中无钱财与权势，既不能娶三妻四妾，也无力宿娼狎婢，于是他只能通过写作，在自己的作品中将所有虚幻的女性尽情呈现，藉以代替性地满足其欲求。《聊斋志异》中如《狐女》、《双灯》，就讲述了狐女来去神秘，她们向男性自荐枕席，与男主人公交欢后又匆匆离去的故事。这其实是反映了蒲松龄替代性地满足了自己在现实中的欲求。
纵观《聊斋》所有人狐之恋，通常都是讲述一个贫困的书生在孤寂或抑郁或苦闷中得到狐女的爱慕与垂青，接而人类与异类就陷入情爱，从而人类的一方就拥有各种惊喜与收获。其中，狐女不但貌若天仙、聪颖机灵，且心地善良。最重要的是，她们能冲破封建制度的礼节，不计较男子的穷困潦倒，给予穷困的书生极大的精神安慰，不断带给书生物质上的需求与生活上的欢乐。事实上，这些正是作者的潜意识写照与情感寄托。作者把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理想追求放到虚幻的作品中，从而使得作者的心理体验得到自由的宣泄，也使得生命的痛苦得
到消解，寂寞的心灵得到安尉。这一点，不但关乎作者本身，也道出了穷困潦倒的清代男子们的心声。
(三)民间风俗对狐女创作的影响
“心理、习俗、信仰、通常经过一定的传统文化和社会观念表现出来，并被固定在一定的制度与生活习惯上。”[4]人们的社会观念、政治制度、生活习惯等属于民俗学范畴。民间的风俗观念不仅受到社会生活生产实践中形成的观念的影响，同时也受统治者制定的风俗政策的制约，具体表现为约定俗成的民间文化观念。生活在不同地域不同的民族之间，因地理与人文环境的差异，人们受各具特色的民间风俗观念的制约。
在中国原始信仰中，狐崇拜成为物崇拜观念的主要内容之一。动物与人们的生活、生产活动密切相关，同人类一样表现出鲜活的生命力。狐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宗教与原始迷信，同时也与一定文化地域上的民俗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狐崇拜也是万物有灵论观念作用的结果。在清代，狐崇拜十分流行，一些家族的排位中还供奉狐仙。在民俗观念中，人们把比较妖娆的女子称作是狐狸精，其原型就是以狐狸为标志的部族中长得漂亮的女性为标准。
作者在《聊斋志异》自序中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伙。”《聊斋志异》广泛地反映了明清时期的社会制度、风土人情以及民间习俗等。民间抓鬼的仪式活动与趣事被蒲松龄改编成为妙趣横生的故事，如《狐谐》、《狐入瓶》、《捉鬼射狐》等，这些篇目正是民间信仰在小说中的体现。
蒲松龄记录了大量的民俗节日活动，使作品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地域特点。他曾经写过一篇《煎饼赋》，描写了二月二日在山东一带制作煎饼的习俗。民间的二月二日俗称为龙抬头，成为祭神和祭祖的民间习俗。自古以来婚丧礼俗是人类生活中的重大活动，在《狐嫁女》中写道：殷公前往破楼里面，看到狐女的房间摆设奢华，一打听才知道今日是狐女大喜之日，前来祝贺的亲朋熙熙攘攘，房间里灯亮如白昼。丫鬓、佣人等把狐女带出来，狐女“环佩璆然，麝兰散馥。”[2]
新娘的美丽、新郎拜父母以及在佣人的簇拥之下羞答答地走到新郎面前的具体行为等这些婚俗描写都在婚礼仪式中紧凑地表现出来。
二、多姿多彩的狐女形象
（一）容华绝代的狐女
美学大师朱光潜教授说：“我在读了《聊斋》之后，就很难免地爱上了那些夜半美女。”所谓之“夜半美女”，多半指的是狐女。美丽是狐女的突出特点，也是最大的资本。《聊斋志异》中美丽的狐女一出现，男子从此失魂落魄，念念不忘。作者笔下的狐女大多是风华绝代的美狐女，蒲松龄塑造的狐形象都具有人间少有的艳丽的容貌。蒲松龄善于从各个方面挖掘狐女们的人性美，把人间和仙间女性的全部风采和美德都集中到她们身上，使她们集真、善、美于一身。
在传统观念中，人们常常把狐狸与“媚”联系在一起,狐狸要化为美女，因为只有美女才能迷惑异性，所以《聊斋志异》中的狐女大多都拥有美丽迷人的外表，这是征服异性的先决条件。《聊斋志异》中的男性爱上狐女，第一当然是被她们迷人的外貌美所吸引。纵观《聊斋志异》，蒲松龄似乎将描写女子美丽的词汇全部用在了狐女上，娇娜“娇波流慧，细柳生姿”[2]；青凤“弱态生娇，秋波流慧，人间其丽也”[2]；莲香“身单袖垂髫，风流秀曼”[2]；婴宁“容华绝代，笑容可掬”[2]；鸦头“秋波频传，眉目含情，仪容娴婉，实神仙也”[2]；胡四姐“荷粉露生，杏花烟润，嫣然含笑，媚丽欲绝”[2]等等。她们或有不沾尘俗的天真之美，或有大家闺秀的端庄之美，或有坊间妓女的风流曼妙之美，没有哪一种妖女能象狐女一样集人间各类女子于一类，能如此全面地满足不同层面、不同身份的男子对女人的审美需求，所以她们能深深打动男子的心，使他们一见倾心。这些狐女幻化成风华绝代的美女后，主动去追求心爱的男子，她们往往越墙而来，推门而入，嫣然而笑，柔声慢语，讨得男子欢心，甚至在睡梦之中，钻到男子床上。这些既体现了其狐女的特点，同时又将这些特点巧妙地融化为狐女的外貌美中而不露痕迹。狐女的外貌美包含了一种自在、健康的美，是一种充满朝气的美。
（二）心地善良的狐女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美，在某种程度上，它和善是相通的。”蒲松龄笔下的大多狐女不但是绝世美女，而且心地善良、善解人意，乐于助人，是美的使者，更是善的化身，展现出最美好的人性。
《莲香》中的狐女是一个贤妻的典型形象，桑生因痴恋鬼魅，身体每况愈下，生命近乎垂危，莲香不畏路遥道远，克服险阻采摘草药，于危难之际拯救了桑生的性命。莲、怜相通，这个“怜”字实是对莲香品性的揭示，她的宽容和善良，最终感动了女鬼李氏，使李氏与其友好相处，亲如姐妹。莲香对李氏的怜惜不仅仅是出于对桑生的爱，更是莲香善良敦厚之性情使然。
《小翠》中青春少女小翠为报母恩而甘愿嫁给一个傻子，并想方设法使王家化险为夷，让丈夫变成一个正常人。《娇娜》中狐女娇娜与孔生以诚相待，患难中互相救助，度过人生中的一个个难关。在《红玉》中，红玉亦是一个有情有义，抚危济困，可敬可爱的狐女。她与书生冯相如一见钟情，“与订永好”，后因冯父责骂，而使红玉自尊地离开。在离开之前。她还设法帮助相如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红玉走后，冯家厄运连连，老父被恶霸活活气死，娇妻卫氏被抢走后也“不屈”而死。就在冯相如家破人亡，陷入绝境，毫无生路的时候，红玉却又飘然出现，帮助哺养孩子，“荷镵诛茅，牵萝补屋，日以为常”、“操作过农家妇”，从废墟重建起一个“腴田连阡，夏屋渠渠”的幸福家庭。连王士真也大赞红玉：“程婴、杵臼，未曾闻巾帼，况狐耶！”[5]这些集“真、善、美”于一身的狐女给我们留下美好的印象，产生感染人、陶冶人的美的力量。
（三）才华横溢的狐女
在《聊斋志异》里，出现众多聪明绝顶，才华出众的狐女。蒲松龄用他塑造的这一个个生动的艺术形象批判了轻视女性才智这种现象，歌颂了女子的智慧。
在《辛十四娘》中，十四娘有观察阅人的本领，她告诉丈夫，楚生不宜接触，但是丈夫不听劝告，以致身陷囹圄。十四娘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求助皇帝。我们可以看到她在求助皇帝过程中，运用了智慧，投其所好，最终成功把丈夫救出。
《莲香》中的莲香非常聪明，她处处体谅桑生，并多次劝解桑生要多加注意身体。当桑生病情加重时，莲香主动为他治病，耐心照料桑生的生活起居。虽为狐女，她却处处为桑生着想，不与李女争风吃醋，不计较个人得失，莲香是一位知书达理的狐女，面对李女的猜忌她始终用理智和才情赢得桑生的爱。
在《张鸿渐》中，狐女舜华成为落魄书生张鸿渐的心灵慰籍，一直是他人生道路上的坚强后盾。张鸿渐逃难途中娶女狐舜华，舜华帮助张鸿渐回到家乡。与妻子团聚之后，张鸿渐再次遇难时，舜华慷慨帮助。她总是在其最需要帮助时出现，而从来不向张鸿渐提出任何要求和回报，她总能让张鸿渐逢凶化吉，运用自己的才华，帮助书生渡过难关。
《小翠》中的小翠因报救母之恩，嫁给王太常的痴子，并想方设法保护他们
一家。除此之外，她还曾帮助公公解除烦恼，保全官位。她嫁到王家后，整天带着傻元丰嬉戏玩乐，甚至让元丰穿戴皇上的礼服，玩起了游戏，还让王太常的政敌王给谏拿去了礼服。而这一切看似疯癫的行为背后却藏着莫大的智慧。小翠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这最后一着棋，引诱工于心计、老谋深算的王给谏中计上当。王给谏终因诬告罪充军云南。王太常一家终无后患。这场戏充分表现狐女小翠的深谋远虑和超人智慧。
（四）多情勇敢的狐女
蒲松龄笔下风华绝代的狐女们对男性是主动、大胆的，她们热爱生活，对美好的爱情敢于热烈追求，感情执着专一。她们在恶势力面前的坚韧与勇敢，使人为之动情，像《莲香》、《鸦头》、《红玉》等篇章的主人公。
《莲香》中的狐女莲香和女鬼李通判女，同时爱上了桑生，而莲香是一个典型的多情多义的狐女，她为了爱情，为了爱人，甘愿付出任何代价。她面对桑生和鬼女的爱恋，不是争风吃醋，而是处处为桑生着想，多次劝告桑生远离女鬼，并“采药三山”，救了桑生一命。后来，为了能与爱人白头偕老，莲香甘愿死而投胎，在十四年后，嫁与桑生，再续前缘。她对爱情的追求是那么炽热，百折不挠，一往情深，置生死于度外。
在《鸦头》篇中蒲松龄刻画一个为了真诚的爱情和自由的生活而自觉与恶势力做拼死斗争的勇于反抗、意志坚定的狐女鸦头。鸦头虽被母亲逼去当妓女，但她并没有放弃对真爱的追求，见王生“淳笃可托”，于是连夜“急易男装”与王私奔。她不畏封建礼教的束缚，按照自己的感情和意愿，大胆追求心爱的人，并终于获得新生，过上幸福的生活。
《荷花三娘子》中狐女为宗生牵线搭桥，使之娶了纯洁的荷仙，并生下儿子，哺育后毅然离去。《红玉》中描写了一位侠义的女狐红玉，她爱憎分明，疾恶如仇，侠义心肠尤胜男子，她请求一位侠客来替书生冯相如报仇，后来宋御史被侠客杀死，官府不分青红皂白认定冯相如是杀人凶手，在官府的威胁下，冯相如不携子逃跑被抓，可怜的孩子被抛下山崖，在危难之中红玉再次出手相助，孩子最终才化险为夷，红玉面对危难时刻表现出来刚强的性格是作者所肯定的。
三、蒲松龄创作狐女形象的意义
（一）寄托了作者理想和情感
“一个艺术家表现的是情感，但并不是像一个大发牢骚的政治家或者是像一个正在大哭大笑的儿童所表现出来的情感。艺术家将那些在常人看来混乱不整洁和隐晦的现实变成了可见的形式，这就是将主观领域客观化的过程”。[6] 艺术家透过作品的创作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或情绪，那么艺术家自身的经历与素质会对作品的创作、风格、特征等各方面产生可大可小的影响。
有人感叹：人生是一个矛盾体，存在着太多的迷惑，有点近似一道无解的方程，找不到答案。蒲松龄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矛盾的载体。他热衷于科举，孜孜以求出将入相，光宗耀祖，但现实却是“试辄不售”，备尝酸辛，一直被摈斥于仕宦门外，“潦倒于荒山僻隘之乡”。他当过县太爷的师爷，结识过大员名流，长期在缙绅家坐馆，在本乡本土文名籍籍，但他的求仕活动处处波折，坎坎坷坷，一直处于怀才不遇的逆境。他的活动天地不广，但他的知识却极宽，他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老死于农村，但他始终不是农民，他是封建时代的文人，但他和农民同病相怜，对农民的疾苦有深切了解，心是向着农民的。论起社会地位，可谓卑微，七十二岁高龄才成为岁贡生，得一“候选儒学训导”的虚衔，《清史稿》中对他无一字提及，他的社会知名度却大得惊人，即便是一些封建帝王也未必有他那样大的声望，数百年来，不用说读书人中皆知他不同凡响的伟名。命运之神就是这样恶作剧般地嘲弄着这位享誉千古的大文学家：它既耽误了蒲松龄，同时也成全了蒲松龄。
（二）挑战封建礼教，颠覆了传统的狐女形象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封建社会女性的固有婚姻观。爱情对于大门不出二门不入，久居深闺的她们而言无非就是一种等待，不论等来的是否是自己心仪的对象，都将会成为她们即将面临的一种宿命。在求偶的过程中，女性由于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不得主动出击，而应由男方先提出，然后才可以应承，否则便会认为是动了邪思歪念，要受到责罚。蒲松龄支持女性有婚姻的自主权。他认为女性应该学会找寻自己的幸福，在择偶方面要勇敢地做出自己正确的选择。
“娇娜使松娘捧其首，兄以金簪拨其齿，自乃撮其颐，以舌度红丸入，又接吻而呵之。红丸随气入喉，格格作响。移时，豁然而苏。见眷口满前，恍如梦寐”。[2]当着松娘和皇甫公子的面，娇娜为救孔生，毫不羞怯，为孔生接吻呵气。对于
一个生活在封建社会的少妇，能够做出这种举动，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为了救孔生毅然决定接吻呵气，在危急之时柔弱的娇娜不顾世俗的眼光，果断地做出在于当时被视为极为不可思议的事情。当然她的行为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出自友情，她和孔生之间的友谊始终保持在纯洁的和健康的范围内。她在双唇接触后，娇娜没有显示出少女的害羞，以此让我们更加肯定娇娜与孔生之间纯洁的友情。这种侠情在当时似乎只会表现于男性之间肝胆相照的兄弟之情，但娇娜却让我们也感受到了这种朋友之间的侠情，可谓是巾帼不让须眉。娇娜是有思想，有主见的。她凭着自己的思想来做事，而不是在封建礼俗所规定的规矩里行走。她没有因为封建社会的礼教而受到牵绊，没有被封建思想束缚住。她是聪明的，她具有独立的思想，身心的自由。当娇娜知道丈夫吴郎一门俱没之后，“顿足悲伤，泣不可止”[2]。如此悲伤是真情的展露，是出于娇娜个人的情感以及道德的感悟。
娇娜打破了男女之间的隔离，这一形象的出现展现着女性对封建礼教的突破，是女性进步的一个代表，同时也象征着女性发展的趋势。蒲松龄以此批判了社会的黑暗现实，同时给女性和社会指出了发展的道路。在阳盛阴衰的不平衡的有缺陷的社会状态中，女性可以通过学习、实践等各种途径来提高自身素质，加强个人修养，冲破男权社会用来禁锢女性思想的封建礼教，打破男性一手遮天的局面，与男性平等相处，共同发展。
（三）打破了女性对男性惟命是从的教条
封建社会女性活动范围狭窄，大多深居闺中，缺乏独立的经济能力。伦理规范训导下的女性多半都是“呼来则来，唤去便去”、“战战兢兢”，“常惧黝辱”。[7]女性自觉遵守妇道，对男性惟命是从，而“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便很好地反映出了当时男性的地位远远高于女性的地位。对于男性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而言，男性是家庭中的主要支柱。女性的生活都是依靠男性来描摹，在男性看来女性如果失去了男性，她们的生活也就失去了依靠，没有了重心，生命也因此而变得黑暗无意义。但蒲松龄所刻画的狐女却为女性提供了一个施展能力的空间。
《红玉》有这样一段描述：“ 一夜，相如月下，忽见东馆女自墙上来窥，视之，美；近之，微笑；招以手，不来亦不去；固请之，乃梯而去，遂共寝处。”
[2]当红玉要走时，她还帮助书生娶妻；当书生家破人亡时，红玉助其治理家务。在这篇故事中，男主角碰到难题时，似乎只会痛哭，毫无办法，总是依靠狐女来
排忧解难。在蒲松龄的笔下，这些狐仙多么具有现代女性的独立意识，不以男人为尊，相反还帮助男主人公去解决问题，有时候这个难题甚至是关系到这个男人的身家性命。
而《辛十四娘》中辛十四娘的遭遇象征着久锁深闺的女性一旦与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发生关系，就会爆发潜在的生命力，萌生追求自由幸福的原动力。男性是封建社会的主导，是生产生活的主要的劳动力，而女性却处于柔弱无地位的境地。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男性都拥有聪明才干，可以独当一面，为家庭和家人谋幸福。故事中两个典型的愚昧至极的男子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他们在女性面前显得多么的渺小无能。蒲松龄依靠这些聪明能干的女性形象，对千百年来的男尊女卑的观念发起了强有力的冲击，这些女性不甘心做依附男性无所作为的人，这明显地表明了女性的自立意识，也意味着女性在社会、家庭生活中一种意识的觉醒。女性没有必要去依附男性，每个人都会有弱势和优势两个方面。当男性处于弱势时，此时女性未尝不可展示自己的能力，补救男性的劣势。要营造一种和谐的氛围，让男性和女性不应当处在高低两个不同的社会层面，而应该使二者成为彼此平衡的两个部分，成为一种互补。通过这种优劣之间的互补来达到男女之间的和谐，在和谐的氛围中共同建造家庭生活，使人们在一种稳定的生活中去建构和谐的社会环境。
（四）对黑暗现实社会的影射和批判
钱锺书先生说，蒲松龄的创作是“写忧而造艺”。这忧是个人之忧，更是时代之忧。他写的狐女故事对生活的反映涉及到清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具有犀利的批判锋芒，并借写狐惩戒人。
蒲松龄生活的明末清初是一个社会大动荡时期。朝代交替，政权更迭，各种矛盾异常尖锐复杂。清政府为巩固其统治，一方面密布文网、制造文祸以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禁锢；另一方面又用恢复科举笼络士子之心。蒲松龄一生科场失意，为养家糊口，他不得不去坐馆教书。这种不得志的经历使他有机会接触到社会最下层，对黑暗的社会的现实有了深刻的体验和强烈的不满。为了宣泄内心的“孤愤”、消解淤积的“磊块愁”，同时又能避开酷烈森严的文网，于是狐女形象便走上了现实人生的舞台。这些形象固然可以看成是面对严酷现实无可奈何的“寄托”，但从另一方面看，正是这些非现实的形象，打破了时空、人神、生死 的界限，让作品在反映现实上获得了另一种自由，如此才使蒲松龄能够根据自己对生活的理解，用超现实的形式书写真正的现实，说出现实中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于是人们从中看到了各级官吏的徇私枉法、恶霸豪绅的飞扬跋扈以及平民百姓的悲惨境遇。《红玉》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宋御史见冯相如之妻卫氏貌美便起霸占之心，先以重赂派人暗示，不能得手竟大打出手，强夺卫氏，冯翁被殴后气急而亡，卫氏亦不屈而死。冯生“大哭，抱子兴词。上至督抚，讼几遍，卒不得直。”[2]无奈，狐女红玉在官绅勾结、法不庇民的情况下，挺身而出，诛杀了宋御史一家五口。官府却在查无实证的情况下把冯相如收监，抛儿荒野。侠客无奈把短刀扎在县令的床头，县令才不得已释放冯相如。蒲松龄以艺术的手法，一层层地揭开了封建政权的反动、腐败、虚伪和残酷，把它的狰狞面目大白于天下。
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用其独特的审美眼光，为世人塑造了让人印象深刻的狐女形象，为我国古典文言小说增添了不少的文学艺术形象。这些狐女形象的塑造来自于男性心中对女性的价值评判，来自实践女子中的温柔与多情。她们表面上大胆得如同娼妓，内心却具有人间女子的柔情，她们是男人心中的“性”、“情”、“理”斗争所产生出来的综合模型。她们同时也是男性心中对女性理想形象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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