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浅谈汪曾祺作品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
目录
引 言...........................................................1
一、汪曾祺的背景.................................................2
(一)高邮的地貌..............................................2
(二)高邮的文化史............................................2
1.高邮的历史..............................................2 2.高邮的文学底蕴..........................................2
(三)汪曾祺的启蒙老师........................................3
1.沈从文先生的写作风格....................................3 2.汪曾祺先生的写作风格....................................4
二、汪曾祺与胡同文化.............................................4
(一)胡同文化的来源..........................................4
1.包罗万象的北京胡同......................................5 2.北京的胡同文化..........................................5
(二)汪曾祺的“胡同文化”....................................6
三、汪曾祺与京派作家.............................................7
(一)汪曾琪作品中的写作视角..................................7
(二)汪曾琪先生的文学特色....................................8
四、汪曾祺小说中的语言特色.......................................9 结 论..........................................................11 主要参考文献....................................................11
摘 要
本文阐述了汪曾祺先生的历史背景、文学启蒙以及他的写作风格和其所受的历史影响,汪曾祺先生为我国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他是一位联结现当代文学的作家,其作品大多取材于乡村和市镇的旧日生活和后来生活的坎坷印迹,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由于汪曾祺对生活抱有一种理解和审美的心情,他的作品不讲求情节的起落和戏剧化的冲突,也不去写历史的移变和沧桑。多数的时候,他讲述村落市井凡常琐事,讲述人们的起居行止。他的作品潜藏着圆融、沉静、自在的生命之美。疏缓有致、自然朴素的笔触,淡化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
关键词: 高邮;京派作家;中国传统文化;胡同文化;
引言
浅谈汪曾祺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
引
言
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过去六十年中的发展状况,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60年来文学批评界对主流文学关注颇多。而对边缘文学的研究却是少之又少,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以京派文学为代表的乡土文学正在逐渐被社会重视。关注本土文化,追踪人性的精神家园。尤其是以沈从文先生为代表的京派作家群,倡导一种唯美的,真诚的,质朴的文学理念,强调文学的艺术和谐之美。传统文学最本真的艺术特质在京派文学内部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一、本文的研究思路
通过了解汪曾祺的成长经历,挖掘其内在的文学创作气质。由高邮启程再到西南联大,到师从沈从文先生,到西班牙文学大师——阿索林,到开始深入传统文学内部的深刻探究,经历了这样一个艰辛的创作历程。
二、研究的重点及视角
本文在对汪曾祺小说视角,语言等方面的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在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开拓方面,汪曾祺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表率作用。乡土与城市,胡同文化与城市进程的激烈碰撞。在本文的构思中都占有一定的笔墨。
三、研究的依据
本文主要借鉴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辑的卢军的《汪曾祺小说创作论》一书,作者以一种全新的写作视角剖析了汪曾祺的文学创作观。
汪曾祺的背景
一、汪曾祺的背景
了解一个作家宏观上来说,需要了解他的生活背景,人生经历,发表的作品等等诸多方面。微观角度来看我们就需要看一看该作家生活于怎样的社会环境,其作品又有哪样的写作角度,语言风格如何等等。了解汪曾祺也就不得不提及其成长环境,地理上的人文上的。
(一)高邮的地貌
作家出生于江苏高邮,高邮——位于北纬32 °47′,东经119 °25′,地处江淮平原南端,属亚热带温润气候区,常年主导风为东南风,平均风速3.6米/秒;年平均气温15℃;年平均降雨1030毫米,年平均相对湿度67%,无霜期为217天。具有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日光充足、无霜期长等特点。
(二)高邮的文化史
1.高邮的历史
高邮历史悠久,早在六七千年前,就有先民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代表江淮地区东部史前文化的龙虬庄遗址,表明7000多年前境内便有人类的璀璨文明。公元前223年,秦王嬴政时筑高台、置邮亭,故名高邮,别称秦邮、盂城。1991年高邮撤县设市。1991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县级),同年4月1日正式建高邮市,实行计划单列。
2.高邮的文学底蕴
高邮、宝应、兴化三县交界地区,隶属于地级扬州市,是中国唯一以“邮”命名的城市历代名人辈出。宋至清代,共有进士177人,举人428人。北宋著名文学家、婉约派词宗秦观和文学家孙觉、教育家乔竦,明代右丞相汪广洋、散曲家王磐,明清之际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夫
汪曾祺的背景
之(祖籍高邮),清代训诂学家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为历代著名代表人物。文化部原副部长徐平羽、古生物学家孙云铸、历史学家王绳祖、教育家沈亦珍,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从1939年夏汪曾祺就开始了西南联大的自由、开放的教育经历。从西南联大的校风:民主自由、严谨求实、活泼创新、团结实干。西南联大的组成: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的联合。我们就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在那样的教学环境中作家所受到的文化熏陶。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不仅是中国学术文化的中心,也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基地。这里汇集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众多的精英人物。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冯至、李广田、卞之琳等作家和诗人以及他们的学生汪曾祺、穆旦、郑敏、杜运燮等共同构成了西南联大作家、诗人群。
(三)汪曾祺的启蒙老师
沈从文先生与汪曾祺的关系是我们今日不得不谈及的重要的人物关系。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他的这位得意弟子的作品时,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在汪曾祺开始西南联大的学习开始,在作家开始学习沈从文先生的课程开始,汪曾祺就已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先生的影响。从作家的《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我们就能很好的了解沈先生教课的魅力。沈从文教创作课主要是让学生“自由写”,他鼓励学生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还会将一些与这篇作文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作品介绍给学生阅读,使其在对比中找到差距,得到提高。沈从文教的这些创作方法,让汪曾祺受益终生。
1.沈从文先生的写作风格
我们不妨先来谈一谈作家的写作风格。沈从文的小说从伦理道德的角度透视人生,以表现人性为中心内容,以探讨民族品德的重造为旨归,热衷于表现不受近代文明玷污,更不受其拘牵的原始古朴的人生的审美理想。沈从文身居现代都市,却怀抱顽固的“恋乡”情结,这种巨大的内心矛盾、对立化的情绪,导致了他精神的流浪与逃亡,急于寻找栖息之所。古老湘西的幻梦抚慰了他疲惫的灵魂。他以湘西的眼光观察城市,极易捕捉到都市道德沦
汪曾祺与胡同文化
落、人性泯灭的严重症结。那黑暗的现实,腐败的政治,丑恶的人际关系,被扭曲变态的灵魂,使他惊呼:这是“神之解体的时代”!沈从文郑重声明:“我还得在‘神’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由此可见,沈从文的“神”即是人性,在他那里“人性”与“神性”相通。他以虔敬的心情描写和歌颂人性美,用湘西小说供奉他心中的神。他所构筑的湘西世界,是他驰骋想象、弘扬美好人性的精神舞台,是一个亦真亦幻的艺术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不论贫富,不讲地位,没有欺诈压迫,人与人之间友好相处,互帮互肋,互敬互爱。
2.汪曾祺先生的写作风格
汪曾祺的小说透过对于高邮乡镇旧事的记忆,以一种恬淡平静、和谐温馨的“田园牧歌式”的抒情笔法,和“天国仙境般”的梦幻情调,抒发着他所追索的一种空灵闲适、清新超脱的儒雅境界和浸透着东方灵性之气的健康人性。汪曾祺小说创作不仅在取材上具有明显的民间地域性特点,而且所描写的对象大多是民间的市井人物。如《鉴赏家》中对全县第一个大画家季匋民,第一个鉴赏家叶三的描写。叶三——一个卖果子买的很好的商贩。风格迥异而富于韵律的叫卖声:“有旧衣烂衫找来卖!” “有人买贵州遵义板桥的化风丹?„„”壁虱药!虼蚤药!” “卖杨梅——!” “玉麦粑粑——!” “椒盐饼子西洋糕!”„„①风格迥异而富于韵律的叫卖声。以及《王四海的黄昏》那个曾经辉煌的卖艺人王四海。
二、汪曾祺与胡同文化
(一)胡同文化的来源
说起“胡同”,那可是老北京人的骄傲,聊起起胡同的历史,那真是侃 ① 汪曾祺:《受戒》,华夏出版社,2008
汪曾祺与胡同文化
侃而谈,北京人的健谈在此展现的一览无余。
1.包罗万象的北京胡同
北京的胡同,绝大多数都是正东正西,正南正北,横竖笔直的走向,从而构成了十分方正的北京城,也表明了北京这座古城是经过精心规划,依照棋盘形的蓝图而建筑的。又由于住宅是坐北朝南的四合院,相互排比而组成胡同,所以东西向的胡同多,南北向的胡同少。而这种规划正是吸取历代帝都的建造经验,体现了我国历代建造城市的传统特色。
北京的胡同名称包罗万象,有自然景观、生活用品、人物姓氏等。有的名称反映了胡同的明显特征,如“宽街”、“八道湾”、“一尺大街”等;有的名称则表露出人们的美好原望,如“安福胡同”、“寿长胡同”、“永祥胡同”等。胡同的名称反映出胡同与人们日常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
2.北京的胡同文化
老北京的地名生活化,不像其他城市的胡同街道,总喜欢用城市名称来命名。既然人们开门就有七件事,所以北京也就有了柴棒胡同、米市胡同、油坊胡同、盐店胡同、酱坊胡同;既然人在生活中经常要接触金、银、铜、铁、锡这五种金属,于是就又有了金丝胡同、银丝胡同、铜铁厂胡同、铁门胡同和锡拉胡同。走在这类名字的胡同,人觉得踏实。北京的胡同多如牛毛,尤其以八大胡同闻名中外。因为当年,这里曾是烟叶花柳巷的代名词。“八大胡同”在西珠市口大街以北、铁树斜街以南,由西往东依次为: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其实,老北京人所说的“八大胡同”,并不专指这八条街巷,而是泛指前门外大栅栏一带,因为在这八条街巷之外的胡同里,还分布着近百家大小妓院。李碧华的《生死桥》描写了清末喧闹、纷乱的北京城戏班里主人公一段生与死的命运。天桥,架起一条从凡间到天上的路。从这条路上走出的三个孩子飘荡的俗
汪曾祺与胡同文化
尘里的传奇故事。男主人公志高有着贫贱的出身,还有个在胭脂胡同做暗娼的母亲。胭脂胡同,这是一条短短窄窄的小胡同。它跟石头胡同、百顺胡同、韩家潭、纱帽胡同、陕西巷、皮条营、王寡妇斜街一般齐名。大伙提起“八大胡同”,心里有数,全都撇嘴挂个挂不住的笑,一直往下溜,堕落尘泥。胭脂胡同,尽是挂牌的窑子。汪曾祺在《胡同文化》中说过: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安分守已、逆来顺受。所以说胡同文化也是良莠不齐,我们还需双向评判。
(二)汪曾祺的“胡同文化”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看看这就是汪曾祺眼中的胡同,由于喜欢豆腐这一中国传统食品,又很喜欢胡同文化,偏巧作家汪曾祺又将这样的语言组织在一起。顿时感觉透着那样的亲切与熟悉。陈凯歌导演曾经拍过一部反映胡同文化与城市进程的短片——《百花深处》。在此不想对影片的拍摄技巧发表任何评论,那不是本文所讨论的话题。更多的注意力还是集中在了影片的主题上。四合院,前清花瓶,铜铃铛„„,这些主人公虚幻的印象,在向观众展示着失去的记忆。伴随着陶瓷花瓶意念中的破碎,伴随着失而复得的铜铃铛,四合院那熟悉而亲切的画面向我们徐徐走来。至此影片的情节到达了一个高潮。凄美的背景音乐让人不禁心头一颤,久久沉浸于影片之中。于是让人陷入深深地沉思中。传统与现代的矛盾该如何协调。如何更好的发扬传统?现代进程又将以怎样的速度向前发展?沈从文先生孤独到底是缘于何处?《边城》中翠翠的爱情悲剧,这些又让我们陷入怎样的思考。湘西那淳朴的民俗风情,人与人之间最本真的情感交流,摆渡的老人可以不收取任何报酬将你从这边托到那边,即使随身未携带任何的钱币。集市上商贩们给你割最好的鲜肉,童叟无欺的风土乡情让人心中顿生亲切之感。每一个细节,每一次交流,哪怕是一个眼神无不渗透着暖暖的情意。忽又联想到很多上一辈的人他们由衷的不习惯高楼林立的城市氛围。他们乐衷于出门一句亲切的招呼,那样的打招呼方式让他们感到没有任何的距离,心与心的沟通方式。要知道那股子热乎劲儿是由来已久的。“张家大妈”“李家阿姨”似乎大家本来就是一家人似的。讲究个“情分”不是亲人又胜似亲人。但凡
汪曾祺与京派作家
谁家的孩子有出息了,都会捎带说一句:“这孩子我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看来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人情味”吧。
三、汪曾祺与京派作家
(一)汪曾琪作品中的写作视角
京派小说家们的文学观念和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坚持自由主义,反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干预和制约; 二,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对抗文学的商品化。
在30年代的政治历史语境中,京派作家无疑是处在边缘的,因为左翼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海派主张文学商品化,而他们的主张与时代格格不入,但是他们所追求的文化价值和人文理想,他们对人的尊严、对和谐生命境界的追求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固守,都具有某种永久的启示意义。
因此汪曾祺认为一个作家应具备自己的写作风格,汪曾祺认同这样一个观点:作家读书,实际上是读另外一个自己写的作品。汪曾祺的作品中就透露着这样的风格特点简短而明洁的抒情方式,充满了恬淡而不失热情的人文情怀。
《竹林的故事》小说开篇“出城一条河,过河西走,坝脚下有一处竹林,竹林里露出一重茅屋,茅屋两边都是菜园。”再看看沈从文先生的《边城》“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小溪既为川湘来往孔道,水常有涨落,限于财力不能搭桥,就安排了一只方头渡船。这渡船一次连人带马,约可以载二十位搭客过河,人数多时则反复来去。渡船头竖了一枝小小竹竿,挂着一个
汪曾祺与京派作家
可以活动的铁环,溪岸两端水槽牵了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船上人就引手攀缘那条缆索,慢慢的牵船过对岸去。船将拢岸了,管理这渡船的,一面口中嚷着“慢点慢点”,自己霍的跃上了岸,拉着铁环,于是人货牛马全上了岸,翻过小山不见了。渡头为公家所有,故过渡人不必出钱。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管渡船的必为一一拾起,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
(二)汪曾琪先生的文学特色
《大淖记事》中有这样的描述:“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淼的。这是两条水道的河源。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秋天,全都枯黄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化雪的时候,也比别处化得慢。河水解冻了,发绿了,沙洲上的残雪还亮晶晶地堆积着。这条沙洲是两条河水的分界处。从淖里坐船沿沙洲西面北行,可以看到高阜上的几家炕房。绿柳丛中,露出雪白的粉墙,黑漆大书四个字:“鸡鸭炕房”,非常显眼。炕房门外,照例都有一块小小土坪,有几个人坐在树桩上负曝闲谈。不时有人从门里挑出一副很大的扁圆的竹笼,笼口络着绳网,里面是松花黄色的,毛茸茸,挨挨挤挤,啾啾乱叫的小鸡小鸭。由沙洲往东,要经过一座浆坊。浆是浆衣服用的。这里的人,衣服被里洗过后,都要浆一浆。浆过的衣服,穿在身上沙沙作响。浆是芡实水磨,加一点明矾,澄去水分,晒干而成。这东西是不值什么钱的。一大盆衣被,只要到杂货店花两三个铜板,买一小块,用热水冲开,就足够用了。但是全县浆粉都由这家供应(这东西是家家用得着的),所以规模也不算小。浆坊有四五个师傅忙碌着。喂着两头毛驴,轮流上磨。浆坊门外,有一片平场,太阳好的时候,每天晒着浆块,白得叫人眼睛都睁不开。炕房、浆坊附近还有几家买卖荸荠、茨菇、菱角、鲜藕的鲜货行,集散鱼蟹的鱼行和收购青草的草行”。
汪曾祺小说中的语言特色
品读之后不觉让人惊叹描述之惊人的相似,如同出自一家之手,三位作家却同时勾勒出了三幅当地民风民情的祥和画面。河水、小溪给你的感觉总是水盈盈的,清澈的语言文字的描述,对于乡土文化如此之美好的描述,大概就是京派小说的与众不同吧。尤其是汪曾祺先生的《大淖记事》开头用了大量篇幅为我们描述了大淖这个地方。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大淖的翠绿的春天,夏天雪白的丝穗,秋天的枯黄,到了冬天的残雪。这样的四季如此之分明我开始疑惑自己是身处在南方的那个叫大淖的小镇还是在北方我的家乡。可转念一想似乎是不大可能的,明明是北方四季分明的气候特点嘛。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船啊,水呀的?隐隐约约有一种感觉那个地方原来不仅仅是大淖——全县一个并不起眼的小地方。事实上他是在描写南方的风土人情,加入了北方诸多的元素的。卖牛肉,高粱酒、花生瓜子的小贩,吆喝声,叫卖声,热热闹闹的场面是没有地域差别的。原来传统的文化是没有界限的。
三姑娘是可爱的,翠翠是可爱的,巧云同样是可爱的。他们努力从中开掘纯朴的人情美、道德美,奇特的风俗美,静穆的自然美。这也同样印证了京派小说的一大特点:对乡土风情梦幻般的描摹。“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冲撞与矛盾,我想这大概就是沈从文先生的寂寞吧。内心深处的彷徨与焦虑,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对抗文学的商品化,与城市主张的格格不入。因此,沈先生一直称自己为“乡下人”。
四、汪曾祺小说中的语言特色
“这个地方的地名有点怪,叫庵赵庄。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可是人家住得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一出门,远远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庵,是因为有一个庵。庵叫苦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宝刹何处?”——“荸荠庵。”庵本来是住尼姑的。“和尚庙”、“尼姑庵”嘛。可是荸荠庵住的是和尚。也许因为荸荠庵不大,大者为庙,小者
汪曾祺小说中的语言特色
为庵.”① “这里的风俗,清明那天吃螺蛳,家家如此,说是清明吃螺蛳,可以明目。买几斤螺蛳,入盐,少放一点五香大料,煮出一大盆,可供孩子吃一天。孩子们除了吃,还可以玩,——用螺蛳弓把螺蛳壳射出去,螺蛳弓是竹制的小弓,有一支小弓箭,附在双股麻线拧成的弓弦上。竹箭从竹片窝成的弓背当中的一个窟窿里穿过去。孩子们用竹箭的尖端把螺蛳掏出来吃了,用螺狮壳套在竹箭上,一拉弓弦,弓背弯成满月,一撒手,哒的一声,螺蛳壳便射了出去。射得相当高,相当远。在平地上,射上屋顶是没有问题的。——竹箭被弓背挡住,是射不出去的。家家孩子吃螺蛳,放螺蛳弓,因此每年夏天瓦匠捡漏时,总要从瓦楞里打扫下好些螺蛳壳来。不知道为什么,这种螺蛳弓都是车匠做,——其实这东西不用上床子旋,只要用破竹的作刀即能做成,应该由竹器店供应才对。清明前半个月,戴车匠就把别的活都停下来,整天地做螺蛳弓。孩子们从戴车匠门前过,就都兴奋起来。到了接近清明,戴车匠家就都是孩子。螺蛳弓分大、中、小三号,弹力有差,射程远近不同,价钱也不一样。孩子们眼睛发亮,挑选着,比较着,挨挨挤挤,叽叽喳喳,好不热闹。到清明那天,听吧,到处是拉弓放箭的声音:“哒——哒!”② 王安忆说“汪曾祺老的小说,可说是顶容易读的了。总是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平凡的事情。”这就是汪曾祺的语言特色,平实而不失热情。没有过于修饰的辞藻,夸张的叙述。汪曾祺先生的语言是非常有逻辑性的。先把你带到了庵赵庄,那里的人是稀少的,出了门口又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这里边的人们有一个风俗那就是:清明那天吃螺蛳的。而孩子们呢,兴奋得眼睛直发亮。即使你不大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看到这样的一幅画面,你依旧会对那个地方产生无限的亲切,心灵上的沟通,没有任何芥蒂。如一壶清茶,细细品之回味无穷。而汪曾祺小说的这些特点很好地继承了老师沈从文的写作风格。字里行间渗透着最淳朴,最自然,最和谐的人文气息。
②汪曾祺:《受戒》,华夏出版社,2008
结论
结 论
汪曾祺小说对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平衡与发展起到了不容置疑的作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认知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沈从文先生的寂寞缘于何处?京派文学倡导的文学趣味是否该继续发扬?文学在今日社会逐渐商业化模式化有是否给人以警醒?浅薄之见:当代文人墨客,诗人学者应该认真地思考眼下的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道路了。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超脱与创新成为我们今后思索的首要职责。
主要参考文献
1.汪曾祺:《受戒》,华夏出版社,2008年 2.李碧华:《生死桥》,花城出版社,2006年
3.卢军:《汪曾祺小说创作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4.王安忆:《故事和讲故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5.陆建华:《汪曾祺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 6.汪曾祺:《受戒》,华夏出版社,2008年
7.废名:《竹林的故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8.沈从文:《边城》,中国出版集团、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0年 9.汪曾祺:《大淖记事》,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
第二篇:禅宗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
禅宗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
在中国佛教史上,禅宗是中国禅师依据中国思想文化,吸取并改造印度教思想而形成的颇具创造性的成果,在东亚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为什么能和中国本土文化很好融合,并产生出极有生命力的宗派—禅宗。要弄清这一问题,必须讲清楚禅宗的思想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一、禅宗的思想
(一)直指人心,不立文字。佛教其他各派都重视心性修持和经典教化在由凡转圣中的作用,禅宗却有所不同,它在心性修持上提倡单刀直入,径直指向当下现实的人心,体验清净本性,见性成佛。不重视经典和言教,废除坐禅,排斥繁琐名相辨析,否定绝对权威,反对偶像崇拜。这种简易明快的禅修道路和方法是禅宗思想的根本特点。
(二)成就理想,不离现实。其他佛教派别普遍地排斥现实生活,而禅宗却肯定现实生活的合理性,认为人们的日常活动是人的自然本性的表露,洋溢着禅意,人们要在平平常常的感性生活中去发现清净本性,体验禅境实现精神超越,这种寓理想于现实中 在现实生活中成就理想的主张使禅修具有最为接近世俗生活的优长具有十分明显的活用实用价值。
(三)继承传统,不断创新。禅宗除继承佛教外,最终是结合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是最典型的中国话佛教宗派。如它继承道家的道、无、自然、无为无不为等范畴、命题和思想,也和道家一样具有鲜明的超越差异、对立、矛盾的意识。同时,禅宗不仅创造了一系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现实超越方法、而且又否定了道家“游于尘垢之后”的脱离现实生活的超越道路。如上所述,禅宗主张在现实感性生活中实现心里、观念、精神的超越、禅宗是继承道家,又超越道家,这也是它的影响作用在唐末以来一时超越道家的原因所在。
二、禅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禅宗,不同于佛教的禅法。禅法是佛教的基本训练的一门学问,从小乘“安般守意”到大乘禅法,有它的体系。本文所讲的“禅宗”,特指隋唐时期佛教的一个宗派。禅宗在中国佛教史上独树一帜,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禅宗的兴盛,是佛教其他宗派衰落后的产物。隋唐盛世,佛教经学(佛教经学与儒教经学、道教经学,三教鼎立)曾协和王化,是维护中央政权,传播封建纲常名教的思想工具之一。唐中期以后,中央政府失去控制全国的绝对权力,地方势力日趋独立,分散割据的形势越来越发展,直到唐王朝灭亡。佛教寺院经济遭到破坏,国家财政支绌,收入减少,推行两税法以后,寺院也要纳租税,出家人不再享有免役逃税的特权。僧众人口大大减少。(北朝时,北魏僧尼二百万,北齐三百万,北周也达二百万。唐武宗灭佛,僧尼还俗为二十六万。唐代户口比北魏多,而僧人少,原因之一是推行寺院纳税政策的结果。参见《魏书.释老志》 及《佛祖统纪》卷三十八。)唐中期以后,寺院经济衰落,其他宗派,讲章句之学的都衰落了,只有禅宗得到发展。据记载,禅宗为了自身的发展,制定了自给自足的僧规,不再依靠寺院庄园剥削收入,争取到生存的主动权。禅宗名僧怀海(749—814)制定《百丈清规》,改制详情已不能完全考见,从北宋杨亿为重修《百丈清规》(《古清规》)作的《序》中还可以略窥禅宗改革寺院制度的一些措施。禅宗僧徒靠劳作过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它把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紧密地结合到僧众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来。这一变革与中国的封建社会的结构得到进一步的协调,从而获得生命力。
禅宗的修持方法、生活态度、终极关怀、超脱情怀,对于人的心灵世界、精神生活是有不可否认的正面意义的。在 历史上,它对破产农民和失意士大夫知识分子起到一定的思 想解放作用,吸引了大批破产农民聚集山林过着农禅并重 的生活同时也深受一些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的欢迎和赞赏,从而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发展。在当前社会转型期中,出现了某种价值取向失衡道德水准下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 和极端个人主义盛行的倾向我们若能重视吸取禅宗的超 越精神的合理内核无疑有助于端正人们的价值坐标和道德规 范提高人们的文化品位和精神境界与禅宗的这种积极作用 相联系禅宗对客观环境和客观矛盾的悲凉超越对物质生产 和物质生活的消沉冷漠,则又是和人类的物质需求相悖的 我们认为人们面对大自然大宇宙也应当以现实的人文精神 为主导,永不满足不懈求索依靠智慧与创造知识与科学的力量不断战胜苦难求得人类幸福,如果精神上的自我超 越变成精神上的自我满足进而丧失了进取精神开拓精神与奋 斗精神是既不利于实现人生的价值与光华也不利于推动社 会的进步与发展的。
第三篇:汪曾祺作品精选读后感
读《汪曾祺作品精选》有感
我的深度阅读的对象就是汪曾祺老先生,我对他的影响很淡很淡,也许是因为汪老这个人本来就并不招摇,在二十世纪40年代,汪老已经在文坛崭露头角了,但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他失去了成为文学泰斗的机会,而这场灾难无疑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他的文字也开始变得成熟和淡淡的忧伤。
我之前在《邂逅集》中看见了一个对未来有着无限希望的阳光青年,“如果我注定要孤独一生,那就让我站着,寻找那孤独的轨迹,我相信,孤独有一天会死去。”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感觉霎时呈现在读者面前,就是这样,汪曾祺在文坛创出了一番天地。
之后,汪曾祺在张家界知青下乡,他体会了十年之苦,他创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有他自己的影子,比如他形容的一个女工程师,因为一个莫须名的罪名,被划成右派,这和汪曾祺的经历多么的相似啊!他可以尽情地说出自己的内心的真正的想法。有他对这段生活的美好回忆,比如一篇小说《七里茶坊》,里面他和自己的同事们一起说说笑笑,似乎留下了一连串欢声笑语,但我总觉的,这中间包含淡淡的忧伤,这种忧伤伴随了汪曾祺的平淡的文字出现了神奇的效果,“我们带来一口袋莜面,顿顿饭吃莜面,而且都是推窝窝。——莜面吃完了,三套大车会又给我们捎来的。”“刚出屉的莜面,真香!用蒸莜面的水,洗洗脸,我们就蘸着麦麸子做的大酱吃起来,没有油,没有醋,尤其是没有辣椒!可是你得相信我说的是真话:我一辈子很少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那是什么时候呀?——一九六○年!” “这两年他常发牢骚——小王也有些不平之气。”仿佛有一种对时代的埋怨,我常常读着他的小说想流泪,自己似乎也到了那个时代,感受他的苦痛,这应该也算是他的优越之处吧。
这样的文字在汪老的散文中却没有体现,他饱尝了天下的美食,对于美食文化兴致勃勃,他的友人曾这样评价他:“我和汪曾祺同桌吃过饭,在座的宾客都把他视若一部毛边纸印刷的木刻菜谱。听其用不紧不慢的江浙腔调讲解每一道名菜的做法与典故,这比听他讲小说的写作方法还要有意思。好吃的不见得擅长烹调,但会做的必定好吃———汪曾祺先生是两者俱佳。”这边可以体现了。还有汪曾祺对平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就是以平静的口吻来叙述,并不加任何感情的修饰,这与他认真的写作态度和他豁达平淡的人生态度是有关的。
撇开了这些汪曾祺的小说和散文,我更喜欢读他的两篇代表作,一篇是《大淖记事》,一篇是《受戒》,我更喜欢《受戒》,可能是更富童真,但其实,当读了很多遍以后,我开始觉得这与汪曾祺的语言风格是一致的,他依然是在表达一种淡淡的忧伤,一种像冲破世俗束缚,渴望自由的感觉,这也是汪曾祺毕生追求的,他是一个时代的悲剧,被称为“最后一个士大夫”,他践行的是大儒式的风格,他以天下博爱为己任,把普及苍生作为自己的信念。
读完了这本并不算厚的《汪曾祺作品精选》,好像是与一位文化名人隔了时空对话,他在平静而又耐心的叙述,我在不知疲倦地听着,不仅仅是故事,还有味道,浓浓的乡土文化味道。
第四篇:汪曾祺作品读后感
汪曾祺文集读后感
最早开始读汪曾祺的作品,是在高中时学校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本汪曾祺的作品选《梦故乡》,作为课外阅读的内容,语文老师还专门开辟了课程给我们讲析其中的一些经典作品。我依然记得语文老师在上面讲课,下面的我渐渐被汪老书中描写的世界吸引,几节赏析课下来,这本书已经被全部读完。
我是一个高邮人,是汪曾祺正宗的同乡。他在许多作品里以高邮为原型所描写的南方小镇,和我所见到的这些年来的高邮有些一样、又不太一样。这些年来的高邮和别的所有地方的县城一样,竖起了高楼大厦,建起了宽阔的广场,从前小巷前后的住家都变成了整齐统一的住宅小区;但是如果在运河堤上向下望去,就能看到有着密密麻麻老房子的街区和最初记忆里的高邮并无二致,要是再深入老城,走进那些幽深安静的小巷子,看到房前屋后的花花草草和古旧的窗棱门板,就会觉得时光仿佛在此刻倒流,依稀能看见一些汪老作品中小镇的影子。
汪曾祺的作品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如话家常般平淡质朴。无论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他首先一定会不紧不慢地叙说故事发生的地理和人文环境。这样的叙述就像是潺潺流过的河水,不喧闹、不沉闷、不因人事而变。《晚饭花》里开始的一段对于李家巷的叙述就令人印象深刻:
这是一条南北向的巷子,相当宽,可以并排走两辆黄包车。但是不长,巷子里只有几户人家。西边的北口一家姓陈。这家好像特别的潮湿,门口总飘出一股湿布的气味,人的身上也带着这种气味。他家有好几棵大石榴,比房檐还高,开花的时候,一院子都是红通通的。结的石榴很大,垂在树枝上,一直到过年下雪时才剪下来。陈家往南,直到巷子的南口,都是李家的房子。
往往寥寥数百字,一个恬淡的小巷景象就跃入眼帘。读汪老的文章,就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话语平常,但饶有滋味。正如他自己曾经说过:“„„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故事的情节或欢快、或悲伤、或挣扎、或无奈,但这些风景在他的笔下仿佛跃然而生,永远不会改变。
汪曾祺的作品中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很难遇见大悲大喜的描写。尽管他自己走过的人生岁月充满了艰难坎坷,但是藉由乐观的个性和率真的文笔,他的文字里很难看到那段荒唐岁月留下的痕迹,一张张面孔都仿佛游离在时间之外,有着自己的世外桃源,生活简单快乐,连仅有的不快也被一笔带过。人物心中那些欢乐或苦涩的瞬间,他并不会去刻意放大,而是以最平铺直叙的语言让这些情绪融入到周围的环境里。《受戒》的最后,小英子和明海的一段对话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你说话呀!”
明子说:“嗯。”
“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
明子大声地说:“要!”
“你喊什么!”
明子小小声说:“要——!”
“快点划!”
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这段对话简简单单,没有任何刻意的心理描写,但是我们却能分明从明子的表情、声音和小英子的动作中充分感受到一种少男少女初恋情愫萌芽的喜悦。最后一段对于芦花荡的描写,单独看来平淡无奇,放在这里,却充满了生机盎然的活力和希望。而这份毫无修饰的纯真情感,无关名利,却很难让人不为之动容。再如《大淖记事》里巧云失身后的一小段描写:
这种事在大淖不是第一次发生。巧云的残废爹当时就知道了。他拿着这十块钱,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邻居们知道了,姑娘、媳妇并未多议论,只骂了一句:“这个该死的!”
巧云破了身子,她没有淌眼泪,更没有想到跳到淖里淹死。人生在世,总有这么一遭!只是为什么是这个人?真不该是这个人!怎么办?拿把菜刀杀了他?放火烧了炼阳观?不行!她还有个残废爹。她怔怔地坐在床上,心里乱糟糟的。她想起该起来烧早饭了。她还得结网,织席,还得上街。她想起小时候上人家看新娘子,新娘子穿了一双粉红的缎子花鞋。……
巧云和十一子本已情投意合约定终身,却在这时候失了身,这本应是个悲愤交加的故事,换作现在的电视剧里,巧云恐怕是要哭哭啼啼地要死要活,痛苦一生。但是在汪老的文章里却看不到这份沉重。一番轻描淡写中,我们能够看清巧云和周围人的悲与愤,但更能看到大淖人民生命中的韧性和顽强,另一种更重要的情感在这里占据着主导地位,那就是敬重生命。这是一种对生命最朴素的致敬。
汪曾祺的文章中,人物的描写最为传神,尤其是一些民间的小人物,他们普普通通,却又因为正直、诚实或是“大隐隐于市”的绝技让人敬佩。这些小人物是汪曾祺笔下亦真亦幻的南方小镇中不可或缺的点睛之笔,或者说他文章里那些看似冗长无目的的环境描写,因为这些人物的存在而互相印证着“一方水土一方人”的道理:这些人物就应该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中,这样的世界就应该培养出这样的人物,没有为什么,就是这样浑然天成。《鉴赏家》讲述了一个卖果子的小人物和一个大画家之间的故事,其中对于小人物叶三的描写是这样的:
到了一定的日子,他就来了。里面听到他敲门的声音,就知道:是叶三。挎着一个金丝蔑篮,篮子上插一把小秤,他走进堂屋,扬声称呼主人。主人有时走出来跟他见见面,有时就隔着房门说话。“给您称——?”——“五斤”。什么果子,是看也不用看的,因为到了什么节令送什么果子都是一定的。叶三卖果子从不说价。买果子的人家也总不会亏待他。有的人家当时就给钱,大多数是到节下(端午、中秋、新年)再说。叶三把果子称好,放在八仙桌上,道一声“得罪”,就走了。他的果子不用挑,个个都是好的。
短短的一段描写,将卖果人叶三的正直、细致的个性和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平等、信任的情感描写得淋漓尽致。但叶三的秉性只是一个基调,小人物们往往有着不同于别人的长处,叶三的长处就是爱画、懂画。他的“懂”不艰深晦涩,不附庸风雅,往往是出于对生活最简单最朴实的观察,而季匋民却偏偏欣赏他的率真,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叶三本身具备的特质,卖果人和大画家这两个有着很大阶层差距的人之间才会衍生出一种珍贵的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情感。在汪老日常讲叙式的笔下,这种情感显得格外悠远、坚贞,令人感动。
汪曾祺曾在一篇访谈中说道:“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的。”汪曾祺的一生都在用笔挖掘寻常百姓身上的诗意和人性,以温情抚慰人间苦难,以善意反观世间百态,仿佛用温柔的声音告诉每一个人“这世间的苦难终究都会过去,希望一直都在”。阅读汪曾祺,需要一些耐心,需要一些幽默,更需要一些善意和爱。
第五篇: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园林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园林的关系
楚楚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农林工程学院 园林技术,江西省 吉安市 343000 摘要:中国园林之所以有着丰富的主题思想和含蓄的意境,原因在于中国园林美学思想的丰富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如文化艺术的沉淀,儒家道家思想的流传和人文精神的延续对中国园林的影响都是十分之大的。
关键词:中国园林;文化艺术;人文精神;思想
引言: 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是博大精深,它对中国园林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中国文人性格和审美情趣的渗透,折射早园林风恪和景观意境的审美观念中。因此,无沦从园林内的物质内容到精神功能,从园林的立意布局到园内景区的主题分配,从景物本身的表义内涵到景物之间的符号关系都孕育着丰富的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和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
1.中国古代自然美学思想与园林艺术
中国古代的造园艺术,有独特的名族风格和非常鲜明的名族色彩,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发展,既有它形成的历史条件和自然换将,同时也受到古代自然美学的深刻影响。中国古代造园艺术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国家,或者说汉族名族文化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名族的文化,其思想渊源要追溯到先秦的美学思想。中国的美学思想,虽非始于先秦,但到先秦时代才初具体系。
在先秦的美学思想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学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先秦孔学,不管时好时坏,是批判还是继承,孔子在塑造中国名族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历史地位,已是一种难以否认的客观事实。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则作为儒家思想的对立和补充,形成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体系的基石。
从我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勇于吸收,敢于继承,善于交融。什么叫传统文化?我们要有新的概念,人类昨天社会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对于今天而言,都是传统文化;今天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对于明天而言,也是传统文化。其实,人类在自己的发展中,从来不曾把传统文化抛弃,无论是从我国早期华夏文化的形成直至达到两汉文化的高峰,还是盛唐文化受到西域、印度文化的影响而发扬光大,无不表明,只有勇于吸收,才能发展,只有敢于继承、善于交融才能最终真正成为自己文化的主人。
中国园林始终要讲内在的延续,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及被容纳,需要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其中包括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习俗、伦理道德、审美习惯等,构成了潜在的深层文化结构,深锁于民族的心理和精神之中,调节和制约着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介入。
2.禅宗思想与中国园林
作者简介:楚楚(1996-),女,学生,大专,中国园林,1023471171@qq.com
禅宗是由于佛教文化东渐,在中国文化土壤上形成的一个中国佛教宗派。它不仅吸收了以往佛教诸派思想以及玄学思想之所长,而且还融合了中国文化中有关人生问题的思想精髓,从而与华夏民族注重现实生活的文化传统构成水乳交融的整体,成为与儒、道并称为传统文化的三大基本组成之一。它提倡通过个体的直觉体验和沉思冥想的思维方式,从而在感性中通
过悟境而达到精神上的一种超脱与自由。在禅学看来,人既在宇宙之中,宇宙也在人心之中。人与自然并不仅仅是彼此参与的关系,更确切地说是两者浑然如一的整体。为了在人的生命历程中展现出这种自然宇宙与人的整体境界,禅学认为,内心的体验便是达到这一境界的关键,这是因为宇宙万物的一切都是人心所生。正如六祖惠能的传世之偈中所说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它不仅体现了“不立文字”、“明心见性”的禅宗旨趣,还阐析了禅学对于宇宙本体的追求,实际上是一种在刹那之中使自己获得解脱的觉悟或感受。禅宗思想可谓有以下几个特点:
(1)“梵我合一”的一元世界观,即所谓我心即佛,佛即我心;
(2)设定了顿悟见性的修行方式,也就是通过渐修或顿悟发见本心;
(3)“以心传心”、“自解自悟”、“不着文字”的内心体验。
中唐时期,禅宗美学的兴起,将审美与艺术中主体的内心体验、直觉感情等的作用,提到极高的地位,使之得以深化,并把禅宗思想融入到中国园林的创作中,从而将园林空间的“画境”升华到“意境”。从禅宗的观点看,世间万物都是佛法或本心的幻化,即“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若般。”这就为园林这种形式上有限的自然山水艺术提供了审美体验的无限可能性,即打破了小自然与大自然的根本界限,这在一定的思想深度上构筑了文人园林中以小见大、咫尺山林的园林空间。因此,与皇家园林不同,充满禅趣的文人园林多显露出以小为尚的倾向。这一方面表现在园林面积、规模的小型化上,如山向叠石、水向小池潭、花木向单株转化,静观因素不断增加,而自然景观的可游性则相对降低。另一方面表现在立意于小。小中见大的创作手法在我国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化艺术中应用是十分广泛的。在绘画方面,“咫尺有千里之势”;在诗词方面,“五绝只字,最为难之,必言短而意长而声不足,方为佳矣。”园林之佳者如诗之绝句,词之小令,皆以少胜多,以咫尺面积创无限空间。小何以大?小是客观的,指园林的面积,大是主观的,指人的感受。大通过小而体现出来。在禅宗看来,规定性越小,想像余地就越大,因而少能胜多,只有简到极点,才能余出最大限度的空间去供人们揣摩与思考。正如沈三白《浮生六记·闲情记趣》中所说的那样:“以丛草为林,以虫蚁为兽,以土砾凸者为丘,凹者为壑。”除了以小见大的创作方法以外,园林中的“淡”也是源于禅宗思想。园林的“淡”可以通过两方面来体现。一是景观本
身具有平淡或枯淡的视觉效果,其中简、疏、古、拙等都可构成达到这一效果的手段。一是通过“平淡无奇”的暗示,触发你的直觉感受,从而在思维的超越中达到某种审美体验。
事实上,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文化思想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以及人们对自然美的认识和作者简介:楚楚(1996-),女,学生,大专,中国园林,1023471171@qq.com
追求,常常与社会的剧烈变革、政治动荡以及思想活跃程度密切相关。春秋战国时期,老庄对自然美的整体认识,那恰好是周王朝衰落,群雄割据,战乱连年的时代。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两汉国力强盛,这时儒学上升为正统独尊的地位,人们的心理特征是普遍的入世和进取精神。为国家效劳、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是士大夫普遍追求的人生理想,对个体自我意识的要求和发展处在次要的地位,对自然美的追求也不是社会的主流。因此,时代本身不具备对自然美作深层次发掘和开拓的土壤和条件。对自然美认识是在东汉衰落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得以深化。无独有偶,私家园林、山水诗画都出现及勃兴于这个时代。魏晋南北朝,以儒道结合的玄学进一步发展,在艺术上提出了“言不尽意”、“悟对神通”的理论主张,使山水诗画的创作达到了一个追求形外之意的境界。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表现出对自然美的一种怡然、闲适的深远情思。中唐以后,士大夫艺术思维层次得到了提高和深化。由于盛唐自安史之乱以后转入衰落,士大夫的心理又一次失去平衡,这时糅合了老庄和玄学的禅学得到迅速的发展。它所提倡的直觉体验和沉思冥想的思维方式,心悟、顿悟的领悟方式对艺术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于是,人们在追求自然美的过程中,总喜欢把客观的“景”与主观的“情”联系在一起,把自我摆到自然环境之中,物我交融为一,从而在创作中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准确抓住自然美的精华,并加以再现。因此,含蓄的意境美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所追求的至高境界。
3.儒家思想与中国园林
中国园林产生时并无儒说。在经历千年上古之后,于春秋战国时终于形成诸子百家。儒 家只是其中主要的一家,但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正统,深深地影响并主导着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在儒家创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学说:“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崇尚“仁义”和“礼乐”,提倡教化、“忠恕”和“中庸”之道,这些理论学说也被中国园林所汲取,并主要在以下几点表现中国园林的造园艺术。
(1)皇家园林中心和轴线的思想与君臣民的礼制观是一致皇家园林中心和轴线的思想与君臣民的礼制观是一致的。如颐和园从后山到昆明湖有一条明显的轴线,而在这条轴线上又有一个明显的中心,那就是佛香阁。以佛香阁的位置、高度、规模、体量统帅着所有的景区和景点,这与一君率万民是相似的。
(2)私家园林中诗情画意的表达也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方面隋唐统一中国后,儒家提倡的文学艺术审美观,把园林作为修身齐家的场所,一改魏晋南北朝道家思想,使园林自然韵味渐淡,人文气息渐浓。园林中的儒家文人的活动和影子在清代臻于化境。
(3)中庸思想:中庸思想首先表现在儒家与道家和佛家的融合上。魏晋时,儒学与老庄融合为玄学,对自然山水园的形成产生巨大的影响。园林布局的和谐,即是儒家中庸思想的表现,其次是反映在既寄情山水又不能纵情于园林的合度思想,表现为理性主义的美学思想。既要有“思无疆”和“思无期”,也要有“思无邪”的思想,表现中国园林审美的理性倾向,正所谓《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作者简介:楚楚(1996-),女,学生,大专,中国园林,1023471171@qq.com
(4)儒家的比德思想也对中国园林的主题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我国的古典园林中特别重视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寓意于物,以物比德。人们把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景物看作是品德美、精神美和人格美的一种象征。
4.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影响是巨大而又深刻的。用之于政治,可以治国安邦,譬如中国历史上的盛世,都是内用黄(帝)老(子),外施儒术的结果;用之于经济,可以富国强兵,譬如管仲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就是阴阳文化和道家哲学的实践结果;用之于军事,可以百战百胜,譬如中国的军事家,从孙子到诸葛亮,都是阴阳学家;用之于个人,可以修身养性,譬如老庄的“无为”哲学,贯穿于中华文化始终,使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士大夫,或者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实践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信条;用之于社会,可以安居乐业,譬如儒家的天命论,一向被统治者奉为正统,道家的无为观,一向被统治者视为至宝,就是因为它们一贯提倡知足常乐,使人人在社会上自安,从而带来整个社会的安定;用之于科学,可以见微知著,譬如许多科学家的发现与发明,都曾经受到易经文化的影响,西方人莱布尼茨的二进位制的发明,美籍华人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弱相互作用宇称不守恒定律”的发现等等,都有《易经》的影响;拿来用之于中国传统园林,可以美轮美奂,犹如中国水墨山水绘画的写意和抒情、中国书法艺术的出神入化,都曾经和正在陶醉着无数的世人;精美绝伦的中国园林都曾经使世界为之倾倒„„这就是中华文化的伟大和妙用,用它来解释宏观世界,可以知道,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用它来阐述微观世界,可以明白,一尺之捶,日截其半,万世不竭。4.1中国园林发展的必由之路
旧的园林形式终将随着新时代的出现而逐渐走向衰落!新型园林也必定是在旧形式的废墟里成长起来的。因循守旧,固步自封是园林形式衰落乃至消亡的根本原因!而急功近利,盲目抄袭只能导致各种园林思潮的加速消亡。因此,继承与创新是园林艺术生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保证!而它又建立在对古今中外园林艺术的全面了解!尤其是对本土文化和景观资源的深刻理解之上,惟有继承传统中优秀的部分,勇于创新,融贯中西,博采众长!才能使中国现代园林真正走向健康发展。4.2中国园林的意义
关于古典园林的研究对现代人而言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古典园林的理念与理法对现代人的启示;二是古典园林中的不足与糟粕给现代人以警示。
结论
我们的前人创造了昨天的传统文化,我们正在创造明天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曾经成就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个又一个辉煌,它也必将对人类不可能终止的文明发展,继续发挥着巨大的、无处不在的影响。传统文化之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园林,如鱼得水,须臾不可分。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楚楚(1996-),女,学生,大专,中国园林,1023471171@qq.com
[1]吴隽宇,肖艺.从中国传统文化看中.中国园林.2001年.P3.[2]黄志华,詹福麟.论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园林.2004-02-19.[3]朱建宁,杨云峰.中国古典园林的现代意义.中国园林.2005年.P2.[4]郭风平.中外园林史.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5年07月
作者简介:楚楚(1996-),女,学生,大专,中国园林,102347117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