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篆刻名人名家趣闻
篆刻名人名家趣闻
何震刻印无讹笔
文彭有个得意的学生何震，是安徽人。经常来往于当时的首都南京。他跟文彭努力钻研文字学，探究文字来源，使他确信如不深入研究文字的来源，是难以从事篆刻艺术的。所以他刻的印都正确无误，多半就是得力于老师的教诲和自己学问的功底，文彭得了“灯光冻石”，总喜欢自己落墨布置，再请何震镌刻。由此可见何震的刻印功夫了。传说从河南安阳出土的殷代类似印章的实物三件，为现在已知的中国最古的印章，印面只有一些实似的图案的记号，第四方为战国古陶文“甘司徒”。
文彭篆印
文彭是明朝有名的书画家文征明的大儿子，他的弟弟文嘉也会书画。当时的社会习惯，刻印是被看作“雕虫小技”的，一般由专职工匠刻制，材料大体采用牙章。文彭喜欢自己设计篆印，然后交给一位精于雕刻的南京人李文甫刻制，据说文彭的牙章一半由李刻出。一次，他无意中遇到一位老人，赶驴驮着几筐半透明的“灯光冻石”，这是当时用来雕刻妇女装饰品的，他便出高价全部买下用作印材，从此“冻石”才初文人重视起来。
“大痴”和“小痴”
明朝人汪东阳，因为获得了一方汉朝留下来的“汪关”印，就改名汪关。他家境贫苦，要坚持学习篆刻实在不容易，但汪关能刻苦努力，一面研究古文奇字，一面去攻汉印，刻得非常副真。据说把他的作品跟真正的汉印放在一起，连专家也难以分辨所以明朝末叶，许多大官及大书画家，都要请汪关治印。汪关与他的儿子泓如此痴迷于印章，父子俩便服两个绰号——“大痴”和“小痴”。
郑板桥的闲章
“扬洲八怪”之一郑板桥的闲章别具一格，印文耐人寻味，很为人所称道。郑板桥为官清正，不会奉承上司，他虽是进士出身，却当了十二年的县令。所以，他在潍县任职时，书画上常盖“七品官耳”一印，显示了一个失意文人对封建权贵，、黑暗官场的蔑视和嘲讽。郑板桥还有“富贵非我愿”，“恨不能填满了普天饥债”，“直心道肠”，“二十年前旧板桥”等闲章。读者这些印文，一个不谋富贵、同情人民厌恨不平社会的书画家的形象就好象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废道人”不废
清朝人高凤翰（也是“扬洲八怪”之一——因生病而右臂残废，才起了“废道人”的别号。他精于诗书画印。病后坚持以左手写字作画，而且还能刻印，他的印章，笔力、刀法都很雄健，郑板桥曾请他刻过不少印。他还特别喜爱砚台，每当得到佳砚，都亲自用左手雕琢，在上面题刻铭词，真是“废道人”不废。当代残手青年中也有刻苦学习书法、刻印的事迹。这对我们双手健全的青少年来讲，该有多大的鼓舞作用啊！
永不见面的知己
吴熙载和赵之谦都是晚清杰出的篆家，虽然他们相互敬慕却一直无缘相见。赵之谦在一印的边款中刻道：“息心静气，乃得浑厚，近人能此者，扬州吴熙载一人而已”，其推崇可见。数年后，年迈的吴熙载才在泰州读到魏锡曾带来的赵之谦印谱。赞叹余，当读到那一段文字时，两位艺术家的感情便交融在一起了。吴熙载热情奏刀以“二金蝶堂”“赵之谦”二印转赠赵之谦。吴熙载逝世后，赵之谦认真地为他的印谱撰写了长跋，精辟地评价了这位永不见面的艺术知己的成就。这二位杰出的艺术家的真挚友谊从在艺林传为佳话。
“晚学生”
吴熙载从小时候起，对书法、篆刻艺术十分专法，到了晚年，却对写意花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怕年老力衰，也不因为自己当时书法、篆刻书相当名而自负，而是虚心地拜一个年龄比他小十岁的画家郑箕为师学画十几年，所以吴熙载曾刻有几方“晚学生”、“晚学居士”的印章钤于画上，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啊！
收了两个日本学生的篆刻家
清朝同治到光绪年间，徐三庚的作品可算风靡一时，他刻印初学浙派，摹仿秦汉玺印，后来学习了邓石如、吴熙载的刻印风格，能另开面目，晚清时在江浙一带声望很高。当时名画家如任伯年等的印多出自徐三庚之手，就连日本的圆山大迂、秋山白等篆刻也不远千里来中国投门拜师，以至对整个日本的篆刻界也有很大影响。
少年时代的启发、鼓励
吴昌硕出生在浙江安吉鄣吴村一个风景清幽的山村里，十几岁在私塾里念书时爱好刻印，书包里经常带着刻印工具，一有空就拿出来磨石奏刀。塾师怕他耽误功能总加以阻止，但他还是背着老师迷于刻印。吴昌硕的父亲也爱刻印，见此情况就加以鼓励指导，从此他对篆刻的爱好真可说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后来他能成为近代在国内外极有影响的篆刻家，显然是跟少年时代从父亲那里所受到的启发、鼓励分不开的。
勤学苦练的纪念
吴昌硕幼时学习刻印，因为家境贫苦，困难很多。买不起石章，有时只能以砖头、瓦片等代用，偶而弄到几方石章就视同珍宝，反复磨刻，直到剩下薄薄的一片。没有印床，就用手握石奏刀。一次不小心刻伤了左手无名指，伤口很深流血不止，疼痛难忍。但他为了学艺，并不因此而放松刻印。后来伤口虽然结了痂，指甲却从此脱落不再重生，成了他勤学苦练的纪念。
丁敬的骨气
清代杭州人丁敬自幼家贫，后以造酒为业。他不大肯求敢于人，终生不愿当官，而博学好古，到处搜集古代文物、珍本图书，因为见多识广，凡名迹到他后中能立辨真伪。丁敬的书记从不整理，卷籍堆积如山。他埋头考证并深入名山胜迹，亲手摹拓碑刻名迹。在篆刻上，他倡导学习传统，推陈出新，成为浙派的“西冷八家”之首，他不轻易为人篆刻，遇达官贵人求知，他也绝不肯随便答应，如果强求，他就痛骂一顿，弄得对方十分尴尬。
“不知贫穷为何物”
西冷八家之一蒋仁，自幼过着贫穷孤独的生活，平时很少讲话、欢笑。终生不愿为求官而死读书。一生居住在祖传的两间屋子里，房屋倾斜破落，不能阻挡风雨，但他爱好的书籍尽在身边。生活尽管那么朴素，但他热衷于金石篆刻，沉浸在艺术天地里“不知贫穷为何物”，终于学丁敬而自成一家。同丁敬一样他也不喜欢接近有财有势的权贵，一般人难求得他的印，五十三岁死后因无子孙，作品大多散失，故传也作品十分稀少。
篆刻汉印两千方的钱松
杭州人钱松，也是西冷八家之一。擅长书法、绘画，爱好金石文字。为了学好篆刻，曾摹刻汉印两千方，可见其基本功之扎实了。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领悟了前辈的艺术风格，加以继承发扬，最后自成一家。人们称赞他为丁(敬)黄(易)以后的第一人，说即使明朝文(彭)何(震)在世，也望尘莫及。
苦学成名的邓石如
清朝大篆刻家邓石如，幼年因极其贫困而失学，仅九岁那年随父亲在私塾中读过一年书，以后读书的事便让给弟弟，而一切粗重农活都压在他肩上，读书学艺只能偷闲，十分刻苦。他父亲是个，民间艺术家，因性情孤傲，终年只在远近教书，有时离家谋生达三年之久，父亲年老了，邓石如就接替父业，奔走四方，卖艺为生，以负担全家八、九人的生活。后来寄居南京梅之家，遍览梅家所藏的古籍、金石文字，又访问各地收藏家，终于在书法上成为清代第一篆隶名家，并把书法功力融之于铁笔，成为有很大影响的篆刻大家。
带了南瓜师父
清朝乾隆年间的一个夏天，一个风尘仆仆的年背着两个大南瓜，来杭州拜金石名家丁敬为师，这件事在城里传开了。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成为浙派篆刻名手的张燕昌，他的一片真诚终于感动了年过六十的丁敬，因此破例收下了这个学生，给予悉心指授。张燕昌家境贫穷，他的家乡浙江海盐，一无名师，二缺资料，但他天资聪敏，自幼刻苦读书，能是记千言。以后曾不畏艰险，渡海去宁波观摹“石鼓文”拓本，回家朝夕苦练，把自己的书斋也取名为“石鼓亭”，还搜集了几百种金石资料，写成《金石契》一书。
多灾多难的青少年时代
少年时代的吴昌硕在父亲的熏陶下，虽然想在艺术上施展才华，但**的晚清社会并没有给这位天才提供好机会。十七岁那年，兵荒马乱加上天灾，吴昌硕的空家乡遭受灾荒，全家在逃荒中失散了。吴昌硕父子流落到安徽、湖北，有三年没有吃过米饭，只能以树皮草根为食。直到他二十一岁那年夏天，父子俩才回到了阔加近五年的家乡鄣吴村、这才知道祖母、母亲以及夫人章氏都已亡故，哥哥也因贫病交加在**中死去了。但性格倔强的吴昌硕并没有在巨大的悲痛中消沉下去，他发愤学习，第二年参加县里乡试，第三年即二十三多岁时，他对书法篆刻及金石之学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开始了艰苦的艺术探索。
明月前身
吴昌硕十九岁那年，妻子章夫人在战乱中逝世了，他承受着巨大的悲哀，十年后才与归安菱湖镇施氏夫人结了婚。他是一个重情义的人，对前妻的怀念之情始终难以磨灭。四十一岁那年，他在苏州寓所梦见了分别了二十多年的妻子，曾有《感梦》一诗记之。又是二十五年过去了，吴昌硕已经是六十六岁的老人了，1909年章夫人再一次与他相会于梦境，带着对亡妻深深的悼念，吴昌硕刻下了“明月前身”一印，并在印侧造章夫人背影像，款文曰：“元配章夫人梦中示形，刻此作造像观，老岳记”。
“一月安东令”
吴昌硕醉心于钻研与书法、篆刻有关的文字学，却对当时一般人视为“敲门砖”的八股文毫无兴趣。二十二岁时，在县里学官的迫促下才勉强去应了一次考试，中了个秀才后就决心不再赶考。到了五十三岁那年，曾被人荐为江苏安东县令，因为不会逢迎上司，更不会欺压百姓，只任胜一月便毅然辞官，专心致志从事艺术上的深造。为此，他三次刻过“一月安东令”，这与郑板桥的“七品官耳”、赵之谦的“为五斗米折腰”一样，都是用以发泄胸中郁勃之气的。
为了把印刻得更好
吴昌硕为了熟练地掌握文字变化的基本规律，把印刻得更好，很重视文字学。同时中年以后又结交了许多金石鉴赏和收藏家看到了历代大量的彝器、玺印、权量、诏版、泉币、封泥、碑帖、印谱等，大开眼界。他认为杰出的印家首先应是杰出的书家，学篆刻要从篆字上下功夫。所以他数十年如一孜孜不倦地临写石鼓文，竟把他的学生赵古泥送给的一个石砚都磨穿了，后来为了更好探索古人的艺术成果，还节衣缩食购置一些汉砖、瓦当之类价谦的古物，每天摹写研究，使他的篆刻创作充入新意，达到了更高的境界。
“造屋”和“人体”
吴昌硕刻印极重视章法，而且把它比之为“造屋”。他教育学生，在动刀之前，必须打好完整的图样，设计一下何处为厅堂、侧屋、何处开启门窗，一一部署得当才可动手建屋。他又将一方印章比之为“人体”，要求肢体，躯干配置得当，全身血脉精气尤应贯通，防止畸形呆滞，甚至半身遂。所以他作印前必反复构思，一再起稿，有时易稿多达十次，直至满意，才写到石上去。
吴昌硕和赵石的故事
吴昌硕非常珍视青年人习艺的积性，由于自己也出身清寒，所以对贫苦好学的青年总是乐于帮助，尽可能使他们实现自己的愿望。所当他认识了一个在药铺里当学徒的青年人，他爱好刻印却苦无人指点，所见也不广。吴昌硕见到他的篆刻作品,觉得这青年很有才华，除虚心传授刻印要领外，还介绍他到老友沈石友家中去学艺。沈家收藏极富，这青年在沈家住了几年，艺事大进，经过长时期的刻苦钻研，终于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他就是著名的篆刻家赵石(古泥)。
一方用钉子刻成的印章
认识篆刻家吴昌硕的人，谁不想珍藏一方他刻的印章作为纪念呢？一次，吴昌硕的老友朱砚涛在酒宴之后，拿出一方白芙蓉佳石求他当众治印纪念。可是吴昌硕没有带刻刀，不知哪一位灵机一动，取来一枚大铁钉要老先生试试，只见吴昌硕一思索，便挥“刀”刻了起来，顷刻之间就刻成了一方不同寻常的佳作，接着又用剪刀在印刻下几行苍劲的边款文字，在座的客人无不赞叹吴昌硕炉炎纯青的艺术手段。
吴昌硕篆刻的代刀人
篆刻不比书画，对目力、腕力的要求更高，篆刻家年迈后、往往就力不从心，只能望“石”兴叹。吴昌硕年迈后，因病臂加上眼花力衰，对别人的要求只能婉言谢绝，但碰到到执意求刻者人情难却，就只好由人代刀了。大约吴昌硕七十多岁后，由于臂痛握刀困难，刻印逐渐借助别人，他的学生徐星洲和第二个儿子吴涵（藏龛）以及方仰之为主要代刻人，一般由吴昌硕先生在石面写好篆字，再交代刻者，最后自己修饰，边款则亲手完成。曾有人在上海古董店见吴昌硕委托方仰之代刻印的书笺，可见上述的说法是确实的。甚至还有人说吴昌硕的夫人施酒(季仙)也为他代过刀呢！
“槐堂”与“俟堂”
陈师曾在日本留学时，与鲁迅同在弘文学院学习，后又同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常一起在公余到硫璃厂搜集金石碑刻片。师曾先后为鲁迅过几方印章，一次师曾赠一方石章送给鲁迅，并问刻什么内容，鲁迅说，你叫“槐堂”，我就叫“俟常”吧。后来，鲁迅出版过一本碑刻、画像砖文的集子，就叫“俟堂砖文杂集”。原来，当时部里有人想排挤鲁迅，“俟”即安静等待之意，表现了鲁迅对这批专门倾轧别人的官僚们的蔑视。
赵时棡的“特健药”
从事艺术劳动的人，在艰苦的创作同时，往往也获得了精神是最大愉快，至于艺术珍品给欣赏者带来的精神享受就更不用说了，这种享受带来的好处或许超过灵丹妙药，于是人们就自然地把绝妙的艺术作品作了一个比喻－“特健药”，赵时枫就用这三个字刻过一个印章，是仿汉玉印的白文，刻得稳健流畅，充分显示了作者精湛的艺术技巧，欣赏这样的杰作，不也象服了一付“特健药”，使人精神一爽吗？
还是自己来刻！
齐白石三十二岁，那年他的家乡来了一位号称是称篆刻名家的文人，求他刻印的人很多。齐白石也拿了一方寿山石去求刻名印。过了几天去取，此人退还石章说：“磨磨平，再拿来刻！”白石见石章光滑平整；但既然这么说，只好磨了再拿崐去，那人看也没看，随手搁在一边。又过了几天去问，仍退还石章，倨傲地最白石回去再磨，白石气愤之下，收回石章，决心自己学刻印，并当夜用修脚刀刻成一方印。从此他不断向友人请教刻印方法，并参用雕花手艺，慢慢地学起篆刻来。
齐白石学刻印
木匠出身的齐白石，三十多岁时，已成为民间画匠能以绘画为业了。他爱好刻印，一次他看到著名篆刻家黎微刻印，就向他学习，他问黎的弟弟铁安说：“我总刻不好，怎么办呢？”铁安对他戏说：“你呀，把南泉冲的楚石，挑一担回去，随刻随磨，刻它三四大盒，都化成石浆，印就能刻得好了。”齐白石一听，就发愤努力，常常弄得东面屋里浆满地，又搬到西面屋里去刻，正是这样的刻苦努力，使他后在篆刻艺术方面达到很高的水平。
“鲁班之子”
齐白石从一个能干的木匠自学成长为优秀的画师，后来又成为中外闻名的大画家，可是他没有看不起木匠的意思。他爱劳动，也爱劳动人民，木匠这个一般人视为下等的职业他却是很喜欢的，所以他专为自己刻了“鲁班之子”、“鲁班门下”、“大匠之门”、“木人”、“木居士”等印章钤盖在自己的画幅上，他在为自己曾做过木匠而感到骄傲呢！
齐白石与陈师曾的友谊
陈师曾是一位极有才能的早逝的金石书画家，(享年48岁，梁启超把他的早逝比为中国文化界的大地震)因学吴昌硕自号“染仓室”，与鲁迅、齐白石都有很深的友谊。当年齐白石在京卖画，价格比一般人便宜一半也很少有人来问津。后来陈师曾力劝他自出新意，改革画法，并亲带齐白石的作品到日本举行画展，终于轰动中外，作品全部售空。两人在艺术上相互切磋，共同提高，所以齐白石有“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的诗句赞他。
“不能死守一家”
刘淑度在北京女师大读书时，由李苦禅介绍，拜齐白石为师学篆刻。齐白石对这个女弟子要求很高，除了要他学习秦汉玺印及赵之谦、黄杜甫等名家印外，还对她说：“你现在做我的学生，当然要跟我学，但你不要光学齐白石而把把齐白石学死。”白石老人要求她“博采众长”，“不能死守一家”，这道理，对每个学艺的人都有一定的启发吧!
黄宾虹“偷”临印谱
我国现代著名国画家黄宾虹，幼年时候，在他父亲与另一启蒙老师影响下，就很喜欢书画篆刻。他父亲藏有一些丁敬、邓石如的印谱，但觉得他年幼还小，往往只给他看一下就收回书籍。黄宾虹十一岁那年，趁父亲外出的机会，偷偷取出印，化一个时间，精心临刻了邓石如的印章十多方。父亲回来看到这些临刻作品，开始还不相信是儿子刻的，直到看见他当场奏刀，才惊呆了。
画家不必三绝，而须四全
这是已故著名画家潘天寿的话，意思是作为一个画家不一定能做到诗、书、画登峰造极，但必须诗书画印四全，强调了印章的重要性。潘天寿幼时家贫，曾把压成方块的粘土晾干后刻印，又以炉灶里烘烧以增其硬度，为不使泥块太吸油，又设法薄涂一层熔化了的石蜡。年轻时曾得到吴昌硕的热心指导。当他在浙江省立一师求学时，就参加了校内的篆刻组织－－“寄杜”，当时他刻边款都署名“天授”。抗日战争后为集中精力专攻绘画才不常作印。
“咬得菜眼，百事可为”
金石书画家钱瘦铁，无锡人，早年在苏州某刻碑店当学徒。那时金石家郑大鹤常到该店裱碑贴及其它拓片，瘦铁常去郑家送裱好的拓片。大鹤喜欢他诚朴好学，也就循循加以诱导，又介绍他和吴昌硕、俞语霜认识，有了这三位名家作老师，他更刻苦学艺，取三家之长而化成自己的面目，他刻过一方印，“咬得菜根，百事可为。”很能看出他的刻苦精神。
钱瘦铁智救郭沫若
日寇侵华前夕，钱瘦铁与郭沫若同在日本，因郭老联络留学生进行革命活动，日警准备拘捕，被瘦铁探知，并买好船票，备好西装，约郭老穿了浴衣在门口闲跳，当预约的小汽车开到门口，乘人不备就把郭老带走，换上西装，辗转乘加拿大邮船，化名杨伯勉回国。日警后来怀凝瘦铁而拘禁了他，他在法庭上坚不下跪，并抓起铜墨盒向法警掷去，为此判刑五年。由于日本人相助，三年半后提早释放归国，而他的画名在日本大振。一九六三年国庆前夕，瘦铁应邀到北京郭老家作客，故人重逢，瘦铁欣然为郭老刻印二方，其中“鼎堂”一印由郭老篆字，瘦铁刻石，成为二老数十年友谊的结晶。
以“粪”为名
粪总被认为是秽物，有谁会想到邓散木会取名为“粪翁”呢？他还把书房名为“厕简楼”、自号“厕简子”、其实他取的是“粪除”也即“涤荡瑕秽”之意。当时，社会上不少人觉得他用“粪”字署名似太不雅。一次某富商来求字，声明报酬从丰，只要署名改掉“粪”字。邓散木当即拍桌大骂，不客气地把他逐出门外。有人出巨资求他为亡母写墓志，也求改署名，邓散木说：“天下好听名字有的是，你何必来找我？我固然贫穷，宁肯吃不上饭，要我改掉这‘粪'字，办不到“！
日光节约
邓散木一生留下五十多印谱，五千多方印拓，这是与他长期勤奋努力分不开的。他常实行“日光节约”，将时钟拨快一小时。请看他们学习时的日课：“上午六时临贴，七点作书，九时刻印，十一时读书，下午一时刻印，三时著述，七时进酒，周六和周日下午会客，工作时间恕不见客。”工作之余，他黎明即起，磨好一大砚池墨，书写到日出方进早点，这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
“白头唯有赤头存”
一九五七年，邓散木困上书批评文化部不重视书法篆刻等等，被戴上了“右派”帽子，五年期间他三次住院，二次大手术，一半时间卧床，精神上、生活上压力极大，但他刻了一方印：“白头唯有赤心存”，并且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就坚持写字、刻印、读书、即使无人给以出版他还是写了不少书稿、字贴还继续热心通信，口授，向后辈传授书刻艺术。六十岁时，邓散木又因血管堵塞截去左下肢后，就署名“一足”，隔年又因胃瘤动了大手术，当时他连举筷子也困难，但还是凭着坚韧不拔的毅力苦练左手握笔，用锤凿印，刻下了“谁云病未能”一印。他忍着病痛，把生命最后的光和热无保留地贡献给了他终生热爱的篆刻艺术。
张鲁庵和“鲁庵印泥”
张鲁庵青年时从著保篆刻家赵时棡为师，搜有秦汉及名家遗印一千五百多钮，印谱四百余种，善制刻印刀，尤其是研制出名闻中外的“鲁庵印泥”。优良的印泥对篆刻家来说，会使作品精神倍增。为了制出高质印泥，他高价添置设备，以手工研，搓艾，制油，道道工序严密进行。还邀化学师合作，前后作了五十多次试制，故“鲁庵印泥”色鲜历久不变，钤出印文有立体感，很少受气温影响，连钤数十方印面字口不糊，历久不霉烂硬化，专家们都以能得到一小盒他手制的印泥为乐事。他病逝后，家属按遗嘱将他所藏印章印谱全部捐献西泠印社，受到人民敬重。
来楚生的“刻瘾”
来楚生刻印宗吴熙载、吴昌硕，上溯秦汉玺印。七十岁前后风格突变，朴质老辣，雄劲苍古，佳作成批涌现。学生张用博一年前买了两方质尚好的石章，原想自刻，故拟好了印文内容，用纸包好后搁置一边，后又原封不动地送给了来重先生。一九七一年二月，来楚生因“写字厌倦”，突然“印瘾”大发就到处找石头刻印，不仅把这两方印按纸内拟写的印文刻好，写信把印拓寄给了张用博，还对他说，你弄些石头来，我给你刻好一批吧！用博闻之大喜，当天就搜集了二十多方，他选出十多方，一周后全部刻好，这就是来楚生在七十年代大量刻印的第一批印章。
凿子刻印
来楚生是当代诗书画印俱擅的在家。他治印除了用好刀刻之外，还采用敲、击、磨、刮等多种主法来辅助印章的成功。他的印不仅构思奇特，对工具的采用也常常大胆设想并加以试验。七二年春节的一天，他与学生张用博在闲谈齐白石刻印的风格时说：“白石的白文线条一边光一边毛，他是木匠，说不定早年是用凿子刻的。”用博问他要不要试一试？这下，引起了他的兴趣，笑着说：“好啊！"?用博高崐兴地到市上买来了一把三分左右的小号木工凿子，来楚生拿在手里掂了掂果真试了起来。右边的印就是用凿子刻成的，如果与其它印相比，刀法上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便是凿子的效果了。
大江南北访宝库
著名金石家，古文字学家罗福颐在十年浩劫中也横遭批抄家，最后下放湖北农村干校劳动。“四人帮”崩溃后他已七十多岁的老了，为了抓紧余年为祖国多作贡献，他觉得不能“坐井观天”，“犹疑不前”，便主动要求到全国各省市去调查玺印。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Ｏ年间，他不辞辛劳，走遍大江南北，在十五个省市中访问了二十七个博物馆和文化机构，采集到古玺印资料近万件，藉以补充了他为故宫博物院编的《秦汉南北朝官印汇存》等书。
自谦“不是学者”的学者
罗福颐自谦在年青时期，虽曾有做个学者的梦想，因上半生历经沧桑，屡遭困厄，而“致今日老朽学业地成”觉得要做个真正的学者，“未免太不自量了”。其实根据不完全统计，他的著作有一百二十多种（其中书七十二种，文章五十多篇）。除了在古文字、古玺印方面的研究外，他的研究领域还旁及古尺度，古量器、古医书、明清档案，西夏、辽、金、元、少数民族文字，以至石刻，墓志、汉魏石经，战国到汉代竹木简，甚至出土的古代银锭也都著文研究。罗福颐是一位有具才实学的、把一生献给祖国古文化事业的学者。
原来是殉葬品
历代玺印数以万计，品类繁多，对于古印的各种用途说法往往牵强附会。罗福颐经过反复考证找到了确切的根据，作出了新的结论，即秦汉魏晋官印大半是古人殉葬品。例如长沙西汉利仓墓出土的“长沙丞相”、“候之印”印文草率率急就，经他考证是长沙酷署急于凿印随死者入土之故，又如汉印中有一种独特的上署官职下附姓名的官印，过去一直不明用途，现考证为当时中下级官吏殉葬专用之物，还有传世的一些所谓多字的吉语印也属殉葬品。罗福颐以他渊博的学识，严谨的科学态度解决了古玺印研究中的不少重大课题，他的卓越贡献和治学精神是值得赞扬的。
不能让知识“与生俱尽”
罗福颐沉痛地感到某些学者研究面很广，也很有心得可惜不愿动笔著述，结果使其一生知识”黄土埋幽，与生俱尽“，觉得人生不过百年，生命有限，要抓紧把一点一滴的经验写下来传给后代。早在二十岁不到时，他便精摹古玺印文字集成《古玺汉印文字征》给篆刻者带来了方便。他又说，故宫有二万多方古印，如不把历代古印的钮制摄影以示后代，则古印资料就永远幽闭深宫，与研究者见不了面。所以他从文字上、钮制上把传世的隋、唐、宋、辽、金、西夏、元、明几个朝代的印章加以整理，照出图谱，以便后代通过图谱，校核实物，即可判别这是哪一朝代的遗物。当我们今天面对罗老的各种著作的时候，就似乎感动他那颗对；祖国对人民无保留地贡献自己的一切赤诚之心在跳动。
王个簃的苦学精神
上海画院副院长王个簃年轻时敬慕吴昌硕的书画篆刻艺术，特地从他家乡海门到上海求艺。后来得吴昌硕的学生刘玉庵的推荐担任吴昌硕之孙吴志源的家庭教师，这样他就得到了与吴昌硕先生朝夕相处请教学业的机会。在吴家的几年中，王个簃十分珍惜时间，学习非常刻苦，晚上总是在十二点钟以后睡觉，清晨即起，虽然很累，但精神上极愉快。由于他的努力，终于在诗书画印方面为他终生的事业奠定了基础，终于成为现代著名的书画篆刻家。
“没有学识什么都弄不好”
钱君陶是当代绘画，书法、篆刻、音乐、文学，书籍装帧等方面较全面的艺术家，出生在浙江桐乡一个贫寒之家。童年就爱用泥土塑玩具，入学后又常用透明纸勾描香烟牌子为乐。由于多次跳级，文学基础较差，工作后写的信文字欠通，还有错别字。丰子恺老师批评他说：“如果没有一定的学识，什么都弄不好”。从此他埋头读书练习文法，甚至把一本字典全熟练地背出来，终于自学成为一位能吟诗作画的多才多艺的专家。
钱君陶二刻《鲁迅印谱》
钱君陶青年时，得到鲁迅的热情关怀与启示，为了表达他对鲁迅的景仰，一九七三年，他把鲁迅的134个笔名及32个名号刻制成谱。不料遭到“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的敌视。一九七四年三月，他人们以审查为名，派人查抄了石章、印谱，审查他的朋友、学生，把他本人也横加审查了一百多天。隔离审查结束后，他怀着满腔义愤，冒着危险，又偷偷地重刻了一套《鲁迅印谱》，作为对“四人帮”无声的抗议。直至“四人帮”倒台以后，广一东湖南两地，才分别先后出版了这两套印谱。
西泠印社《印藏》的由来
杭州西泠印社，有一处刻着“印藏”二字的石刻，下面还刻着一段短文，这就是当年珍藏艺术在师李叔同金石印章的地方。李叔同就是中外闻名的弘一法师，他早年留学日本，在音乐戏剧、文学等方面造诣精深，书画篆刻尤为人称道。但在黑赠暗的旧中国，他怀才不遇，终于在1918年出家为僧，临别，他将平生所刻的部分印章赠给西泠印社留念，印社就为他封存于石壁之中，题目：“印藏”，以供后人瞻仰。解放后，为了很好地保存这些印章，才全部起出，另行珍藏，而印藏刻石仍嵌原处，永作纪念。右列二印就是当年《印藏》的藏印。
西泠印社
一九０四年，金石家丁仁、王褆、叶为铭、吴隐等在杭州发起组织一个研究金石书画的学术团体。经过十年筹备，于一九一三年正式成立，定名“西泠印社”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公推著名篆刻家吴昌硕为社长。印社先后拥有社员一百余人，日本著保篆刻家河井仙郎、长尾甲也远涉重洋赶来入社。印社每年清明、重阳集会，成为研究金石篆刻的学术中心。
日本人与印章
日本人民有一种习俗，即把自己的名字请名家或巧匠刻在一颗较好的印石上藏于家中。据说能使万事须利，家运隆盛，故称“开运印鉴”或“吉相印章”。且尺寸规定，男女有别，印材的使用还得按年龄配置，不能随意挑拣。刻一方“吉相印”要比一般印章价钱贵得多，但日本人认为，印章刻得好坏会影响命运，为交上好运，这方印章总得多化点钱刻好它。
第二篇：名人趣闻
①．里根解窘
里根总统在一次白宫钢琴演奏会上讲话时，夫人南希不 小心连人带椅跌落在台下的地毯上。观众发出惊叫声。但是 南希却灵活地爬起来，在二百多名宾客的热烈掌声中回到自 己的位置上。
这时，里根便插入一句：
“亲爱的，我告诉过你，只有在我没有获得掌声的时候，你才应该这样表演。”
②．自嘲
富兰克林想做一个实验：用电流电死一只火鸡。不料接 通电源后，电流竟通过了他自己的身躯，将他击昏过去。醒 来后，富兰克林说：“好家伙，我本想弄死一只火鸡，结果 却差点电死一个傻瓜。”
③．也算演讲
美国飞机发明家莱特兄弟，是一对很善于思索，又刻苦 钻研的好兄弟，可是他们却是一对最不善于交际的难兄难弟，他们最讨厌的就是演讲。有一次在某个盛宴上，酒过三巡，主 持者便请大莱特发表演说。
“这一定是弄错了吧！”大莱特期期艾艾地说，“演说是 归舍弟负责的。” 主持者转向小莱特。于是小莱特便站起来说道：“谢谢诸 位，家兄刚才已经演讲过了。”
④．血统
加拿大外交官切斯特·郎宁在竞选省议员时，因幼年时 吃过中国奶妈的奶水而受到政敌的攻击，说他身上一定有中 国血统。郎宁反驳道：“你们是喝牛奶长大的，那身上一定有 牛的血统了！”
④．哥伦布的妙喻
哥伦布在发现新大陆后，人们为他举行了宴会。有一些 参加宴会的贵族认为他发现新大陆完全出于偶然。哥伦布拿 出一个鸡蛋说：
“诸位，你们谁能把这个鸡蛋立在桌子上？”
那些贵族们左立右立，怎么也立不起来，只好求教哥伦 布。哥伦布拿起鸡蛋往桌上一磕，鸡蛋立住了。贵族们很不 服气，说这样我们也会立。
哥伦布笑着说：“问题是你们这些聪明人谁也没有在我 之前想起这样做。”
④．重赏之下
英国首相丘吉尔急于赶到下议院去开会，他叫了一辆出 租汽车。车子到达目的地后，他下车对司机说： “我在这里大约耽搁一个钟头，你等我一下吧。” “不行，”司机坚决地回绝，“我就要赶回家去，好在 收音机里收听丘吉尔演说。”
首相一听这话，不禁大为惊喜，于是除照价付了车资之 外，又重重赏了他一笔可观的小费。司机望着那笔意外的收 入，很快就改变了主意。他对乘客说：“我想了一下，还是在 这里等着送你回去吧。管他妈的什么丘吉尔！”
⑤．绅士是什么东西
富兰克林的仆人是个黑人，他问富兰克林：“主人，绅士是什么东西？” 富兰克林回答说：“这是一种生物，是一个能吃、能喝、会睡觉可是什么也不做的有生命的东西。”
过了一会，仆人跑到富兰克林身边说：“主人，我现在知道绅士是个什么东西了。人们
在工作，马在干活，牛也在劳动，唯有猪只知道吃、睡什么都不干。毫无疑问，猪便是绅士 了。”
⑥．马克吐温妙答小故事
一次马克吐温应邀赴宴，席间他对一位贵妇说：“夫人，你太美丽了！”不料那妇人却说：“先生，可是遗憾得很，我不能用同样的话回答你。”头脑灵敏，言辞犀利的马克吐温笑着说：“那没关系，你也可以像我一样说假话。”
第三篇：名人幽默趣事趣闻
迪普的发言
马克·吐温和世界著名的演说家迪普在一条船上不期而遇。航行途中，他俩都接到参加船上宴会的邀请。宴会后，马克·吐温首先发言。他讲了二十分钟，妙语连珠，满场轰动。
轮到迪普讲话时，这位赫赫有名的演说家站起身说：“主席阁下，先生们，女士们!宴会前，我和马克·吐温商定，互相交换我俩的讲话。他刚才的讲话就是我的，得到你们如此热烈的欢迎，我表示衷心感谢。但我遗憾地告诉各位，我忘了他讲话的要点，他要发的言，我一个字也记不起来了。”
学识与俸禄
著名的杜瓦尔是弗朗索瓦一世的图书馆管理人。一天，有个人向他提出了个问题，他老老实实地说“我不懂”。
“可是由于您的学识，皇帝才给您俸禄的呀!”
“皇帝是按我所懂的东西的多少来给我俸禄的。如果按我所不懂的东西给俸禄的话，皇帝的全部财宝也不够支付给我。”
上帝的形象
记者时常围住爱迪生，向他提出一些古怪刁钻的问题，但爱迪生都能一一作答。
一次，有人问他：“是否需要给某座修建中的教堂安装避雷针?”
爱迪生回答说：“一定要安装。因为，上帝往往是很大意的。”
记者又问：“你想像的上帝是什么样的?”
爱迪生答道：“没有重量、没有质量、没有形状的东西是不可想像的。”
它有什么用
一些新发现在初期不一定能马上投入实用。
一次，避雷针的发明者富兰克林邀请人们参观他的新发明。
其中一位阔太太问：“可是，它有什么用呢?”
富兰克林反问道：“夫人，请问新生的婴儿又有什么用呢?”
我在蓄胡子
有个爱缠人的家伙老是缠着小仲马问：“你最近在干什么?”
小仲马被缠得不耐烦了，说：“难道您没看见?我在蓄络腮胡子!”
守骨头的狗
一位艺术家为一位漂亮异常却十分消瘦的妇人画了一张肖像画：妇人脚下躺着一条狗。
“您知道这是谁吗?”一位与仲马相识的妇人问他。
“这个吗?”仲马端详着画说：“这是一条守着一堆骨头的狗。”
婴儿的将来
有人向瑞士大教育家彼斯塔洛齐提出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能不能从襁褓中就看出，小孩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彼斯塔洛齐很干脆地答道：“这很简单！如果襁褓中是个小姑娘，长大一定是个妇女；如果是个小男孩，长大后就是个男人。”
医生的忠告
一个病人问名医波特金：“大夫，请告诉我，做什么样的练习对减肥最有效?”
“转动头部。先从右至左，然后从左至右。”波特金回答。
“什么时候做呢?”
“当别人款待您的时候。”
我是不起来了
拳击运动员被对方击倒后，裁判便开始“数秒”，如从“一”数到“八”还站不起来，就判其失败。
有人问苏格兰籍世界轻量级拳击冠军琼·瓦特：“你愿意写什么样的墓志铭?”
琼·瓦特答道：“这样写：‘你爱数多少就数多少吧!反正这次我是不起来了。’”
如此政治家
有人问邱吉尔：“做个政治家要有什么条件?”
邱吉尔说：“政治家要能预言明日、下月、来年及将来发生的一些事情。”
那个人又问：“假如到时候预言的事没有实现，那怎么办?”
邱吉尔说：“那要再说出一个理由来。”
否定的理由
印度前总理拉迪夫·甘地常公开改变自己的观点。他的一位助手曾问他：“你上星期刚说过的话，怎么这个星期就如此轻易地予以否定呢?”
甘地答道：“因为这个星期我懂得的东西更多了。”
素食和健康
几名大学生问美国当代作家艾·巴·辛格：“您提倡素食是否由于健康上的原因?”
“我吃素食，”辛格回答道，“纯粹是为了牛和鸡的健康。”
喜欢的对象
有人问小说家费兹哈罗：“你最喜欢文艺作品中的哪一种人物?”
费兹哈罗说：“年龄越大，喜欢的对象也随之改变。过去我为罗密欧与朱丽叶哭泣，现在我可是为他们可怜的父母流泪。”
连任的感想
1945年，富兰克林·罗斯福第四次连任美国总统。《先锋论坛》报的一位记者请他谈谈这次连任的感想。罗斯福没有立即回答，而是很客气地请这位记者吃一块“三明治”（一种夹馅面包）。记者觉得这是殊荣，便十分高兴地吃了下去。总统微笑着又请他吃第二块。
记者感到受宠若惊，又吃了下去。不料总统又请他吃第三块。此时记者肚子已经饱了，但他觉得总统如此厚爱，盛情实在难却，还是勉强吃了下去。哪知罗斯福在他吃完后又说：“请再吃一块吧!”记者一听，哭笑不得，因为他实在吃不下去了。
罗斯福微微一笑说：“现在，你不需要再问我对于这第四次连任的感想了吧!因为你自己已感觉到了。”
小错和大错
有人问马克·吐温，小错误和大错误有什么区别?
马克·吐温举例说：“如果你从餐馆里出来，把自己的雨伞留在那里，而拿走别人的雨伞，这叫小错。但如果你拿走别人的雨伞，而把自己的雨伞留在那里，这就叫大错。”
年轻的奥秘
意大利最有名的女记者法拉奇作风泼辣，提问犀利。一些国际上的风云人物，像尼克季辛吉、卡扎菲等见了她，也得小心翼翼地回答她的问题。
一次，她问艺术大师毕加索：“为什么一对中年或老年夫妇走到一起的时候，太太总要显得比丈夫老一些?”
毕加索风趣地回答说：“那是因为当一个女人承认自己已经四十岁的时候，她的真实年龄起码已经超过五十岁的缘故。”
性格与教养
英国作家哈尔顿为编写一本题名《英国科学家的性格和教养》的书，探访了达尔文。
作家和科学家作了一次有意思的谈话——
“您的专门成就有哪些?”
“没有。”
“您的主要缺点?”
“不懂数学和新的语言，缺乏观察力，不善于逻辑思维。”
“您的治学态度?”
“很用功，但没有掌握学习方法。”
无恶意的谎
莉莲·卡特是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的母亲。一天，一个记者来到她的家中对她说：“您的儿子到全国各地去演讲，并告诉人们如果他曾经对他们撒过谎，就不要选他。您能不能诚实地告诉我，您的儿子从来没撒过谎吗?因为世界上再没有人比您更了解您的儿子了。”
莉莲·卡特说：“可能他有时也撒些没有恶意的谎吧!”
记者接着问：“您能不能给我下个定义说明，没有恶意的谎言和其他的谎言有什么区别呢?”
“我不知道能不能下这个定义，”莉莲·卡特说：“但我可以给您举个例子。您还记得几分钟前您进来时，我对您说‘您看起来多精神，我多么高兴见到您’吗?”
只读两类书
德国幻想小说的奠基人库尔德·拉斯维茨有一次在回答记者所提关于他最喜欢什么样的书籍这个问题时说：“我只读歌德的作品和描写印第安人生活的庸俗惊险小说。”
“为什么?”记者对这位大作家如此古怪的阅读趣味大惑不解。
拉斯维茨便进一步解释道：“你知道，我是一名职业作家，总爱情不自禁地对所读的作品分析品评一番。这样做实在太费精神了。而读上述那两类书籍则可以省却这种麻烦，让脑子完全休息。因为，歌德的作品太高超了，简直不容置评；而庸俗的惊险小说又太低劣了，根本不值一评。”
旋转的诱惑
世界闻名的幽默大师萧伯纳在伦敦观看了著名哑剧演员温逊蒂的单足旋转舞，那美妙的舞姿令这位大文豪为之倾倒。不久，伦敦明星报上发表了他的一篇文章。
对萧伯纳的叙述，任何人也无法断言是事实还是夸张，但从当天晚上直到此后十天内，温逊蒂演出的剧院门口，每天排着购票的长队。
萧伯纳的文章写道——
“……深夜，离开剧院归家，我发现费罗滋广场上杳无一人，沿着栏杆的圆形车道活像一个大马戏场。我不禁渴望着能学习温逊蒂的舞姿跳它一圈。但这竟比写文章困难得多，我摔了十四跤，趴在地上动弹不了。一位魁梧的警察过来把我扶起，神情严肃地诘问：‘你在干什么?我已注意你五分钟了。’我热情洋溢地向他介绍了温逊蒂的舞蹈和学习的艰难。他沉吟了一下说：‘你可以替我拿一下帽盔吗?我来试一下!这似乎并不难。’接着，他刚一转动，就来了个嘴啃泥。但他很倔强，扯了扯跌破了的制服裤，嘟哝着说：‘是我的上装把我绊倒了。’他把上装脱掉，继续旋转，也继续摔跤——当然我也以同样的热情伴着他摔——直到凌晨四时，一位警长走了过来，严厉地吼叫：‘你就是这样执行定点值勤的吗?”
那警察正聚精会神，成功地旋了两转而没摔倒，他幸福地擦了擦额上的汗珠回答：‘我承认错误，但我敢打赌，警长先生，你肯定学不会温逊蒂的旋转。’警长端详了一下正在旋转的我，耸了耸肩，立刻跟我们一起旋转起来……接着，又有一个上早班的邮递员和一个送牛奶的加入我们的队伍，费罗滋广场充满了从未有过的生气勃勃。不幸，那位送牛奶的人一跤把腿摔断了，我们另外三个不得不抑制住舞兴，把他送往医院——这个场面也许可笑，但是，曾经亲眼看过温逊蒂表演的人，谁都不会觉得奇怪。”
奇特的演讲
美国发明家莱特兄弟善于思索却不善于交际，尤其讨厌演讲。有一次在某个宴会上，酒过三巡，主持人请大莱特发表演说。
“这一定是弄错了吧!”大莱特说：“演说是归舍弟负责的。”
主持者转向小莱特。于是小莱特站起来说道：“谢谢诸位，家兄刚才已经演讲过了。”
《圣经》与土地
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图图主教不但是反对种族歧视的斗士，而且才智过人，极富幽默感。
1984年冬，他在纽约一次基督教仪式上说：“传教士刚到非洲时，他们手里拿着《圣经》，我们手里有土地。传教士说：‘让我们祈祷吧!’我们便闭目祈祷。待我们睁开眼睛时，发现一切都倒了个个儿，我们手里有了《圣经》，而他们手里有了土地。”
请不要着急
英国前首相威尔逊有一次演讲刚进行不到一半，有个捣蛋分子高声打断了他：“狗屎!垃圾!”
威尔逊不慌不忙，以安抚的口气对那个人说：“这位先生，请不要着急，我马上就要讲到你提出的关于肮脏的问题了。”
全场大笑，那人语塞。
很困难的事
有一次，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应邀演讲。当主持人介绍他后，听众起立长时间鼓掌。
掌声终于停歇了，听众坐了下来。
“我要感谢你们停止鼓掌!”基辛格面带笑容地说：“要我长时间表示谦虚是很困难的事。”
一样的规定
马克·吐温向隔壁的银行家借书看。银行家说：“您只能在这儿看。我订了一条规定，藏书概不外借。”
第二天晚上，银行家想借马克·吐温的剪草机用用。马克·吐温爽快地答应后说：“可是您只能在我的草地上使用。我的规定和您的一样。”
从破洞看到
俄国伟大学者罗蒙诺索夫成名以后，仍然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习惯，穿着毫不讲究。
一个衣着讲究的人看到他衣袖的肘部有个破洞，就指着那儿挖苦说：“从那儿可以看到你的博学吗?先生?”
罗蒙诺索夫嘲讽地回答：“不，一点也不!先生，从这里可以看到另一个人的愚蠢。”
大律师让座
大律师克拉伦斯·达罗对人和气谦逊。他最讨厌虚伪做作的作风。一次，一个傲气十足的年轻人来拜访他，大律师立即端来椅子让座。
可是这位年轻人全然不予理会，他傲慢地说：“达罗先生，我是布兰德议员之子。”
达罗说：“那样的话，请坐两把椅子。”
脑子的两半
德国大作曲家华格纳平时待人傲慢，不大照顾别人的感情。接待客人时，他爱穿奇形怪状的中世纪服装——天鹅绒或缎子制的都铎王朝时期的装束、亨利四世戴的那种帽子，常常把客人弄得莫名其妙。然后他会解释说，他很忙，穿这样的服装是为了作曲时培养感情。
一天，大仲马也怀着敬爱的心情去拜访华格纳，受到同样的接待，大仲马愤然回家。
几天后，华格纳到大仲马家回访。他在休息室里等了半个小时后，才见大仲马头戴羽毛盔，身穿插着鲜花的睡衣，还戴了一只软木救生圈，慢吞吞地走进来。
“请原谅我穿着工作服。”大仲马神气地说：“我现在脑子一半在帽子里，另一半在长统靴里，我准备穿上它去设计一段爱情故事。”
医生的报复
詹姆斯·惠特勒是十九世纪的印象派画家。一八六三年他在伦敦居住时，曾喂养了一条卷毛狗。画家对这条狗珍爱备至，有时甚至爱得出了格。
一次，惠特勒的爱犬嗓子发炎，他急忙请来伦敦最负盛名的咽喉专家莫瑞尔爵士。
莫瑞尔见是给狗看病，心中十分不快，但他还是极力克制自己，默默地给狗开了张药方，拿起出诊费便告辞了。
第二天，惠特勒接到了医生的加急电话，请他马上去走访一趟。画家以为医生还在关心他的爱犬呢，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匆匆忙忙地赶到医生的家。
莫瑞尔爵士从容地接待他：“您好，惠特勒先生，谢谢您的光顾。我今天想和您商量的是，我的前门是否该请您重新油漆一下?”
歌德的吩咐
歌德的厨师从厨房偷了条大鱼藏在大衣里，匆匆忙忙地穿过庭院。正巧歌德站在窗口，看见了露在大衣下面的鱼尾巴。
“喂，小伙子!”歌德喊道。
“阁下，您有什么吩咐?”厨师应声回答。
“我说，如果你以后想带条鱼回去，就得穿件长点儿的大衣，要不就拿条小点儿的鱼。”
但丁答亲王
有一次，意大利亲王问作家但丁：“你聪明绝顶，但是贫穷：我虽然愚蠢而疯狂，可是富有。这是怎么回事呢?”
但丁冷笑着回答：“将来我遇到的人都像我这样，而不是像你那样，我就富有了。”
妙计退英王
萧伯纳成名之后，门庭若市，使他苦于应付，无法写作。
一天，英王乔治六世前去访问他。寒暄几句后，由于兴趣爱好和文化修养差异悬殊，两人很快就无话可说了。
第四篇：名家王镛教你学篆刻
王镛谈篆刻
辛尘：我一直认为，王镛先生是当代中国最有成就、也最具影响力的篆刻家之一。遗憾的是，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虽然曾经写过一些文章，谈论王镛先生的篆刻艺术，但都是就作品谈作品。实际上，深入研完艺术家的学习经历和风格探索过程，即人们常说的艺术家的“心路”，不仅有助于破除神秘感，增强后学者的信心，给后学者更多的启迪。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艺术家的作品及其成就的理解。不知能否借此机会，请王镛先生自己谈一谈
学印的经历及其风格形成的过程?
王镛：我是12岁那年开始学篆刻的。那时已经学了五六年的字和画。字是晋唐名家的楷书，画是看见顺眼的就临，高兴了胡涂乱抹，画什么总能像点什么。身边也无高人指点。当时特别崇拜齐白石，记得那年父亲带我去苏联展览馆(今北京展览馆)观看“徐悲鸿、齐白石、黄宾虹遗作展”，回来想学刻印，父亲为我买了工具，手边有些齐白石的作品，父亲不懂篆刻，又特意带我去琉璃厂买回一套二函二十本的《飞鸿堂印谱》。小孩子好奇，记得当时对其中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也挺喜欢。一动手特别上瘾，放学后做完功课一刻到半夜，很快就能“创作”了。14岁那年上初二，班主任赵龙飞老师(听说现在北京统战部任职)推荐我去报考北京少年宫金石书法组，当时想学这类“冷门”也没有别的地方。我去考了，捎带也考了国画组，结果都被录取了。刘博琴先生教书法篆刻，是兼聘性质的。这就
是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
现在回想当时的北京篆刻界，除宁斧成先生是一位个性较强的印人，刘博琴先生当是一位高手，可惜先生建国以后没有工作，也就意味着没有地位，生活都成问题，境遇可想而知。先生擅篆隶，我的书法视野也得以大大拓展。篆刻从规矩入手，先学满白文汉印，朱文则是铁线元朱一类。不外乎临摹，命题创作，老师分析讲评，进步很快。当年就入选了“首都书法篆刻展”，这是当时惟一的此类展事，刘少奇、朱德、陈毅等许多国家领导人都参展了。于是乎信心大增，对篆刻的传统也有了初步的认知，在审美能力上也有了质的提高。有赖老师的匡正，可以说走上了正道，知道漂亮花哨的东西不好，整齐匀称不过是美的低级阶段，古拙质朴、奇险壮丽之类才是大美。这个审美意识，算是初步树立起来
了。
可惜好景不长，几年后就是“文革”，下乡插队了。在内蒙古也常有写写画画的机会，但篆刻基本上停了。那六年经了些磨难，得了些历练，而不幸中之大幸是：由于地僻入稀，“阶级斗争”不易抓紧，结果自我意识在荒野中得以萌醒。回京后任中学美术教师，又大干起来，这时较强烈地想探求篆刻的个性风格。由于此前的十年，精神上遭受了极度的压抑，可以想见当时对艺术自由的渴求，于是放手刻了一些“不知秦汉，无论明清”的新东西，结果无根无源，总不耐看。久之悟出了篆刻的审美品质首先要“古”。“古”并非等于“旧”，因为在传统艺术中，“古”与“新”不但不对立，反而暗里相通。群体的求新意识往往使审美丧失高格调，只因低俗的美本来就容易赢得多数受众的青睐，这在物质生
活方式日益现代化的今天更突出了。
实际上，高古、古雅、古拙、古朴等等的对立面肯定是俗媚、甜熟一类。无疑，“古”字不仅是个时间概念，“古”的审美体验源于大自然，因为先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低下，故易与大自然融合亲近。试看人类早期的艺术包括各种生活器物，无不具有“古”的审美品格。但“巧”在追求物质文明的进程中，由于实用的要求，愈来愈占据上风，所以，一旦进入艺术的精神审美层面，“巧”虽然“新”，却一定近于“俗”，“古”却成了很难企
求的高格调。
1979年中央美术学院李可染、李苦禅教授首次分别招收5名山水、花鸟画研究生。报名者数百人，竞争激烈。与今天的情形不同，我当时甚至没见过导师的照片，纯粹是“碰”机会，且5名山水研究生，只招一个兼攻书法篆刻的。考生中大多数是艺术科班出身，我不行，我只能以同等学历的身份报名。如果只考山水，我肯定没戏，好在我是“野路子”。自学中什么都摸过，包括素描、油画等。文化课得分更高，居然被录取了。进了美术学院，兴奋之余，深感压力之大，恨不得以长绳系日，让24小时部是白天。导师李可染先生的人格魅力与艺术理念，给了我深深的震撼。刚从监狱中被“解放”出来的系主任叶浅予先生，其孤高耿介的品性和为人为艺的至诚，令我折服。这些至今成为我受用不尽的人
生艺术财富。
常常有人间我：李可染先生又不搞篆刻，你能学什么?其实这种提问只能属于“小儿科”水平。韩愈《师说》中写得明白：“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其中属技术层面的只在“授业”之中，所以韩老夫子在论述中举例说的“授业”只是“童子之师”的职能，而且强调授业是“小”，传道与解惑才是“大”。李可染老师授课，从不讲技能技巧，即使一定言“技”，也要提升到“道”的高度去阐释，这个道，即是自然与艺术的根本规律。再不然，也要立足于美学的层面。刚毕业时，几次为李老师治印，曾对我深入论述篆刻创作的审美取向，受益匪浅。还有副导师梁树年先生，擅诗文，亦擅篆刻，格调很高。只是
梁先生天性淡泊，从不张扬，故印名不彰，对我教诲多多，至今难忘。
中央美术学院是艺术氛围最浓的所在。这种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于触目呼吸之间无所不在，只要你不存先人为主的固执，只要你尚未麻木不仁，那么时时发生的观念的碰撞与意识的交锋，总会逼迫你去思索探求。我开始认真整理自己。首先是方向问题，因为当时仍然不断讨论文艺为什么人的事儿。简要说来，如果承认书画印是传统的高雅艺术，那么它注定要被“打入”“阳春白雪”一类。我想“阳春白雪”表面上不像“下里巴人”，能直接服务于“工农兵”大众，但骨子里却肩负着更高难的服务责任，即教育与提高大众。从这个角度看，二者最终是一致的，而且往往是“阳春白雪”才标志着一门艺术的文化价值与历史高度。因此坚定了我忍耐寂寞，面对孤独地去发现、去创造的信心和决心。辛尘先生的两个问题太大了，再具体说下去不知何时才能打住。最后要说的是：从艺方向的明确，审美观的建立，辩证的思维方法以及对传统价值现的独到判别，是形成自我艺术风格的前提与关键。如果一个人总执著于形而下的枝节问题，肯定忙活一辈子也找不
到北。
辛尘：随着篆刻艺术的普及，知道“印从书出、印外求印”理论的人越来越多了。但印从书出、印外求印，绝不是简单的仿真和套用，这里面有一个“化合”的过程，即从包括书法在内的印章之外的资源中采集样本，经“化”而“合”于印。这个“化合”的玄机若不能参透，“印外求印”于学习者有害无益。所以，晚清以来，善于印外求印而卓有建树者并不多见，以至于印人们转来转去，还是回到仿真秦汉印式或追随明清流派上来。人们注意到，王镛先生的独特印风，得益于书法，得益于对北朝印章及魏晋砖铭的研究，得
益于对美术的章法构成的敏感。能否请王镛先生较为深入地谈谈这方面的体会。
王镛：借鉴印外的资源，“化合”成自我的印风，确实不易。我也绕过弯子。只取其表，不明其里，是个通病。比如借鉴瓦当，或取法封泥，一般往往被其外在的形式，或者说非印章可取的所谓独特新奇的样式所吸引；比如瓦当的圆形及扇形分割或者封泥的宽泥边栏。以为照搬这些就是创新了。再高明一些，也许只想把瓦、泥造成的残缺美感运用于印章线条之上，我想这远远不够，比如瓦当文，我以为那些古代专业美术工匠的杰作，首先是启发了我对文字造型的可塑性的认识，其在不违背基本结构的前提下对文字的大胆变形，充满着智慧之光。畸形的有限空间没有成为变形的桎梏，反而成就了它的可妙创意。至于封泥，它不是印章的另类显示，恰恰相反，因为当时没有印泥，没有纸张，所以封泥才是古玺印的本来面目，或者说是古玺印的使用效果。把印章拓在纸上和按在泥上，朱、白文的显现恰恰相反，可见“古玺印大多是白文”，是后人流传已久的大误会。明了这一点，我们应该研究方结构的汉印文字表现为细末文的时候，其形式要领何在?至于又烂又宽、残缺不整的大泥边栏，就变得意义不大了。如果将视焦聚于其内在形式规律特征，每个人
以自我的目光审视，相信会各有所得。
辛尘先生认为我“得益于美术的章法构成”可能有道理，因为美术(应指绘画)与书法、篆刻的章法构成，其根本规律是完全相同的。我想，许多只搞书、印的人太把“字”当成凝固的标本去对待了，这就阻碍了将字的构成因素抽绎出来进行改组(变形)的思路，进而失去了创造力。再者，我认为“美术”这一概念，即造型艺术或曰视觉艺术，它当然包括
书法和篆刻。这里用绘画，似更贴切。
辛尘：以往读韩天街先生的文章，知道他于刻印、锌印方面有许多独特的研究马士达先生则历来主张写、刻、做。锌诸法的综合运用。1998年在南京见到石开先生，他也谈到他的用刀及其披磨做印的特殊枝法。我没有亲眼见过王镛先生刻印的过程，只是听崔志强，朱培尔诸先生介绍说，王镛先生刻印，并不是一挥而就。而是反复审视向背、轻重，然后下刀。不知王镛先生是综合运用各种枝法，还是像白石老人那样，强调一刀一画的刻锲，反对修饰性的技法?
王镛：我大概是属于“综合”类的。我一般在动刀前反复写稿，多方选择，至极细微的地方都做到心中有数。我认为印章与书法相比，不同处在于空间太小，必须毫微相较。如果准备不足，仅靠激情冲动，急就而成，容易失误。当然情急之中出于意料之外的偶然效果，其美妙也是无法事先“设计”出来的，这也是中国写意类艺术的闪光之处。为兼得二者之长，我在动手刻时，努力放松下来，不再去顾虑具体细节，只关注整体的表现，放刀直干。其实写得再好也不能完全体现刻的效果，因此刻的时候需要随机生发。这样，就避免了把“刻”沦落为对写的“摹刻”，从而把思，写、刻及拓视为一个完整的创作过程。最后，有时是达到写的大致预想效果，有时是面目全非，却有意外收获。总之，我想把理
性与激情统一起来，做到经意之极，效果是似不经意。
李可染老师回忆说，白石老人对他讲：我在画上常题“白石老人一挥”，你别信，那是给外行看的，其实我是用写楷书的方法画大写意。这句话对我启发很大。激情如果没有理性的支撑，则不会持久，也容易失“度”，理性若无激情的引发，则会僵板，丧失灵性。大写意类作品，表面粗枝大叶，粗头乱服，但是给人内在的艺术感受更应细腻。这是大写意风格的迷人之处，也是误人之处。印毕竟不是书，起码不追求书法的时序性与一次性，所以我不一概反对“修饰性”技法。原则上，一是尽可能少用，二是最终艺术效果是自然
无饰的。
辛尘：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在朵云轩举办的一次篆刻家邀请展上，王镛先生的那一组“能婴儿”、“吐真气”的作品，惊世骇俗，给人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能否请王镛先生谈谈那一组印章的创作体会，以及后来的创作何以放弃这一探索，回复到此前的印风?王镛我倒没觉得那批印与前后有太大不同。回忆起来，其中几方可能恣肆一些罢了。另外，无论书、画、印，我在同一天搞出的作品，也总在风格上有点变化，“摇摆着向前”，也许可以避免僵化吧。
辛尘：近十多年来，王镛先生组织和参加了各种篆刻艺术展览的评审工作。我很想听到王镛先生以一位艺术家的眼光(而不是作为中国书协篆刻委员会的领导者的身份)，谈谈
对中国当代篆刻创作状况的看法，以及对其发展前景的展望。
王镛：我已经辞去了所谓的“领导”身份了，我只想、也只能代表我自己。当代篆刻基于一批中青年作者的努力，虽然只经历了短短二十几年，但已经确立了与明清以来各流派、各阶段根本不同的新生的整体风貌(被许多人讥为“流行印风”)。篆刻在艺术大家庭中进一步巩固了独立的地位，篆刻史、论的研究也获得了空前的深入。我比较认同辛尘先
生在《当代篆刻述评》一书中的基本分析。
不过，我觉得土生土长的、中国独有的篆刻艺术，不必参照西方模式，急于进入“现代艺术行列”，况且连西方人也没敢提艺术一定要走“全球一体化”之路。当然，我也十分关注那些与西方现代艺术“接轨”的探索性印作，它深具启示作用，但不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篆刻艺术的主流。篆刻首先是民族的，然后才可能具备自己的现代意义。从大的世界
范畴看，这同样是个性与共性的关系。
第五篇：西泠印社部分书法篆刻名家
西泠印社部分书法篆刻名家
邵裴子（1884—1968），原名闻泰，又名长光。浙江杭州人。西泠印社社员，理事。幼丧父，依靠母亲刺绣度日，16岁进学，19岁中举人。后入上海南洋公学经济特课班学习英文三年，又以官费入美国斯坦福大学攻经济。1909年学成回国，历任浙江省高等学堂英文教习、教务长、校长。1913年去北京，在财政部任职，兼政治大学英文教授及教务长。北伐前夕返回杭州，应浙江大学校长蒋梦麟之聘，任浙大教授，继任文理学院院长，1928年接任浙大校长。1935年离开浙大，赋闲杭州，专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翻译和校对书籍。抗战期间，任浙江省临时参议会副会长。
解放后，邵裴子先后当选为浙江省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民革后，任民革浙江省副主委、中央委员。曾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职。对于古代美术品之收集、整理、保存、研究多所贡献。善书法，最擅行楷，清劲挺秀，饶唐人韵味。精鉴赏，尤深于识别陶瓷。编有《宋诗三百首》，撰有《唐诗绝句选》、《林和靖附林和靖事》等。
陈锡均（1879—1963）字伯衡，江苏淮阴人，住杭州，室名“石墨楼”。西泠印社社员。曾任浙江寿昌县知事、绍兴酒捐局局长等职。喜藏碑帖与金石书籍，罗致碑帖声名籍甚，为研究碑版专家，识者及同好咸奉若祭酒，由是博得“黑老虎”魁首之雅谑。此喻虽欠雅训，亦实至名归之定评。其所藏碑帖每种均亲自考证或题识，不下数千种。诸如《司马温公家人卦》、吴越钱鏐《凤凰山排衙石刻诗》、吴越王钱弘俶《金涂塔铭文》、《杭州石物洞造像拓本》五十八种、《桐庐县令独孤勉等题名》、《葛洪处州南明山题字》等珍品均有收藏。伯衡先生解放前任浙江通志馆编纂。1950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后任常务委员，从事碑碣及拓本之鉴别整理。1953年转职浙江省文史馆馆员。曾著有《碑版金石录》、《历代篆书石刻目录》（不分卷）以志心得，迄未付梓，甚为可惜。又著有《金石述阐》、《枫树山房帖目主编》等。
伯衡先生去世后，所藏碑帖二十六大箱，于1963年经王松泉介绍全部捐给浙江图书馆，获奖金3千元。剩余之金石善本书及古代现代名人书画册页、砚台、图章、玉器瓷器尚很多，惜在“文革”时被抄达六次之多，所有文物均被抄殆尽。至1985年落实政策，所抄之物可以认领收回。唯伯衡先生大世兄，系外科医生，不识家中所有文物，且人又老实，去认领二次，均认领不到一物归来。其时本人又
奉命出国为外国人治病，需时二年。其母言：只要家中大小平安，被抄之物都是身外之物，能领到收回一点当然好，如认领不到也只好作罢，不必耿耿于怀。就此放弃认领。叹几代收藏，从此家中一无旧物宜！
潘天寿（1898—1971），原名天授，字颐，号阿寿、寿者，别署三门湾人、大颐寿者、颐者、懒道人，室名无谓斋、止无室、止止堂、听天阁。浙江海宁人。西泠印社副社长。著名书画家、印学家、学者。27岁时被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聘为中国画室教授，曾著《中国绘画史》，以后曾担任上海美专等高级美术学院的教授、主任和校长。擅画写意花鸟和山水，一扫清后一百年间陈陈相印的媚俗画风。破常规，创新格，布局敢于造险、破险，笔墨浓重豪放，有金石味，色彩单纯，气势雄阔。其指墨画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建国后历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前苏联艺术科学院院士，是中国画领域中屈指可数的大师之一。编著有《中国绘画史》、《听天阁画於潜镇老年大学书法讲座
（三）论随笔》、《中国书法讲义》、《治印纵谈》、《顾恺之研究》等。
齐 璜（1863—1957）原名纯芝，字渭清，后改名璜，字濒生，号白石，别号借山吟馆主者、寄萍老人、三百石印富翁等。湖南湘潭人。篆刻齐派创始人。解放后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早年曾为木工，二十七岁起习书画篆刻，刻苦自励，中年后五次出游南北交友访艺，1919年起定居北京。篆刻初学浙派，后取法汉凿印，采用“天发神谶碑”等方折字发入印，布局齐肆朴茂，单刀侧锋直下，痛快劲辣，自创一家，称誉印坛。有《齐白石印存》、《齐白石诗文篆刻集》等著述多种。
张鲁庵（1901—1962）1901年生，字炎夫，号幼蕉。浙江慈溪人。西泠印社社员。精篆刻又以善制印泥名驰遐迩。其时北京有徐正庵者，亦善印泥著闻，两岐并峙，曾有“南张北徐”之雅誉。鲁庵先生癖嗜历代名家印谱，广收博集，积有四百余家，可谓集印谱之大成，颇少可与之抗衡者。其藏书中尤足珍者，有传世不多之明版善本，韫椟而藏鲜肯出示。另从事历代印章实物之收藏，日积月累得四千余方，其中有少见之何雪渔先辈印章二十方，鲁庵先生特拓为专集；所藏“放情诗酒”一印，系杭州著名金石收藏大家魏稼孙旧物。鲁庵先生治印在民国20年（1931年），始学赵次闲及西泠诸家，后乃以邓完白氏为依归，尝以重金购得邓氏燕翼堂五面印，所以宠之备至。鲁庵刻印行世者，有《仿邓完白山人印谱》两卷（民国21年影印）、《鲁庵印选》、《鲁庵印谱》。另辑有《寄黟山人印存》、《横云山氏印聚》、《金罍印摭》、《钟矞中印存》、《完白山人印谱》等。鲁庵先生与余杭褚德彝（字礼堂）哲嗣保衡曾辑礼堂遗印百方，冠名曰《松窗遗印》两册，以精工精拓而付剞劂，仅拓引四十部，得之者珍如瑰宝。鲁庵先生乐于助人，人若相识告贷，凡丧葬者有求必应；而如若婚事呼将，辄拒不置理，此为其处世之哲理。鲁庵先生作古后，家属悉将所藏印章印谱，捐献给西泠印社。秦康祥（1914——1968），字彦冲，原名仲祥。浙江宁波人，居上海。西泠印社社员。擅诗文书画，亦精鼓琴，工金石篆刻，以收藏名竹刻、印章等驰名海内。嗜印之深，功力之勤，堪张鲁庵相匹，广事收藏古玺印、名家印三千余方，并编拓成谱，有《睿识阁古铜印谱》十卷，《唐石斋花押印》四卷，自用印辑成《濮尊朱佛斋印印》，另有《竹刻集拓》、《竹人三録》、《藏竹小记》，与王福庵、孙智敏合编《西泠印社志稿》，后编《西泠印社小志》并出资发行。
孙智敏（1881——1961）字廑才，浙江杭州人，清光绪癸卯科翰林，任翰林院编修。宣统元年（1909年）任浙江图书馆会办。辛亥（1911年）后任建德、龙游两县知县，又任杭州高等学校监督、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之江大学文理学院教授、青岛市政府秘书。喜藏书。三十年代后，从事教育工作或以卖字、卖文为生。长骈文，善作诗。著有《知足居文存》《知足居诗存》《知足居联语录存》
等。擅书法，所书均清代通行之馆阁体，方整清秀，字如其人。如亲友向其求墨宝者，无不应命。孙智敏故世后，藏书由家人陆续售完。其早时曾和钱塘丁辅之、仁和叶为铭、王寿祺三人同辑《西泠印社志》，并由孙作序，惜散失。其著述尚多，惜均未付印而遭散失。
韩登安（1905——1976），名竞，一字铮，号耿斋、印农。浙江萧山人，居杭州。西泠印社社员。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五十年代前后任西泠印社总干事，东皋雅集总干事，浙江美术家协会理事，杭州市美术家协会理事。精篆隶，尤以玉筋篆著名。善刻 印，所刻细朱文，人称绝艺。酷嗜浙派，间仿皖派，与王福厂交善，画亦清秀淡逸。编著有《登安印存》118册，《登安集拓金石图》、《明清印篆选录》、《西泠印社胜迹於潜镇老年大学书法讲座
（三）留痕》、《增补作篆通假》、《毛泽东诗词刻石》、《岁华集印谱》等。
诸乐三（1902—1984），原名文萱，字乐
三、希斋，别号南屿山人，浙江孝丰县人。闻韵弟吴缶入室弟子。善书画，工篆刻，尤长花卉，精于篆书，对石鼓钻研尤深。作风均似其师。初为上海美专、新华艺专及国立艺专教授，后任中国美院教授。西泠印社副社长。
余任天（1903—1984），号天庐，浙江诸暨县人，居杭州。善画山水，先从西画入手，后致力传统笔墨，天分高，魄力大，吸收性强，故能于写生山水中以古法行之，构成现实性的巨幅创作。精篆刻，潘天寿部分用印皆出其手。山水花卉人物皆精到，在现代风格上颇有成就。
唐源邺（1886—1969）字李候、蒲佣，号醉农、醉龙，又号韭园，别号醉石、醉石山农，晚年称醉翁。湖南长沙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七岁丧父，十三岁随外祖父李黼耀宦游杭州。喜金石碑拓印谱，研习鉴赏，博古多识。善汉隶，气息高古沉雄，名重一时。治印尤宗秦汉，继浙派印艺真谛，尽去浮习，凝重宽博，苍秀浑厚，为振兴浙派印坛主将之一。韩登安称之为清代以后第一人。曾应马衡之邀赴京任故宫博物院顾问，审定文物。后任中央印铸局技正。解放后任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湖北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湖北东湖印社社长，西泠印社理事。著有《唐醉石印存》、《醉石山农印稿》、《唐醉石专集》、《醉翁印最》、《急就篇印谱》、《唐醉石自用印印存 》等。
唐醉石篆刻作品
李叔同（1880—1942），幼名文涛，又名广侯、广平、一琴，号漱筒，又号瘦桐，字秋宾；丧母后改名哀，字哀公，又字惜霜；留学日本改名岸，号叔同、息霜，又字微阳，号黄昏老人；出家后法名演音，又署演银和尚，简署音，号弘一。浙江平湖人。著名画家、诗人、音乐家、美术家和教育家。于杭州虎跑寺剃度出家。为我国近代高僧。钱君匋（1907—1998），原名玉堂，曾用名玉棠、豫堂、敬堂、涵、冰壶生。浙江桐乡人，居上海。西泠印社副社长。著名书法家、篆刻家、诗人，其书法涉猎广泛，兼取博收，擅多种书体，尤长汉简帛书自具风貌，篆刻功底深厚，治印以万计，风格多样，力能扛鼎，善刻巨印长跋，鹤立印坛，名烁中外。亦擅国画，以花卉见长。此外，散文、评论、新旧体诗、作曲、教育、收藏鉴赏、翻译、出版、书籍装帧，广泛涉猎并见成果，同辈中比肩者无多。曾任上海音乐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美术协会上海分会理事，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美术教育研究会顾问，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君匋艺术院院长。编著有《摘花》、《中国民歌选》、《小学校音乐集》、《水晶座》、《君匋诗集》、《蝴蝶鞋》、《战地行脚》、《钱君匋篆刻选》、《钱君匋印存》二册、《君匋印选》、《长征印谱》、《鲁迅笔名印谱》、《茅盾印谱》、《钱君匋长跋巨印选》等。
陈从周（1918—1998），浙江杭州人，原名郁文，室名随月楼。著名古建筑家、园艺家，又工于书画，为张大千早年入室弟子，梅兰竹菊等皆专，1952年任同济、之江大学教授，曾为博士生导师。有多种刊物出版。於潜镇老年大学书法讲座
（三）方去疾（1922—2001），又名超，原名文俊，字正孚、季君，别署四角亭长。浙江温州人，居上海。西泠印社副社长。著名书法家、印学家、篆刻家、鉴赏家，印宗秦汉，每多独到。于篆刻、印学，笃学深思，继古创新，以秦篆为体，欹侧求险，别开生面，得前人之未传（韩天衡语）。搜集整理，鉴别数十种印谱孤本以出版。曾任上海书画出版社编审，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常委等职。著有《去疾印存》等。
阮性山（生卒不详），号木石，杭州人。诗、书、画皆精，擅花卉，尤长梅竹，格调高古，墨彩雅致。均有清韵逸致。中年因病致聋，只专心绘事，忘世绝俗，与人作笔谈，颇趣，盖心慧者也。惜耳病不易世人交往，反埋声名矣。
吴幼潜（1904—1971），原名熊生，又名熊、德光，字蟠蜚，号持华。浙江绍兴人，居上海。西泠印社社员。吴隐次子，能刻印擅镌碑，出版过数十种印谱。
吴振平（1907—1979），原名锦生，又名珑，字儋山，号龢庵。浙江绍兴人，居上海。西泠印社社员。吴隐三子，工画山水，能篆刻，善鼓琴，精制印泥，编有《小鉥印存》等。1982年其家属将160余册印谱珍品捐献西泠印社收藏。
丁立中（1866—1920）字和甫，杭州人，清“八千卷楼”主丁丙（松生）先生哲嗣。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科举人。能世其家学，富藏书。编有《丁氏八千卷书目》二十卷十册（铅字排印，民国21年出版）；并有《禾庐诗》（全集排印六册）及《松生府君年谱》等著述；又辑《宜堂类录要》计二十二册，《禾庐新百咏》三卷。光绪丁未（1907）因经商失败，亏欠公帑，尽鬻家产抵偿，所藏八千卷善本书，以七万元代价全部出售给江南图书馆。乡邦文献，遗惠石头城，洵非始料未及。然归国家收藏，胜于吴兴皕宋楼陆氏之贩诸东瀛实多矣！
汪曼峰（生卒不详），一作虿锋，名嵚，杭州人。民国成立后第一任杭县知事。对于杭州市政最初的基本建设，多所规划。兴办学校，启迪后进。博学嗜古，善诗文书法，擅写行书，笔致劲挺，姿势开张，著名于时。提倡职业性的工艺美术，造就许多精刻精拓碑版的技术人才，以资继承传统的技巧于不坠，颇有功绩。西泠印社其时景观建筑多尽力赞助。民国10余年卒，年约五十许。
郭沫若（1892—1978），原名开贞，号鼎堂，常用的笔名有麦克昂等。四川乐山沙湾镇人，是中国的文化巨人，他一生向往光明，追求革命，一生激昂跌宕，充满传奇色彩。著名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的又一面旗帜。解放后，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文联主席。著作等身。他在生前，足迹遍及全世界、全中国。临终前，留下遗言，将骨灰撒在大寨。
孙慕唐（生卒不详），字天水，浙江吴兴人。昔从事外交界及交通界，现为浙江文史研於潜镇老年大学书法讲座
（三）究馆馆员。善书画，尤工山水，亦能古琴。
曹聚仁（1900—1972），浙江浦江人。1915年至1921年就读于杭州省立第一师范（今杭高），1927年秋，应邀在浙江图书馆整理《四库全书》。曹聚仁是20世纪在众多方面都有重大影响的一位杰出人物。他既是一位名教授、名记者、名编辑、名作家，也是 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学。他一生著作等身，创下了诸多中国新闻采访、编辑出版方面的第一，留下了四千余万文字，代表作《国学概念》、《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文坛五十年》、《鲁迅评传》、《听涛室人物谈》、《上海春秋》、《万里行记》、《我与我的世界》等。作为记者，他出入抗日前线，发表过不少激励人心的消息和通讯。作为教育工作者，他20多岁就当上教授，讲授国学、史学和新闻学。培养了好几代文学和新闻工作者。作为社会活动家，他为祖国的统一做了大量的秘密工作，被周总理尊为“爱国人士”，受到毛泽东、陈毅等中央领导的 接见和赞许，被罗青长称赞为“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了毕生精力”的人。
阮毅成（1905—1989）学名冠华，字思宁，晚年自号适庐老人。江苏兴化人。诗人，律师。其伯父阮性存为我国早期法学名家，民国初期任杭县律师会长，北伐时任浙江省司法厅长。阮毅成幼年随伯父在杭州读书，中学毕业后，任杭县地方法院帮办推事，经陈叔通资助游学法国，回国后任教南京中央大学法律系兼主任，金华行政督察专员，抗战时期任浙江省民政厅长。1949年迁居台北。故后，其子遵嘱，奉请牌位，入寄杭州灵隐寺。一生热心文化教育事业，奖掖后学，公余笔耕不辍，著有《三句不离本“杭”》、《毅成诗稿》等。
夏承焘（1900—1986），字瞿禅，号谢邻，晚号瞿髯。浙江温州人。杭州大学教授，词学家、诗词作家、教育家。被学术界誉为“一代词宗”。一生著述宏富，发表有《白石歌曲谱辨》、《天风阁学词日记》共计26部。
郭仲选（1919—），山东临沂人，居杭州，1992年起任西泠印社常务副社长。著名书法家。行书流畅，雅俗共赏，柔美见胜，矫健苍秀。极富韵致，人称“郭体”，江南各地胜景，多有题迹。早年从政，曾任杭州市政协副主席，历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协浙江分会副主席，杭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席，现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长，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受浙江省表彰的德艺双馨老文艺家。主编《今古谈》杂志，著有《夕阳轩书画集》。
叶一苇（1918—）字航元，号纵如，浙江武义人，居杭州。西泠印社理事。著名书法家、篆刻家、印学家、诗人。从事教育工作，现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浙江省书法家协会顾问，武义县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等职，受浙江省表彰的德艺双馨老文艺家，著有《一苇印踪》、《一苇诗词选》、《中国篆刻史》、《篆刻丛谈》、《篆刻丛谈续集》、《中国的篆刻艺术与技巧》、《一苇印话》、《诗经三首篆刻》、《一苇印论集》等。
高式熊（1921—），名廷肃，浙江鄞县人。西泠印社副秘书长。著名书法家、篆刻家、印学家。真草隶篆四体皆擅，篆书尤精，其篆刻出入秦汉宋元，朴厚静穆，清俊婉丽，功力深厚。现任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编有《张鲁庵所藏印谱目录》一册四卷，《 篆於潜镇老年大学书法讲座
（三）刻存景》、《西泠印社同人印传》、《式熊印稿》等。於潜镇老年大学书法讲座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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