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学对中华民族文学发展的贡献

第一篇：草原文学对中华民族文学发展的贡献

草原文学对中华民族文学发展的贡献

虽然由于不少草原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难以形成文字表述的作品；草原民族大都逐水草而居，四时游牧，文字作品难以保存；历史上曾经风云一时的草原民族大都随历史演变而不复存在，其口传的、文字表述的作品也随之消失，但是，客观地、历史地进行分析，草原文学对中华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贡献仍然是不容忽视的。

草原民族在独特的生产、生活环境中，创造了大量的民歌、民间故事、传说等等。《匈奴歌》、《敕勒歌》即是草原民歌的代表。同时，还有体现草原生活特点的祝词、赞词，体现萨满教特色的祭词、神歌，体现藏传佛教特点的箴言诗、经跋诗、赞颂诗等。这些文字作品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文学表现形式与内容。

首先，草原民族的英雄史诗为我国在世界史诗领域赢得了应有的地位。

史诗是一个民族形成精神支柱的重要体现。一部英雄史诗，特别是一部鸿篇巨制的英雄史诗，往往对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德国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一部优秀的英雄史诗是“一个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可以将“处于英雄时代具有原始新鲜活力的全部民族精神都可以表现出来。”(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08页、131页)。因此，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将本国本民族的英雄史诗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希腊人将拥有史诗《伊利亚特》、《奥德修记》视为至高无尚的光荣；印度人为拥有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而倍感自豪。然而，西方一些心怀偏见的人长期以来以汉族地区未发现大型英雄史诗为由，断言中华民族没有规模宏伟的英雄史诗，并据以在文化上对中国人进行贬低和排斥。

草原民族的英雄史诗《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的发现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格萨尔》原产生于藏族地区，后流传于蒙古族地区。蒙古族《格萨尔》史诗长达18000行，不仅口头流传于蒙古各部，而且形成了各种手抄本、木刻本，对蒙古族文学特别是叙事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江格尔》产生于蒙古族卫拉特部，经过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文化特点的各部落蒙古人的传唱，形成了具有157部长诗及异文，约19万行的鸿篇巨制，成为蒙古民族数百部英雄史诗中最为光辉灿烂的一部长篇英雄史诗。

《玛纳斯》是柯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流传至今也有数百年的历史。全诗共8部，长达20多万行，从头至尾唱一遍需要一年多的时间。柯尔克孜人将各个历史时代的英雄事迹和对于和平、幸福生活的憧憬与追求，集中到英雄玛纳斯的形象之中，使之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重视的是，我国的长篇英雄史诗集中于草原地区。在东起黑龙江、西抵天山、南达青藏高原的广袤地区，集中了我国绝大多数的英雄史诗，形成了中国草原英雄史诗带。《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是我国英雄史诗的杰出代表，规模恢宏，篇幅浩大，内容丰富，文化内涵深刻，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足以与《伊利亚特》、《奥德修记》、《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媲美，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也是世界史诗宝库中不可替代的瑰宝。

第二，草原《史记》——《蒙古秘史》，及其他史籍是中华民族极为宝贵历史文献。

由于历史、社会条件的限制，草原民族留下来的史书甚少。民族的历史大都是以史诗的形式传唱，或是在中原朝廷的史书中记载。草原民族的史书，首推《蒙古秘史》，以及《蒙古黄金史》、《蒙古源流》等。

《蒙古秘史》不同于英雄史诗，首先是史，系统记载了13世纪中叶以前蒙古黄金家族谱系，特别是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创建蒙古汗国的历史。《蒙古秘史》从蒙古族的起源开始，记述了蒙古民族的形成，关于12～13世纪蒙古社会制度、经济形态、军事活动、生活风俗、宗教信仰、思想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留下了当时蒙古高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文件的珍贵史料。成为研究13世纪中叶以前蒙古政治、历史、军事、思想、文化的极为珍贵的史籍。同时，《蒙古秘史》又不同于一般的史籍，特别是不同于作为中原汉文化载体的“正史”。《蒙古秘史》具有草原文化的鲜明特点，特别是带有英雄史诗的斑斓色彩。书中关于蒙古族祖先起源的记载，就是将神话传说以史诗的风格叙述出来。《蒙古秘史》的叙事风格也是将散文体和韵文体、叙事和抒情相结合，叙事时朴实清晰，详略适宜，人物生动，对话传神，其间在矛盾冲突、事件发展的关键时刻，则以抒情(往往有大段的诗体语言)的精彩段落浓墨重彩地加以渲染。《蒙古秘史》将神话传说、英雄史诗、祝词、赞词、民歌等诸种传统的民族文学体裁有机地融合在对历史的记述之中，创造了历史文学体裁的新形式。

因此，国内外不少专家认为，《蒙古秘史》“是一部浸透着叙事诗风格，充满着‘草原气息’的编年史”。(Б·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6页)“从史学角度看，它是古代蒙古史的三大史料之一，但对成吉思汗时代史实的记载比起其他两部来最为具体，最为祥备。从文学的角度看，它又是一部堪与汉族的《史记》、《左传》、《战国策》相媲美的文学作品，是蒙古文学史上的一个高峰。”(巴雅尔：《〈蒙古秘史〉代前言》，《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8页)《蒙古秘史》之后，《阿勒坦汗传》、《白史》、《黄金史纲》、《蒙古黄金史》、《黄史》、《蒙古源流》、《阿萨拉格齐史》、《四卫拉特史》、《准噶尔史概要》等相继问世，蔚为蒙古民族史学的洋洋大观。

第三，草原诗人、文学家为中华民族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较早期的草原民族在发展历程中，虽然也出现过自己的诗人或民歌作者，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作品大都散佚，作者也未能为世人所知。如著名的《匈奴歌》、《敕勒歌》，歌虽传世，但是作者则难以考识，其他的作品也难以寻找。蒙古民族兴起朔漠，延续八百余年而不辍，涌现出一批在中华文学史上光芒熠熠的明星。

有元一代，出现了以萨都刺、乃颜等为代表的一批蒙古族诗人。萨都刺自幼聪敏好学，喜为诗文，后以进士及弟，步入仕途。由于自幼家境贫寒，颇受困顿，对社会下层接触较多，萨都刺为官之后能关心民生疾苦，清廉正直，颇得百姓称道。在他的诗文中，既反映了元朝后期民生艰困、民怨沸腾的严峻现实，也批判了达官贵人醉生梦死、腐败堕落的政治黑暗，还抒发了虽有济世救民之志、却无补天之力的愤懑与压抑。萨都刺传世的诗、词有800多首，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被后人誉为“诗史”，其豪迈旷达的诗风也颇受历代评家的赞扬。

清代是蒙古族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不仅民间故事、民歌大量产生，文人文学、诗歌也出现了新的气象。《乌巴什洪台吉传》、《巴特尔扎布传》代表了这一时期短篇小说的成就。在民间流传数百年之久的叙事诗《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征服三百泰亦赤兀惕人的故事》、《箭筒士阿尔嗄孙的传说》、《孤儿舌战成吉思汗九卿》、《额尔古勒岱》、《察哈尔八旗》、《恩都噜勒汗的故事》等，经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罗卜藏丹津等人整理，成为传世之作。莫尔根格根(罗卜藏丹碧扎勒赤)、丹津喇布杰、包冷、扎雅班第达·罗卜藏丕凌列等人的诗歌创作是这一时代草原诗歌的代表。

清代后期，旺钦巴勒、古拉兰萨、尹湛纳希父子三人的文学创作达到新的高峰，尤以尹湛纳希成就最为突出。由旺钦巴勒开始创作、尹湛纳希完成的《大元盛世青史演义》，继承了《蒙古秘史》的优秀传统，汲取了汉族章回小说的叙述手法，以编年体与演义体相结合的形式，讲述了自成吉思汗创业至窝阔台即位后的历史，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展现了当时蒙古草原的历史画卷，成为蒙古文学史上历史长篇小说的奠基之作。尹湛纳希的《一层楼》、《泣红亭》等长篇小说，也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情节丰富，描写细致，文字优美，对蒙古族文学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尹湛纳希、古拉兰萨还是优秀的诗人和翻译家。尹湛纳希的译著《三妙传》(《红楼梦》节译)、《中庸》，古拉兰萨翻译的《水浒》，都对蒙汉文学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第二篇：草原文化对中华民族科学技术发展的贡献

草原文化对中华民族科学技术发展的贡献

发布时间：2010-03-08 来源：海拉尔区政府

北方草原上的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生长、生活在特殊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并掌握了与这种草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技术，在某些方面还上升为系统的理论，成为中华民族科学技术宝库中的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畜牧技术

草原文化是与畜牧业经济联系在一起的。草原民族最先学会并掌握了捕获、驯养、放牧羊、牛、马、骆驼、鹿等牲畜的技术，并使畜牧业成为自身生存的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因此，“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既要熟知地理状况，根据不同地区的水草丰茂与否，选择放牧地，“随时畜牧”的游牧民族也要掌握天气的变化，根据风沙雨雪的状况，在自然灾害降临时做出必要的选择；游牧民族既要掌握不同畜种的牧养技术，以适应其不同的特点，也要根据牲畜在不同生长阶段、不同季节的特点，采取相应的牧养技术。这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已经形成了相当系统的技术体系，不少实用、适用的技术至今仍然在畜牧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畜产品的加工技术

牲畜既是草原民族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草原民族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但是，有些畜产品不可以直接作为消费品加以利用，而是必须经过必要的加工才能够用之于消费，因此产生了畜产品的加工技术。由于季节不同，牲畜一般是“夏壮、秋肥、冬瘦、春死”——夏、秋季节水丰草茂，牲畜膘情最好，冬春季节牧草枯萎，乏草可食，牲畜普遍掉膘，甚至死亡。因此，入冬时是牲畜大量屠宰的季节。大量牛、羊肉要备作春、夏季的食品，就要制作成肉干储备。草原地区的风干肉，不能在阳光下曝晒，而应晾干或冻干，在清明节前10天左右取下放在坛子里，用数层麻纸将口子封严，40天后放开来，肉干鲜味如新，而且不变味，不长虫子，独具风味，令人食之不忘。

牛奶、羊奶、马奶、驼奶均具有丰富的营养，是草原民族保持健壮的体魄须臾不可缺少的饮料。但是，产奶的旺盛期也是集中在夏、秋季节，为了将此时食用不完的奶子留到冬、春季节食用，草原民族发明了乳品加工的技术，以发酵的方法制作酸奶，还可以用马奶、牛奶、驼奶制成醇香可口、营养丰富、滋补宜人的奶酒。在全世界的四大酒系中，白酒源于中国的中原地区，啤酒原产于古埃及、果酒以欧洲为代表，奶酒则是以蒙古高原为主要产地。更为普遍的，则是以牛奶制成奶皮子、奶豆腐及白奶油、黄奶油、酸奶油、黄油渣、酸酪蛋、甜酪蛋等奶食品。

草原民族的服装、靴鞋、毡房、马具等，大多是以皮革、毛皮为原料，其加工技术在草原民族的生产、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剥皮的时候，要精心细致，避免破坏皮张，加工的时候要用木棰敲打，轻度发酵，认真刮削，反复揉磨。加工好的皮张，可以制服装、帽子、靴鞋、被褥、帐篷、铺垫等，还可以制作甲胄、箭囊、革囊、马鞍、缰绳、肚带等。牲畜的筋经过加工处理，可以捻成筋线，缝制服装、用品，用筋线制作的弓弦，因拉力大、弹力强而被人们称之为“良弓”。草原地区野生动物较多，其皮毛极为珍贵，加工技术和制作工艺更为讲究。羊毛在草原地区用途极广，以制毡、制绳为主。制毛毡的技术性很强，需将洗净的羊毛加入适量的清水和粘着物，浸湿、加温、长时间的反复挤、压、擀、卷，使之成为需要的大、小、厚、薄不同的片状，再用来制作毡毯、毡靴、毡袜、毡帐等。

(三)交通技术

蒙古草原是马的故乡。蒙古马是与野马血缘最近的品种。生活在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是最早的马的主人，也是骑马技术最早的发明者。因此，草原民族被称之为“马背民族”。马具有灵活、快速、耐力强等优点，可以骑，可以驮物，可以拉车，以马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不仅大大减少了人步行负重的劳累，加快了行进的速度，而且大大扩展了人的行动范围。在人类发明汽车、火车之前，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马匹始终是陆上交通的主要工具之一。在蒙古高原中部、西南部戈壁地区和沙漠地区，则是以骆驼作为主要交通工具，并称之为“沙漠之舟”。

为了适应草原地区地域广阔、迁徙范围大的特点，草原民族掌握了就地取材制作车辆的技术。这种车辆轱辘较大，在坎坷不平、草高沙软的草原上行走便利，涉水渡河也如履平地。北魏时，敕勒人因乘这种轱辘高大的车辆而被称为“高车族”。蒙古族习惯用的勒勒车，也具有这种特点。车辆的制造，需要掌握较为复杂的技术，制造车辕、轴、轮等，需要坚硬又具有较好弹性的上等木材，按照适当的比例结构制做。针对平原地区、沙漠地区、丘陵山地等不同地貌，车辆的大小、形状也有明显的区别。

草原地区河流众多，不少河流河道游移，不适宜建固定的桥梁。草原民族发明了“束薪为桴”以渡水的办法。成吉思汗的祖先就曾以这种办法渡河。成吉思汗与王罕、札木合联军讨伐蔑尔乞部时，则是用猪鬃草捆成筏子渡过了勤勒豁河。同时，草原民族也掌握了“跨河为梁，以便往来”的架桥技术。

草原民族的交通技术，不仅在自身的生产、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扩大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促进东西方交流均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元朝建立了贯通欧亚的交通网络体系，在交通建设与管理上，均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

(四)建筑技术

草原民族被称为“毡帐之民”，是因为草原民族经过世世代代的探索，在实践中掌握了在草原地区就地取材制作毡房的特殊技术。现在牧区蒙古族的蒙古包，就是这一技术的结晶。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过着迁徙不定的生活，这就需要住所必须搭建方便、易于搬迁；同时，草原地区冬季多暴风雪，春季多大风沙，又要求住所既轻便、又稳固；夏季气候炎热，还要求通风方便。蒙古包具备了上述要求。蒙古包是组合式的房屋，搭建、拆卸均很方便，用二、三辆勒勒车载运或用二、三峰骆驼驮运即可。蒙古包是圆形的，呈流线形，而且其架木结构十分合理，既能够紧密结合起来，又能够有效分担压力，抗风力强，搭建稳固的蒙古包可在十级大风中岿然不动。总之，蒙古包是草原建筑艺术的结晶。

阿拉坦汗将藏传佛教格鲁派引入蒙古草原后，逐渐建起了在草原上星罗棋布的黄教召庙，这些召庙大都兼具汉、藏建筑风格，具有很高的建筑艺术。至今在呼和浩特的席力图召、包头的美岱召、五当召等著名召庙，仍可感受到这类建筑的独特魅力。

(五)医学

自古以来，草原民族即在实践中探索出一套适合当地特点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元代是医学大发展的时期，元世祖忽必烈设立了太医院，并在各地设立了惠民药局。元朝政府大力支持、提倡不同医学体系的交流，不仅草原医药与汉医药、藏医药广泛交流，还从中亚地区引进了“回回药物”，翻译刊印了《回回药方》，大大促进了医学的发展。

阿拉坦汗曾患足疾，三世**索南嘉措为之治愈。因此，伴随着藏传佛教在蒙古草原的传播，藏医药广泛流传，召庙均设有医学部，传授藏医、藏药，培养了许多喇嘛医生，并翻译、编写了不少的医学著作。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著名的藏医《四部医典》传入蒙古草原，对蒙医药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许多蒙医将传统的蒙医实践与藏医学结合，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提高，编印了不少蒙医著作，其代表作有：《蒙藏合壁医学》、《医学大全》、《脉诀》、《医学四部基本理论》、《药剂学》、《药五经》、《配药法》、《针炙法》、《脉诊概要》、《外科正宗》等。汉医学的代表性著作《本草纲目》、《牛马经》等也翻译成蒙文。因此，蒙医学成为在草原民族传统治疗方法基础上，吸收汉医学、藏医学、回回医学理论与实践经验发展而成的系统的医学体系，成为中华医药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历法与天文学

季节变换对草原民族的生产与生活关系极大，草原民族也根据岁时变换的特点，总结出对气候变化的判断，“野草四月始青，六月始茂，至八月又枯”(《黑鞑事略笺证》，载《王国维遗书》第13册，第4页)。在历史 上，蒙古人曾采用十二生肖纪年和干支纪年，后又袭用金朝的大明历。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郭守敬编制了《授时历》，经元世祖忽必烈下诏，颁行全国各地。《授时历》将回归年长度确定为365.2425日，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时历。

第三篇：网络对文学发展利大于弊

一辩稿

尊敬的评委，对方辩友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听完对方辩友的精彩立论后，我方先来明确几个概念：

其一，本次辩论的论题是网络发展对文学利大于弊,而非网络对文学利大于弊.发展在哲学上的定义就是事物由弱变强,由劣到优的一个变化过程,因此现阶段出现的网络对文学的弊端,并不等同于网络发展对文学的弊端。

其二，网络是人们信息交流的工具。网络的发展是全方位,多角度的发展,不仅包括技术的进步,更包括了人类对其的规范和控制。

其三，文学是指以语言为手段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艺术，是作者通过不同的语言形式表现内心情感和再现一定时期和地域生活的艺术形式。

今天我们判断利弊的标准就是文学在网络发展的条件下是衰败了还是发展了。就此，我方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网络发展对其利大于弊：

首先，网络因其方便、快捷，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特性，扩大了文学传播的多样渠道。目前，因特网已经联系着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4万多个子网，500多万台电脑主机，直接的用户超过4000万。可见网络拥有何等庞大的用户群。文学的电子化，使得人们只需通过轻轻一击就能饱读中外经典文学作品，足不出户便能领略各国文学的风采。相较以前人们只能通过图书馆、书店找寻文学作品，现如今节省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给人类带来的方便岂能用语言来形容？

其次，网络作为新兴媒介，用户以年轻人居多，他们新潮的思想和涌动的活力必将通过网络这一平台推进文学创作形式的创新与变革。网络的发展催生了微小说、博客、日志、微博等等新文学形式。它们用简洁的语言给人们带来的无穷的想象空间，正可谓“言已尽而意无穷”。这一形式拉近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在互相交流的同时也促进了彼此间的竞争，更有利于文学的发展。难道对方辩友还能否认网络对文学的发展吗？

最后，网络的自由性和兼容性使其从高高在上的文学逐渐回归民间,平民化,大众化,人性化趋势明显，使得更多的人、更平凡的人能够去阅读文学作品甚至发表文学作品。虽然这也带来了某些低俗文学一定程度上的扩张，但这不更说明网络制度化、规范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吗？

我们不否认网络与文学的结合才刚刚起步，确实有些地方还存在不足与弊端。但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要拘泥于一个小的方面，而看不到全局、抓不住重点。我确信通过网络的不断发展与相关机制的不断完善，现有的不足与弊端会逐步减小，网络对文学发展有利的促进作用会更加明显和突出。

综上几点我方坚定地认为网络对文学的发展利大于弊。谢谢大家！网络的发展开辟了文学的广阔天地 网络的发展推进了文学的创新与改革 网络的发展扩大了文学传播的多样渠道 网络的发展提供了文学交流的互动平台 硕自一班辩论队在此问候各位

第四篇：史记与汉书的文学贡献是什么

史记与汉书的文学贡献是什么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最初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司马迁，字子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历十余年而完成。《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

《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

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

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在武侠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后世小说多以《史记》为取材之源。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和寒川子的《战国纵横》。

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

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

宋元时期，随着中国戏剧的形成与成熟，《史记》的内容与艺术也影响到戏剧创作。例如宋元戏文有《赵氏孤儿报冤记》；元明杂剧有《冤报冤赵氏孤儿》（元·纪君祥）、《卓文君私奔相如》（明·朱权）、《灌将军使酒骂座记》（明·叶宪祖）；明清传奇有《窃符记》、《易水歌》（清·徐沁）；地方戏及新编历史剧有《搜孤救孤》（京剧）、《卧薪尝胆》（汉剧越剧）、《和氏璧》（同州梆子）、《完璧归赵》（京剧）、《鸿门宴》（京剧 川剧汉剧秦腔）、《萧何月下追韩信》（京剧 川剧 汉剧 秦腔）、《霸王别姬》（京剧）、《大风歌》（话剧）。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

《汉书》，又称《前汉书》，由我国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汉书》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万字。

汉书的影响 开创断代史体例

首先，《汉书》开创了断代史的叙史方法，体例为后世沿袭。自秦汉以来，均为君主本位政体，本朝人往往不敢直接评论本朝政治，忌讳甚多，而断代史则合乎作者的心理，因为前朝已灭亡，评述前朝政事，危疑较少，较易发挥。故《汉书》一出，此后历朝官修“正史”均以断代为史。

班固之所以断代为史，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适应时代的要求。他总结汉武帝到东汉初年，约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著作，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其目的是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班固认为，《史记》的通史体例，将西汉一代“编于百王之末，侧于秦项之列”，既不利于宣扬“汉德”，又难以突出汉朝的历史地位。这是《汉书》断代为史的根据。于是，《汉书》“包举一代”，断限起自西汉建立，终于新朝的灭亡，为了突出刘邦，就将《高帝纪》置于首篇。这种断代为史的体例，受到后来封建史学家的赞誉，并成为历代“正史”编纂的依据。

其次，在编纂体例方面，《汉书》继承而又发展《史记》的编纂形式，使纪传体成为一种更加完备的编纂体例。纪传体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虽然各自独立成篇，但彼此间又互有联系，因此全书可以合成一整体。它既能扼要列举历史发展的大概，又可以详细记述有关的史事。既便于查看个别人物活动的情况，又能顾及典章制度的历史沿革，其优点极多，使纪传体能为后世史家所采用。

例如，《史记》虽然立了《吕后本纪》，但却用惠帝纪年，《汉书》补立《惠帝纪》，解决《史记》在体例上的混乱；对于年月的记载也比《史记》详细和明确。对于传记的编排，《汉书》基本上按时间先后为序，体例上也比《史记》整齐划一。《汉书》继承了纪传体优点，此后正史均沿用纪传体的体例。

再者，《汉书》新创立的四种志，对于西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记载，比《史记》更加完备，从而提高了《汉书》的史料价值。扩大历史研究的领域

《汉书》十“志”中，《食货志》为经济制度和社会生产状况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沟洫志》有系统地叙述了秦 《汉书疏证》(清朝·沈钦韩)汉水利建设；《地理志》是中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著作，开创了后代正史地理志及地理学史的研究；《礼乐志》、《郊祀志》、《刑法志》分别记载政治、军事、法律和有关的典章制度；《五行志》、《天文志》和《律历志》，都是研究古代自然科学的宝贵资料。《艺文志》论述古代学术思想的源流派别及是非得失，是一部极珍贵的古代文化史资料。确立书志体

十“志”规模宏大，记事丰富，对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都有较详细的记载，特别是有关汉化部分更为详细。书志体始创于《史记》，《汉书》加以发展，后代正史的志，大抵以《汉书》十“志”为依归。书志体也成为后世典章制度史的编著所模仿，如唐朝杜佑所著的《通典》。开创目录学

在《艺文志》中采用了刘歆《七略》的分法，将古代的学术著作区分为六大类三十八小类，加以论述，使人们对各学术流派的演变与发展，有更清楚的了解。加上，又保留了《七略》的大概面貌，成为人们研究上古至西汉末年旳学术发展演变的重要著作，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图书目录及学术文化史。保存重要的历史文献

现存《汉书》约80万字，卷帙比《史记》繁富。它增载不少重要的诏令，主要集中在帝纪部分。在许多人物传记中，《汉书》又收入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对策、著述和书信。在《汉书》的十志中，也有类似的重要历史文献的收载，如《食货志》收入晁错的《论贵粟疏》等。

《汉书》还增补《史记》对于国内外各民族史的资料。例如，在《史记·匈奴列传》的基础上，《汉书》大量增补汉武帝以后的史实，比较完整地记述了自远古至西汉末年匈奴民族的历史。《汉书》又合并《史记》的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诸传，在补充大量的史实基础上，以合传形式写成较为详细的《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同时，《汉书》改《史记·大宛列传》为《西域传》，记述今新疆境内我国各民族历史，以及中亚和西南亚诸国史。这些记载，均是研究亚洲有关各国历史的珍贵资料。

第五篇：周作人对中国人本主义文学的理论贡献讲稿

周作人对中国人本主义文学的理论贡献讲稿

一、周作人生平、著述、事迹简介

周作人生于1885年1月，原名櫆寿，字星杓（音“标”），后改名奎绶，自号起孟、启明（或作岂明）、知堂等。重要笔名有独应、仲密、药堂、周遐寿等。浙江会稽县（今绍兴）人，鲁迅的二弟。幼年也曾在“三味书屋”读书，1901年秋考入江南水师学堂（鲁迅是1898年5月考入），开始接受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影响，初步培养了对文学兴趣。1906年赴日本（鲁迅是1902年赴日），先后入东京政法大学、立教大学文科学习。在此期间，他曾与鲁讯一起提倡文艺运动，介绍外国的新文学，共同翻译了《域外小说集》

一、二等。1911年返回绍兴，曾任浙江省教育司督学、浙江省省立第五中学教员，并被推选为绍兴县教育会会长，主编《绍兴县教育会月刊》，发表不少著译，并于1915年结集出版了《异域文谈》。1917年春，经鲁迅介绍在北京大学附设的国史编纂处任编辑员，后被聘为北大文科教授。新文学发轫初期，周作人积极倡导新文学运动，先后发表发《人的文学》、《思想革命》等文，成为新文学运动初期理论建设上的重要文章，产生过广泛影响。1920年参加“新潮社”，被推选为该社主任编辑。年末与沈雁冰、郑振铎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执笔起草了《文学研究会宣言》，并与沈兼士共任北京大学歌谣研究院会主任。除继续翻译介绍外国作品外，还发表了大量白话诗文抨击封建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之一。又开始创作散文小品，1923年第一部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问世。1924年月日11月发起组织语丝社，并成为《语丝》的实际主编。这时期的作品结集为《雨天的书》、《泽泻集》、《淡虎集》、《谈龙集》等。1928年任北平大学文学院教授及日本文学系主任。1930年与冯文炳等合作办文艺周刊《骆驼草》。1931年专任北大研究教授。此时期结集的作品有《永日集》、《看云集》、《苦茶随笔》、《夜读抄》等。“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南迁，他没南下，被任命为负责保护校产的留平四教授之一，1938年，在燕京大学觅得客座教授职务。1939年元旦，在家中遇刺，幸免于死，此后他辞去燕京大学教授的职务，同年8月，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1941年初，出任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其后又兼任了伪北平图书馆馆长。1943年1月辞去教育督办职，2月，被汪伪政府委任为东北政委会委员。沦陷期间，周作人发表过不少散文、随笔。结集出版的有《秉烛谈》、《药堂语录》、《苦口甜口》等。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12月，以汉奸罪被国民政府逮捕，押于北京监狱，后又转至南京老虎桥监狱。在狱中他曾作诗四百多首，并翻译了希腊神话。1949年1月，南京解放前夕，被保释出老虎桥监狱，初寄居上海，同年8月回到北京。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安排下，重新执笔撰文，译著作品，其中一部分结集为《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为鲁讯研究提供了较有价值的资料。并翻译古希腊、日本古典文学及其他作品十部，其中《卢其安对话集》为其得意的译作。1960年末，开始为香港《新晚报》撰写大型回忆录《药堂谈往》，逾两年完稿，1972年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以《知堂回想录》为书名出版，书中回顾了自己一生所走的道路。记载了有关的一些人和事，有一定的史料价值。1967年5月，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病逝于北京，走完了他83年生命的历程。

二、对人本主义文学的理论贡献

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发生后，在中国人本主义文学的理论建构方面，周作人无疑该排首位。写于1918年，被胡适称作“最平实伟大的宣言”、概括了“我们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 1 种文学内容”的《人的文学》开宗明义写道：“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那么，什么是“人”呢？对这个中国“从来未经解决”却又是文章立论起点的问题，作者给予了空前切实的回答：“人是一种生物。他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的生物。他的内面生活，比别的动物更加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够改造生活的力量。所以我们相信人类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而其内面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终能达到高上和平的境地”。正是出于中国“发见‘人’”、“辟人荒”的需要，作者紧接着指出：“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理由是，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人的文学”的涵义自然得出：“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从肯定人的自然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到充分满足，到认为人不啻囿于自然本能需求，还有着不断提升自身生活境界的愿望和力量，再由此推断出人性是灵肉两面的统一，这一真正切中人之本质的见解，虽然不尽为原创，在王国维那里也可听到先声，但其鲜明的反封建指向却体现着中国的时代要求；文章对人道主义的解说，不仅承扬了鲁迅的神髓，其明晰扼要尤为中国化的语用特点，同样标举着时代的高度。而把人道主义同为人生创作精神相融合的文学倡导，更是该文的历史性贡献。

也是完成于1918年12月的《平民的文学》是《人的文学》的延伸：“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通的思想与事实。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因为英雄豪杰才子佳人，是世上不常见的人；普通的男女是大多数，我们也便是其中的一人”。首先，周作人提出的“平民文学”，底蕴是人的平等观念：不仅认为被旧文学无视的广大平民百姓才是文学应该书写的对象，而且强调写作者与书写对象之间也应是平等的关系。其次，他“非加说明不可”的两点，又指明了平民文学必须负有人本主义的启蒙使命：它“决不单是通俗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它“决不是慈善主义的文学”，“是在研究全体的人的生活，如何能够改进，到正当的方向，决不是说施粥施棉衣的事”。这就不仅从创作立足点和表现内容等实质问题上划清了新旧文学的界限，规定了新文学的价值取向，而且同样推动了五四思想解放，予梁启超以来的文学平民化思想以新的时代内涵。

由王国维显露端倪，又被上述二文多有涉及的人本主义文学的“人类性”，在1920年1月的《新文学的要求》中得到展开性论述。周作人以为，“人生的文学”实际上包括两方面：“一，这文学是人性的；不是兽性的，也不是神性的。二，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对“一”，他延续了《人的文学》的看法，又以“适如其分的人间性”再作概括。“二”则是他的阐释重点。他指出：“文学上人类的倾向，却原是历史上的事实；中间经过了几多变迁，从各种阶级的文艺又回到平民的全体上面来，但又加了一重个人的色彩”，“也就是现代的人类的文学了”。这又基于他对个人与人类的关系的认识：“我是人类之一，我要幸福，须得先使人类幸福了，才有我的分；若更进一层，那就是说我即是人类。所以这个人与人类的两重的特色，不特不相冲突，而且相反是相成的”，“所以现代觉醒的新人的主见，大抵是如此：‘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他再回谈文学：“这样的大人类主义，正是情感与理性的调和的出产物，也就是我们所要求的人道主义的文学的基调”；“这人道主义的文学，——就是个人以人类之一的资格，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感情，代表人类的意志，有影响于人间生活幸福的文学”。2 视人道主义文学为“进化上的自然的结果”固然简单化了，但对其是“人间性”、“个人性”、“人类性”相统一的特征揭示，当属全面。写于同一年的《圣书与中国文学》则从宗教与文学的浑一关系上去认定文学的人类性，以赞同口吻转述了托尔斯泰的话：“基督教的所谓人们的合一，并非只是几个人的部分的独占的合一，乃是包括一切，没有例外。一切的艺术都有这个特性，——使人们合一。各种的艺术都使感染着艺术家的感情的人，精神上与艺术家合一，又与感受着同一印象的人合一。”

从1921年1月写了《个性的文学》，到一年后在《晨报副镌》上开辟“自己的园地”，“个人性”成为周作人日愈关注的方面。他连篇累牍地写到，“个性是个人唯一的所有。而又与人类有根本上的共通点”（《个性的文学》）；“所谓自己的园地，本来是范围很宽，并不限定于某一种：种果蔬也罢，种药材也罢——种蔷薇地丁也罢，只要本了他个人的自觉”（《自己的园地》）；“文艺是人生的，不是为人生的，是个人的，因此也即是人类的”（《文艺的统一》）；“文艺以自己表现为主体，以感染他人为作用，是个人的而亦为人类的，所以文艺的条件是自己表现，其余思想与技术上的派别都在其次”（《文艺上的宽容》）；“我始终承认文学是个人的，但因‘他能叫出人人所要说而苦于说不出的话’，所以我又说即是人类的。然而在他说的时候，只是主观地叫出他自己所要说的话，并不是客观地去体察了大众的心情，意识地替他们做通事，这也是真确的事实”（《诗的效用》）——撇开其他不论，周作人对文学“个人性”的重视及对“个人性”与“人类性”关系的分析，不仅发展了王国维的认识，也完全符合事物存在的矛盾规律。

1922年的《贵族的与平民的》“改变”了《平民的文学》的观点，周作人在文中自己也这么说，但其实是概念的运用不同而已。周作人把平民、贵族重新解释成两种精神现象，前者为叔本华“所说的求生意志”，后者是“尼采所说的求胜意志”。他写道：“只就文艺上说，贵族的与平民的精神，都是人的表现，不能指定谁是谁非，正如规律的普遍的古典精神与自由的特殊的传奇精神，虽似相反而实并存，没有消灭的时候。”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相信真正的文学发达的时代必须多少含有贵族的精神。求生意志固然是生活的根据，但如没有求胜意志叫人努力的去求‘全而善美’的生活，则适应的生存容易是退化的而非进化的了”；“我想文艺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础，再加以贵族的洗礼，这才能够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学”。可见，人本主义的文学启蒙命意，并没有改变。

在周作人的人本主义文学理论建构中还有两篇不可忽略的文章——《儿童的文学》和《女子与文学》。周作人是新文化阵营里最早关注儿童问题的人之一。《儿童的文学》则不仅进而指出儿童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因此有着作为“人”的“独立意义与价值”，而且抨击传统文学“在诗歌里鼓吹合群，在故事里提倡爱国，专为将来设想，不顾现在儿童生活的需要”等，是“浪费了儿童的时间，缺损了儿童的生活”。在论证了儿童生活和文学需要的特点之后，周作人十分具体地提出了建设儿童文学的内容要求和艺术标准。《女子与文学》在分析了个人与人类或社会的关系和“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无非是一物的两面”的基础上，认为被“因袭的消极的思想足为妨害”的女性更需要文学，文学在消除女性“不为他人所理解，也不要能理解他人”的“缺陷”方面“可以有很大的效用”。周作人希望“今后的女子应当利用自由的文艺，表现自己真实的情思，解除几千年来的误会与疑惑”，但又看到多数女性还难做到，于是提出先从“鉴赏”做起，即叫她们能从文学中“接承他人的情思”，“能知天下事”，逐步向“以对于自己与同类之爱为基础建设起所谓‘第三的国土’”的境界迈进。这一时期，主张女性解放已大有人在，但将其与文学联系起来，并发出女性文学自觉的呼声的，兴许只有周作人。

可以说，至此，周作人已为中国的人本主义文学建构起了较完整的理论形态，它与鲁迅为代表的实践形态互为激发、推动，形成了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以后，鲁迅继续前进，予人本主义及其文学以唯物史观的汲取与坚守，周作人则逐步退却到唯个人主义的一隅，遗弃 3 了自王国维已明确的个体觉醒终为建设理想国度的价值择定，这也是他竟成民族罪人的思想根源之一。但是，对周作人在中国人本主义文学发轫期的贡献，却不可因“后”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