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历届国际藏学会议的经历

第一篇：我参加历届国际藏学会议的经历

我参加历届国际藏学会议的经历

整理说明：王尧教授1928年生于江苏涟水，原就读于南京大学中文系，1951年就读于中央民族学院，师从著名语言学家于道泉先生学习藏文。曾任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德国波恩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客座教授，现为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教授、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波恩大学《藏文历史文献》刊编委（1981年起）。著有《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吐蕃金石录》《宗喀巴评传》《西藏文史考信集》（大陆版和台湾佛光出版社）等十余种，发表论文数百篇。新近有《王尧藏学文集》(5卷，中国藏学出版社)问世。王尧先生代表中国藏学学者参加了七届国际藏学会议，为中外藏学的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以下回忆录便是根据2011年5月王先生的口述整理的。我今天把国际藏学会议的历史先说一下吧。国际藏学会议成立的时间是20世纪70年代，成立的原因是当时欧洲的一些年长的藏学家们，为了纪念西方最早的一位藏学家——匈牙利人乔玛[1]而举办的。第一次国际藏学会议是在匈牙利召开的，第二次是在维也纳召开的。但是当时的国际藏学会议都是老年的藏学家在参与，没有青年人，于是青年人就有些不服气，觉得既然是国际藏学会议，为什么只有老人参加，而没有青年人的机会呢？在1976年，这些青年人就在瑞士的苏黎世举办了第一届国际青年藏学家会议，那时参加的人很少，只有七八个。他们为会议定制了一些规则，并且决定第二次会议要在英国牛津大学举行。第二次国际青年藏学家会议由阿瑞斯·马可[2]主持，时间是1979年。但是，这两次青年藏学家会议，都没有中国人参加，当时我们甚至连消息都不知道，因为当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1981年的时候，第二届纪念乔玛的国际藏学会议在奥地利维也纳举办，乔玛虽然是匈牙利人，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奥地利和匈牙利属于一个国家——奥匈帝国，所以，为了纪念乔玛，第一届国际藏学会议的举办地点是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第二届就是在奥地利的维也纳。我当时去维也纳参加了第二届国际藏学会议，参加会议的过程中，举办方就说：“下一届的国际青年藏学家会议我们也邀请你参加。”我问他下一届是第几届，他们说下一届是第三届。接着他们又把第三届国际青年藏学家会议的邀请书拿给我看，举办地点是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1983年与斯坦因凯勒在维也纳1981年的维也纳之行是我的第一次出国经历。1981年的时候，来了两个德国人，他们想要邀请我的老师于道泉先生去维也纳参加第二届纪念乔玛的国际藏学会议，但于先生说自己年纪太大了，不方便去参加，就把我推荐给了他们。这两位德国人就来到了我家，其中有一位能讲汉语，是位汉学家，叫做邦克（W.Benck）。他们说在维也纳要召开第二届纪念乔玛的国际藏学会议，邀请我也去参加，我说我不去，因为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国家没有经费支持的，恐怕我去不了。他们就说让我不用担心，会议期间的一切费用他们会提供，还说是于道泉先生介绍他们来找我的，说于教授是个了不起的人，80岁的人了，德文还记得那么清楚。那当然了，于道泉先生早年在德国待过两年，德文很棒，英文、法文也都非常棒，这是他勤奋学习的结果。后来经过与家人的商量，我决定去参加这个“第二届纪念乔玛国际藏学会议”，那一年我53岁。出国之前，我就在国内一边办理各种复杂的出国手续，一边准备会议需要的论文。我当时准备了两篇，一篇是关于语言的，叫做《藏语mig（目）古读考》，谈的是藏语里“眼睛”这个词在古代的读音究竟是什么样的，从而论证现代藏语口语与文字的距离。“眼睛”这个词用拉萨口语读作“mig”，是高降调，既然是高降调，就说明这个词应该是有前加字或上加字的。但实际上现代藏文中“眼睛”既无前加字又无上加字，它们到哪里去了呢？我曾经在嘉绒、安多和康区做过调查，发现安多话和康巴话都在不同程度上将“眼睛”的前加字或上加字读出来，而最有意思的是嘉绒话，虽然嘉绒地区的人很多不懂藏文，但他们都把“眼睛”一词的前加字和上加字全部都读出来了。所以这就证明了最古老的藏语方言是嘉绒方言，接下来是安多方言，然后是康巴方言，最现代的、最年轻的是拉萨方言。另一篇论文叫做《宋少帝赵显遗事》，写的是宋朝的一个小皇帝，被蒙古人俘虏以后，被送到萨迦，在萨迦的寺庙里做了34年僧人的一段历史。这位皇帝后来就完全成为藏人了，藏名叫做却吉坚赞。他把《大乘因明入正理论》这本佛典从汉文翻译成了藏文，在这本书的结尾，他也用藏语写上了自己的身份——“大汉天子出家”。于是我就翻阅了很多史料来查找与这个人有关的信息，发现了与这个历史人物有关的很多故事。这就是我在1981年第二届纪念乔玛国际藏学会议上提交的两篇文章，那时参加会议的都是年纪很老的人，而且没有中国人，我去了之后，他们都感觉很新奇，因为他们一直认为尽管西藏是中国的，中国人在管理西藏，但是中国人对藏学不重视，藏学也搞得不好。但他们对我的这两篇论文还是很感兴趣的，于是他们邀请我参加1982年的第三届国际青年藏学家会议。我从维也纳回到北京以后，就开始准备明年会议的论文了。在准备论文期间，他们派了一个人与我经常联络，那个人是哥伦比亚大学南亚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员，叫做巴布若·阿吉兹。巴布若·阿吉兹是黎巴嫩人，幼年移居到美国，入了美国国籍，但她的血统是中亚的，是一位穆斯林。后来我们带她去见于道泉教授，于教授很开心，他们聊得很投缘。因为阿吉兹曾经从美国到英国留学，在伦敦大学的亚非研究所待过几年，他的导师是海门道夫（C.Von Fürer Haimendorf），海门道夫跟于道泉先生以前就认识，因为于道泉先生曾经在伦敦大学教书9年呢。他们聊得非常开心，阿吉兹很佩服于先生，她说：“于先生真是了不起，我多年没有听过东方人能讲如此地道标准的、伦敦西部的官方口音了。”她很佩服于先生，一定要邀请于先生去参加第三届国际青年藏学家会议。其实国际藏学界早就知道于先生了，于先生曾在法国留学5年，在英国教书9年，在德国待过2年，一共在欧洲学习工作过16年。但先生回国之后，国际藏学界就一直没有他的消息。现在阿吉兹见到他了，自然非常高兴，想要邀请他，还有我跟王辅仁一同出国。但当时的国际青年藏学家会议的主持人威利[3]对我说，我们只给你提供一张机票，以及你与会期间的费用，供你学习和访问，意思是于先生和王辅仁需要自费，这我就不知如何是好了。后来由于于先生的家人不同意他出国，不放心他的身体，因为于先生当时已经80多岁高龄了，所以先生就没能参加那次会议。1981年9月，我在奥地利维也纳参加了“第二届纪念乔玛国际藏学研讨会”，当时参加会议的中国人只有我一个。与会的代表，有很多藏族人，到我登台的时候，我便用拉萨藏语向在座的所有藏族学者致意，说了大概3分钟。台下的外国人都感到非常惊讶，他们对彼此说：“He is speaking Tibetan！He is speaking Tibetan！„„”因为在当时的外国人眼里，汉族的藏学家都是不会讲藏语的，觉得中国的藏学界很不一样，所以当我一说藏语，他们都感到很奇怪，很新鲜。在维也纳参加会议期间，我见到了李方桂教授[4]和张琨教授[5]，他们都是语言学家，李方桂先生是张琨先生的老师。他们两位是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教授，与于道泉先生是同事。张琨先生是马学良先生[6]的妹夫，他的妻子就是马学良先生的妹妹马瑞玉。马学良先生是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张琨先生当年是自费留学美国，马瑞玉在资金上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变卖首饰，全力以赴支持张琨先生出国留学。谁料想以后几十年的天各一方、永难相见？在维也纳，我还结识了邦隆**[7]和噶尔梅博士[8]，邦隆**旅居德国，噶尔美博士旅居法国，是著名藏学家石泰安[9]的弟子。我们一直保持着来往。以后的历届国际藏学会议上也经常见面。1983年春天，我应石泰安先生之邀到了巴黎访问，那都是石泰安教授的精心安排。在巴黎，我到图书馆看敦煌藏文卷子，并结识了一批藏学界朋友。在维也纳的会议上，我还认识了乌瑞教授[10]，他是匈牙利人，在维也纳大学的藏学—佛学系讲授佛学，也是位共产党人，他的藏学研究一直都秉承着客观、公正的观点。1983年，我应聘到维也纳大学藏学—佛学系担任了一年的客座教授，也就是接了乌瑞先生的工作。以后，一直联系不断。他把90多篇论文抽印本送我，使我对他的工作成绩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随后这些论文也在《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上陆续发表。这次维也纳的国际藏学会议，算是一次成功的国际交往吧！1982年，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了第三届国际藏学会议，从第三届开始，国际藏学界开始比较广泛地邀请中国学者参加。于道泉先生由于身体和经费的原因，没能出席。因为当时中国的大学，对出国访问的学者，是不提供经费支持的。所以，参加这次国际藏学会议的中国人，还是只有我一个。到了美国的飞机场以后，巴布若·阿吉兹马上开着车来接我去她家。在她家我见到了她的丈夫，那是一个很好的人，是一位犹太裔的基督徒，而阿吉兹则是伊斯兰教徒。看来，他们的家庭组成很有意思。在这次的会议上，我准备了一篇论文，是介绍现代西藏戏剧的，就是用藏语演出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在拉萨上演后，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我就在大会上介绍了这一情况，包括剧目的台词、排练、演员以及演出的效果。这部戏剧的演员都是上海戏剧学院藏语班的学生，演得很专业。而且，《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戏，描述的是欧洲传统贵族的生活，很像西藏农奴制时期的贵族生活特点，所以，用藏语来转译它，就能够很恰当很充分地表现，老百姓也很容易理解这部戏的内容。这部戏的藏语译者叫龙国泰，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人，熟读莎翁戏剧，有很高的藏语文和英文修养。他是一位残疾人，驼背，我们也认识。据说他的祖父是去藏地做生意的汉人，后来与藏人结婚，他的家族就慢慢地藏化了。我在会上说，这部戏剧能用藏语翻译的这么好，“充分说明了藏语其实是很丰富的，现代藏语可以表达世界上任何的文学名著！”我发表了这篇论文之后，有的外国人表示十分赞同，有的则以为西藏已经被现代化了，传统文化丢失了，说中国政府在摧毁西藏文化等等荒谬言论。我一方面觉得这种看法十分可笑，令人气愤，同时也深刻地感到，我们的对外宣传工作跟不上，外界根本不了解真正的西藏现在到底是什么样。在美国参加会议期间，我们还去新泽西的纽瓦克参观了西藏博物馆，西藏的很多经书和文物是在国外收藏的。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我碰到了一个年轻的外国人，他问我说：“你觉得这个博物馆怎么样？”我说：“觉得很好”。他又说：“你不觉得惭愧吗？”接着他又说了一句脏话，是用藏语说的，这个人大概懂一些藏语。我说：“奇怪了，我们有什么惭愧的呢，西藏的事情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外界不了解真实情况，西藏发生了什么？改变了什么？人民生活的怎样？总是一味的批评，十分荒谬，不断地编造故事，令人可笑。”我更深刻地感到我们的对外宣传工作做得不够，外界对我们常常误解，双方都欠缺交流，形成了很多误会。说到误会，我还想起了一件事。有一次，我带着研究生在青海做调研，正巧**喇嘛的妹妹吉尊白玛[11]也带领一行人在青海探亲，省上就安排我们见面会谈。**喇嘛的妹妹说，中国政府非常的残酷，藏族人生活很贫穷，刚生孩子的母亲没有奶水，就用小刀把手臂划破，用血浆喂婴儿。我就觉得这种说法很可笑，因为这根本不符合生活常识，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关于中国的很多说法都是信口传言，是不真实的。**喇嘛的妹妹当时在美国纽约开旅馆，也经营藏餐厅，接待去美国的藏族人，美国政府也一直支持她。美国对流亡藏人一直是比较支持的，这是他们的一贯政策，我们得了解这一点。在美国，我还会见了梅祖麟[12]先生，他当时在康奈尔大学，是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他对我说，他的父母想请我到他们家里住，我想，这一是为了聊一聊国内的事情，也是为了帮助我节省生活费，让我多买一些书籍带回去。梅祖麟的父亲梅贻宝先生，是原燕京大学的校长，后来到了美国某大学执教，他的哥哥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校长。梅祖麟先生的母亲倪逢吉也是燕京大学的教授。他们一家人都是很著名的学者。晚上，聊天时，我向梅贻宝老先生汇报了自己的研究情况，他很高兴，也很感兴趣。他对我说，当年燕京大学西迁时，自己曾在西部地区待过，藏族人民和藏族文化对他也产生了很深刻的印象。而后，他送给我一篇文章《青海访问记》，还向我问起了关于谢冰心先生、吴文藻先生、闻宥先生等人的近况，说是很想念他们。我送给老先生一双布鞋和几本书，老先生当即把鞋穿上，说来也巧，鞋子不大不小正合适。他穿着布鞋在房间里开心地走来走去，还把脚抬起来端详，高兴地说：“京鞋！”看来，老先生是想念北京，想念祖国了。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访问期间，东亚系主任鲍生先生送了一本《萨迦格言》给我，是他从蒙文的《萨迦格言》翻译为英文的版本，我则把自己藏译汉的《萨迦格言》送给了他。与他互赠译本，也是一段有趣的经历。去国外参加国际藏学会议的经历，让我还深深地认识到，中外藏学的交流是多么重要，只有交流，才有提高，只有交流，才能发展。于是，我下决心办一个刊物，专门刊登国外藏学家论著的汉语译文。藏学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需要广泛地交流，别人的研究成果我们要拿进来参考学习，我们的研究成果也要送出去与别人对话。当时，中央民族学院成立了一个藏学研究所，我，还有陈庆英都在里面工作。在研究所里，我们开始创办《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刚办了两期试刊，就有人向学校领导反映情况，说是要对我们进行“反污染”运动，阻止译文集的印发。还好，后来国家阻止了“反污染”，说“反污染”实际上就是反对改革开放，不让这些人折腾了。由于这些干扰，《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的出版，我们就联系了西藏人民出版社，他们表示很愿意合作，因为这是对西藏发展有利的事情。这套丛书一直在进行，现在已经出了近20辑，有很多青年学者踊跃参与，这几年我弄不动了，已经交由王启龙来负责。1985年，第四届国际藏学会议在德国的慕尼黑举行。这次中国参加会议的就不止我一个人了，东嘎·洛桑赤列**[13]也作为中国代表参会了。他是拉萨色拉寺的**，36岁的时候就获得了“拉然巴格西”的学位，当时他正在中央民族学院担任藏学教授，他非常的博学而智慧，思想也很灵活，善于接受新事物。在这次藏学大会之前，东嘎**发表了他的著名论文——《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论述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产生的原因和过程。这篇论文影响很大，当时是用藏文发表的，以后，一共有3个版本的汉译本在国内出现，可见影响之大。一是陈庆英译本，二是唐景福译本，还有一个是郭冠忠、王玉平翻译的。每天开完会后，东嘎**都会有小型的接谈会，欢迎各国藏学家前来提问。他说：“你们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向我随便问，我们一起探讨。”这是何等的自信！由此可见东嘎**不仅有渊博的学识，还有着宽大的胸怀、开放的视角，乐于交流。在这次会议上，我提交的论文是前些年去青海调研的时候，做的一篇有关地理地名方面的研究，叫做《黄河源上两大湖——扎陵、鄂陵名称位置考实》。过去，外国探险家去青海果洛的扎陵湖、鄂陵湖考察，由于不懂藏语，就把扎陵湖、鄂陵湖的位置记反了。本来是扎陵湖在西边，鄂陵湖在东边，结果被他们记成了扎陵在东，鄂陵在西，联合国也就根据他们的报告一直这样用了。我们去青海考察，用藏语跟当地人交流，也查阅了藏文文献，结果证实了扎在西、鄂在东，并向联合国进行了报告，终于把它纠正了过来。在慕尼黑开会期间，我们与邦隆**有过多次接触。邦隆**的本寺是云南迪庆的松赞林寺，但他一直居住在拉萨。在旅居德国之前，他曾经与东嘎**一起在色拉寺学习，并共同取得了“拉然巴格西”学位，他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后来他转向西藏古代语言研究，在这方面很有成就，并且在慕尼黑大学和巴伐利亚州科学院担任研究员，主编藏德大辞典。邦隆**拍摄了很多拉萨修复古建筑的照片，在会议上放映幻灯片，以此来告诉人们现实的西藏正在发生的变化，告诉人们中国政府的积极努力。邦隆**尽管旅居国外，但在对待西藏问题上，他一直都秉持着公正、平实的心态。1988年与藤枝晃夫妇在京都 1989年，第五届国际藏学会议在日本东京和京都举办。先是在东京召开，然后在京都召开。这次去的人就多了。1989年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不太平的一年。因此，这次我们去日本参加会议，是很小心而敏感的，大家都对这些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在当时的场合谈论国内发生的那些问题，是非常不合适的。

1992年，第六届国际藏学会议在挪威奥斯陆的法根尼斯召开，这里是一派安静、优美的乡间风光。这次，参加会议的中国人更多了，大陆代表有26人，台湾代表有6人。看到有这么多中国人参加国际藏学会议，我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这说明我国的藏学事业正在蓬勃发展，且越来越得到世界的认可。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相见，都表现得非常热情，两岸学者在会场找了一个房间，开起了茶话会，大家聊得非常开心。外国人推开门一看，满屋子都是中国人，还以为我们在商量什么呢！这次会议有这么多中国人参加，而且是两岸同胞在一起，真是令人激动啊！1995年，第七届国际藏学会议在奥地利的格拉茨召开，中国的代表仍旧很多，有26位。重返奥地利，我见到了熟悉的朋友和校园，想起我第一次参加国际藏学会议的时候，中国人只有我一个，现在，已经有这么多中国藏学家可以参加这一国际性的藏学大会了。我深深地感受到中国藏学的生命力。1998年，在美国布鲁明顿的印第安纳大学，召开了第八届国际藏学会议。中国代表有28位，其中西藏社会科学院和西藏大学的代表共有10人。印第安纳大学也是美国藏学研究的一个中心，它有一个乌拉尔研究中心，从事藏文研究，**喇嘛的哥哥土登诺布[14]也在里面任教，他原先也是一位**，到了国外以后，就还了俗，娶妻生子，并在大学的研究机构获得了工作。当年**喇嘛流亡国外的时候，很多**也跟他一起逃了出去，他们走的时候，带走了很多古代的文献。这些**都是学识渊博的人，到了国外之后，很多被大学聘请，讲授佛教文化和藏语文，国外有很多大学对这些**很欢迎，这点我们也得承认。其实，藏族**对大学校园的知识体系，是很感兴趣的，想要学习这些知识，拓展自己的眼界和思维。我曾提议让中央民族学院办一个**班，与这些藏族高僧交流知识和思想，但学校一直不同意。现在，在北大，已经有这样的**班了。美国的著名藏学家梅尔文·戈尔斯坦[15]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是外国藏学家勤奋学习藏语的典型代表。外国藏学家的藏语文水平普遍提高了，而且学习藏语的积极性也很强，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向人家学习。有一句话说得好，“只会自己的语言，相当于不懂语言，因为无法与别人交流”。要想好好研究藏学，必须有过硬的藏语基础。当然，研究藏学，也必须有扎实的汉语能力。很多外国藏学家都有一个遗憾——不会汉语，因为一直以来，汉族都是中央王朝的主体统治者，汉文文献里有很多关于藏族历史文化的记载。著名藏学家梅尔文·戈尔斯坦的藏语文非常棒，但他就一直因自己不懂汉语而深感遗憾。前些年，在中国自己举办的藏学研讨会上，戈尔斯坦也受邀前来。他对我说，想把自己的儿子多布杰送到中国来学习汉语，我答应了他，答应要把他送到中央民族大学[16]学习汉语。但是，学校一听他的身份，便不同意他入学。这让我非常为难，因为我已经答应了他的父亲，怎么能食言呢？后来，我联系了中国人民大学，人大接收了他，他在那里的中文系读了三年。2000年，第九届国际藏学会议在英国牛津大学举办，有不少中国藏学家参加，这也是目前为止我参加的最后一次国际藏学会议。从1982年的第三届国际藏学会议算起，到2000年，我一共参加了7届。2001年，第十届国际藏学会议在加拿大的多伦多举办，中国人参加的也很多，这次我就没有再参加了，而是赴香港大学教书，一共在港大教了4年。我发现，港台有很多年轻人对藏学很热心，对学习藏语也有很大的决心，我带的学生里面，就有好几个奔赴藏区各地，长时间做田野，勤奋地学习语言，而且专心致志，这让我十分感动，欣喜地看到了港台藏学发展的新生力量。尽管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国的藏学事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和成就，但还是不得不承认，我国的藏学界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汉族学生不肯定下心来学藏语，而有些藏族学者也不欢迎其他民族的人搞藏学，认为这是本民族自己的学问。其实这样是不行的，藏学是一门国际性学科，应当听到不同的声音，应当开放自己的胸怀，多交流，多对话，共同探讨问题。这就是我参加的从第三届（1982年）到第九届（2000年）国际藏学会议的大体状况，一共7届，以后我还会选择一些专题，再详细地谈谈。王尧口述 王玥玮整理（原载《中国藏学》2013年第1期）[1]乔玛（AlexanderCsoma de K?r?s，1784—1842），匈牙利人，19世纪30年代出版《藏英词典》和《藏文文法》等，开国际藏学的先河，被誉为西方藏学的鼻祖，成为西方藏学诞生的标志。[2]阿瑞斯·马可（Dr.ArisMichael），牛津大学藏学家。[3]威利（Dr.Wyllie），美国著名藏学家，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藏学教授，创立藏文拉丁转写系统，被国际藏学界奉为圭臬。[4]李方桂（1902—1987），英文名Fang Kuei Li。著名语言学家，原籍山西省昔阳县，为国际语言学界公认之美洲印第安语、汉语、藏语、侗台语之权威学者，有“非汉语语言学之父”之誉。[5]张琨（1917—），著名语言学家，1947年留学美国耶鲁大学，1963年转至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中国语言学汉藏语教授迄今，1972年起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6]马学良(1913—1999)，山东荣成人，著名语言学家、民族教育家，中央民族大学民族语言文学学科奠基人。[7]邦隆**，出生在昌都地区的管觉县，5岁时被确认为第三世邦隆**的转世灵童，被迎请到云南中甸松赞林大寺坐床供养。1959年在拉萨传召大会上荣获“拉然巴格西”学位。后到印度和德国，以佛典中“戒经”的辨析在慕尼黑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并编纂《藏德大辞典》。[8]噶尔梅·桑木丹（Dr.S.Karmay）教授博士毕业于伦敦大学，曾任巴黎第十大学教授，法国巴黎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国际苯教研究学会主席，第九届国际藏学会主席。[9]石泰安（Prof.R.A.Stein，1911—1999)，法国著名的汉学家、藏学家，在藏族史诗和吐蕃佛教研究方面影响深远，著有《西藏的文明》等著作。[10]乌瑞教授（Prof.GezaUray，1921—1991），匈牙利著名藏学家，维也纳大学藏学—佛学系教授，发表研究藏族语言、文字、历史、宗教、民族关系、考古等方面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一部分被翻译为汉文。[11]吉尊白玛，第十四世**喇嘛之妹。[12]梅祖麟，1933年生于北京，现为美国康奈尔大学中国文学和哲学教授，在汉语语法史和汉藏语言比较研究领域成果卓著。[13]东嘎·洛桑赤列(1927—1997)现代著名藏传佛教高僧、藏学家。西藏林芝县人，民国二十三年(1934)7岁时，被认定为林芝觉木宗扎西曲林寺第八世东嘎**，曾任中央民族学院藏族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导师，西藏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第六至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著有《汉藏历史词典》《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等著作。[14]土登晋美诺布（ThuptenJigmeNorbu，1922—2008），十四世**喇嘛兄长，法号塔泽仁波切，27岁担任塔尔寺堪布，1952年抵达美国印第安纳州，1965年在印第安纳大学藏学研究系担任教授。[15]梅尔文·戈尔斯坦（Dr.MelvynC.Goldstein,1938—），美国著名藏学家，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医学院国际健康兼职教授（体质人类学）以及“西藏研究中心”教授兼系主任，著有《喇嘛王国的覆灭》《雪狮与龙》等著作。[16]1993年，中央民族学院正式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

第二篇：我参加国际弹道会议的所见所闻

我参加国际弹道会议的所见所闻

我曾先后出席过三届国际弹道会议，最早的一次是在1992年参加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13届会议，另两次是2004、2005年分别在澳大利亚阿德雷德和加拿大温哥华召开的第21届和22届会议。在第13届会议上我发表了一篇论文；在第21和22届大会期间我参与了中国兵工学会申办在北京举办第25届国际弹道会议的有关工作。出于对自己所从事专业的兴趣，今年4月我还将参加在西班牙召开的第23届会议。

高水平高层次的学术盛会

国际弹道会议是由国际弹道委员会发起和组织的，涉及的领域包括内弹道、外弹道、终点弹道、发射动力学、数值模拟与仿真、弹丸及战斗部设计、弹药易损性、创伤弹道、火炮身管环境等常规兵器科技的非常宽泛的领域。由于国际弹道委员会的成员大多是美国和西方军事装备大国兵器弹道学界极具声望的专家、学者，其中不乏具有在政府和国家军事机构高层工作背景的极具影响力的人物，因此，每届大会都能吸引四、五百名来自世界近三十个国家的从事该领域研究工作的各类科研人员参会，其中也包括近年来在前沿领域做出卓著成就的青年科研人员和研究生。经过大会论文评审委员会严格筛选而被每一届会议录用的论文大约在200篇左右。尽管会议的论文要求是非涉密的，但是会议论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领域研究的最新动态、最新手段和最新思想。会议除了为每一篇口头发表的论文安排有十几分钟的提问和讨论时间之外，还专门安排展厅为参会代表与感兴趣的张贴论文（posters）作者讨论问题提供方便。会议论文集在会议前正式出版，编辑认真、装帧精致，并附有作者索引，近年来还提供光盘版文集，为查

阅参考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会议还设立了三个奖项表彰最近时期在弹道科学技术领域做出显著成就、并以论文形式在本届会议上发表论文的作者。此外，由于会议的权威性和广泛影响，有关仪器设备制造商、软件开发商也竞相在会议期间设立展位展示并推销其产品。从参会人员的角度来说，也获得了诸如最新测试设备和手段等的信息等等。因此，国际弹道会议是国际常规兵器领域层次最高、信息量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学术盛会之一，是恰如其分的。

规格高而不奢华，规模大而组织有序

国际弹道会议对会场要求非常高，因为不仅要便于组织数百人的大会，而且也要便于同时组织若干个分会场；不仅有会议报告和演讲，还要组织张贴论文（posters)的展示和交流；同时还要提供参展商的展示场地，并方便与会者的参观。因此，历届国际弹道会议都是在承办当地的五星级宾馆或是大型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的。会议的组织安排已经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矩，如，会议开幕式不特意设立主席台，开幕式由会议主席主持，通常邀请承办国一位政界或军界高层官员作主旨演讲（92年在瑞典召开的13届会议上，瑞典三军最高司令Bengt Gustafsson将军作了简短讲话），并安排大会组织委员会主席（或秘书长）致开幕辞。开幕式前后总共只有30分钟；国际弹道会议对张贴论文（posters）同样给予高度重视，会议论文演讲交流阶段开始前，大会通常组织论文选评委员会有关成员分别对本次会议上发表的张贴论文按会议划分的专业方向进行综述介绍；会议不统一安排与会者的住宿（会议通知中仅推荐包括会议所在宾馆在内的附近可供住宿的各等次旅店）；也不负责安排与会者从住宿地到会场的接送；不发礼品（在澳大利亚的那一次会议上随会议资料赠送一个木制L型的象征澳大利亚古兵器的飞镖，在当地价值决不会超过三、五十元人民币），更不变相发放礼品或生活用品，例如会议参加者在交费注册后得到的文件包用我们国人今天的眼光来看，恐怕也只能起到把会议资料安全地拎回家的作用；会议用餐安排也有差

不多固定的模式，报到当晚有一次欢迎酒会，第二天晚上通常是举办地政府宴请，另有一次晚餐是与会议组织的半天的参观或游览活动相结合的。会议期间安排的三次午餐也十分简单，主菜能有三种选择就不错了。其余各餐就得自己想办法了；会议期间内一般只安排半天的参观活动，如携夫人参加必须另交费用。如想参加会议结束后的旅游节目那就更要亲兄弟明算账了。我想这些规矩是以确保会议的有效组织、顺利进行为原则的，突出了会议学术交流的主题。规格高而决不奢华，热情而绝不使人感到过度，议程紧张而又给予个人一定的安排自由，规模大而秩序井然。仔细想一想这些规矩还是很有道理的。

在政治上多少有点敏感的会议

国际弹道会议组织者历来把这个会议界定为“非涉密但又不面向公众（unclassified but not open to the public）”的学术会议。会议毕竟涉及军事技术，带有官方和政治色彩是不可避免的。早期的国际弹道会议主要由美国和北约国家参加。80年代后期南京理工大学（当时的华东工程学院）的首批出国留学教师最先介入了这一会议，打开了国内弹道界与西方弹道界相互了解、进行学术交流的通道。

从那时起，南理工向国际弹道委员会申请由中国承办一届国际弹道会议的努力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在国际弹道委员会看来，由中国承办这样一个会议，不单单是一个技术问题，他们考虑更多的实际上还是政治问题。我记得1992年我参加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办的第13届会议的时候，当时前往参会的中国代表除了南理工之外，还有北理工等单位共十来名专家、学者。由于我在瑞典曾留学过三年，这次同机来的同仁们差不多都是首次到访瑞典，所以我自告奋勇担当了到达当天的向导和对外联系人。

下午三点多一点，当我们一起前往会议地点报到时，意外的情况发生了，负责会议报到工作的人员告诉我们，会议接到瑞典政府有关部门的通知，本次会议不接待来自中国的代表参会。我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弄懵了！我们几人稍稍退离报到地点，简单议论了一下，在感到十分气愤的同时，也感到正义和道理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再次来到会议报到处，我出面要求与会议组委会的负责人交涉。我向会议组委会阐明：我们参会的邀请是会议组委会发出的，签证是瑞典政府批准的，瑞典政府又准予我们入了境，现在不允许我们参会是毫无道理的。组委会的人员显然也觉得理亏，对我们说这是政治原因。我们回答他说，我们都是专业技术人员，我们前来这里是为了进行学术交流的。我们提请大会组委会再次认真研究我们的参会要求。组委会有关人员经过初步磋商后告所我们，一个小时以后听取最后的消息。当我们一个小时以后再次出现在会议报到处的时候，先前接待我们的组委会的先生大步迎上前来，高兴地对我们说，组委会已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决定不听瑞典政府的，组委会同意你们参会！现在招待酒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朋友们，请进吧！这次会议原本安排我校王南炎教授担任一个分会场的主席，因为他没有出席会议，组委会决定由我代替他担当的角色，与荷兰的一位教授一起，主持了一场平行论坛。我还被邀请列席了会议期间国际弹道委员会讨论第15届会议申办申请的会议。在那次会议上南理工代表中国、另外还有以色列等国递交了申办申请。弹道委员会的美国委员们提得最多的就是，如果会议在中国举办，基于当时的政治形势，美国政府非常可能不会批准大多数美国委员前往中国参会。因此，会议上决定第15届会议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举行。美国和西方社会对中国政治上的偏见可见一斑。应当指出的是，第13届大会是我国学者的论文被录用最多的一次。被会议安排作为大会演讲交流的有9篇，作为张贴论文进行展示交流的有22篇之多。遗憾的是，国内30多篇论文作者中出席会议的不到三分之一。致使会议几个场次的交流由于一连几个中国学者的发言空缺，预先安排好的议程不得不打乱。中国学者的张贴论文展位前，不少是白板，有些张贴论文

虽然由同行带到会议上张贴了，但是无人可以代表作者交流解答问题，使组委会感到十分难堪。这也是那一次国际弹道委员会不愿把第15届交给中国承办的又一个原因。

25届会议的组织将考验中国兵工界的国际化意识

毫无疑问，第25届会议的申办成功是我国国际政治地位提高、经济军事实力提升的结果，加之这次会议的申请以中国兵工学会的名义，得到了我国政府多方面的支持，使申办的份量大大加重。现在，面对三年后即将在我国召开的第25届国际弹道会议，我们应当做好哪些准备？怎样才能成功地组织好这样一个大型的国际会议？我认为，会议前和会议期间作为承办方的工作将对中国兵工界的国际化意识和国际化水平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首先，要严格按照会议遵循的国际惯例做好会议的各项筹备工作。国际弹道会议经过30多年、20多届的实践，已经形成的、被国际弹道界同仁广为认同和接受的会议规则，已经属于会议的一种特色、成功的秘诀，是国际弹道会议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尊重并在工作实践中严格遵从。国际弹道会议所形成的这些惯例，集中到一点，就是一切服从和服务于学术交流这一根本任务。我们必须注意避免把会议注入更多行政色彩的倾向，没有必要在会议开幕式上邀请太多的政府部门的领导出席并讲话。政府对会议的重视和支持应该充分体现在为会议确保实现其宗旨提供方便和保障上。我们应该努力使这次在中国召开的会议符合国际化的标准，而不是设法使会议变得更加中国化，如试图用同声传译系统以照顾国内英语听说能力较差的学者，等等。我们必须懂得学术交流是第一位的，热情接待是为高质量的学术交流服务的，决不可本末倒置，尤其要防止接待中的过度热情，如轮番的宴请、馈赠过于贵重的礼品、会议内安排旅游节目太多，等等。

第二，鼓励高水平的专家、学者在会议上发表高水平论文。我们申办在中国举行国际弹道会议，目的是要扩大中国弹道学界在国际的地位和影响，提高我国弹道学科的水平，而在会议上发表高水平论文、与世界弹道学科各领域的科学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则是最为有效的办法。我认为，切不要盲目追求论文的数量，尤其是在我国国内承办这样一次会议，一定要有若干篇高水平的论文发表，求新求深。我不太赞同摊派任务，追求数量指标的做法，因为这样做会降低会议的学术水准，有损中国学者在国际学界的形象。要遵守会议工作语言是英语的规矩，推举英语口语能力强的作者宣读论文、回答问题。英语交流能力对于论文在会议上的顺利发表至关重要。不少中国学者常见的缺点是制作的投影片或ppt不规范，往往在一张片子上罗列过多的图片或文字，这可能与中国学者英语表达能力较差有关，希望借助更多的文字与图表弥补口头表达的不足。我在瑞典第一次赴美国参加一个治理二氧化硫的国际会议时，会议组织者给我发了一个如何制作会议投影片的建议，规定一张片子的文字不要超过8行。投影片或ppt是演讲的辅助手段，是论文内容的高度概括，起到向听众展示讲演思路，对自己起到把握节奏、突出重点的作用。切忌把论文内容不加提炼地拷贝到投影片或ppt上去。中国学者另一个弱点是不善于向别的作者提问和回答别人给自己提的问题，这或许与英语表达能力也直接有关。我在一次很正规的国际会议上曾见到一位中国学者在宣读完自己的论文后，面对台下听众的提问，充耳不闻，不理不睬，径直朝台下走去，是他听不懂别人的提问还是不懂得学术会议的规矩，台下听众一片茫然。这既对别人不够尊重，也使其演讲大打折扣。

第三，让中国兵工界的科技人员更多地了解国际弹道会议，充分利用这一交流平台促进我国常规兵器弹道学科进入国际前沿水平。正如上面所介绍的，国际弹道会议所涉及的是相当宽泛的弹道学概念。目前，在会议所涵盖的许多领域还没有我国的学者出席过，这与国内学者对国际弹道会议缺乏了解有关。建议在兵

工科技界，利用报纸、杂志、网站、简报、图书馆、资料（情报）室等途径和媒体，加大宣传和推介。尤其应方便科技人员充分利用历届弹道会议论文集，了解国际弹道学界的学术科研前沿动态，鼓励和支持相关领域和方向的科研人员撰写高水平论文在会议上发表，与国际同行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讨论。可以相信，借助于国际弹道会议这一平台，我国弹道学界的专家学者将更加广泛和深入地融入到国际弹道学界中去，这对我国弹道学科水平的提升、队伍实力的增强，同时对促进国际弹道科学技术的发展必将起到重要的作用。（作者：徐复铭 中国兵工学会副理事长 南京理工大学教授 第25届国际弹道大会申办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第三篇：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历次会议

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历次会议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54年9月～1959年4月）一次会议(1954年9月)

二次会议(1955年7月)

三次会议(1956年6月)

四次会议(1957年6月)

五次会议(1958年2月)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59年4月～1965年1月）一次会议(1959年4月)

二次会议(1960年3～4月)

三次会议(1962年3～4月)

四次会议(1963年11～12月)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59年4月～1965年1月）

一次会议(1964年12月～1965年1月)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75年1月～1978年3月）一次会议(1975年1月)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78年3月～1983年6月）一次会议(1978年2月～3月)二次会议(1979年6月～7月)三次会议(1980年8月～9月)四次会议(1981年11月～12月)五次会议(1982年11月～12月)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83年6月～1988年4月）一次会议(1983年6月)

二次会议(1984年5月)

三次会议(1985年3月～4月)四次会议(1986年3月～4月)五次会议(1987年3月～4月)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88年4月～1993年3月）一次会议(1988年3月～4月)

二次会议(1989年3月～4月)

三次会议(1990年3月～4月)

四次会议(1991年3月～4月)

五次会议(1992年3月～4月)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93年3月～1998年3月）

一次会议(1993年3月15日～31日)

二次会议(1994年3月10日～22日)

三次会议(1995年3月5日～18日)

四次会议(1996年3月5日～17日)

五次会议(1997年3月1日～15日)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98年3月～2003年3月）

一次会议(1998年3月5日～19日)

二次会议(1999年3月5日～16日)

三次会议(2000年3月5日～15日)

四次会议(2001年3月5日～15日)

五次会议(2002年3月5日～15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2003年3月～）

一次会议(2003年3月)

二次会议(2004年3月)

三次会议(2005年3月)

1、届：因为一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议题是换届选举中央委员，大会完毕也就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所以几届几中的届是第几届委员的届，而非第几次会议。比如十七届一中全会，并不是因为十七大才叫十七届，而是因为十七大产生的第十七届中央委员的全体会议才叫十七届。可能有人要说，这有什么区别？当然，一般情况下是一致的，但这并不代表没区别。假设一种不太可能的情况，由于某种原因，某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换届流产，那么会后老一届中央委员的全体会议只能延续上一届的“届”。例：党的19999届中央委员已经开了5次全会（19999届五中全会），而在第20000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没能换届成功，中央委员还是第19999届的，那么他们在此后召开的全体会议只能叫19999届六中全会，而不能叫20000届一中全会。1956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新的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每届任期5年。但由于政治运动等原因，九大直到1969年才召开，而十大、十一大均比党章规定提前一年召开，到了1982年的十二大及以后各次党代会，才真正按“八大”确定的党章的规定，5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某次党代会的中央委员会议为“几届几中全会”。

2.“中”：是指中共中央委员会议，如“七届二中全会”就是指七大的党代表选出来的中央委员召开的第二次中央委员会议。

八大二次会议全称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八大二中全会 全称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第一个是全国的党代表参加，第二个是全部的中央委员参加。

一、党的会议

1、全国代表大会

全国代表大会5年召开一次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党的十六大”

2、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简称中央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简称“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解释：十六届五中全会的意思是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的第五次全体会议）

二、人大会议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简称：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开的第三次会）

2、全国人大常委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

(简称：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解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的人大常委会委员开的第22次会）

三、政协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简称：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解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十届委员开的第三次会）

历任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1954年9月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1954年9月27日—1959年4月27日）

刘少奇（1959年4月27日—1968年10月31日）

宋庆龄，董必武（1968年10月31日—1972年2月24日）（副主席代行主席的职权）董必武（1972年2月24日—1975年1月17日）（以代主席名义行主席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

宋庆龄（1981年5月16日授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82年以后）

李先念（1983年6月18日—1988年4月8日）

杨尚昆（1988年4月8日—1993年3月27日）

江泽民（1993年3月27日—2003年3月15日）

胡锦涛（2003年3月15日至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机构中的一种。自1954年开始设立。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结合行使国家元首的职权，它对外代表国家。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法第六十二条选举产生，任期五年，最多可连任两届，根据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必须是年满45周岁并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实践上则同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高级干部。

宪法第三章第二节界定了主席的职责与义务。主席的主要权力包括，根据全国人大和其常委会的决定公布法律、任免国务院总理和国务院其它组成人员、发布特赦令、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动员令、授予国家勋章；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国事活动，接受外国使节、批准或废除与外国缔约等。

按宪法，主席职务仅仅是象征性的国家的元首。如果主席同时任别的职务，其实际权力则来自其他职务，自杨尚昆开始，国家主席一般都兼任中央军委主席或副主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如果国家主席出缺，由国家副主席继任；如果正副主席都出缺，则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代理主席职位至新的国家正副主席人选产生为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设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4年第一部宪法的颁布，此时只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一职；1954年国家主席的设立至1975年第二部宪法对国家主席的撤消；自1975年国家主席在宪法上的缺位至1982年第四部宪法对国家主席的恢复；以及1982年至今国家主席制度的稳步发展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

新中国建国初期到1954年，在国家机构体系中，没有设置专门的国家主席，行使国家主席职权的国家机关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设主席1名（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6名，委员56名，秘书长1名。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和领导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工作，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机关，不是国家元首，而只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过在实际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行使了一部分属于国家元首的职权。因此，在新中国建立至1954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就相当于国家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置国家主席开始于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制定了中国第一部宪法。1954年宪法规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下设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取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国家主席是政治体制中一个独立的国家机关，既是国家的代表，又是国家的象征。同时第一部宪法还对国家主席的产生、任期、地位和职权等一系列问题予以明确的规定。

1954年至1965年，中国的国家主席制度基本上得到正常运转。1954年9月至1959年4月，毛泽东和朱德分别担任国家主席和副主席。1959年和1965年，刘少奇两次当选为国家主席。在1954年至1965年期间，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了大批的法律法令，召开了多次国务会议，接见外国使节，并进行了其他许多有关的职务活动。1966年至1975年间，由于担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迫害致死，国家主席职位长期处于空缺状态。

取消国家主席时期。1975年1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部宪法。宪法正式取消了国家主席的建制。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三部宪法。该部宪法仍然坚持不设置国家主席。不过，1978年宪法把1954年宪法所规定的由国家主席行使的一些职权，包括：接受外国使节；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法律和法令，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批准同外国缔结的条约，授予国家的荣誉称号的重要职权，改为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行使。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四部宪法，恢复设置国家主席、副主席。1982年宪法于1988年4月、1993年3月、1999年3月和2005年4月经过了四次修正，每次都继续坚持国家主席、副主席的设置，从而使国家主席制度得到确立。

第一届（1954年——1959年）毛~~泽~~东为国家主席

第二届（1959年——1965年）刘~~少~~奇为国家主席

第三届（1965年——1975年）刘~~少~~奇为国家主席

第四届（1975年——1978年）未设国家主席，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第五届（1978年——1983年）未设国家主席，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华~~国~~峰为国务院总理

第六届（1983年——1988年）李 先 念为国家主席

第七届（1988年——1993年）杨 尚 昆为国家主席

第八届（1993年——1998年）江 泽 民为国家主席

第九届（1998年——2003年）江 泽 民为国家主席

第十届（2003年——至今）胡 锦 涛为国家主席

军委主席：

毛泽东(1949年10月～1954年9月)

邓小平(1983年6月～1988年4月)

邓小平(1988年4月～1993年3月)

江泽民(1993年3月～1998年3月)

江泽民(1998年3月～2003年3月)

胡锦涛（2005年3月～2010年3月）

中央局书记：陈独秀（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共一大选举产生）

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１９２２年７月中共二大选举产生）

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１９２３年６月中共三大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１９２５年１月中共四大推选）

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１９２７年４月至５月中共五大推选）

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１９２８年６月至７月中共六大选举产生）

（注：１９３１年向忠发被国民党逮捕杀害后，由王明代理）

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秦邦宪）（１９３４年１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洛甫）（１９３５年１月遵义会议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１９４５年６月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产生）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１９５６年９月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１９７７年７月十届三中全会追认）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１９７７年８月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１９８０年２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１９８２年９月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１９８７年１１月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１９８９年６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９日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１９９７年９月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２００２年１１月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２００７年１０月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第四篇：历届国际大专辩论会题目

1993年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

初 赛 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剑桥大学）

温饱不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复旦大学）

半决赛 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悉尼大学）

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复旦大学）

决 赛 人性本善（台湾大学）

人性本恶（复旦大学）最佳辩手 蒋昌建 1995年二届国际大专辩论会

初赛一 女性比男性更需要关怀（波恩大学）

男性比女性更需要关怀（辅仁大学）

初赛二 治愚比治贫更重要（新加坡国立大学）治贫比治愚更重要（清华大学）

初赛三 愚公应该移山（韩国外国语大学）愚公应该搬家（南京大学）

初赛四 信息高速路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南加州大学）信息高速路对发展中国家不利（香港中文大学

半决赛一 金钱追求与道德追求可以统一（辅仁大学）金钱追求与道德追求不能统一（清华大学）

半决赛二 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靠法律（南京大学）

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靠道德（香港中文大学）

决赛 知难行易/知易行难知难行易（南京大学）

知易行难（辅仁大学）1997年三届国际大专辩论会

初赛一 各国政府应该全面禁烟（首都师范大学）各国政府不应该全面禁烟（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初赛二 复制人类，利多于弊（韩国外国语大学）复制人类，弊多于利（加拿大西门菲沙大学）

初赛三 IQ诚可贵，EQ价更高（韩国外国语大学）EQ诚可贵，IQ价更高（马来亚大学）

初赛四 艺术商品化利大于弊（香港大学）

艺术商品化弊大于利（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半决赛一 国际网络应该受管制（首都师范大学）国际网络不应该受管制（加拿大西门菲沙大学）半决赛二 先天遗传比后天环境重要（马来亚大学）后天环境先天遗传比重要（香港大学）决赛 真理越辩越明（首都师范大学）

真理不会越辩越明（马来亚大学）1999年第四届国际大专辩论会

A组

初赛一：

网络使人们更亲近（马来亚大学）网络使人们更疏远（澳门大学）初赛二：

成功的作品应该拍续集（耶鲁大学）成功的作品不应该拍续集（台湾大学）初赛三：

电脑必将取代书本（香港大学）

电脑不会取代书本（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初赛四：

足球比赛引进电脑裁判利大于弊（西安交通大学）足球比赛引进电脑裁判弊大于利（清华大学）半决赛一：

都市化有利于人类发展（马来亚大学）都市化不利于人类发展（耶鲁大学）半决赛二：

发展知识经济自然科学比社会科学更重要（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发展知识经济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重要（西安交通大学）总决赛：

美是客观存在（马来亚大学）美是主观感受（西安交通大学）B组

初赛一：

青春偶像崇拜利大于弊（那不勒斯大学）青春偶像崇拜弊大于利（艾因夏母斯大学）初赛二：

应先成家后立业（京都外国语大学）

应先立业后成家（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决赛：

爱情是自私的（京都外国语大学）爱情是无私的（艾因夏母斯大学）

2001年第五届国际大专辩论会

初赛一 人类将（不会）毁于科技（新加坡国立大学Vs悉尼大学）

初赛二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能够（不能）并行（香港大学Vs武汉大学）

初赛三 全球化利于/不利于发展中国家（温莎大学Vs东吴大学）

初赛四 信息传播发展会（不会）打击本土文化

半决赛一 以成败论英雄是可取的（不可取的）（新加坡国立大学Vs武汉大学）

半决赛二 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可以（不可以）两全（温莎大学Vs马来亚大学）

决赛 钱是（不是）万恶之源（武汉大学Vs马来亚大学）2003年第六届国际大专辩论会

A组初赛第一场

正方： 中山大学 网络是虚幻的

反方： 弗莱堡大学 网络不是虚幻的 比分： 正方878分，反方805分 正方中山大学胜

优秀辩手：弗莱堡大学4号辩手蔡葵 A组初赛第二场

正方： 新加坡国立大学 家庭比事业更重要 反方： 澳门大学 事业比家庭更重要 比分： 正方869分，反方868分

正方新加坡国立大学胜

优秀辩手：新加坡国立大学2号辩手陈晓欢 A组初赛第三场

正方： 香港浸会大学 “代沟”的主要责任在长辈 反方： 马来亚大学 “代沟”的主要责任在晚辈 比分： 正方843分，反方871分 反方马来亚大学胜

优秀辩手：马来亚大学2号辩手陈锦添 A组初赛第四场

正方： 墨尔本大学 广告有利于大众消费 反方： 世新大学 广告不利于大众消费 比分： 正方851分，反方891分 反方世新大学胜

优秀辩手：世新大学3号辩手黄执中 A组半决赛第一场

正方： 中山大学 爱比被爱更幸福

反方： 新加坡国立大学 被爱比爱更幸福 比分： 正方913分，反方884分

正方中山大学胜

优秀辩手：新加坡国立大学2号辩手陈晓欢 A组半决赛第二场

正方： 马来亚大学 科技的发展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反方： 世新大学 科技的发展会抑制人的全面发展 比分： 正方883分，反方897分 反方世新大学胜

优秀辩手：世新大学3号辩手黄执中 A组决赛

正方： 中山大学 顺境更有利于人的成长 反方： 世新大学 逆境更有利于人的成长

比分： 正方931分，反方930分

正方中山大学胜，获得2003国际大专辩论会冠军 本届最佳辩手：台湾世新大学辩手黄执中 B组

初赛一 存钱（花钱）比花钱（存钱）划算

初赛二 现代社会应该（不应该）鼓励男主外，女主内 决赛 现代社会女人（男人）更累

表演赛 夫妻之间应该（不应该）有隐私 A组

马来西亚国家能源大学VS电子科技大学 善一定有善报/善未必有善报

电子科技大学胜出

新加坡国立大学VS电子科技大学 好马应该/不应该吃回头草

电子科技大学胜出

半决赛 世新大学VS香港科技大学 通才比专才更吃得开/专才比通才更吃得开

香港科技大学胜出

决赛香港科技大学VS电子科技大学 名人隐私应该（不应该）受到保护

电子科技大学胜出

B组

斯德哥尔摩大学 VS 韩国外国语大学 开放廉价航空市场利多于弊还是弊多于利

北京语言大学 VS 海德堡大学 安乐死是/不是个人权利

决赛

韩国外国语大学 VS 北京语言大学 手机科技进步利大于弊/弊大于利

友谊赛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全程最佳辩手 黄执中

决赛队伍辩手：电子科技大学

一辩： 李婕达 女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二年级 二辩： 张都 男 光电信息学院三年级

三辩： 张翼 女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四年级

四辩： 徐纯 男 电子工程学院三年级（当场最佳辩手）

2007年国际群英辩论赛

主办单位：中国中央电视台青少部 新加坡新传媒集团

赞助商：珍视明（本届又名：珍视明杯2007年国际群英辩论赛）承办单位：新浪集团教育频道与UC频道 华语辩论网

A组初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VS新加坡国立大学：对城市流浪猫应该/不应进行扑杀

澳门大学VS东吴大学：金庸小说应该/不应该进入中学课本

马来西亚博特拉VS香港中文大学武术进入奥运会有/不利于武术发展

半决赛

香港中文vs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赞同/不赞同购买盗版者应负法律责任

新加坡国立大学vs澳门大学：政府应该/不应该限制私家车数量

大决赛

中南财经政法vs澳门大学：赞成/不赞成送父母去养老院

中南财经政法胜出

B组初赛

埃及开罗大学vs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是否赞成为了漂亮而去美容

牛津大学vs耶鲁大学：公共场所应全面(部分)禁烟

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vs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是否赞成实施网络实名制

半决赛

耶鲁大学vs韩国梨花女子大学“西班牙斗牛”(没)有必要停止

牛津大学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国际顶级足球明星的收入和付出成/不成正比

耶鲁大学vs牛津大学高等教育应该宽进严出/严进宽出

耶鲁大学胜出

表演赛：笑比哭好/哭比笑好

第五篇：枫叶国际学校历届英才

枫叶国际学校历届英才

枫叶高中已有十五届毕业生7100多人，全部被加拿大、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大学录取，并有65%以上的毕业生进入世界著名大学。为保证枫叶毕业生更顺利进入国外各类大学，枫叶从2005年开始举办每年一度的枫叶国际教育展，参展院校数量逐年提升。教育博览会实现了多赢的局面，为越来越多的枫叶学子、各大院校、教育机构搭建了长期沟通、选择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