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桩工机械发展回顾与展望

第一篇：我国桩工机械发展回顾与展望

我国桩工机械发展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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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桩工机械发展回顾与展望

摘要：我国桩工机械行业经过60余年的发展，已经具有相当大的市场规模和品牌影响力，我国桩工机械无论从市场、企业、技术及产品等方面，已经走过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阶段，并且一批具有很强实力的桩工机械企业正在向世界领先水平迈进。

关键词：桩工机械 发展 现状

在各种桩基础施工中，用来钻孔、打桩、沉桩的机械统称为桩工机械。目前，我国桩工机械行业企业数量多，规模小。近几年，一批自主创新能力强的桩工企业脱颖而出，带动国产桩工机械产品占据了国内市场95%的份额。随着国内桩工机械市场竞争加剧，竞争力较弱的企业将被兼并或者淘汰，三一重机、中联重科、山河智能等企业逐渐成为行业领先者，预计未来几年我国桩工机械行业市场将走向规范化、集中化。

我国桩工机械行业在经历了60年的发展后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不但可以基本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而且已经走向了国际市场。在建国60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桩工机械行业经历了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发展历程,为新中国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文旨在对我国桩工机械行业60年的发展进行梳理，与读者共同感受桩工机械行业的进步。在此特别感谢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桩工机械分会给予的大力支持。

桩工机械一般由桩锤与桩架两部分组成。除专用桩架外，也可以在挖掘机或者其中机上设置桩架，完成打桩任务。桩工机械的主要特点是，专用性强，生产批量小。2010年桩工机械行业工业总产值超过78亿元，销售收入达70亿元。2009年，各类桩工机械生产4942台，销售4615台，较2008年分别增长26.2%和26.6%;实现工业总产值65.19亿，销售收入57.66亿元，分别较2008年增长38.3%和30.8%。

工程地基基础的重要形式是各种桩基础、桩围幕等，打桩用的机械设备称为桩工机械。桩的种类比较多，根据用途可分为基础支承桩、防护围幕桩以及锚固桩等；根据材质，可分为钢桩、钢筋混凝土桩、木桩、砂桩和灰土桩等；根据桩的制造工艺不同，可分为热轧钢桩、混凝土预制桩、灌注桩以及砂桩等；根据桩的断面形状不同，有方桩、圆桩、管桩、钢板桩、工字形钢桩等。由于桩工机械只是用于基础施工，所以大部分桩工机械是属单件小批量的，因此桩工机械行业的规模也不会很大。从工程造价和施工工期来讲，基础工程要占全部工程的1/3。因此桩工机械的发展与不断进步，对我国的建筑机械化事业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桩基础由桩身和承台组成，桩身全部或部分埋入土中，顶部由承台连成一体，在承台上修筑上部建筑。桩基础是常用的基础形式，是深基础的一种。桩基础具有承载力高，沉降量小而均匀，沉速度缓慢，能承担竖向力、水平力、上拔力、振动力等特点，因此在工业建筑高层民用建筑和构筑物以及地震设防建筑中应用广泛。解放前，我国几乎没有桩工机械制造业。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基础施工全部使用旧中国从国外进口遗留下来的蒸气式打桩机和笨重的落锤。一五期间，由于国家重点建设工程的需要，我国开始仿制国外310t单作用和双作用蒸气式打桩机以及原苏联的Ⅱ系列振动桩锤，开始有了以仿制为主的桩工制造业。厂家都是施工部门的修配厂，当时还没有专业的桩工机械生产厂，所以50年代是我国桩工机械行业的萌芽时期。60年代初，一机部成立第五局--工程机械局，将上海电工机械厂改为上海工程机械厂，定点生产桩工机械，成为我国最早生产桩工机械的专业生产厂。并将一机部建筑机械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定为桩工机械研究室，开始了我国自行研制桩工机械的成长时期。70年代是我国桩工机械行业发展时期，这个时期成立了桩工机械行业组，有桩工机械行业制造企业10余家，能生产4大类、30多个品种，年产量400余台。80年代是我国桩工机械行业壮大时期。1984年成立了中国建筑机械化协会桩工机械分会，有桩工机械行业制造企业20余家，上海同济大学、哈尔滨建筑大学、南京建工学院、东北大学等高等院校也开始从事桩工机械新产品、新技术、新原理的研究，能生产10大类、50多个品种、200多种规格、型号的桩工机械产品。90年代是我国桩工机械行业高速发展时期。行业制造厂家已发展到30余家，并形成了部属研究所、企业研究所、院校研究所(室)3个层次的科研设计力量，能生产400多种规格、型号的桩工机械产品，销售收入达6.5亿元。进入21世纪后，随着我国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和住房建设的快速发展，桩工机械制造业及其市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形成了几十家专业生产企业及上百个产品型号的规模。

我国的桩工机械制造水平经历了由低到高的发展历程，几十年来，桩工机械的技术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制造企业与施工工法密切结合，开发研制新产品，实现了产品系列化。目前，柴油桩锤有筒式水冷、筒式风冷和导杆式三个系列共31个型号规格；振动桩锤有系列、引进生产的、系列、液压式可调偏心矩系列，共有47个型号规格；液压打桩锤有一个系列共3个型号规格；压桩机有一个系列共11个规格型号；长螺旋钻孔机有一个系列共7个型号规格；潜水式钻孔机有一个系列共4个型号规格；转盘式钻孔机有一个系列共15个型号规格；振冲器有一个系列共8个型规格；轨道式打桩架和步履式打桩架也基本形成系列，每种打桩架也有3～5个型号规格。(2)桩工机械产品普遍采用了液压传动、机械振动等先进技术，计算机辅助设计等先进设计手段,产品技术水平上了一个新的档次,达到了国外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技术水平。在桩工机械产品中，履带底盘三支点打桩架、液压桩锤、步履式桩架、压桩机、部分型号的转盘式钻机、振动桩锤的偏心矩调节机构、夹桩机构、回转斗式钻机的动力头等均采用了全液压传动。为适应不同地质条件的施工，建设部北京建筑机械化研究院开发研制了系列液压式可调偏心矩振动锤，激振力可由调到数百吨，振幅可由0调到20mm。该机种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各种地基基础施工。1996年胜利油田为建造海上石油平台，与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联合研制开发了、振动锤，采用了耐振电机和变频调速技术，其功率达600k，是国内超大型电动振动桩锤。由于桩工机械普遍采用了液压传动、机械振动、变频、变幅等先进技术，产品技术水平基本达到了国外90年代初水平。

(3)采用新原理、新结构研制了一批具有我国自己特点的桩工机械。我国有很多软土地带，为了在软土地区进行桩基础施工，并减少施工公害，在20世纪70年代初，根据北京地铁工程急需，我国研制成功了用于工字钢桩的液压式锚桩平衡反力的型压桩机,可同时压二根桩,单桩压力达160t。以后又相继研制成功液压式配重平衡的砼预制桩单桩压桩机，使用性能较好。该压桩机具有无空气污染、无噪音、无振动等优点，目前已批量生产。液压步履式打桩架也是具有我国自己特点的桩工机械，该机采用液压传动步履式新结构原理，接地比压低，通过性能好，能前后左右行走移位，也能回转，是一种结构紧凑、造价比较低，性能比较完善，操纵方便省力、技术适用性能可靠的打桩架，目前也已批量生产，广泛应用在桩基础施工中。

(4)通过消化、吸收进国外先进技术，促使了我国桩工机械产品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1983年、1995年和1998年，上海工程机械厂以许可证方式分别引进了德国公司风冷筒式柴油桩锤系列、日本车辆制造双作液压桩锤系列和履带底盘三支点液压打桩架的设计制造技术。

第二篇：我国物流业发展回顾与展望

我国物流业发展回顾与展望

2017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国民经济稳中有进、持续向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实现82.7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9%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连续15个月保持在51%以上的较高水平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

过去的一年，我国物流业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结构优化、动力转换和质量提升，主要指标稳中向好、提质增效，实现了平稳健康发展。

一、2017年我国物流业发展回顾

(一)总体运行平稳健康。物流需求持续增长。全年社会物流总额252万亿元，同比增长6.7%社会物流总费用12.1万亿元，同比增长9.2%全国货运量471亿吨，同比增长9.3%。中国沿海散货运价指数呈逐月上涨态势，全年均值1148点，较上年上涨22%。

物流运行质量稳步提升。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从2015年的16%,2016年的14.9%，进一步下降到2017年的14.6%全年物流业总收入8.8万亿元，同比增长11.5%12月份中国物流景气指数达56.6%，全年均值为55.3%，始终保持在50%以上的景气区间。

(二)结构调整趋于优化。消费成为物流需求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29.9%。消费物流中的电商物流增势明显，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中的总业务量指数全年均值为143.4。电商物流带动快递业务加速扩张，12月中国快递物流指数为106.3%全年快递业务量达401亿件，同比增长28%。冷链物流成为吸引社会投资的热点，全国冷库总容量可达4775万吨。与消费相关的快速消费品、医药、汽车、服装等细分市场增势良好。

工业制造业物流仍然是物流需求的主要来源。全年工业品物流总额235万亿元，同比增长6.6%，占社会物流总额的92.7%。工业品物流中的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等物流需求增长较快，高耗能产品、大宗商品物流需求延续回落走势。

运输结构调整见效。多式联运上升为国家战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先后确定了两批、共46个示范项目。首批16家示范工程企业累计开行示范线路140余条，完成集装箱多式联运量60万TEU。2014年以来，重点港口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年均增长16.8%。《“十三五”铁路集装箱多式联运发展规划》发布，铁路集装箱日均装车量占比超过10%。国家铁路全年货物发送量达29.18亿吨，较上年增长10.1%。全年重型卡车销量首次突破100万辆，车辆大型化、标准化、现代化步伐加快。全国四批共209个甩挂运输试点项目深入推进，试点企业货运车辆平均里程利用率超过80%。挂车租赁、卡车航班、大车队等新模式试水，中物联公路货运分会组织“星级车队”评选。星级车队所有入网车辆平均月均行驶里程8956公里，重型牵引车月均行驶里程达1.1万公里，运输效率稳步提升。

(三)资本和科技助推物流升级。多只物流产业基金上市，物流企业“扎堆”进入证券市场。全年有8家物流企业跻身国内主板，5家在境外上市，45家登陆“新三板”。上市企业加大网络建设、设备购置和基础设施投资，增强自身实力。企业兼并重组渐趋活跃。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收购东方海外，中国外运长航集团和招商局集团完成战略重组，铁路总公司18个铁路局完成公司制改革，东航物流“混改”启动，普洛斯完成私有化，海航收购扩充物流板块，顺丰控股与UPS成立合资公司等。

科技引领未来。我国已有超过500万辆载重货车安装了北斗定位装置，智能快件箱超过19万组，还有大量托盘、智能柜、货物接入互联网。交通运输部组织的首批283家无车承运人试点企业平均整合运力近2000辆，平均等货时间缩短，车月均行驶里程提高，司机收入增加，传统货运交易成本有效降低。国家发改委开展骨干物流信息平台试点，规范和引领互联网+高效物流发展。易流科技打造易流云平台，推动线下物流在线化。全行业以设施互联、人员互联、信息互联带动物流互联，互联网+高效物流成效显著。

科技和资本助推企业提质增效，做大做强。“中国物流企业50强”主营业务收入达8300亿元，进入“门槛”提至28.5亿元，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高。按照国家标准评审认定的A级物流企业近5000家，一批综合实力强、引领行业发展的标杆型物流企业不断涌现。

(四)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理念创新引领发展。海尔集团提出“人单合一”概念，推动内部“自组织、自驱动”小微创业。菜鸟网络推动“新物流”，提出大数据、智能和协同，服务新零售战略。京东物流提出“下一代物流”，将主要呈现短链、智慧和共生三大特征。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委托中物联评选认定首批10家智能化仓储物流示范基地。

人工智能为物流赋能。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国发〔2017〕35号)，要求大力发展“智能物流”。无人仓、无人港、无人机、无人驾驶、物流机器人等一批国际领先技术试验应用。全球最大自动化码头上海洋山港四期开港试运营，京东首个全流程无人仓投入使用，顺丰建设大型物流无人机总部基地，菜鸟网络将在雄安新区建设“智慧物流未来中心”，圆通牵头设立物流领域首个国家工程实验室。

现代供应链创新应用。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7〕84号)，现代供应链创新应用进入新阶段。海尔、华为、怡亚通等代表性企业强化供应链服务宝供、南方、远成、德利得、佳怡等物流企业向供应链转型物流领域互联网与供应链深度融合，服务模式正在由“链主主导型”，向平台服务型、智慧供应链“生态圈”转型发展。

共享众包服务升级。继苏宁物流、菜鸟网络之后，京东物流实现独立运营，平台开放。神华货车驮背运输探索多式联运新路径，狮桥物流“超级大车队”集中优质运力资源，东方驿站、中集挂车帮等助推甩挂运输发展，地上铁、熊猫新能源等推广绿色新能源车，日日顺物流搭建“车小微”开放的创业平台，中铁快运联手顺丰速运推出“高铁极速达”、“高铁顺手寄”服务产品。运满满、货车帮、天地汇、福佑卡车、中储智运、正广通等平台型企业线上线下增值服务延伸。美团外卖、饿了吗、点对点直达的闪送物流等即时生活物流服务进入千家万户。

(五)综合运输体系加速成网。“五纵五横”综合运输大通道基本贯通。到2017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12.7万公里，其中高铁2.5万公里，占世界总量的66.3%公路总里程477.15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3.6万公里，覆盖全国97%的20万以上人口城市及地级行政中心港口万吨级以上泊位达2317个，通江达海、干支衔接的航道网络进一步完善民航运输机场发展到229个，覆盖全国88.5%的地市。全球第四、亚洲第一，以顺丰航空为主的湖北国际物流核心枢纽开工建设。

物流网络“节点”加快布局。我国各类物流园区超过1200家，园区平台化、网络化、智慧化初步显现。传化物流打造覆盖全国的“传化网”，卡行天下枢纽达到200家。由中物联牵头，林安物流等17家网络化经营的物流园区发起互联互通服务平台“百驿网”。万科地产、普洛斯、深赤湾、平安银行等加大物流地产投入。德邦物流、安能物流、“三通一达”等服务网点不断下沉，编织城乡一体化服务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写入政府报告，有望协同共建世界级港口群。中欧班列连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累计开行6235列，其中当年开行3271列。

(六)政策环境持续改善。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进一步推进物流降本增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73号)，提出27条具体政策措施。大件运输联网审批、年检和年审“两检合并”、规范公路执法、减费清税等政策正在落实。交通运输部牵头促进道路货运行业健康稳定发展，提出降本减负10件实事。车辆异地年审、驾驶员异地考核、车辆异地年审提上日程。国家发改委等20个部门签署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联合惩戒备忘录，首批270家“黑名单”公布。工业和信息化部开展服务型制造试点，提升工业物流发展水平。国家税务总局、交通运输部连续发文，破解道路运输企业“营改增”后遇到的问题。国家质检总局联合11部门出台《关于推动物流服务质量提升工作的指导意见》，扩大高质量物流服务供给等。随着“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制约行业发展的制度环境逐步好转。

总体来看，我国物流业许多指标已排在世界前列，论规模已成为全球“物流大国”。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物流运行质量和效率不高、服务供给能力不强、基础设施联通不够、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比较突出，体制政策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传统的以数量规模、要素驱动的粗放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对物流服务的需求，以及“物流强国”的建设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物流业发展展望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确定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目标。物流业作为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产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备条件。我们要充分认识新时代对物流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把建设“物流强国”作为战略目标，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实现途径。要着力解决物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带动和引领关联产业转型升级，更好满足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流服务需求，从整体上促进我国由“物流大国”向“物流强国”迈进。今后一个时期，有以下几个方面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一要从规模数量向效率提升转变，推动效率变革。当前，我国物流效率相对于发达国家仍有一定差距，降本增效仍然是工作重点。未来一段时期，优化经济结构、提升物流运作水平，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将是降本增效的重要途径。物流企业应把现代供应链创新应用，与相关产业深度融合，提升物流运作效率作为主攻方向。争取经过3—5年的努力，使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再降低1—2个百分点。

二要大力发展智慧物流，推动动力变革。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形成势头，互联网与物流业深度融合，智慧物流蓬勃发展。未来一个时期，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将进入成熟期，全面连接的物流互联网将加快形成，“万物互联”呈指数级增长。物流数字化、在线化、可视化成为常态，人工智能快速迭代，“智能革命”将重塑物流行业新生态。

三要创新应用现代供应链，推动质量变革。随着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产业升级、消费升级，服务经济、体验经济对物流服务方式和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物流业与上下游制造、商贸企业深度融合，需要延伸产业链、优化供应链，提升价值链。互联网与供应链融合的智慧供应链将成为下一轮竞争的焦点，有望形成一批上下游协同、智能化连接、面向全球的现代供应链示范企业和服务平台。

四要加强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发挥协同效应。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水利、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要促进各种运输方式合理分工，“线路”与“节点”衔接配套，实现全程物流“一单到底”，无缝对接。要推动物流园区、配送中心、末端网点等多级物流网络与综合运输体系互联互通。实施重点通道联通工程和延伸工程，打造国际、国内物流大通道，形成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物流枢纽，统筹推进国际性、全国性、区域性交通运输物流网络建设。

五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理念，发展绿色低碳物流。随着环境负荷日益加重，物流业面临严峻挑战。重型柴油货车开始执行国五排放标准，多地对柴油货车实行环保新政。《巴黎协定》正式生效，多个国家将制定燃油车退出时间表。未来3-5年，自然环境与政策措施“倒逼”绿色物流加快发展。节能降耗、新能源替代、可再生能源利用、减量化包装等绿色物流技术，带板运输、共同配送、多式联运、逆向物流等绿色物流模式将进入快速发展期。

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物流需要。推动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安得智联在内的物流企业要积极配合制造强国、乡村振兴、区域协调、美丽中国等重大国家发展战略，主动服务于精准脱贫、消费升级、民生改善、污染防治等物流需求。要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不断开发新的物流产品，增强客户满意度。同时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要关爱卡车司机、快递小哥等基层从业人员，使他们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更加体面地工作，幸福地生活，增加“获得感”，吸引更多市场主体自觉投身“物流强国”建设。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新的一年，我们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我们要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建设“物流强国”作为新时代物流发展的新目标，务实创新，砥砺前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作为行业社团组织，将始终与行业企业和广大从业人员站在一起，更好地服务行业、服务企业、服务员工、服务社会，携手共创我国物流业更加美好的明天!

第三篇：我国农药工业60年发展回顾与展望_

我国农药工业60年发展回顾与展望_

我国农药工业60年发展回顾与展望

生意社10月14日讯 新中国60年：农药工业的发展历史回顾

我国是个农业人口大国，人民的吃穿问题一直是国民经济发展中

生意社10月14日讯 新中国60年：农药工业的发展历史回顾

我国是个农业人口大国，人民的吃穿问题一直是国民经济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因此，农药工业一直得到国家的重视，从高等教育、科学研究、选派专业人员出国深造、培训、技术考察、技术交流、探试技术和装置引进与合作、投资建厂和装置技术改造到必需进口的农药和专用中间体、加工助剂所需外汇都得到国务院和有关部委的重视、落实和逐以解决。

至目前，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通过艰苦奋斗，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已研发和生产300多个农药品种，创制出30多个已获登记证或临时登记证的新农药，还有我国创新的但未申请知识产权保护的农药品种6种，已获登记证或临时登记证的制剂，6000多个。其中常规使用的品种250多个，制剂3000多个，完全可以满足我国农林牧渔及卫生防治的要求，另外，我国每年向欧、美、日、澳大利亚、南美、东南亚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40~50万吨农药，进出口额多年都为顺差。作为农药行业的工作者，我们完全有理由为我国农药工业的业绩而自豪。

也正因为如此，回顾一下我国农药工业的发展历史，特别是农药工业发展的几个关键时期，对于坚定信心，使我国农药工业由生产大国转变为生产强国、创新强国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1我国现代农药工业的起步期(20世纪40年代中期~60年代中期)

所谓起步，指现代有机合成农药和生物农药所需高级人才培养、研发和生产等的起步。

所谓起步，不是很准确，仅是笔者个人想法。

1.1世界现代农药的起步

1874年，德国Zeidler合成了滴滴涕(仅为有机化学制备理论的研究)，于1936～1939年瑞士Miller发现其杀虫效能和使用价值，1943年传播国外，1944正式发表，1945年Ciiba-Geigy公司实现了产业化。权威人士一般把1945年作为世界现代农药的起点。

早在1825年Faraday发表了合成方法和化学性质，Van der Linden发现了4个异构体；1947年发现?异构体，1952年又发现了2个异构体，1942～1943年发现了六六六的杀虫效力(?异构体效力最大)，很快实现了产业化。继滴滴涕、六六六产业化之后，有机氯农药狄氏剂、艾氏剂、异狄氏剂、异艾氏剂、氯化莰、氯化蒎等相继出现。

德国Schrader在1943年就合成了一系列磷酸酯类化合物，并发现了对昆虫的强烈触杀作用，如TTPP、HETP、E600、E605..。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机磷农药出现了，而且发展的最为突出。最早出现的是特普(TEPP)、对氧磷(600)，其后是对硫磷(1605)、甲基对硫磷(甲基1605)。1948年德国Schrader又合成了内吸磷(1059)和甲基内吸磷(甲基1059)，二者都是内吸性杀虫剂，它们的出现和应用是农药使用方式上的重大发展。继后，高效、低毒和较低毒性的氯硫磷、敌百虫、敌敌畏、马拉硫磷、乐果、二嗪磷、杀螟硫磷等相继问世。

这一时期，美国研究杀虫剂和植物化学仍在继续，因为对植物性药剂所含有效成分的化学结构的了解，对于有机合成药剂方面有很好的指导作用。随着研究除虫菊素的化学结构的成功，美国自1950年开始生产了几种拟除虫菊素。拟除虫菊素对防治病媒害虫有很好的效果。1950年前后又合成了杀鼠剂“安妥”和“华弗林”。

杀菌剂出现了有机硫类的福美铁、福美双、福美锌、代森锌、代森锰，六氯苯、有机汞类，克菌丹、敌菌丹等。

除草剂出现了2，4-滴、2，4，5-涕、2甲4氯、2，4-滴丁酯、敌稗、除草醚等。

1.2我国现代农药的起步

我国现代农药的起步，从时间上不算晚多少年，但是，总体上起步要比国外晚5~10年。

20世纪40年代中期，在四川的中央工业实验场(厂)曾开始滴滴涕的合成研究，1950年四川泸州化工厂新建滴滴涕车间，1951年投产，产量113吨，主要用于卫生防治。

早在1949年，黄瑞纶、邢其毅、周长海等对用做种子消毒剂的醋酸苯汞杀菌剂的试制进行了合作研究，用它作为种子消毒剂。1950年黄瑞纶、邢其毅、周长海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种子消毒剂有机汞化合物的试制，汞制剂的制备》一文。

中国研究磷酸酯类化合物的合成并引用到农业生产上，则以胡秉方、陆钦范等为最早。1950年，胡秉方将合成对硫磷的四种方法加以研究比较，认为Fletcher的五硫化二磷法最为简单经济，其反应条件较易控制，为我国大量生产对硫磷打下了基础。陆钦范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设计，开始了对硫磷的小型生产。

20世纪50年代初，南开大学杨石先先生和他的助手首先合成了我国独特的生长调节剂。

华北农科所、上海病虫药械厂研制的六六六也于1951年投产，之后浙江化工研究所研制的毒杀芬在浙、闽、皖等省投产。

1952年沈阳化工研究(原东北局化工研究室)为了抗美援朝所需开发的六六六也在沈阳投产。

滴滴涕和六六六的研制和生产标志着我国现代农药工业发展的序幕就此拉开了。紧接着，1957年在天津农药厂建成投产了我国第一个有机磷杀虫剂——对硫磷生产装置，它标志着我国现代农药工业的序幕进一步拉开。

但是，现代农药的起步还要做大量的基础工作。1956年北京农业大学黄瑞纶先生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农业药剂在我国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及其发展的趋势》一文，该文全面论述了农业药剂在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国内外发展情况，我国农药的发展方向和今后的趋势，对于农药毒性、对人畜安全性、残留毒性、对人身体健康的影响等方面提出了很多远见卓识，对我国农药的研究和生产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1956年北京农业大学胡秉方、陈万义先生在《化学学报》上发表了《有机磷化合物的研究》，1958年南开大学陈茹玉、邱桂芳先生在《化学学报》上发表了《几种α-烃基取代烷基膦酸-(β-氯乙基)酯的制备》，1959年《化学学报》上发表了陈茹玉、杨华静先生的《马拉赛昂类型化合物的制备》、杨石先、陈天池、李正名、李毓桂先生的《有机磷杀虫剂的研究I》、胡秉方、陈万义先生的《有机磷化合物的研究V》等研究报告。

1962年，杨石先先生向中央领导同志写了一份《关于我国农药生产，特别是有机磷生产的几点意见》，针对有机磷农药一般毒性大的特点，提出选择毒性较低的几个品种优先进行生产，同时注意采用先进的药械，以提高药效和降低成本，对使用人员要进行严格的培训，以确保安全。

同一年，杨石先先生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筹建了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先后开展了有机磷化学及有机氟、有机硼等领域的研究，为开辟我国发展农药的道路做出了贡献，至1966年，研制的久效磷、螟铃畏等三种有机磷农药以及除草剂燕麦敌，杀菌剂叶枯净，植物生长调节剂矮壮素等新农药，先后投入生产，有的还成为我国农药的主要品种。

在现代农药起步阶段，相应的有关农药学科的高等教育事业也已开始创办。

北京农业大学的前身北京大学农学院农化系已开设了农药方面的课程，1948年该校系已有卞绍庄、韩熹莱、李范、李进等毕业生，1949年以后，先后有宋振环、叶秀林、屠豫钦、刘孟英、陈馥衡、陈万义、高中兴、焦书梅、经致远、冷欣夫、李伟格、刘伊玲、钱传范、尚鹤言、王笃祜、高永根、黄尚容、刘书琴、厉墨宝、费有春、黄显臣、徐映明等毕业生，1963年以后的本科毕业生就更多了。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北京农业大学、南开大学相继开始培养农药专业的研究生。1951年屠豫钦先生成为北京农业大学的第一位农药专业的研究生，也是我国第一位农药专业的研究生，紧接着1952年的邱国雄，1953年的陈万义、刘伊玲也就读了研究生……改革开放以后，成为国内第一个农药博士研究生授予点，不断地向国家输送一批批硕士生、博士生。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南开大学李正名先生等也成为杨石先先生的农药合成专业的研究生，1962年南开大学元素有机研究所成立后，更是不断地培养了大批农药专业研究生，包括硕士、博士。

这些有远见的举措，为农药行业输送一批批高级专门人才，为农药创制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这期间，沈阳化工研究院继六六六研究成果产业化后又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包括改进六六六生产工艺，实现连续化生产(1954-1975)，杀螨砜(1965-1966)、三氯杀螨砜(1963-1966)等有机氯农药；有机磷农药，如乙基内吸磷(1957-1964)、对硫磷(1961-1965)、敌敌畏(1966)、甲基内吸磷(1964-1970)等；除草剂，如2甲4氯钠盐(1959-1965)、敌稗(1963-1964)、五氯酚钠(1956-1962)、燕麦敌2号(1967-1971)、除草醚(1964-1969)等；杀菌剂，如代森锌(1963-1966)、代森锰(1965)，2，4，5-三氯酚铜(1959)、克菌灵(1959)等的研究，成为我国农药研究的最早、最主要的部属研究院所，省市化工(农药)研究单位江苏所、浙江所、四川所、湖南所、安徽所、上海所、山东所、广州所等也做了大量仿制工作。

在有机农药合成工作起步的同时，我国开展了粉剂、可湿性粉剂、油剂、乳油和复配剂以及相应加工助剂的研究工作，对农业贡献巨大的甲六粉(即3%γ-六六六+1.5%甲基对硫磷)是复配制剂中最成功的一个典范，其杀虫谱广、药效好、使用安全，又不易产生抗药性。

江苏南京钟山化工厂是我国于20世纪50年代确立的最早专门生产农药加工所需的化学助剂的生产企业，为我国的农药乳剂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乳化剂，直到今天，也是水基性制剂加工助剂的主要供应商。

上述说明，我国农药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1950年以后直至60年代中期，我国农药事业的科研、高等教育和研发产业化方面的工作，已为后来的从仿制到仿创结合直至创制为主打下了初步基础，是一个较好的开端。

2三次“禁产禁用”促使了我国农药工业的发展和提升

2.1禁产禁用有机汞促进了低蓄积性慢性杀菌剂的发展

——1972年禁产，1973年禁用——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的水稻稻瘟病和小麦锈病的防治主要使用高毒、高残留、高危害的醋酸苯汞(赛力散)和氯化乙基汞(西力生)，使用方式是以其粉剂拌种。但是由于拌过药的种子，被多种方式误食，曾经在浙江等地发生了多起有机汞中毒事件(此前，日本曾因水银碱生产引起过汞中毒——水俣事件)。有机汞中毒事件和防治病害的迫切需要，引起了政府、国内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关注，农业部门提出了中国作物和果树的十大难治病害(水稻稻瘟病、纹枯病、白叶枯病，小麦条锈病，棉花黄萎病、枯萎病，玉米大小斑病，甘薯黑疤病，柑桔黄龙病，苹果腐烂病)，并在国内组织攻关，寻找其代用药剂。

这一时期的科技攻关，大家目标明确，工作开展得扎扎实实，取得了一批可喜的成果。例如，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梅斌夫先生研发出防治甘薯黑斑病和水稻苗期病害的有很好效果的乙基大蒜素(随即开发出抗生素401、402)、上海农药研究所沈寅初先生研究出抗生素井冈霉素，对纹枯病有很好的效果，直到如今仍为防治水稻纹枯病的首选药剂，它效果好，价格便宜，又不产生抗性。

1970年沈阳化工研究院张少铭先生等人合成并筛选出多菌灵，1971年完成中试，1973年投产，比BASF公司至少早两年。多菌灵是内吸性杀菌剂，这在当时世界上也是仅有的几种内吸性杀菌剂之一。多菌灵在防治小麦赤霉病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当时长江中下游小麦赤霉病极其严重，感病麦粒食用或作为饲料会引起人畜中毒，当时在无药可用的情况下，多菌灵的问世解决了这一防治难题。后来多菌灵的使用范围扩至其他粮食作物、果树、蔬菜和多种经济作物的病害防治。

这期间，仿制农药稻瘟净、异稻瘟净、克瘟散等也相继问世、投产，稻瘟病的防治也做到有药可用。再加上代森锌、代森锰等复配剂的生产，以及氟硅酸钠等在小麦锈病地区的使用等，这就为禁止生产、禁止使用创造了条件。1972年我国宣布停止赛力散、西力生等产品的生产，1973年禁止使用，一类药效好、使用方法简单，成本低的高效药剂就这样退出了“农药界”。

禁用有机汞以后，根据农业病害发展的情况，又不断研究出其它高效杀菌剂，例如托布津、甲基托布津、硫菌灵、甲霜灵等高效内吸性杀菌剂，以及三唑醇、三唑酮、烯唑醇、丙环唑等并产业化，所以禁产禁用有机汞，促进了我国杀菌剂的发展和产业的提升，也使农药工作者对蓄积性慢性毒性的认识有了飞跃。因此这是我国杀菌剂发展中的关键时期之一，也在我国农药工业发展历史上记下了光辉的一页。

2.2禁产禁用六六

六、滴滴涕，促进高效低残留杀虫剂的发展

——1983年

自20世纪50年代六六六生产以来，在我国发展迅速，70年代最高年产量曾达到35万吨，加上滴滴涕年产量达2.5万吨左右，以及艾氏剂、狄氏剂、异艾氏剂、异狄氏剂、七氯、氯丹、毒杀芬等多种有机氯农药，年产能力和产量共达40万吨左右，这个时期，是我国有机氯农药发展的昌盛时期，也有人称为“有机氯时代”。

为什么会这样呢？理由很简单，原料简单易得、工艺流程短、杀虫谱广，既有触杀又有胃毒作用；另外，所有有机氯农药都消耗氯气——就是氯碱工业中氯平衡的主要产品，占我国氯气消耗的35%以上，当时国家缺少烧碱(氢氧化钠)，要想多产烧碱，必须有能“吃氯气”的产品。

但是到1964年，浙江省海盐县及附近的几个县出现了水稻螟虫对六六六的抗性，表现为药效差。黄瑞纶先生考虑到我国有机磷杀虫剂的生产已初具规模，提出以有机磷农药取代六六六粉剂中一半的有效成分配制成混合粉剂的想法并与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所的王君奎先生以及湖南化工研究所紧密协作，研发出甲(乙)基对硫磷和六六六混合粉剂，即“甲(乙)六粉”来代替单一的六六六粉，并亲自带领教师、学生赴农村进行药效试验，观察人体中毒情况，获得了极大的成功，1965年获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奖。

1966～1981年沈阳化工研究院对甲六粉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1977年获沈阳科技大会奖。甲(乙)六粉剂的年产量达数十万吨，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一直是我国的主要农药品种(制剂)，其吨位占到制剂总产量的40%以上，在农业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它既有触杀、胃毒作用，又有内吸性，既有速效性又有较长的持效性，既降低了各自用量，又提高了防效，使用方便、安全，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成为当时的“巨无霸”。它也是两种作用机制不同的杀虫剂混配加工成功的典范。

滴滴涕、六六六+滴滴涕在防治棉花、林业害虫，特别是对鳞翅目害虫以及在防治卫生害虫虐蚊、跳蚤、虱子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其他有机氯杀虫剂七氯、氯丹、艾氏剂、狄氏剂也是防治地下害虫的骨干品种。

六六六等还是我国频繁发生的蝗灾的主要克星。

应该说有机氯农药的生产和使用为我国农业、林业、卫生害虫防治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随着六六

六、滴滴涕等有机氯的大量使用，相应带来的累积毒性(残留毒性)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关注，特别是美国生物学家卡尔逊首先于1962年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比较夸张地描写了滴滴涕给生态带来的危害，促使一些农药工业发达国家加强了对滴滴涕、六六六类农药的管理，它们纷纷制定了食物中的残留标准。美国于1977年宣布禁用六六六，滴滴涕的使用仅限于虐蚊防治。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农、副产品出口因六六

六、滴滴涕含量超标，每年都有多件受阻事项发生，货物不能上岸或就地销毁，且情况愈演愈烈，对我国的国际形象影响也很不好。

为此，当时的石油化学工业部以(75)油化长字节9号文下发给各省、市、自治区石油化工厅局《征求关于划分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概念的初步意见的函》，它以文件的形式对农药提出了高效、低毒、低残留概念和划分标准，并将六六

六、滴滴涕、毒杀芬、艾氏剂、杀螨砜、三氯杀螨砜、杀螨酯等列为高残留农药。此函对我国各省、市、自治区更好地发展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以适应农业需要和保障人畜安全、环境安全具有深远的意义。

1978年化工部在张家口召开了取代六六

六、滴滴涕座谈会。会议分析了这类农药存在的问题和应采取的对策，会上多数同志认为应加强对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品种的研发和扩大生产，以尽早停用六六

六、滴滴涕等。

也是1978年，为了加快发展高效、低残留农药，化工部于7月底至10月初组织氯碱及农药中间体生产技术考察团，考察了法、美、德、瑞士、瑞典等国的五硫化二磷(有机磷农药中间体)、甲基异氰酸酯及甲萘酚(甲萘威的中间体)及甲萘威、间甲酚(杀螟硫磷的中间体)、苯酚、顺酐(马拉硫磷的中间体)、邻仲丁基酚(巴沙的中间体)、氢氰酸及三聚氯氰(均三氮苯类除草剂的中间体)、二氯苯及氯甲苯等。这次考察是寻找替代六六

六、滴滴涕的有机磷类及氨基甲酸酯类农药为主要目的。由于国外大公司的技术垄断及要价过高等原因，只引进了一套1.2万吨/年的间甲酚生产技术和装置，建设在北京燕山石化公司向阳化工厂。这反映了化工部为取代六六

六、滴滴涕等农药在认识上的思考和在技术装备上的探索。

紧接着时任副总理的李先念批准化工部关于引进农药和中间体的建议，专门批准数亿美元(要知道当时我国外汇储备是很少的)。

1979年2月底、5月初化工部又组织了更高规格的农业化学考察团赴美、日、意、荷兰、瑞士、英国的36家公司，主要考察了杀虫剂和中间体呋喃酚、克百威、涕灭威、甲萘威及异氰酸酯、二嗪磷、亚磷酸甲酯、吡啶、低碳脂肪胺以及除草剂、杀菌剂及中间体。此次考察的杀虫剂及中间体也多是为了取代高残留的六六

六、滴滴涕而做准备。

由于国际上的压力和我国农药工业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一定的农药品种生产基础，1983年在由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万里同志主持的国务院会议上，在听取有关部门汇报后，果断作出决定，于1983年4月1日起停止六六

六、滴滴涕的生产和使用，仅保留天津化工厂和扬州农药厂用于出口非洲等地防治虐蚊的滴滴涕(世界卫生组织允许使用)和沈阳化工厂、天津大沽化工厂林丹(六六六中高纯度有效成分γ-体)的生产(法国等国家订货)，相应保留其提纯γ-体后的无效体六六六用于六氯苯(杀菌剂)、三氯苯(溶剂及中间体)、五氯酚钠(杀灭血吸虫寄主钉螺用药)、五氯酚(铁路枕木防腐)的生产。

六六

六、滴滴涕等有机氯农药禁产禁用后，1983年我国其他农药品种的年总产量(90%以上为杀虫剂)，按100%有效成分计算只有13万吨左右，而年用量要21~23万吨，需求差距较大，而且有机氯农药的大量停产，影响了氯碱生产中氯气的去处，所以直接影响了烧碱的产量，这对国家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压力还是很大的。

于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办公室(后改名国家经济委员会)召开了工作会议，研究如何抓紧高效低毒(包括加工后低毒化的品种)、低残留农药及能够多“吃氯”的产品的生产、基建、扩建和改造。

国家批准了三套5000吨/年杀螟硫磷生产装置的建设(只建成天津、宁波两套)；两套1000吨/年的久效磷生产装置(南通、青岛)及配套中间体亚磷酸三甲酯装置的建设；新建湖南临湘的氨基甲酸酯厂(叶蝉散、仲丁威等及配套的氯碱、光气、邻异丙基酚、邻仲丁基酚、异氰酸甲酯)；100吨/年克百威及配套中间体异氰酸酯(湖南)、5 000吨/年乙酰甲胺磷项目的建设(湖北，后缓建)；1 000吨/年涕灭威及光气、异氰酸酯配套装置的中试成果产业化项目(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先后投入建设资金)；还有1 000吨/年醚醛，为拟除虫菊酯配套(江苏)等。

国家还批准了多套甲基对硫磷、对硫磷、甲胺磷、马拉硫磷、辛硫磷、敌百虫、敌敌畏、乐果、氧乐果的技改或扩建。

以上项目的基本建设加技术改造，国家投入资金10亿元以上，其中仅技术改造部分，国家经贸委每年出资1.5亿元，连续几年，其效果明显，生产能力增加很快。

国家每年还批准成亿美元进口几万吨农药以及配套原料中间体，连续几年。1984～1986年，我国杀虫剂年产量达18万吨，较快地解决了六六

六、滴滴涕的取代问题。这是我国农药发展史上值得歌颂的篇章，从那以后，不仅不再发展高残留农药，而且由于几年的努力，使我国杀虫剂从数量上、品种上满足了农业的需要，更主要的是体现了对人民负责任的精神。

2.3禁产禁用五种高毒有机磷杀虫剂，促进高效、低毒、安全与环境友好的农药产品的发展和产业提升

自1998年以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粮农组织等一些国际组织联合发起的PIC公约(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及农药在国际贸易中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中，目前列入PIC公约清单的农药品种有22种，其中包括甲胺磷、对硫磷、甲基对硫磷、久效磷、磷胺，POPs公约(限制某些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列入POPs公约清单暂定有9种农药，列入欧盟高毒、高残留禁用名单的高达450余种，其中包括氧乐果、丁草胺、稻瘟灵等60个品种。

这些国际公约或法则的生效对我国农药企业和产业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加之国际社会“责任关怀”理念的提出和不断得到国际国内的认可，以及我国提出要建设和谐社会以及要建设环境友好型企业、节能减排企业。因此，近十年来，我国有关部委和农药行业对于这种形势十分关注并不断采取措施，加大产品结构调整力度和科研开发的投入，逐步创造条件并从2007年1月1日起，我国禁止生产和禁止使用上述五种高毒有机磷农药。

这是继1973年禁用有机汞杀菌剂、1983年禁产禁用六六

六、滴滴涕以来又一次大的产品结构调整。它使农药行业和农药工作者进一步认识到不仅高残留农药要“禁”，高毒农药也要“禁”，也会被淘汰，是“时机未到，时到必淘”的。因此这次“禁”，大大提高行业内外的认识，促进了高效、低毒、安全与环境友好的农药产品的发展和产业的提升；同时又没有给农业造成损失，而是平稳、安全地实施，也有人称为“和平过渡”。之所以能“和平过渡”过来，很重要的一条是及早做好了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有大量的农药可供选用。

最近十几年来，我国农药总产量翻了近两番，其中可以替代高毒有机磷农药的品种多达20~30种，例如吡虫啉、啶虫脒，杀虫双、杀虫单、杀螟丹、敌百虫、敌敌畏、毒死蜱、二嗪磷、乙酰甲胺磷、乐果、氧乐果、马拉硫磷、杀虫畏、三唑磷、硝虫硫磷，丁硫克百威、灭多威、克百威(低毒化加工制剂)，还有高效氯氰菊酯、氯氰菊酯、氯氟氰菊酯、氟氯氰菊酯、溴氰菊酯，阿维菌素、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丁烯氟虫腈等。而且数量足，不仅能满足国内需要，而且还大量出口。

这次“禁”，只“禁”了五种，可以说仅仅是开始，还远未结束。在2008年2月26日国家环保部公布的第一批双高(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目录中，农药类涉及24种，包括毒蝇磷、甲拌磷、氧乐果、异柳磷、甲基异柳磷、水胺硫磷、克百威、涕灭威、灭多威、杀螨醇、三氯杀螨醇、杀鼠灵、乙酰甲胺磷等。对其中一些品种，例如，乙酰甲胺磷、克百威，尽管企业和中国农药工业协会提出了不同看法和建议，但是总的发展趋势，高毒品种、“双高”品种在今后会受到政策的限制或被逐步禁产禁用的。因此农药工业仍面临着如何解决“高毒”、“双高”品种问题，任务还是艰巨的。这就要求我们科研还要先行，加大投入，继续做好下一步的取代工作。如果说“禁产禁用”五种高毒有机磷农药品种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那么要完成其他高毒、“双高”品种的“禁产禁用”，那还有很多路要走的！

2.4改革开放促使我国除草剂飞跃发展

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已有少量除草剂生产，到60、70年代，我国除草剂生产已有一定规模，品种已有2甲4氯、2，4-滴及2，4-滴丁酯，2，4，5-涕、敌稗、除草醚、茅草枯、五氯酚钠、五氯酚、敌草隆、利谷隆、绿麦隆、氟乐灵、燕麦敌、新燕灵、阿特拉津、西玛津、扑草净等。但是1978年总产量只有22 047吨(原药)，只占农药总产量的4.1%(杀虫剂占90%以上)，使用面积在1.2~1.5亿亩之间，最大用户主要是生产建设兵团，农垦系统，如黑龙江农垦局，广东(含海南岛)、云南等省、市的农垦局、国有农场，广大农村还主要靠人工除草。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农村逐步实行承包责任制。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调动，结果地不够种，节约了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并不断填补城市和乡镇经济日益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岗位，以致于不少农村劳动力不足，加之农村渐渐富起来了，农村对除草剂的需求量愈来愈大，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广东、浙江、山东、辽宁、上海等沿海省、市以及其他经济发达的地区。至2007年，我国当年除草剂的产量达56.2万吨，出口26.15万吨，进口1.82万吨，国内表观消费量约30万吨。除草剂产量占农药产量的比例比1978年增加了8倍左右。

目前，我国农药生产总量中的比例已有很大改变，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之比例(%)为45∶13∶41，其中除草剂产量的45%以上用于出口。

我国农药消费结构也有了较大改变。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之比例(%)为45∶26∶24。但是这个消费比例，与世界的差别较大，世界农药消费中，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的比例(%)大至为25∶24∶47，因此，尽管改革开放促使了我国除草剂飞跃发展，产量比例和消费比例都有很大改变，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还有极大的消费市场空间要我们去占领和挖掘。

现在，我国已拥有磺酰脲类、酰胺类、均三氮苯类、脲类和硫脲类、有机膦类(草甘膦等)、吡啶类、多种杂环类等多种产品的生产技术和日益良好的原料和中间体的配套条件，加之一批有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和新品种。例如新安江化工的草甘膦和有机硅共同最大循环利用氯元素技术，红太阳股份的吡啶生产技术、山东农药所的百草枯生产技术；还有丙酯草醚、异丙酯草醚、绿草膦、单嘧磺隆、单嘧磺酯、甲硫嘧磺隆、双甲胺等专利品种。因此随着我国经济的日益增长和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我国除草剂会向更高水平发展。

2.5实施专利法，促进了创新能力的增强和水平的提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国内外经济、技术合作过程中，屡屡发生知识产权保护纠纷，有的国外企业直接找到我国政府，甚至告状到国务院领导。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如果在知识产权方面不能与国际接轨，势必挫伤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影响我国科学技术、经济等领域的发展。为此，1984年3月12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并自1985实施。但是此专利法中的有关部分只保护化合物的生产工艺，不保护化合物本身，也就是说，仿制国内外的农药产品是合法的。现在看来，那部专利法是过渡性的。当时，我国农药研究的主要精力是“抢仿”，国外出现的大量新品种、好品种，如何尽快打通工艺路线，实现产业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进行，这部专利法已不适应国内外形势，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增加各种技术堡垒，贸易纠纷接连不断，特别是给我国加入WTO组织造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为此，1992年9月4日我国修改了专利法，从1993年1月1日起，不仅保护生产工艺而且保护产品。对于农药来说，就是保护化合物，只要在专利保护期内，就不能仿制。以前已在中国登记的仍在专利期的给予一定的时间的行政保护(在中国市场已出现的产品不在此例，不构成侵犯知识产权，例如吡虫啉)。

专利法的修改，从而与国际进一步接轨，加速了我国由仿制 以仿为主，仿创并举 向自主创新的新时期的到来。这是我国由农药生产大国走向农药强国的关键一步，也是必由之路。因为这一步既给我国农药工作者以压力，又是机遇，它引起了我国极大的政府重视，又极大地激发了农药工作者和农药工业战线广大决策层与工程技术人员艰苦奋斗，自主创新的爱国热情。

“九五”计划期间(1996-2000年)，国家计委出资5000万元，国家科委出资1亿元和地方相应部门按相应比例出资以及科研院所高等学校自筹资金，先后建成了北、南两个农药创制(工程)中心，形成了沈阳化工研究院和南开大学为主的北方中心；以及以江苏、湖南、浙江、上海院所为主的南方中心；共形成了六个农药创制基地。并有选择地支持了一些其他有研发能力的高等学校(中国农大、华中师大、华东理工大、浙江大学、浙江工大、贵州大学、武大、南京农大、北京理工大、北京工商大、上海交大、武汉工程大学等)和科研院所(中科院上海有机所、大连化物所、北京过程所、安徽院、北京农科院植保所、农业部药检所、山东所、广州所、南通联合国剂型中心)，以及40余家企业(扬农化工、南通江山、南京红太阳、江苏克胜、钟山化工；浙江新安化工、温州龙湾化工、海正化工、升华拜克、杭州庆丰农化、新农化工，山东侨昌、科信生化、大成股份，大连瑞泽，河北威远生物，上海生农生化，广东原丰生物等)建立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中间试验车间或产业化示范企业。

继“九五”，“十五”、“十一五”，国家都将农药创制、科技攻关和“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列为重要课题，国家发改委还把其中一些技术先进和成熟的项目给予贷款贴息政策。……国家这样大力支持，使我国农药新品种的研发和关键技术开发工作出现了扎扎实实又欣欣向荣的局面，出现了一批创新品种和关键技术。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由科技攻关和技术支撑项目取得临时登记证的创制品种近30个，处于“三阶段开发”但尚未获得临时登记证的具有高活性的化合物10个，开发了一批新技术，共10多项。

创制新品种和技术创新，特别是关键技术的突破，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农药工业的整体水平，只要我国始终重视农业，特别是把粮食安全放在战略地位，重视农药工业，广大农药工作者坚定不移地自主创新，尊重知识产权保护，在不远的未来，我国一定会由农药生产大国变成生产强国。

第四篇：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回顾与展望

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回顾与展望

论文关键词：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转移支付制度

论文摘要：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目前仍存在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资源节约和生态补偿的财政约束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需要通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予以解决。

一、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财政管理体制历经多次改革，大体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950—1979年实行“统收统支”财政管理体制；1980—1993年实行“分灶吃饭”财政管理体制；1994年以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一)1950—1979年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1979年以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形成“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在这一框架下，财政管理体制也进行了多次调整。1950年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1951—1957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管理体制；1958年实行以收定支、几年不变的管理体制；1959—1970年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管理体制；1971—1973年实行财政收支包干管理体制；1974—1975年实行收入固定比例留成、支出包干管理体制；1976—1979年，恢复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管理体制。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多次变动中，高度集权始终是这一时期财政管理体制的主要特征。

(二)1980—1993年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与此相适应，自1980年起，在放权让利、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和地方财权的同时，实行了“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管理体制。1980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1985年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1988年实行多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分配体制。财政包干管理体制实施后，地方财政的地位逐年上升，中央财

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滑，到1993年已下降到22％。这一体制存在明显的弊端，一是中央财政所得比重较低，宏观调控能力有限，不利于宏观目标的实现。二是由于不同地区财政收入水平差异较大，拉大了地区间差距。

(三)1994至今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提高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1994年，按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精神，在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实行了分税制的重大改革。基本内容是：根据事权和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将收入按照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并建立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征管机构；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合理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建立和健全分级预算制度，硬化各级预算约束；科学核定地方收支数额，逐步实行比较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从1994年开始，税收返还与消费税和增值税的增长率挂钩，各地区“两税”(消费税和75％的增值税)每增长1％，中央财政对该地区的税收返还增长0.3％。此后，又调整了证券交易印花税在中央与地方分享的比例，调整了金融保险营业税收入划分比例。2002年进行了企业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及出口退税负担机制改革等，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了分税制。

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实行调动了中央和地方积极性，建立了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和财力保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财政总体实力显着增强。1999年全国财政收入迈上万亿元台阶，2003年、2005年又相继突破2万亿和3万亿元大关，2007年达5.13万亿元。我国人均GDP也于2006年突破2000美元大关，正向标志着全面小康水平的人均3000美元目标迈进。二是中央进行转移支付、均衡地区发展差距的能力增强。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收入明显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3年的22％提高到2007年54％，中央财政从东部发达地区净集中21 390亿元，对中西部地区分别净补助10 249亿元和13 891亿元。初步估算，中西部地区大部分县的一半以上财政支出，需要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提供资金来源。中央财政为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虽然分税制财政体制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不少问题，需要不断完善。

二、近几年完善财政体制改革的主要措施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部门结合实际，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体制和机制创新，推进了财政管理体制的完善。具体措施有：

(一)实行“省直管县”的财政管理体制。截止2007年11月，全国有24个省(区、市)推行“省直管县”改革试点，省财政在税收返还、转移支付、财政结算、专项补助、资金调度等方面直接核定并监管到县，提高了县级财力。浙江等省份还扩充了县级经济管理权利和财权，将县纳入与市同等的管理级次，由省直接管理。浙江省除在“省直管县”中建立增收分成机制，对财政收入过亿元的县(市)和增收的贫困县进行奖励外，在事权改革方面，主动向县一级下放经济管理职权，从2002年8月起，该省把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直接下放给绍兴、温岭、慈溪等20个县(区)，扩大的管理权限涵盖计划、经贸、外经贸、国土资源、交通、建设等12个大类、313个具体事项，几乎囊括省、市两级政府所有的经济管理权限，并包括部分社会管理权限，使地(市)和县(市)成为平行的预算单位，县财政和地(市)财政一样直接对省财政负责。

(二)理顺县乡财政关系，改革县乡财政管理体制。各地根据乡镇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入状况及财力增长能否满足自身支出需要的情况，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理顺县乡财政关系，大致形成三种县对乡财政管理体制类型：其一，比较规范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即县财政在合理界定乡镇政府财权与事权的基础上，实行一级政府一级预算，对乡镇实行比较规范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实行这种体制的主要是经济较为发达、财政收支规模较大、财政保障能力较强的乡镇。目前，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城市郊区的乡镇(如广东省虎门镇)大多采用这种管理体制。其二，包干型财政体制。即县与乡镇按照税种划分收入，收支均由县财政核定，实行超收分成(或留用)、短收不补(或补助)的财政管理体制。这种体制主要是原财政包干体制的延续。其三，统收统支加激励财政体制。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乡镇，免征农业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上划县后，乡镇收入规模偏小，自身财力无法满足支出需要，为保障基 层机构正常运转，实行这种管理体制。从河北省试点情况看，其主要特点有：一是收入统缴。撤消乡镇国库，乡镇财政收入计划由县直接下达给收入征管部门，乡镇财政收支预算统一纳入全县财政预算编制范围。二是支出统管。乡镇人员经费、日常公用经费、专项经费、村级经费由县财政按县(市)统一标准安排。三是政策激励。对各乡镇实行“核定收支、收支挂钩、超收分成”的办法，形成激励机制，以一定年份为基期，核定各乡镇地方预算收入基数，从第二年起，乡镇级地方预算收入比上年增长部分，乡镇按照一定比例分成，从而调动乡镇发展经济、增加财源的积极性。

(三)推进“乡财县管乡用”的财政管理方式。截止2007年底，全国有28个省(市、区)推行“乡财县管乡用”的改革。主要内容是：在乡镇政府管理财政的法律主体地位不变、财政资金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变、乡镇享有的债权及负担的债务不变的前提下，县级财政部门在预算编制、账户统设、集中收付、采购统办和票据统管等方面，对乡镇财政进行统一管理和监督。

(四)建立激励约束机制，缓解县乡财政困难。2005年，为切实缓解县乡财政困难，中央财政开始建立激励约束机制，通过“三奖一补”政策，引导省、市两级政府在财力分配上向财政困难的县乡倾斜，鼓励县乡增收节支、精简机构和人员，力争用几年的时间使县乡财政困难得到初步缓解。“三奖一补”政策调动了省、市、县政府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许多省份比照中央财政的做法，采取措施大力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福建省实行“六挂六奖”措施，对县级收入增长、削减赤字、精简机构、增产粮食、化解债务、向下转移财力等

方面进行奖励。重庆市筹集资金3.3亿元，对化解乡村债务的区、县实行奖励和补助，并要求各区、县将“三奖一补”资金的80％以上用于偿还债务。

总体上看，近年来，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基本保障了县乡政权的基本运转，巩固了农村税费改革成果，逐步缓解了县乡财政困难。但由于财政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财政保障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一是县乡财政保障水平偏低。尽管取消农业税后，中央及省级财政对地方的财力减收进行一定补助，中央财政也实行旨在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三奖一补”政策，但与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新农村建设的需要相比，县乡财政仍有缺口，县乡财政保障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仍处在较低水平，农村一些必须由县乡财政承担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难以得到有效提供，县乡财政困难在短期内还难以彻底缓解，确保基层机构正常运转的长效保障机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二是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由于受长期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不合理财政制度和财政资金分配方式很难彻底改变，财政资金在城乡间分配仍然不均，“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形成。三是资源节约和生态补偿的财政约束机制不健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付出巨大的生态环境代价。当前，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呈逐步扩大趋势。如，2006年底，我国的GDP总量只占世界的5％－6％，但却消耗世界近25％的钢材、34％的煤炭、50％的水泥。我国万元GDP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是德国的5倍、日本的4倍、美国的2倍、印度的1.5倍。2006年，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为2 588.8万吨，仅次于美国。我国有13亿人口，人均资源拥有量处于世界较低水平。如果不能建立资源节约和生态补偿的财政约束机制，我国经济稳定发展将很难持续。四是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有待提高。目前，有的财政体制改革措施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如，有的省实行“省直管县”，只是将转移支付资金和国库调度资金直接测算拨付到县，支农等专项资金还需层层申报、层层拨付，影响资金的使用效益。总体上看，目前，省以下政府间的事权、财权、责权没有完全理顺，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不高，浪费比较严重。

三、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政策思路

(一)合理界定收支范围，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管理体制。一是要根据支出受益范围等原则，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出范围。要按照公共性、市场化、引导性原则，进一步明确政府支出范围。要充分考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及各地的财政能力，合理确定中央与地方的负担比例，引导地方政府将公共资源配置到社会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二是要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保证各级政府有行使职责的财力。要进一步调整和规范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划分，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管理权限，扩大政府间收入划分的覆盖面。结合政府间支出权限划分的调整及逐步将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内管理等措施，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收入划分。按照税收属性，将容易造成税源转移和跨地区间分配不公的税种改为中央固定收入，适当调整共享税分成比例，兼顾中央政府宏观调控需要及现阶段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与组织收入方面的积极性，减少因市场等因素对地区间收入转移的影响，促进统一市场形成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合理确定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

(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彻底缓解县乡财政困难，中央财政要进一步完善“三奖一补”的激励约束机制，归并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建立县乡最低财政保障机制，要在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不断增长的基础上逐步加大对基层政权建设的专项转移支付力度，重点支持中西部贫困地区基层政权建设。强化省级政府在调节省以下财力分配方面的责任，建立省以下财力差异调控机制，促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建立县乡政府支出安排绩效评价体系，加大资金使用监管力度，确保国家给予的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基本公共服务领域。

(三)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建立民生财政。要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加大对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支持力度。整合各种财政资源，增加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重点向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倾斜，向社会事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倾斜，向困难地区和基层倾斜，支持构建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落实“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经费主要用于农村，国家基本建设资金增量主要用于农村，政府土地收益用于农村的比例要有明显增加”的政策，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建立健全责任明确、保障有力的义务教育长效机制，实现教育公平。逐步在全国农村基本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逐步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改善农民工待遇。按照“低水平、广覆盖”的原则，逐步在全国农村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大力支持廉租房建设，增加住房供给。逐步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目标。

(四)逐步建立生态型、效益型财政。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加大对禁止开发与限制开发区域的支持力度，鼓励这些地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加大对资源枯竭型城市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逐步化解历史积累的社会问题。实行有利于节能减排的税收制度。建立城市污水处理和排污收费机制，改变长期以来企业排污成本与治污成本倒挂的局面。

(五)创新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实行阳光财政。要改变公共产品的供给由上而下决定的传统做法，引进民主机制，建立需求导向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如，对农村公益事业，政府可给予奖励和补助，逐步建立农民筹资筹劳、社会广泛资助、政府财政奖励的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新机制。在重大民生支出管理中要引入绩效评价机制，实行民主理财和透明财政。

(六)加强县乡财政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要在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切实加强县乡财政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第一，完善和加强县乡财政监管职能。近年来，各级财政部门加大了对民生事业的支持力度，资金投入不断向农村倾斜、向基层倾斜。县乡财政部门作为集中管理财政资金的部门，要完善和加强县乡财政监管职能，对农村申报的项目要积极配合，掌握有关情况，加强信息沟通和交流，避免多头申报、重复申报现象。要充分发挥就地监管的优势，对资金的使用管理进行监督。第二，加大支农资金整合力度。近年来，各级政府对“三农”的投入不断增加，有力促进了农业增产、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但支农资金使用管理分散现象比较突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和政策效应的发挥。因此，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契机，建立政府领导、部门配合的支农资金整合协调机制，以农业发展规划为依据，通过主导产业、优势区域和重点项目将各部门、各渠道安排的支农资金整合使用，突出重点，不断提高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第三，积极推进县乡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要按照全面、科学、客观、细致的原则，整合财政资源，编制综合预算，将县乡政府所有政府性资金都纳入预算管理中，不断提高预算的完整性、透明性。

第五篇：我国鹿产业的发展回顾与展望

建国以来，在各级政府重视支持下，中国养鹿业快速稳步向前发展。而科研单位与大专院校积极参与攻关，鹿科技新课题、新成果推广应用促使鹿产业发展进程。由建国初期不足万头发展至今达80万余头，增长近80倍，并且先后培育8个花马鹿新品种。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养鹿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鹿保定制剂研究推广应用，CA增茸素的推广应用以及鹿人工授精技术的推广应用，饲料添加剂的开发利用等诸多科研成果推广，都给鹿业生产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一、鹿业发展回顾

建国初期为发展阶段，至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破裂，粮食短缺，控制发展数量，淘汰一批梅花鹿，实行成量饲养。65-76年，十年在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号召下，鹿业发展得到恢复，社队养鹿热潮兴起一哄而上。而受文革错误路线干扰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市场发生变化，鹿茸滞销，社队养鹿全面下马，国营鹿场为降低成本，增加效益，第二次实行减量饲养，淘汰一大批繁育母鹿及低产公鹿，鹿业发展受到极大限制。

这段低谷持续时间较长，1983年-84年第三次实行减量饲养，连续二年打死仔母鹿，出现后十年茸价、鹿价至高不下。1987年以后，对外全面改革开放，加上外贸体制改革，外商纷纷来我国订购鹿产品。

1987年-96年连续10年辉煌，鹿价逐年攀升茸价持续上涨。当然一是政策灵活带动了产业发展，同时也不排除前苏联核污染的影响。

1997年由于东南亚经济**的影响，茸价逐年回落，国际市场竞争异常激烈。新西兰、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以及波罗地海沿岸，各养鹿国产业发展迅速，其产品纷纷进入东南亚市场，而且以低价倾销，对我国养鹿业构成极大的冲击和威胁。而我国经销商又通过不同渠道进口驯茸、赤茸达百余吨，严重冲击国内市场。国内制药业投料及市场原茸片，薄茸片其原料全是进口的赤鹿茸、驯鹿茸，获取暴利。

国内养鹿遭受沉重打击，尽管市场变化莫测，鹿业发展历尽喜忧，几经波折。

二、第三次养鹿热潮兴起1、1995年-2004年10年间由于国内各行业转制，粮食就地转化，畜牧业迅猛发展，茸鹿饲养业再次兴起热潮，为发家致富，鹿走进千家万户，股份、私企、个体饲养量成倍增长。从长城内外至黄河两岸及沿海发达省区大量从东北引种饲养，虽然茸价平衡运行，但鹿价持续逐年上升。

2000年-2004年花仔鹿4000-5000元，花成母6000-8000元马仔母1-1.2万，马成母1.5-2.5万元花种公2-12万，马种公3-85万元花仔公0.1-0.5万，马仔公0.6-1万元生产公0.3-0.5万，马生产公0.8万-1.5万元尤其是母鹿炒得更热，价格至高不下。

2、盲目片面一哄而上

由于炒倒火爆，鹿市场一片混乱，有的省份已列为坑农事件，以假乱真，以次充好，以老充少，以低充高，一些老龄鹿、病态鹿、清群淘汰鹿大量流入市场。其原因投资方起步错误，图便宜，买贱不买贵，购入劣质鹿，也不排除一买、一卖，伴随*，购入劣质鹿多，优质鹿少，经营亏损，跌价卖掉，所以出现南方个别省区大批梅花鹿降价卖回北方，而北方马鹿返乡，又运回黑龙江，市场一经发生变化，导致今天鹿积压、降价，鹿价与茸价相比，极不符合客观发展规律，使个别养鹿企业蒙受巨大损失。

三、重组鹿群，减鹿增效，净化鹿市，扼制炒倒

市场经济残酷无情，任何一种产品畅销与滞销时相对而言的，优质鹿群是发展产业进程的保证，茸鹿饲养业是高效，长效特色养殖业，具有珍贵、稀有，而且产品具有保健长寿之功效，闻名海内外。

1、国际年需求量300余吨，国内年需求量150余吨不止，面对国内外市场的需求，茸鹿饲

养业是很有发展的特色养殖业，目前的低谷意味着高潮的到来，沙漠尽头是绿洲。

低谷也不排除几十年来在种群组合繁育上，产品收取加工及营销网络上几个主要环节上存在的问题需认真研究，加以解决。

梅花鹿应以7个审定新品种为准，其各有主要突出形状与特点，如枝头大小，肥嫩上冲等茸重性状表现不一，有的适合出口，有的适合内销，有的适合带血加工，有的适合排血加工。总之，利用其高、优质、早熟、晚衰的遗传基因，重新组合选育，加快步伐，走出低谷。马鹿应以审定过的清原天山马鹿为主，及阿尔泰马鹿、塔河马鹿，三大优良品纯繁，或搞二元、三元杂交。坚决控制东北马鹿继续繁殖，或用东北母本改良繁育，当前鹿市场一片混乱，倒买倒卖异常频繁，如个别户，几头鹿，常年都有卖不完的大小鹿，所以应建立防伪标识，条型码及档案。

坚决控制老龄母、低产母、病态鹿继续繁殖，提高繁育质量，繁育优质高效群体，生产高档鹿产品才能占领市场，抵御市场风险的考验。

2、净化鹿市场要打持久战

净化鹿及鹿产品市场需要全社会关注，养鹿单位从我做起，不能再搞鱼目混珠，泥沙俱下的买卖交易。自身着手清群，淘汰一批低产鹿、老龄鹿、病态鹿、亏损鹿、残次鹿，决不能在市场流通，坑害投资者。投资者如果不保持清醒头脑，往往受骗上当，花高价，买低产鹿，加上异地饲养，缺乏经验，导致经营亏损或亏本，苦不堪言，怨声载道。

3、地方政府及协会应阻截进口，扼制炒倒。

整顿鹿市场秩序，对那些走私进口的赤鹿鞭、赤鹿茸、驯鹿茸改头换面，冒充花鹿鞭、花茸片，严重冲击国内市场，影响鹿业发展，应予以制止。

整顿鹿市场秩序，对未经批准的名不符、其不实的良种场及种鹿繁育基地实行摘牌，取替那些以假乱真的鹿产品及鹿的营销，应真实注明产品产地，做虚假广告宣传危害之大，个别地方虚假广告琳琅满目，圈里养的却是破烂鹿，长的都是残次茸，以低价或不等的价格向外出售，几十头、几百头，一天添凑够不用愁，投资方往往愿意上当受骗。

养鹿形势是大好的，前景是很有发展的，务必清醒认识目前发展中的转折点，找出差距，求真务实，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找出市场低谷的切入点，开发国内大市场，解决好发展与营销二个环节主要突出的矛盾。

4、淘汰一批，净化鹿市场，实行减鹿增效

低谷与高潮是客观规律发展的必然结局，中国养鹿业发展必须淘汰一批，实行减量增效，去劣存优，发展优质鹿群，生产优质鹿产品。

经过淘汰净化鹿群，才能降低成本，增加效益，正确对待，着眼未来，贵在坚持。

实行减量增效，淘汰一批，永保生存活力，目前市场经济大潮，是以量求发展，以质求生存。量与质的差距太大，劣质鹿太多，优质鹿太少，繁殖母鹿多，生产公鹿少，青年鹿太多，壮年鹿太少。3-4等鹿茸太多，1-2等鹿茸太少，投资太高，回报太少，必须实行减量饲养，扼制炒倒。

目前鹿产业发展面临着一场革命，出现二级分化，鹿及鹿产品出现优质优价。从近几年看，具有明显突出优良性状的花马鹿销售还是高价，并未受到影响，这是市场定位的必然结局，否则市场发生变化经受不住考验。

发展优质鹿群，生产优质鹿产品，占领市场，获取更高利润。

四、适时合理掌握取茸种类和收取标准，提高产品加工质量。

1、市场竞争的焦点是产品与质量的竞争

1998年-2004年间，鹿业发展平稳正常，鹿及鹿产品购销二旺，价格稳中有升，1998年-2004年鹿茸销售一空。仅花茸二杠降价是量与质的关系，一是盲目年产二杠茸，二是二杠细小，瘦老、超长，市场爆满，需慎重生产二杠。而马茸同二杠一样，稳中有降，也是量与质的关

系。

如东北马茸，杂交马茸，小马四杈茸，马四杈不开嘴茸，倒开车的嘴头茸，及超长马三杈，超长马四杈和马五杈均无市场，是马茸滞销的主要原因。

近十几年受高潮粗放的取茸种类和收取标准的影响，普遍被忽视，造成产品质量下降，价位偏低，应引起每位养鹿工作者的高度注意，提高市场变化的应变能力。

2、花三杈也存在质量问题，除品种因素外，地老、灰份含量高，上少穿尖，扭嘴，超长等不规范的收茸标准，导致降等、降值，1-2等品率不足30%，3-4等品高达70%。而马茸，头二锯收四杈茸，只追求产量，不考虑产品质量和市场需求。

头二锯应收三杈户子，四杈应收人字角。

严禁收五杈茸，我国的取茸标准与新西兰、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收取标准相差悬殊，相互搞重量竞赛，花三杈80天，马茸90—100天收取，个别110天才收，骨头一样。外商对中国马茸反感，特别是东北马茸，超长三杈或四杈不开嘴和超长四杈及五杈茸，特别是大门桩，小嘴头、细长杆、大屁股、质地黑红没毛的铁杆茸，不受外商欢迎。正确掌握收茸标准是发展鹿业占领国际市场、或高额利润的可靠保证。

3、花茸收取标准：嫩三杈嘴头不超12公分，小三杈嘴头不超10公分，对鸭子嘴、兔子嘴、多生枝、燕子嘴、大门桩、主干长、上少穿尖、提前拉勾扭嘴击骨豆超过茸体全长50%的不易生产三杈荣或提前收取，保证顶端爆满，肥嫩上冲。

对质地松嫩、色泽鲜艳、带血充分、排血洁白为高档产品，保持我国传统的鹿茸出口标准，经久不衰，永远保持鹿业有序发展，参与市场竞争。

二杠更为突出，众所周知近几年来再生二杠畅销，而价格可观，超过头茬的主要原因是头茬二杠超长到极限，拉勾扭嘴，上少穿尖，而且瘦条、细老，特别是头二锯尤为明显，不排除品种和营养因素对鹿茸生长的关系。4.6寸为佳品，无论成鹿或青年鹿二杠茸主干全长不能超20公分，灵活掌握，因鹿制宜，因茸制宜。

近几年鹿茸市场二杠爆满积压，价格持续下滑，应压缩二杠生产量，提高二杠质量。其次是加工质量，也是价格前提的保障。

目前马茸存在问题是含血是否充足均匀。东北马茸季杂交马茸骨化程度大，含血少，加上锯口和宣皮排放流失部分血液，质量太差，外商挑剔的主要毛病，几乎是锯断看货，含血无骨化圈走货，其余按残次下段处理。再次是花马鹿必须保证茸头加工饱满，不抽头、不瘪头、含血足、排血彻底、不破皮、不糟皮，各加工场点应引起高度重视，确保产品加工质量，保持产品威望，才能起死回生。

五、加快科技养鹿步伐，促进产业发展

1、加快育种进程步伐，提高鹿群质量

鹿生产性能高低与品种密切相关，大力推广人工授精与本交相结合繁育技术手段，首先应组建优质鹿群。

组建标准、血统来源、体型外貌、背毛颜色、年龄结构、健康标准，遗传性能为基础条件，有条件的场家可采用本交，要求马种公15公斤，花种公5公斤，为种用公鹿，确保繁殖质量的提高，巩固扩大种源基地建设，马鹿以清原为主，花鹿为审定的7个品种为主，新疆除农二师外，有待加强育种繁殖工作及改善饲养管理方法。

2、加强饲养管理，是做好育种工作的保障，给予合理的营养标准，鹿在幼龄期、青年期决不能忽视的关键环节，也是成鹿保持优良性状的基础条件，防止营养型退化，巩固育种成果。其次是鹿茸生长5大因素不能低估，鹿茸生长受内在因素与外部条件制约，如品种品系因素，气候条件因素，如光照、温湿度、营养标准、管理措施、遗传显性密切相关。

而饲料种类、饲喂方法、营养水平、个体发育和健康标准直接影响生产性能的正常发挥。反之品种再优良，饲养粗放、管理不当、老少混养、饲料不变常年不变，就会导致茸体干瘦，产量低，上少穿尖无潜力，生长出小老茸，病态茸，一等鹿、二等鹿长的三等茸，卖的四等价，得不偿失。

加强鹿的饲养管理尤为重要，达到生茸公鹿膘肥体壮，鹿茸生长粗大肥胖，增加收入，占领市场，巩固发展鹿业，再创未来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