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学创作里的民俗文化

第一篇：鲁迅文学创作里的民俗文化

鲁迅文学创作里的民俗文化“透视”

141279030 孙梦林工程管理学院

摘要：

从历史角度看，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民俗文化在整个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相较于精英文化、主流文化，它一直生存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边缘地带，表现无所为而为的状态，像河滩之卵石，但民俗文化所标识的价值、经验在具体行动过程中流露出了当时正统文化的侧影，而鲁迅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精神正得益于古老的中国传统民间文化。对鲁迅来说，近代社会的民间既是一个可改造的文化主体又是乡土情结的聚集之地，显现它的主观性、情感性。鲁迅文学世界所传达出来的民俗理念是一个感性的存在体，隐含着鲁迅对社会、历史、文化、人性、民族心理的多重透视，是多重视角的整合体。而在鲁迅文学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乡土文学，正是继承了这一精髓。

鲁迅文学创作中的民俗观

阅读鲁迅的作品，不难发现，鲁迅对于民俗文化的思考虽缺乏专业、明晰、严整的理论体系，但在其作品中许多看似破碎、零散、感性文字描摹中，却可以洞察出超越当时历史的独特与深刻。鲁迅的思想确实像他的弟子冯雪峰所言，有着较为明显的“逻辑上的不完整”，比较零碎、分散，但由于其涉略到了现实和人生的许多基本且重要的问题，而且于具体问题的论述，又往往能独出心机，别有洞见。勿庸讳言，从严格的专业眼光看，鲁迅不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民俗学家，但由于鲁迅思想境界之深，加之鲁迅作为文学家在思想表达上的抽丝拨茧，因此虽然是文学表达上的旁观和客串，但在其中关于民俗文化认知的问题上，反而可以看见鲁迅的许多令人深刻印象且极富启示意义的思考。鲁迅常以“旧的经验和习惯”指称民俗，但这种指称更多源自于他对民俗文化和封建传统文化之间一体化关系的勘正，而在更为基本的意义上，他之所以会对民俗文化深入刨析如此，并将其用之于自己的文化和社会批评，即在于通过仔细的观察和认真的思考，他发现民俗作为规范民众个体日常行为的文化，它绝非许多人所以为然的一种过去的知识性的存在，相反，它其实更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是一种当下正在随时随地生动展开着的人们的现实生活。通过他的写作，鲁迅首先向人们揭示了民俗文化在信存一层面所具有的社会集体属性，揭示了它借助于群体成员普遍的道从而往往先在地成为一个人存在的文化环境的具体社会功能。譬如对“寡妇”的禁忌，有身份的人如鲁四老爷、四婶等自然是忌讳很深的，所以即使祥林嫂捐了门槛，他们依然不许她摆放祭祖的供品和器具没有身份的人如柳妈甚至祥林嫂本人，对于寡妇的不洁、不吉祥又何尝能够超越他们的环境。祥林嫂再婚时的寻死觅活，表面看起来很像勇敢的反抗，但究其根本，反抗的背后却是更为虔诚的遵循和不得不违反禁令的恐惧。没有人明确主张，但禁忌这种空气一样“视之无形，`搏而不得”的存在属性，使鲁镇上的人们因此在面对祥林嫂时，没有不心存疑虑的。民俗文化对鲁迅写作的影响

通过对民俗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表现的仔细观察与缜密的思考，鲁迅意识到了由于民众主体的缺乏自觉，因此在封建统治者长期的思想禁锢和控制之下，民俗文化和封建正统文化同流合污的一体化属性，缘此之故，很多情况下，他便将民俗文化归结到传统文化之中，并因其与主流传统文化相比较，对于民众精神更为紧密、隐蔽和巧妙的控制属性，所以给其以异乎寻常的批判。但是内容是内容，鲁迅关于民俗文化的论述，虽然远远没有达到系统、精致的理论建构要求，但是由于他的认知总是以他的创作经验的支持为基础，又在总体上切实地推动和促进了他的写作实践，所以，和一般的民俗文化学者的理论相比较，它们因此又具有了极为难得的理论的鲜活属性。真实的情况也许的确如他的弟子冯雪峰所言，鲁迅并不是“要创造一个思想系统或一个主义”，“在他那里，一切新的和好的思想，一切真理，不是要拿来砌造自己的学说，而是要用真理之光，来照彻现实和前进的道路，要把一切新的和好的思想用到现实的战斗上去。

乡土文学——鲁迅民俗观的射影

鲁迅可以说是一个复杂的精神现象，他所创作的白话小说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彻底的反封建的战斗精神，对国民劣根性的解剖，和对劳苦大众的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是鲁迅乡土文学最为令人深刻的三个方面: 反封建精神

首先，彻底的反封建思想贯穿鲁迅全部小说，也包括他的每一篇乡土小说。他的每一篇乡土小说几乎都是对封建主义的血泪控诉，从而形成了他小说强烈的批判色彩。从五四运动一开始，鲁迅就顺时代承担起反封建思想和改造国民性的重任，创作了《孔乙己》、《药》、《**》、《故乡》、《阿Q 正传》、《祝福》、《离婚》七篇乡土小说，这是他的首批乡土小说，展示了犀利的文化批判精神。《孔乙己》抨击了封建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坑害；《祝福》则揭露了传统道德规范对人的压抑、扭曲和扼杀。《故乡》中闰土的一声“老爷”让人想起封建等级制度是何等的森严！鲁迅的这些反封建的思想犹如一把把匕首和投枪直指向万恶的封建社会。

国民劣根性的解剖

鲁迅提出了“立人”的主张，而“立人”的精神实质即为摒弃国民劣根性。鲁迅终其一生，选择了“改造国民精神”的“立人”主张。他面对的是强大的封建势力和广大的具有愚昧落后等劣根性的国民。鲁迅的乡土小说对造成国民劣根性的愚昧落后的原因给予深刻揭露：《孔乙己》点出了封建科举制度如何扭曲一个人的性格；《药》通过茶馆主任华老栓买人血馒头为儿子治病，道出了古老旧中国国人的愚昧；《祝福》则揭露了传统道德对人的压抑、扭曲和扼杀。《阿Q 正传》代表了中华民族劣根的象征，成了中华民族国民的人心史。鲁迅一方面让人们看到阿Q 这个弱者处处受压迫和奴役，他的命运是值得同情的；另一方面，鲁迅更多的关注着阿Q 的灵魂，他的灵魂是可鄙的，面目是可憎的。他自己被人欺负，却乐于欺负比自己更弱者；他也积极革命，但目的却是为了杀掉王胡，小D 和未庄的狗男女，把秀才娘子的宁式床搬进土谷寺„„然而最能揭示国民劣根性的是阿Q 的精神胜利法，他妄自尊大、自欺欺人，这是精神胜利法的核心。只记得祖先的荣耀，即使连姓名也被剥夺了，也认为“我的老子比你强多了；虽然被人打，但是仅用“儿子打老子”就足以让他消尽现在的困窘。这里，鲁迅画出了国人的灵魂，并尖锐地对国民劣根性的弱点给予鞭挞。

同情下层人民

鲁迅是我国文化革命的先驱，毛泽东这样评价他：“鲁迅是中国文化的主将”，他弃医从文，一直在探索国民性的问题，“将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用文艺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他的乡土小说集中反映了下层社会人们的挣扎与不幸，塑造了阿Q、闰土等鲜明而典型的人物形象，描述他们生活的艰辛和苦难，对阿Q 等小人物的命运给予深切的同情和关怀。象闰土这样勤俭的人，全家人都劳动却还是不够吃，他老实木讷，在现实面前，还是弯腰曲背，恪守着老规矩；祥林嫂，一个安分守己的女人，只想着老老实实做工，本本分分做人，却也逃不过祝福之夜凄惨死去的命运；阿Q 受尽凌辱，却不用实际的斗争取得尊严，而在虚幻的精神胜利法中打发日子„„如此等等，最终逃不过悲剧的命运。

由此看来，鲁迅对乡土作家在文化精神上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鲁迅通过自己对乡土的描绘和感受，露骨地指出，人们的思想和精神处于封建幽闭之下是毫无希望的，人们赖以生存的乡土传统世界是多么的阴暗。鲁迅不仅自己与之告别，同时也期望将沉醉于传统乐园的国民唤醒，激励他们推翻传统，走向自强之路。

鲁迅对民俗文化的传承

鲁迅文学创作几乎都发生在作为乡土文学缩影的民俗文化社会，通过对底层民众命运和精神状态的观察和描写，揭示宗法制度统治下的民间文化自身所具有的奴性和愚昧，而民俗文化中所展现出朴素的审美风格、纯朴的民性和坚韧的生命力又让鲁迅看到了这个民族的希望。四十多年后，当鲁迅提笔写下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所收9 篇散文中，有7 篇是对童年记忆中民俗人物和民俗物象的深情记述。鲁迅和民俗文化的交流是彼此认同而和谐的，民俗文化成为鲁迅乡土文学创作的根基，这些有关民俗文化接受的记忆成为鲁迅文化反思和文学创作重要的资源，成就了其文学的深刻思想和艺术的独特魅力。

第二篇：鲁迅文学创作的价值和文学史地位.

鲁迅出现的意义及鲁迅文学创作的价值和文学史地位

一、鲁迅出现的文学史意义:(绿皮书P.58(一鲁迅并不是单独出现的,是“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中的一批文学巨匠中的一个,但他是独特的一个,其独特体现在:他是“五四”那批人中真正把文学当作自己终身职业的人。因此他有高度的自觉意识,有明确的追求目标,有坚定的执著追求,这些决定了鲁迅站在新文学的制高点上。

(二鲁迅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一种思想家的特质,鲁迅的全部创作都围绕着一个核心——改造国民性,即立人思想。著名文艺批评家李长之先生在《鲁迅批判》中指出,鲁迅的作品特别是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几乎都与死亡有关。之所以如此普遍地关注、描写着死亡在于鲁迅认为人应当积极地生存——“向死而生”。著名的文艺批评家、鲁迅研究专家还有李健吾先生。

(三鲁迅的全部创作及其独特的个人人格魅力显示出一种现实战斗精神,一种现代反抗意识。鲁迅超越了个人人格特征,显示出一种民族魂。

(四显示了鲁迅对现代文学在多种文体形式上有一种积极的开拓,并且显示了新文学非常丰富多彩的文学风格的形成。创造了中国现代最早的散文诗作品《野草》,最早尝试现代杂文,并且经过他成就了杂文的辉煌。

鲁迅的出现是一个独特的事件,他一出现即是一座高峰,他一出现就是成熟的、丰富多彩的。

二、鲁迅的文学创作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及地位。

(一鲁迅对农民命运的关注和描写的文学史意义,鲁迅文学创作的核心:

1、对农民关注本身就显示了鲁迅作为一个思想性作家的独特意义,农民问题是中国的根本问题,思考农民即是思考中国的本质,反映了鲁迅深刻独特的眼光和深度。

2、其关注并不是平面化、简单化的,并不是就农民而论农民的,而是把农民的性格和命运与整个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思考,甚至与整个人类命运结合在一起思考。

3、对整个现代文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鲁迅的启发、领导和带动下,20年代出现乡土文学热潮(绿皮书P.91,而鲁迅是开创者。随后,在30年代,在鲁迅影响下加上左翼革命文学的推动,再次出现描写农村和农民的高潮,特别是30年代初、中期,进步作家、有识之士无人不写农村,无人不关注农民,典型的如曹禺写了描写农村的作品《原野》,洪深写了《农村三部曲》,茅盾写了《子夜》,王统照(文学研究会成员写了《山雨》,因此30年代被人们称为“子夜、山雨季”。(课本P.364 40年代解放区出现赵树理、孙犁、丁玲、周立波等全面描写农村的新高潮。鲁迅对农民的关注对中国文学来讲始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主题。

(二鲁迅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和描写的文学史意义:

1、把眼光集中在对知识分子性格和命运的思考方面,实际上显示了鲁迅对中国社会又一本质问题的思考,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描写。由于鲁迅有一个深刻认识,他充分认识到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最具有觉悟的一个阶层,他们往往最先觉醒,最先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知识分子也带有自身的严重缺陷:犹豫不决、瞻前顾后、计较个人得失,摆不正个人与时代的关系,达到了对民族命运思考的深度。

2、是和对自我的剖析结合在一起的,《一件小事》、《孔乙己》、《孤独者》、《在酒楼上》、《伤逝》,无距离的创作。

3、在现代文学史上有重大和深远的影响。受其影响的主要有叶圣陶《倪焕之》、郁达夫小说、柔石《二月》、巴金《家》、《春》、《秋》、《寒夜》、老舍《四世同堂》。

(三对妇女命运的关注和描写的文学史意义:

1、妇女问题是衡量一个民族解放的重要尺度。

2、作品对女性形象的描写集中体现两方面:(1对妇女自身解放的要求给予了充分理解,对其遭遇给予深切同情;(2揭示了中国妇女的自身弱点与局限,女性形象在鲁迅笔下显示了不同类型,构成一个体系——系统而深刻。祥林嫂、单四嫂(《明天》、爱姑(《离婚》、子君各代表不同类型,各有不同侧重,但都围绕婚恋问题。

3、重大深远的影响:丁玲《沙菲女士的日记》,曹禺剧中人物,沈从文小说。

三、鲁迅文学创作在艺术上的价值和意义:(一鲁迅在艺术创作上对传统文学的继承和对外国文学的借鉴,充分继承传统文学精华,同时广泛吸取、借鉴了外国文学的特长。

特别注重白描手法的运用,对人物描写注重对其自身的描写,通过人物自身的行动完成人物性格。小说的结构方式也继承了传统文学,如《阿Q正传》——纪传体、章回体。很多注重人物心理的描写是对外国文学的借鉴,如《明天》、《肥皂》。此外,鲁迅形式上借鉴日记体、对话体,场景描写在淡化情节方面吸取外国文学的手法。在小说中将古今中外融为一体,显示出现代小说的品位。

(二总体风格上,既体现为一种最清醒的现实主义风格,又表现为一种多种风格并存的格局。有现实主义即传统现实主义,有浪漫主义——《故事新编》,有现代主义、象征主义——抒情散文诗《野草》,多种风格相兼并蓄。

鲁迅风格的难以概括就是他的风格。

第三篇：鲁迅小说与绍兴民俗文化

鲁迅小说与绍兴民俗文化

摘要:鲁迅小说除了以深刻地思想见长之外,还常以绍兴为背景,反映了出一个地域、时代浓郁的风土人情与精神面貌。其间包涵的民俗文化不容忽视,更反映了民众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对鬼神的信仰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和心理。

关键词:鲁迅小说;民俗现象;鬼神信仰

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1]

民俗和文学有着太多的相同资源、相同想像、相同观念、相同任务,及宗教、仪式和风格上的相同类型,这使它们纠缠在一起,相互影响、变化、生长和消歇。民俗具有熔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情感与理智、实用与审美于一炉的多重文化品性,为作品中的人物提供一种特具民俗氛围的生存环境。

鲁迅的小说是一个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民俗文化体系,他在小说中向读者展示了婚姻民俗、祭祀民俗、信仰禁忌民俗、社会制度民俗、服饰民俗、交通民俗等等丰富而又翔实的民俗事象。这些民俗事象内涵丰富,形式多姿多彩,与浙江绍兴的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散射出久远的光辉。

一、鲁迅小说反映的民俗现象

(一)祭祀习俗

祭祀在当地也称“祭福”。灶神作为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神祗,已有很久的历史《战国策,·赵策三》中有“梦见灶君”[2]的话。灶君亦称灶神、灶王。原始人有祭火的习俗,祭灶风习亦历史久远,《论语·八佾》中王孙贾就有“媚奥媚灶”[3]之问。人们认为灶神除执掌灶火外,还考察人间太平并告知天帝。腊月二十三晚上,家家户户都要送灶神上天,供奉一种富有粘性的糖,借此粘住灶神的牙齿,使他没法向玉皇大帝陈说人们的过失。每年的供奉就是为了“贿赂”灶神,求他在天帝面前多说两句好话,以保佑来年的风调雨顺。

送灶神之后,除夕之前,每户人家总要选择一个祝福的吉日,这是每家一年之中最为隆重的大祭典。《祝福》中就写了敬神祭祖这个习俗。每当旧历年底,地主阶级和有钱人家举行年终大典,杀鸡、宰鹅、买猪肉,并将三牲煮熟作为“福礼”,恭请天神和祖宗享用,感谢他们保佑当年“平安”,并祈求来年“幸福”。那种隆重肃穆的气氛,足以显示出祭祖的重要性了。

所祭的神像有“南朝圣宗”四字,绍兴人叫祝福菩萨、大菩萨,照老年人的说法,天上的菩萨,不进不洁之家。因此,祝福之前,必须把厅堂、祭桌、祭器等惮扫、洗刷得干干净净。“五牲福礼”煮好后,盛放在木制的朱漆大盘里。其摆法都有一定的规矩,如鸡鹅要跪着,头朝福神,表示欢迎;一尾活鲤鱼用红绳穿过其背刺吊在“龙门架”上,用红纸贴住色眼睛,是取“鲤鱼跳龙门”之意。祭典若在深夜举行,气氛更为庄严肃穆。男丁按辈份行三跪九叩大礼,妇女和个别忌生肖的男丁都要回避。别说寡妇祥林嫂,就是鲁府的太太、小姐们也是被剥夺祝福资格的。祝福后便祭祖(俗称“请回堂羹饭”)。祝福时桌子是照桌面的木纹横摆的,祭祖时则改为直摆;祝福时祭扫者朝外行礼,祭祖时则朝内跪拜。祭祖后,便用煮福礼的汁汤烧年糕或面吃,名日“散福”,表示神所赐之“福”放给了一家人。过年的习俗,绍兴和外地大同小异。“除夕吃喝,尤已穿着”,这是过年的高潮。在新年旧岁交替的一个月里,人们就是这么忙碌着的。

浙江绍兴过年最大的特色莫过于祭祀和社戏。“社”,最早指的是土地之主。渐渐引申为土地神。《左传通俗篇》有云:“凡有社里,必有土地神,土地神为守护社里之主,谓之上公。”[4]所谓社神就是土地神,其起源是来是对大地的敬畏与感恩:土地载万物,又生养万物,长五谷以养育百姓,此乃中国人所以亲土地而奉祀土地的原因。《药》中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这土谷祠就是社庙。《长明灯》里也谈到“有一天他的祖父带他进社庙去,教他拜社老爷,瘟将军,王灵官老爷”,这些都表明民间百姓对土地神的敬重。中国人对神祗的敬仰往往要通过某种方式表达出来,“稽山鉴水社戏热”,绍兴人自古有看社戏的习惯。每逢庙会和大年,社戏成为水乡绍兴最“露脸”的演出。光绪《金华县志》载:“一会之兴,有烟火、有戏班,且多至十顶。”[5]戏台搭在湖中央,戏台前的湖面上挤满了小划船、出畈船、乌蓬船。社戏深深地植根于绍兴人的心中,凡是有个喜庆之事,无论是知名的绍兴小百花越剧团,还是民间的戏班子,个个炙手可热。“水乡观戏”成为绍兴人一道必不可少的新春“大餐”。鲁迅笔下的《社戏》描绘出了一幅绍兴风情图。

(二)婚丧习俗

从作品中获知:初去鲁镇时的祥林嫂,大约二十六七岁,而比她小十岁丈夫已因病去世,那么可以推测,他的丈夫结婚时可能是十五六岁,或许更小。祥林嫂的小叔结婚年龄是多大呢?祥林嫂初来鲁家,“小叔十多岁”。卫老婆子第二年新正将尽时来鲁家拜年,她说:“现在第二个儿子的媳妇也娶进了”,可见,祥林嫂的小叔结婚年龄也不过十二三岁。鲁迅在作品中接连安排婆婆、祥林嫂、小叔三个不同年龄的人婚姻状况,是有特定用意的。可见当地的婚俗是女子比男子岁数大得多,且男子很小,一般十三四岁至十六岁就结婚。这种婚俗正是早婚习俗。这种落后的婚俗不仅表现在早婚上,而且还表现在女子可以作为婚姻的买卖上。祥林嫂被婆婆卖到山里去,婆婆得了八十千,为第二个儿子娶媳妇,财礼只花五十千,除办喜事费用外,还剩十多千。这种赤裸裸的婚姻贩卖,在世俗人们看来,“婆婆倒是精明强干”,“很有打算”,不但不憎恶,反而佩服赞扬。祥林嫂的婆婆不仅买卖婚姻,而且凭借宗法所赋予她的婆权从鲁家把祥林嫂抢来送到深山野林,这又是一种抢婚形式。小说这样写道:祥林嫂跪在河边淘米,一只白篷船上跳下两个大汉,把她捆在船上,劫去卖到贺家坳,与贺老六成了亲。这种抢婚习俗产生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是氏族社会婚姻形式。那时,绍兴抢亲不犯法,官府也听之任之,作者深层描写抢婚习俗,目的是揭露这一陋俗使祥林嫂受到巨大的心灵创伤。

早婚、买卖婚、抢婚,这就构成了当时鲁镇一带的婚俗,这些氏族社会遗留的婚俗,注定祥林嫂一生坎坷,为她的悲剧人生埋下伏笔。

鲁迅小说也多次写到死人、出丧的情形,比如《在酒楼上》通过吕纬甫之口述到他给他三岁时死掉的一个小兄弟迁坟;《药》中写到夏瑜和华小栓死后,两位母亲同时去上坟,“华大妈看他排好四碟菜,一碗饭,立着哭了一通,化过纸锭”;《明天》中单四嫂子的独子宝儿死后也是烧纸钱,烧四十九卷《大悲咒》,雇了两名脚夫,抬棺木到义冢地上安放。还有《孤独者》中的主人公魏连殳的祖母去世后,亲族聚议,要魏连殳在丧葬仪式上按照以下三大条件去办:其一是穿白,其二是跪拜,其三是请和尚道士做法事。法事这里指和尚、道士超度亡魂的仪式。可见,人们不但重视活着的人的终身大事,也关心人死后的亡灵问题。

(三)服饰饮食习俗

服素。《祝福》中两次写到祥林嫂的穿着打扮,前后看上去像是没什么变化,都是“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实际上是祥林嫂刚好两次都死了丈夫,两次都正在戴孝。

银项圈。在小说《故乡》里,少年闰土“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用圈子将他套住了”。这作为饰物的银项圈,显然表现着民间信仰,不仅寄托着父爱,也有着对神佛的迷信。

素食。小说《祝福》中的柳妈“吃素”。柳妈是个善女人,即信神而吃斋念佛的女人。吃素是民间信仰在饮食结构上的反映。佛教传入中国之初,我国佛教徒对饮食并没有严格规定,有所谓食“三净肉”之说,即对于自己没有亲眼看见、没有亲耳听到和没有怀疑是杀生的三种净肉,佛教徒都可以食用。后来,南朝梁武帝大力提倡僧徒禁止肉食,认为“凡一众生,具八万户虫”,“若断一众生命,即是断八万户虫命”。食肉就是杀生,是违背“不杀生”戒条的。由于梁武帝的提倡,就改变了我国汉代以来僧人食“三净肉”的习惯,对后来僧侣的生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柳妈的“吃素”,突出了柳妈的善,她因此在鲁四老爷家只洗器皿,而不肯“杀生”。

二、民俗背后的核心——鬼神信仰

每一种较为成熟的民俗文化,都有较强的教化功能和规范功能,对其俗民个体有着较强的控制能力。在民俗学看来,“民俗控制是由某些民俗事象在习俗化过程中对俗民个体施加影响,促使俗民在实践中想当然地恪守其约束,形成一种自然而然的控制力,一旦违背了这些民俗的约束,立即在俗民的心理和精神上产生巨大的压力,并把这种压力作为一种自我惩罚或超自然力的惩罚。”[6]

中国人务实求存、重视现实的利益,反映在宗教信仰上,就是功利主义的信仰心理。人们不是把宗教价值作为现实幸福的慰藉,不是在精神上向神“奉献”,而是索取。对神的精神虔诚和物质供奉,就是为了得到好处,免灾祈福,有着现实的具体的目的,信什么就需要从什么得到好处,“无事不烧香,急来抱佛脚”就是这种思想的形象注脚。佛教传来后,它所宣扬的因果报应、轮回转生的观念,与中国原有的灵魂观念结合在一起,使人们认为人死后的灵魂,可因生前的善恶或升天为菩萨,或重新投生为人,或转生为牛羊猪狗,甚至成为饿鬼,堕入地狱。在小说《祝福》中,善女人柳妈吓唬祥林嫂死后会被嫁过的两个男人锯身子,就是这种观念的影响。在《祝福》中,祥林嫂由于再嫁,就被同是佣工的柳妈的一席话说得恐怖万分。柳妈说:“你和你的第二个男人过活不到两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你想,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谁好呢?阎王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7]柳妈给祥林嫂提出的补救办法——到土地庙里“捐门槛”,也是道教所谓的禳解的办法之一,即让这条门槛作为祥林嫂的替身,让千人踏、万人跨,才能赎掉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

从以上列举的各项习俗来看,其实反映了民众内心一个重要的信仰问题,即对鬼神的信仰和崇拜。原始人由于灵魂观念而产生了对鬼神的崇拜。鬼就是已经死亡了的人们的灵魂。鬼的观念后来又演变成神的观念。最初的神,就是远古时候的氏族部落的“大人物”死后的灵魂。因此,在先民看来,鬼与神在性质上没有根本的区别。除了祭祀鬼神以外,鲁迅在小说《补天》中,还曾形象地提到秦皇、汉武求仙之事:“落在海岸上的老道士也传了无数代了。他临死的时候,才将仙山被巨鳌背到海上这一件要闻传授徒弟,徒弟又传给徒孙,后来一(下转第12页)(上接第14页)个方士想讨好,竟去奏闻了秦始皇,秦始皇便教方士去寻去。”“方士寻不到仙山,秦始皇终于死掉了;汉武帝又教寻,也一样的没有影。”[7]汉武帝也是与秦始皇齐名的执迷不悟的神仙迷。

以上列举的民俗事象尽管在点缀式整合中并不是作品叙述的重心所在,却已为作品提供了耐人寻味的细节,仍给读者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印记,为整部作品添色不少。总的说来,民俗的生成和发展,是艺术的契机和指向,文学作品也为民俗提供了展示其风采的艺术空间。

参考文献

[1](法)H·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著.张伟译.艺术哲学[M].北京出版社,2004.[2](西汉)刘向编,周晓薇,王其校点.战国策[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3]张以文译注.四书全译[M].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4]左丘明.左传[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5](清)邓锺玉,等纂修.光绪《金华县志》十七卷[M].[6]乌丙安.民俗学原理[M].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7]鲁迅选集第1卷[M].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第四篇：文学创作

浅析一些著名作家的文学创作观

在以创造性精神活动为基本特征的写作领域里, 文学创作尤其显得复杂,往往被认为是不可知的。但是,和其他复杂的事物一样文学创作的复杂的心路历程也是可以认识的,是可以揭示出某些规律,是可以讲可以学的,许多有成就的写作者大都是从尝试文学创作中逐步提高写作能力的,即使是应用写作课适当讲些文学创作也是可行的。所以，下面我就粗略地研究了一些我喜欢的作家的文学创作观，希望从中能够得到一些写作的启发。鲁迅的文学创作观---抒写自己的心

鲁迅曾说过，文学创作不同于其他的工作,例如与教书相比，“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兼做两样的,倘不认真,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都认真,则一时沸腾,一时心平气和,精神便不胜困惫,结果也还是两面不讨好。看外国,兼做教授的文学家,是从来很少有的。”这里, 鲁迅已经点出了文学创作活动的独特性是在于它的情感性,在于它必须具备的特有的热情。在《而已集.读书杂谈》一文中,鲁迅曾更为明确地指出:“研究要用理智,要冷静的,而创作须情感,至少总得发点热。”这里更是明确地将文学创作的独特性归结为情感性。在鲁迅看来,文学创作活动主要体现为一种情感活动,因此,情感活动的规律在文学创作活动中起着某种主导的或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因为,创作活动是人这个主体的精神活动,作家在创作中并不是对生活现象作直观的反映,而是对生活现象进行“人化”，即在反映社会生活现象的同时,也熔铸进了作家自己的心血、生命和情感。对感情常常较一般人更为丰富的作家来说,要在创作中排除情感的决定作用几乎是不可能的。诚如鲁迅所指出的,“既然还是人, 他心里就仍然有是非,有爱憎;但又因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爱憎也愈热烈。”正是这种热烈的爱憎情感催促作家们去从事创作,也正是因为融入了这种作家们的爱憎情感,才使其作品具有了感人的力量。作品中熔铸的作家的真实感情越丰富,作品的艺术价值便越高。反之,没有真心,没有激情,不管写什么,都难成为好作品。这就是鲁迅所谓的呼唤血和火的,咏叹酒和女人的,赏味幽林和秋月的,都要真的神往的心,否则一样空洞。

鲁迅特别地将“情感”问题提出来,将之作为文学创作的重要标志和特点,以之区别于诸如研究等其它创造活动,这反映了鲁迅对文学创作的独特性的认识,同时也昭示了他的整体的文学观念。强调文学的情感性特征,是与鲁迅对文学功用的认识相一致的。鲁迅认为“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鲁迅从事文学活动的目的是在于以文学来改变人们的精神, 但鲁迅又十分清楚, 这种改变精神的方式, 不是在于思想的赤裸裸的教化,文艺之所以为文艺, 并不贵在教学,而在于从情感的角度进行精神的感化和启悟。以无情之语,欲感动人是很困难的。

鲁迅所谓的“创作抒写自己的心”,正可看作是他对文学创作独特性的最好的概括。这里所谓的心，当然包括思想在内,但文学创作活动更主要体现为情感的活动,思想是化为情感表达出来的。情感活动的规律在文艺创作中起着主要的或决定性的作用。鲁迅就曾说过：“创作总根于爱”,“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一感到干净时,即无创作, 他已经一无所爱。”即使是像杂感这样的议论性散文,其创作也同样离不开情感活动的驱导这一规律。鲁迅在《华盖集续编小引》 中说, 他的杂感“不过是将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用笔写了下来。说得自夸一点,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那时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寂寞、苦闷、爱、愤等等,都是主观情感的东西,鲁迅强调文学创作中的情感作用,正是为了突出文学创作的独特性。王国维的文学创作观---疏散生命的痛苦

在王国维看来,文学创作的起点和动因是人的永不停息的生命活动,它原生于人的生活之本质。那么,“生活之本质曰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厌倦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 如钟表之摆, 实往复于苦痛与厌倦之间者也,夫厌倦固可视为苦痛之一种。”显而易见,在王国维看来,生命的本质就是欲望、厌倦和痛苦,而人的一切活动莫不因此而起。然痛苦又可分为“积极的痛苦”与“消极的痛苦”。“ 工作”就是一种人们所经验的积极的痛苦。但人又不能经常地处于这种“积极的痛苦”中,因为“岁有闲月,月有闲日,日有闲时”,这时,人们体验到的就是“空虚之消极的痛苦”了。于是人们就需要以种种的嗜好,来填充生活的空虚,来缓释由空虚而起的痛苦。总之,在王国维看来,嗜好是“不能以须臾息者”的人的生命活动的结果,是人的实际的“直接为生活”的工作的补充形式,是剩余精力的发泄,而文学作为“最高尚之嗜好”，“亦不外势力之欲之发表”,“故其渊源存于剩余之势力,无可疑也。”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王国维的文学创作动因观, 既像人们所知悉的那样,是对康德、席勒、叔本华、尼采和海定甫的美学和心理学“向慕归化”的结果,又是在他痛苦的探索和反思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论性》一文中,他认为人类的一切文化创造皆起因于抽象的善与 恶的斗争,“政治与道德,宗教与哲学,孰非由此而起乎历史之所纪述, 诗人之所悲歌,又孰非此善恶二性之斗争乎。”又在《释理》一文中否定理性之有益于人性的徙恶迁善,认为它不足为人的行为准则而在《原命》中则肯定和宣扬抽象的“定命论”和“定业论”,并总结道“一切行为必有外界及内界之原因。此原因不存于现在,必存于过去不存于意识,必存于无意识。而此种原因又必有原因。而吾人对此等原因,但为其所决定,而不能加以选择。”王国维的文学创作动因观,便是筑基于这种为非理性的盲目意志所决定的悲观主义的人性观之上的。

王国维以意志、欲望、势力及痛苦等因素,作为文学创作的终极动因, 有错误的消极的一面,又有一定的合理性。就其“ 片面”来看,首先,他以观念代替实在,为一般牺牲了个别,脱离开具体的时空环境,来探求生命的本质,不惜以形而上的主观臆断,代替对生命实体的具体分析。这样,他就不可能比较合理地揭示生命本质的一般的和特殊的内含,从而也就不可能全面地深刻地揭示文学创作的复杂的动力因素。其次,他将思维的局限圈划在封闭的内宇宙里边。忽略了对外在的客观因素的考察。事实上,人的活动是由内界的和外界的因素的合力决定的，所以离开对人的具体的生活境遇、时代背景、文化环境等外在因素来考察人的本质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来的。同样,人的文学创造活动的复杂动因,也不可能得到正确的阐释和说明。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以唯心主义的态度,仅从人的抽象的内在的生命体验出发, 是无法揭示文学创作的规律的。第三,单用人的非理性的意志、欲望等因素来阐释文学创作的动因,势必要给自己的文学思想涂抹上浓重的悲观色彩,势必要把文学创作看作是救赎人生的罪过及解除人生痛苦的一种消极的方式,而看不到文学活动的根本性质和深层动力,乃是人按照美的规律所进行的自由自觉的审美创造,是人通过美的创造对自己的自由本质予以确证的健全理性。就其“深刻”的方面来看,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近代人本主义哲学和美学的积极成分,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人及文学,把文学作为诘问人的命运和省思人的价值的方式, 当作为人安顿精神家园的诗意手段,“来日滔滔来,去日滔滔去,适然百年内,与此七尺遇。尔从何处来？尔将去何处？”可见,他又是把寻求人的终极归宿作为文学创造的动因的。这实在是一种脱数千年之思想束缚的新的文学观,看来周扬称他为“新文学运动的先驱”,实非虚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观---在现实和梦中神游 众所周知, 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再现与表现, 一切创作都离不开现实这块肥沃的土地。任何作家都概莫能外,沈从文当然也需要首先把自己的创作植根于现实的沃土中。但是,沈从文又不仅仅满足于此，局限于此。他认为：创作还必需把‘现实’和‘梦’两种成分相混合,用语言文字好好装饰、剪裁、处理得极其恰当，方可能成为好作品。弗洛伊德认为创作就是作家的白日梦, 这当然有其荒谬之处，但至少有一点则是无可厚非的：文学创作总是要借助文字去实现，或表现人们在梦中的‘现实’,或梦中的‘愿望’。文学作品就是实现了‘现实’或 ‘愿望’的一种审美的物化形式。尼采认为：“正如哲学家面向存在的现实一样,艺术上敏感的人面向梦的现实。他聚精会神于梦,因为他要根据梦的景象来解释生活的真义,他为了生活而演习梦的过程。”又有人说：“一部文学作品,即使不记录梦境,本身仍是一个梦,作者的梦。它代表作者潜意识愿望的实现,或者记录了无法实现愿望的哀叹，就象梦一样,它是由作者过去心灵生活的残屑所构成,再加上最近事件或心像的润饰。”沈从文说：“有人用文字写人类行为的历史，我要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沈从文的“心和梦的历史”的构成, 即包括了他的‘即往经验’在感情世界中的美好‘残留’和他对未来的憧憬与理想,再加上最近事件或心像的润饰。在沈从文的许多作品中, 我们都不难看出他对湘西古朴之风的深情依恋, 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深深遗憾以及对‘美与爱’的孜孜迫求。例如在他的代表作《边城》和《长河》中, 就展现了湘西社会那安宁、秀丽、淳朴的风俗美和‘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情美,寄托了作者的人生理想和迫求。也可以说, 《边城》或《长河》是实现美的破灭在作者笔下的复活, 是浪漫气息和现实精神的结合。也正如凌宇所说“《边城》、《长河》与其说是湘西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勿宁说是湘西社会历史演变和作者审美理想的艺术象征。”沈从文在谈及《边城》时亦言“我过去的痛苦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才得到了排泄与弥补。”沈从文的创作是“现实”和“梦”的结合。沈从文的梦,不仅是他‘过去心灵生活的残屑’和对未来理想的憧憬, 而且也是他对人生的一种特殊体验。沈从文创作的动力源泉, 是他对“美与爱”的本能向往和炽热追求以及他对表现这种“美与爱”的庄严神圣的文学事业的执着追求尽管“美丽总是使人忧愁”,尽管他深沉的爱常常不被人理解, 尽管他概叹：“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 照例那作品背后隐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 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尽管他对此也有似“寄意寒星荃不察”的寂寞与孤独,但他也不无有慰和自信地说道：“我有一颗能为现实光影而跳跃的心,就很够了这颗心不仅能够想一切,而且可以完全实现它一切花草既能从阳光下得到生机,各自于阳春烟景中芬菲一时,我的生命的花朵,也得发展、也得开放,必然有惊人的美丽与芳香。”沈从文视文学创作为他生命最庄严的一部分, 他的作品, 就是他生命开放的‘花朵’,美丽而芳香。他的‘热情’与‘悲痛’,就是他用形象表现的爱的内心世界的展示,诚挚而动人。他存心走一条“从幻想中达到人与美与爱的接触的路”,并“从自己头脑中建筑一种世界,委托文字来保留,期待那另一时代心与心的沟通。”沈从文为美与爱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沈从文对陶冶国人灵魂的功绩是辉煌的。他用他‘朴实的文字’, 使“生命之光，熠熠照人，如烛如金。”这一切都完好地保留地埋藏在广大读者的心目中功不可没,任何人、任何势力也抵毁不了。

参考文献：

【1】鲁迅.两地书.六十六.鲁迅全集[M] 北京: 人民文出版社,1981 【2】鲁迅.而已集.读书杂谈.鲁迅全集[M] 北京: 人民文出版社,1981 【3】《静安文集续编· 人间嗜好之研究》 【4】《静安文集· 论替》

【5】汪曾棋，《沈从文的寂寞》，1984 【6】尼采，《悲剧的诞生》 【7】《沈从文选集》

第五篇：文学创作心得体会

文学创作心得体会

通俗文学无非是一些情感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等，另外就是科幻小说，除此之外国外还盛行魔幻小说这一题材。这些对我的吸引力都不是很大，我想写写有自己特色的东西。托尔金的魔戒系列对我的影响很大，他凭借自己无与伦比的想象力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宏伟的中土世界画卷，让全世界都为之疯狂。我想像他一样靠着自己的想象力，为世人构建一幅恢弘壮丽的图景。同时为使我的创作得以升华，作品应该融入对人性的探讨，而不是像现在绝大多数的作品一样只停留在感官的刺激层面。当世很多作品都以其诙谐幽默的语言针砭时弊、痛斥人性，值得借鉴，比如斯蒂芬金的绿里奇迹和迷雾。但是这毕竟是西方世界的世界观，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文学宝库，有无穷无尽的灵感来源，在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更加易于接受。想象力与中国古典文学的结合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然而，创作需要写作人员具备一定的社会文化知识背景，才能有感而发、有话可说、言之有物，才不会空洞、贫乏。因此，最擅长的才是最适合自己的。于我而言，没有特别丰富的人生经历，也不是什么拥有独特技艺的匠人，既没有见过什么大场面，也没有自己的一技之长，甚至连想象力也不丰富，写作无疑是一个巨大挑战，更加需要好好地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