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对人性的研究以及对社会问题的反思

第一篇：莫言小说对人性的研究以及对社会问题的反思

莫言小说对人性的解读

——及对社会问题的反思

学校:廊坊师范学院 指导老师：贺莹 姓名：李彬

专业班级：11级汉语言文学1班

学号：11010141012

目录

第一章 摘要

第二章 写莫言作品的原因

第三章 莫言的生平与创作

第四章 莫言作品研究现状

第五章 正文

第六章

1.对人性当中个性自由之我见 2.对人性之中软弱性之我见 3.对人性当中性问题之我见 4.对人性当中暴力

第五章 附录

一、摘要与关键词

这篇论文主要通过对莫言的某些作品及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分析来理解莫言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性的内质，通过这些人性内质来更好的了解人性，了解人，了解我们自己。并且指出我们的社会在这写人性内质影响下的社会问题，旨在希望通过这篇论文我们能够更好的完善自己，完善我们的社会。

关键词：莫言

莫言作品中的人物

自由

软弱 性 暴力

二、写关于莫言的论文的原因

2012年，莫言因为其本人作品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样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莫言的名字红遍了大江南北，甚至都到了妇孺皆知的程度。同时莫言的作品也达到了销售的高潮。作为一名文学院的学生，之前对莫言的了解是肤浅的，甚至是仅仅局限在当代文学的教材当中，对莫言的事迹也是不是很清楚地知道的，对莫言的作品更是处于“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的状态之中。

莫言获得“诺奖”之后，亦是读了莫言的一些书的。先是《生死疲劳》，再是《檀香刑》，又是《丰乳肥臀》、《红高粱》、《红蝗》等书。还记得，在首先读《生死疲劳》是的情形，当时就被莫言在这部书中奇妙的形式构思，精彩的内容以及围绕农村土地所展开的主题震惊折服了。《生死疲劳》这个词最早出现是在佛经当中的一句话：“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这句话得当的指出了在世间繁繁碌碌的人们受尽生死疲劳之苦的根源，那就是贪和欲。《生死疲劳》以时间的顺序叙述了新中国建国后到2000年这五十年的农村面貌。在这部小说中以奇幻的手法借用神话故事中的六道轮回，以西门屯地主西门闹在土改中送命之后投胎转世为各种动物的视角来写那五十年的农村的历史事实。这本书吸引我的不仅仅是因为莫言在这部作品当中所展现出来的“想象之精妙，风格之奇谲”。更加给到我的感触就是，莫言是一个敢说真话的并且具有人文情怀的作家。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这部小说当中，莫言笔下的西门闹是个开明的地主，他并没有怎么剥削他的佃户，另外他对待他的下人还是可以的。偶尔还会发发善心。他这个地主所有的财产都是靠着祖祖辈辈勤俭节约，会过日子积攒下来的。就是因为他的地多，就是因为他的家庭条件比别人好，他就该死么？如果这样，那么现在中国那些不种地的，生活条件好的，岂不是都该死？退一步说，他不把他的地租给那些农民，那些没地可种的穷农民还该怎么活？所以，莫言通过对《生死疲劳》中西门闹这一个地主家庭悲剧的描写，映射了当时的政治政策的失误，甚至是残忍。莫言的小说起初就是因为作品当中浓烈的政治批判性而遭到封杀。试问，现在有多少作家写的作品不是“高大泛”之流的。无视新中国成长历史背后的“心酸”，一味的歌功颂德，写那些高大，空泛，且自以为美的东西。

当我读到《檀香刑》时候，在感叹莫言高超的文学想象创作力的同时，又被他极其细微且逼真的细节描写所折服了。《檀香刑》这部书是以清末为时代背景的。写了清末义士孙炳的人生际遇，唱得一嗓子的好猫腔，颔下拥有高密最长，最密且黑亮的胡须。因反抗德国殖民者修建胶州铁路而被告老而还的侩子手赵甲施以檀香刑而痛苦死去的故事。中间穿插了孙炳的女儿眉娘与钱知县的感情纠葛，侩子手赵甲的处决的一系列犯人的往事等小说的支线。莫言在这部小说中，对各种刑法的执行过程写那时相当的细微且真实的，那些画面就好似放电影似的步步展现。他的这种细节描写，就好似用望远镜透过时空的阻碍，把画面定格在那个时代那个场景般真实，给人一种穿越之感。例如《檀香刑》赵甲对钱雄飞实行凌迟时的场景：“钱雄飞竭力做出视死如归的潇洒模样，但灰白的嘴唇颤抖不止。钱的掩饰不住的恐惧，恢复了赵甲的职业荣耀。他的心在一瞬间又硬如铁石，静如止水了。面对着的活生生的人不见了，执刑柱上只剩下一堆按照老天爷的模具堆积起来的血肉筋骨。他猛拍了钱雄飞的心窝一掌，打得钱双眼翻白。就在这响亮的打击声尚未消失时，他的右手，操着刀子，灵巧地一转，就把一块铜钱般大小的肉，从钱的右胸脯上旋了下来。这一刀恰好旋掉了钱的乳粒，留下的伤口酷似盲人的眼窝。”[1]这段文字只是摘取赵甲处决钱雄飞的文字中的很少的一部分，这部分很详细的描写了刽子手赵甲的每个动作与心理和钱的表情。在没有摘录的关于钱被赵甲行刑的文字中，莫言对赵甲处决钱雄飞的细节描写甚至都精确到了每一刀。关于莫言精致的细节秒的在这部书里还有很多。在莫言的其他小说当中也是有这样的描写的，比如《红蝗》中，在描写就老妈陷进淤泥当中被九老爷救出来之后身上淤泥时，莫言的描写甚至都精致到了九老妈身上淤泥的不同颜色。

最后，最重要的最吸引我的是莫言作品中对人性的解读。莫言是状人的天才，在他的一部部作品当中，写尽了人百态，写尽了人态之丑。在丑陋当中来把人性之中的丑与卑都给展现了出来。在莫言的笔下，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许多都脱去了虚伪的用于掩饰或标榜自己的礼法教化的外衣，显得个个都是快意恩仇。莫言把人还原成了原始的天然的人，不加一丝的雕琢，这样让自己更好的认识到了自己，一个作为智慧生物的人。而往往人就其本性来说，难免就会有些动物的特征，因为人毕竟作为大自然创造的千万生命物种中的一种，即是动物的一种。另外莫言在小说中也用了很多丑的意象，比如：《红蝗》中对于大便这个意象的描写。《檀香刑》中对于流脓、苍蝇等意象的描写。由此可见在莫言的小说当中，描人叙事则多以写其丑者居多，“审丑”也是莫言在创作当中的一大特色了。

针对莫言作品中“审丑”的这一特点，许多专家学者是持批判态度的。因为莫言在人性之丑，状物之丑的时候，往往为许多被文明社会驯化了数千年的“人们”难以接受。认为莫言对于人的描写把人写的乏理性，把人与动物放在了同等水平上了。也不应该把那些丑陋的意象过多的投入到艺术创作当中。有专家学者认为，莫言在描人写物当中的审丑手法，是不符合传统艺术创作的原则的。审丑过多，是不利于激发人们的审美情感和审美愉悦的。但是我认为作为理性的智慧的人来说，更应该正视承认我们人性当中的丑。人性中的丑毕竟是人性中的一部分，同时像大便，苍蝇，流脓等意象亦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也许正是因为莫言敢写人性当中的丑，人们生活当中的丑，才使得莫言作品下的人更加的真实，更加接地气，更加的受人欢迎吧。

三、莫言的生平与创作

研究一个作家的作品的同时，也是要研究这个作家的人生经历的。毕竟，字如其人，文也是如此。莫言成经说过：“一个作家不可能永远写他的亲身经历的事，那些事会很快耗干，像我们移植一棵树，树上的一块老土的养分很快就会被耗干，如果要想继续成长，必须要扎到新的土壤里。”莫言的这句话主要论证了一个作家在创作过程当中创作源泉的问题。从莫言的这句话中，莫言在创作源泉上的观点，首先他肯定了一个作家的创作来源是跟作家的生活经历是密不可分的。其次莫言也同意要在周边的生活当中积极寻找新的元素和题材，通过整合再创造，把这些元素跟题材融入到自己的新的创作中。

莫言的少年与青年是具有挫折与磨难性的。莫言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我脑袋最需要营养的时候，也正是大多数中国人饿得半死的时候。我常对朋友们说，如果不是饥饿，我绝对要比现在聪明。当然也未必，因为生出来就吃不饱，所以最早的记忆就与食物有关。”[2]莫言用这句略带幽默性质的话道出了他在童年与青年时期的苦涩与辛酸。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河崖镇平安村。五岁那年入学读书，但是到了十一岁，因为家庭成分被定成了富裕中农，被村代表剥夺了继续上学的权利，辍学在家开始务农。1967年莫言十二岁，那时候超前的公社化的弊端显现了出来，加上自然灾害使中国正处于饥荒时期，中国的广大人民都饱受饥饿病痛虚弱的折磨。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少年莫言因为饥饿偷了生产队的一根红萝卜。在被发现后少年莫言被带到了生产队所在的工地接受批斗。回家后又遭到父亲的毒打。真是难以想象这些事会对一个十二岁的少年造成多大的心灵创伤啊。据这段惨痛的难忘的回忆，莫言后来写成了中篇小说《透明的胡萝卜》和短篇小说《枯河》。《透明的胡萝卜》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身世悲惨的且有异常坚韧，敢于向不行命运抗争的的“黑孩”形象，他从小失去了母亲，经常受到后妈的虐待。它能够在寒冷的冬天光背赤脚，不怕打铁炉中烧红的钢铁，他非比寻常，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能闻见别人闻不见的气味。在这部小说中的“红萝卜”的意象也许是这个命运多舛的黑孩对一个温暖的，幸福的世界的憧憬吧。《枯河》描写了一个叫小虎的孩子的悲剧，他在村书记的女儿小珍的纵恿下爬上了书记院后村里最高的白杨树，为小珍折数枝。不料树枝折断了，小虎连同树枝砸晕了小珍。于是小虎遭到书记，父亲，母亲，哥哥的暴力毒打，最后悲惨死去的故事。

这两部小说，也许是莫言对自己的悲苦的童年生活的一种回忆与缅怀吧。

莫言十六岁到二十岁这段时间实在山东高密的农村这个大环境下生活成长的。他做过农民工，参加过挖掘胶莱运河的运动。在棉纺厂做过工人，司磅员。也做过棉纺厂夜校的语文教师。

二十一岁，历经阻碍的莫言终于参军成功。莫言参军成功，可谓是莫言人生之中最大转折点了。因为，他怀揣着满腔的抱负与热血走出了他熟悉的落后的农村，走向了军旅，走向了城市。莫言在军队里与战友之间的关系处的是非常的融洽的，表现也是积极的，勤劳的。他不怕干脏活，累活。为战友打扫院子，清理厕所。虽然他不张扬，但这些事都被他的战友和上级看在眼里。与此同时他在军队里还坚持学习，提高文学修养。

莫言在他二十六岁的那年，在河北保定双月刊《莲池》第五期发表了他的处女作《春夜雨霏霏》。这部短篇小说是书信体例的。描写了一个新婚不久的少妇，对他远在海岛上当兵的丈夫的思念之情。此时莫言刚刚结婚不久，他的女儿管笑笑也即将出生，可见莫言的婚后生活还是相当的甜蜜的。

二十七岁，因为在军队当中表现优异，而得到提拔，被调往北京延庆当干事。从此莫言就在生活上几乎彻底告别了农村的生活，伴着他的只有他过往在农村生活过的记忆。

三十一岁莫言以山东高密为地域原型，写了一部中篇小说《红高粱》。这部小说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可以说是莫言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的一锤定音之作吧。这部小说以“我”的视角为大家讲述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这部书里即有我爷爷和我奶奶的传奇爱情故事，也有我爷爷和我奶奶抵抗日寇的故事。给我们展示了山东告密的地域民风，也给我们展示了生命的强力。

四十岁，莫言为了纪念去年去世的母亲，创作了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当年冬天这部长篇小说在《大家》杂志连载。这部小说描写了关于母性的伟大，朴素与无私。但是这部小说中关于母亲与各种各样的人发生关系，生育儿女的情节，备受人们的争议。把莫言的推向了文学创作的风口浪尖，许多作家学者把莫言当做“文学叛逆”的代表。

四十六岁莫言发表了长篇小说《檀香刑》，再次引起文学界的热议。

在莫言四十到五十多岁的时候正是莫言人生最辉煌的时候，首先他在文学界已经取得了不小的地位，他的文学作品获得过各式各样的文学奖。其次，莫言也先后取得了文学硕士与博士学位。并且担任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先后受聘于中国海洋大学、青岛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做教授。最重要的是，莫言在五十七岁那年，也就是二零一二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从这分关于莫言生平的简历以创作当中，我们不难看出莫言的成功与他的家乡——山东高密，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莫言经过了少年与青年的各种磨难直到后来一部部走向中国当代文坛领袖级的人物。莫言先生这样的人生历程几乎可以说是先苦后甜的典型例证了。

诚然，莫言的作品的写实程度显的有些残酷，具有浓烈的批判性色彩。也许，莫言正是用他极富道德批判性的作品，为当下的日益堕落，日益安逸，道德日益沦丧，兼职观念日益扭曲、贬值的国人敲响的警钟吧。

四、对莫言作品的研究现状 莫言是一位富有争议的作家。1985年以前，莫言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可以说是默默无闻的。因为在这之前他总共发表了不过十几篇短篇小说，艺术上也还没有想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开始初露头角的是他1983年的短篇《民间音乐》，因其“空灵缥缈，与众不同”而得到前辈作家孙犁的青睐，但是也仅仅是认为其“主题有些艺术至上的味道”而已。可是，1985年中，他突然先后在《中国作家》、《收获》、《钟山》等刊物上发表了《透明的红萝卜》、《球状闪电》、《金发婴儿》等中篇小说，和《秋千架》、《枯河》等八个短篇。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作者在短短一年之内就奉献出一个多达数十万字的作品群。这仿佛让人们看到了文坛上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这时候渐渐地关注莫言的开始多了，在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之前，一些文学评论家和大学教授对于莫言的作品是持批判态度较多的。曾经针对莫言的作品，有张闳、李建军、蒋泥、王干、陈辽等近四十位文学批评家，大学教授，还有中国家协会成员都对莫言的一系列作品展开过批判。这种批判是全方位的，包括莫言创作中的艺术创作手法、内容、语言、修辞、主题等方面。

东华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教师李斌是莫《言批判》这本书的创作者于2013年3月21日，在他的个人微博中发表一篇标题为“恶之声”与《莫言批判》一书——我为什么要批判莫言的博文。在这篇博文中他这样说：“正因为热爱文学，我对于时下的文坛有不满，这种不满来源于创作，也来自于评论。文学作品应该是真善美的结晶——当然也可以是暴露于鞭挞假恶臭的结晶，应该给读者以真善美的引导，使读者阅读之后获得一种激动人心的向上力量······我们以为作家不应故弄玄虚、故作高深······[3]”

从这段文字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直接的对莫言的艺术创作手法提出了批判。他认为莫言的文学创作蔑视了文学创作的规律。不能给与读者在审美上愉悦，不能激发读者的审美情感，也不能给与读者积极的精神引导。莫言在看待艺术创作手法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看，艺术方法无所谓中外新旧，写自己的就是了，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只要顺心顺手就好。······无论在创作思想上和艺术风格上，不妨有点随意性和邪劲。” 在《莫言批判》这本书的序中李斌曾这样评价莫言说的这句话：“这种言论若不是自以为是的极端狂妄，便是因见识浅薄的极端自卑而生成的极端反弹。”

针对莫言艺术创作的手法，蔡梅娟也针对莫言的《丰乳肥臀》这本书写了一篇“对真善美的叛逆”的学术文章。

潘新宁也曾发表过文章“《红高粱》的失误及其原因”的文章指出莫言创作中的“溢恶”问题。

在莫言创作的主题方面许多作家指出了莫言作品进行了批判。有的人批判莫言作品中的许多人都表现出了蔑视传统道德伦理规范的特征。比如：汪树东在他的文章“从价值层面重读《红高粱》中，指出余占鳌与已婚的的戴凤莲在高粱地里翻云覆雨，大胆野合，除了在表现了他们的生命强力之外，还表现了他们对传统道德规范的无视。

有的人批判莫言的作品主题存在歪曲或者偏差。以丰乳肥臀为例。有人认为《丰乳肥臀》不仅仅表现母性朴素、无私与伟大。在精神内质上海是对母性的亵渎。如：王金成在他的文章“从崇拜到亵渎：莫言小说的母性言说”中分了三部分，以层层递进的方式来阐述了莫言对母亲、母性的亵渎。王金城认为《丰乳肥臀》中的性语言的泛滥，以及上官鲁氏跟各种不同角色的人结合，生育儿女的情节构设。使该书赞美母性的主题走向了偏差，歪曲，甚至走向了相反的方向。

总之，现代很多专家学者对于莫言的作品，就文学评论方面是持批判态度的。但是莫言的作品也不乏人们的喜爱，莫言的作品毕竟有其自身的优点的，是与中国的很多的作家是不同的，他的作品充满了奇幻色彩，想象奇谲，充满了空明神秘的色彩。莫言的小说在语言上也多是运用了民间方言，描写的内容也多是取材于民间。题材各式各样，叙事手法也是多变估计这些就是广大读者喜爱莫言作品的原因所在。

五、正文

1.对人性大发中个性自由之我见。

这里所说的自由指的是乏理性影响之下的自由，人作为一种高等生物自燃性中的所表达出来的自由。这主要表现在敢爱敢恨，直来直去，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一种担当。

中国上下五千年，没有那个和平时代不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问题的。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如果把一个国家的国家制度比作是“千里之堤”的话，那么这个社会中的各个社会问题就好比那一个又一个的“蚁穴”。如果忽视它，在积年累月，水滴石穿的作用下，这个千里之堤将会面临着崩溃的危险。

俯视古今，一统天下的秦朝，四海臣服的唐朝，万里无疆的元朝，到了最后不都是被那些小小的蚁穴给击溃了吗。

诚然，我们当今社会发展的主流是繁荣的。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足，人们精神生活的质量也是在逐步的提升。但是不可忽视的是，我们的当今社会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社会当下的发展而去忽视这些问题。作为一名文学院大学生，作为一名新中国发展道路上的知识分子，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具备的并不一定是文采，而是一种忧国忧民的文人情怀。在这种情怀中，我们关心国事民生，以及人们的精神状态。

目前，我们中华民族在物质上不再像民国以及新中国刚刚建立时那么贫乏了，但是我国部分国民在精神状态上仍然显得萎靡，廉价，空想与安逸。在这个社会思想消极疲软，病态百出，极大的阻碍了我国的社会进步和我们本民族的发展。

在世界的大舞台上，我国是一个起步较晚的国家。在十五世纪的西方，人们已经开始关注“什么是一个自由的人”的人性问题，同时也逐步展开了工业革命，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反观当时的我国，明清时期的“八股取士”“海禁”“文字狱”都大大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当时的国人谁会思考“自由”的字眼？人们只不过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奴才罢了。至于自然科学，那更可以说是寸步未进了。另外，也许正是现在国家物质的充足，使曾经在物质上极度缺乏的的国人在精神上出现这种问题吧。这些算是是我国某部分国民在精神状态上有着萎靡，廉价，空想与安逸等精神病态的历史性根源吧。

确实，在这个锦衣玉食，歌舞升平的年代，谁还会记得59年到62年饿死的那几千万人的饥苦？在这个炊烟缭绕，谁家的阿猫阿狗丢了或者死了都算是这家的大事儿的年代，谁还会记得我们的祖辈，冒着枪林弹雨扛大炮洒热血的丰功伟绩？

现在的国人，贪污受贿徒有虚名者有。追名逐利蝇营狗苟者有。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者亦不鲜闻。在这个有钱是仙，没钱是鬼的年代，在这样一个人性日益失真，人性冷漠，拜金主义泛滥，道德日益贬值的年代自然而然的就把人们分成了两样：有钱的人和没钱的人！在这里我把“酒神”精神献给那些在这个充满了不公，邪恶的社会的底层苦苦求生，处处失意的人们吧，希望他们在以后的生活当中，积极，向上，乐观。对于那些生活富裕且有涵养的人，他们的道德自觉性是不需要看了，至于那些生活富裕有为人处世无底线、无原则的人，谁会关心呢？

2、对人性之中的软弱性之我见

人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总是有其局限性的。我们的祖先在面对一望无际，波涛汹涌的大海，高不可攀的陡峰，飞流直下的瀑布，莫名深邃的雷电等不可抗的因素的时候，总会产生对自身弱小的认知以及对大自然的膜拜之情。正是因为人们自身的局限性，造成了人们自身的软弱性。

随着我们人类文明的发展，尤其是自然科学和社会文明的飞速进步，使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极大的加强。人类征服了大海，高山，雷电，甚至展开了对星空的探索。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员，我为我们人类目前所做出的一切文明成就而感到骄傲。

在我们的现代文明当中，人们的理性能够合理的制约人们的感性欲望。这种制约性主要表现在人们理性的自觉性以及经人们对经人们理性而制定法律的畏惧。比如人们因为知道抽烟有害身体健康，所以很多人压根儿就不去抽，或者那些原先抽烟的戒掉了，这就是人们理性的自觉性。至于人们对于法律的畏惧这就很好理解了，我们大多数人都是遵纪守法的人。一旦某个人跨过了法律规定的界限，那么他必定要受到法律的严惩。我想大多数人，不违法恐怕是承受不起违法的后果吧。

如果有谁能够告诉我，现在还有那个人不是“欺软怕硬”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人一定算是“国宝”级的了，而且还得被贴上一个“傻”的标签。

在莫言《丰乳肥臀》里给我们塑造了一个患有“恋乳症”，只能依靠女人的乳房生存的，软弱的近乎于低能的上官金童的形象。

上官家的男人是无能的，软弱的，尤其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上官金童，他们仿佛是中了魔鬼的诅咒般，那种人性的软弱无能深深植根于他们的灵魂深处。在上官鲁氏的那一代，一家之主的地位其实早就是她的婆婆上官吕氏了。上官鲁氏的丈夫也是软弱的，甚至都到了自己几乎都到了无法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于是这本小说一个关于女性的“悲剧”就上演到大家面前了。

上官鲁氏的丈夫在性方面是存在障碍的。上官鲁氏为了巩固自己在上官家的地位，她分别与自己的姑父，和尚，土匪，乃至是江湖郎中“借种”。但是可惜的是这些借来的种生下来的都是女孩儿。

最后，上官鲁氏跟一个身高体胖的瑞士牧师马洛亚生下一对儿女。不过很可惜，这一对儿女自生下来就有着先天的缺陷，她的女儿是个瞎子，她的儿子“金童”也是一个废物。

莫言通过描写这个阴盛阳衰的家族，到底是想我们展示了一个怎么样的文学问题呢？有人说是为了赞美东方伟大的母性，有人说是为我们展示了性爱的滥觞，让我们得到暂时放逐其中的快感。也有人说是通过这部小说讽喻我们现代人“种的退化”。

诚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们的说法都是有各自的道理的，但是我通过对“上官金童”这个人物的解读，我在他的身上深深的看到了人的软弱性，甚至让我联想到了现代人在某些方面执拧与愚昧。上官金童是个离不开女人的乳房的人，否则就不能生存，活活饿死。他奸过尸，在强奸尸体的过程中还充满了喜悦与神圣感。他当过公司的经理，但是有因为自己的愚蠢与无能而遭到失败，也许，这就叫烂泥扶不上墙吧。

在这本小说中，上官金童的母亲都到后来感到，养一个一辈子只能吊在女人乳房上的无能、软弱、窝囊的儿子，还不如让他死了算了。

看到上官金童让我想到了现代社会中的“拼爹一族”。放眼整个现代社会，现在有多少人在他二十岁成年能走上独立的道路，那怕即使是有一部分有为青年确实是依靠着自己的努力真切走上了自己的路。但是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当下的中国的大多数青年都是要依靠自己的家里的。

在2011年的夏天，在河北大学的新校区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校园飞车事件”。在这个事件当中有一句话瞬间传遍了大江南北“我爸是李刚”。如果肇事者没有他那个作为保定公安局局长的父亲。在撞了人他还会这么理直气壮嘛？这个例子就是现代父母的太娇惯和一些青年恃宠而骄，为富而骜对这个社会，对他人以及对自己的危害。

另外，最近在娱乐圈也是有着不少趣事呢。前段日子中国功夫巨星成龙的儿子因吸毒儿被逮捕。大名鼎鼎的电视巨星张国立的儿子也是因为吸毒而被逮捕。希望那些有远见的父母最自己的娇儿玉女多家约束吧。

武汉大学的一位著名教授，也是我国一位著名的哲学教授邓晓芒曾经说过，“中国每个文人的灵魂深处，都住着一个上官金童。”作为大学生中的一员，我们不妨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也是呢？

现在的大学生，就好比是“上官金童”在当今社会中的投影。二十四五的年纪，一辈子都过去了快三分之一了，还是离不开父母。当然在上学离不开父母是理解的，但是现代中国的大学生堕落如斯就很难让人理解并体谅了。

现在的大学生，有真才实学者少，不务正业者多，日复一日，虚度光阴，惶惶不可终日。毕业后，高不成，低不就，找不到工作的也是大有人在。

现代的大学生是“廉价”的，是具有人性当中的软弱性的。今时不同往日，现代的大学生可不比以往了，可以说是现代国民中一个非常尴尬的群体。我是深有体会的。在2013年我去到北京的一个星级饭店打工，在那里干的活是脏的累的，而且工资也是很少的。而当时与自己一起工作的都是十几岁不上学的小孩，在许多人情世故上自己甚至都比不过他们，毕竟他们在社会上历练的久了。

那段回忆也许是我大学生活中最难忘的一段时光了。现在的教育制度不是完美的，改了这么多年的教育制度仍然屹立不倒，可以说是我国国民弱行的体现吧。如果有一天，在我们中国“上官鲁氏”式的父母和“上官金童”式的孩子少了，教育制度得到了有效的改革，这样我国才有可能由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

只有这样，国民素质才能提高。否则，不可能。即使我国发展成为了一个物质发达的国家，国民素质也将成为制约我国再一步进步的软肋。

3.男欢女爱的背后。性是人的本能之一，这是任何一个人都不可回避的问题。两性话题在当今去多文人的笔下都为我们展示过，比如说余华。而在莫言的作品中，在描写两性之爱，女性特征方面更是明显。

几乎莫言的的所有小说中，都描写过男女之爱。如：《红高粱》中余占鳌与戴凤莲之间在高粱地里的野合，《红蝗》中四老爷与邻村小寡妇的通奸，《丰乳肥臀》中上官鲁氏的到处借种，《檀香刑》中孙炳的女儿眉娘与钱知县的通奸，《神嫖》中对于季范先生招了二十八个妓女到家里来等等。

对性的描写，自然是少不了一些关于描写女性特征的不雅的词语的，在莫言的这种词句可以说是有很多了，如果让我评价一下的话，我觉得这种词句有点多了，甚至是泛滥。如：

右手四个指头握着光滑的像女人小腿一样的枪托把子。（来弟）双乳在上下一笼筒的黑袍中剧烈的摇摆着，大多开着瑰丽的毛羽，像是两只刚刚交配完的雌鸟。

《丰乳肥臀》 皎洁的满月高高的悬挂在中天，宛如一位一丝不挂的美人。他的心就如遭受了突然打击的牛睾丸一样，痛苦的收缩了起来。鸟枪手和弓箭手也满脸的尴尬，走在书院外的大街上，如同裸体游街的奸夫。

《檀香刑》 在《莫言文集》中卷，第四扉页，作者如是说：“这肯定不是一部杰出的书，但肯定是一部有着我个人鲜明风格和别人难以写出的书。[4]”这种风格和别人难以写出的书大概就是这种充满了关于女性身体特征和性爱描写的风格与作品吧。

鲁迅在《中秋二愿》中，有一愿是希望作家们从此眼光离开“脐下三寸”，少些“满纸性爱言”，如若不然则“有辱斯文”。

通过莫言的作品，我们可以了解到莫言对这些是不以为然的，他的作品当中从来不忌讳两性话题，这也许就是莫言在文学创作中高举“文学叛逆大旗”的代表性特征吧。在这里就不对莫言作品中的两性话题和词句就不过多的加以评论了。毕竟，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风格，创作手法与创作语言。每个作家都应该大胆尝试，而不应该局限于文艺创作理论的条条框框当中。莫言的作品即使在这方面存在问题，我们也应该正视一个问题，他写出来人的某些特征，让人们在他的作品当中是自己最原始的欲望可以任意遐驰。也许正是如此，莫言才能获得“诺贝尔奖”吧。

针对在莫言作品中充满女性特征的修饰语和关于那女之爱的描写，我想说的是莫言是一位写实作家，他通过这些语言和情节的构设极大限度的还原了人们性格当中的真实面貌以及我们我们当下社会的真实。

在当下的社会，性与爱仿佛也变得越来越廉价了，古代的贞操观念也是早就是一名不值了。现在的中国出现了去多新词语，比如“小三”、“叫兽”、“潜规则”、“艳照门”等等，每个词语背后都反映了这样或那样的社会问题。现在的中国全国各地的黄色市场屡扫不清，大学校园周边宾馆林立，每到周末都是爆满，为了满足一对儿有一对儿的小情侣。

现在网上各种相亲网站火爆，很多人都说“婚姻是爱情的结晶”，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宁愿去相亲而不是直接去恋爱然后在结婚？因为，对一部分人来说，他们已经不相信了爱情。在当下的社会，由开始恋爱一直坚持到结婚比例占夫妻的比例是很少的，至少在大学中是这样，在这个社会中就更是这样了。当下，随着我国的发展，中国的“性爱”观念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性价值观念在贬值，甚至有的都到了不知廉耻的地步。

莫言可能用过分的文笔，夸张的语调，真真实实的写出了人们灵魂深处的对性的渴望与享受。如今人们的欲望大多是被伪善、高大而虚伪的外衣遮掩了。莫言如此真实的人性写照，不仅仅是是为了写实，描写人的自然本性，让人们在他的作品当中能够更好的认识自己，完成反思，完善自己。还通过他作品中的男女之爱向我们警示了我国目前略严重的“两性问题”。

针对我国目前性爱价值观念贬值的这种现状，希望我国能够及时出台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来加以纠正，管理。最好在我国的教育中能像发达国家一样，从小学就对孩子进行性知识启蒙，使他们以后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加大对社会不良风气的整顿，治理黄色产业。另外，我也希望大学生们能够自强，自爱，在大学不要这么颓废。使天下礼法有度，克己复礼。

4.对人性当中暴力问题的看法。

在人性当中是具有暴力，野蛮的天性的。当我读到莫言的《檀香刑》时，我深深的认识到了人们灵魂深处所具有的最原始，最遥远的那种野性和残酷。

在莫言的《檀香刑》中，极其细致的给我们描写了酷刑的经过与残酷。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妙的情境，自己仿佛是身临其境一般真实。这本书一共写了六次行刑的过程。分别是侩子手用斩首这种形式的刑法处决“赵甲”的舅舅，余姥姥用腰斩来处死偷盗国库金银的库丁，余姥姥与赵甲联手用“阎王闩”处死小太监，赵甲给戊戌六君子斩首，赵甲用凌迟的手法处死刺杀袁世凯未遂的钱雄飞，最后一次是给孙炳上“檀香刑”。

在莫言写的《文学创作与民间资源》这本书中有这样一个问答。问题是莫言为什么要选择写一本关于酷刑的书呢？莫言是这样回答的：酷刑的设立，是统治阶级为了震慑老百姓，但事实上老百姓却把这个当成了自己的狂欢节。酷刑实际上成为老百姓的隆重的戏剧，执刑者和受刑者都是这个特定舞台上的演员。

莫言在这个问答当中，把老百姓在面对刽子手处决犯人时的围观说成是了狂欢，可见莫言是认为中国的国民在骨子是有着暴力印痕的存在的。放眼现在的中国，虽说我国已经进入了小康社会，人们过上了幸福生活，但是仍然时不时的会有局部的不和谐。比如去年6月21日晨一伙暴徒驾驶汽车冲撞喀什地区叶城县公安局办公大楼，并引爆炸弹。2013年10月28日，北京天安门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和今年3月1日发生在火车站的严重爆恐事件。虽然，这些爆恐分子是我国的一些分裂组织与我们日常生活没有那么贴切。

在2015年4月6日，腾讯新闻报道了一起“虐童事件”，网上附有一张孩子的背部图片，伤痕累累，惨不忍睹。在2014年9月25日，人民日报新闻头条中盘点了去年十四起虐童事件。另外虐待动物的事件在我们身边也屡见不鲜。

这些暴动与虐童，虐待动物的事件严重危害了我国社会的和谐稳定。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着暴力的天性，都有野心与欲望，只不过是人跟人之间不一样罢了，有的人能够很好地制约自己，而有的人则不行。

徐兆武在他的一篇关于《檀香刑》的论文中只出了这样的一个观点，《檀香刑》中在描写酷刑和人们狂欢的背后，缺少了一双悲悯的眼睛。在这个以和谐稳定发展为主流的社会，人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偶尔有暴力事件这种不和谐的事件发生，也是可以谅解的。莫言《檀香刑》这部书解读了人性中的暴力，我们每个人在一定条件下几乎都会展现自己的暴力天赋。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在这种天赋的背后都有一双悲悯的眼睛，来共同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安定的社会环境。

五、附录及参考文献

附录：【1】选自莫言.《檀香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489.【2】选自蒋泥.《大师莫言》.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209

【3】选自东华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教师李斌2013年3月21日博文

【4】选自《莫言文集》中卷，第四扉页，1970年版

参考文献：

1、《莫言批判》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4

2、《大师莫言》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2.11

3、时事新闻与著名学者博文

第二篇：反思莫言现象

2012年岁末给人带来的惊喜莫过于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对于中国广大文学爱好者、读者及莫言本人无疑是最大的喜事，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给国人或是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光彩。

然而对于这样的一种景状，我们看到的不是惊喜，却是一种悲哀。莫言获得了诺贝尔奖，固然值得围观和庆贺，可是当全国人民都为此而陷入了一种极度崇拜和迷恋之中的时候，这是不是一种畸形的狂热，是不是一种堕落的表现?——从莫言10年前的手稿飙升至120万元、网店出现特别标注“莫言故乡”的“高密火烧”和烤鸡，到莫言签名书在网上加价售卖，最贵的《透明的红萝卜》网上要价10万元;从莫言家乡要种万亩红高粱、打造莫言体验区建旅游大县，到6年前以1000元随意注册白酒商标“莫言醉”飙升至1000万元。难怪对于这种颇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消费现象，作家北村发出了“好端端的一个莫言就要被你们给毁了”的无限愤慨。

一个成熟的社会是应该用一种比较平和的态度来面对莫言获奖的。而网络和媒体对莫言获奖的持续深挖和追踪、公众对莫言的狂热和迷乱，却不亚于作家创造的那个虚构世界，甚至还多少带有一些荒诞的色彩。这说明了什么?是美德还是低俗，是褒扬还是诋毁，是中肯还是功利?

“消费莫言”的形式花样百出，归根到底就为了借助名人效应来获取自己的财富。对于此种状况，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陆建德教授提示国人应“走出诺贝尔奖的迷失”。莫言本人则说，“围绕着诺贝尔文学奖这个问题诸多的争论是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看到了人心，看到了世态。”可见我们并没有做到正确对待诺贝尔奖，更没有做到正确对待莫言!

是该对莫言现象进行反思了

莫言不自觉的成为东方文明的罪人。在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中，他不自觉的成为西方进攻的急先锋。

他的文章让世界对于中国的认识误解更加增大，让中国人特别是海外华人矮人一等。

在今天，大多数人西方人对于中国的认识还处在一种愚昧，落后和暴力的形象之中。仅仅是部分人对于中国有了一点新的认识。而莫言的文章加重了前一种认识。

中西方的文明碰撞，在古代仅仅是几个远途跋涉的人，像马可波罗一类，对于中华文明也不过是眼中所看到的描述，而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仅仅是瞬间的表面。直到1840年，中西方开始了真正的碰撞，但在这个时候，西方已经完全放弃了因传说而对古中国的敬仰。因为西方的文化革命，变得强大起来，在世界各地进行殖民。在他们的征服中，诸如美洲，非洲，印度，那些落后的民族和部落都成为野蛮的代名词。而1840年以后，中国对于西方的侵略的暴力反抗也形成西方心中的野蛮形象。西方人一直都是这样，直到今天，他们所带来的流血在他们看来都是正义的和先进的，而对于反抗一概都被他们视为愚昧。落后和野蛮。

中华民族经历了一百年的痛苦，经历了一百年非人的折磨，就像一个长期被蹂躏的妇女，佝偻不已，即使我们的精英也在骂中国的落后。这一百年，无数的中华英雄用鲜血来捍卫华夏文明的延续。这一百年来的风风雨雨，在西方来看，就是野蛮，落后，暴力的。

所以，西方对于中国文明的认识是建立在一个这样的意识基础上。即使中国在建国后取得的伟大成就，比如战争的胜利，他们也认为是暴力的升级。而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由于长期的封锁，根本没有机会在世界上展示出来。故而西方即使在今天，大多数人对于中国的认识还处在一种愚昧，落后和暴力的形象之中。仅仅是部分人对于中国有了一点新的认识。

而莫言的作品为了用自己的审美特点来表现一种特殊的效果，把很多人写成扭曲的，甚至幻觉的，更增加了一种原始的味道。这种味道中不可避免的渗入了暴力，强力，野蛮和非洲式的夸张。如果从艺术的角度，这种形象 未必不可。但是，莫言生错了时代，也生错了地方。在一个被误解的国度和被误解的文明中，他的描述增加了西方对于他们原来固有的中国形象。这种形象来自一个中国人的书写，又怎能不让不理解中国人的西方人认为自己原来的认识是正确的？

这种认识会形成一种力量，那就是西方人会决定用西方的文明来取而代之。

历史证明，人类任何的流血冲突都是意识在作怪。几百年来，西方总是自以为是，以文明的卫道士来消灭了别人。而对于把愚昧落后和暴力从世界上抹掉也成为西方人的理想和伟大的象征。

中国人并不是莫言文章中的原始、野蛮、暴力。诺贝尔奖的评委不懂中华文明，莫言先生不能不说不懂。在人类的几大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融合了天地文明，道教文明，儒教文明，佛教文明，特别是中国的天地文明成为任何文明无法战胜的，也成为任何文明闯入，最后被融化的母体。中国的古代人敬仰天地，以天地之变化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这种天人合一的文明营养了古代的中国人，从那时起，中国人已经摆脱了愚昧。道教文明中和了人本文明，增强了对于人本身这个肉体宇宙的认识，增加了人类对于未来的预感认识，这种对于未来的认识在今天也比很多仪器有用。这种文明在今天也不能说落后。而儒教文明则是对于人口聚集而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伦理管理，这种管理既包含了对于生命如蚂蚁和蜜蜂的生态效仿，也包含了人身修养的行为方式，形成的人伦道德礼义仁智信不能不说是对于中华文明和世界的贡献。这种人本修养不能不说中国人已经摆脱野蛮。在世界的其他任何角落，都没有这样的文明，也没有这样的人民。佛教让中国人柔软，对于隐形世界有着畏惧，对于轮回有着信念。这一切的中和就是中国人。而不是莫言先生的野蛮和残忍。莫言先生反其道而行，增强了中国人的愚昧落后和野蛮，难道不是对于中国文明的背叛吗？一个忘记自己是怎样的人，是怎样的文明孕育出来的人，只能在毁灭自己文明的道路上越走越深。

在中国的历史中，有孔子，也有盗拓。不能说中国没有一点那种愚昧。但是从历史的长河中来看，毕竟盗拓是很少的一部分，而代表整个民族文明走向的还是正义的。这种少的东西也许也正是莫言先生所能申诉的理由。假如在一个强大的德国或者其他国家，这种对于愚昧的挖掘或许是一种鞭策，也是文人的为人的理由。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我一直说莫言先生生错了时代，也生错了地方，在现在的中国，存在着一个文明的战争。

这个文明和其他几个文明曾经在世界上放过异彩，那就是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再晚一点还有希腊文明。忘了，还有玛雅文明，从实际意义上来说，这几个文明都是在文明的碰撞中形成的战争中烟消云散。唯有中华文明存在下来。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从1840年开始，这种碰撞并没有停止，而这种碰撞的程度也随着正弦曲线在不断的往前延伸。这中碰撞带来的就是战争，融合，再战争，再融合。每次规模大小不同。

假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也就明白了西方列强为何在我国周围摆下了弯月形的核包围。历史不是过去，在冷兵器时代，我们能够用长城挡住匈奴的大兵。现在科技的发展，把地球已经缩小，碰撞形成的种族灭亡时刻可能发生。

在几千年前，以色列人还能够在哭墙边痛苦，然后流浪世界几千年，而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也去毁灭自己，我们恐怕连痛苦的机会也没有。别人也不会给我们和别人争饭碗的机会。当然，也有些人或许认为中华文明不见得很好，说不定西方文明更好。那我们就要看我们怎样接受西方文明。我们从来不排斥西方文明，哲学家毛泽东一直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假如这种接受掌握在西方的手中，我们就如同阿富汗、伊拉克。大量的人民会生灵涂炭。假如我们不能守住自己的家园，我们的下场不比古代以色列人好，在世界给各地会因为我们抢饭碗会对我们进行排斥，甚至屠杀。

莫言无形中在意识上帮助了西方，对于本民族进行了误伤，降低了本民族的威信，让海外华人都和野蛮，原始、暴力沾上了光，这种情况我们不能不进行深刻的思考。假如我们这样下去，我们不但不理解我们的文明，不去弘扬她，却在无形中糟践，而西方人更不懂我们的文明，那我们许多人或许几代后将后悔不已。

比如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莫言的《红高粱》。在莫言获奖之后，我也感到骄傲，但是听到是《红高粱》的作者，我很是不安。西方人按照自己的感知来发奖，会不会对我们是一种伤害。而莫言的作品能否像长江黄河的水一样，滋润我们的民族。最后看了他的一些书，我更是不安起来。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最深刻的莫过于《红高粱》了。一直到现在，许多人对于《红高粱》都是深恶痛绝的。因为《红高粱》的出现时晴天霹雳，彻底震毁了中国人的道德防线。

我们知道，有一位哲学家毛泽东用以权制权的方法来进行权利的共产主义运动，对中国文明进行改革。这个改革失败了。中国人没有上升到哲学人。这是毛泽东最大的手笔，但是用他的同志作了试验品，而且失败了。但是，在这种失败的后面却提高了一群人的素质。这群人就是当年的工人阶级，这个阶级养成了爱学习，爱劳动，爱生活，能吃苦耐劳，能自力更生，一不拍苦二不怕死，能够中西结合，能够古为今用，能够认真做事，踏踏实实，能够朴实做事，厚道为人，能够贫贱不能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他们爆发的生命力在那个时代焕发了青春。

莫言应该就是那个时代的人。那个时候，认真朴实是人生之道，是信仰之道。所以当这种语音还在的时候，《红高粱》的肉欲，野蛮，原始对于这个民族造成多大的精神震动是可想而知的。在破坏原来的中华文明精神方面，莫言虽然不是主力，但是在那个时代，却成为破坏者的急先锋。在很多中年人的心理都有着种感觉。很多年过去，许多人都能感觉到《红高粱》是个分水岭，之前的人吸取了中国的古人的文明，只不过多了一种向天斗，向人斗的斗争精神。这种精神在我的一篇关于红玉的的文章中进行了论述。中国古代文明实际上就是玉石文明。这种文明表现为一种礼义仁智信的道德规范。而在中国的毛泽东时代，由于敌人的包围，我们表现为一种斗争，一种敢于流血的红玉精神。我曾经给一位画家写的文章中就提到这种精神。

改革开放后，莫言没有描写时代的中国人，没有真实的挖掘中国当时的人心，却依照西方的审美意识来进行原始，野蛮的塑造。

诚然，艺术的变化对于文学家来说是应该的。在人们已经满足红高亮的时候，就像吃饭已经到腻味的时候，就要改变伙食的时候，改革开放开始了。恰恰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找到我们自己的新伙食，没有找到新的艺术方法，于是我们不少人就把传入的西方思潮作为一种模式进行运用。

但是我们从历史上知道，流感病毒最易传染，坏的东西跑的最快。从文艺复兴开始，正规的塑造成为一种模式，从而出现了西方文化的大繁荣，达芬奇，米格朗斯诺，拉斐尔无不是在正正经经的知识规律中徜徉。在几百年中，西方的艺术就在情感和写实中斗争，在富丽堂皇和朴实无华中斗争，在概念和非概念中斗争，在贵族和平民中斗争。这几百年的变化没有逃脱人类的形式和逻辑。而当印象派出现后，色彩深奥使人成为一种骗子，骗那些更不理解的人们。这是一种人类发展的足迹，因为知识的爆炸，我们每个人只能知道自己行业的知识。我们时刻可能接受知识的欺骗，成为被别人咋骗的对象。在艺术上也是这样，当西方人在左右冲突中寻找新的哲学突破的时候，垃圾就应运而生。有些人用自己的身体涂上颜料滚出了画，有人用小便池反成了高档艺术品。野兽主义，表现主义，连带蒙克的精神变形都成了艺术品。文学艺术也紧跟着美术，各种表现手法出现，甚至神经病的喃喃之语也会成为大师的作品。

西方的世纪末的神经的艺术如此堕落，说明自文艺复兴而来建立的一切在接受生命轮回的考验，在疯狂中走向没落。而他突然跑进了中国。就像一个华丽狐臊的人跑进了老实巴交的关中平原。却因为能够攫取，而受到一些精英的追捧。《红高粱》便应运而生。虽然在年轻的莫言来说，可能是为了追潮流，或许为了尽快出名，但是却成为西方进攻中国的急先锋。所有中年的人都能记得，从红高粱后，中国人的性情大变。虽然不尽是红高粱有这样巨大的威力，实用主义也起到了主要作用。但《红高粱》赤裸的先锋作用是很多人能看到的。从此中国人渐渐失去本来的伦理道德，假货满天飞，各种缺德的事情穷不尽。淫荡漂浮在中国的上空，一切在溃废中出现。无怪乎一个为民族呐喊的作家——贾平凹写了《废都》之后写废乡（《秦腔》）。

没有几个人能够看到这种文化的碰撞。本来是西方难以摆脱的世纪末情感，也就是让西方的情感危机，传染到中国，让中国疯狂。而西方得救了。这种传染真难以用逻辑说明。就像经济危机的输送，他送给你，他就得救了。实际上这也是意识危机的输送。也是大碰撞中的一种现象。就像要毁灭一个人一样，给你吃上几口鸦片，你就完蛋了。

1840年，英国人用鸦片撬开中国的大门，当代，西方人又把精神鸦片传进来，让我们的道德、我们的文明在崩溃。

我们很多人意识不到这一点，当我们做的符合西方的时候，西方还会给我们一些奖赏。这是中国的悲哀，在几十年前，阿Q只会对权贵哈腰，对下层怒喝，今天的人们还不如祖先阿Q。在自残中接受西方的奖赏，并且整个中国为之欢呼。

现在，是该对莫言现象进行反思了。假如我们不去思考，华夏文明也和其他文明一样消失，海外华人也和当年以色列人一会受到歧视。

有些人则不以为然，会说，中华文明不就是现在不如西方文明，我们本身就是有许多黑暗，难道还不能说出？非也，天时地利人和，中国人讲究在这个。

可以这样的打比方，西方想让你洗牌，加入他们的文明与丑恶，不管你的文明还是丑恶都完蛋。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希望重新洗牌还是希望自我觉醒，进行系统修复。纯粹的自我揭露，给了洗牌以口实。对于修复没有很大的帮助。而希望修复的在揭露的同时对正义进行了歌颂。中国的华夏文明应该被洗牌还是被修复，在世界发展的今天，中华文明中的伦理文明，天地文明和修养文明都是对霸权后的地球之伤的维护和愈合。故而我希望不是洗牌，而是修复。

我希望我说的是对的，因为我长期身卧病榻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还有很多，虽然我不太写文章，将来我还会说出来。就像当年我发表《生命共产主义》一样，被人们现在广泛应用，并被表明生态文明建设。我不是来驳斥莫言老师，我毕竟是晚辈，也希望莫言老师提出批评，以后我也会写出造成黑暗的哲学原因，同时希望莫言老师今后多说些歌颂华夏文明的话语，那将比原来影响还大。我希望在文明大撞击中，我们不要被一些事物蒙蔽，我们的血液中已经打上这中烙印，假如要我们的行为造成我们文明的灭亡，我们就只能死亡。这就是生物界的生态选择。

第三篇：莫言：足球展现人性好斗一面

莫言：足球展现人性好斗一面

腾讯体育独家专访 2014-07-1

2跨界对话：莫言与国际足联秘书长

大文豪莫言做客腾讯

对话国际足联秘书长

不同人对于足球运动有不同的解读。国际足联秘书长瓦尔克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今天做客里约的腾讯世界杯前方演播室，分享了他们对于足球的不同认知。

西装革履戴着一副眼镜的瓦尔克温文尔雅，曾经是媒体人出身的他对于演播室再也熟悉不过，但当他进入腾讯演播室的时候，还是被窗外的美景叹服。虽然今天里约阴天，但是窗外里约的海滩和标志性景点面包山依旧清晰可见。瓦尔

克进入演播室那一刻也不由自主地拿起自己的手机，拍了一张窗外的美景。

5月16日就来到巴西的瓦尔克对于这届世界杯已经非常熟悉。“一开始我只是碰到巴西人，但是随着比赛的临近，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观众和媒体都来到了这里。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世界杯能够团结人类的力量。”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国著名作家莫言昨天刚刚抵达巴西，第一次来到南美大陆的他对于这里充满了新鲜感。虽然刚来巴西，但是莫言在国内也一直很关心世界杯的进程，“在国内我也看世界杯，但是由于时差的原因，我只看了几场。不过中国人对于世界杯非常关注，很多人熬夜甚至请假看球，对于一项和自己没有太多关系的体育赛事，却能倾注那么多的热情，让我印象深刻。”

莫言分享足球情缘

瓦尔克忆职业生涯

此前很多人说，莫言是一个地道的球迷，并且曾经在读书的时候担任球队的守门员。谈起这段经历，莫言回忆道，“（说起担任门将）这基本是个玩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当时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和一帮作家一起踢球。我不会踢球，大家就让我去守门。我自己实际上算是半个球迷，我觉得足球运动在中国非常普及，大家关注得很多，但是踢得很少。”

国际足联秘书长瓦尔克与足球的情缘并不太直接。从小喜欢体育的他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担任法国电视台体育频道的总监。“每个人都该对自己有清晰的认识，虽然我很小就喜欢体育，不过我从来都没觉得自己会成为了一个运动员。”

瓦尔克2003年加入国际足联。四年后，他成为了国际足联的秘书长。“从我自己而言，我从90年开始接触到足球，从此在这个领域中一直工作。进入国际足联以来，我感受到这项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和传播。”

莫言看到足球人性好斗一面

瓦尔克解读世界杯成功原因

每个人对于足球的理解不同，从莫言一个文学巨匠的角度来看，足球这项运动展现了人性中好斗的一面。“足球展现的是人与人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的智慧对抗。人性中好斗的一面在球场中得到了释放。足球运动员在球场上展现了人类的极限。”

而瓦尔克对足球的解读更多是站在商业层面上。曾经担任过国际足联市场总监4年之久的他对于这个领域无疑非常熟悉。作为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盛事之一，瓦尔克觉得世界杯的成功更多来自于足球运动本身。

“足球是一项很有趣的运动，它本身的吸引力超越了其

他体育项目。”瓦尔克说，“足球是一项容易普及的运动，现在的巴西在海滩上就可以踢足球，如果一个纸团放在地上踢起来，也是足球的一种表现形式。足球的规则和场地在全世界各地也做了相应的修正和修改。”

这些年世界杯的推广也让国际足联看到了更广泛的市场。“印度和中国是未来很大的市场，他们占据了世界1/3的人口。如果普及起来，足球运动一定会更受欢迎。”瓦尔克说。

谈及本届世界杯，从卫冕冠军西班牙小组出局，到半决赛巴西被德国战车以7-1的悬殊比分横扫，整个世界杯的走势出乎人们的意料。而莫言觉得这正是足球的精彩之处。“有时候你觉得有的队伍应该获胜，但是却最终被逆转；有的球眼看进不了，却鬼使神差的进了；而有的球眼看就要进球却打到横梁上，或者最后一刻被后卫挡出。有的队伍终场前绝杀，体育比赛的不可预测性也非常具有戏剧性。”

莫言寄语中国足球

发展需要群众基础

虽然世界杯在中国非常受关注，但是中国足球的缺席却是一大遗憾，在莫言看来，中国足球还有很漫长的道路要走。

“在文学领域，作家是通过独特的个人风格来树立自己的地位；体育场上，运动员也是要展现自己的风格，以及与

其他人不同的东西。足球运动也是追求个性的运动。”莫言觉得足球和文学有相似点，但更多的是不同。“对于中国文学而言，不能说获得了诺贝尔奖就已经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只是中国文学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而作为中国足球而言，想参加世界杯，道路还比较漫长。”

在莫言看来，缺少足够的群众基础是制约中国足球发展的原因。“中国足球运动发展还是比较晚的，仍然不够普及。不像乒乓球有群众基础，很多在农村长大的孩子都没见过足球。所以足球人口在减少，中国足球发展需要更长的时间。”

在对话结束的时候，莫言送给瓦尔克一本《孙子兵法》，而秘书长接到这份礼物后欣喜万分。“中国文化有很多的精髓很值得学习，即使走到更高的岗位上。只有汲取更多文化之长，才能成为最终的赢家。”

如果用莫言老师的作品名字来评价中国足球的话，大致如此：

国足球员个个喜欢（丰乳肥臀），在场外和（蛙）似的上蹿下跳、乱喊乱叫，一到赛场却好像是刚从（酒国）回来一样，在如此（生死疲劳）的状态下，每场比赛只得朝天开出（四十一炮）。每当（战友重逢），个个（老枪〃宝刀）都在后悔年轻时没有充分施展自己的天赋。（黑糖）

第四篇：浅析福克纳对莫言的影响

浅析福克纳对莫言的影响

［摘 要］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福克纳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深远而持久，其中最具典型的代表便是莫言。本文运用比较文学中的主要研究方法，从写作环境、布局方法、女性意识等几个方面对福克纳和莫言的主要作品进行具体分析，试图说明福克纳对莫言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影响。

［关键词］福克纳，莫言，意识流，多视角，女性意识

一

莫言，山东高密人，从1980年代中期起，他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在中国的文坛上，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问学”的代表作家。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和意识流创作方法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2011年8月，莫言创作的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其创作明显受到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

莫言在读完《喧哗与骚动》的序言之后说：“福克纳不断地写他家乡那块邮票般大小的地方，终于创造出一块自己的天地。我立刻感到受了巨大的鼓舞，跳起来，在房子里转圈，跃跃欲试，恨不得立即也去创造一块属于我自己的新天地。” 他立刻明白了其实他所生长的高密东北乡也是他的一笔财富，他要写那里的土地、河流、树木、庄稼、花鸟虫鱼、痴男浪女、地痞流氓、刁民泼妇、英雄好汉„„他要创建一个文学的共和国，并做这个共和国开国的皇帝，主宰这里的一切。

莫言说：“我与这个美国老头（指福克纳）建立了一种相当亲密的私人关系。我经常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我还用见到他的书就买这种方式来表示我对他的敬意。”

二

提到福克纳，就不得不提他的约克纳帕塔法。约克纳帕塔法是福克纳根据自己所热爱和眷恋的故乡,为他的许多小说所虚构出来的一个县城，包括杰弗生镇连同周围的乡野。福克纳独创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把对美国南方历史的反思与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联系起来，不仅是美国南方的历史缩影，而且是全人类发展的一种象征，具有深厚的美国南方性质，也是作者故乡的体现，都包含了浓重的美国梦思想。

在“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中，福克纳写贵族世家，例如沙里多斯家族，康普生家族和麦

卡斯琳家族。其中《喧哗与骚动》的故事便发生在杰弗生镇上的康普生家，写了康普生家后代四人的命运：长子昆丁始终被一种没落感追随着，敏感而又孱弱，把妹妹的贞操与门第的荣誉甚至自己生与死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最终选择自尽。女儿凯蒂从“南方淑女”的规约下冲出来，走过了头，成了一个轻佻放荡的女子。次子杰生成为一个实力主义者，仇恨与绝望有时有使他成为一个没有理性、不切实际的复仇狂与虐待狂。而小子班吉则是一个先天性的白痴。曾经的繁华只是昙花一现，瞬间便湮没在了纷繁复杂的社会之中。福克纳还写贫穷白人和“新南方”的发迹者，《喧哗与骚动》中的杰生便是后者的代表。

而回顾莫言的主要作品《蛙》、《酒国》、《枯河》、《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红高粱家族》、《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檀香刑》等等，这些书名，这些大地的意象，这些强悍的生命之力的征象，它们共同组成了莫言的故乡，一个辽阔的无边的文学故乡：高密东北乡。其中《檀香刑》便是莫言潜心五年完成的一部长篇力作。在这部小说中，莫言以1900年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袁世凯镇压山东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仓皇出逃为历史背景，其间穿插多种地方标志性意象，例如“猫腔”便是一种极具特色的地方小戏种，唱腔诡谲，唱词激昂，充满着力量和鼓动性。凤头部和豹尾部的每一章开头都引用一段猫腔唱词，地方色彩浓郁，滑稽而朴实，更加重了高密东北乡的文学故乡地位，用摇曳多姿的笔触，大悲大喜的激情，高瞻深睿的思想，活龙活现地讲述了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一场可歌可泣的兵荒马乱的运动，一桩骇人听闻的酷刑，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情。

由此我们似乎能看到约克纳帕塔法和高密东北乡的相似之处，同为一个博大的环境，为作者孕育了诸多代表性的作品；同为作者灵魂的寄托之处，感染着作者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处细节；却只是前者为虚构，后者为莫言土生土长的故乡。直到如今，莫言还是时常回到山东高密，下到田间，感受那里的一草一木，寻找自己写作的灵感和素材。

三

作为英美意识流小说的代表，福克纳的意识流小说《喧哗与骚动》可以称得上是其颠峰之作，是一部在创作技巧和艺术风格上独树一帜的典型的意识流作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填补了20世纪意识流小说创作中的某些空白。在表现技巧上，福克纳大胆地采用了多角度叙述、意识流和“神话模式”等手法来展示人物的精神世界与意识活动。《喧哗与骚动》共分4个部分，详尽地叙述了4天中发生的事情。其中第一、三、四部分的时间分别是1928年4月7日、6日和8日3天；而第二部分则叙述了1910年6月2日昆丁在自杀前的意识活动，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时间顺序，不按时间顺序来交代故事，而是跨越时空界限，将各种生活片段拼凑在一起。而这四部分又分别由4个人进行叙述，将自己感受最深的部分突显出来，将多视角叙述的技巧运用得淋漓尽致。《喧哗与骚动》还是福克纳运用“自由联想”意识流手法的代表作，在班吉的部分其意识流手法更为突出。例如班吉看到车房里的旧马车，思绪立马牵扯到有关坐马车的一段回忆，他看到牲口棚，脑子里又出现圣诞节前与凯蒂去送信，来到牲口棚附近的情景。据统计，在“昆丁的部分”里，这样的“场景转移”发生得最多，超过二百次。《喧哗与骚动》的译者李文俊先生认为，福克纳之所以如此频繁地表现意识流，除了他认为这样直接向读者提供生活的片段能更接近真实之外，还有助于刻画特殊的人物形象。

莫言曾经说过：“没有象征和寓意的小说是清汤寡水的。”他的《红高粱》和《檀香刑》都是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却也赋予了这个小小的地方以深刻的象征和寓意。《红高粱》和《檀香刑》均写了外国侵略者带给东北乡的灾难，前者以大片大片的红高粱寓意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气节、生生不息的战斗力和火一般的热情与激情，而后者则通过夸大而残忍的描写，刻画统治者的残暴荒诞行为带给百姓的灾难。在结构上，莫言的《檀香刑》采用传统的凤头、猪肚、豹尾的结构形式，却也不乏新颖之处。在凤头部，他分别写了眉娘浪语、赵甲狂言、小甲傻话、钱丁恨声；在豹尾部，他又分别写了赵甲道白、眉娘诉说、孙丙说戏、小甲放歌、知县绝唱；而在猪肚部，他则采用了全知全能的视角，用直白的叙述描写一段传奇。整部《檀香刑》采用了多方位、多视角的布局手法，将情节穿插在其中，单看每个人的叙述都是不完整的，可是当把所有人的内容组合起来便可以发现，莫言淋漓尽致地为我们呈现了封建王权和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和非人道性。

四

福克纳所生活的南方社会当时正处于社会发展转折的十字路口，而美国南方以种植园经济为主，封闭落后。在这样以男权为中心的背景下，女性不可避免地备受压抑和痛苦，女性从内心深处爆发出一种打破桎梏束缚的叛逆精神。《喧哗与骚动》中的凯蒂与她女儿小昆丁都是叛逆者的典型代表。凯蒂是《喧哗与骚动》的核心人物，全书虽然没有任何一节取自凯蒂的视角，但是四个主人公的叙述却完全没有逃离凯蒂这个主题。凯蒂漂亮、热情，富有同情心，是人性的美好体现。但是,在众人眼中，凯蒂轻佻放荡，行为不检，但是她的叛逆、她的悲剧是对整个社会的控诉。像母亲一样，小昆丁的叛逆行径也与“南方淑女”的形象大相径庭，但是她敢于离开这个冷漠而残酷的家，追求自己的希望。其实福克纳是在赋予她们力量，这是对女性的同情，更是肯定。在《喧哗与骚动》中，福克纳还满怀激情地歌颂了地位卑微的黑女佣迪尔西，福克纳说过：“迪尔西是我自己最喜爱的人物之一，因为她勇敢、大胆、豪爽、温存、诚实。她比我自己勇敢得多，也豪爽得多。”

而在莫言的作品中，女性意识也表现得极为突出。莫言自己曾说过，《蛙》中的主人公“姑姑”是他身边的亲属，他生活中的确有一个从医50年的姑姑。在高密东北乡，姑姑是被当做圣母一样看待的人，她接生的婴儿有数千个。当然，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姑姑也为那些“违规”怀孕的孕妇做过很多引产手术。而莫言刻画“姑姑”这个形象，是既有爱也有恨的，当计划生育高峰袭来时，姑姑宣称：“党指向哪儿，我就冲向哪儿。”她坚守革命，没有原则，没有思想，甚至是野蛮地执行任务，“喝毒药不压瓶，上吊给根绳”，“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出生率降低，这也是中国为全人类作贡献！”她做了很多荒唐之事，但是她的人性之中并不缺乏同情和爱，她为母牛接生时充满温情，当搜捕到王胆那一刻时，她伸出了手，迎接了这个新生命。她说，“没有出锅门，就是一块肉，出了锅门，就是一个生命。”这时的她，不再是对生命的“政治控制”，而是对生命的一种深深的敬畏，她遵守了自己职业操守的底线。莫言是赋予了姑姑以救赎机会的，他不愿让这样的一个女人被冠以“恶人”的罪名，他的内心是希求这个人物温柔而充满爱心的。

在《檀香刑》中，莫言塑造了孙眉娘这一女性形象，一反往常的矜持、娇贵，而赋予了她强烈的反抗意识：她虽红杏出墙，遭人鄙夷，但却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她反对传统封建礼教，却成了一个自由自在、充满原始气息的实实在在的真人。在当时的社会，所有的女性都被“三从四德”所束缚，但是莫言却不乐得让每一个女性都失去生命最原始的尊严和张力，他看重女性，更敬重女性，强烈的女性意识也表现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例如《红高粱家族》中的戴凤莲、《透明的红萝卜》中的菊子等，都让莫言的作品丰富生动起来。

五

莫言的创作深受马尔克斯、福克纳等世界级大师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吸引了众多海外读者。莫言曾满怀信心地说：“中国文学离不开世界。”

中西文化在最高境界上是相通的，莫言的作品表现了人类相通的领域，表现了人类在精神上、物质上的向往和追求。他在借鉴外国文学时对“化境”的追求，既表现了中国人的气派，也是他的作品对外国读者有难以抗拒的魅力之源。

著名学者刘再复曾经给予莫言这样的评价：

莫言没有匠气，甚至没有文人气(更没有学者气)。他是生命，他是搏动在中国大地上赤裸裸的生命，他的作品全是生命的血气与蒸气。八十年代中期，莫言和他的《红高粱》的出现，乃是一次生命的爆炸。本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作家，没有一个像莫言这样强烈地意识到：中国，这人类的一“种”，种性退化了，生命萎顿了，血液凝滞了。这一古老的种族是被层层叠叠、积重难返的教条所窒息，正在丧失最后的勇敢与生机，因此，只有性的觉醒，只有

生命原始欲望的爆炸，只有充满自然力的东方酒神精神的重新燃烧，中国才能从垂死中恢复它的生命。十年前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和赤热的《红高粱》，十年后的《丰乳肥臀》，都是生命的图腾和野性的呼唤。十多年来，莫言的作品，一部接一部，在叙述方式上并不重复自己，但是，在中国八九十年代的文学中，他始终是一个最有原创力的生命的旗手，他高擎着生命自由的旗帜和火炬，震撼了中国的千百万读者。

［ 参考文献 ］

［ 1 ］ 李兆国.“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与福克纳的文学创作特征 [J]，山东文学，2009.(02)［ 2 ］ 刘学刚.莫言和他的“高密东北乡” [N]，重庆晚报，2011（031）

［ 3 ］ 仝志敏、杨大亮.试析福克纳意识流小说的叙事风格[N]，上海电力学院学报，2004（020）

［ 4 ］ 许睿.浅谈福克纳作品《喧哗与骚动》的创作特点 [J]，商情，2010（021）［ 5 ］ 姜智芹 西方读者视野中的莫言 [J]，当代文坛，2005（05）

［ 6 ］ 刘再复 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

［ 7 ］ 福克纳.喧哗与骚动 [M]，上海译文出版社，李文俊译，2007.07

［ 8 ］ 莫言.檀香刑 [M]，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04 [ 9 ] 莫言.蛙 [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12

第五篇：对莫言获奖的感想

对莫言获奖的感想

莫言，山东人，2012年10月11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莫言获奖的价值，大家第一时间都能想到，莫言获奖是莫言本人的光荣也是中国文学的光荣，莫言的得奖也是中国崛起的一种表现，莫言的得奖也表明中国文明已经不能被忽视，这是中国文坛的一大盛事，也是中国的一大盛事。

如今，诺贝尔文学奖终于向中国作家抛来了绣球，实现了国人的夙愿，我们在为之欢欣鼓舞的同时，应当静下心来，想想做些什么。作为作家，除了“作家”的头衔以外，还有“公民”的身份。但是我们更要看到，任何评奖——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在内，只是一种价值的判断和成就的认可，还不是价值和成就本身。文学就是人学，作家作为人类灵魂的塑造者，应当担当历史的责任，以作品影响世人，描摹人性的本真，推动社会的进步。好就好在，莫言自己对获奖有着清醒的认知，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想尽快从这种热闹与喧嚣当中解脱出来，该干什么干什么。”他还说：“我很感谢那些支持我的朋友，也感谢那些批评我的朋友┅┅让我知道自己存在哪些不足，也让我知道了自己在哪些方面是需要继续坚持的。”——这就是极为清醒的态度。同样，联想到社会各个层次，各项奖励琳琅满目，但是有多少人又能做到奖励的真正意义能？在管理心理学中，奖励是对人的某种行为给予肯定与表扬，使人保持这种行为。而当今社会上，许多人为了地位或财富做一些面子工程、政绩工程、追名逐利等等，都是虚荣心在作怪。对于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应该向鲁迅同志学习，当年（1927年）瑞典科学探险家斯文 赫定考察中国时，曾经与刘半农相商，拟提名作家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刘半农便托鲁迅的弟子台静农写信探询先生意见。同年9月25日，鲁迅作出回复：“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如今早已不是鲁迅时代的情形，但鲁迅当年的思考和高标准的自省，以及对虚荣心的警惕，仍然应当成为现今的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