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莫言教授与我院师生畅谈文学与人生
莫言教授与我院师生畅谈文学与人生
先生回到山东大学，他从徐显明校长手中接过聘书，正式受聘为山东大学讲座教授，随后开启“山东大学文学大讲堂”并进行首场演讲。在山大期间，莫言教授在文学院院长郑春陪同下专程来到知新楼文学院会议室，与山大人文社科一级教授温儒敏等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教师、研究生见面座谈，亲切交流，回答系列问题，畅谈文学与人生。师生情谊：单纯而神圣
并开设了“创作学”和“当代作家论”两门课程。这次莫言受聘担任更高荣誉的讲座教授，是双方长期合作的一种延续和深化。
很多老师放弃从政从商却愿意在高校教书的重要原因。学校是社会的一部分，但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单纯的。老师与学生的关系是诸多神圣关系中的一种，无论多少年以后，学生满头白发了，见到老师仍然感到回到了青春岁月，这种师生情非常的神圣，尤其在中国。” 是认真准备教案，再到山大来的时候，会讲一些系统的文学知识；二是以聊天的形式，讲自己的作品和创作心得，这两种授课方式都会兼顾。在莫言教授眼中，师生关系是平等的，“在文学这方面，很难说是谁教谁，因为我们都是读者，我更愿意跟大家进行平等交流，比如针对某本书，或者我的某部作品展开讨论，你们有什么创作我也愿意帮着看一看，教学相长，平等的交流切磋，希望大家从中都有收获”。
忏悔意识：把自己当罪人写
化，“刚开始想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到了九十年代以后，慢慢意识到应该向内转，应该把探索社会黑暗和他人阴暗面的放大镜投射向自己的内心，也就是把自己当罪人写。这里的„自己‟并不是跟我本人划等号，而是每个人都应该有反思自己行为的意识，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别人”。
有同学跟莫言教授探讨《蛙》中姑姑的形象，认为也是体现忏悔意识的人物典型，莫言教授表示赞同，“《蛙》就是把自己当罪人写的理念下产生的作品。我曾收到读者来信，他们有的人也像姑姑一样当了一辈子妇科医生，也在计划生育高潮的时候做过与姑姑一样的事情，但在晚年的时候就产生了质疑，妇科医生的手本来是把新生命迎接到人间的，但是却变成了扼杀生命的手，这样一种巨大的反差不仅仅是对妇科医生职业的挑战，也是对善良的正常人的灵魂挑战，所以小说中姑姑到了晚年的痛苦矛盾的心理状态，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处处可见。”
说到《蛙》中的忏悔意识，这不仅仅与计划生育有关，莫言还进一步谈到了知识分子的心态问题。“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最缺少的就是自我忏悔意识，老是盯着别人的毛病，把别人想象成地狱，将自己完美化，忘掉了档案袋里也许还有不太光彩的东西。我想这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原谅，别人可以原谅你，但自己不能原谅自己。研究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大的课题，研究者首先要研究自己，否则不可能理解别人。我觉得也许每个人都害怕被甩出群体，害怕孤独。所以我想如果把《蛙》这部小说放到知识分子心态研究的角度，可能视野更加广阔，这部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和特定环境下人的心态，很有深意。” 创作困境：自我搏斗中寻求创新
作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作家，莫言的创作过程中有没有困境？他如何突破自己？这也是很多同学关心的话题。莫言用自己切身经历来解答了同学们的困惑。
作品里的人物，这个人到底有什么样的典型意义？是不是在别人的作品里已经有过甚至很多类似的人物了？如果没有独特性，写出来就没什么意思。另外这个人物到底代表了什么样的思想？放在整个社会思潮中有没有存在的价值？这是非常令我困惑的。比如《生死疲劳》中蓝脸这个人物，他当时看起来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但在整个历史链条当中他却代表
了一种正确的方向，这样的一种坚守和对抗，就是有价值的，所以当我把他放到整个历史循环过程当中，就感觉到这个人物有意义。《蛙》中姑姑的形象也是如此，刚开始想写这样一个人也许没有多大意义，后来我发现姑姑这个人不仅仅是一个妇科医生，也代表着长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的精神困境，所以我觉得姑姑这个人物有意义，可以写下去，她变成了整整一代人精神方面的缩影。”
他在作品中写到了很多特殊人物，比如身体残缺者、身怀绝技者、精神变态者等。莫言作品将人类的食欲、性欲等最基本的欲望极端放大，来发现人性的一些秘密。“我为什么坚持这样的写法呢？也是被前辈作家逼的，现实主义的写法已经登峰造极，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肖洛霍夫他们已经把现实主义发挥到了极致，另外变形的有卡夫卡，意识流有福克纳，魔幻现实主义有马尔克斯，怎样才能写出有自己个性的作品来，怎样才能努力营造出具有中国特征的文学来，只能根据每个人的生活，后来我从民间文化里找到了救命的稻草。一方面我从《聊斋志异》这样的中国式魔幻小说里得到了灵感，另一方面从我们的民间故事讲述人，从民间口头文学里汲取了更丰富的营养，因为产生于中国民间，故事的走向、人物的设计都跟西方不同，我把这个作为素材，经过加工改造，形成了我的个性。”
此次莫言受聘山东大学讲座教授，将继续他在山大的教师生涯，今年他与郑春教授一同招收了三名硕士研究生。与莫言见面后，学生们表示，这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鞭策，以后要更加认真的阅读和研究莫言老师的作品，利用这宝贵的机会，多向老师学习和请教。文学院院长郑春表示，山大聘请莫言老师担任山大人文社科的第一位讲座教授，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文学院值得纪念的日子。莫言以自己的“山大演讲”开启了学院筹备已久的“山东大学文学大讲堂”，以后会有更多的海内外大作家陆续前来授课。对于下一步的合作内容，初步计划有三个方面：一是课程安排，莫言教授会以自己的方式定期来山大授课、带研究生；二是筹备召开高层次的莫言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三是进一步加强山大现当代文学专业的莫言研究，把这一珍贵的学术资源开拓好。
莫言先生说，自己会认真履行教授职责，写好作品讲好课。“我能够在山大保持讲座教
授的席位，还是要靠我今后的创作，假如今后还能写出大家比较满意的作品来，讲座教授的含金量也就保住了。”座谈会自始至终在亲切温暖的氛围中进行，会议室不时响起掌声和笑声，最后莫言与文学院师生一起合影留念。
第二篇：畅谈文学与人生的感悟
畅谈文学与人生
――以《倾城之恋》为例
其实，我对“文学与人生”这个主题并没有多少的深刻的感悟，毕竟少了很多经验和阅历。只能说说关于文学带给我的一些浅显的感性的感受罢了。
文学表达了人类最真实的情感，深藏着内心最美好的情怀，使我们往往能够通过一首诗、一阕词，就能够超越私人领域内所表达的情感，使之上升为人类共有的情感高度。文学实际上是通往心灵的一个时空隧道。
我们所有的行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表达的看法，我们对他人所作出的议论，都受影响于我们的人生理念。理念是人认识世界、认识人生的一种价值取向。文学是开启人生、开启心智的大门。
张爱玲是一个纯粹的都市人。张爱玲生于政治上失势却又顽固地坚守旧文化的遗老家庭。而西化的母亲和姑姑对她影响颇深。处于新与旧的家庭矛盾中，她格外地体会到处于传统与现代冲突中的焦虑。更为强烈地体会到危机，也更为强烈地迫切渴求一种生命的和谐状态。她肆意地刻画情爱，因为它放肆地渗透于人生的全面。正如她在倾城之恋所表达的那样浓烈的情感。
白公馆是流苏从小生活的地方，出嫁，离婚，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带着少许离婚分到的家产和受伤的心回到了这个有着亲人的家里，可看到的却是他们对亲情的淡漠与残酷势利。偶然认识了多金潇洒的单身汉范柳原，便拿自己当做赌注，远赴香港，博取范柳原的爱情，要争取一个合法的婚姻地位。两个情场高手斗法的场地在浅水湾饭店，原本白流苏似是博输了，但在范柳原即将离开香港时，日军开始轰炸浅水湾，范柳原折回保护白流苏，在生死交关时，两人才得以真心相见，许下天长地久的诺言。好似整个香港的陷落只为成全这样一场爱情。在那样一个固执守旧的社会，那样一个白流苏定是与众不同的，她敢于忽视世俗的眼光去追求自己的幸福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固然整个故事都透着些许苍凉，但这也反映了张爱玲的爱情观，纵然伤痕累累，亦对爱情有着一丝希冀与残忍的追逐，追求爱情，但是又害怕爱情带来的伤害。《倾城之恋》并不是一场唯美的爱情，它里面也参杂金钱，欲望。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这样的爱情，历经风雨终于寻觅到那个唯一想要携手一生的人。
在过去、现在、未来三者之间，张爱玲刻画的是这样一种生活态度------追溯过去，肯定现在，却惶恐于未来。她总是以一贯的安稳立场来肯定现世，她以一种奇异的智慧发掘这世界一点一滴的乐趣，并甘之如饴。她固执地希图永远守住她的安稳，生命早描定它的式样-----像是绣在屏风上的鸟，静且美。
文学是心灵的栖居地。哲学家海德格尔曾引用诗人荷尔德林的诗说：“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是的，诗意地栖居，诗意地理解人生，诗意地抛弃烦恼，抛弃恩恩怨怨，抛弃世俗的功利的计算。从这个意义上讲，既然生命有限，既然我们无法越过死亡、疾病、孤独和恐惧的难关，那就让我们诗意地栖居在这个世界上，抛弃社会上的纠葛，抛弃世俗的算计，真正在生命的层面上完成对自由的一种超越。
第三篇：文学与人生期末
一、阅读分析题（本大题共2小题，每题20分，共40分）
1、阅读沈从文《边城》的片段，分析主人公翠翠的艺术形象。（本题20分）原文片段：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
翠翠想起适间从竹林里无意中听来的话，脸红了，半天不说话。
老船夫问：”翠翠，你得了多少鞭笋？”
翠翠把竹篮向地下一倒，除了十来根小小鞭笋外，只是一大把虎耳草。老船夫望了翠翠一眼，翠翠两颊绯红跑了„„
2、《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著作激励了无数人的杰作，自问世以来长盛不衰，阅读其中的一个片段，分析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形象。（本题20分）
原文片段：保尔和达雅到了莫斯科，在一个机关的档案库里住了几天。这个机关的首长又帮助保尔住进了一所专科医院。
现在保尔才明白，当一个人身体健康，充满青春活力的时候，坚强是比较简单和容易做到的事，只有生活像铁环那样把你紧紧箍住的时候，坚强才是光荣的业绩。
从保尔住进档案库那个晚上到现在，已经一年半了。这十八个月里他遭受的痛苦是难以形容的„„
二、论述题（本大题共2小题，每题15分，共30分）
1、试论“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本题15分）
2、鲁迅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面世的中篇《阿Q正传》是现代小说的经典之作，试论“阿Q精神胜利法”。（本题15分）
三、写作题（本题30分）
阅读下面一段文字，以“我与江南”为题，写一篇500字以上的文章，文体不限。
有朝一日，我会赢得整个世界，却永远无法走出你的怀抱——我的江南。你来了。那飘飘渺渺的白色霭气，是你拽地长裙的裙裾；那洁白的月儿，是你美丽的脸蛋；那柔软的柳条儿，是你婀娜的肢体。你，是我灵魂的栖息地，我该拿什么献给你——我的江南——你那甜美舒适的柔风，幽静淡雅的乡间，美丽动听的鸟鸣，弯弯的小石桥„„
第四篇：酒文学与人生
酒、文学、人生
一、西方文化中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
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在西方文化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古希腊人对酒神精神情有独钟，而从柏拉图开始到近代社会又对日神精神深爱有加，要构建绝对意志自由的尼采对日神精神独霸天下很是痛恨，对日神精神的化身上帝，发出了“上帝死了”的口号，大力度的高扬酒神精神。
一，希腊文化中的酒神精神悲剧精神
希腊文化和希腊精神是以浓郁的悲剧观念、悲剧意识为轴心而形成的悲剧文化和悲剧精神，它是希腊民族具有旺盛生命力并能深刻体认痛苦、超越悲观的源泉，是希腊民族精神的支柱和骄傲的资本。
而在希腊文化中，无论是酒神精神还是悲剧精神，它们都以高扬意志的坚强和生命的欢畅为主题。具体来说，悲剧精神是一种打不垮的“硬汉子精神”，是一种面对痛苦甚至死亡仍然能大笑的英雄主义精神，是在对人生悲剧深刻体认基础上对人生悲剧的超越。从广义上讲希腊的悲剧艺术诞生于音乐精神（即酒神精神狭义上讲，希腊的悲剧艺术诞生于希腊文化的悲剧精神。从内容上讲，酒神精神暗含着悲剧精神，悲剧精神是酒神精神的一部分；从逻辑上讲，悲剧精神是酒神精神的必然，因为当悲剧甩掉颓废的外衣之后，就必然要用强力、“超人”的意志来充实自己，这样悲剧精神便走向了酒神精神。
古希腊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希腊民族的自豪感。它位于地中海东北部的希腊半岛上，是联系欧亚两大洲的交通枢纽。这里气候温和，是种植葡萄、橄榄、麦类等作物的好地方。人类文化学学者曾把地中海文明的三大要素概括为麦、橄榄和酒。酒成了西方文明产生的三元素之一。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酒为什么在西方文化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希腊人为什么创造出了自己特有的酒神狄奥尼索斯，酒为什么与西方的文学艺术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为什么酒不仅成为诺亚逃上方舟时的携带品，而且成为英雄本色的体现和众神的祭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酒和酒神精神经成了希腊人所特有的文化品格和精神象征，成为希腊文明希腊人生命体味的载体和媒介。
希腊人有着过于旺盛的生命激情，有着强健的体魄，有着对自然过于敏锐的思考和洞察，同时希腊人也承受着各种自然灾害和命运之神的戏弄。一方面，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造就了希腊民族的优越感、自豪感和自信心；另一方面，命运之神的残酷无情，自然灾害的不可抗拒以及生老病死等客观现实又使他们产生了不可名状的恐慌和痛苦，似乎大自然与命运之神赐给自己的优越并不能战胜同样出自大自然命运之神所赐予的厄运。一方面，作为人，作为世界的主人，他们要征服自然，获取人的尊严与伟岸；另一方面，作为众神的奴隶，他们又只能遭受神的奴役与玩弄，成为神和命运的弃儿。正是在这种十分悖谬而又十分合理的二律背反式的思考与抗争中，希腊人为了从生存的严酷现实中暂时超脱出来，一方面开始从现实的人生转向艺术的人生，徜徉在艺术的、审美的自由之境；另一方面又从现实的人生走向酒神狄奥尼索斯的醉境。在这里，一切冷峻的理智和严酷的存在都被狄奥尼索斯的狂醉冲刷得荡然无存，一切必然的、逻辑的、道德的、伦理的东西都被狄奥尼索斯的狂放所代替，个体生命洋溢在高度的欢畅和自由之中，人的生命获得了彻底的解放。
希腊人之所以喜欢悲剧艺术，之所以喜欢在悲剧艺术中观照人生，并不是悲观、堕落、自暴自弃的表现，而是为了在悲剧的崇高与伟大之中品味人类自身的不凡。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作为生命个体的人虽然在偶然或必然的抗争中毁灭了，但是作为人类的整体却在自然的更迭、循环中生生不息。同时，希腊人浓郁的悲剧观念和他们所信奉的酒神狄奥尼索斯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特别易于感受到细微而深刻的痛苦，特别深刻地洞悉到了自然和历史的破坏力量，特别需要透过悲剧合唱队（即悲剧艺术的雏形）获得意志和安慰，透过艺术重新获得生命的体味。除上述有关希腊悲剧起源的阐释外，另据有关史料介绍，有些论者认为希腊悲剧起源于祭奠上的《酒神颂》，其内容大致为哀叹酒神狄奥尼索斯在尘世遭受的苦难与再生。与此相类的文字记载还有：希腊悲剧起源于阿提刻农村祭奠上死而复生事件的严肃表演。古代希腊原始部族都有祭祀植物神的仪式，仪式的主要内容是表现植物神死而复生的故事。这种仪式都与酒神狄奥尼索斯有着天然的联系。如果说人的天性是向往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狂醉的，那么人们又为什么非要制造出一个阿波罗的法则来约束自己而作茧自缚？这似乎成了西方文化研究的永恒命题和诱惑。
可以说，希腊文化中的悲剧意识、悲剧观念和悲剧体味因素，决定了希腊人一定会选择肯定痛苦而又藐视痛苦，正视悲剧而又要超越悲剧的酒神精神；而酒神精神诞生以后，又责无旁贷地促使着希腊文化的悲剧观念和悲剧精神的深化。可以说，在整个希腊文化的流程中，酒神精神和悲剧精神是相辅相承的。希腊人之所以热爱艺术，并不是为了寻求艺术的“庇护”，不是为了在艺术的港湾里获得休息，而是要通过艺术体认人生，品味痛苦，体验大自然的残酷和人类自身的伟岸。希腊人在自己的艺术作品、悲剧文化和狄奥尼索斯的狂醉中，发现与体味到的是自身的意志，在毁灭的痛苦与悲壮中发现的是自身的荣耀，在拉奥孔的剧痛中获得的是生命体验的快慰。
上帝赋予了他们强健的体魄，聪明的大脑和敏锐的感觉，同时也赐给他们战争、瘟疫和无穷无尽的灾难。一个非常古老的传说表现了希腊人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痛苦和惶惑：忒拜国王拉伊俄斯从神那里得到启示，他的儿子注定要犯杀父娶母的滔天大罪。为免此祸他就咬牙抛弃了亲生儿子俄狄浦斯。俄狄浦斯被科恩托斯国王波吕玻斯所收养。俄狄浦斯长大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得知了自己的命运，赶快离开异乡逃到忒拜国，在路上与人争吵打死了一个老人，这老人刚好是他的生父。由于他猜破了人面狮身的司芬可斯妖怪的谜语，为忒拜国消除了灾难，被忒拜人民拥戴为国王，并按照当地风俗娶了前国王拉伊俄斯的遗孀为妻。最后他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已经犯下杀父娶母的大罪，万般无奈之下刺瞎了自己的双眼自我流放。这传说深深震撼着希腊人的心灵，似乎人类永远也逃不脱命运之神的魔爪。一个人无论你是个英雄还是一个庶民，你可以获得一时一事的胜利，可能得到暂时的成功，但最终这一切都不免卷进奔腾咆哮的命运之河而付之东流。人生仿佛乘着一叶扁舟在浩瀚无边、飓风时起的大海里航行，根本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你可能侥幸躲过了险滩，但你还可能遇到暗礁，随时都有船毁人亡的危险。
一个古老的传说更使希腊人五内俱焚：米达斯王在森林中长久地追逐智慧的森林之神西勒诺斯（即狄奥尼索斯的伴侣），最后西勒诺斯落入了米达斯王之手。这位国王问他：对人类来说最大的善是什么？西勒诺斯回答说，可怜的朝生暮死的人类，为什么一定要我说出你们最好不要知道的事情呢？最好的事情是不要出生，次好的事情则是早点死去。面对这样一种事实，这样一种困惑，希腊人难免会惶惑不安。自豪感和被命运戏弄时所产生的陌生感，征服自然的自信心和面对自然时所产生的茫茫然同时占据着他们的心灵。当自豪感和自信心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希腊人决心去做自然、命运的主人；当大自然过分强大和命运之神过于桀骜不驯使得主人做不成的时候，希腊人感到手足无措。当他们处于酒神祭祀仪式的极度醉狂的时候，处于《酒神颂》展示的热烈景象之中的时候，处于丰收季节痛饮美酒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自己没了生命的担忧，没了理智骚扰的苦恼；在人羊神的狂欢劲舞的节奏中获得了心灵的快慰，在如痴如醉的《酒神颂》的祈祷中获得了生命的高扬，往日的痛苦和阿波罗的法则均被涤荡一空。这样，希腊的悲剧艺术便诞生了，希腊的酒神精神酒神精神所孕育的悲剧精神也就诞生了，有一半的生命生活在现实中，另一半的生命生活在艺术（即悲剧艺术）中；一半的生命生活在阿波罗严格的法则之下，一半的生命生活在狄奥尼索斯精神支配下的狂放之中。当在阿波罗严格的法则之下亦步亦趋的时候，他们感到拘谨、痛苦、茫然和不安；当来到酒神死而复生的庄严神圣的祈祷场所的时候，他们便感到获得了解放和自由。
因此，比较之下，希腊人更喜欢酒神狄奥尼索斯精神支配下的醉狂和无羁，更加崇仰由狄奥尼索斯精神支配的悲剧艺术。悲剧是人的生命力和自然命运搏击而孕育出的产儿，悲剧艺术洞悉了生命的底蕴，悲剧艺术是由生命之血和情感之泪编织而成的，是由意志和毅力融会的结果，它是人类自我观照、自我体认、自我高扬的结晶。希腊人太清醒了，以至于他们不能回避悲剧也不能没有悲剧；希腊人太痛苦了，以至于他们须臾不可无酒，也不可没有狄奥尼索斯式的醉狂。一方面，希腊人渴望在悲剧艺术和悲剧观念中体味自身的价值、生命的沉浮和无穷无尽的欢乐与痛苦（如自然灾害、战争、瘟疫等方面的痛苦，以及来之于他们对自己境遇清醒的认识所带来的痛苦）；另一方面，他们还要把这种清醒的认识和深沉的体味再转化为悲剧，品味悲剧艺术的痛苦。
二，尼采高扬狄奥尼索斯精神（酒神精神）反对阿波罗精神（理性精神）
现代哲学的开端就是哲学危机的开始，尼采最具代表性，他倡导“一切价值之重估”，高扬狄奥尼索斯精神（酒神精神），反对阿波罗精神（理性精神）。他认为，音乐是纯粹的酒神艺术，而酒神精神心灵的一种至深的本能，酒神状态是整个情绪系统的激动亢奋，醉是酒神精神在日常中的表现，音乐是酒神精神在艺术中的表现。数理说揭示了自性原型的规范作用，表情说强调了自由意志的勃发倾向，为音乐作品的产生提供了心理依据。尼采宣称，没有什么精神，也没有什么理性、思维、意识、灵魂、真理，他把这一切全都斥为无用的虚构。尼采这样做的目的是要颠覆现代性的颓废的精神，恢复人的自然本性，解放人的生命力，或者说，恢复一种“神精神希腊神话中，酒神象征的是醉狂、激情、音乐、想象、生命、本能、矛盾。尼采借用“酒神精神”所表示的，是对生命的肯定，是一种“把生命的全部丰富的对立物都包容在自身之中”的“解放了的精神”，用以摆脱理性与道德的限制，打破一切法则的束缚，以回到他所吁求的俄狄尼索斯的情态，即“肯定生命，哪怕是在它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1] 334他斥传统为虚妄，反对任何形式的决定论，宣称上帝死了。这是因为：
１．理性的绝对化就是日神精神的绝对化
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试图通过可靠的途径（比如严密的逻辑推论）找到世界的最后原因和终极本质，水火土气、原子、理念、绝对精神就是它的初期表征。在这种思辨的追寻中的确曾经取得过重大的成就，因此人们把理性看作是终极的、绝对的、永恒的。一切都建立在理性之上，就连人的本质也由理性来界定，而被称为“理性的动物”。现代人认为，人们一直在围绕理性建立着虽不可能存在但仍为之努力不懈的理性世界。这是一种高贵的、超越性的目标，企图把一切都包容进去，力求一劳永逸地建立人类文化的万年基业。
这样一种理性的热望甚至是理性的迷狂，在文艺复兴及以后的历史的催化下变本加厉地发展。理性这种关于最高和最终的科学，享受着文化王国皇后的荣誉，“它的精神决定了一切其它科学所提供的知识的最终意义”。“文艺复兴时期重新活跃起来的哲学也接受了这一观点；它甚至相信，它已经发现了一种真正的、普遍的方法，通过运用这种方法，一种在形而上学中达到顶点的系统哲学能够被构造出来，从而真正建成哲学的千年王国。”［2］这种思想可以在１８世纪人们高昂的时代热诚中，在席勒——贝多芬辉煌的“欢乐颂”中，在黑格尔宏伟的思辨大厦的完成中找到不朽精神的充足论据。理性绝对化了，因而也异化了，它越出了自己的有效范围，离开了有所能为的土壤，走向无所不能的神话，走向僭越，也就走向了悲剧。理性因此倍受攻击，千孔百疮，开始了被西方思想家看作是孤魂野鬼式的飘荡，到今天仍还未能回到恰当的定位。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理性的失落。”
遗憾的是，理性无所不能的神话只是一种假定。从外在方面看，实证科学在理论上、实践上不断获得的巨大成功同理性的一再失败形成鲜明的反差，引起了普遍的深思和反叛。从内在方面看，理性过分的拔高使得它离真实的现实越来越远，也使人们对这种虚幻设计和概念游戏产生了越来越强的厌倦、抗议甚至逆反情绪。现代哲学与相对应的主旨就是返古和归真——寻求真实，不加任何掩饰的真实。胡塞尔提出Lebenswelt（生活世界），维特根斯坦的Lebensform（生活形式）和the way of Living以及海德格尔对本真世界的追求，表明哲学只有在真实之中面对本真的存在体会真实存在（佛说真如）的意义。
尼采认为，人类在理性这个透明的玻璃瓶内走了几千年弯路，似乎看到了光明，却永远找不到出路。其原因就在于，首先，理性意味着对世界的总体把握，要求统一性、整体性。但这种冠冕堂皇的要求却是一种虚伪的专制，它淡化了人们对真实世界的了解。同时，这种大一统容忍并且鼓励由一种虚幻假定向另一种虚幻假定无休止的转换；在这种转换过程中，它鼓励了对众多以差异为标志的存在理由的无情而“合理”的剥夺，成为理性专制、思想禁锢的文化暴政的崇高借口。尼采首先对此开战，他认为几千年来凡经传统哲学处理的一切都变成了概念的木乃伊，他对西方一切价值之重估成了西方哲学危机的前奏和定音鼓。胡塞尔把实证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哲学危机直接划归理性的僭越。而在海德格尔看来，作为理性核心的逻辑和以逻辑为支撑的科学主义，虽然曾一度被捧为价值的典范，但它的力量其实非常有限，真实世界远非逻辑能够包容。
经海德格尔考证，人被定义为理性的动物（animal rationale），是西方由古希腊向古罗马文化转变过程中的一场灾难性的误解，因为ratio一词其本意是“计算”，“ratio原本只是古罗马商业用语中的一个词汇，早在希腊思想向罗马认识转换时就已经被西塞罗所采用”［3］。这样，人的本质就被降为计算思维（caculating thinking），远离了反思（reflecting thinking）这一真正的本质。科学技术这种计算体系随之膨胀成评判一切的标准，包括人的意志、自由、灵魂。
西方哲学的危机首先就产生于对理性和科学的盲从与迷信。科学以纯粹的客观性为目标，也以此自高于其它文化形式，这本身没有什么可诟病之处。但科学主义或纯客观主义把这一点极端化、终极化，使科学乃至以科学为坐标的现实文化丧失了生活的意义。胡塞尔对此看得十分真切：“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的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实证科学正是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不幸的时代中，人面对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作出回答的问题：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4］科学主义排斥了主观方面的价值问题、意义问题。正如大物理学家海森堡所说，现代物理学家正在加深一种危险，使人们接受一种关于世界的看法，却不知道这种看法只是物理学家的世界。不幸的是，人们对一元化思维方式的弊端全然不察，由此最终产生了现代的信仰危机、文化危机。
２．人的价值和地位的下降
从古希腊的哲学觉醒时，人就被看作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把人们的视线从天上拉回到地上的自我以及自我的德性、灵魂，弘扬“认识你自己”的主体理性精神，唤起人的自我主体意识。至此，人被看作世间奇特的存在物。到文艺复兴这一以人道反神道、以人权代替神权的特定历史时期，人的地位达到了历史最高点，人被视为宇宙的精华、万物之灵长，人成了自然界的主人，乃至一切存在物的拥有者。这一成果被理性主义以哲学的形式固定下来，到德国唯心主义而功德圆满。从康德“人为自然立法”的先验论，经费希特“自我设定”的绝对主体学说，到黑格尔“绝对精神”的集大成，人的地位和价值被一步步拔高，几乎成了哲学本身，那么人的地位和价值的危机自然成了或至少带出了哲学的危机。
人的地位和价值最先与神的地位面临了共同的挑战。哥白尼“太阳中心说”在毁坏世俗神权的同时，也破坏以地球和地球上的人为中心的无上尊严，人以及人所在的位置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是众多星球、众多存在物中的一种而已，只是在哥白尼时代尚未得出这个仅隔一步之遥的结论。尔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一边将自然神论驱逐到目的论的最后堡垒中，一边把人的优越意识撕个粉碎，人并不是直接由神造出来体现神的大全的高级存在物，而只是与虫子鸟兽同宗同源的“某物”。“太阳中心说”与“生物进化论”剥去了人的地位和价值尊崇的外衣，使之逐渐下降。
上世纪末，从叔本华、尼采开始的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多角度多层次地动摇了人的地位和价值。弗洛伊德通过对潜意识的精神分析，从内部揭示了人的存在不过是受“原欲”（Libido）支配的，处在冲动与压抑中的自然人格被分裂的可怜虫。存在主义认为，人被莫名其妙地抛入了这个世界，因此人的存在是非决定论的、荒唐的、无意义的；人的本真存在不是堂皇的理智状态，而是处于新旧意欲交替、烦恼、畏惧以及死亡的阴影之中的。以“解构”为标志的后现代主义更把上述种种彻底化以至虚无化。其相应理论（如果还剩下什么理论的话）就是反中心论（decentrism），反对男权中心、理性中心以及人类中心。继“上帝死了”之后甚至在文艺作品中发现“人死了”。按照德里达所说“中心不在现存在（present-being）的形式之中，”［5］那么“人”这个传统的文化中心（所以称作“人文”）这时彻底成了“空场”。
三，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对酒神精神的扬酒神精神抑日神精神
尼采非常崇尚古希腊民族。在他看来，无论从生理还是从种族的角度看，希腊人都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他们的眼睛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准确可靠的造型能力，他们对色彩具有真诚明快的爱好，..他们的梦也有一种线条、轮廓、颜色、布局的逻辑因果关系，一种与他们最优秀的浮雕相似的舞台效果。”这些完美性使我们把“做梦的希腊人看作许多荷马，又把荷马看作一个做梦的希腊人”。其次从心理学角度看，希腊这个民族对苦难和痛苦“如此敏感，其欲望如此热烈，如此特别容易痛苦，如果人生不是被一种更高的光辉所普照，在他们的众神身上显示给他们，他们能有什么旁的办法忍受这人生呢?从自己的兴趣和研究方向出发，尼采要在古希腊神话里揭示人生的奥秘，并为人类寻找生存的根据。他将自己的研究对象锁定在酒神和日神身上。酒神狄奥尼索斯是掌管农事之神，主要掌管土地沃力、植物、葡萄种植、酿酒业等农事。其传奇式的出生，让尼采生发出许多意义来。狄奥尼索斯就是“宙斯跛脚”的意思，相传宙斯爱上了年轻美貌的忒拜王之女塞墨勒，便下凡与其幽会，并孕育狄奥尼索斯。这事被“醋缸子”天后赫拉知道，她便扮成国王的保姆引诱塞墨勒说出了情人的名字，然后设计，使宙斯在与塞墨勒的聚会中现了真身。结果，塞墨勒被宙斯的雷电击中焚身而亡。情急之下，宙斯从母腹中取出胎儿，缝进自己的大腿里，因而变成了瘸子。又据传说，宙斯化为地蛇与冥后佩尔塞福涅幽会，生一婴儿叫扎格琉斯。赫拉知道后大怒，命提坦巨神毁掉这个婴儿，结果，化为小山羊的扎格琉斯被诸神撕成碎片，只有心脏被雅典娜救走。狄奥尼索斯出生后，被人代养，时刻遭受着赫拉的迫害，长大后，入冥府找到母亲，并被送往奥林匹斯山，成为诸大神中最小的一个。在古希腊的荷马时代，狄奥尼索斯只是平民崇拜的对象，他教人酿酒、种植，创造奇迹，他或化作羊、牛、狮、豹等动物形状，或使酒、牛奶、蜂蜜不断地涌出地面。他在船桅上挂满葡萄藤和常青藤，化作雄狮和牝熊，战胜凶恶的海盗。他有时又能通过将人致疯、撕碎的方式达到报复的目的。
崇拜狄奥尼索斯与古代的狂欢仪式有密切的关系，其庆典具有秘密仪式的特点，参加者忘记平常的禁忌，极度迷狂时，甚至撕碎儿童或小动物吞噬，人们相信此举就是与酒神共进圣餐。在德尔斐，他与阿波罗同受敬拜，由于他同植物的关系密切，又被视为死而复生的大自然之神。作为富饶之神的标征，他的形象与牛和羊不无关系，有时还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1871年在尼采《悲剧的诞生》中，首次对狄奥尼索斯现象进行了心理学的分析，赋予这一神话原型形而上的意义。作为酒神概念或酒神精神，狄奥尼索斯表征着人身上一种巨大的原始的生命力，一种忘我、冲动、迷狂，一种生命“毁灭———创造”的永恒循环。毁灭和个体生命的解体。解体后的生命又被创新组合，成为新的生命的个体。就如同狄奥尼索斯被神撕成碎片后的再生。人在酒神精神的支配下，充满着幸福和狂喜，一切原始的冲动都得到解放，而不受任何理性观念和原则的束缚，这是生命力最强烈的感受，此时个人的生命与世界的生命融为一体。
真正让尼采激动不已和心醉神迷的是人们在纪念酒神时的种种表现：随着原始人群和民族酒神激情的苏醒和高涨，人逐渐进入一种“浑然忘我”的境界：人的身份消失了，与自然的藩篱拆开了，所有人都在醉意朦胧中飘飘然，在幻化中进入艺术的镜像，“人不再是艺术家，而成为艺术品：整个大自然的艺术能力，以太一的极乐满足为目的，在这里透过醉的颤栗显示出来了。人，这最珍贵的粘土，最珍贵的大理石，在这里被捏制和雕琢，而应和着酒神的宇宙艺术家的斧凿声..”【1】
在古希腊语言学中，尼采还发现了一个与酒神狄奥尼索斯个性相反的神，那就是太阳神阿波罗。它司掌着文艺、预言、迁徙、航海、医学、畜牧等职。他的别称叫“福玻斯”，意为“洁净”、“光明”“预言”等，他也是音乐之神，是缪斯女神之首领。阿波罗是一切造型力量之神，同时也是预言之神，他依靠其自身的权力和禀赋，支配着人的内心幻想世界的美丽外观，从而创造出了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完美、和谐的梦幻世界。作为光明之神的阿波罗，更代表着人的理性和静穆，他总使自已免受刺激，即使激动和发怒，仍然保持着美丽光辉的尊严，日神本身理应被看作个体化原理的壮丽的神圣形象，他的表情和目光向我们表现了外观的全部喜悦、智慧及其美丽。
由于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尼采给酒神和日神设置了一个二元对立关系，给我们展示了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二元对立的世界。在他看来，二者根据各自的原则存在于早期希腊文化中，日神艺术的冲动产生了梦境的艺术家，酒神艺术的冲动产生了迷狂的艺术家，前者借外观的幻觉肯定和美化了个体生命，后者则靠生命意志毁灭和否定了个体生命，使它们在对立统一中实现历史的自我否定和发展，并在美学和形而上的意义上得到升华。
在尼采看来，日神和酒神在希腊艺术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根源和目的上看，二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日神阿波罗代表造型艺术，酒神狄奥尼索斯则代表非造型的音乐艺术；二者代表着两个不同的世界：阿波罗代表着梦幻世界，狄奥尼索斯代表着沉醉的世界；二者对人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阿波罗精神使人在审视自已梦幻世界的美丽外形时产生一种恬静而深沉的快乐，他使人更注意于和谐、限制和哲学的冷静。而狄奥尼索斯精神则使人迷醉、疯狂、忘我；由于每个人在本能上都可做梦，而且每个人的每个梦都是不同的，所以，阿波罗代表的是个体原理，它肯定和美化了个体生命；而当人处在“醉”的状态时，他在宣泄本能时忘记了文明赋予他的一切差别，包括职业、性别、身份等，这时人趋向于一般和统一，狄奥尼索斯代表的正是一般性原理，它毁灭和否定了个体生命。从心理学角度看，阿波罗代表着理性、规范和秩序，人在此时心理相对比较平和与稳定；而狄奥尼索斯则使人在神秘的仪式中体验到生命意志的原始本能的冲动，人在此时是“情绪总激动和总释放”，痛苦和狂喜交织在一起，人在疯狂宣泄的过程中产生了解除个体束缚、回归本真自我的神秘体验。从他们与叔本华的关系上看，他们都是从艺术的角度阐释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但反映的角度不同。阿波罗反映的是“表象世界”，狄奥尼索斯则反映的是“意志的世界”。“意志的世界”比“表象世界”更原始、更根本，它是创造的动力。叔本华认为人生充满着苦难，这苦难是永难消除的。尼采并不否认人生的苦难，只是他觉得，这苦难可以在酒神和日神的统一中升华为艺术幻象，使人在生命的悲剧中获得美学的价值和意义。
其实在希腊神话中，残忍、恐怖的悲剧情景随处可见。泰坦巨神之间的残酷厮杀，反映了大自然的原始暴力。为了自已的生存而吞食儿子的宙斯，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偷来智慧之火而自已却忍受着被兀鹰啄心的苦难，还有俄狄浦斯，因为自已的聪明而落了个弑父娶母的悲剧。希腊人明白，以自己的能力和智慧，断不能战胜来自命运的苦难和悲痛。因而，为了能够活下来，以避免生存的恐怖和可怕，他们就安排了奥林匹斯诸神的存在，并用神的光辉梦境来克服人生的苦难。在这世界本体的“自在之物”的背后，依然包含着存在与生成、一与多等矛盾。就像酒神狄奥尼索斯的毁灭和再生那样，他的存在是一，而当他被撕成碎片时，是多，这个多中孕育着生命的创造和再生。同样，酒神和日神这两个生命的原始动力，也是“从自然本身迸发出来的。”它无需人间艺术家的中介就能以“直接的方式得到满足”，无论梦的形象，还是醉的现实，都是人的本能，因此与人的艺术修养和智力水平等个性因素没什么关系。艺术家只是对来自于人的生命本能的这两种精神状况的模仿，或是日神的艺术家，或是酒神的艺术家。原始艺术就是原始人对自己“梦”和“醉”的本能的模仿，这种模仿几乎是本能的，他往往是神与人、梦幻和癫狂、我在与它在的混同。
显然，尼采通过古希腊神话，以美学的形式克服扬弃了叔本华的哲学。在尼采看来，艺术是人生的一面镜子，在镜子里映照着奥林匹斯山神的活动，而当人在艺术中，也就好像在镜子里，人和神就达到了统一。这样，尼采就通过日神的存在为人的生命意志的合理性作了有效的论证。“众神就这样为人的生活辩护，其方式是它们自己来过同一种生活。”既然生命的存在是合乎神性的，那么人就不必惧怕生命的死亡、悲叹生命的短暂。人，作为生命的存在物，不是在老想着死的问题，而是“渴望活下去，哪怕是作为一个奴隶活下去”，在日神阶段，生命“意志”有着强烈的生存欲望，以致我们不得不承认，一切有利于生命存在和壮大的活动都应当被视为人类最正当的权利。
由此看来，古希腊人的日神文化，是尼采以神的自然形态来肯定人的自然生命的文化，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的生活，是希腊人倾心向往的理想生活，它是希腊人的梦。日神文化，是希腊人用以克服自身苦难的文化，艺术像一面镜子，映照着奥林匹斯诸神的美满的境界，“希腊人的‘意志’用这种美的映照来对抗那种与痛苦的智慧相关的艺术才能，而作为它获胜的纪念碑，我们面前巍然矗立着素朴艺术家荷马”。日神文化，更是克服悲观、肯定人生存价值的文化。人神的统一导致生存与生命的统一，人不再为自己的生存而悲观，而是“渴望活下去”，生命的存在和发展本身就是人生的最根本的价值。酒神文化，更是调节酒神冲动的文化，由于二者都是根源于人的本性的冲动，而且酒神冲动比日神冲动更原始、更根本，所以，日神并没有消灭酒神的力量，它只是试图用理性把酒神冲动控制在确定的秩序中。日神文化，更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快乐文化。希腊人就是在日神和酒神的对立统一中生存和发展，从酒神冲动支配的“青铜”时代到日神冲动支配着的荷马时代，当酒神激流再一次淹没了日神时，日神又一次遭到了扬弃；日神在抗拒酒神的过程中步步为营，终于取得决定性胜利，从而形成了刻板威严的多立克国家和多立克艺术。然而，这并不是希腊艺术冲动的顶点和目标，因为在它之后还有更高尚、更珍贵的阿提卡悲剧和戏剧酒神颂歌的出现，它们是酒神和日神相互斗争相互融合的产物。希腊神话蕴育了尼采的悲剧精神，尼采却在悲剧中升华了古希腊神话，使它成为一个形而上的哲学思想，一种艺术的幻象，一种生存的状态，尼采由此走向了“超人”。
在《悲剧的诞生》中，苏格拉底文化成为科学精神的理想和原型，因为苏格拉底“相信万物的本性是可以穷究的，认为知识和认识具有万灵药的效力，而错误乃是邪恶本身。„„从苏格拉底开始，概念、判断和推理的程序就被尊崇为最高的活动和最值得赞赏的自然禀赋，凌驾于人的所有其他能力之上”。【6】这种理论乐观主义基于对理性的绝对信仰之上，宣称能够凭藉科学精神达于存在的核心。就此而言，苏格拉底文化乃是艺术的对立面：“任何人只要回想一下这种彻底地向前奔突的科学精神的直接后果，就会立刻看到，神话是如何被它毁灭的，诗又是如何通过这一毁灭而被逐出了它那天然的、理想的土壤，如今已经无家可归了。”【6】正是这一无情的过程导致了高贵的悲剧文化的最终沦亡。在悲剧文化中，酒神精神神原本是互相结合的（“酒神说着日神的语言，而日神最终也说着酒神的语言”【6】。日神精神沉湎于美的外观、美的幻觉，达成静穆、和谐的清明之境，其个体化和差异性原则对酒神精神的毁灭冲动产生一种平衡作用。日神精神只能在与酒神精神的共存中彰显其意义（“看吧！离开了酒神，日神就无法生存！‘泰坦’和‘野蛮’因素最终与日神因素同样必要！”【6】，它不是涵盖一切的绝对原则，不是苏格拉底意义上的理性，甚至不是理性的等价物。因此，当苏格拉底藉由理性主义毁灭悲剧文化的时候，他就不仅扼杀了狂纵不羁的酒神精神，而且也扼杀了晴朗光辉的日神精神。在苏格拉底文化与悲剧文化的对立图景中，尼采觉察到一个巨大的悖论，一种意味深长的辩证法：乐观主义是悲观的，悲观主义却是乐观的。苏格拉底文化塑造了乐观、执著的启蒙精神，同时也否定了跃动不息的生命能量；相反，悲剧文化对世界虽有一种悲观主义的领悟，但却提供了一种形而上的慰藉：“我们在短暂的瞬间真的变成了原始生灵本身，感觉到它那按捺不住的生存欲望和生存喜悦。”【6】神生存的恐怖、痛苦、丑陋和毁灭，以其神秘的自弃和不羁的灵感洞悉了深不可测的生存核心。在纵情狂恣、兴奋入迷的醉境中，酒神精神超越了个体化原则，超越了自我意志，产生出与原始自然合一的深刻喜悦，从而表达了对生命的沛然活力和自发创造性的终极肯定。
人们生活在现代社会，离不开日神精神的规范，规范对我们的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一直在强调法治社会，市场经济的规范化。但是过度的规范使人成为了机械，没有了人类自身的活气和灵性，真的是生不如死。米达斯王问道，对人类来说最大的善是什么？西勒诺斯回答说，可怜的朝生暮死的人类，为什么一定要我说出你们最好不要知道的事情呢？最好的事情是不要出生，次好的事情则是早点死去。所以要颠覆现代性的颓废的精神，恢复人的自然本性，解放人的生命力，或者说，恢复一种“精神酒神象征的是醉狂、激情、音乐、想象、生命、本能、矛盾。尼采借用“酒神精神”所表示的，是对生命的肯定，是一种“把生命的全部丰富的对立物都包容在自身之中”的“解放了的精神”，用以摆脱理性与道德的限制，打破一切法则的束缚，以回到他所吁求的俄狄尼索斯的情态，即“肯定生命，哪怕是在它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
第五篇：我院召开与韩国师生文化交流活动总结会
我院召开与韩国师生文化交流活动总结会
2015年7月16日上午，我院与韩国青海福祉财团师生交流活动总结会在1号实验楼104室隆重召开。韩国青海福祉财团运营委员并青少年心理专家裴昌稷、乙支大学校眼视光专业兼任教授朴济英、青海福祉财团运营委员并中医大夫韩东勋，我院院长于建民、副院长唐曙光、工会主席杨淑启，济宁市非遗发展协会会长翟桂芝、副会长刘娟出席总结会。韩国青海福祉财团学生，学院校企合作处、生物与化学工程系等部门领导及师生代表参加了总结会。会议由杨淑启主持。
会上，于建民高度评价了此次中韩师生交流活动，对本次中韩文化交流活动的圆满成功表示祝贺。指出与韩国青海福祉财团合作协议的签署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标志着学院与韩国高校深层次合作交流进入良性发展的快车道，新学年学院将首次选派师生赴韩国进行文化交流，充分发挥双方在文化、育人等方面的优势。
裴昌稷对学院给予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热情接待深表感谢，表示本次交流活动内容丰富，韩国师生受益匪浅，并表达了和我院频繁开展文化交流的愿望。朴济英充分肯定了本次交流活动的意义，对以后的交流活动提出了设想。
我院眼视光专业2013级学生代表王佳丽、2014级学生代表刘璇，韩国学生代表俞文熙先后作了发言，分享了她们在本次交流活动中的体会和收获。
于建民代表学院向韩国师生赠送了纪念品，为在本次交流活动中表现优秀的学生颁发了荣誉证书。翟桂芝、刘娟代表济宁非遗发展协会向韩国客人赠送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绣球作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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