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性探讨(一)——超越生理需求的大跃进时代

第一篇：中国国民性探讨(一)——超越生理需求的大跃进时代

中国国民性探讨

（一）——超越生理需求的大跃进时代

改革开放30年，国民已步入中等收入，进一步改革的动力越来越小。我想说的是，不仅权力阶层，而且普通民众，都有一种安于现状的思维。除了重庆电视台外的其他很多很多电视台，不仅普通年轻人，还有很多年轻的影视偶像们，他们在用青春的激情，唱响红歌，甚至歌颂文革的毛泽东。我不认为这是在做政治宣传，因为宣传部门的号召力和工作能力没有那么强，他们可以控制充满活力和任性的年轻一代。

我相信那些80后，90后们，是发自内心的。为什么在信息越来越开放的今天，他们反而越来越沉迷于一种幻象之中，越来越缺乏悲观和远见呢？

我一直在研究人性，研究比鲁迅所言更深入的中国国民本性。在传统思维如此强大的民族里，任何西方心理学和转抄自他们的中国心理学，在解释中国国民性时，都太浅薄，太没有说服力了。

现代心理学大师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

在大跃进时期，3000万鲜活的生命，凭着一种信念，心甘情愿地被饿死，这在人类史上绝无仅有。他们作为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从建国前在地主的压迫下为生计奔波，到建国后，以“国家主人”的名义，仍旧为生计奔波。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他们在几百年来，主要需求一直没超越生理需求、安全需求。

但为什么在这两种基本物质需要都没有满足的情况下，用另一种更强大的非物质需求，进行抵消了呢？这又是怎样的一种精神需求？

——是一种回归自由的喜悦？一种对美好愿景的展望？

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当家作主——这是一种怎样的惑人心魂的口号啊，以至于可以放弃动物性的生理需求，可以在有史以来最大灾荒中，不去抢劫，不造反。从这点来说，中国2000年的儒家传统教育太成功了，他让中国人脱离动物性的时间点远早于西方国家，让普通民众自觉地以“理智”来指导生活的一切。19世纪自由主义大师约翰.密尔这样描述过中国人：“（他们）竟在早期就备有一套特别好的习俗，这在某种范围内也就是一些即使最开明的欧洲人在一定限制下也必须尊称为圣人和智者的人们所作出的事功。”

毫无疑问，他们在儒家传统教育下，是具有极强道德感的。道德的底线是不伤害他人，在一个人饥寒交迫的时候，他还保持一种极大的自我约束，不去抢劫，不去聚众革命，这不是“圣人”，那是什么人？

饿死的3000万和挺过灾荒的6亿人，这一群数量及其庞大“圣人”，宁可“易子相食”，也要坚持“正义”，以一种强大的道德感，来压抑饥饿感的灼烧。他们眼中的道德感，是一种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子女的生命、亲情，甚至自己的生命都是渺小的，可牺牲的。个体只是备用的。

在这里，我不想花篇幅去责备国家机器要负的历史责任，我希望从现代史的分析中，把握国民性的本质。50年前的那种国民性本质，在同一政权下，经历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前期，还是延续到了当下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2000多年儒家封建文化传统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超越政权的。

进一步的分析，还要考察现代各种大事件中，国民的整体性表现，尤其以文革时期为代表。

至于当下，国民行为和思想的表现，只要是国民性本质和消费主义相结合的形式出现。这只能是基于现实，进行展望。

„„

2012.2.21嘉定

第二篇：中国区域规划大跃进

中国区域规划大跃进

区域规划，如火如荼。

自去年至今，中国先后将十几个区域规划，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自珠三角一体化发展发轫，至海西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横琴岛总体发展规划，江苏沿海，图们江，黄河三角洲，乃至到今年的鄱阳湖，皖江，海南国际旅游岛，乃至最近的新疆、西藏振兴，成渝经济区等，从东至西，从南到北，几乎全在国家发展战略的棋局之中。

优先发展东部沿海，然后辐射到中西部,与“先富带动后富”相对应的是中国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凡三十年，中国已历沧桑巨变，实现了狂飙突起式的崛起，亦凸现了一些初具实力的经济区域，如早年的珠江三角，长江三角；而在这些区域，也崛起了代表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北上广深。特别是珠三角的崛起，带动了中国经济的整体腾飞，但是，由此也带来了东部沿海与内地发展的不平衡。

而中国在过去的一年中，突然之间出台了将近二十个国家性的区域发展战略，从某种意义上说，说明中国正从非均衡的区域发展战略，转变为均衡发展战略，相未来时代的全面发达挺进。同时，在中国由外向型经济，转变为内生性经济时，全面的区域振兴，亦将造就中国的内需市场。

但是，相对中国从70年代开始以来的三十年前，30年间所出台的国家性发展战略，非常有限，而在不到一两年的时间内，却突然如天女散花般，到处飞舞。大跃进式的区域规划，存在三重隐忧，将对中国未来发展造成深远影响。

本次的十几个国家级区域发展战略，与早期的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存在着很大不同。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包括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的逐步确立，其时间跨度大，空间距离亦广阔。如，以行政性区域振兴计划而言，从深圳在70年代末设立特区，到90年代初的浦东开放，以及到21世纪之后的天津滨海新区，中间间隔均有十余年，这样，每一个国家战略，中央政府都可集中全国物力财力，进行重点投入，并且在可以有针对性研究一些优惠政策。如，深圳特区更多获得政策创新支持，而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则获得了力量的财政支持，以及中央企业的倾斜。以自由式区域发展规划而言，珠三角战略，开发海南，长三角战略，更是跨度巨大，并且经过了长期的积累与磨合。

30年前是将优惠政策和资源向沿海地区倾斜，这种优惠是特殊的，定向的，集中的；而在新近的十几个新的规划中，则更象是天女散花，各个规划区雨露均沾，均难以获得特殊照顾。而这种大面积的“优惠政策”，使各自的优势抵消，只有相对意义没有绝对意义。现在出台的系列国家战略，基本每个省都有份，有些区划，甚至表面上是全国性的，实际上地方省市以国家战略的名义，进行的省级区域开发，如皖江开发，鄱阳湖，海西经济区，海南岛等，均是安徽、江西、福建、海南等省的省级战略，通过一些运作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遍地撒种，未必种豆得豆。由于短时间的区域规划过多，最后每一个区域，都难以获得来自中央的资金和政策上的足够支持，亦难以形成真正有竞争力的区域。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时间过短，很多概念性的发展战略，在现实中难以落实；甚至是在一些区域规划中，存在着众多争议。从全国范围来讲，众多的区域竞争，亦将使优势分散，难以诞生似珠三角、长三角那样璀璨的社会与经济事务发达的区域。如果借鉴珠三角、长三角等经历数十年才逐步形成区域发展格局的情况，本次的十几个个区域规划的既出台仓促，最后修成正果，亦需漫漫长路。

欲成大器，必有相当的耐心，而相关部门却对国家性的区域发展规划，一两年的时间基本扫光，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不客气地说，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浮躁。亦缺少毅力与远见。疑似投机主义。

天女散花式的国家规划，有其天生的局限。而从集中优势，到分散优势，从有限区域到全国普惠，本次的系列国家发展规划，造成了的重复竞争，亦致使一些地方面临对于资源、政策、发展的更为剧烈的竞争。

由于优势的集中，以及开发周期的漫长，中国前期的国家级区域规划，最后都形成了区域性的经济中心，这些中心都拥有广泛的辐射，并且，各个中心之间，由于涵盖的地域广阔，彼此在空间上并无太大竞争。最典型的长三角和珠三角。长三角核心区为上海和江浙部分城市，其辐射区域，主要在华东，珠三角的核心区域，集中在广东东南，其辐射区域，主要在华南。长三角和珠三角，其核心区相隔遥远，都有各自的优势所在，其外围“势力范围”也分野分明，冲突不多。

而本次的区域规划，由于几乎每个省都份，最后造成的结果是，在有些地方之间，造成了短兵相接式的竞争。如2009年12月12日国务院12日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之后，《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亦于2010年1月12日通过。月相连，日相同。其中关系，也非常微妙。未来，这种直接的空间、地理竞争，将是恶性竞争的肇源。

虽然这两个国家级规划，一个被冠以承接产业转移之名，一个被冠以生态经济之名，但是，由于其地理上过于接近，而在功能与使命方面，有部分重叠，必然导致安徽与江西未来的剧烈竞争。特别是在在承接长三角的产业转移中，安徽的皖江城市带与江西东部的上饶等区域，存在最为直接的竞争关系。

而在图们江开发成为事实之后，未来大连在东北的地位，将发生巨大变化。而大东北经济区，与环渤海经济区，力量对其也正在起变化。

在罗津港未获租用之前，东北大门被朝鲜，俄罗斯所关闭，大连成为东北唯一的出海良港，亦是东北面对东亚，太平洋市场的先锋。而随着图们江开发成为事实，未来东北的经济版图，必然东移，新的出海口，将分流大连的很多功能，可以预见，大连与图们江未来出海口城市之间，必然造成直接竞争，而图们江的开发，将直接削弱大连的地位。

东北的发展，此前对于关内依赖很大，其对于东亚，乃至太平洋的贸易，由于缺少出海口，多通过大连，而大连在辽东半岛之南，与东北腹地之间，陆路交通并不发达。而在图们江开发之后，东北将挣脱对于关内的依赖，形成东向太平洋与西向大陆市场的双头格局。

彼时，在东亚市场，西太平洋沿海的贸易方面，东北大经济区，与环渤海经济区之间，将形成直接的竞争，而这种竞争，是此前数十年前所没有的。

其它如海南岛与北部湾的竞争，湖南与江西在珠三角产业转移中的竞争，武汉与郑州在中部崛起之间的竞争，河南与山东在黄河中下游经济区之间的竞争等，都将是泛滥的国家级规划无法绕过的坎。

知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曾经将中国的经济发展，归功于县域竞争。而在中国的国家级规划出台之后，未来，中国的地方竞争必然升级，由县域竞争，上升为省域竞争。

几乎与本轮国家级区域规划大跃进同时的，是各个省级地方政府的投资大跃进。

广东确立了未来5年2.3万亿的投资，云南的5年投资，则达到了3万亿，重庆的两江新区，投资将达到1万亿，而湖北，更是退出了高达12万亿的投资经济，其投资额赫然相当于2009年全省GDP的十倍。而这些钱，都基本上投入了“铁公基”的建设之中。

这种画圈式的各地的“国家级区域规划”，实际执行则是落实到省一级的行政主体，在争取到了国家级规划，要到了招兵买马的通行证之后，各省投资方面的“军备竞争”，亦将升级。

皖江城市带由安徽的内部规划，上升到国家战略之后，安徽省长王三运亲自带队，遍访国家有关部委，提出57项政策、项目、人才、资金等方面的请求，涉及到土地、财政、金融、对外开放、环保等各个方面。直接和间接为未来的资金投资筹划。

而在江西省的计划中，鄱阳湖生态区的前期投入，需要1.5万亿。这笔巨款，更需要其开放投资，争取比较宽松的金融政策。才可以实现。为此，江西方面，一方面申请对于湖区、老区的支付转移，一方面申请基础建设拨款，如鄱阳湖枢纽工程资金，湖水治理资金，“铁公基”建设的资金等，同时，鄱阳湖还准备争取金融政策方面的开放政策，欲实现与民间银行，国外银行的跨区域合作。

7月18日，河南方面主办“国家战略视角下河南区域发展规划高端论坛”，在这个论坛上，河南方面，极力推动将河南的发展，单独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而在未来，可以预见，河南与湖北的军备竞争，将会更为激烈，目前，湖北推出的12万亿计划，已经轰动全国，未来的河南欲要后发先至，对于投资的需求，亦必不可少。这种高举区域振兴大旗的地方投资，在刚刚经历金融危机大肆货币投入的背景下，对经济的平稳发展，效果实难预料。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简介：罗天昊，中国青年学者，前中国长江商学院高级研究员；王孟龙，中国南开大学跨国企业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第三篇：历史回顾-中国房地产30年大跃进

历史回顾：中国房地产30年大跃进

2010年，中国的房价疯了。

这一年，北京望京地区“地王”边上的一套64平方米的住房，一个星期里总价涨了34万元。

房价令人们变得极度懊悔。有时候，小两口合计买房子，其中一个稍一犹豫，价格便又上蹿了十几万元，为此引来一番不满和争吵，乃至分道扬镳。这样的故事屡见不鲜。不光是北京，倒退几个月，报纸和电视上，乃至街谈巷议里，人们的话题离不开“房价”、“月供”和频频刷新纪录的“地王”。土地已经变成最值钱的东西，一句新民谣在人们口头流传：楼市月有地王出，各领噱头十几天。

房价是在人们犹豫不决的观望中突然爆发的。2009年年初，上一轮房地产的低迷期还没走出，那些钱包瘪瘪的人还梦想着房价再降一点，没成想，进入3月，它突然发力，且一发不可收拾。一个小区半年前每平方米价格只有1．9万元，半年后一看，变成了2．9万元。原先是买了房子的人嫌降价太多，围着售楼处纷纷要求退房，现在一套房子刚开盘，就被抢光了。《参考消息》则援引外电：中国每天新建房屋面积，已经占全球总量的50％左右。

今年48岁的穆图，一年前卖掉自己在北京昌平区的经济适用住房，希望在北京城里买一套小一点的住所，结果，从2009年年末一直看到2010年5月,房价一路飙升，距离他的心理价位已越来越远。这让这个经历过中国住房改革全过程的中年人万分感慨。回想30年前，中国人的住房由单位分配，到今天北京、上海、深圳的房价甚至要“赶美超英”，这期间的变迁，真是沧海桑田啊！

1978：酝酿变革

1978年10月20日上午，邓小平在北京视察新建的几十栋公寓住宅楼时，曾希望能用积蓄替儿子买套房子。

随行的国家建委副主任张百发回忆，邓小平先是“问居民住房可否成为商品，当时现场的同志没有人敢回答”，他又“自言自答说，如果房子算商品，我这几年也还有点积蓄，想买套房子给朴方，我的其他孩子不需要照顾，只有这个朴方，是因为我致残的，我需要照顾他”。

当时不像现在，房子尚未成为商品，中国大多数父亲也还没有替儿子买房的打算。不过，这一年发生了几件事，预示着中国人的住房生活可能要发生一些难以预料的变化。这年秋天，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他特地听取了当地官员关于公共住房计划的介绍，并登上高楼，鸟瞰当地的住宅小区。访问结束当天，他又突然走进当地一个普通房间，认真看了每个空间，特别是洗澡间，并不住称赞。再早些时候，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城市住宅建设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传达邓小平关于解决住房问题的指示，希望路子能宽些，譬如允许私人建房或者私建公助，分期付款；把个人手中的钱动员出来，国家解决材料。

1978年的中国老百姓还没有听说过“房地产”这个词语，他们只晓得自己家住的房子太挤、太小。在此前的将近30年里，涌动于大江南北的中国人，被西方新闻界形容成“蚂蚁”。这群蚂蚁人穿着邋遢，颜色、式样几乎相通的衣服，住在低矮、拥挤、破旧的房子里。

上海华光仪表厂会计杨希鸿的家，就是这些房子中的一间，13平方米，挤着3口人。3.6平方米,在当时是上海一个普通职工的生活空间。在一个不到1．2米高的阁楼上，杨希鸿的女儿上下了十几年。

不仅在上海，1978年的中国，拥挤是每一个城镇居民最真实的居住体验。近30年间，中国累计用在住宅上的投资为374亿元，年人均住房投资不足10元。到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的平均住宅面积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比1949年少了0.9平方米。其中有5年里，上海市的统建住宅没建造过哪怕1平方米。

住房窘迫到什么地步？学者杨绛后来回忆，她和钱钟书在学部办公室住了将近3年，“南北二墙各裂出一条大缝”。后来，人们发现胡乔木给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写的“要房信”，一字一句地请求为顾颉刚、蔡仪等著名学者解决全家蜗居之难。而普通人住在废旧木板搭成的简易储藏室就算很不容易了，不少人无处栖身，流落街头。

这一年还发生过一些不怎么起眼的事情。一个叫王石的27岁“国家技术员”从广州第一次来到南方小镇深圳。他看到，路轨旁有丢弃的死猪，绿头苍蝇嗡嗡起舞，沙头角的中英街还只是“一条弯曲的石板窄街”。15岁的农村孩子潘石屹在甘肃天水一个山沟里读中学，每天饿着肚子苦读到深夜，完全看不出日后有身家几百亿的迹象。

同年，29岁的冯仑成了西北大学经济系的学生，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的魏杰和张维迎也在这里学习。此时离他们分别对中国房地产发展产生影响还早得很。

1980年：开发

进入1980年才8天，中国第一家房地产公司──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成立了，当时的深圳房地产管理局副局长骆锦星兼任总经理。

说是公司，其实只有5个人，除了总经理，还有财务、出纳、两个技术员，他们的资产是4部旧单车，一间平房和几张桌子，4万元港币的开办费是从香港商人那里借来的。成立公司的目的只有一个：和香港商人合作建房子。此前，因为缺少资金，46岁的骆锦星正为解决两万平方米干部住房发愁，偶然听一个香港朋友说，你这个局长是在端着金饭碗要饭，为什么不可以你们出地，港商出钱，合作建房，利润分成？

这话把骆锦星吓了一跳。在当时，出让土地是要犯国法的，但得承认，这个提议挺让人心动。为了找一个合理合法的理由，经历过“文革”洗礼的骆锦星，与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一帮人经过冥思苦想，突然记起了“马恩列斯”，希望从“祖师爷”那里找到理论根据。

还真让他们找到了。翻了几天后，他们在《列宁选集》的“住宅问题”这一节中，查到列宁引用过恩格斯一段话：“„„住宅、工厂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

骆锦星连夜向市委书记张勋甫报告，后者也引经据典地表态：“《共产党宣言》中还说“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你们就先干着试试看吧。”

有了这一表态，找投资并不用费多大事儿，一位香港老板骑着自行车到深圳来，坐在一个破凳子上谈成了这次合作。没过多久，中国第一份合作建房合同诞生了──这一天是 1980年1月1日。

从这一天开始，1980年成为中国房地产业突飞猛进的一年。就在当月，北京的《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论证住宅属于商品，私人购房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不矛盾。随后，围绕着福利分房是否应该坚持的问题，报纸上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则罕见地报道了吉林推广四平市建房出售经验的消息。这批住宅同时面向集体单位和个人出售。

4月2日，邓小平在北京一片灰旧低矮的建筑物旁边，对胡耀邦、万里等人发表了后来被称为《关于建筑业和住宅问题的谈话》的言论。这次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谈话确定了几个原则，其中包括“房子是可以卖的”。他指出：“城镇居民可以自己购买房屋，也可以自己盖房。不但新房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十年、十五年还清。”

这一讲话在一定范围内传达后，有很多人不理解，心存疑虑，非议之声不断。不过，到10月，全国已经有128个城市和部分县镇开展了私人购买、建造住宅的工作。北京市在9月成立了全国第二家房地产公司──北京城市开发总公司，拉开了开发北京的序幕。这一年还有一个文件应该被记住，因为30年后的人们对它谈及的内容一定不会陌生，那就是《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这个纪要明确表示，对新建小城市、卫星城、现有的城市新建区、旧城成片改造区，都应该考虑“组织开发公司，实行综合开发”。

1984年：“房地产”

一个时代的转变常常是从最小的变动开始，而最初只有很少的人能感觉到。比如，1984年的时候，一些外国人不再去北京西郊动物园旁边的老莫斯科餐厅了，而是改到长城饭店大堂慢慢品尝牛油蛋糕。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莫里斯敏锐地发现，过去一直看重前门、和平门和宣武门的北京，正在努力往东拱身子：“以耸立在北京东郊的长城饭店为圈子，这里聚集了与老北京胡同文化格格不入的一座座富丽堂皇的高楼。”

变化不只发生在北京。今天，如果把万科、招商地产、保利地产、广州城建、浙江广厦、华发股份、天鸿集团、宋都集团„„放在一起寻找它们的共同之处，你会发现，这些房地产企业都出现在1984年。这一年还有一件大事发生。1月24日下午，邓小平的专列在南方绕了一圈之后，到达深圳。当他站在建成不久的罗湖国际商业大厦足有22层高的楼顶，眺望着新城区在建的高楼时，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途经楼下，看到很多警车、警察和聚集的人群。他后来回忆说：“我好像感到干大事情的时候到了。”

这个年轻人就是王石，他在4个月后成立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也是在这一年，在一家仅有几个人的小型集体企业——北京怡达公司担任副总经理的高干子弟任志强，卖了3年油条之后，被上级单位没收了公司的经营权。他鼻子很灵敏，开始琢磨要修房子捞一笔。同一年秋天，浙江一个铁匠的儿子楼忠福想方设法当上了他所在的建筑公司的经理，他立马贷款160万元，开始向房地产业进军。

与他们相比，25岁的冯仑刚获得法学硕士，并留校当了老师，他后来去了中宣部，又进了体改委，循着一条完全不同的轨迹前进。

他们在和这个时代一起进步。1984年,商品经济时代的魅力开始显现，推行住宅商品化的思路日渐清晰。房地产公司从政企不分的混血儿过渡到完全企业化，就始于这一年。10月里，主管房地产业的中央机构对组建房地产公司──那时候还叫“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作了明确规定，认定它们“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在同一个月，起码有3份中央发布的文件，确定了“推行住宅商品化”的思路，国务院的一个暂行规定表示“大中城市都要逐步扩大商品化住宅建设，建设周转资金由建设银行贷款、企事业单位集资等多种渠道解决”。

市场运作早就开始了：往前推两年，深圳一家报纸上出现了全国第一个房地产广告，占了足有四分之一个版面。当然，不应该忘记的是，作为一个行业，“房地产”是在1984年被命名的。国家计委、经委、统计局、标准局等批准颁布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和代码》首次正式将房地产列为独立的行业。

1987年：拍卖土地

1987年眼看就要过去之际，深圳举行了一次拍卖会。现场来了不少大人物，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外资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以及全国17个城市的市长。此外，28位香港企业家和好几个经济学家，以及60多个记者也闻风而至。因为很多香港人不懂普通话，这次拍卖用的是“双语”：两名深圳当地官员，一个讲普通话，一个讲粤语。如果这还不足以说明这次拍卖的规格之高，那么，香港测量师协会赠送、专门从英国定制的枣红色拍卖槌也可以用来作为佐证。槌声一响，闪光灯闪成一片，一块8858平方米、紧靠水库的土地，最后以525万元的价格成交。

那时候，人们还并不知道什么是“地王”。区区525万元人民币，就让在场的人奉上了“沸腾的掌声”。在当时的人眼里，对一块土地来说，这是天价。

深圳，也是全国，首块土地的50年使用权通过拍卖的形式找到了主人。

整个拍卖过程只持续了17分钟，不过，有人认为，这是为此后深圳“一夜崛起”速度奠定基础的17分钟，也是中国迎来土地真正成为“黄金”时代的17分钟。人们的激动之情不难从次日报纸的头版窥见端倪：“这是新中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的空前壮举，也标志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进入了历史新时期。”

新时期是来了。第二槌在1988年的福州敲响。接着是在上海，这一次，货币单位换成了美元，数字也涨到了2805万元。又过了4个月，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宪法进行了修改，将宪法中禁止出租土地的规定删去，改为“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紧接着，《土地管理法》也进行了修改，土地禁锢终于完全放开。

至于第一块拍出的土地，一年以后建成了“东晓花园”，并首次采用了按揭贷款的方式出售，151套住宅，不到1个小时就全卖光了。虽然房价只有每平方米1600元,但开发公司还是凭借这笔买卖，净赚了400万元。

1993年：泡沫

这一年，人们见证了房地产的泡泡涨大到巅峰那一瞬间，然后又眼看着它一下子破了。这一年，许多人更记住了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词语——宏观调控。从此，这个本来是对经济总量进行调节的概念，就与中国房地产结伴儿而行。

讲到房地产泡沫，就要讲到海南，就不得不回到1988年海南建省之后，海口市那个著名的“三角池”。1988年，随着新“特区”的成立，来自内陆的人一下子挤满了这个张贴着招聘、应聘信息的地方。

此时已经进入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的冯仑，顶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比较制度研究室副主任”的帽子，也来到了海南，其实就是下海，整天开着海南省委借给他的破面包车乱跑。

冯仑眼前的海南热闹异常，杂乱得像个大县城，但他同时发现“每个人都充满激情，充满希望，两眼放光。海南不相信眼泪”。

恰好，在深圳没有折腾出名堂的潘石屹随老板刚刚来到海南。老板在海口承包了一个砖场，他被委以砖场厂长的“重任”，管理300多名“民工”，谁知一年多以后，砖场倒闭，砖场老板卷款离去。最失意的时候，潘石屹住在海南简陋的招待所里，除夕夜想到值班室看看春节晚会，却被服务员毫不客气地拒绝了。

1989年，北京首次公开出售了商品房，尽管黄金地段的350套房子每平方米最高不到2000元，而且只卖掉了250套；天津、无锡和济南纷纷建起了城市住宅示范小区，引得许多人参观学习；1989年，中国第一个房地产经纪公司创办，从此开始左右许多人的生活；到1991年，万科已经成为首个上市的房地产企业。一幕又一幕的财富大戏，颠覆了人们的致富理念。当海南开发的热潮刚兴起时，无数怀揣梦想的人们以及几百亿的资金流入海南，房地产在不经意中成了点石成金的捷径。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讲话”，内容随后被作为当年2号文件下发，紧跟在后面的就是中国房地产开发的浪潮。大批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仿佛一夜间冒了出来。据统计，1988年，全国房地产公司为3124家，此后3年，全国房地产公司基本上维持在这个数量；1992年年底，这个数字却一下子变成了1．2万家，到1993年又变成了3万多家。1992年，全国商品房的销售额达440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80％。

这场来势凶猛的房地产狂潮首先是从海南岛开始的。当时，这座总人口不足655.8万人的海岛上，到处都挂着房地产公司的牌子，最多的时候居然有5600多家。1992年4月13日的《海南日报》讲了一件事：某房地产公司在海口市投资的25层大厦，刚破土就被抢购一空。还有人大概算了算，发现人口只占全国0．6％的海南，商品房却占到了全国总数的10％。

1993年，这一切被推到了顶峰。该前5个月的统计数字让西方经济学家目瞪口呆：中国固定资产的投资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又增长了69％。

早在1992年年底，英国《经济学人》就警告过：1993年的某一个时候，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会出现危险的过热势头。外国佬的话音未落，意犹未尽者仍在做着暴富之梦时，1993年6月23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突然发表讲话，宣布终止房地产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业。

紧接着，第二天，国务院发布《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意见》，一共16条整顿措施招招致命，一路高歌猛进的海南房地产热戛然而止。大量资金沉淀了，一大批被套牢的人和企业叫苦不迭，悔之不及。数千家开发商卷款逃离。

这场调控的遗产，是给占全国0．6％总人口的海南省留下了占全国10％的积压商品房。全省剩下的“烂尾楼”足足有600多栋、1600多万平方米，闲置的土地18834公顷，积压资金达到800亿元，而在全国金融系统留下的坏账就高达400多亿元，是积压房地产的重灾区。

1985年，海南人邢诒前把他在岛外挖得的“第一桶金”带回家乡，先开服装厂，后开房地产公司。“那时，海南土地的价格直线上蹿，让人心惊肉跳，刚到手的10亩地半年内涨了50倍，300多万元一亩，想不到吧？”

投身房地产业让邢诒前从百万家财的服装老板摇身一变成为亿万富翁。在事业顶峰期，他的资产一度达到两亿多元，拥有海口最高的楼以及10辆奔驰、皇冠、凌志等豪华进口轿车。他曾经以为自己手里的钱一辈子也花不完了，每天往裤兜里塞进两叠现金，左右两个裤兜，一边1万元，唯一的念头，就是在回家之前花个精光。

但一觉醒来，他却一无所有了，变卖家产也还不清欠款。他和中国的房地产业一起，在起步阶段就接受了这样的一次狂风暴雨的洗礼。

1998年：终结福利房 在1998年以后，单位分房这件事，人们只能听别人说说，或者是在影视作品中见到了。从这一年起，在中国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福利分房制度被彻底变成了回忆。

这年的1月，搞房地产的商人王石被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叫去，询问对房地产市场走势的看法。这被后来的分析家们认为是一件耐人回味的事情。

2月28日，朱镕基主持召开国务院房改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并亮明了自己的态度：“要

作个决定，今年下半年停止福利分房。”

1998年7月3日，是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一个分水岭。这一天，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从这一刻起，原先的福利分房制度彻底被废止。

这不但是中国两种住房体制的转换期，也是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的分水岭。在南京市鼓楼区某小学当语文老师的常乐乐，是个既漂亮又爱笑的姑娘。可当她听到今后不再分福利房的消息，竟然哭了。她觉得很失落，很迷茫，“我刚到学校的时候，校长曾指着学校后边的一块空地说，3年后，这里就是你们的房子。当时我很高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买房子。现在国家不分房了，我自己哪有钱买啊？”

为了搭上福利分房的“末班车”，许多城里人连婚姻都开始功利起来，有的人还没女朋友，立刻到乡下相亲找个女孩结婚；有的结婚没几年，已经分过一套房子的，听说30岁以上的大龄单身青年也可以享受房改待遇，立刻与另一半“假离婚”。

福利分房成了闪电结婚的催化剂。当时，27岁的广东湛江人邹小伟与父母住一起，由于单身，单位的福利分房一直轮不上他。他和现在的妻子还刚认识100多天，根本没想着结婚，但如今听说福利分房要取消了，他与女友一商量，决定“为了房子”结婚。当时流行的一则笑话则是这么说的，某单位分房方案中规定，已婚者加3分。某君心底一算，自己就差一分，情急之下，在一家杂志上刊登如下征婚广告：现征一有意者共同生活，年龄不限！相貌不限！性格不限！男女不限！

当年那个对失去福利分房机会倍感失望的常乐乐，省吃俭用存了10多万元，又向亲戚朋友借了一些，2005年终于在南京近郊选中了一套住房。她发出了这个年代人们最常听到的那种感叹：“一辈子的打拼就为了一套房。”

告别了拥挤的居住记忆后，普通中国人又迎来了高房价的痛苦。2003年以后：房价与财富

2003年，关于房地产和财富这个话题，人们增添了不少谈资。

先是最新的《福布斯》“中国大陆百名富豪榜”公布后，人们惊愕地看到，涉及房地产业的富豪竟有35个，前10名富豪有6个是靠房地产一举暴富的。紧接着，富豪榜的大人物、上海农凯集团公司董事长周正毅“落马”，与他相隔不久，还有另两名房地产商人也因为经济犯罪而被“法办”，由此，他们所代表的房地产商人通过非法手段谋利的路径也被曝光，让普通人清楚地看到了财富和权力是如何勾结着掠夺社会的。在福利分房结束后的几年里，房地产热已经热到了何种程度？这一年的建材价格可以拿来衡量一番：水泥、钢铁等的价格有时候一个月要涨出3个价格来。

原先对贷款颇有顾虑的中国人，才过了没几年，就把“按揭”这个外来词语挂在嘴边。2000年5月底，建设银行的个人住房贷款总额经过8年的发展后终于超过了100亿元，但此后仅过了5个月，就一跃变成了200亿元。那段时间，中国和美国的两个老太太的故事广为流传，燃起了许多人的消费热情。最流行的版本是这么讲的：中国老太太省吃俭用一辈子，终于攒够了买房的钱，却没机会住了；而美国老太太贷款买房，享受了一辈子，临终前还完了银行的贷款。

2001年，“温州炒房团”这个让人们感情复杂的称呼第一次出现。当年8月18日,一个吉利的日子，157个温州人开进上海，3天买走了100多套房子；第二年春天，另一群温州人来到北京，一下子就花掉2000万元。从此，武汉、青岛、深圳到处都能见到温州人的身影，他们“走到哪儿，涨到哪儿”的名声开始流传，一些地方的领导为了迎接温州炒房团，甚至亲自布置接待方案，把他们奉为上宾。而在房价高涨叫苦连天的普通人那里，他们的名声则不怎么光彩。

房价的上涨早就让一些人感到担忧。2002年元旦的前一周，已经成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的魏杰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专访，并发表题为《2002，房地产的冬天》的访谈讲话，认为房地产已经产生了超过1993年的泡沫，而“2002年将是中国房地产业的冬天”。魏杰信誓旦旦地说：“如果楼市不崩盘，我就去跳楼。”这句话为他在普通人那里赢得不少声誉，但这并没有阻止房价在此后几年继续疯涨。

关注过上海市中心的住宅区“申江名园”的人能轻易看出房价上涨的速度。2001年10月一期开盘时，这个繁华之地的房子价格是每平方米6000元，2002年年底二期开盘时是每平方米7000元，到2003年,每平方米的价格变成了1.1万元，随后是2004年的1.6万元，以及2005年的2.4万元。不到3年半，价格涨了300％。

在杭州，有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2001年，一对儿兄弟做生意赚了30万元，每人分15万元，哥哥炒股，弟弟买了栋楼，2003年10月一结账，哥哥的钱还剩下6万元，而弟弟的楼卖了56万元，还觉得卖贱了。

从这时候开始，人们就得习惯在高房价底下讨日子。从这一年开始，那些没有房子的人，将眼睁睁地看着房价突破一万元、两万元，看着一次又一次地宏观调控最终换来房价新的增长。他们会逐渐习惯“房奴”、“蜗居”这些此前闻所未闻的词语，并且把买房的计划一再推延，目标地也离城市越来越远。

5月15日下午，一直还在看二手房的穆图，再次来到东三环一家经常光顾的房产经纪公司，尽管这里的二手房交易量已大幅下降，但房价相比上月不降反升，自己心仪已久的那套住房又涨了七八万元。穆图在博客中慨叹：“照这样下去，俺们全家人即使不吃不喝再奋斗两辈子，在这座城市也买不起一套住房了。”

第四篇：超越梦想,一起飞

超越梦想，一起飞

河南省商城高中高二（12）班雷亚丽

有一种声音始终牵引着我，在我迷失时给我方向，在我困惑时帮我解答，在我退缩时给我鼓励，在我灰心时给我安慰，这到底是什么声音？

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已经响起：“超越梦想，一起飞，你我需要真心面对，让生命回味这一刻，让岁月铭记这一回......”原来，这声音就是梦想。是啊，她一直伴在我左右，给我方向，给我力量。

孔子周游列国时，被陈、蔡两国的士兵困在郊野中，好几天没食物可吃，随从的弟子有的饿得都站不起来，可他依旧不停地给大家讲学、朗诵、唱歌、弹琴。为达到目标，孔子百折不饶；为实现梦想，他不言放弃。他的执着让我震撼。

他总是用思想去感化人，丰富和完善人的精神世界；他总是坚定地面对困难，从不言弃。孔子那深邃的思想向我们证明，他超越了梦想，超越了国界，穿越了时空，带领我们一起飞翔。

因此，超越梦想就是孔子改变天下无道的不言放弃。在大学期间，陈欧利用用业余时间，凭借网游的天赋，参加比赛获得奖金赚取生活费。可他并不满足，他要超越梦想，他不断尝试进军东南亚市场。他仅靠着一台笔记本，创办了在线游戏平台，并吸引了数量庞大的游戏玩家。如今，他已创建了世界第二大网络游戏平台。还有一个发明狂，他就是扎克伯格。在上哈弗大学时，他有一个梦想，为了超越这个梦想，他把所有心思都用在鼓捣计算机程序上，从而发明了MP3。

陈欧走上了发明游戏的阳光大道，扎克伯格也发明出新“玩意”，这不正是因为他们敢于超越梦想，不停地探索和突破吗？

因此，超越梦想就是陈欧和扎克伯格创业的探索和突破，是丰富的想象和大胆的创造。

一个顽强的生命以其勇敢的方式震撼了世界，一个生活在黑暗中却又给人类带来光明的奇人——海伦凯勒。在生命的88个春秋里，她是一个始终煎熬在无光、无声、无语的孤绝岁月中的弱女子。这一奇迹，全靠一颗不屈不挠的心去超越梦想，以惊人的毅力面对困境，终于在黑暗中找到了光明。

因此，梦想就是海伦凯勒接受生命挑战的勇气，敢于奋斗的精神。

其实，人生就像自助餐，什么都要靠自己调配。只有心怀梦想，勇敢地接受挑战，不断地突破自我，才能超越自我，超越梦想，一起飞！

（语文老师

程祖典）２０１４.５.１

第五篇：《祝福》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的批判

《祝福》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的批判

——浅析祥林嫂悲剧的原因

【内容摘要】

本文通过对鲁迅小说《祝福》中主人公“祥林嫂”历史悲剧原因的分析，揭示出导致祥林嫂之死的关键，那不是穷困，不是劳累，也不是意外灾祸，而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祥林嫂忍耐过、挣扎过、反抗过，但最后还是逃不出封建礼教的魔爪，这是祥林悲剧的真正意义。祥林嫂面对接二连三的不幸及种种迫害，曾进行了不懈的抗争，但这种抗争不仅无效，而且导致其越陷越深的可悲结局。小说《祝福》深该地揭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盾牌及其掩盖下愚弱的国民劣根性，二者共同造就了在“无爱的人间”的一切以祥林嫂为典型的被蹂躏被压迫宿命的必然。【关键词】

《祝福》 传统文化 国民性 悲剧 【正文】

一、背景与主要内容：

鲁迅出身于没落的士大夫家庭。1898年到南京求学，先入江南水师学堂，次年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其间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与“民主”。1902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1904年到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医，后因为在那里发生的两件事对他影响很大，从此弃医习文。

鲁迅以极大的热情欢呼辛亥革命的爆发，可是不久就失望了。他看到辛亥革命以后，帝制政权虽被推翻，但代之而起的却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封建社会的基础并没有彻底摧毁，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宗法观念、封建礼教仍然是压在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鲁迅在《祝福》里，深刻地展示了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

这一时期的鲁迅基本上还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还不可能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观察，有时就不免发生怀疑，感到失望。他把这一时期的小说集叫做《彷徨》，（一）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封建礼教

“鲁四老爷”在文中也便是道家思想的化身，这可从他家门前的朱拓的大“寿”字窥见一斑。在旧中国讲理学的人大都兼信道教，他们是于孔孟之外信奉太上老君或关圣帝君的。刻画这个人物，鲁迅先生并没有用太多的笔墨，只是几句话，可就从这几句话中人物的特点就突现了出来。

首先，文章在介绍鲁四老爷的书房时，先写道：“我回到四叔的书房时，瓦楞上已经雪白，房间里也映得较光明，极鲜明的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由此可见，这个“寿”字在书房中的位置是极醒目的，也可以推想主人对它是非常重视的。我们想，书房本是用以安心读书的，即便有一些装饰用的字画，也应该是反映个人品性追求或激人上进的内容，而这里的“寿”字，分明是主人追求长生久安思想的体现，一般是挂在正堂或卧室的，而他却直挂到书房里来，也可见主人家的心志不在读书一事，从侧面也反映出鲁四老爷这个封建卫道士道貌岸然的本质。另外，作者还强调这个“寿”字是“陈抟老祖写的”，追溯陈抟老祖，我们知道他是五代宋初的一个道士，“著有《无极图》（刻于华山石壁）和《先天图》；认为万物一体，只有超绝万有的‘一大理法’存在。其学说后经周敦颐、邵雍加以推演，成为宋代理学的组成部分。此外还著有《指玄篇》，言导养和还丹之事。”（《辞海》）可见他是宋代理学的先驱者，鲁四老爷挂陈抟老祖的“寿”字，大概正如后世儒家弟子供奉孔子的画像一般，含有尊崇之意。这一点交代强调了鲁四老爷的身份，为他在后文中顽固残酷地对待祥林嫂作了铺垫。所以，鲁四老爷作为顽固的封建礼教的代表者，“寿”字体现出来的分明是他们在追求他们生命的长寿，而这长寿正是建立在对祥林嫂这些社会底层的人民的物质剥削与精神压迫之上的，他们对长寿的拼命追求，对“祝福”的重视，也暗示了封建势力的顽固性及反封建的长期性与艰巨性。

其次，在听人报告祥林嫂被抢的过程后，他只说了一句：“可恶！然而„„”这里的“可恶”说的应该是祥林嫂的婆婆，因为她这样地抢人，闹得沸反盈天，影响了他们家的声誉；“然而„„”则应是他转念一想，婆婆动手抓儿媳是“天经地义”的事，自己也就不必说什么了，这充分显示出他是站在封建礼教的立场上的。当卫老婆子到他们家时，鲁四老爷先是一句“可恶！”，这是针对卫老婆子的，四婶已经在下文中给解释的较明确了，随后卫老婆子巧言答辩，说一定荐

“国民性”是鲁迅一生中十分关注的问题，在近半个世纪里，他都在不断地剖析着国民的弱点，在不息地寻求着改造国民性的途径。这不但常常占据了其思想活动的中心，而且还往往成了其诸多作品的主题。鲁迅早就说过，他希望他的著作“待再经若干岁月，又当化为烟埃，并纪念也从人间消去，使他的事早已“完毕”。[2]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使国民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制和毒害，造成民众的愚昧、麻木和冷漠。鲁迅的一生都在致力于改造国民性。鲁迅在《呐喊》序言中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3]诚然，鲁迅对国民精神的改造又是有极大阻力的：这不仅仅在于国民精神的愚昧麻木或迷信封建等的落后性，而恰恰在于不觉醒的国民视别人的不幸或痛苦成为其用来慰藉自己甚至娱乐自己感官视听乃至灵魂的东西。可以说，鲁迅对国民性的探索和研究非常深广，他从现实人生的精神病态出发，对国民精神上的各种痼疾进行具体解剖，国民身上的种种精神病症无不在他的笔下暴露无疑。这些精神病症中的主要痼疾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愚昧

鲁迅的笔下，国民的愚昧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就是旧中国的一个农村劳动妇女，有所有旧中国劳动人民的优秀传统，也有所有旧中国劳动人民的愚昧与不觉醒。因为这种“愚昧与不觉醒”正是封建礼教赖以存活、滋生、为害天下的土壤。祥林嫂的一生坎坷悲惨，封建“四权”的绳索犹如千斤铁链，紧紧的捆缚着祥林嫂，戕害着祥林嫂，夫权要她守节，族权不允许她守节，政权和神权又惩罚她的不守节，这深入骨髓的苦楚使祥林嫂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最终勤劳、善良的祥林嫂被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和以柳妈为代表的冷漠的看客迫害的精神失常，丧失了劳动能力，又被一脚踢开，沦为乞丐，最终在人们年终祝福欢乐的气氛中，怀着无限复杂矛盾的心情倒在了漫天的大雪之中。祥林嫂衔冤而死，死得慌恐不安。祥林嫂临死前，似有所感悟。“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但这种“疑惑”又是不明确的，“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希望“死掉的一家人，都能见面”，又怕因为“那两个死鬼的男人”，“阎罗王”要把她“锯开来，分给他们”。应该说，这既是一种“疑惑”，更是一种慌恐。祥林嫂被封建思想毒害，甘于受压迫，也无力反抗，只是逆来顺受，任人摆布，纵然背井离乡，纵然凄惨死去，也从不会、不敢对压迫她的统治者、压迫她的封建礼教说个“不”字。愚昧迷信，节烈观念在她的思想中

趣的走开了；女人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导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起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地去了，一面还纷纷评论”。很显然，听阿毛的故事，只不过在满足着他们猎奇的心理，是在对别人不幸的咀嚼中获得对自己卑微生活的满足感。简言之，庸众从祥林嫂的痛苦和悲哀中得到的不是正常伦理的，而是变态心理的审美的满足和快乐。在他们眼里，祥林嫂是个不值得同情的不祥之人，鲁镇的人不会慷慨施舍自己的同情心给这样的人，在礼教和人性面前，鲁镇人是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前者。《祝福》中鲁迅特地用“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鉴赏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等话语反复作着旁敲侧击的暗示。“存天理，灭人欲”，高高在上的冰冷的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压抑着人本身的同情、怜悯。在这个冷漠的世界里，当祥林嫂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之后，她再讲阿毛的故事，就“只值得厌烦和唾弃”。而祥林嫂只能“看了天空，叹息着，独语似的说着‘我真傻’”。

由上述分析可见：国民形象中蒙上了表面上麻木混沌，实际上精明残忍的隐身衣，使之堂而皇之地不仅可以欣赏喜剧或滑稽，还可更堂而皇之地鉴赏悲剧或残酷；“精神胜利法”中，国民精神中打上了虚伪、自欺、谎言的烙印，使其无法直面人生观，更使其无力改变人生；“中庸”之道中，国民面目上涂了公允、折中、调和的面膜，使之“遇狼显羊样，遇羊显狼相”。使之平正之状可掬，使之奴性之太可溢。止于此，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锋芒全部力透纸背，批判之犀利令人触目，批判之深广令人忧愤！

鲁迅一生都在思考国民性问题，他以笔为刀，解剖国民的灵魂，对民族精神中的消极方面给予了彻底的暴露和批判，意在“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来”，从而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综上所述，鲁迅在《祝福》中给我们所展示的祥林嫂悲剧既是一个渗透中国传统文化悲剧，又是一个涉及民风与民俗，信仰与禁忌，和国民性问题上的整体性悲剧。透过鲁镇社会生活方式的实际境遇，隐含着现代知识分子对以儒道释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的怀疑态度和否定性评价，也同时隐含着作者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在长期的封建文化传统浸染下所形成的劣根性的道德谴责和文化批判。在这幕历史悲剧的审判中，作者把造成祥林嫂悲剧的刽子手——以儒道释交融杂糅的中国传统文化，最终推向了

“旧历年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鲁迅这样开始祥林嫂悲剧故事的讲述。这是一个肯定陈述句，叙述故事发生的背景。旧历年的年底是我国传统大节——春节，习惯上，春节从腊月二十三（小年）就开始，到第二年正月元宵节为止，此过程中诸多祭神祀祖的礼仪活动庄严而隆重，祥林嫂便死在祭灶的夜晚，死在喜庆的爆竹声中。祭灶是送灶王爷上天祈福，以保下界平安的。所以文中讲道：“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千百年来，传统的文化习俗少有变化。在鲁镇的芸芸众生祈求神灵之际，已沦为乞丐的嫂发出了魂灵有无的疑问，“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她是企盼着神祗的降临，还是怀着希望破灭走向地狱的恐惧？她生于这浓厚了文化历史氛围，死于这文化历史氛围之浓厚，那些“钝响”的爆竹，“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的闪光，种种“新年的气象”，都成了祥林嫂悲剧命运对比鲜明的背景。

鲁迅曾经说过：“要极节省地画出每一个人的，最好是画出他的眼睛。„„倘若画了全部的头发，即使细的再逼真，也毫无意义。”《祝福》中，鲁迅描写祥林嫂的眼睛达十二次之多，描写眼睛的发展变化，揭示其悲剧的性格及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悲惨命运。祥林嫂第一次到鲁四老爷家时，刀子是“顺着眼”，目的是强调她的善良老实，安分守己；当她第二次死了丈夫，失去儿子时，她再到鲁四老爷家，她“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通过她的泪痕、眼光，写出了她丧夫失子的悲痛心情；当祥林嫂向四婶诉说儿子阿毛被狼吃掉时，是“抬起也没有神采的眼睛”，通过这个描写，进一步写出她失掉儿子的痛苦；当也一次又一次地向人们倾诉自己痛苦的故事时，人们报以她的是冷酷无情的嘲笑，这时她“张着口怔怔地站着，直着眼睛看他们”，通过“直着眼睛”四个字，把祥林嫂由于受到打击，性格变得呆板、凝滞的特征准确地表现了出来；当也向土地庙捐了一条门槛后，“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但四婶仍然禁止她拿祭具，“这一回也的变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不济了，而且很胆怯，不独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老鼠；否则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这里，通过她的“窈陷”下去的眼睛，写出她遭受打击之大。向土地庙捐门槛赎罪后，仍然不能争得做“奴隶”的资格和权利，这时，她的精神支柱已完全倒塌了，她的精神崩溃了，变成了一个“木偶人”。至此，悲剧推到了高潮。在她临死之前，鲁迅进一步写道：“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祥林嫂在巨大的痛苦和悲哀中已经麻木了，完全了生命的活力，鲁迅就是这样紧紧抓住了祥林嫂的“眼睛”，把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