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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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完善
作者：薛松
【摘要】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于第56条第3款设立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这对于保障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以及遏制恶意诉讼方面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但与此同时，此项制度在民事诉讼法中仅有一个条文进行了规定，没有相配套的制度和具体的操作规范，在实际操作中尚存在诸多不便。本文中笔者在对台湾地区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对完善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第三人撤销之诉；案外第三人；适格原告
当前我国的民事审判实践中，通过诉讼方式获得虚假判决侵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案件已经屡见不鲜。由于判决所具有的法律效力，就使得判决成为了虚假诉讼当事人侵吞第三人财产的工具。为了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人们很自然地想到，应当设置一种程序将这种虚假诉讼的判决予以撤销。[1]针对这一状况，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在第56条第3款中规定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但与此同时，此项制度在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中的规定还显得十分简陋，没有相配套的制度和具体的操作规范，在实际操作中尚存在诸多不便。本文中笔者对台湾地区的立法进行考察，与我国的现有的规定进行比较和分析，对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完善提出一些建议。
一、台湾地区第三人撤销诉讼考察
根据设立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国家的立法，可以将第三人撤销之诉大致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再审型第三人撤销之诉，即合法权益受到生效判决侵害的案外第三人得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对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判决提出再审，采用这一立法方式主要的代表国家是日本。另一种是独立型第三人撤销之诉，主要是指案外第三人对于侵害其合法权益的生效裁判可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向法院起诉的救济制度，采用这一立法方式的代表则是我国的台湾地区。我国的立法被普遍认为建立的是独立型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并不依附于再审程序。因此笔者对与我国制度类似的台湾地区的立法进行重点的考察，提取其在配套制度和具体程序方面的可取之处。
台湾地区的第三人撤销诉讼程序于2003年修改民事诉讼法时进行了专门的规定，主要在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507条之1到第507条之5这几个条文之中。根据台湾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结果我国立法的不足，笔者主要介绍台湾地区第三人撤销诉讼的适格当事人和效果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第三人撤销诉讼的适格当事人
上述第507条之1对于提起第三人撤销诉讼的原告资格进行了明确的规定，适格的原告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其一，案外第三人因为不能归咎于自身的原因而不能参加诉讼，导致在他人的诉讼中不能提出足以影响判决结果的攻击或者防御的手段；其二，提起第三人撤销诉讼是该案外第三人对其损失进行救济的最后手段。第三人撤销诉讼中的被告则是由原诉讼中的原被告双方共同组成撤销诉讼中的被告。
（二）第三人撤销诉讼的效果
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507条之3和第507条之4规定了第三人撤销诉讼的效果。首先，提起第三人撤销诉讼并不能停止原确定判决的执行。但是法院可以依据必要的情形或者依第三人申请并在提供必要确实担保的情形下，在第三人撤销诉讼声明的范围之内对第三人不利部分以裁定停止原确定判决的效力。法院裁
定停止执行或者驳回第三人请求的，允许原判决当事人及第三人对该裁定提起抗告以救济。
其次，法院认为案外第三人提起撤销诉讼理由成立的，应当撤销原确定判决对第三人不利的部分，并且法院认为在有必要时，依据第三人的声明，在撤销范围内做出改变原确定判决的判决。
最后，原判决在原当事人之间仍然具有效力。但在诉讼标的对于原判决当事人及提起撤销之诉的第三人必须合一确定的情况下，原判决在原当事人之间也将失去效力。
二、对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反思
（一）对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立法体例选择不当
就国外对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立法体例选择而言，各国立法普遍将其规定在确定判决瑕疵的救济程序体例中。如台湾地区将其规定为“第五编再审程序”之“第五编之一第三人撤销诉讼程序”中，法国则规定在《民事诉讼法》第一卷“适用于所有法院的通则”第十六编“上诉途径”第三副编“非常上诉”中之第一章“第三人异议”，其与第二章“再审申请”和第三章“向最高司法法院提起上诉”并列。[2]
第三人撤销之诉本质上是第三人在合法利益受到他人确定判决侵害时所采取的救济程序，因而，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将其规定“当事人”这一章节中的立法体例选择不当。
（二）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格原告规定不当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3款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以第56条第1款所规定的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第56条第2款规定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为限。然而，第三人撤销之诉，虽然同样使用“第三人”一词，但综合其立法目的和域外之相关立法例的规定，其含义应当为“非因自身过错未参加原审诉讼程序但其合法权益却因生效裁判而受损的案外第三方主体”[3]，其范围比我国传统意义上“第三人制度”中所指向的第三人广泛的多。如果仅仅是为了保障第56条前两款所规定的第三人的合法权利而设立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那么就完全没有这个必要。针对此种情况，只需要在立法中规定案件中有第56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的时，法院应当依职权通知第三人参加诉讼，而该第三人必须参加诉讼，则第56条第3款“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这一提起撤销之诉的前提条件就不能成立。而且这样一来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就保证了第三人能够参加诉讼，避免了经法定程序所作出的有效判决被随意提起撤销之诉，有利于节省司法资源，提高效率。
因此，依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3款对于第三人撤销之诉适格原告的规定，将会导致我国传统的第三人制度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功能重叠，而合法权益受到生效裁判影响的案外第三人则依然缺乏有效的救济手段，这与我国设立第三人撤销之诉这一制度的目的并不相符。
（三）不同制度之间关系尚未厘清
在确定第三人撤销之诉这一制度之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就保护案外人的利益已经有了一些规定：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第204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5条、第42条规定，执行程序中案外人对于执行标的有异议的，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提起再审。2012年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对于原第204条并未作出修改，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的司法解释也还在施行，这样在实际操作中就面临着针对同一案件可能有两个可以适用的不同程序。当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受到生效裁判的侵害时，在执行程序中，案外第三人是应该申请再审还是提起撤销之
诉？这两个程序之间是由案外第三人自由选择适用还是由法律规定各自的适用范围？当前的立法并没有对此作出任何规定。而且，问题在于，如果这两个程序可以选择适用，那么是否会有立法上的浪费之嫌？
三、对于完善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建议
（一）完善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立法体例
上文已经分析指出，将第三人撤销之诉规定“当事人”这一章节中并不妥当。我国台湾地区将第三人撤销诉讼规定为“第五编再审程序”，“第五编之一第三人撤销诉讼程序”之中。作为对于生效判决的瑕疵救济程序，第三人撤销之诉从性质上来说是与再审程序相类似，但两者的程序运行的原理存在本质的区别。因此，笔者不赞同借鉴台湾地区的做法，将我国的第三人撤销之诉放在“审判监督程序”一章中。相比较而言，笔者倾向于法国的做法。可以在民事诉讼法中单独设立一章，规定为“特殊救济程序”，与常规救济程序“第二审程序”进行区分。在“特殊救济程序”一章中分节分别规定“再审程序”和“第三人撤销之诉程序”。
（二）重新界定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格原告
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3款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限定为第56条前两款所规定的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这种做法将会导致案外第三人对于自身合法利益的保护仍然缺乏救济手段。因而，笔者建议对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格原告的规定可以参考台湾地区的做法，即所有合法利益受到生效判决侵害的案外第三人都有资格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但是对案外第三人行使起诉权进行严格的限制。核心的限制条件在于两点：一是案外第三人因为不能归咎于自身的原因而不能参加诉讼；二是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案外第三人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最后救济手段。这样的规定一方面有利于实现设立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目的，遏制恶意诉讼，保护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对于适格原告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从而避免案外第三人随意提起撤销之诉，造成司法资源浪费的现象发生。
（三）厘清不同制度之间的关系
前文已述，民事诉讼法针对执行程序中案外人对于执行标的异议，规定案外人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提起再审。当案件进行到执行程序时，案外第三人则会同时拥有提起再审和提起撤销之诉两项救济的手段。针对此种情况，笔者认为首先应当明确规定两种救济手段只能适用一种，亦即案外第三人在提起撤销之诉未能达到自己目的时不能再提起再审之诉，反之亦然。其次应该明确规定两种程序各自的适用范围。前文中笔者讨论到，我国台湾地区将第三人撤销之诉作为案外第三人对于自身合法权益进行救济的最后手段，第三人的起诉权受到严格的限制。这种立法的方式符合程序的安定性原则和节约司法成本的要求。因此笔者建议，在案件进入到执行阶段时，案外第三人进行救济应当优先适用再审之诉程序，只有在不符合提起再审之诉的情况下，方可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四、明确裁判的效力和救济手段
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第三人撤销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此项立法针对原判决对于原审当事人的效力如何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从
字面意思上理解，我国立法似乎对于原判决是全面推翻。与此不同的是，我国台湾地区区分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裁判对第三人和原审当事人的不同效力。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507条之4规定：“法院认第三人撤销之诉为有理由者，应撤销原确定终局判决对该第三人不利之部分，并依第三人之声明，于必要时，在撤销之范围内为变更原判决之判决。前项情形，原判决于原当事人间仍不失其效力。但诉讼标的对于原判决当事人及提起撤销之诉之第三人必须合一确定者，不在此限。”这种立法的方式有利于维护原生效裁判的安定性，尽量减少第三人撤销之诉对生效裁判效力的冲击，对于我国的立法值得借鉴。
对于第三人撤销之诉裁判的救济，案外第三人或者原审原被告认为撤销之诉的裁判有误的应该如何救济，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的规定。首先应当明确的是，第三人撤销诉讼是一个独立的诉讼，既不是二审，也不是再审，应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予以审理。[4]既然是第一审程序，那么对于作为原告的案外第三人以及作为被告的原审当事人而言，自然拥有上诉权。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507条之3规定，法院裁定停止执行原判决或者驳回第三人请求的，允许原判决当事人或案外第三人对该裁定提起抗告以救济。我国的立法可以借鉴台湾地区的立法方式，对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裁判的救济方式予以明确。
参考文献：
[1]张卫平.第三人撤销诉讼程序[N].7版.人民法院报，2011-8-31.[2]丁宝同.案外人撤销诉讼程序之立法方案透析——品新<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3款[J].时代法学，2013（2）.[3]丁宝同.案外人撤销诉讼程序之立法方案透析——品新<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3款[J].时代法学，2013（2）.[4]许可.论第三人撤销诉讼制度[J].当代法学，2013（1）.
第二篇：第三人撤销之诉、执行异议之诉、申请再审程序的区别与联系
第三人撤销之诉、执行异议之诉、申请再审程序的区别
与联系 一、三种程序的区别
区别一
第三人撤销之诉
执行异议之诉
申请再审 区别二
第三人撤销之诉
执行异议之诉
申请再审
区别三
第三人撤销之诉
执行异议之诉 申请再审
针对对象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
执行行为所指向的执行标的（对原判决、裁定无异议,目的是排斥对特定执行标的的强制执行行为）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 提出主体
未参加原审的案外第三人
1.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执行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 2.当事人执行异议之诉—执行程序的申请执行人（不包括被执行人）
1.原审的当事人
2.执行程序中--对法院驳回其执行异议的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损害其民事权益的案外人
管辖法院
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 执行法院
1.向作出原审裁决、调解书的人民法院的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
2.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1 区别四
第三人撤销之诉
执行异议之诉 申请再审
区别五
第三人撤销之诉
执行异议之诉
申请再审
3.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提出时间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
自针对执行异议的裁定送达之日起15日内 1.在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 2.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发现新证据、原裁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据以作出原裁决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变更的、审判人员有贪污受贿等渎职行为）
起诉（申请再审）条件
1.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
2.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
3.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
案外人提起的：
1.案外人的执行异议申请已经被人民法院裁定驳回； 2.有明确的排除对执行标的执行的诉讼请求，且诉讼请求与原判决、裁定无关；
3.自执行异议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申请执行人提起的：
1.依案外人执行异议申请，人民法院裁定中止执行； 2.有明确的对执行标的继续执行的诉讼请求，且诉讼请求与原判决、裁定无关；
3.自执行异议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
1.对已经生效的判决：符合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的13种情况
区别六
第三人撤销之诉
执行异议之诉
申请再审
区别七
第三人撤销之诉
执行异议之诉 申请再审
区别八
第三人撤销之 2.对已经生效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民事诉讼法第201条）。
如何列当事人
被告：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当事人
第三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中没有承担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案外人起诉的
被告：申请执行人、反对案外人异议的被执行人 第三人：不反对案外人异议的被执行人 申请执行人起诉的
被告：案外人、反对申请执行人主张的被执行人 第三人：不反对申请执行人主张的被执行人
被申请人：再审申请书载明的被申请人（由再审申请人决定将谁列为被申请人）
（未提出再审申请或者未被列为被申请人的）原审其他当事人：按照其在一审、二审中的地位依次列明
立案审查期限
收到起诉状30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收到起诉状15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特殊情况经院长同意可延长）
审理程序
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 诉
执行异议之诉 申请再审
区别九
第三人撤销之诉
执行异议之诉 原生效法律文书是否中止执行
受理后，原告提供相应担保，请求中止执行的，法院可以准许
驳回案外人执行异议的裁定送达案外人之日起15内、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立案审查期间及审理期间，法院均不得对执行标的进行处分。申请执行人请求法院继续执行并提供相应担保的，法院可以准许。
申请再审 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但决定再审后，则裁定中止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执行，但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劳动报酬等案件，可以不中止执行。普通程序
审判监督程序，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民诉法第207条）二、三种程序的衔接
1、当事人申请再审与第三人撤销之诉均受理的，以前者吸收后者合并审理为原则，以分别审理为例外
虽然两种程序依法可分别启动，互不影响，但由于两诉的对象为同一生效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审理范围上有交叉重叠，若完全独立进行，很可能出现裁判矛盾的情况，同时亦会增加当事人的诉讼负担。而通过再审一揽子解决三方争议，完全符合第三人权利保护以事前程序为主的原则，也符合纠纷解决彻底性的要求。值得 4 注意的是，再审审理吸收第三人撤销之诉，以两个案件均已经受理为前提，且应在再审裁判作出之前进行。
但有证据证明原诉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不得合并审理，应当先行审理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裁定中止再审诉讼。
2、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案外人申请再审，只能择其一
在执行程序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对法院驳回其异议的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案外人享有申请再审的权利。如果该案外人又符合关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规定条件时，案外人是走第三人撤销之诉程序还是再审程序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03条的规定明确了按照启动程序的先后，当事人只能选择一种相应的救济程序，而不能同时启动两种程序，且一旦选定则不允许再变更：案外人对驳回其执行异议裁定不服的，先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27条的规定申请再审的，不得再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先启动第三人撤销之诉程序的，第三人又在执行程序中提出执行异议的，法院应当予以审查，第三人撤销之诉继续进行。但之后第三人不服驳回异议裁定的，不得再对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申请再审。
3、执行异议之诉与案外人申请再审，根据与原生效法律文书是否有关来选择相应的救济途径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27条的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当事人对法院的执行异议裁定不服的，若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则应该提起申请再审程序；若认为与原判决、裁定无关，仅对执行标的有异议的，则应当提出执行异议之诉，两种程序的适用前提不同。
第三篇：债权人申请撤销赠与之诉的案例
债权人申请撤销赠与之诉的案例 中新网重庆1月28日电(郝绍彬 屈冬梅 刘贤)
开办个人独资公司却无力偿还债务，更有甚者将个人名下两套房屋赠与女儿，导致无财产可供执行，“老赖”的行为已经损害债权人的合法利益。28日记者从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获悉，该院日前对此起撤销权纠纷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恶意逃避债务损害了债权人合法利益，依法撤销被告蔡某与第三人蔡某某之间的房屋赠与行为。
重庆市某投资咨询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服务中心”)系蔡某出资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
2009年5月15日，服务中心向刘某出具借条一份，载明蔡某今借刘某现金20万元整。借条上有刘某的签名和服务中心的公章。蔡某以服务中心投资人的名义在借条上签名。
2010年，刘某将上述款项续借给服务中心，同时新追加部分款项交给服务中心。
2010年6月1日，服务中心向刘某出具承诺书，载明蔡某借刘某现金50万元。该承诺书由刘某签名，服务中心加盖公章，蔡某以服务中心投资人的名义在承诺书上签名。
2011年12月23日，蔡某与女儿蔡某某签订《赠与协议》，约定将位于重庆市渝中区的房产赠与蔡某某。
同日，蔡某与蔡某某签订土地房屋权属赠与登记具结保证书一份，载明土地房屋权利人蔡某自愿将位于渝中区的土地房屋赠与蔡某某，双方认可不办理赠与公证手续，但保证本赠与行为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随后，蔡某与蔡某某填写并递交了重庆市土地房屋权属登记申请书，现该房屋权利人为蔡某某。
2012年5月21日，因服务中心未按约还款，刘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服务中心偿还刘某借款50万元及相应利息。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刘某的诉讼请求。
2014年2月24日，法院在执行刘某申请执行服务中心民间借贷纠纷案中查明，被执行人服务中心经营场所已迁移，去向不明，无能力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故依刘某申请追加蔡某为被执行人。
法院在执行中查明，被执行人服务中心无财产可供执行，其投资人蔡某也无银行存款，名下两套房屋，已赠与女儿蔡某某，故暂不具备处置条件。被执行人蔡某无固定职业及收入，法院未发现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权利人也无法提供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故依法裁定终结执行程序。
刘某认为，蔡某将房屋赠与蔡某某系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故起诉至法院要求撤销赠与。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刘某与服务中心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合法有效。刘某作为合法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服务中心按约还本付息，服务中心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积极履行还款义务。
服务中心作为个人独资企业，是由投资人蔡某投资，财产为蔡某个人所有，蔡某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蔡某在明知服务中心尚欠刘某借款未偿还的情况下，将其所有的个人房屋赠与其女儿蔡某某属于逃避债务的行为，主观上存在恶意，客观上对债权人刘某造成了损害，致使其债权难以实现，故依债权人刘某的请求，依法予以撤销赠与。
法官解析成，利害关系人有权对以逃避债务为目的的赠与申请撤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
本案蔡某作为债务人，为逃避债务将其个人所有的房屋赠与女儿蔡某某，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刘某作为债权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提出撤销赠与的申请，依法应予以支持。
第四篇：最高法院第一巡回法庭2017年已公开民商事案例研究报告之第三人撤销之诉中原告“法律上利害关系”之认定
最高法院第一巡回法庭2017年已公开民商事案例研究报告之第三人撤销之诉中原告“法律上利害关系”之认定...本文共计4,465字，建议阅读时间9分钟
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订新增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作为重要的案外人救济程序之一，制度本旨在打击虚假诉讼、避免第三人非因可归责于己的事由未能参加诉讼而受到不利生效判决的约束。该制度出现后，第三人撤销之诉收案量日渐增长，但因该制度意在撤销全部或部分生效判决判项，从维护判决既判力的角度出发，在案外人可以通过另诉或申请再审等救济途径主张权利的境况下，应尽量避免轻易启动该程序。故法院在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审查（即原告是否具有“第三人”资格方面）尤为慎重。
根据2017年1月至2018年2月公布的一巡案例的检索结果，其中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数量为12，为寻求更多个案样本，本文将检索范围扩大到同时期最高法院本部及其他巡回法庭，最终样本数量为87。87件案件中，有37件的争议焦点涉及原告是否具备主体条件。这37件案件中，仅1件案件法院认为原告属于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6件案件的原告属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其余30件案件，最高法院以原告不具备主体资格为由驳回起诉或者作出维持原审驳回起诉的裁定。可见，“第三人资格”系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本文即以此为切入口探讨第三人撤销之诉中“第三人”身份认定的规则。
一、认定“第三人”的法律依据及司法认定倾向性意见
从现有法律规定来看，作为事后救济程序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其原告主体资格认定的法律依据与“事前”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一致，均为《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第一、二款。在37件案件中仅2件案件争议焦点涉及原告是否属于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该类案件之所以数量稀少，本文认为存在如下可能性：其一，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因其对诉讼标的享有独立的请求权，无论从实体要件还是形式要件，都易于审查判断，故对该类主体的判断鲜有争议；其二，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因其对前诉诉讼标的享有实体请求权，其可以在前诉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诉讼，或者在前诉的执行阶段提起执行异议或案外人再审。因此，在面对第三人撤销之诉相对更为复杂的起诉条件下，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较少选择该救济路径。
因此，本文将讨论范围进一步限缩至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根据统计样本，法院认定原告属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案例仅有6件。大部分案例均采取了以下路径进行判断：识别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关键在于判断前诉处理结果与第三人是否“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对于“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判断取决于前诉争议的法律关系与第三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是否存在牵连性，前诉是否会导致第三人承担义务或者责任，若无，则不属于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根据案例样本，在判断是否属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时，法院有时简单以前诉不会导致第三人承担义务或责任为依据，进而认定原告不属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驳回起诉；抑或对于“法律上利害关系”的解释相对限缩，如不能证明有直接利害关系，则一概否认原告“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地位。可见，法院对于“事后”第三人的审查标准相较“事前”第三人的审查标准更为严格，实际上限缩了《民事诉讼法》五十六条第二款的适用。
本文认为，基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制度目的，实体判断更为谨慎系应有之义。但过分限缩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范围，导致《民事诉讼法》五十六条第二款在不同案件中判断标准极为不一致，此种做法的合理性的确有待商榷。在不同案件中，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认定标准保持一致，将主体条件认定要件与实体要件（有证据证明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部分或全部内容错误）、结果要件（错误的裁判内容损害原告的民事权益）、程序要件（原告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原案诉讼）、时间要件（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6个月内起诉）、管辖要件（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法院起诉）相结合，似乎更为妥当。
二、最高法院在两则典型个案中揭示的“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认定规则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7年最高法院审理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两个典型案例中，原告与前诉争议的法律关系并不存在牵连性，前诉的判决结果亦未使其承担任何义务，但是最高法院基于个案案情，对于“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做了更细致的论证，极具参考价值。
案例1：抵押权人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案件的处理结果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2017）最高法民终38号】 本案中，发包方顺康公司在案涉工程完工后，拒不向承包方永泰公司支付工程款。永泰公司向贵州高院提起诉讼，后双方达成调解，贵州高院以调解书的方式认可永泰公司债权及建筑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小河农商行作为案涉商场的抵押权人，认为调解书侵害其合法权益，诉请撤销。贵州高院一审认为小河农商行对永泰公司与顺康公司之间所争议的诉讼标的即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没有独立请求权，小河农商行亦不负有返还或者赔偿义务，不具备第三人身份，裁定驳回起诉。
最高法院二审认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法定优先权，该权利一旦确定，当然优先于银行的抵押权，在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与抵押权指向同一标的物，且该标的物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不足以清偿工程欠款和抵押权所担保的主债权时，抵押权人的权益必然会因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有无以及范围的大小而受到影响。从现有的证据材料看，57号调解书的执行标的物有三套房屋，其中，在两套房屋上小河农商行设有抵押权，该三套房屋在57号调解书执行过程中三次流拍，后小河农商行设有抵押权的两套房屋一套被变卖，一套直接作价抵偿给永泰公司，而从剩余抵押物的评估价来看，尚不足以清偿小河农商行的全部债权，因此，小河农商行对于57号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如果57号调解书存在错误，通过当事人约定的方式随意扩大法定优先受偿权的范围，将直接损害小河农商行的抵押权。本案中，一审法院仅以“无牵连性”及“未承担责任”为由简单否认第三人资格，最高法院对抵押人在建筑工程纠纷中的利益做了更深入、精细的论证，认为因前诉确定的建筑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范围，将影响抵押权人最终可变现的抵押价值，对抵押人最终可实现的债权范围有影响，简单否认第三人资格并不合适。最高法院在审理（2016）最高法民终193号案件时亦肯定了抵押权人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
由此推而论之：在其他具有优先顺位权利的案件中，尽管在后顺位的权利人对该案件诉讼标的并无独立请求权，其也未承担任何责任，但是具有优先顺位的权利一旦确立，必然会影响在后顺位的权利人的权利实现，因此在后顺位的权利人属于对前诉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
案例2：股东与公司的对外诉讼案件处理结果存在间接利害关系【（2017）最高法民终63号，载于2018年第3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在一巡审理该案中，天通公司和博超公司合作开发某酒店，前诉中确认该酒店的房屋所有权归天通公司所有。博超公司的股东认为前诉侵害了博超公司财产权益，直接侵害了股东的重大决策权及其对公司的资产收益权，其与前诉判决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海南高院一审认为前诉并未判决股东承担民事责任和义务，故其对前诉处理结果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有第三人资格，驳回起诉。
一巡认为：股东和公司之间系天然的利益共同体。公司股东对公司财产享有资产收益权，公司的对外交易活动、民事诉讼的胜败结果一般都会影响到公司的资产情况，从而间接影响到股东的收益权利。从这个角度看，股东与公司进行的民事诉讼的处理结果具有法律上的间接利害关系。
虽然本案中，一巡最终以“由于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具有一致性，公司对外活动应推定为股东整体意志的体现，公司在诉讼活动中的主张也应认定其代表股东的整体利益。虽然公司诉讼的处理结果会间接影响到股东的利益，但股东的利益和意见已经在诉讼过程中由公司所代表和表达，则不应再追加股东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为由否认了股东第三人资格，但其在本案中揭示的“间接利害关系”认定规则对于“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判断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三、争鸣：对“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审查是否应适当放宽标准
不同案件对第三人撤销之诉主体条件尺度把握不一是由于对“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存在不同理解。我们认为应从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设定的目的出发考虑应采用何种理解。我国之所以选择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救济途径，最初之意是为受虚假诉讼、恶意诉讼侵害的案外人提供救济。但是因实践中，生效判决可能会对当事人之外的主体发生约束力，使得权益受损的案外人难以通过另诉获得救济。因此，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功能已发展为，为那些在前诉中没有获得程序保障的主体，提供事后程序保障。如果对“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进行限缩性解释，显然不利于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功能的发挥。因此，对“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判断，第三人撤销之诉与其他程序应保持一样的认定标准，甚至应在第三人撤销之诉中适当放宽。
理论上讲，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包括被告型第三人和辅助型第三人，要求第三人与案件的法律关系有关联，且判决第三人承担责任通常指的是被告型第三人，在判断辅助型第三人时，宜采用广义解释，即前诉裁判的理由和裁判结果有影响第三人的法律地位或损害其民事权益之虞的，均认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参见：《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地位》，龙翼飞、杨建文，《法学家》2009年第4期】。如“一房二卖”案件中，一旦前诉中的买受人获得有利于己的判决，就有可能使其他买受人丧失向出卖人主张合同继续履行以及交付房屋的权利。这意味着前诉的处理结果将导致另一买受人行权出现障碍，此时应当认为前诉对另一买受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最高法院认为只要案件处理结果影响到第三人的利益的，即可以认定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理解与适用》，沈德咏，人民法院出版社】。可见，最高法院的态度应是赞同判断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条件应采用比较宽松的审查规则。因此，本文认为，在审查当事人是否具有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资格时，应将重心放在审查该当事人是否“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而对该当事人是否属于“第五十六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尤其是判断是否“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则不妨适当放松审查标准，如此，方能使未能参与前诉而权益遭受侵害的当事人，避免因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条件过于严苛，从而无法获得程序救济。
司法实务中，多数案件对第三人的判断仍坚持着严苛的审查规则。律师代理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时，往往浓墨重彩地论述“权益受损”要件，对“第三人”身份的重视不足。而案例分析结果显示，法院往往最容易以原告不具备“第三人”（尤其是“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身份资格为由驳回起诉，在代理中，应尤其注意提交相应的证据及理论依据，夯实第三人身份，避免被挡在救济程序的第一道门之外。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系在对已检索到的2017年最高法院案例的基础上一窥最高法院判断“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之态度，又因样本有限，故难以做到全面分析，难免失之偏颇。但因对“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判断缺乏统一的规则指引，权益受损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困难重重，故本文提出自己的见解，仅作引玉之砖。
第五篇：论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完善
论我国陪审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戈琳，丁毅明
（江苏工业学院，江苏 常州 213016）
摘要：陪审制度是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具体体现，是保证司法公正的一项有力措施，是司法民主的一种体现。本文针对我国陪审制度的缺陷，依照现行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司法实践，为进一步完善陪审制度提出一些个人的见解。
关键词：陪审制度司法完善
在法治国家，司法独立是司法制度的最基本的要求，由于司法权是国家赋予的权力，而没有监督的权力，就会滋生腐败，正如阿克顿在《自由与权力》中写到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1]所以，在司法独立的同时也必须对司法权力进行必要的监督和限制。陪审制度则是一项使社会公众监督法官正确行使司法权、遏制司法腐败的一种有效机制，是保证司法公正，司法民主的重要形式。
一、我国陪审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指出：“实行陪审制度，就可以把人民本身，或者至少把一部分公民提到法官的地位。这实质上就是把领导社会的权力置于人民或这一部分人民之手。”[2]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情况下，我国陪审制度存在的必要性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陪审制度有利于司法民主
陪审制度是司法民主的重要保障措施之一，也是政治民主的重要表现，根据人民主权原则，国家的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是由人民通过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的。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陪审制度能使更多、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到司法当中来，真正行使国家权力，也是我党的群众路线在司法工作中的体现。
(二)陪审制度有利于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毫无疑问 ,公民以陪审员的身份参与审判活动对保障程序公正具有重要意义。因为陪审员参与审判活动可以帮助法官更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一方面 ,陪审员的社会职业和生活经历各不相同 ,他们参与审判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案情 ,从而弥补法官的不足 ,与法官相辅相成。另一方面 ,陪审员参与审判还可以促进法官的办案责任心 ,从而减少他们在认定案件事实中因疏忽而造成的失误。[3]
(三)陪审制度有利于司法公开
审判公开原则是我国宪法及诉讼法所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和制度，审判公开是审判工作的重心，其意义在于把案件审理过程置于群众监督之下，增加透明度。审判公开不仅仅是公开庭审、让群众旁听这种形式上的公开，更重要的是从实质上公开，由群众以人民陪审员的身份参与案件实体审理和裁判，一方面，陪审员来自各行各业，他们参与审判活动的本身就扩大了司法决策的知情范围；另一方面，陪审员的参与也增加了广大公民了解司法决策活动的渠道。
(四)陪审制度有利于司法独立
增强司法的独立性是当前司法改革的重点。我国法律规定各级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理案件，不受任何个人、团体和组织的干扰，审判独立原则也是我国三大诉讼法确立的基本诉讼原则。但在审判实践中，各级法院都或多或少地出现过党权、行政等权力干预司法的现象，这些干扰和干预往往以暗箱操作方式进行，使职业法官受制于人的现象频繁出现。而由普通公民作为陪审员参与审判工作，使审判工作置于人民大众的监督下，可以将来自司法之外的各方面的干扰降低到最小限度，使各种腐败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总之，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享有一切国家权力，是国家的主人，当然地享有司法的权力，因此陪审制度在中国有着广泛的生存空间，与时代的发展是合拍的。正如丹宁勋爵所说，陪审制是“自由的明灯，宪法的车轮。”[4]
二、我国陪审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立法当中存在的问题
1、陪审制度缺乏宪法的支持
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把人民陪审制度制定为宪法原则。1956年7月10日发布的《关于人民陪审员名额、任期、产生办法的指示》规定了如何确定陪审员的名单、陪审员每年到法院参加陪审的具体时间、陪审员的任期、产生等具体内容。1978年《宪法》在第四十一条同样对陪审制度做出规定，但是由于这一规定僵化，导致陪审制度流于形式，引发了诸多弊端，所以在1982年《宪法》修改时便不再把陪审制度制定为宪法基本原则，陪审制度也就失去了它的地位和从前所受的重视。
2、陪审制度在三大诉讼法中同样不再作为原则性的规定
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1991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和1996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都没有规定第一审案件必须实行陪审制，它们之中的一个“或者”规定，就使得陪审制度成了可有可无，这种弹性的规定导致了这一制度的形同虚设，其制度设计
[5]本身的司法民主和监督审判只能荡然无存。更为严重的是，仅有1996年《刑事诉讼法》
在基本原则中对陪审制度做出规定，其它均只在审判组织中做出弹性的规定。
3、三大诉讼法和《法院组织法》对该制度及相关人员的表述不同
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第46条和1991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第40条对相关人员的称谓都是“陪审员”。但是1983年颁布的《法院组织法》第10条和1996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147条的称谓却是“人民陪审员”。称谓的不统一必然影响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进而或多或少的对其适用产生影响。
（二）实践当中存在的问题
1、适用陪审案件的数量偏低
我国自建立陪审制度以来，在司法实践中很少适用，某些基层法院机会没有陪审员参加审判。[6]如前所述，由于现行法律对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的规定采取了一种可有可无的规定，所以陪审制度采用与否完全由法院控制，而且我国有关陪审制度的规定比较原则、简略，加之其它各种因素的制约，因而导致适用陪审制度的案件所占的比例较低。
2、人民陪审员被动参陪，“陪而不审”的现象十分严重
一方面，由于某些法官有时工作态度上的武断而侵犯了陪审员的权利，使得很多陪
审员认为自己在案件审理中的作用不大。另一方面，许多陪审员抱怨他们在审判中的地位职权不明确，不受重视，自己的意见经常被法官否决掉，浪费了时间，没发挥作用。再者，许多陪审员参加陪审时没有提前阅卷，只是开庭审理时临时被召来，对案情一无所知，庭审时根本无法介入，加上知识欠缺，因而在合议庭评议时只能盲目附和，听任法官做出决定，陪审只“陪”而不审。[7]
3、“陪审专业户”、“编外法官”的出现
由于陪审员普遍数量太少，因此任期太长，形成了一些“陪审专业户”、“编外法官”，他们不但丧失了代表性，使司法的民主性无从体现，而且与法官长期相处形成了同事式的“默契”关系，根本不可能对法官起任何监督作用，也导致这一制度更流于形式，走向没落。
三、完善我国陪审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完善人民陪审制度，继续积极探索人民陪审员的推荐、任职方面的改革，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在审判工作中的作用”。针对前面阐述的问题，我国的陪审制度应从立法和司法两方面加以完善。
（一）在立法方面的完善
1、对宪法的完善
宪法规定的是国家的根本制度，是其他法律的立法与完善的根源，只有在“宪法至上原则”的指引下，其他法律才能得以完善。大凡实行陪审制度的国家，都有其宪法依据，例如美国。我国正在进行民主政治改革，推行法治，在宪法中确立陪审制度显得尤其重要。在我国历来是改革在先，而相关的立法保障在后，改革的政策支持往往是一些“规定”、“暂行条例”，而它们的法律效力是非常低的，而且这种做法也不符合“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要求。所以，应在宪法中确立陪审原则。
2、对相关法律的完善
三大诉讼法和《法院组织法》等法律对陪审制度的规定过于混乱和简单，亟待统一和完善。一方面，这些法律在原则上应当确立陪审制度，从而做到法律体系之间的相互统一，体现法律的严肃性，也有利于这一制度的良好实施。另一方面，现行四部法律混乱的称谓也会影响它的严肃性，因此，这一问题也有必要迅速解决，特别是在我国已经意识到陪审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出台了相应的《决定》的情况下，这一问题的解决更是刻不容缓。
3、对我国的人民陪审员进行专门的立法
目前，我国己经制定了法官法、检察官法，国家职业司法人员的管理工作已有法可依，《决定》和《实施意见》也已经开始实施，但仅仅这样还不够，毕竟从法律效力的角度讲，“决定”、“条例”这样的规范性文件的效力不高。因此，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陪审制度，也为了与上述职业司法人员的立法相配套，在对宪法和相关诉讼法以及组织法修改的基础上，国家立法机关应尽快制定人民陪审员法，这是保证陪审制度得以具体实施的关键性立法。[8]
（二）在司法方面的完善
随着《关于完善陪审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和《关于人民陪审员选任、培训、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施行，司法实践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仍需进一步的完善。
（1）关于陪审制度的适用范围
对陪审适用范围做出一定的限制，是各国通行的做法。从陪审制度的价值理念上讲，所有案件都可以采用陪审审理。但是从诉讼效率和诉讼效益角度考虑，应以法官审判为常态，以陪审审判为补充，陪审审判基于当事人的选择而启动。在我国具体应限于依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为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除外，并且在案件类型上仍应进行适当的限制。具体来讲，民事、刑事案件限于严重的、社会影响较大的，行政案件不宜由陪审审判，这是因为作为普通公民的陪审员，存在将来涉诉的可能，与行政机关具有潜在的利害关系，并且行政案件的事实认定涉及大量的法律适用，普通民众难以胜任。[9]就审级而言，采用陪审审理案件以一审程序为限。因为如果第二审程序也采用陪审审理，就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第二审陪审员比第一审陪审员更具权威，这是审级制度的理论基础。但是二审和一审的陪审员同样是随机产生，同样来自于社会各界，不存在更具权威性。
（2）关于人民陪审员的权利问题
对于人民陪审员的权利，前后规定不一致。《决定》第1条规定：人民陪审员依照本决定产生，依法参加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除不得担任审判长外，同法官有同等权利。依据该条，人民陪审员同法官有同等权利。而依据《决定》第11条，人民陪审员却又高法官一等，因为“必要时，人民陪审员可以要求合议庭将案件提请院长决定是否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是没有权利要求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因此，对此问题，《决定》应做相应的修改，以做到前后统一。
（3）关于人民陪审员的任职资格问题
实行陪审制度是人民群众参与司法活动最直接、最重要的形式，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我国社会主义司法民主的重要体现，但是我们看到《决定》和《实施意见》人为的排除了一些特定阶层的人作为陪审员。根据《决定》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对于执行该规定确有困难的地方，以及年龄较大、群众威望较高的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文化条件可以适当放宽。以目前我国的现状而言，广大农民基本上没有人达到大专，工人也只有极少数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照此规定，实际上剥夺了农民、工人担当人民陪审员的资格，这与平民审判的本意相去甚远，变成了精英群体的审判。也就是说，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群体并没有人在审判中代表。这样的陪审制度违背了平民审判的初衷，变成了社会少数阶层的审判。
（4）关于陪审员的任期问题
陪审员的任期太长不利于调动和保持其参加审判的积极性，还容易形成“陪审专业户”。陪审制度还具有普法功能，经过如此漫长“司法培训”之后的陪审员，让其继续陪审下去不仅有违设立陪审制度的基本思想和司法民主的现代司法理念，而且也造成了少数人对公共司法教育资源的垄断。[10]因此，《决定》第四条的规定可以对任职年龄的上限参照我国的《法官法》做出规定，如“年过六十五的公民可以免除担任人民陪审员的义务”首先，六十五岁以上老人身体状况不一定能适应庭审紧张的节奏；其次关爱和保护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是人道主义的应有之义；最后，这样的规定并未剥夺老年人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权利，只要他们愿意仍然可依法担任人民陪审员。《决定》第九条规定的人民陪审员任期为五年，任期太长，并且是否可以连任或再任，以及任职年龄的上限等规定也不明确。第九条可以考虑改为“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为三年，不得连任”。
对于现行的《规定》和《实施意见》以及我国目前的陪审制度还有很多问题，期望司法过程现在就完全理性化、立刻完善化，这是办不到的，但是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建设一个有助于司法民主、公正而高效的有中国特色的陪审制度终将是可以实现的。
参考文献:
[1]阿克顿.自由与权力[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99
[2]托克威尔.论美国的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66
[3]程德文.中国陪审制度改革的前景与出路[J].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2000,(3):18
[4]丹宁勋爵.法律的未来[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96
[5]王公义.论建立中国特色的人民陪审制度[J].中国司法,2005,(1):22
[6]荀小平.试论如何建立完善我国的陪审制度[J].当代法学,2003,(4)
[7]黄慧慧.论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的缺陷和完善[J].前沿,2005,(5):3
[8]钱玉瑜.中国特色司法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74
[9]李昌道.陪审制度比较研究[J].比较法学研究,2003,（1）：38
[10]张卫平.司法改革评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55
作者简介：戈琳（1979年—），江苏工业学院法政系，法学硕士
丁毅明(1984年—)，江苏工业学院法政系，法学本科
联系方式：E—mail:fox7918@sohu.com电话：05198972570/0***
Abstract:Assessor system is embodied in people’s participation in country’s governance and demonstrates, judicial democracy.This paper put forward some personal ideas on the short of assessor system and improvement of assessor system based on existing related laws, regulations and judicial practice.Key words: Assessor systemJurisdiction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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