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中国海问题的分析

第一篇：南中国海问题的分析

南中国海问题的分析

摘要：南海问题，是指中国与东南亚部分国家围绕南中国海主权归属及海洋资源开发所产生的争议。其直接原因是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四国对中国南沙海域权益的侵犯，在这一原因的背后还有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因素在起作用。南海问题不仅关乎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而且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南海争端实质国家利益

南海问题，是指中国与东南亚部分国家围绕南中国海主权归属及海洋资源开发所产生的争议。其实质是东南亚某些国家否认我国在南海U形断续线内的主权，并且非法占据南沙岛礁并大肆掠夺资源[1]。南海问题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南海问题实质上是南沙争端。争端方为中国、中国台湾、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一般称之为“五国六方”。西沙争议仅存在于中越两国之间，是由越南单方面挑起的。越南把所谓的“西沙争议”引入南海问题，是蓄意将南海问题扩大化和复杂化 因此，这里所讲的南海问题实质上是指南沙争端。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并不存在南沙争端问题，除了南越当局对中国南沙群岛提出过主权要求外，没有其他国家对中国拥有南沙群岛主权这一事实持有异议。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国从未对南沙岛礁及附近海域有任何主张或行动。南沙局势相对平静，南沙争端的国际影响也十分有限。20世纪70年代以后，越南、菲律宾等国纷纷出兵占领其声称拥有主权的岛礁，南沙争端开始凸显。南沙争端的直接原因是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四国对中国南沙海域权益的侵犯，在这一原因的背后还有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因素在起作用。

首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影响。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诞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妥协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海洋权益的胜利，对国际海洋新秩序的建立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的产生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由于岛屿在划分领海、毗邻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拥有一座小岛便可拥有12海里的领海，外加12海里毗邻区的管辖权，甚至可拥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架的权利。新的海洋法律制度实际上助推了各沿海国对海域管辖范围的声

索与争夺，“蓝色圈地运动”就此开始，南沙海域的岛礁争夺也由此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其次，南海地缘政治及重要地位。南海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航道之一，位居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航运要冲，是东盟各国和东亚各国等众多经济体的海上航运生命线。2007年世界海运理事会（WSC）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每年平均有四分之一的海上航运量要经南海运往各大洲；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85%以上的石油进口要经过南海运输；美国从亚太地区进口的各种重要原料90%要经南海航道运回北美。此外，南海处于越南金兰湾与菲律宾苏比克湾两大海军基地之间，战略位置极其重要。通过南海的海上航线基本上都要通过南沙群岛，每天约有数百艘货轮穿梭其间。南沙海域西接印度洋、南抵大洋洲、北通东亚，组成了四通八达的海上航运线。南沙海域的地缘政治地位与商业价值重大，也是引发南沙争端的主要原因之一。

再次，资源因素。引发南沙争端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岛礁及其周围海域拥有的实际和潜在资源。1968年，联合国亚洲暨远东经济委员会下设的“亚洲外岛海域矿产资源联合勘探协调委员会”提交的一份勘察报告指出，越南沿岸及邻近海域、南沙群岛东部及南部海域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南海周边各国本来就已经觊觎着南沙海域的矿产资源，该报告的出炉无疑证实了“南沙海域作为油气资源富集区”的种种猜测，刺激周边国家加速抢占南沙海域资源。再加上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更加提升了南沙海域资源具有的潜在意义，南沙争端随之加剧。

最后，区域外大国介入的影响。美国等区域外大国，通过加强与东盟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保持对东南亚地区的战略关注和投入，对南海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并以多种方式介入南海。911事件之后，美国借反恐之名加强对南海地区的军事干预力及影响力，表明了美国在1992年将苏比克军事基地移交菲律宾并全面退出东南亚后，再次重返这一区域的战略意图。美国不仅增加了在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投入，而且加强了同越南等国的交流与合作，由此导致了南海问题的复杂化态势。除了美国外，其他一些区域外大国为了扩展在东南亚的经济和安全利益，通过与部分东盟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将军事力量的触角延伸至南海，不断增加在南海问题上的话语权，以此作为加强自身在东南亚影响力的突破口。

南海争端不仅是地缘政治范畴的重要研究内容，而且也是目前海洋政治领域研究重点。海洋政治，即围绕海洋的国家对外政治行为、战争与外交，成为国家间关系和国际事务的一个重要的领域。[2]

一 从主权角度看，南海主权神圣而不可侵犯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包括越南 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出版的书籍、报刊本来都承认中国拥有南沙群岛主权。在中国地图上，九条断续线将南海这片海域围住，断续线内即为我国领海，东沙、西沙、中沙、南沙群岛分布其中。南海断续线内海域面积为200万平方公里，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文莱五国要求的海域就占154万平方公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岛屿所属国可以由岛屿外划12海里领海和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区域内可自由开采资源。既然南沙群岛主权属于我国，那么我国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划定的领海也属于我国，不能任意更改。因此，目前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南海周边有关国家宣称拥有南沙群岛全部或部分主权，并对部分南沙岛礁实施占领，显然是对中国主权的挑战，也是违反“禁止反言”原则的。[3]

二 从利益角度看，南海资源是我国海洋权益不可或缺的部分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国家的兴衰与海洋权益状况紧密相连。中国海洋权益的强弱，直接体现了我国对海洋权益的立场，以及控制 利用与保护等的能力。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发现南沙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其中曾母盆地、沙巴盆地、万安盆地的石油储量丰富，估计总储量将近200亿吨，其中有一半以上储量分布在中国海域。但如今，周边国家已在南沙群岛海域钻井1000多口，现已投产的500余口油气井中，100多口位于我南海断续线内，参与采油的国际石油公司超200家。而中国出于政治因素、距离及技术问题，我国在南海争议区的油气资源开发还是空白。因此，南海战略的实施必须把开发南海油气资源放在首位。

南沙群岛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咽喉，扼守两洋海运的要冲，是多条国际海运线和航空运输线的必经之地，也是扼守马六甲海峡、巴士海峡、巴林塘海峡、巴拉巴海峡的关键所在，是中国南方海防前哨，在战略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2003年11月29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到了国内石油进口的一半以上都来自中东、非洲、东南亚地区，进口原油80%左右是通过过马六甲海峡运输[4]。马六甲海峡与南海是连在一起的，都是中国的海上石油生命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南海海上安全合作领域，相关国家相互防范与竞争心理至今尚未消除，而且周边国家对南海诸岛的军事占领极大地威胁着南海的航运安全与畅通。

三 从权力关系出发，南海争端的演变是地区权力体系的确立过程

南海争端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中国的综合国力尚未强大到能对南海周边的国家产生深入影响和制衡，南海争端中国家间的权力对比中没有压倒性优势。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根据国情和国际形势，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中当然包括对中国实力的正确评估的，以致后来的有关政策也是根据国家权力的增长情况而制定。1990年，我国对外正式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南海的主张。2008年中国国防白皮书指出，“把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南海争端不是在短期内爆发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一直缺乏长远的经营南海的蓝图。20世纪50年代，中国进行了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革命、第一个五年计划等，国家的所有工作重心都放在新生政权的巩固和国内经济社会的恢复和建设。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三年困难的时期，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国家陷入一片混乱。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发展经济成为工作地重中之重。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的工作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放在陆上的问题上，而南海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过分地相信和依赖国际法约。这才使得南海周边国家借此判断，以为我国有可能会因为忙于解决国内问题、为维护在国际社会中的大国形象等，必须与南海周边国家保持友好，不会南海周边作出强硬的举措，而会在南海岛屿归属上作出让步，这样使南海周边国家扩张海洋权力有机可趁，也为南海争端的产生埋下了祸根。对我国来说，应当从战略层面尽快研究制定相应的具有综合性、前瞻性的“南海大战略”来指导以后的方针、政策及措施，在南海地区的权力体系构建过程中处于有利地位。

四 我国在南海争端中战略考量

1、权衡利弊。基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爱好和平的传统，在建设和谐社会和推行和平外交的大背景下，中国处理南海问题的思维取向一定是冷静的和平的友好的。而不是锋芒毕露、穷兵黩武的。现今中国需要的南海，是和平的南海

而不是战争的南海[5]。南海诸岛历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9511年8月15日，周恩来同志在《关于美英对日和约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中指出：包括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为中国领土，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时虽曾一度沦陷，但日本投降后已为当时中国政府全部接收。其后，中国一再发表声明，重申中国对包括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享有合法主权，绝不容许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和采取任何方式加以侵犯，任何外国侵占南海诸岛以及在这些地区进行开发或其他活动，都是非法的，不能允许的根据国际法的规定，一国必须对其领土内进行持续不断的行政管理，否则，这一地区被第二方占领五十年后就可以视为此国领土。国务院于2007年11月批准设立的县级市三沙市，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对南海区域进行更加有效的行政管理，加强在争议海域的实际存在，强调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周围海洋拥有主权，明确地声明了南沙群岛是中国的领土。在明确法理上属于中国的海洋权利的同时，应加强国防力量的建设，尤其海、空力量，事实上属于中国的海洋权利才有坚强的后盾。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说得明白：“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6]

目前我们海空军武器装备还是比较落后，海、空军实战经验很少。同时占据我南中国海岛屿的国家，占据地理位置优势。因此，我国更须要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积极进行准备的同时，也要适时展示军事威慑力，例如2009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青岛出席庆祝人民海军成立六十周年海上阅兵活动；中国海军编队赴索马里海域护航等等随着海军实力的壮大，海军在解决南海争端时的作用也将更大，这是必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一定会用军事手段来解决南海纠纷。

2、内外兼顾。南海问题的缓解需要从两个方面同时进行，除了从国内情况考虑，中国大陆本身的一系列努力外，还应重视外部因素、条件等的影响和作用。首先，因为南海问题不仅关乎中国和平发展的总体战略，同时要防止演变为更复杂的区域性的领土争端。因此有必要在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框架下，积极开展进一步的双边对话，为南海问题的解决制定时间表及相关内容，并力争把谈判限制在区域范围内，尽量避免扩大化、国际化，采取灵活务实的外交策略，积极应对区外大国介入南海争端，力争避免孤立，造成被动。其次，要进一步争取政治环境、政治手段上的同情票。2005年7月，胡锦涛出访俄罗斯，“和谐世界”被写入《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和谐世界”第一次被确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共识，标志着这一全新理念逐渐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可以看出，中国的对世界和平发展的理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最后，台湾在南海问题上有重要作用。南海主权属于中国为两岸之共识，并且目前台湾控制着东沙群岛和太平岛，可以起到实质性作用。因此，在当前两岸交流良好的状况下，党和政府应争取台湾当局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建立政治、军事交流平台、互信机制和协防机制，将南海争端列入

两岸协商议程，在南海问题上保持立场一致，共同维护中华民族长远利益。

综上所述，从主权角度看，南海主权神圣而不可侵犯；从利益角度看，南海丰富的石油资源、航运资源是我国海洋权益不可或缺的部分；从权力关系出发，南海争端的演变是地区权力体系的确立过程。因此，为了防止南海争端的加剧，必须在建设和谐社会和推行和平外交的大背景下，在明确法理上属于中国的海洋权利的同时，加强中国国防力量的建设，海峡两岸两岸携手起来，在南海问题上保持立场一致，共同维护中华民族长远利益。

参考文献：

[1 ]崔荣伟.国际机制与南海问题探析[J].贵州工业大学学报，2007，（1 0）.[2]张开城.从南海问题看海洋政治社会[J].时代经济论坛，2008，（9）.[3]郭文路，黄硕琳.南海争端与南海渔业资源区域合作管理研究[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7:73.[4]杨洁勉.大合作：变化中的世界和中国国际战略[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265.[5]张开城.文化视野下的南海问题应对[J].海洋开发与管理，2007，（4）.[6][美]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论[M].萧伟中，梅然，译.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419.

第二篇：日本为何很难深度介入南中国海问题

日本为何很难深度介入南中国海问题

2016年08月06日 张云 来源：联合早报

2015年下半年开始，日本介入南中国海似乎日益表面化，这又发生在日本国会正式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背景下，而南中国海仲裁庭最初设立时，日本籍法官柳井俊二则是主要牵头人，因此中国对日本可能利用南中国海问题达到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目的的怀疑也日益加重。

一些学者专家认为日本很可能乘机深度介入南中国海，不仅让中日关系倒退，并且导致中美，中国与东盟关系受损，因而日本可能会成为争端中的最大获益方。笔者认为，日本无疑有介入的意图，但是否真的既有心又有力实质性深度介入，并且带来相应的战略结果，则需要细致分析。

中日关系中的南中国海因素出现

2015年11月初，中日国防部长时隔四年又五个月在马来西亚会谈时，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告诫日方南中国海不是中日之间的问题，不要采取事态复杂化行动。中国外交部在2015年11月中旬的记者会上针对有报道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会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和东亚峰会上提及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岛礁建设，回答说“东亚峰会不是讨论南中国海问题的适当场合，日本在南沙群岛主权问题上无权说三道四”。11月19日，安倍在马尼拉APEC峰会期间举行日美首脑会谈中，表示对于美国军舰在南中国海进行的“自由航行”行动表示支持，并说将根据形势变化研究在南中国海自卫队的活动。

考虑到9月份日本以解禁集体自卫权为中心的一系列安保相关立法案刚通过，只要政府认定对于日本和国际社会的安全和平造成影响，自卫队的活动就没有地理限制。换言之，日本也可以像美国一样派遣自卫队军舰进入中国建设的人工岛12海里以内进行“自由航行”行动，或者强化在南中国海公海上的监视巡逻活动。

同日，安倍在同菲律宾总统的会谈中，双方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表示“严重的担忧”，并对防卫装备转移协定大致达成共识，日本向菲方提供2420亿日元贷款，阿基诺表示希望日本支持菲律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随后11月22日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东亚峰会上，安倍说“海洋环境的单方面的物理性改变应该自制”，这是在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场情况下作出的批评。

进入2016年以来，随着南中国海仲裁案结果公布临近，中日关系中的南中国海因素也进一步发酵。5月份在日本召开的7国集团外长会议的联合声明中尽管没有指明中国，但是“对于造成南中国海局势紧张的单方面威压，挑衅行为表示强烈反对”。首脑会议声明中则表示反对“使用力量改变现状”，呼吁遵守国际法，这间接批评了中国。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峰会前“奉劝日方不要继续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刷存在感”，批评“日本标榜国际海洋法治暴露其虚伪性”。

在峰会发表声明后，中国表示对日本主办的G7峰会炒作南中国海，渲染紧张局势，不利于稳定，对日本和G7做法强烈不满。6月初，日本深夜召见中国驻日大使抗议中国军舰进入钓鱼岛（日本称尖 阁诸岛）的接续水域，6月17日中国国防部披露中国两架苏30战机在东海遭日军机雷达照射，而日方否认。

7月初，柬埔寨首相洪森演讲中披露日本驻柬大使向其施压支持南中国海仲裁案结果，进一步加深中国对日本利用南中国海问题打压中国的怀疑。7月中旬，亚欧会议期间中日总理会谈，安倍对南中国海表示了担忧，希望按照国际法和平解决，李克强则表示日本不应该介入。7月下旬在老挝举行的东亚合作外长会议期间中日外长会谈时，针对南中国海问题中国外长王毅告诫“日本如继续高调介入，蓄意炒作，只能坐实你们是别有所图”。而日本外长岸田文雄在随后举行的东盟（亚细安）地区论坛上表示对南中国海问题的“深刻的担忧”。

从以上可以看出，南中国海问题已经开始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新的因素，而且可能让刚刚走出低谷的中日关系前途更扑朔迷离。

日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要什么

日本不是南中国海的声索国，这决定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利益诉求不可能是领土或者油气资源；日本贸易立国，南中国海航道航行自由对其战略意义自不待言，但南中国海的商业船只航行自由没有问题；日本也没有类似美国那样把军舰飞机在世界海空中自由航行作为战略利益来定义，因此南中国海的军事航行自由也不是日本的利益诉求。那么究竟为了什么日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同中国对着干呢？换句话说，日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要的是什么？

日本主要把南中国海问题看成未来亚洲安全秩序的一个风向标，而不是关注南中国海本身。在日本看来，日本受益于战后几十年主要由美国双边同盟主导的亚洲海上安全架构，在这个框架下日本不仅成为了经济大国，还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在亚洲政治中获得一定的存在感。然而在东亚的大陆部分中国的发展以及同周边国家的相互依存增强，未来将不可避免成为一个中国主导的地区，如果亚洲的海上部分美国主导的架构也被削弱的话，日本在本地区的存在感就会进一步削弱。

与此同时，在日本看来，今后几十年时间里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不会被其他国家取代，美国主导的海上秩序只要美国“有心”就可能继续维护，只怕其“有力”而“无心”。

日本认为过去的国际秩序在美国强烈的意愿和能力下得到实现和维持，现在美国的意愿相对衰落，需要日本等盟国展示意愿和能力，一方面补充美国意愿不足留下的空缺，另一方面激发美国继续领导世界的信心和动力。按照上述战略逻辑，“拉住美国”就被认为是日本的头等战略需要，南中国海则为日本“拉住美国”提供了机会。

日本认为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雷声大雨点小”，例如美国虽然进行自由航行军事行动但又强调无害通过，被认为在维护美国主导的西太平洋秩序上意愿不足（有意思的是中国相反认为美国霸权意愿过强），因此我们才会看到日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表态，有时候比美国还要强烈的反常现象。日本基于政治因素介入南中国海

笔者认为日本介入南中国海将会主要体现在政治层面，其政治意味大于实际安全和军事意义。

首先，美国并不欢迎日本实质性介入南中国海问题。对美国来说，南中国海问题与其说是一个军事问题，不如说是一个中美之间的战略问题。中美战略博弈中，美国需要日本在政治上的支持，例如表态支持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国际法原则解决争端等。但是如果一旦日本系统性地从军事上介入南中国海，例如常规派遣自卫队与美军一起或者单独监视警戒活动，将会让中美战略博弈极端复杂化，中日之间的偶发事件会将美国卷入其中。

正因为如此，2015年11月日美首脑会谈中，尽管美国总统奥巴马称赞安倍的安保法制改革为“历史性伟业”，并重申“日美同盟也是美国的安保的基轴”，但对其派遣自卫队到南中国海的暗示并未表态。

第二，日本政府也没有决心深度卷入南中国海问题。2015年11月底，就在安倍自卫队派遣南中国海表态后一周日本共同社调查显示，对此表示赞成为52.7%，反对39.9%，赞成超过了半数。然而有意思的是日本政府表态反而非常谨慎，官房长官表示日本目前没有在南中国海的监视活动，也完全没有计划派遣自卫队进行同美军那样的巡航活动。2016年2月，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哈里斯访日时候，针对新闻报道中国在西沙部署导弹，日本也只是要求美军加强监视警戒。第三，东盟不少国家也认为日本的深度介入将会让问题更加复杂。尽管近年来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安全防务交流合作升温，例如2016年4月初，海上自卫队潜艇访问菲律宾军港苏比克湾，这是15年首次。随后，日本两艘护卫舰对越南金兰湾军港访问。3月中旬，日本自卫队还组织了对越南军队维和活动研修指导。然而这些更多还是具有象征性政治意义的动作，东盟整体上很难想象会期待同日本强化安全关系来对应南中国海问题。

第四，从日本的能力上来说，巡航监视南中国海也不现实。据媒体报道，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舰艇规模在执行海外反海盗活动和东海的警戒任务外，并没有太多余力对应南中国海。目前日本海上军事力量主要集中在东海，如果向南中国海派遣自卫队，势必造成东海巡航能力减弱，或者需要大规模进行军备建设，在目前的日本财政状况下大幅度增加防卫开支不实际，也很难得到国内支持。从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军事能力建设的援助状况来看，也很难说是实质性大规模的支援。2015年11月，日本向越南提供的是六艘二手舰艇，向菲律宾提供的是旧的TC90海上自卫队的练习飞机。

尽管南中国海因素显然已经进入中日关系的棋盘，但这个因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中日关系、地区安全和中国外交，则需要更加细致冷静地分析，当然过小评估日本介入南中国海的影响会带来严重后果，但过大评估同样可能会导致自我实现的预言。

第三篇：问题分析

1、从以上的数据统计我们可以看出大学生的法制意识不断得到加强，对法律本身的了

解逐步理性化。通过多次大规模的普法活动及法律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日益加强，大多数人开始对法律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但也存在着对法律的误解。同时我们也看出他们对法律的需求与渴望，如何为广大的大学生开辟一条通往公平、公正的绿色通道，需要我们在法制建设的进程中进一步反思，而让普法的阳光更深入人心。

2、我们知道生活中的法律问题无处不在。从另一侧面来讲，即使生活中碰到的法律难

题，也很少有人会认识到应该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或是如何运用法律来解决身边遇到的法律问题。故而导致对生活中的法律知识了解甚少。另一方面，我们也认识到新闻媒体在对大学生的法制宣传中发挥着主渠道的作用。在加强大学生的法制意识培养中，需要国家、社会加强对这一主渠道的进一步完善，协调各部门在普法工作中与其开展工作。加快实现法治社会的进程。

3、根据我国《劳动法》的规定，试用期最长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而在调查中发现，有52% 的大学生不知道，这一问题与大学生毕业后的就业问题相关，可见大学生对与自己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了解并不多。

4、法律是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但是大学生如何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去维护他们合法

正当的利益。以上调查显示，对我国司法腐败的问题分析，更多的是侧重与对法官的不信任，司法的公正收到挑战，而这个也成了我们法制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瓶颈，如何构建法制社会的蓝天，更需要我们更好的强化司法的公正与权威，让更多的人不仅懂法，而且敢于用法。

5、数据可以发现，依然有少部分大学生不会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6、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大多数的大学生并不拥有良好的法律意识，当其政党权益受到侵犯时，都没有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而是存在“算了”、“算自己倒霉”等等之类的想法。而生长在农村的大学生中这一现象较为明显。

7、从统计结果显示，大部分大学生在生活中意识到法律问题的存在，且绝大多数的大学生认为法律与他们的生活、学习关系密切。可见，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得到明显的提高。唯物论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正确的意识推动事物的发展，错误的意识阻碍事物的发展，在大学生认识到法律问题存在的同时，需要我们进一步反思，如何更好促使他们树立正确的意识，去解决身边的法律问题，以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显然，进一步落实普法行动，势在必行。8、9、10、我国正在致力于建立一个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尊重人的自由与平等，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维护社会强势与弱势的平衡发展„„基于法治社会的这样一些特征，我们从上面几道题目中来寻找同学们对法治社会的认识情况。

从总体来看，同学对法治社会认识还是处于一个偏低的水平，做到深入认识形成自己思考的人较少。比如题十九，法治的关键大部分人都选择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十六字方针，当然这没有错，但当认识到“法律必须是良法”的时候，已经在对法治的认识上上了一个台阶，因为不仅仅前面所说的十六个字就能完全形成法治社会的，那十六个字只是基本的要求，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法律，法治社会同样建立不起来。到最后一个答案“大家都信仰法律„„”，答案之间没有递进关系，但我们实际地去分析，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对法律认识的高低问题。不管是各种情况的同学，对法制社会认识的整体情况都是主要集中在教条化的灌输里面，接受的法律知识没有主动性，不符合议和具有朝气与思想的大学生形象。这种现象可以说是一种普遍的。我们认为，在开设法律基础课程的基础上，应该从方法上诱导同学们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形成理性的社会意识，特别是法律意识。

第四篇：《国富论》问题分析

摘 要

“社会全部劳动年产物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远远超过这年产物生产制造乃至运输所需要的劳动量”对于这句话，不同的经济学派有不同的见解，在亚当·斯密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理论学派对这句话包括萨伊的生产要素三元论观点，西尼尔稍有差异的三元论观点，马歇尔的生产要素四元论观点，以及我国学者徐涛波的生产要素六元论的观点，还包括边际学派的观点都能对该句话有可行的解释。我通过对这些学说理论的了解分析，得出自己的理解，以解释在这句话中体现的生产过程中劳动能创造更多劳动的现象。

关键词：生产要素，劳动，价值

对《国富论》中“社会全部劳动年产物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远远超过这年产物生产制造乃至运输所需要的劳动量。”这句话的理解。

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国富论》第一篇第六章中提到：“社会全部劳动年产物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远远超过这年产物生产制造乃至运输所需要的劳动量”。他提出，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大部分都是不劳动的懒惰阶级，可依然能够获得部分社会劳动产品。这就说明劳动在一年创造的价值应当要比劳动本身的价值多得多。拿谷物种植活动来说，参加谷物种植的农民，经过一年的播种，施肥等农业劳动，等到谷物收割后，谷物的价值只有一小部分用来维持劳动者劳动的供给，保证下一轮的生产活动，其余由劳动创造出来的大部分谷物的价值是除了劳动力本身价值以外多出来的，这个现象该怎么解释呢？

有一些劳动价值论的观点认为，价值唯一是由人类劳动创造出来的，他不考虑其他因素对价值形成的影响，因此不能够解释劳动产物的价值远远大于劳动力供给所需价值这样一个现象了。因此在亚当·斯密理论基础上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观点，除了劳动价值论的体系之外，还有很多种关于价值的理论观点。其中萨伊在1803年出版的的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他指出“事实已经证明，所生产出来的价值，都是归因于劳动，资本和自然力这三者的作用和协力，其中以耕种的土地为最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出这些外，没有其他因素能生产或能扩大人类财富。”在萨伊的生产要素三元论里劳动创造了工资，资本创造了利息，土地（自然力）创造了地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劳动在一年创造的价值比劳动本身的价值多得多。除了劳动创造的那一部分价值（即劳动者工资）外，社会全部劳动年产物中的价值还包括土地（自然力）创造的价值（即地租）和资本创造的价值（即利息）而单独获取地租和利息的那一部分人就被亚当·斯密称为。其中劳动力创造的价值与土地和资本共同创造价值的比值就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 的发展水平，也就是说可以通过改进生产力的方式用更少的劳动投入量使土地（自然力）和资本产生更多的价值，比如说现代农业都是施用人造化肥，比起以前的农业都是以人或动物的粪便作为肥料的农产品产量就高得多，所以这就说明，提高劳动生产力可以使劳动年产物可支配的劳动量进一步的高于生产这些劳动产品所需的劳动量。

萨伊之后的西方经济学家大都接受了他提出的生产要素三元论，英国的经济学家西尼尔虽然提出了与萨伊有所不同的三个生产要素。但西尼尔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大纲》中仍然承认“生产的主要手段是劳动和不借助于人力的、由自然予以协助的那些要素。”在这句话中所说的要素就是劳动和自然要素。此外，西尼尔还在此书中写到“虽然人类的劳动和跟人力无关的自然要素是主要的生产力量：但是，要使两者得以充分发挥作用，同时还得有一个第三生产要素„„我们把没有它则其他两者就无能为力的这个第三要素或生产手段叫作节制。”按照西尼尔的要素三元论观点，劳动同样只作为生产各要素中的一部分，因此，产物生产制造乃至运输所需要的劳动量价值，仅仅只是社会全部劳动年产物价值的一部分，剩下的应该一部分归结为个人节制行为的报酬，和土地（自然力）所有者的出让土地使用权应该得到的报酬。因此，西尼尔的观点同样可以给出“社会全部劳动年产物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远远超过这年产物生产制造乃至运输所需要的劳动量。”这个问题的答案。

经济学家如约翰·穆勒也继承了萨伊的观点，更详尽地，在更一般形式上讨论了各种生产要素存在的方式，性质和条件。著名经济学家英国“剑桥学派”创始人——阿尔弗·马歇尔的生产要素四元论。我国学者徐寿波在20世纪80年代首次提出劳动、生产必须同时具备的六个条件或六个力。六个条件是指劳动人员、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环境、劳动空间和劳动时间；六个力是指人力、财力、物力、自然力、运力和时力。六个力实质上就是六个生产要素。后来新提出了六力替代原理。这些经济学家无论是主张三元论，四元论还是最近提出的六元论都说明了劳动虽然是创造物品的必要因素但是却并不是创造物品价值的唯一因素，因此不难理解劳动年产物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就是这所有要素共同创造的，超过生产创造这些物品以及运输所需要的劳动就应当是理所当然的。

虽然明确物品的价值并非完全由劳动创造，但如生产要素三元论，四元论，六元论等理论对劳动生产物的价值归宿问题却存在多种多样的说法。在对以上经济学家关于价值理论的学习中，对《国富论》中“社会全部劳动年产物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远远超过这年产物生产制造乃至运输所需要的劳动量。”这个问题以及价值理论有了自己的一点未经考究的拙见。

第一，不可否认，劳动在价值形成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没有劳动的参与，任何哪怕一丁点的价值都不可能实现。举个例子就是说，即便是天生天长的野蘑 2

菇，野山笋，没有人类的采摘过程也是实现不了他的价值的。

第二，结合关于自然禀赋的学说，我认为，以前经济学理论中的土地（自然力）要素都可以归结为自然的给予，比如说，阳光没有价值，他却可以使人类播下的种子长成植物，结出果实。形象的说，在播下种子之后，如果你不去打理他，人类劳动在这儿就结束了，接下来的由种子到植株再到果实的价值增值应该归于自然地劳动，由于自然是无私的劳动者，所以在收获的时候这部分劳动价值被劳动者通过较少的劳动全部无偿占有，而并不像以往的劳动价值论中认为的那样劳动产品的价值完全由无差异的人类劳动创造。

第三，关于资本要素，一方面我认为，他必然是自然禀赋的一部分加上人类的劳动形成的，最初的资本，拿谷物来说必然是上一生产周期所生产出来的，上一周期的产物也在第二点中表明来自于人类劳动和自然劳动的产物，高级形式的产品总的来说也是复杂化的简单形式产品的综合，例如拿面包来说是以小麦做资本，进一步通过人类劳动使他变成面粉，变成面包；自然力在这个过程中协同作用，主要表现在发酵过程，人类劳动是不能使面包发酵的，还有燃料本身可以算作太阳能的积累，燃烧过程也属于自然力积累的劳动转化而来，形成了面包的部分价值；另一方面，正如西尼尔所说的那样，节制产生了资本，正因为人们的节制才不至于把当期的产品全部消耗掉，他的行为使自己的效用降低了，理所应当以资本产生的价值中的一部分来弥补他的损失。

总体来看，经济学家们承认自然力的作用，但他们倾向于把自然力当做一个正的协助作用，我觉得应该对自然力作用做一个修正，即自然力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他的作用并非都是正的，比如人类创造的食物，钢铁，自然力能让食物变质，钢铁生锈，导致价值流失，所以这里更进一步确定了人类劳动和自然劳动的关系，即：人类劳动是理性的，一般来说他一定创造价值，而自然劳动对产品价值存在正作用和负作用，这个作用现在被称作自然规律。因此回到前面那个问题，掌握规律，即让自然力发挥它正的协同作用，那么人类劳动创造物品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才会远远超过提供的劳动本身，如果人们生产都不遵循规律，这个命题可能就会恰恰相反。

第五篇：统计数据问题分析

统计数据泄密问题受到严查。国家保密局、最高检24日通报，去年5月以来，我国国家宏观经济数据多次被泄露，已立案侦查6件6人。其中，国家统计局干部孙振、中国人民银行干部伍超明因犯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分别获刑5年、6年。

主力资金流分析（10/26）某些股割肉出逃肯定后悔突发暴涨很可能不期而至股民福音：套牢股票有救了!在中国经济实力日渐强大的今天，统计数据屡屡遭窃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我国宏观统计数据就曾多次被境外媒体精准“预测”，尤其是2008年到今年6月期间，路透社曾7次“猜中”中国月度CPI数据，堪称业内“章鱼哥”。国家机关公信力受挫、国家经济安全遭遇威胁、证券机构等寻租者获取不当得利、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受损„„当个体逐利冲动膨胀到一定程度之时，国家安危与法律道德难免被抛于脑后。

从孙振、伍超明二人的案件剖析，他们的泄密对象都是证券行业从业人员。这些寻租者的切身利益，与CPI等经济数据息息相关，若能提前获知数据、并据此先于同行做出相关交易，获利十分诱人。恰因此，寻租者会千方百计向相关要员示好，或举办讲座、或朋友宴请，并许以高额邀请费用。结果，那些尚未公之于众的核心数据信息，便在“不经意”间被传递了出去。

实际上，对于数据安全，我国有着一系列法规护航。保密法规定，所有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统计法也明确，“统计数据依法公布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泄露”。但遗憾的是，查办泄密案件时，存在发现难、取证难、立案难、处理难等问题，打击力度跟不上，犯罪成本较低。从完善法律监管的角度看，一些金融机构以贿赂方式获取统计数据，同样也应该以行贿罪论处，如此，才能够真正堵住宏观经济数据泄露的“利益缺口”。

其实，为防止数据泄露，国家统计局从今年7月开始，调整了统计数据发布方式，比如提前了发布时间、缩小了接触涉密数据的人员和范围。然而现实问题在于，国家核心经济数据的统计工作十分庞杂，包括初始数据采集、整合、误差调整、部门信息交换等诸多环节，涉及人员众多，这在客观上增加了保密监管的难度，也让泄密者心存侥幸。保护我国经济数据安全，强化工作人员教育、严格程序制度、事后法律惩戒，缺一不可。

对统计数据心存敬畏，才能让统计工作尽善尽美。此次高调通报泄露涉密经济数据案件查办情况，也在客观上凸显了统计数据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这提醒更多相关工作人员，不仅需要谨守法定职责，更需要以一种严谨履职的态度来保证数据的客观公正。官方统计的目的，是为后续政策决策服务，相关工作也应当摒弃闭门造车的思维，切实为经济发展服务。

统计领域“蛀虫”获刑，严肃了保密法规的落实。而堵住泄密的利益漏洞、完善保密的制度藩篱，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统计数据的重要作用，全社会、尤其是相关人员对统计工作严肃性与重要性的认识还需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