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组织
论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案件的执法理念
论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案件的执法理念
[摘要]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案件具有复杂性高、牵连面广、社会危害大等特点。这些特点需要侦办此类案件侦查人员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和法律意识,能够全面了解办案的具体程序,熟练掌握运用侦办类似案件的具体措施。同时能够注意办案过程中的各类问题。本文根据对侦办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案件的办案程序、注意问题、启示等方面对其执法理念进行分析、探究。
关键词:卖淫案件 执法理念 办案程序
引言: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梦理念的提出,人民群众对于精神文明建设迫切要求。公安机关对卖淫嫖娼类案件急需新的指导思想和解决办法。尽快树立此类案件的执法理念以应对具体办案过程的各种问题。
一,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案件的内容
我国刑法第六章第八节规定了组织卖淫、强迫卖淫、协助组织卖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引诱幼女卖淫、传播性病、嫖宿幼女等七个卖淫相关联的犯罪行为。七个罪名涉及的行为都侵犯了社会风尚这一共同客体。但在罪质、量刑情节和幅度等方面又存在很大差异。
二,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案件的特点
首先,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案件具有组织严密的特点。其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涉案人员数较多,但幕后组织者往往是少数的几个人甚至一个人。第二,内部分工细致,相互之间上通下达,衔接无缝。第三,管理规范,制度健全,运行机制流畅。
其次,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案件具有活动隐蔽的特点。第一,招工方式隐蔽,多以招聘普通职员为旗号,以高薪吸引应招者。第二,招嫖方式以网络、移动通信、即时聊天工具为主。第三,卖淫活动分地、分时间进行,流动性较大。
然后,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案件具有暴利性的特点。卖淫活动,投入低,获益多,并且往往能够带活其他经营活动。
并且,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案件往往是“案中案”。该类案件一般会牵连出强奸、非法拘禁、传播淫秽物品、涉黑案件、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案件。
最后,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案件具有腐蚀性的特点
在此类案件中组织卖淫行为人为了更顺利地实施犯罪、逃避法律制裁,会收买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给予保护,特别是向公安民警行贿,为自己寻求“保护伞”
三,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案件的具体办案程序
(一)线索搜集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卖淫嫖娼现象也是日益严重,分布广泛。犯罪“黑数”十分巨大。公安机关发现、打击的知识很少的一部分。很多卖淫嫖娼的组织和活动都还未发现。因此要注重对于卖淫嫖娼案件的线索搜集。
为此,可以通过场所管理进行搜集,对酒吧、洗浴中心、旅馆、饭店等敏感场所 1
加强日常管理,规范这些场所的日常管理制度。还应该对城乡结合部、公园等地区进行巡查管理。同时,注重群众的举报,实地调查发现。并且,发挥好治安联防组织和治保组织的作用,了解辖区的治安状况。还有可以通过以案寻案,依靠之前办理的案件进行线索搜集。最后结合网监部门、秘密力量搜集到有效的信息。
(二)认真受案
受案记录要清晰,关于案件的要素尽可能问全、问细。全面把握案件的具体情况。其次询问其他涉案人员或知情人。记下举报人、控告人、报案人的通讯方式等联系方式以及家庭地址。
还要注意案件的管辖,此类案件归案件发生地管辖。
(三)初查(明查暗访)
1,暗访。
(1)暗访需要经过公安机关领导的批准。
(2)同时制定暗访工作的预案。包括任务、时间、地点、参加人员、取证工具、经费预算等。
(3)宣布和遵守暗访纪律,包括暗访人数的要求、人员性别年龄要求、化妆的标准。以及暗访人员心理素质、身体素质、业务素质的要求。还有暗访工作中的具体分工以及行动流程。
(4)暗访后及时形成暗访报告、反馈意见。并且详细绘制现场平面图。
(5)走访证人,做好证人及其亲属的保护工作。
(6)调查涉案场所和组织行为人的资产和账户。
2,明查(扩大初查战果)
(1)制定预案,行动方案。
(2)部署充分、精干的警力。包括警力的人数、性别、职能。
(3)通信联络器材、移动终端、联络暗号。一定要保障高效畅通。
(4)参加清查、搜查队伍自身要强化自身防范意识、安全意识。责任意识。准备充分。
(5)随身携带的武器要锁好保险,防止发生意外。
(6)准备好搜查场所、人身的法律工具、行动要走法律程序。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包括适用法律的条件、法律的相关手续以及法定程序。要亮明身份、不许异性搜身。扣押物品要经过指挥员决定,开具《扣押物品清单》同时要有见证人见证。
(7)及时收集卖淫行为发生的证据和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犯罪的证据。取证方向是,控制涉案人员、控制重点位置、控制重点物品以及冻结账户。重点的位置包括服务台客房内的“暗门”和“暗铃”。重点人物是指“妈咪”和“领班”
(8)慎用技术侦查措施,使用技术侦查手段要严格履行审批手续。音像资料要避开化妆侦查人员的身影和声音。注意暗访资料向合法证据的合理转化。
3,证据的收集。
(1)收集关于犯罪主体方面的证据,包括犯罪嫌疑人的居民身份证和旅店的营业执照
(2)收集关于组织卖淫的客观方面的证据,包括现场勘查笔录和现场照片(暗道、报警设备等)广告、宣传册(服务项目表,价格表)发票、收据、账单。参与嫖娼人员的证人证言。联系的电话记录、通信记录。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押金和票据。
(3)讯问犯罪嫌疑人,首先要制定讯问提纲、确定讯问战术。其次,告知犯罪嫌疑人的法律权利。坚决禁止任何方式的刑讯逼供。问清犯罪嫌疑人是否属于未成年人、精神病人和怀孕或正在哺乳自己的未满一周岁婴儿的妇女。为聋哑人、外国人、需要翻译的配备哑语翻译、外语翻译和方言翻译。必要时可以要求犯罪嫌疑人自行书写供词或犯罪嫌疑人自己提出书写供词。
4,侦查终结。
(1)侦查终结的条件。首先,侦查终结的条件有案件事实清楚,主要事实查清,包括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具体实施组织、策划、指挥行为的组织卖淫犯罪的首要分子、在卖淫犯罪中起协助作用的保镖、打手、管账人等。卖淫行为是否存在、时间、地点和手段以及造成的严重后果。其次,证据确实充分。要把关于卖淫案件的书证、物证、证人证言等各项证据收起。保证证据量,形成足够证明力的证据链。再而,案件性质和罪名认定正确。区分好此罪彼罪,这样侦查部门对案件作出的处理才能具有实体法的依据。最后,法律手续完备。即对法律规定的办案程序和应履行的法律手续必须完备,在适应技术侦查手段时要经过必要的审批程序。
(2)对侦查终结的案件处理。首先,对案件的处理。对侦查终结的案件,侦查人员应提起诉讼意见,并制作起诉意见书,经县级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后,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其次,对扣押武平的处理。对能够证明犯罪事实的物品,淫秽器具、收入账目等书证、视听资料等,应当移送检察机关。移送时,侦查人员应当制作随案移交物品清单,注明物品的名称、数量、特征等。不宜移送的犯罪嫌疑人的财物,可以进行没收后上交国库,违禁物品应当拍照随卷后进行销毁。与案件无关的物品应当发还给当事人。
四,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案件侦办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在卖淫案件中,要注意组织他人卖淫,情节严重;强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卖淫;强迫多人卖淫或者多次强迫他人卖淫;强奸后迫使卖淫;造成被强迫卖淫的人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这几种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况。
(二)在协助组织卖淫案件中要注意伴有的其他犯罪行为。如抢劫、强奸、伤害、介绍卖淫等犯罪行为。以配合、呼应、协助组织卖淫者的组织、策划、指挥活动。
(三)在引诱、容留、介绍卖淫案件中要注意与拐卖人口贩毒卖淫嫖娼案件之间的联系。
(四)在引诱幼女卖淫案件中。其罪的主观方面是否以牟利为目的,不影响罪的成立。
(五)在传播性病案件中,经查是卖淫嫖娼的再进行性病检查。其中,犯罪嫌疑人必须是明知自己有性病的。认定“明知”一是有证据证明曾到医院就医,被诊断为患有严重性病的。二是根据本人的知识和经验,能够知道自己患有严重性病的。三是通过其他方法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是明知的。
(六)在嫖宿幼女案件中,主观上必须是知道或可能是不满十四周岁幼女而嫖宿的。
五,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案件的执法理念的启示。
在近年来,公安部门所发现的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案件,如东莞打丑、北京“天上人间”郑州的“皇家一号”等案件。都呈现出规模大,隐蔽强,管理企业化,经营产业化,有高官充当保护伞的特点。这就需要我们公安机关能
够建立相对应的警务决策机制、执行机制、监督机制、反馈机制。建立专门的队伍。开展各项专项行动。对此类犯罪行为预防打击。
结语,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案件的执法理念应该紧随时代潮流。打击此类案件刻不容缓,不仅是建设社会主意法治社会的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待。
参考文献
《治安部门管辖刑事案件侦查教程》 商小平主编
《治安案件查处》 商小平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注释本》 夏红主编
《治安部门管辖刑事案件侦查》 彭文主编
《侦查理论与实务研究》 程小白主编
第二篇:论组织管理
论组织管理
一个组织,如果要让其达到高效运作状态,目标是其眼睛,架构是其骨骼,权责是其血肉,流程是其血管,绩效是其体温计,制度是其调节中枢。
一个组织,为什么而存在?未来到底要迈向何方?这是组织存在的根本价值。人没有目标会很迷茫,组织没有目标组织成员就没有向心力、凝聚力,所做的一切就无从知道是有效行为还是无效行为。任何一个管理者初到一个组织,烧的第一把火绝对是“亮出目标”,从物理角度来说,力是有方向的,所有的力只有往同一个方向使才能实现力的最大值。
目标明确以后,就要构建组织的骨骼。分工是组织管理最基本的方法,而分工的载体就是组织架构,一个目标确定后,往往会将它分化成多个小目标,分摊到各分组织当中去,各负其责,各司其职。一个组织是否结实,主要看这个组织的架构是否完整而清晰。就像一个人,如果没有腿肯定不能跑,如果没有手肯定不能打篮球,如果没有脑袋肯定不能思考。明确了组织架构,也就清晰了权责。
当一个组织的架构明确以后,最重要的是就是让这个架构每个岗位上成员清楚明白的知道他的权责,并熟烂于心。要让他知道,这就是他的工作,什么事情是他必须做的,他就一定要去做,做不好就是他失职。权责是组织管理的血肉,一个骨架的血肉是否厚实,决定这个组织的力道。一个管理越完善的组织,它的岗位权责就越细化;一个岗位权责越细化的组织,它的管理就越轻松。一个有完整权责系统的组织,就是不论出现任何事情,都有某个人或组织来为他承担责任。如果没有,那就管理漏洞。如果出现管理漏洞,那也是相关管理者的失职。
权责明确了“做什么”,而“怎么做”就需要流程来主导。就像稻田里的水渠,如果哪块田需要灌溉,通过水渠的指引,山路十八弯,无论怎么弯,只要过程的渠道通畅,就能流向你需要的那块田地。可是通往目的地的渠道很多条,如何选择一条最优的渠道,并且不再让后人做重复性的开路工作,建立标准的流程是必要的,这就是所谓的程序化。一个流程,要想管理得有效,一定要上升到程序化上来,程序化目的就是为了让流程更加直观化、凝固化、标准化。
做事,我们常讲究一个效率或者结果好坏,而所谓的效率与好坏都有个标准对比,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量化的东西出来作分析对比,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绩效。绩效管理,就是通过数据管理来监控组织运作效率高低的一种工具。它就像是湿温度表,随时显示所在空气中相关参数,作为我们调整的重要依据。
做得好的,可以相应地鼓励或者奖赏;做错了的,也会相应地批评或者处罚,这就是制度管理。制度是一个调节系统,但是首先要保证他的权威性与震慑力。是制度,就必须要遵守。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在一个组织中,制度高于一切管理者。人管人是最辛苦、最没有效率的,只有制度才是真正的最有效的管理者,而管理者只不过是制度的执行者。千万不要去一厢情愿地认为,大家都是有素质、有责任心、有职业道德的人,凡事都能自觉。做得好的,如果得到认可、鼓励或是奖赏,办事的效率会不断提高;做错了的,如果受到批评或是处罚,当事人才会慎重,才会反省。这样,组织才能良性持久的发展。
一个高效率的组织,需要一个明确的目标,完整的组织架构,明确的岗位权责,清晰的做事流程,严谨的监测绩效和严肃的管理制度。
2014-6-11
第三篇:论提升慈善组织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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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提升慈善组织公信力
慈善组织公信力是近年来公众热议的话题之一。2010年4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在会见2009“中华慈善奖”获奖代表时强调:“慈善事业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要在全社会营造积极向善的慈善文化,不断完善慈善政策法规,提高慈善信息的透明度,切实提升慈善组织公信力,大力促进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加快发展”。回良玉副总理的讲话说明慈善组织的公信力问题已经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本文拟着重从分析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低下的原因入手,提出提升慈善组织公信力的对策建议。
一、我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不容乐观
公信力,《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使公众信任的力量。公信力的概念源于英文词Accountability,意指为某一件事进行报告、解释和辩护的责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并接受质询。公信力是指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公共权力面对时间差序、公众交往以及利益交换所表现出的一种公平、正义、效率、人道、民主、责任的信任力。
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就是指慈善组织获取公众信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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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号召力。公信力是慈善组织的“生命线”,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如何将从根本上决定着慈善事业的发展程度。目前,我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总体上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
(一)中国慈善事业面临着公众冷漠对待特别是富人不愿捐款的窘境。2009年3月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共同编制发布的《2008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汶川大地震唤醒了中国的个人捐赠意识,截至到2008年12月初,全国接收各界地震捐赠款物751.97亿元,创历史新高。根据北京、上海、成都、重庆、西安等城市的社情调查,90%以上的被访问者均表示向灾区捐过款物。尽管如此,仍难掩国人怠于参加慈善事业的尴尬。中华慈善总会在2008年以前进行的统计显示,我国每年的捐赠大约75%来自国外,15%来自中国的富人,10%来自平民百姓。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在“2009中华慈善奖报告会”上说,2009申报“中华慈善奖”的145位个人、180家企业,捐赠达133.5亿元人民币,占2009捐赠总额的40%。学界往往把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归结为公众的慈善意识不强,富人的“为富不仁”、法律的不完善、免税政策的不合理等。诚然,这些都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但是,它们都不是主要的,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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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二)中国的爱心人士大多偏爱一对一捐赠。现代社会,富人做慈善的方式,一般是把钱交给各类慈善组织,或自己成立基金会,由慈善组织和基金会去运作,而不是自己冲在慈善一线,更不是亲自给穷人派发善款。今年春节前,中国“首善”陈光标将从127名企业家和个人那里组织来的捐款,共4316万元现金,装入8万个红包,送到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区特困户手中。一些人认为他在作秀。对此,陈倒也坦然承认,并希望更多的人跟他学作秀,带动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其中,回报社会。以陈光标为代表的中国爱心人士之所以偏爱一对一捐赠方式,是因为他们不太信任目前的各类慈善组织。据搜狐网对“造成中国慈善事业落后的主要原因”在线调查显示:在1460总票数中,11.78%的人认为“一部分有捐助能力的人没有尽到责任”,6.85%的人选择了“缺少方便妥善的渠道进行捐助”,17.12%的人认为“缺少鼓励进行慈善事业的机制环境”,1.99%的网民选择了“其他”,而高达62.26%的选民都把“中国慈善机构的公益性令人怀疑”作为造成中国慈善落后的主要原因。
(三)有关慈善组织的丑闻时有发生。比如说希望工程,比如说各种救灾扶贫款,几乎都有被截留、被挪用、被贪污的记录。据《东方早报》2005年l1月15日报道,著名慈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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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彭年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我1988年给湖南捐赠l0辆进口救护车,后知救护车被改造成了某些领导的专车。盛怒之下,我将赠车收回,转赠涟源县几家医院,可转赠的救护车又被挪用”。另据《羊城晚报》2006年4月10日报道,从1978年到2005年,华侨、港澳同胞在广东捐款赠物总额折合人民币达360亿元,兴办公益事业项目3万多宗。法律规定侨捐项目是社会公共财产,但仍出现不少侨捐资产变成了国有资产或被变卖为小团体、个人财产的情形。比如华侨捐建的华侨大厦被拿去银行抵押了,侨捐医院转制给了个人,等等。这种让献爱心者揪心的丑闻,虽然只是少数,但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对慈善事业有着沉重的杀伤作用。
二、影响慈善组织公信力的因素
(一)组织信息的封闭性。全国人大代表、三峡画院院长、“中华慈善大使”周森在今年“两会”期间接受《中国人大》记者采访时说,“捐赠者最关心的是自己捐的钱用在什么地方。我担心自己的捐款被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用在发奖金、吃喝、旅游等开支上,甚至担心被其他部门挪用或贪污。现在民政部、中国红十字会等网站虽然对捐赠者、捐赠款项有详细的记录,但无一例外地缺乏对使用情况的统计,捐赠款物去向信息一片空白,公众对此自然无法彻底打消质疑”。据《全国性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监测报告》显示,在28家可以开展汶川地震募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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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总结 规章制度 情况汇报 教学教案 办公应用 的社会组织中,只有12家在其网站上公布了其接收的捐赠款物的使用和转移情况,而且这12家社会组织的信息披露也不够公开透明。
对于慈善组织,特别是民间慈善组织,信息公布的透明性应该是其工作的生命线。如果没有公开透明的信息公布制度,民众无法通过正常渠道了解所捐款物的数量及使用情况,势必会大大影响慈善组织在民众中的认可程度,引起内部腐败行为的发生,进而影响慈善组织未来的发展,特别是当前我国的慈善组织还不是很成熟,还处于发展的初期,更应该做好信息的公开透明工作。
(二)法律制度的缺失性。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立法。现阶段关于慈善的立法主要有:《基金会登记管理条例》、《社团登记管理条例》、《红十字会法》、《企业所得税法》、《公益事业捐赠法》以及《个人所得税条例实施细则》等,但这些法律不足以规范当今我国的慈善事业,特别是缺少对慈善组织接受捐助物资、捐助项目运作、捐助资金使用及监管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规定,使得我国的慈善事业时常出现丑闻。在汶川地震发生后不久,灾区连连降雨,灾民帐篷严重不足,可救灾帐篷却出现在成都的各小区,有的还是高档小区。在救灾帐篷里坐着的人竟然是衣着光鲜,在使用手提电脑;在救灾帐篷外停放的竟然是小轿车。这种景象,不禁使人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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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行径深深地伤害了广大捐赠者的心。原本我国的慈善事业就处于起步阶段,如果因为这种不光彩的事情影响了广大捐赠者的热情,将会更加使我国的慈善事业发展举步维艰。
(三)行政干预的全面性。目前我国的慈善组织大多依靠政府的支持成立,官办色彩浓厚,政府在慈善组织的管理、资金募集、人员组成等方面掌握主导权。例如,中华慈善总会主要是依托于民政部建立,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是从团中央分化出来的,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脱胎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等。从慈善组织的发展角度来看,慈善组织拥有政府的支持,将会更方便的筹集资金,而且会提高慈善组织在社会上的认可度。但政府这种金字塔形的官僚科层制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它对外界环境的变化反应迟钝,各科层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机构臃肿,人员膨胀,效率低下,难以形成专业化、职业化的工作团队。这些都将大大影响慈善组织的发展及其公信力的提高。
汶川地震后,由清华大学NGO研究者中心邓国胜副教授领衔所作的一项针对所捐款物去向的调查研究显示,所捐款物的58.1%流向了可接受社会捐赠的政府部门,36%流向了政府指定的红十字会和慈善会系统,只有5.9%流向了公募基金会。当然,笔者在这里并不是反对社会所捐款物进入政府财政,笔者真正担心的是这笔钱会不会被挪用,会不会成为地方政府建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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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大楼,或者购买公车的资金呢?四川省都江堰市龙池镇南岳村在建的村委会,据说建成后还将有小桥流水等“美景”,能够达到四星级宾馆标准,仅砌一个厕所就要花费近50万元人民币,需要说明的是,距该村委会仅150米远的农民依然住在被地震破坏的危楼里,若有较大的余震,该楼将十分危险。看到这样的情形,还有谁愿意继续给灾区捐款物呢?
(四)伪慈善的杀伤性。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社会上假借慈善之名进行诈骗的现象也越来越多。据2007年4月12日《南方周末》报道,曾在中央电视台的公益广告上被称为“中**亲”的胡曼莉被官方审计发现她将捐给孤儿的善款据为己有。她利用孤儿学校大肆吸纳社会捐款,并通过种种手段,将捐款人的钱转入自己名下,并用私吞的捐款,为自己置办豪宅,送女儿出国。种种此类诈骗行为,使得广大民众在行善之时多了一丝警惕,以免使自己的善举成为那些行骗者眼中的猎物。
总之,慈善组织公信力弱化的影响因素主要由慈善组织信息的封闭性、法律制度的缺失性、行政干预的全面性和伪慈善的杀伤性等构成,慈善组织自身的发展不成熟是最根本的问题。
三、提升慈善组织公信力的途径
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众对公信力价值的要求日益提高,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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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组织公信力的内容也将会不断扩展,扩展到主体的品格、专业的伦理、组织的效能、资金的运用、规则的遵守、战略的企划等各个方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七个方面提升慈善组织的公信力。
(一)慈善事业法制化。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法律的引导和规制。“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慈善事业法制化是提高慈善组织公信力的治本之策。针对我国现有政策法规与慈善事业发展需要不相适应的现状,要不断完善慈善政策法规,加快制定慈善法和社会募捐管理条例,对慈善机构的性质和定位、慈善募捐的准入资格、捐赠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等进行规定,进一步健全“政府推动、民间运作、社会参与、各方协作”的慈善事业发展机制,将慈善事业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促慈、以法兴慈、以法护慈,以法管慈。
(二)慈善组织规模化。截至2006年底,我国已登记注册民间慈善组织近29万个,其中社团15.3万多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3.5万多个,基金会936个,其中全国性的约80余家。我国的慈善组织大体上可分成由政府主导的“官方性慈善组织”、在民政局登记的“民间慈善组织”、没有取得合法资格的“草根性慈善组织”三种类型,据专家估计,目前全国“草根性慈善组织”的数量要超过100万。以上数据,一方面说明我部分文献资料来源于网络,仅供个人参考试阅,版权归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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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近年来慈善事业发展之迅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国的慈善组织“散”(分散在各行各业)、“小”(个体规模小)、“乱”(筹款乱)、“差”(管理差)的现实。试问,一个尚未取得合法资格或名不见经传的慈善组织,何谈公信力?何谈发展壮大?因此,在现代慈善事业尚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当今中国,不宜片面追求慈善组织的发展数量,而应引导慈善组织做大做强,通过提高慈善组织的个体实力来提升公信力。一个地方(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慈善资源是有限的,如果设立的慈善机构过多,势必形成“谁也吃不饱,谁也长不大”的局面。
(三)慈善项目品牌化。目前,我国还有8300多万残疾人,2300多万城市低保对象,4800多万农村低保对象,每年因灾需要救济的群众近8000万,农村和老少边穷地区还有不少人处于贫困状态。慈善事业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这就要求慈善机构在开展工作时,找准慈善救助的社会定位,将解决党委政府想办而比较难办的事、困难人群迫切要求解决的事、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事、慈善机构责无旁贷的事作为立项的目标。在捐赠款物的使用上,慈善机构要改变遍地开花、撒花露水式的老办法,尽量让捐赠款物向特色品牌项目倾斜,将有限的款物真正用在刀刃上,提高救助水平和救助效果。要逐步放弃行政命令式筹募,积极探索筹募活动的市场化运作方式,采用科学的流程设计品牌项目,采用市场化的方式推广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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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品牌、建设品牌,并根据救助群体、帮助群体和发展群体的不同需求,量身定做个性化、人性化的救助方案,使全透明的特色慈善品牌项目深入人心。
(四)慈善信息透明化。公信力的公不是公家的“公”,而是公开的“公”。在很多时候,透明度是保障公信力实现的重要手段。透明度、公开性和公信力一起成为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和重要运作工具。美国卡耐基基金会前主席卢塞尔曾经说过:慈善事业要有玻璃做的口袋。建立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通过制度保障,促使慈善组织运作更加透明,将是今后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的重中之重,也将是慈善管理部门的工作着力点。要提高慈善机构的公信力,就要把机构的规章制度、资金募集、项目运作、善款使用等都向社会公众公开,按照捐赠者的意愿使用好每一笔资金和物资,使捐赠者了解到所捐赠资金和物资的去向,只有这样,才能使慈善机构赢得社会公众的信任。
(五)慈善队伍职业化。慈善组织的具体工作归根结蒂还是要由慈善组织的工作人员去完成,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直接影响到慈善组织工作的质量。为了提高公信力,慈善组织要积极推进慈善工作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为此,一方面慈善组织要通过各种渠道求聘优秀人才,这里的优秀人才既包括慈善组织的公职人员,也包括慈善组织的董事和志愿者。为了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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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所需要的优秀人才,一是要扩展人才来源的社会基础,保证慈善组织从社会中广泛获取优秀人才,应该采取公开招聘、公平竞争、择优录用的人才选拔方式;二是要对于日常工作中涌现出来的优秀慈善公职人员,应委以重任,使慈善组织能够发掘和留住宝贵的社会服务人才,因此应该在组织内部完善功绩考核、晋升惟功的人才发展路线。另一方面,慈善组织要持续开发人才,使组织人员适应社会发展与组织本身发展的需要。持续开发人才的方法就是在合理使用人才的同时,采取各种措施加强继续教育,不断进行培养。因此,慈善组织内部要创造一种持续教育、终身学习的环境和氛围,持续不断地开发人才。
(六)内部运作规范化。从根本上来说,慈善机构的公信力主要来自规范的制度,因此,加强慈善机构公信力建设首先要加强慈善机构自身的制度建设。具体来讲,慈善机构应该对机构的运作、资金的募集和使用等有明确的制度规定,为资金使用透明化、内部决策民主化、项目运作程序化提供制度上的保证。慈善组织本身的自律和自我约束是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的基础,也是监督体系的第一道防线。在这方面,上海慈善基金会的经验值得借鉴。该基金会按照国际惯例,对基金的募集、管理和使用等建立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并聘请了常年的法律顾问和会计顾问。其中,会计顾问对基金的收支情况进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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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审计后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的监督。在工作机制上,上海慈善基金会还专门成立了监事会,对基金会机构、代表机构等主要负责人的业务工作进行监督检查,确保基金会资产的规范运作。
(七)外部监督常态化。政府应当把对慈善机构纳入社会管理的大格局中进行监督管理,除民政部门每年严格对慈善机构进行年检外,还应建立审计制度、慈善组织业绩第三方评估制度。要给予捐赠者充分的知情权,让他们不仅成为捐赠者,而且成为知情者和监督者。要运用媒体普及范围广、影响力大的特点,充分发挥媒体的导向作用,将慈善机构的项目执行情况以及资金、物资的接受和使用情况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和媒体舆论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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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论行政处罚法中的其他组织
论行政处罚法中的其他组织
(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
雷彩虹律师)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根据该法此条规定,被给予行政处罚的主体即行政相对人应当只是法律上的三种人:一是公民,二是法人,三是其他组织。对前两种人之概念、特征和构成要件,法学理论及司法实践都清楚无异,唯对第三种人即其他组织在概念、构成要件的认识上,可谓纷繁复杂,主要原因在于目前我国的行政立法体系依从于行政管理体制;行政相对人也依从于行政部门来认定,每个行政部门对行政相对人都有各自的界定方法,同时理论界对行政相对人的甚少研究也是一个原因。笔者在担任一家国有大型企业法律顾问中基于办理案件的需要,查阅了大量有关资料,遗憾的是,论及其他组织的概念少之又少,充斥大量教科书和学术文章比比皆是论及行政主体的。
而对行政相对人的责任能力、法律地位、认定标准等最基本的法理问题缺乏理性认识,将使实践中行政执法人员很难做出正确分析,直接影响了行政相对人的相关权益;同时,法治的统一应做到大至母法与子法的统一,小至每一法律概念在不同法律体系中的统一,唯有如此,才不至于使不同主体在认识上出现对法律基本概念的分歧理解,从而影响到法治的权威。
为此,笔者试图通过对一起案例的分析来对行政相对人中的其他组织的涵义进行界定,以资实用。
某分公司是经某法人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1999年5月,该分公司下发文件,决定成立A分部,由A分部负责经营部分业务,A分部人员、财务均受某分公司管理。2008年9月,因涉嫌不正当竞争,A分部被行业行政主管B部门课以“责令改正,罚款人民币20万元”的行政处罚。B部门将《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及《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至A分部,由A分部部门经理签收。伺后,A分部不服,向B部门的上级主管部门以“被处罚主体错误、事实认定错误和法律适用错误”为由,提起行政复议,被维持原处罚决定;A部门遂向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同样理由提起行政诉讼,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经开庭审理以A部门未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为由,裁定驳回了A部门的起诉;A部门不服,认为照此裁定,其诉权和实体权利将无从保障和实现,即又上诉至某省高级人民法院。至笔者发稿时,案件正在审理中。
对该案的认识和处理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如何理解和认定行政处罚中的其他组织;二是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其他组织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其他组织认定标准是否一致;三是进一步而言,上述法律规范中的其他组织与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组织认定标准是否一致。
以上问题,作为被行政处罚的A分部和作为行政执法机关的B部门以及作为具有司法裁量权的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各有不同的认识,一度使案件纯粹陷于程序上的审理,而不能及时从实体上审查、评判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是否得当和合法,严重弱化了法律的功能和权威。笔者从下述三方面论证其他组织的概念和特征。
一、目前我国行政执法部门对其他组织的认定。
1、国家工商总局的理解和认定标准。
国家工商总局对如何认定行政相对人中的其他组织主要体现于该局发布的下列三份文件,一是《关于认定违法主体有关问题的答复》工商企字[1999重第233号,二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对火车站限制竞争行为行政处罚当事人认定问题的答复》工商公字【2001】第179号,三是1999年10月26日,该局文件答复。
国家工商总局在前两份文件中认为:各类企业法人设立的不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分支机构,均属于从事经营活动的经济组织(企业和经营单位),该经济组织可以作为行政处罚案件的当事人;同时认为虽然火车站及其上级单位铁路分局、铁路局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企业法人或营业登记,但不影响对其违法行为的处罚。1999年10月26日,该局同样以文件答复形式(无文件号)认为:其他经济组织(属其他组织的范畴内)是指依法成立、具有营业资格而又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未经依法成立而又不具有营业资格的经济组织,不具有法律主体资格和行政责任能力。
上述三份文件直观表明国家工商总局对行政处罚中除公民、法人外的第三种人即其他组织的认定缺乏理性论证,前后矛盾,主观随意性大。其中第233号文件,主要旨意在于认为法人的分支机构虽不具备民事责任能力,但却仍然可以成为行政相对人;根据该文件作出的第179号文件举例认为类似火车站的组织,虽然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企业法人或营业登记,但仍然可以作为处罚的对象。
笔者认为前两份文件的正确性和合法性值得质疑和商榷。
事实上,国家工商总局混淆了其他组织同分支机构的概念。其实法人分支机构不等于其他组织,二者有严格意义的区别。分支机构,其行为一般都是由法人决策并实施的,分支机构只是执行命令,只起到“代办人”、“经手人”的作用。它们一般没有独立的资金,没有民事责任能力,更无法承担行政违法责任,能承担责任的只有法人本身。如工商局吊销分公司的营业执照,产生的后果是剥夺该法人设立分公司的权利,该责任是由法人来承担的。而其他组织则具有相对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和权利能力,能够按照其设立的宗旨进行对外活动,有承担行政责任的能力。这是二者本质区别所在。
有的执法人员以本文提到的《行政处罚法》第三条规定为依据,认为分支机构即属于本条中的“其他组织”。但是法人与其分支机构是隶属关系,而该条款规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并列关系,因此该观点是错误的。《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的规定要求处罚对象必须是具备行政责任能力的主体,并未将分支机构列为处罚对象,且《行政处罚法》属于法律,其解释权在全国人大,国家工商局并无解释的权利。由此可知国家工商总局所作的上述答复,笔者认为是错误的,同时因为没有法律依据,属于越权行为。
国家工商局总局第三份文件中所谓的其他经济组织如果理解为其他组织的话,其认定标准是符合我国民法、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的,这也才是真正法律意义上的部门答复。
2、从笔者目前能够查证到的资料来看,国家税务总局、国家海关总署、国家信息产业部(变名为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其他行政部门未对其他组织的认定有明确的指导文件。
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存在以下几个原因,一是这些部门不认为其他组织的认定能够成为他们执法中的突出问题,因此没有必要明确规范,二是这些执法部门认为,瑕不掩瑜,只要下级执法部门在行政执法中查证实施行政行为的违法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实施处罚的法律依据是明确规定的,不管实施违法行为的主体是否适格,在所不问,即我们常说的重实体,轻程序;另外,有些行政执法部门对行政相对人的认定,尤其是对其他组织的认定,是以国家工商总局的上述文件作为出现分歧理解时的执法指导依据,本文所举案例即是例证,A分部向B部门的最高级别行政部门信息产业部进行行政复议时,该部门认同B部门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第233号和179号文件为法律依据对A分部所作的行政处罚,即认为A分部可以作为被处罚的适格主体。实质上,该部门作为与国家工商总局平等行使行政执法权的同级行政部门,在法律适用上,引用的却是对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同级部门的行政文件,凸现了执法中“劣币驱逐良币”的不正常现象。
从上述情况看,因为行政处罚法未明确规定其他组织的认定标准,各行政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对违法主体的认定各自为政,形成条块分割,导致执法中的混乱,必然使一部分行政处罚相对人的诉权变相被剥夺。这与我国法治建设中要求的行政行为须程序得当和实体合法的要求极不相符。
二、认定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处罚中的其他组织应当以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组织为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法制建设受国情决定,我国行政诉讼法从民事诉讼法体系中独立不久,尚未形成健全配套体系,因而与民事诉讼法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表现在有些诉讼制度、方式的适用两者仍是相通的,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4条作了说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外,对本规定没有规定的,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据此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0条的规定,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显然,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处罚法中的其他组织的概念也应照此理解。
基于上述概念,其他组织的构成要件应为:
一是须经依法成立。这里依法的“法’’包括法律法规,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规范法人、其他组织设立的法规。因此,成为其他组织的条件之一即须按照上述条例依法设立。
二是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这里所说的组织机构是指按照章程、文件为办理某种事务而有目的、有系统、有秩序地成立起来的组织体,该组织体是代表其他组织对外进行民事活动的意思表示机关,同时该组织在设立时即或者以自筹或者以上级部门拨款的形式取得一定的财产。
三是不具备法人资格。通常而言,其他组织是由具有完全独立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法人设立的,因而其他组织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其民事活动在法人的授权范围或设立宗旨内进行。
成为其他组织应同时具备上述三项条件,缺一不可。
关于其他组织的种类,最高人民法院采用列举式概括了实践中常见的八种其他组织,对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私营独资企业、合伙组织;
2、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合伙型联营企业;
3、依法登记领取我国营业执照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
4、经民政部门核准登记领取社会团体登记证的社会团体;
5、法人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
6、中国人民银行、各专业银行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
7、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
8、经核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乡镇、街道村办企业;
当然这类表述很容易犯列举不全的毛病,对此,我们应该在实践中严格按照其他组织的概念去正确把握和理解。
三、其他组织的法律本质。
从本质上讲,作为能够被行政处罚的主体一般应当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权利能力,才同时具备承担行政责任的能力。因此,其他组织的本质特征有:
1、成为行政主体的法定性。
其他组织作为社会活动中的主体之一,是民事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共同的载体。作为民事主体不需要法律作出特别的规定,既有权为一定的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自由。而成为行政相对人必须由行政法律规范作出特别的规定,依照行政法律规范规定享有的权利,其他组织才可行使;依照行政法律规范规定必须承担的义务,其他组织才有义务履行。整个过程带有强制性的约束,没有任何的随意性。因此其他组织作为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活动是法定的,其存在是基于行政法律规范规定的某种资格,不同于一般的民事主体,民事主体往往是从私权利角度来界定的,而行政相对人是从公权利角度来界定的。
2、具备行政责任能力的法定性。
其他组织的行政责任能力是以民事责任能力为基础的,承担行政责任能力一般必须具备完全的民事责任能力,(部分行政相对人除外,这些行政相对人包括教育行政管理、行政确认、行政救助、行政许可、行政复议中的部分行政相对人。如新生婴儿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却是户籍管理制度中出生登记【虽然是由其监护人代为完成】的行政相对人)。
上述本质,可从《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看出,该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责令监护人加以管教;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第二十六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但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
推而广之,本案中,既然A分部没有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只是在上级部门的授权范围内履行职责,其行为后果完全由上级部门承担,尽管某些时候表现为具有其他组织的某些特征,如本案中,B部门以A分部曾经在报纸上以自己的名义刊登过经营业务的广告,还曾经以其自身名义向B部门单独出具过文件,并且以国家工商总局233号和179号文件作为法律依据为由,坚持认为A分部是其他组织,能够作为被给予行政处罚的适格主体,而不认为其处罚错误。笔者认为,虽然B部门的观点可能代表了大部分行政执法机关在实际执法中的观点,但仔细推敲,因为A分部没有从法律上获取成立的资格,因而对外没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和权利能力,其实施的经营行为只能由某分公司承担,也因此不具备独立承担行政责任的能力,故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其他组织。B部门直接处罚A分部显然不合适,这也是A部门及其某分公司在行使诉权时遇到障碍的根本所在。
该案件的发展,也确实印证了这一点,因为A分部没有独立银行帐号和独立财产,故无法交纳罚金,使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实际不能执行,从而影响了行政执法的尊严和威信。究其原因,这完全是由于B部门的错误认识和错误处罚造成的。而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被行政处罚的A分部提起的行政诉讼作出驳回起诉且诉讼费由A分部承担的简单处理,使得行政机关的错误处罚后果却要由行政相对人承担,从而产生了不公平、公正的审判结果,导致B部门的行政行为逃避了司法审查。本案的处理显然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初衷。
在行政法学研究和实践中,其他组织以行政相对人中的一种与行政主体作为一对基本范畴,拥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我们不能厚此薄彼。对其进行科学探讨,有助于完善我国行政法治,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认识,确保行政执法的准确性;同时对开拓和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起到推动作用,但愿我们的行政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不要出现本文所列案例的情况。这也是笔者写作本文的目的所在。
第五篇:论公共组织文化建设
论公共组织文化建设
【摘 要】:公共组织文化对于推进政府组织的变革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在新的发展时期,人们对公共组织文化的认识也还需要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的过程。我们应该从文化建设的角度去积极改进和提高公共组织的行政能力,实现公共职能的最优化
【关键词】:公共组织;文化建设;问题;建设
一、公共组织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公共组织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四个方面:
1、“消极化”。有的公共组织认为开展组织文化建设是在搞花架子,搞政绩工程,纯粹是增加麻烦,徒劳而无功,将组织文化建设消极化。
2、“庸俗化”。有的公共组织对开展组织文化建设采取应付的态度,对日常开展的各项工作一概贴上文化的标识,有气势而无实质。
3、“简单化”。有的公共组织将组织文化建设看成是阶段性的工作,认为组织文化精心策划一下就可以解决,不清楚组织文化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将组织文化建设简单化。
4、“肤浅化”。有的公共组织对组织文化建设存在片面认识,认为开展组织文化建设就是丰富文化生活,因此,多搞一些文化活动形式,就算是在构建组织文化,将组织文化建设肤浅化。
二、公共组织文化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
1、对建设公共组织文化的认识较肤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不断加强,人们对公共组织文化的认识也还需要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的过程。加之文化建设不能立竿见影,而且也没有固定有效的建设模式,因此,对公共组织文化建设还存在许多困惑。
2、公共组织管理水平不高。从某种意义讲,组织文化就是一种管理文化。离开组织的管理活动,组织文化就失去了赖以依附的对象。公共组织通过组织文化建设来促进管理水平的提高。但是,我们公共组织的管理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距离,必然会影响公共组织文化的建设步伐。
3、受传统文化意识消极因素的影响。急功近利、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等思想都是历史消极文化的沉淀,对公共组织文化建设可能会起到一定的消极作用。
三、推进公共组织文化建设的方法
(一)建设公共组织文化要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以人为本的原则。核心之点即通常所说的尊重人、爱护人、理解人、关心人,把公共组织的全部工作和整个过程都纳入以人为中心的轨道,始终坚持人是组织的主体和主人。
2、立足实际的原则。公共组织文化是某一特定文化背景下该组织独具特色的管理模式,没有标准统一的模式。公共组织的职能不同、性质不同、发展历程不同,其组织文化的构成也会有所差异。因此,在建设公共组织文化时,要紧密结合组织自身实际,实事求是,不可照搬照抄。
3、循序渐进的原则。公共组织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如果强行加速推进,则可能“欲速而不达”。
4、全员参与的原则。公共组织成员是组织文化建设的主体,必须发动全体成员共同交流,加强部门沟通、协调,上下同心协力,才能构建起所期盼的组织文化。
5、大胆借鉴的原则。公共组织文化在建设过程中要敢于和善于借鉴其他公共组织或企业组织的成功做法,如一些成功的理念、思路、方法和措施,这样才能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自身实际的公共组织文化。
(二)建设公共组织文化的路径
1、树立共同的组织目标。组织目标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内组织成员所要达到的期望标准。这一要素包含两方面要求:第一,公共组织目标反映管理系统全局和整体的利益,是战略目标和战术目标二者的有机统一。第二,公共组织目标要化为全体员工的利益追求,使其为之努力工作。因此,我们要努力提升组织成员对公共组织目标的认同度,进而增强公共组织的凝聚力。
2、开展多方面的培训和教育。公共组织文化建设必须要有高素质的员工。通过多方面、多层次的培训和教育,让组织成员了解组织文化、认识组织现有文化状态与目标文化的差距,增强员工对组织的认同和归属意识,使其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及组织对他们的重视,促进员工能力与潜能的正常发挥,增加其对组织的承诺和奉献行为,这样也有利于组织绩效的改善。
3、制定激励保障机制。激励保障机制能够充分调动公共组织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组织文化建设蔚然成风。在建立和完善激励保障机制过程中要注意的是: ①要具有针对性。要使组织成员从中体会到更深更广的意义,例如,合理行为被肯定,就会激励他们良好行为的再生。
②要具有时效性。要及时强化,这样才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③要具有灵活性。激励手段的选择要因人而异,把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结合起来,充分考虑被激励者的需求,这样才能效用最佳。良好行为得到不断激励和强化而稳定下来,组织的价值观念为全体员工所接受,才能形成优良的组织文化。
4、建立组织文化评价体系。组织文化有优劣之分,公共组织要建立和完善组织文化评价体系,评价体系可以反映组织文化建设的现状、反映组织文化建设中相对薄弱的环节,对组织文化建设作出导向性预测,从而使组织文化建设的动态调整内容有一个准确的定位。
当前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环境日新月异,利益多元化,观念多元化,新形势、新任务 和层出不穷的新问题,给公共组织的自身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提供了更好的改革条件。加强公共组织文化建设,激发组织成员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可以使公共组织在持续发展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中国组织文化研究会.组织文化简明手册.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2.[2]华锐.新世纪中国组织文化.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0.[3]李永恒JS09000与公共行政管理.深圳海天出版社,20001.[4]李传军.公共组织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