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近期我国城镇化问题研究的文献综述
我国城镇化问题研究的文献综述
【摘要】:
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讨论更加深入,在破解城镇化发展这一难题上,学者们分别从城镇化存在的问题和城镇化公共政策建议入手,进行了更加细致且基于不同学科背景和研究视角的探讨,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城镇化 问题 建议 文献综述
【正文】:
一、引言: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优化城市化布局和形态,加强城镇化管理,不断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城镇化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是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举措,人口的城镇化是当前我国城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在讨论城镇化滞后的原因时,有学者指出是由许多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县域城市和中心镇发展滞后导致。在更高层次上推进城镇化发展,全面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必须坚持走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乡互促共进的城镇化道路。也有研究指出城镇化不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全部,在处理好农村城镇化所涉及的各个方面问题的同时,还需要提升新农村建设的水平。同时也有学者从统筹城乡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城镇化问题,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坚持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这是我国的必然选择。近期对于中国城镇化建设进程中面临的问题及应对策略的讨论围绕下文中几个方面展开。
二、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问题
近几年来,一些地方打着“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旗号,盲目拉大城市框架,滥占耕地、乱设开发区,不断扩大城市面积。部分地区在“经营城市”的理念下,大肆追求土地增值的收益,进一步助长了多占耕地和不合理拆迁的行为。失地农民增多和一些地方后续社会保障跟不上,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另一方面,促进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制度仍未建立,导致“土地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若按此模式继续推进城镇化,失地农民的数量还会大量增加,农村人口人均占有耕地资源的数量将进一步减少。农村人口的减少慢于农村耕地的减少,不仅危及国家的粮食安全,而且势必进一步加剧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
2、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问题
根据“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课题组的估算,截至2009 年末,中国由农业户籍转为城镇户籍的人口总量约为1.7 亿。与此同时仍有大量的农民工流动到城镇,却没有获得城镇户籍。在城乡关系演变过程中的第三个阶段“农村转变城市”阶段中,农民早已脱离了农业生产,成为完全的工人,却仍然没有城镇户籍。与此相对应,就业、子女上学、社保、住房等诸多问题更是异常复杂,使尚且戴着农民工帽子者始终处于被歧视的状态。黄祖辉指出,在现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下,中国农民至少具有社会身份、社区身份和职业身份三种身份,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综合改革要以农民身份的“三分离”为前提,以土地制度、社保制度、产权制度、住房制度改革的“四配套”为重点,谨防户籍改革流于表面。
在社会保障方面,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社会保障存在城乡养老保险制度不配套、不完善,医疗保险运行机制不合理,现行的社会救助制度不完善和社保基金支付压力加剧等问题。以吉林省为例,城乡社会保障差距依然较大,尽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但保障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看病难”虽然得到一定缓解,但费用筹集依然困难,社会救助标准低并且资金来源单一等问题突出。造成城乡社会保障差距的原因主要是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农村公共服务设施薄弱,农业投入少、科技含量低,农民收入偏低。为此有学者提出,应该加快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衔接,尽快健全多层次的城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救助制度和建立多元化筹资渠道,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能力和水平。
3、农民工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
目前,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人数已超过1亿人,但大部分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岗位不稳定,流动性很强,农民工社会保障滞后的问题也很突出,农民工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纳入保障范围的工作刚刚起步,养老保险尚未纳入统一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范围。很多录用农民工的企业都没有按国家有关规定为其录用的农民工提供法定的保险。值得关注的是,当前对广大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欠帐,虽然降低了目前的企业运营和城市发展成本,但是将构成对未来社会保障体系的巨大压力。
三、城镇化的公共政策建议:
1.城镇化的国外经验借鉴
国外城镇化经验告诉我们,当城镇化率达到50% - 60%时,社会矛盾往往集中多发,大多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就业不足、贫富差距拉大、住房短缺、交通拥堵、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应该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或缩短出现这种状态的时间。国外发达国家推进城镇化的策略方面,共性的有产业服务化、城市群建设、逆城市化(郊区
化)和重视农业及农村发展,但也有学者指出要防止我国出现城市病,指出推进城镇化的关键在于提高城镇劳动者的收入,在吸引外资和劳动保护之间寻求一个平衡,农地和农村改革必须和城镇化战略紧密联系起来。
2.城镇化需要做好城镇规划
推动农村城镇化进程不仅要立足于具有支撑作用的产业,产业集群式发展更应成为迫切而重要的选择。在此过程中,应当转变以往地方政府竞争体制下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做法,建立城市之间的整体协调机制,在城市群内编制统一的城镇建设规划,建立合理、完整的城镇体系。有研究指出,工业灾害发生在城市人口密集区本身揭示了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规划问题,不仅涉及技术层面,还在于过于强调经济挂帅而忽略了城市规划作为公共政策的公共属性。城市规划偏重经济利益的考量,不惜牺牲公共安全。城市规划的内容偏离社会公平,城市规划的合法性基础薄弱。有学者对义乌区域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互动关系进行研究,指出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互动,本质上是区域空间内的城镇资源与农村资源如何实现优化配置、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在加快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同时,也加快了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进程。
城镇化问题研究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将会不断深入,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城镇提供积极的建议。
参考文献:
黄祖辉. 论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J]. 农村经济,2011(6). 张磊. 试论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并行发展关系[J]. 社会科学战线,2011(9). 陈锡文. 中国城镇化进程与新农村建设须并行不悖[J].农村工作通讯,2011(14). 黄祖辉. 户籍改革谨防流于表面[J]. 农村经营管理,2011(6). 赵培红,孙久文. 城市型社会背景下的城镇化: 他国的经验与中国的选择[J].城
市发展研究,2011(9).
陈厚义. 拉美城镇化陷阱及其对贵州城镇化带动战略的借鉴[J]. 学术探索,2011(12).
马庆栋. 关于推进河北省城镇化进程的战略思考[J].商业时代,2011(25). 吴志红. 由城市工业灾害看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城市规划公共性的缺失[J]. 苏州
大学学报,2011(2).
宗开宝. 区域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互动研究———以浙江义乌市域为例[J]. 城
市发展研究,2011(5).
第二篇: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土地流转问题研究
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土地流转问题研究
摘 要:城镇化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新动力,城镇化要让农民享受红利,关键在于让土地流转起来。本文基于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实际情况,对城镇化进程中如何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市场化流转提出思路和对策。
关键词:城镇化,土地流转,劳动力转移
(注:湖北省中小企业2011年重点项目《湖北中小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系列问题研究》(WH2011001)阶段性成果;武汉科技大学2013年青年科技骨干培育项目《土地流转背景下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阶段性成果。)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土地和农民问题。城镇化的发展需要从土地改革打开空间,城镇化要保护农民的权益,让农民享受到红利,农村土地经营使用权流转具有十分关键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推进农村土地流转,不但是顺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也是转变农业经营方式、推进农村改革、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的客观要求,更是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具体行动。
一、城镇化与土地流转的关系
城镇化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它是指社会生产力和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集聚的过程,体现出非农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重,城镇化率越高,说明其工业化、信息化程度、现代化程度越高。当前,世界城镇化水平已超过50%,许多发达国家城镇化率高达80%以上,有的甚至超过90%。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已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1年的51.3%,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城镇化的进展伴随着农村人口、农村土地等要素的调整。一方面表现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的城镇化过程。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因此,为了有效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土地资源利用低效率以及土地撂荒造成的问题,就必须完善土地流转市场,从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所谓土地流转,是指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即保留承包权,转让使用权。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建立,改变了农民“亦工亦农、亦商亦农”的两难状态,劳动力和土地通过土地流转实现了分离,解除了土地对农民的束缚,两大生产要素可以得到更合理的配置,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集聚,进而推动了城镇化的进程。
二、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土地流转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近十年来,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发展迅速,城镇化率每年大约提高1个百分点。据统计,截至2011年上半年,全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总面积达2.07亿亩,占承包耕地总面积的16.2%,签订流转合同2259万份;累计有800多个县(市)、12000多个乡镇建立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服务中心。总体来看,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势头强劲,但也存在着流转市场体系不完善、流转程序不规范等诸多问题。
1、农民的“恋土情结”阻碍了土地流转进程。目前土地对于农民而言仍然是其家庭生产资料和生活保障的依靠,很多农民认为土地是“命根子”,因而不愿轻易转让土地使用权;加之有的农民认为现在取消了农业税,国家又相继出台了诸多惠农政策,对土地还存在增值预期。而一些近郊区和经济发达的地区,因为土地被征用时农户能够从中获取相当可观的货币补偿,土地的升值空间很大,导致一部分农民为了等待土地被征占,宁愿将土地撂荒也不愿意将土地实行流转。因此,土地流转大多集中在村内流转,向企业和村外人员流转较少,从而制约了土地流转规模,更有碍城镇化的进展。
2、土地产权关系不明晰。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关系不明晰、产权虚置、管理工作混乱、农民的合法土地权利缺乏法律保障,导致了很多进城务工的农民不愿放弃农村土地,土地资源很难进入市场进行流通或流转。土地资源长久闲置,造成巨大浪费,也影响了城镇化进程。
3、土地流转行为不规范。目前农村的土地流转大多属于农民自发行为,尤以亲友间的转包及委托代耕最为普遍,签订合同随意性很强,多以短期无偿的口头约定为主,极少签订书面合同。即使有的签订了书面合同,也存在合同内容过于简单、条款不完备等问题;并且由于缺少相关服务监督机构,很多合同未经管理机构审查或公证机关公证,如果遇到产权等问题纠纷,当事人双方难以解决。
4、缺乏健全完备的土地流转配套机制。由于尚未建立起规范的土地流转市场交易运作体系和相关服务平台,流转层次不高、渠道不畅,土地流转的供求信息不能及时反馈,经常出现转出方找不到转入方、买家找不到卖家、卖家联系不上买家的现象,供给和需求严重脱节,一方面限制了土地流转的范围,另一方面影响了土地效益的发挥。加之土地流转监管机构不健全、权责不明、服务管理体制不到位,既无法对土地流转合同的签订进行指导和管理,也没有相关的评估机构来对土地价格进行专业的估算和评定。
5、参与土地流转的主体少,档次不高。由于农村土地流转大多是农民自发的,积极性不高,流转也只是在村内进行,大多是散户流转,缺少农业大户的参与,采取的方式也主要是以短期转包为主,规模小、科技含量不高、抵制市场风险的能力差,缺乏规模带动效应;即使有规模较大的经营大户和种植大户加入,但由于流转期限短,也容易产生短期行为,致使承包户不愿在土地上投入过多的成本,难以挖掘土地的最大效益。
6、土地流转进展水平参差不齐。由于各地区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土地流转进程不平衡。经济发达的地区明显高于经济较落后地区,近城郊的地区要好于偏远乡村。以特色农业作为经营优势产业的地区所产生的经济效益高于生产传统粮食作物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农户土地流转收益一般相对较高。
三、解决城镇化进程中土地流转问题的对策
土地流转使农业规模化经营方式可能实现,既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力,又释放出广大农村劳动力。未来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就在于农民能否实现顺利转化。解决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流转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加快城镇化步伐,为土地流转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土地的流转必将带来人口的流动,通过农村土地经营使用权的流转,能帮助进城农民尽快完成身份的转换,只有当农民主动融入城市生活,才能真正实现城镇化,用城镇化这个平台带动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市场化发展。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要注重从“关注发展速度”转向“关注发展质量”;从“要素城市化”转向“人力资源城市化”;从“空间城镇化”转向“人口城镇化”。
2、提高认识,营造流转良好氛围。让农民认识到土地流转在城乡统筹发展中的重要性,是加快土地流转的前提。一是要加强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的宣传,使农民逐步认识到土地流转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二是政府要转变工作思路。乡镇和涉农部门要树立主动为土地流转服务的观念,把土地流转工作当成一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点工作来抓,推动土地流转工作健康发展。要研究各种惠农政策与土地规模经营的对接问题,发挥好政府引导作用,加大对土地规模经营的政策支持力度。
3、创新土地流转机制,丰富土地流转形式。一是鼓励农民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实现土地集中规模经营。土地股份合作制是指农户以其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作价为股份,联合经营,兴办规模化的农业区,按股分红,农民以股东身份与其他投资者共享收益,共担风险,以实现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二是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和确权登记发证工作。重点突破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主体不明晰、权能不完善等瓶颈制约,从法律上赋予农户物权性质的农村土地承包权;确保农户对于土地在承包期内可依法自由转让、出租、抵押、入股、继承的权利,并给农民私有和集体所有的房产办理房地产证,并允许上市交易和抵押。
4、扶持产业大户和龙头企业,为推进土地流转寻找依托。高效优质产业的丰厚回报是刺激和驱使业主流转土地的内在动因,没有高效优质产业作依托,农村土地流转就没有生命力。因此,必须大力培育扶持产业大户和龙头企业,使其发展壮大,只有各具特色的农业产业化主体成长起来,才能通过它们集聚产业,集约土地,推动规模化经营。
5、加强立法建设,为土地流转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政府部门要尽快出台有关农村土地流转的相关法律、法规,特别是关于土地流转合同书的规范格式,制定出关于土地流转申报、审批、登记的一系列配套程序,以及对于合同纠纷的调解办法,为依法有序推进土地流转,创造有序、明确、统一的法律政策依据。
6、建立机构,加强服务。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应积极培育成立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成立土地流转中介服务机构,对流转信息进行统一收集与发布,对农户和业主进行咨询与指导;建立农村土地流转价格评估、纠纷调处仲裁等机构,着力解决土地纠纷工作,切实维护土地所有者、承包者、经营者三方的合法权益。为土地流转的顺利推进保驾护航,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
7、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改革,拓宽劳务输出渠道,为农民外出就业创造条件。一方面,要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大农业保险力度,把长期以来农民主要依靠土地作为唯一社会保障转向依靠基金式的社会保险和保障上来,解除农民土地流转的后顾之忧,从而降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使农民安心,进而为土地流转创造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要突破城乡户籍束缚,消除农民进城就业等壁垒。既要给他们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也要加强对农民工的知识技能培训,提高其自身素质,完善就业能力,让他们能更快融入城市,只有通过合理的引导使大量的农村人口离开土地,离开农村,向城市转移,才能为农村土地流转创造更多有效空间。
总之,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是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关键,推进农村土地流转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依法、规范、有序的推进,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
【参考文献】
[1]郑景骥:中国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方略研究[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2]蒋省
三、刘守英、李青:中国土地制度改革:政策演进与地方实施[M].上海三联书店,2010.[3]“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课题组: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战略抉择和政策思路[J].中国农村经济,2011(6).[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农民工市民化对扩大内需与经济增长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0(6).[5]黄顺江: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N].人民日报,2011-11-21.作者: 武汉科技大学 刘珺
第三篇: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土地流转问题研究
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土地流转问题研究
(姓名)
学院
学号
摘 要:城镇化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新动力,城镇化要让农民享受红利,关键在于让土地流转起来。本文基于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实际情况,对城镇化进程中如何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市场化流转提出思路和对策。关键词:城镇化,土地流转,土地集约
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土地和农民问题。城镇化的发展需要从土地改革打开空间,城镇化要保护农民的权益,让农民享受到红利,农村土地经营使用权流转具有十分关键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推进农村土地流转,不但是顺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也是转变农业经营方式、推进农村改革、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的客观要求,更是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具体行动。
一、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土地流转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近十年来,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发展迅速,城镇化率每年大约提高1个百分点。据统计,截至2011年上半年,全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总面积达2.07亿亩,占承包耕地总面积的16.2%,签订流转合同2259万份;累计有800多个县(市)、12000多个乡镇建立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服务中心。总体来看,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势头强劲,但也存在着流转市场体系不完善、流转程序不规范等诸多问题。
1.农民的“恋土情结”阻碍了土地流转进程
目前土地对于农民而言仍然是其家庭生产资料和生活保障的依靠,很多农民认为土地是“命根子”,因而不愿轻易转让土地使用权;加之有的农民认为现在取消了农业税,国家又相继出台了诸多惠农政策,对土地还存在增值预期。而一些近郊区和经济发达的地区,因为土地被征用时农户能够从中获取相当可观的货币补偿,土地的升值空间很大,导致一部分农民为了等待土地被征占,宁愿将土地撂荒也不愿意将土地实行流转。因此,土地流转大多集中在村内流转,向企业和村外人员流转较少,从而制约了土地流转规模,更有碍城镇化的进展。
2、土地产权关系不明晰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关系不明晰、产权虚置、管理工作混乱、农民的合法土地权利缺乏法律保障,导致了很多进城务工的农民不愿放弃农村土地,土地资源很难进入市场进行流通或流转。土地资源长久闲置,造成巨大浪费,也影响了城镇化进程。
3、土地流转行为不规范
目前农村的土地流转大多属于农民自发行为,尤以亲友间的转包及委托代耕最为普遍,签订合同随意性很强,多以短期无偿的口头约定为主,极少签订书面合同。即使有的签订了书面合同,也存在合同内容过于简单、条款不完备等问题;并且由于缺少相关服务监督机构,很多合同未经管理机构审查或公证机关公证,如果遇到产权等问题纠纷,当事人双方难以解决。
4、缺乏健全完备的土地流转配套机制
由于尚未建立起规范的土地流转市场交易运作体系和相关服务平台,流转层次不高、渠道不畅,土地流转的供求信息不能及时反馈,经常出现转出方找不到转入方、买家找不到卖家、卖家联系不上买家的现象,供给和需求严重脱节,一方面限制了土地流转的范围,另一方面影响了土地效益的发挥。加之土地流转监管机构不健全、权责不明、服务管理体制不到位,既无法对土地流转合同的签订进行指导和管理,也没有相关的评估机构来对土地价格进行专业的估算和评定。
二、解决城镇化进程中土地流转问题的建议
1、加快城镇化步伐,为土地流转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土地的流转必将带来人口的流动,通过农村土地经营使用权的流转,能帮助进城农民尽快完成身份的转换,只有当农民主动融入城市生活,才能真正实现城镇化,用城镇化这个平台带动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市场化发展。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要注重从“关注发展速度”转向“关注发展质量”;从“要素城市化”转向“人力资源城市化”;从“空间城镇化”转向“人口城镇化”。
2、提高认识,营造流转良好氛围
让农民认识到土地流转在城乡统筹发展中的重要性,是加快土地流转的前提。一是要加强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的宣传,使农民逐步认识到土地流转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二是政府要转变工作思路。乡镇和涉农部门要树立主动为土地流转服务的观念,把土地流转工作当成一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点工作来抓,推动土地流转工作健康发展。要研究各种惠农政策与土地规模经营的对接问题,发挥好政府引导作用,加大对土地规模经营的政策支持力度。
3、创新土地流转机制,丰富土地流转形式
一是鼓励农民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实现土地集中规模经营。土地股份合作制是指农户以其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作价为股份,联合经营,兴办规模化的农业区,按股分红,农民以股东身份与其他投资者共享收益,共担风险,以实现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二是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和确权登记发证工作。重点突破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主体不明晰、权能不完善等瓶颈制约,从法律上赋予农户物权性质的农村土地承包权;确保农户对于土地在承包期内可依法自由转让、出租、抵押、入股、继承的权利,并给农民私有和集体所有的房产办理房地产证,并允许上市交易和抵押。
4、扶持产业大户和龙头企业,为推进土地流转寻找依托
高效优质产业的丰厚回报是刺激和驱使业主流转土地的内在动因,没有高效优质产业作依托,农村土地流转就没有生命力。因此,必须大力培育扶持产业大户和龙头企业,使其发展壮大,只有各具特色的农业产业化主体成长起来,才能通过它们集聚产业,集约土地,推动规模化经营。
【参考文献】
[1]郑景骥:中国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方略研究[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2]蒋省
三、刘守英、李青:中国土地制度改革:政策演进与地方实施[M].上海三联书店,2010.[3]“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课题组: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战略抉择和政策思路[J].中国农村经济,2011(6).[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农民工市民化对扩大内需与经济增长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0(6).[5]黄顺江: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N].人民日报,2011-11-21.
第四篇:北京郊区城镇化问题研究
北京郊区城镇化问题研究
内容提要 本文从北京郊区城镇化进程取得的成绩入手, 分析了推进北京郊区城镇化进程
存在的问题与面临的有利条件,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快推进北京郊区城镇化进程的几点对策建议。
关键词 北京 郊区城镇化 对策
一、近年来北京郊区的城镇化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是随着/ 十五计划的实施, 北京郊区城镇得到了长足发展, 郊区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城镇化进程取得了积极进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 郊区城镇体系初具雏形。从城镇数量看, 建制镇个数由1985 年确定的15 个发展到143 个(其中12个县城已发展成卫星城), 除县城外, 小城镇还有132 个;从城镇化率看, 2003 年北京城镇化率达到75.2%(按户籍人口计算为68.6%), 郊区城镇化率达34% , 其中农村小城镇人口比重为26.9%。在城镇化率不断提高的同时, 郊区城镇的布局也日趋合理, 初步形成了包括卫星城、中心镇、小城镇在内的覆盖全市的郊区城镇体系, 在国务院最近原则批准同意的5北京城市总体规划6中规划的/ 两轴、两带、多中心0的未来城市新格局中, 都有具有一定发展基础的建制镇。二是城镇聚集效应不断增强, 对郊区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明显增大。近几年来,以中心镇为代表的郊区城镇规模不断扩大。2003年, 中心镇平均人口规模达4.3 万人, 比2000 年增加1.3 万人。随着城镇规模扩大, 聚集效应不断显现, 对郊区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也不断增大。尤其是33个中心镇, 经济增长明显快于郊区平均增速, 成为推动城镇化进程的主要力量。2003 年中心镇实现生产总值159.6 亿元, 比2000 年增长82.2%, 年均经济增长22.1% , 比郊区经济年均增速快7.7个百分点, 对郊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26.4% 以上。三是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断改善, 连接中心城区和郊区农村的纽带功能开始显现。郊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快, 郊区城镇基础设施功能和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 生产生活条件以及投资环境显著改善。到2003 年底, 北京市132个建制镇的3224个行政村基本实现了通邮、通电话、通电、通公路和通电视, 绝大多数行政村通自来水。33个中心镇的情况则更好, 2000)2003 年累计基础设施投资近58 亿元, 2003 年公路里程5500 公里, 公路密度达1.7公里P平方公里, 生活用供热面积占住宅面积的比重达36%。随着城镇功能的不断提升, 吸引了大批城区产业、城区和农村居民向郊区城镇转移。目前, 昌平工业园区回龙观镇的回龙观小区、东小口镇的天通苑小区、西红门的瑞海新城等, 都是极具吸引力的工业园区和居住小区, 已经有效地缓解中心城区污染、交通拥堵和人口过密的压力。
二、北京郊区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城镇化进程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和非农化进程
从一般规律来看, 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 其城镇化水平与工业发展、非农人口的增加是大体一致的。但北京郊区的城镇进程却与工业化和非农化发展水平不相协调, 人口城镇化率明显低于工业化率和土地的非农化水平。2002 年北京郊区人口城镇化率仅为19.2% ,而郊区农村第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达80.7% , 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达61.3% , 都明显高于郊区的人口城镇化水平。按照一般统计口径, 2003年北京郊区城镇化水平也只有34%, 不仅明显低于工业化率, 与/ 十五0 规划的目标也有较大的差距。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失衡, 不仅影响到工业化的后劲, 还直接影响到郊区城镇化推进的速度, 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二)城镇发展水平与城镇化进程不相适应
城镇只有规划布局合理并达到一定规模才能产生相应的聚集效应和辐射功能。从城镇规划布局看, 不仅宏观布局缺乏区域统筹, 与北京市总体发展规划的要求有差距, 而且单个城镇的发展也缺乏科学规划。许多镇不是根据北京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和已有政策规划发展, 而是先发展后规划, 造成城镇规划无特色、建设无风格、产业无优势、城镇无形象、总体无品位等问题。从城镇规模看,平均每个镇总人口仅2.5 万人, 镇区人口不足015 万人, 不仅与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相适应, 与东部发达地区也有较大的差距。2002 年, 城镇平均总人口上海为4.3 万人、广东为5 万人、浙江为3.7 万人;镇区人口上海为1.8 万人, 广东为1.6 万人, 浙江为0192 万人, 城镇总人口、镇区人口和镇区人口占小城镇人口的比重都明显低于上述地区。城镇规模过小, 难以形成一定的人口流、物流、信息流, 形不成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
(三)城镇产业缺乏特色、建设资金不足
城镇经济是城镇发展和建设的重要基础, 发展城镇经济是搞好城镇发展的中心环节, 是推进城镇化的内在根本动力。近年来, 北京郊区城镇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但城镇经济发展基础并不牢固,产业结构过于单一, 支柱产业不发达, 许多城镇缺乏特色经济和支柱产业。尤其是中心镇和一些享受户籍优惠政策的小城镇, 有条件和没条件的都在大搞房地产开发项目。大多数城镇不是像大兴区那样通过组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公司, 利用市场化的/ 银企合作0打通/ 银政合作0
之路, 创新政府投融资方式, 拓展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来源, 而是把房地产开发作为投融资手段, 最终资金没筹来, 项目没拉来, 浪费了来之不易的户籍政策、土地政策等优惠政策, 错失了加快发展城镇经济的良机, 造成推进城镇化的内在动力严重不足。
(四)城镇化面临的资源和环境约束逐渐趋紧
北京的自然资源先天不足, 由于不合理的使用和浪费, 导致资源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 成为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重要瓶颈。北京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300 立方米, 仅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P6,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P25, 而且地下水位还在不断下降, 因水引发的问题不断增多。虽然近几年生态建设力度不断加大, 但中心城区将污染项目迁往郊区后治污措施跟进不及时, 污染源的转移扩散导致污染面加大, 郊区环境总体状况仍然堪忧。如果不及时采取果断措施, 资源环境已经难以支撑起郊区的城镇化进程。
三、加快推进北京郊区城镇化进程的有利条件
加快推进北京郊区城镇化进程, 既要立足城镇化取得的积极进展, 又要正视解决存在的问题, 更要牢牢把握推进城镇化的有利条件, 不失时机地加快推进郊区城镇化进程。
(一)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加大, 为加快推进郊区城镇化进程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当前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全党、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 各地区各部门正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不断加大统筹城乡发展的力度。城镇化作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实现形式, 正得到越来越多的政策支持。北京作为首都和国际化大都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4000 美元, 不论是从贯彻中央精神还是自身发展要求和具备的经济条件来看, 都会进一步加大推进郊区城镇化进程的力度。北京市委、市政府已经从郊区实际出发, 制定了统筹城乡、加快郊区发展的新思路, 明确提出将推进城镇化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主要途径, 对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政策支持力度必将进一步加大。相应地, 加快推进郊区城镇化进程的政策环境自然会
越来越优化。
(二)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水平较高, 为加快推进郊区城镇化进程打下了坚实基础
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基本前提, 发达的工业化和城镇化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现代农业来提供充足的农产品和劳动力。多年来, 郊区农业在为北京这个特大城市提供副食品、搞好农副产品加工和服务的同时, 还以北京这个巨大的市场为依托, 充分利用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在农业科技、人才、信息资源等方面的优势, 不断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和装备水平, 创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 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已经具有较高的发展水平。尤其是近几年北京市加大了对郊区在农业科技、教育、人才、信息、投入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郊区农业已经从过去单一的农副产品供应基地向农工商全面发展、经济功能多样化以及生态功能不断加强的方向转变。随着郊区农业生产和经营水平的不断提高, 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不仅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农产品, 还使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为加快推进城镇化提供了充足的人力和物力保障。
(三)工业化在较高水平上快速推进, 为加快推进郊区城镇化进程注入了强大动力
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 是伴随工业化的推进而向前发展的, 并随着工业化发展进程的加快而加快。实施工业化, 必然带动城镇化。随着北京新型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和快速推进, 带动了整个北京产业结构和布局的战略性调整, 许多在市内的产业尤其是传统工业向郊区不断扩散转移, 形成郊区自上而下工业化的巨大推动力, 促进郊区工业化的快速推进, 为郊区城镇化加快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产业支撑。尤其是随着最近国务院已原则同意的5北京城市总体规划6的实施, 基础设施建设将重点向郊区扩展, 郊区广阔的发展空间、较低的投资成本、丰富的发展资源, 将成为首都工业化的重点。(四)具有较为完善的现代交通等基础设施, 为加快推进郊区城镇化进程提供了基本条件
完善的基础设施, 特别是现代化的交通是推进城镇化的重要纽带, 是新时期加快推进郊区城镇化进程的关键因素之
一。经过多年的努力, 尤其是随着近年来建设力度不断加大, 北京郊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明显加快, 基础设施整体建设水平相对较高, 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较好, 在交通和通信方面更是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目前, 郊区小城镇平均每镇公路里程和每百人拥有的电话数均居全国首位, 比粤、浙、沪等沿海发达地区还要高。与城镇发展相配套的公共服务和社会发展水平也较高, 其中建制镇的自来水普及率2002 年已达98% 以上, 千人拥有的教师数量在与粤、浙、沪比较中也居第一位, 千人拥有的医生数量也仅次于上海而高于浙江省和广东省。这些都为在较高起点上持续快速推进郊区城镇化进程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
(五)中心城区人口郊区化进程加速, 为加快推进郊区城镇化进程提供了有力助动
国内外的城市发展经验表明, 大城市进入到城市化发展的后期阶段, 要解决中心城区房价超高、居住环境差、交通拥堵等/ 大城市病0, 必须减少中心城区人口, 走人口郊区化的道路。作为特大城市的北京, 早已进入了城市化的后期阶段, 在中心城区房价超高和交通越来越拥堵的巨大压力下, 人口郊区化进程已经进入到加快发展的阶段。近年来,北京以建设国际政治、文化和重要地区经济中心为目标, 中心城区的功能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 其在产业结构上/ 退二进三0的调整, 为加快工业向郊区的转移和集聚, 为推进郊区产业的集约化、规模化、设施化和农业产业化经营提供了新的机遇, 使郊区的一些小城镇和乡村地域转变为城区。昌平的回龙观和东小口、顺义的后沙峪等小城镇的迅速发展, 就是充分抓住中心城区人口郊区化这一契机不断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典型代表。
四、加快推进北京郊区城镇化进程的几点建议
(一)进一步加大城乡统筹力度
北京市要完成率先建成全面小康这一目标, 必须以加快推进郊区城镇化进程为途径, 不断加大城乡统筹的力度。在制订发展规划、确定分配格局和研究重大政策时, 要坚持城乡统筹发展, 创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 建立城乡互动、良性循环、共同发展的一体化体制, 实现城乡资源共享、人力互助、市场互动、产业互补。在经济社会结构全面
转换的过程中, 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层面上认识和探索问题, 调整国民经济分配格局, 运用政府资源和市场机制两只手, 采取综合配套措施,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 实现城乡工业一体化、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为城镇化加快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和政策体制环境。
(二)切实做好郊区城镇发展规划
通过规划加强对城镇化的引导和推动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推动城镇化进程的重要途径。要将郊区城镇建设和发展规划纳入北京城市总体建设和发展规划, 按照北京/ 两轴、两带、多中心0的城市发展空间结构, 适应中心城区人口郊区化、产业扩散和城乡协调发展的要求, 合理确定郊区城镇的建设标准、数量和布局, 制定与中心城区功能转移、旧城改造和城乡统筹发展相适应的郊区城镇总体规划。在此规划指导下, 根据梯次推进战略, 做好各城镇具体发展规划, 运用规划搞好建设项目和产业发展布局, 改变当前郊区城镇多点发展、平均用力局面, 促进郊区城镇化进程扎实有序地进行。(三)努力健全郊区城镇功能
健全的城镇功能既是推进郊区城镇化进程的基本目标, 又是推进郊区城镇化进程的动力, 更是北京这一特大城市的空间布局和城乡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要根据郊区城镇的功能定位和规模, 加强道路交通、供水、排水、供电、通讯、供气、供热、环境保护等公用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文化、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提高信息、环保、便利等居住服务水平, 不断健全郊区城镇功能, 增强郊区城镇对中心城区和郊区农村人口的吸引力, 实现区域管理服务从农村体制向城镇体制的转换、中心城区人口向郊区的转移、农民向居住的转变、农村经济向城镇经济的演进。
(四)大力发展郊区城镇经济
郊区城镇经济是郊区城镇发展的重要基础, 大力发展郊区城镇经济是推进郊区城镇化进程的中心环节。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采取综合有效的措施加快郊区城镇经济发展。要立足于城镇功能定位, 发挥比较优势, 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和各具特色的城镇经济。近郊区的城镇(如顺义的马坡、昌平的回龙观等)要抓住北京中心城区人口和产业的扩散以及奥运经济的契机, 以房地产业为突破口和启动器, 着力培育城镇主导产业链和产业群。远郊区要结合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积极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 在利用原有优势农业资源基础上, 由产业专业户辐射形成专业村, 发展成专业镇(如延庆县旧县镇等), 提高城镇对资源要素的凝聚力和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能力, 最终实现农民就业和居住的非农化。(五)积极消除制约城镇化的政策体制障碍
要加大对城乡分割的户籍、土地、社会保障等二元体制的改革力度, 消除影响郊区人口城镇化的体制障碍, 使就业非农化的农民/ 进得来、住得下、干得开、稳得住0。要深化郊区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进一步放宽郊区城镇尤其是远郊城镇的户籍管理政策, 为加快郊区城镇化提供宝贵的启动资金和智力支持。要在坚持土地所有权和农业用途不变的前提下, 搞活土地使用权, 规范郊区农村土地征用和流转制度, 搞好土地整治, 既严格保护土地, 又为
推进城镇化提供必要的建设用地。要切实解决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 积极探索人口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有效解决方式。
第五篇:关于我国城镇化建设问题的探讨
关于我国城镇化建设问题的探讨
摘要
城镇化建设建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所起到的作用非同小可。然而,加快城镇化进程,让农民进城是否真的可以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经济难题?如果可以,那么具体我们又该怎样做才可以促进城镇化的进程?在此,本文就这两个问题略作探讨。关键词
城镇化,城市化,农民,三农问题,金融,政府干预,宏观调控
随着全球金融海啸的持续冲击,众多经济学家一直在讨论着如何使我国摆脱经济萧条的困境,并让我国保持健康稳定的良好经济增长势头。其中,拉动内需刺激消费已成为众多专家学者的共识。
加快城镇化进程便成了当前提高我国经济水平和解决三农问题以及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热门议题。因为,只要农民的问题解决好了,消费就会拉动起来,其他的许多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所以,这两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政府也在不断强调城镇化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不少方案。可见,城镇化建设对于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全局所起到的作用非同小可。然而,加快城镇化进程,让农民进城是否真的可以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经济难题?如果可以,那么具体我们又该怎样做才可以促进城镇化的进程? 在此,我想就这两个问题作点探讨。
一、关于城镇化内涵的界定
“城镇化”亦称“城市化”。所谓的城镇化,就是指社会生产力在工业化、信息化的基础上,在经济结构、人口居住、人口素质等方面由传统农村文明转变为现代城镇文明的自然历史过程1。
对于城镇化的界定,还有一种说法为“二元城镇化”,即将城镇化分为“城市化”与“农村城镇化”。其理论认为,“城市化”指人口向城市的集中过程; “农村城镇化”指农村人口向县城范围的城镇集中的过程。本人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片面,没有正确反映城镇化的全部内容。
首先,人口城镇化并不是城镇化的全部内容。在农民进程的城镇化过程中,必然会有不少农民迁移到现有的现代化城市中去成为城市居民。
但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再高,其人口容量与资源负荷量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不可能把农民都“赶”到现有的那些城市中去。因此,将“城市化”理解为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是片面的。
其次,农村人口城镇化是人口城镇化的实质与主要内容。我国有着总量为 9.4 亿的农民人口,占据着总人口数的 57.01。因此,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动态上看,人口城镇化指农村的城镇化,即提高农村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使部分农村变成城市,从而原有的农村人口就变成了城市人口; 从静态上看,人口城镇化指农民通过自身努力和国家政策的引导迁往现有的城市中成为城市人口,从而使城市中的人口达到或接近饱和的状态,即前面提到的农民进城的情况。
第三,城镇化不应只是单方面的农村劳动力转变为城市人口,而应包括一定的城市人口转变为农村人口。如果只是一味的单方面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或者是把一些农村地区变成现代城市,那这样经过若干年后,说不定到时城市人口过
多也会成为一个难题。正如计划经济时代,毛主席就曾做出过让部分城市人口回乡做农民的举措。所以,城镇化应该还包括城市人口向农村人口转变的内容。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制定出全面合理的策略和方案。这里我主要讨论的是如何将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
因此,个人认为城镇化应该有三种途径: 一是原有城镇的扩张,将一部分原来的农村社区并入城镇。比如城镇间的合并。二是新兴城镇的设立,使原来的农村社区变成新的城镇社区。比如广东省的东莞市以前就只是个县级行政单位,而且人口多是农民,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不断不展,原来的农民致富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达到了城镇化,这时便可以变成新的城镇化城市。三是在农村经济高速发展和城镇文明广泛扩散的基础上,使农村居民居住在农村社区也能享受到现代城镇文明。比如,农村居民也可以享受到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平等待遇。个人认为,这是高层次的城镇化目标,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虽然目前看来似乎很遥远,但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因此,农村城镇化实际上是城镇化的第三种途径即农村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生活状况都实现城镇化。
二、城镇化可以为我国带来的益处
自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经济学家们就一直在倡导让农民进城以刺激消费,拉动内需。可见城市化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多么的重要。
同时,社会学家们也在大力提倡城市化,他们认为,让农民进城才是解决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法。本人认为,城镇化可以为我国带来的益处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利于从根本上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改革开放 30 年来,由于政策的偏向,使城市和乡村发展产生差异,使贫富悬殊差距扩大,在历史条件的制约下,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消除,导致工农关系不协调、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只有统筹城乡改革,推行城乡一体化,促进城镇化进程,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能从根本上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同步推进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现代化,最终有效解决“三农”问题
第二,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加快构建和谐社会。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和就业体系,能较好地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生活问题,也可以改善农村贫困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与收入。“此外,推进城乡一体化,一方面可统筹安排城乡社会事业发展投入,使较多资金投向农村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领域,也使城乡居民的教育、医疗保健和文化生活等方面条件更加平等。2”城乡一体化建设,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减少了不稳定因素,维护和实现了社会公平正义,调动各方积极性,形成和谐相处的新局面。
第三,有利于拉动内需,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坦认为,中国当前的物质技术基础可以保证 70的人口转为城市人口,而社会结构上只有 45的城市人口。“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只有加速城市化才能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如果以 50平方米大小的房屋面积计算,农民身份每年转变 1每年需要租售住房 700万套。如此一来,即使中国年出口率为零,也可以保证 GDP 每年 10的增长态势。” 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也认为,城镇化发展对于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影响深远。根据测算,目前 1 个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大体相当于 3 个农民的消费。有研究表明,城市化率提高 1 个百分点,就会有 100 万到 120 万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由于城市人口的消费是农村的 2.7 倍到 3 倍,约拉动最终消费增长 1.6 个百分点。各国的经验都表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确实会产生巨大的消费“累计效应”,并进而成为经济增长新的源泉。而相关资料显示,如果中国每年转变 1的农民的社会身份,将会有 2800 万农民进城定居,1800 万人相对稳定就业,从而带动国内消费,拉动内需增长。
三、我国现阶段城镇化中过程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农村城镇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点,相信已经达成公认。但为什么现阶段城镇化的进程却如此缓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1.农民工问题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这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但由于我国特有的城乡分割二元体制,我国农民进城基本是“移而不迁”,从而形成了“农民工”这一充满矛盾和过渡色彩的社会群体。“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以及我国传统户籍制度下的一种特殊身份标识。农民工为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附着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之上的我国二元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民工成为生活在城市里的“边缘人”。他们不能像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到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生育保险等。在农民工工伤事故频发而又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大部分农民工将因生活难以维持而选择返乡。一定意义上来说,农民工返乡是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情况下的无奈选择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同时,农民工大多从事着脏、累、苦、险的行业却工资普遍比较低,而且工资又经常被拖欠,再加上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下,这无疑加剧了农民工的贫困,从而使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需要承担很大的心理压力和社会压力,缺乏对城市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长此以往,将影响社会的稳定,不利于城市化的进程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试想:如果农民工长久地处于贫困状态,即使政府让他们成为城市居民,享受城市居民的同等权益,他们进城后怎么生存?凭他们的那点微薄工资如何去买房?如何去生活?
在此,本人认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措施如下:①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管理制度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已经阻碍了城市和乡村的共同繁荣,延缓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因此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要改传统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为统一的居民身份证一元户籍制度,逐步放宽户口迁移限制,并允许公民依法自由选择和变更居住地。户口登记采用居民户口形式,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区别,从而使户籍不再成为身份等级的象征,尤其是将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 3各项权利与户籍剥离开来。当然,户籍制度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②实施严格的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制度 首先,提高农民工工资待遇,建立农民工最低工资保护制度,通过制定相关法律强制企业执行,否则依法追究企业的法律责任。比如,个人认为,广东东莞市现行的 770 元的最低工资标准就过低了些,许多工厂的最低工资根本达不到 770 元。其次,严惩故意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
目前,有关处理欠薪的法律依据主要有《劳动法》和《工资支付暂行条例》,但在认定上只有“无故拖欠”行为才被视为违法行为,在处罚上也多是由劳动行
政部门责令改正,补发拖欠的工资,企业欠薪的“成本”很低。没有形成一套强有力的制裁措施和制度,在这一定程度上无疑放纵了更多的违法行为。因此,地方政府应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实施严格的农民工权益保护制度,切实保护农民工权益。③打造责任政府 农民工面对的大多数问题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归咎于政府的。比如社会保障问题,工资待遇问题,权益得不到保障问题等等。因此,政府要切实为农民工办实事,尽量地去维护农民工应有的权益。具体该怎么做并不成问题,最关键的是政府是否真正有决心去尽量解决农民工问题。④提高农民工自身的素质 农民工之所以大都从事条件差、工资低的工作,主要原 因在于他们文化水平不高,专业技能不强,在劳动力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为了扭转这种现状,国家可以在政策上鼓励用人单位为农民工提供一定的培训、再教育机会。
各级职业学校要面向劳务输出开展特色培训,努力打造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地方品牌,促进盲目流动向“市场劳务”的转变。各级职业学校还要把做好就业工作作为拉动招生、提高劳动力转移的关键措施来抓。同时,学校也可以通过开设就业指导与创业教育等方面的课程,加强农民工职业道德、就业形势、劳动保护、社会保障等教育。2.农村问题 我国目前的农村建设存在着许多的问题: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离土不离乡搞乡镇企业,证明错了;小城镇大战略也证明行不通;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更不灵。因为新农村不是建设出来的,是发展起来的。新农村不是新马路、新楼房,而是新的能创造剩余价值、交税的生产方式。新农村的村民是未来的农场主,而不是现在的小农户4。农业关系着民生问题。在加快城镇化的过程中,我们更要注意提高农村的生产效率问题。比如,利用高科技手段促进农作物的产量或者改进农产品的一些价值性状、发展规模农业等。我们只有保证了农村的稳定高效发展,才能有坚强的后盾去促进城镇化进程。所以,我们推行城镇化并不意味着以后就不需要农村。农村问题在任何时候都不可小觑。3.政府问题 前面已经提到,经济学家提出的各种发展策略,政府并不是没有想到,问题是政府有没有决心去实施,或者实施了贯彻得是否彻底。所以,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政府要坚持做到以下几点: 总体设计作用。企业与个人是城镇化过程中的微观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企业和个人行为的最基本的法则。企业决定从事哪种产业,厂址建在何处,建在城市还是小城镇,劳动力为获得最大收入而决定留在农村,还是进入城市,都是由他们自身决定的。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不可能把握城市化的发展规律,也不可能对城镇化的宏观发展方向做出选择。因此如果缺乏宏观调控,城镇化将处于无序之中。因此,这就要求政府成为体现社会利益的代表,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制定城镇化的发展道路,而且要有具体的规划设计,以指导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经济诱导作用。微观主体行为与社会选择之间的差距,要求政府必须通过一系列的手段,诸如法律的、经济的、行政的手段,诱导微观主体的行为,使其按照政府设计的城镇化道路发展,最终实现与社会选择的一致性。必要的行政干预作用。政府对城镇化过程中对企业和个人行为的诱导,受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时有冲突的局限,难以对微观主体追求非经济利益目标的行为构成约束,这就要求政府在采用其他手段的同时,还必须采用适当的行政手段,对城镇化过程进行直接的干预。
四、总结 美国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茨在这个世纪断言:21 世纪影响人类进程的。最主要的两件大事是“中国的城市化”和“新技术革命” 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水平在30—60之间是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而中国正处于这个
发展阶段。因此,转变农民工的社会身份,关注农民问题,这才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观。只要农民的问题解决好了,消费就会拉动起来。而消费拉动投资、就业等等,这才是合格的经济增长模式。对于城镇化,用杨帆博士的话说就是:只要农民进城成了气候,持续三五十年的经济发展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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