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问题[推荐]

第一篇：城镇化问题[推荐]

城镇化问题

一．城镇化含义：

城镇化一方面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聚集的过程，同时又表现为地域景观的变化、产业结构的转变、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是人口、地域、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由传统落后的乡村型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化的多方面内容综合统一的过程，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反映和重要标志。

二.城镇化历程：

回顾近50 年的城镇化历程, 人为“ 抑制”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是各个时期的共同特征。传统时期自上而下的城镇化通过城乡隔离的二元制度构建来强制阻断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进程, 结果使得我国城镇化在建国以后的30 年中发展十分缓慢,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和非农化的局面并未根本扭转, 滞后程度仍然较为严重。我国城镇化长期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原因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国传统的工业化模式只要求农业提供稳定的农产品供给, 提供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确定了低价征收农产品的统派购销制度, 以确保工业能从农业吸取最大数量的低价农产品和农业剩余;同时确立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 以及由此派生的住房、粮食供给、医疗、教育、就业等制度, 将农村人口禁锢于土地, 限制流动, 确保工业化的高积累。近年来我国对城镇化缺乏积极有序的政策引导, 尽管对城乡分割的制度有所调整, 但由于强调农民离乡不离土, 加上农村工业发展分散、农村劳动力盲目流动、城镇建设无序发展, 客观上都影响了城镇化进程国民的生存状态的改善与产业发展以及社会进步问题。

三.城镇化现状：

1．成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城镇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城乡隔离逐步打破，城乡差距正在缩小。1978年到2003年，中国城市由193个增加到660个，建制镇从2173个增加到20226个，城镇人口从17245万人增加到523万人，人口城市化率上升到40．53%，不断提高。（1978年为17．92%）

2．问题：由于中国是具有显著二元结构的发展中国家，在城镇化的进程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

（1）我国农村城镇化的整体水平低下

到201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为46.3%，2020年达到55.2%。发展中国家城镇化平均水平已达40%，发达国家城镇化水平则在70%以上。低于世界同等发达国家60%以上的水平约20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农村城镇化的整体水乎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多数同等发展程度的国家。与同等工业化程度国家相比，中国城镇化水平仍然有很大差距。根据城镇化的一般规律，城镇化水平在30%——70%时期是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时期，一个国家的城镇化水平达到70%左右才能基本稳定。

（2）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进程极为缓慢

1979—2003年，中国人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0．9个百分点。按此速度计算，中国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世界同等国家60%以。1990上的水平，还需要20多年时间。农村城镇化滞后，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城乡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农业的规模经营和农村经济的振兴，延缓了城乡一体化进程。

（3）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影响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主要“瓶颈”，不是户籍、政策等问题，排在首位的是“就业”问题。其后是资源问题，即水源、能源、土地等问题。

四．加快城镇化重要意义

(一)加快城镇化发展，有利于农业、农民、农村发展。

1.加快城镇化发展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利于拓展农业发展空间

加快城镇化发展有利于整合土地等农业生产资源、加速生产要素流转、推广先进生产管理技术开发应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有利于推动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市场化、现代化进程, 提高农业内在竞争力。

2.加快城镇化发展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农业结构调整。

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可以带动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农村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升级。

3.加快城镇化发展有利于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实现共同富裕

4.城镇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前提。加快推进城镇化发展有利于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利于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加速推进城镇化发展, 促进小城镇基础设施、服务设施等相关城市建设, 不仅直接带动小城镇经济发展和就业需求, 还有利于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农民住房、交通、生态环境等生活环境, 发展农村公共事业, 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 完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体系的物质支持。成为转变农民生活方式和观念、激发农民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塑造一代新农民的“催化剂”

因此，从近期来看，加快农村城镇化，可以启动农村市场、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扭转中国宏观经济“偏冷”的趋势。从长远来看，农村城镇化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中国农村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农村城镇化的发展对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市化和工业化协调发展，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二）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带动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带来消费需求的大幅增加，城镇化带来人们生活方式改变，推动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升级。，同时还产生庞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住房建设等投资需求。

（三）城镇化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依托。通过推进城镇化，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农村居民人均资源占有量会大幅度增加，这将有利于提升农业生产规模化、市场化水平，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城镇化产生集聚效益、规模效益和分工协作效益，极大地推动工业化进程。同时，城镇化不仅能够推动公共服务发展，也能够推动消费型服务业和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第三产业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四）城镇化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条件。城镇化带来人力资本和信息知识聚集，促进市场竞争、技术创新和改善管理，有利于提高资源集约利用，降低工业化排放，实现低碳、低能耗发展。

（五）城镇化是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重要途径。城镇化形成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提高劳动力的工资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城市服务产业也是培育中产阶级或者中等收入人群最重要的产业载体。

五．加快农村城镇化的对策思路

1． 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农村城镇化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加强政府在农村城镇化中的引导作用，适时把由农民自发推动的城镇化转到由政府引导和规划的城镇化方向上来，实现由自下而上城镇化向自上而下城镇化的转变。

2．进行小城镇建设投资体制的改革，实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调动民间投资建设小城镇的积极性。当前特别要加大各级政府对农村城镇化的财政支持和金融支持，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小城镇的城市化水平，增强城镇的吸引力和辐射力。

3．小城镇要大力发展服务于农村社会的第三产业和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加工业，突出资源优势，做到“一市（镇）一品”，把农业产业化与农村城镇化有机结合起来，既奠定小城镇的产业基础，又带动农业“龙头”企业兴起和周边农村地区的发展。

4．遵循城镇发展规律和城镇区域布局规律，克服城镇规划与布局上的分散性、随意性和无序性，规划出功能互补、协调发展的城市体系。当前特别要集中力量建设基础设施好、有区位优势的县城或县域首位镇，稳步发展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心镇，防止一哄而上的小城镇化倾向。

5．进行户籍制度、城镇企业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与创新，促进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大力加强城镇与乡村之间的“商品链”、“资金链”、“信息链”、“人才链”、“交通链”，将城镇发展成为城乡一体化网络的“链结”或结合部。

6．培植农村城镇化的主体，鼓励农村“能人”、“富人”率先走农村城镇化道路，让农村“精英”成为农村城镇化的发动者，并通过他们的示范作用，由点到面地推进农村城镇化。

7．要克服“重建设、轻管理”，“重经济、轻文化”，“重局部（个人）、轻整体”，“重硬件、轻软件”建设的不良倾向，进行小城镇管理体制的创新，防止出现“新城镇、旧体制”的现象。

六．经验总结

1.城镇化是市场化的结果而非政策工具

改革解放了资源和生产要素，资源与要素的自由流动导致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政府应该并且只能是营造有利于城镇化的法律和政策环境。

2.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加速了城镇化进程。

自利的企业和个人无意中提高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在无意中提高了城镇化的程度。政府过去做的和今后应该做的是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或者更现实一点讲，起码不要为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制造障碍。

3.新型城镇化必须清除的体制之障、。

农村土地确权政策应当先行一步。农村土地实现确权后，土地流转速度加快，农民可以自由选择行业、选择工作。城镇化的前提是什么？城镇化的前提是资源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4.户籍制度改革是关键一环。

“户籍制度变革和建立农村制度的退出机制是农民进城的关键，地市级以下可以全部放开。在提高城镇化的质量的道路上不能盲目地追求统计数据上的城镇化率，而是要把实践人口的城镇化作为主要任务。应推动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放开城市落户限制，有序地推进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

5.城镇化速度并不是越快越好，提高城镇化的质量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好的健康的城镇化。我国过去30多年特别是近10年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的城镇化基本上是比较健康的，但是，局部也的确存在几种值得反思的属于病态城镇化倾向的不良现象，如半城镇化、隐性城镇化、被城镇化、准城镇化、“贵族化”城镇化和“大跃进”城镇化等现象。城镇化需要一系列公共政策的推动，城镇化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体制机制创新。今后一段时期提高城镇化质量，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必须把深化体制改革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健康的城镇化建设须要能够创造足够多的就业岗位、良好的人居环境。因此，我国城镇化建设必须走科学、理性的道路，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稳步推进。以人为本才是真正的城镇化，城镇化应顾及城镇的承受能力，应建立城镇化建设的科学管理机制。不顾及城镇的承受能力、片面追求城镇人口数量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6.城镇化不是城镇工地化。城镇化建设战略应是客观理性的科学，是经济基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由于城镇化率已被看作政绩指标之一，目前已经出现一些地方政府追求城镇化高增长率的攀比现象。一提到城镇化，有些人想到的就是建几条大道，搞几项跨世纪的标志性工程。与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混为一谈，片面追求建设速度，片面强调建设规模，导致一些城市改造工程不是拓宽马路，就是架立交桥。然而，城市就业难、上学难的状况却得不到根本改变。

7.城镇化应注重文化内涵。城镇化建设要遵循经济规律，延续城市文脉。

8.城镇化的影响分利弊两方面。利：廉价劳动力的进入可以为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很好的动力，促进经济发展。弊：外来人员的涌入必然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交通、治安、住宿.、地矛盾也会激化，外来人员对当地文化的冲击。

第二篇：城镇化建设问题探讨

城镇化建设问题探讨

1、拆迁工作难度大，部分职工在观望，在攀比，造成拆迁难度大。

2、团场城镇化具体问题：职工住房按国家标准赔偿，但职工不理解，按自己的想象价走，更甚者靠团场赔钱达到自己的目的。

3、团场按标准赔偿，执行有困难，职工不理解，团场拆迁费用大。，

第三篇：北京郊区城镇化问题研究

北京郊区城镇化问题研究

内容提要 本文从北京郊区城镇化进程取得的成绩入手, 分析了推进北京郊区城镇化进程

存在的问题与面临的有利条件,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快推进北京郊区城镇化进程的几点对策建议。

关键词 北京 郊区城镇化 对策

一、近年来北京郊区的城镇化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是随着/ 十五计划的实施, 北京郊区城镇得到了长足发展, 郊区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城镇化进程取得了积极进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 郊区城镇体系初具雏形。从城镇数量看, 建制镇个数由1985 年确定的15 个发展到143 个(其中12个县城已发展成卫星城), 除县城外, 小城镇还有132 个;从城镇化率看, 2003 年北京城镇化率达到75.2%(按户籍人口计算为68.6%), 郊区城镇化率达34% , 其中农村小城镇人口比重为26.9%。在城镇化率不断提高的同时, 郊区城镇的布局也日趋合理, 初步形成了包括卫星城、中心镇、小城镇在内的覆盖全市的郊区城镇体系, 在国务院最近原则批准同意的5北京城市总体规划6中规划的/ 两轴、两带、多中心0的未来城市新格局中, 都有具有一定发展基础的建制镇。二是城镇聚集效应不断增强, 对郊区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明显增大。近几年来,以中心镇为代表的郊区城镇规模不断扩大。2003年, 中心镇平均人口规模达4.3 万人, 比2000 年增加1.3 万人。随着城镇规模扩大, 聚集效应不断显现, 对郊区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也不断增大。尤其是33个中心镇, 经济增长明显快于郊区平均增速, 成为推动城镇化进程的主要力量。2003 年中心镇实现生产总值159.6 亿元, 比2000 年增长82.2%, 年均经济增长22.1% , 比郊区经济年均增速快7.7个百分点, 对郊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26.4% 以上。三是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断改善, 连接中心城区和郊区农村的纽带功能开始显现。郊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快, 郊区城镇基础设施功能和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 生产生活条件以及投资环境显著改善。到2003 年底, 北京市132个建制镇的3224个行政村基本实现了通邮、通电话、通电、通公路和通电视, 绝大多数行政村通自来水。33个中心镇的情况则更好, 2000)2003 年累计基础设施投资近58 亿元, 2003 年公路里程5500 公里, 公路密度达1.7公里P平方公里, 生活用供热面积占住宅面积的比重达36%。随着城镇功能的不断提升, 吸引了大批城区产业、城区和农村居民向郊区城镇转移。目前, 昌平工业园区回龙观镇的回龙观小区、东小口镇的天通苑小区、西红门的瑞海新城等, 都是极具吸引力的工业园区和居住小区, 已经有效地缓解中心城区污染、交通拥堵和人口过密的压力。

二、北京郊区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城镇化进程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和非农化进程

从一般规律来看, 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 其城镇化水平与工业发展、非农人口的增加是大体一致的。但北京郊区的城镇进程却与工业化和非农化发展水平不相协调, 人口城镇化率明显低于工业化率和土地的非农化水平。2002 年北京郊区人口城镇化率仅为19.2% ,而郊区农村第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达80.7% , 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达61.3% , 都明显高于郊区的人口城镇化水平。按照一般统计口径, 2003年北京郊区城镇化水平也只有34%, 不仅明显低于工业化率, 与/ 十五0 规划的目标也有较大的差距。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失衡, 不仅影响到工业化的后劲, 还直接影响到郊区城镇化推进的速度, 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二)城镇发展水平与城镇化进程不相适应

城镇只有规划布局合理并达到一定规模才能产生相应的聚集效应和辐射功能。从城镇规划布局看, 不仅宏观布局缺乏区域统筹, 与北京市总体发展规划的要求有差距, 而且单个城镇的发展也缺乏科学规划。许多镇不是根据北京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和已有政策规划发展, 而是先发展后规划, 造成城镇规划无特色、建设无风格、产业无优势、城镇无形象、总体无品位等问题。从城镇规模看,平均每个镇总人口仅2.5 万人, 镇区人口不足015 万人, 不仅与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相适应, 与东部发达地区也有较大的差距。2002 年, 城镇平均总人口上海为4.3 万人、广东为5 万人、浙江为3.7 万人;镇区人口上海为1.8 万人, 广东为1.6 万人, 浙江为0192 万人, 城镇总人口、镇区人口和镇区人口占小城镇人口的比重都明显低于上述地区。城镇规模过小, 难以形成一定的人口流、物流、信息流, 形不成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

(三)城镇产业缺乏特色、建设资金不足

城镇经济是城镇发展和建设的重要基础, 发展城镇经济是搞好城镇发展的中心环节, 是推进城镇化的内在根本动力。近年来, 北京郊区城镇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但城镇经济发展基础并不牢固,产业结构过于单一, 支柱产业不发达, 许多城镇缺乏特色经济和支柱产业。尤其是中心镇和一些享受户籍优惠政策的小城镇, 有条件和没条件的都在大搞房地产开发项目。大多数城镇不是像大兴区那样通过组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公司, 利用市场化的/ 银企合作0打通/ 银政合作0

之路, 创新政府投融资方式, 拓展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来源, 而是把房地产开发作为投融资手段, 最终资金没筹来, 项目没拉来, 浪费了来之不易的户籍政策、土地政策等优惠政策, 错失了加快发展城镇经济的良机, 造成推进城镇化的内在动力严重不足。

(四)城镇化面临的资源和环境约束逐渐趋紧

北京的自然资源先天不足, 由于不合理的使用和浪费, 导致资源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 成为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重要瓶颈。北京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300 立方米, 仅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P6,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P25, 而且地下水位还在不断下降, 因水引发的问题不断增多。虽然近几年生态建设力度不断加大, 但中心城区将污染项目迁往郊区后治污措施跟进不及时, 污染源的转移扩散导致污染面加大, 郊区环境总体状况仍然堪忧。如果不及时采取果断措施, 资源环境已经难以支撑起郊区的城镇化进程。

三、加快推进北京郊区城镇化进程的有利条件

加快推进北京郊区城镇化进程, 既要立足城镇化取得的积极进展, 又要正视解决存在的问题, 更要牢牢把握推进城镇化的有利条件, 不失时机地加快推进郊区城镇化进程。

(一)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加大, 为加快推进郊区城镇化进程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当前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全党、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 各地区各部门正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不断加大统筹城乡发展的力度。城镇化作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实现形式, 正得到越来越多的政策支持。北京作为首都和国际化大都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4000 美元, 不论是从贯彻中央精神还是自身发展要求和具备的经济条件来看, 都会进一步加大推进郊区城镇化进程的力度。北京市委、市政府已经从郊区实际出发, 制定了统筹城乡、加快郊区发展的新思路, 明确提出将推进城镇化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主要途径, 对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政策支持力度必将进一步加大。相应地, 加快推进郊区城镇化进程的政策环境自然会

越来越优化。

(二)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水平较高, 为加快推进郊区城镇化进程打下了坚实基础

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基本前提, 发达的工业化和城镇化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现代农业来提供充足的农产品和劳动力。多年来, 郊区农业在为北京这个特大城市提供副食品、搞好农副产品加工和服务的同时, 还以北京这个巨大的市场为依托, 充分利用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在农业科技、人才、信息资源等方面的优势, 不断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和装备水平, 创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 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已经具有较高的发展水平。尤其是近几年北京市加大了对郊区在农业科技、教育、人才、信息、投入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郊区农业已经从过去单一的农副产品供应基地向农工商全面发展、经济功能多样化以及生态功能不断加强的方向转变。随着郊区农业生产和经营水平的不断提高, 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不仅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农产品, 还使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为加快推进城镇化提供了充足的人力和物力保障。

(三)工业化在较高水平上快速推进, 为加快推进郊区城镇化进程注入了强大动力

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 是伴随工业化的推进而向前发展的, 并随着工业化发展进程的加快而加快。实施工业化, 必然带动城镇化。随着北京新型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和快速推进, 带动了整个北京产业结构和布局的战略性调整, 许多在市内的产业尤其是传统工业向郊区不断扩散转移, 形成郊区自上而下工业化的巨大推动力, 促进郊区工业化的快速推进, 为郊区城镇化加快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产业支撑。尤其是随着最近国务院已原则同意的5北京城市总体规划6的实施, 基础设施建设将重点向郊区扩展, 郊区广阔的发展空间、较低的投资成本、丰富的发展资源, 将成为首都工业化的重点。(四)具有较为完善的现代交通等基础设施, 为加快推进郊区城镇化进程提供了基本条件

完善的基础设施, 特别是现代化的交通是推进城镇化的重要纽带, 是新时期加快推进郊区城镇化进程的关键因素之

一。经过多年的努力, 尤其是随着近年来建设力度不断加大, 北京郊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明显加快, 基础设施整体建设水平相对较高, 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较好, 在交通和通信方面更是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目前, 郊区小城镇平均每镇公路里程和每百人拥有的电话数均居全国首位, 比粤、浙、沪等沿海发达地区还要高。与城镇发展相配套的公共服务和社会发展水平也较高, 其中建制镇的自来水普及率2002 年已达98% 以上, 千人拥有的教师数量在与粤、浙、沪比较中也居第一位, 千人拥有的医生数量也仅次于上海而高于浙江省和广东省。这些都为在较高起点上持续快速推进郊区城镇化进程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

(五)中心城区人口郊区化进程加速, 为加快推进郊区城镇化进程提供了有力助动

国内外的城市发展经验表明, 大城市进入到城市化发展的后期阶段, 要解决中心城区房价超高、居住环境差、交通拥堵等/ 大城市病0, 必须减少中心城区人口, 走人口郊区化的道路。作为特大城市的北京, 早已进入了城市化的后期阶段, 在中心城区房价超高和交通越来越拥堵的巨大压力下, 人口郊区化进程已经进入到加快发展的阶段。近年来,北京以建设国际政治、文化和重要地区经济中心为目标, 中心城区的功能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 其在产业结构上/ 退二进三0的调整, 为加快工业向郊区的转移和集聚, 为推进郊区产业的集约化、规模化、设施化和农业产业化经营提供了新的机遇, 使郊区的一些小城镇和乡村地域转变为城区。昌平的回龙观和东小口、顺义的后沙峪等小城镇的迅速发展, 就是充分抓住中心城区人口郊区化这一契机不断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典型代表。

四、加快推进北京郊区城镇化进程的几点建议

(一)进一步加大城乡统筹力度

北京市要完成率先建成全面小康这一目标, 必须以加快推进郊区城镇化进程为途径, 不断加大城乡统筹的力度。在制订发展规划、确定分配格局和研究重大政策时, 要坚持城乡统筹发展, 创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 建立城乡互动、良性循环、共同发展的一体化体制, 实现城乡资源共享、人力互助、市场互动、产业互补。在经济社会结构全面

转换的过程中, 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层面上认识和探索问题, 调整国民经济分配格局, 运用政府资源和市场机制两只手, 采取综合配套措施,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 实现城乡工业一体化、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为城镇化加快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和政策体制环境。

(二)切实做好郊区城镇发展规划

通过规划加强对城镇化的引导和推动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推动城镇化进程的重要途径。要将郊区城镇建设和发展规划纳入北京城市总体建设和发展规划, 按照北京/ 两轴、两带、多中心0的城市发展空间结构, 适应中心城区人口郊区化、产业扩散和城乡协调发展的要求, 合理确定郊区城镇的建设标准、数量和布局, 制定与中心城区功能转移、旧城改造和城乡统筹发展相适应的郊区城镇总体规划。在此规划指导下, 根据梯次推进战略, 做好各城镇具体发展规划, 运用规划搞好建设项目和产业发展布局, 改变当前郊区城镇多点发展、平均用力局面, 促进郊区城镇化进程扎实有序地进行。(三)努力健全郊区城镇功能

健全的城镇功能既是推进郊区城镇化进程的基本目标, 又是推进郊区城镇化进程的动力, 更是北京这一特大城市的空间布局和城乡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要根据郊区城镇的功能定位和规模, 加强道路交通、供水、排水、供电、通讯、供气、供热、环境保护等公用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文化、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提高信息、环保、便利等居住服务水平, 不断健全郊区城镇功能, 增强郊区城镇对中心城区和郊区农村人口的吸引力, 实现区域管理服务从农村体制向城镇体制的转换、中心城区人口向郊区的转移、农民向居住的转变、农村经济向城镇经济的演进。

(四)大力发展郊区城镇经济

郊区城镇经济是郊区城镇发展的重要基础, 大力发展郊区城镇经济是推进郊区城镇化进程的中心环节。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采取综合有效的措施加快郊区城镇经济发展。要立足于城镇功能定位, 发挥比较优势, 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和各具特色的城镇经济。近郊区的城镇(如顺义的马坡、昌平的回龙观等)要抓住北京中心城区人口和产业的扩散以及奥运经济的契机, 以房地产业为突破口和启动器, 着力培育城镇主导产业链和产业群。远郊区要结合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积极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 在利用原有优势农业资源基础上, 由产业专业户辐射形成专业村, 发展成专业镇(如延庆县旧县镇等), 提高城镇对资源要素的凝聚力和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能力, 最终实现农民就业和居住的非农化。(五)积极消除制约城镇化的政策体制障碍

要加大对城乡分割的户籍、土地、社会保障等二元体制的改革力度, 消除影响郊区人口城镇化的体制障碍, 使就业非农化的农民/ 进得来、住得下、干得开、稳得住0。要深化郊区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进一步放宽郊区城镇尤其是远郊城镇的户籍管理政策, 为加快郊区城镇化提供宝贵的启动资金和智力支持。要在坚持土地所有权和农业用途不变的前提下, 搞活土地使用权, 规范郊区农村土地征用和流转制度, 搞好土地整治, 既严格保护土地, 又为

推进城镇化提供必要的建设用地。要切实解决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 积极探索人口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有效解决方式。

第四篇：农村城镇化建设问题

农村城镇化建设中的环境问题表现和成因

农村城镇化是农业人口向城镇地域集中和农村地域转化为城镇地域的过程，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关键在于搞好小城镇建设，而搞好小城镇建设又势必无法回避城镇的生态环境问题。如果我们对城镇化建设中的生态环境问题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就会与城镇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背离，进而直接影响到当地城市化、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在新形势下如何兼顾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选择一条既能保护生态环境、又能实现城镇经济、环境与资源协调发展的城镇建设之路，对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宜居城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目前我国农村城镇化存在的环境问题

由于工业化程度低、人口密度较小、环境容量较大，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部分地区的荒漠化、水土流失、野生动植物资源减少、耕地资源减少等生态问题与资源问题，环境污染并不突出。近年来，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在城市环境日益改善，工业污染逐步受到控制的同时，农村的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各种污染不仅威胁到了数亿农村人口的健康，甚至通过水、大气污染和食品污染等渠道，最终影响到城市人口。

国家环保总局对目前我国农村环境的总体评价是［1］:生活污染加剧，面源污染加重，工矿污染凸显，饮用水存在安全隐患，生态退化尚未得到有效遏止。农业污染加剧

据统计，我国农业污染量已占到全国总污染量(即工业污染、生活污染及农业污染的总和)的1/3～1/2，不仅成为水体、土壤、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而且对农产品安全、人体健康乃至农村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2］。目前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3］，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随着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药化肥的不合理施用、污水灌溉、农村生活废弃物、水产养殖、乡镇企业的“三废”以及规模化畜禽养殖的粪便污染等问题，造成我国农村地区水体环境质量日趋下降。重金属、化学农药严重威胁到我国的粮食安全和饮用水安全，据统计，我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4］。另据检测［5］，我国农村未达到基本卫生安全的地表水为40.44%，地下水为45.94%，集中式供水为40.83%。浙江省环保局2002年进行的局部调查表明，农村聚居点的环境质量，除了大气污染指标外，其余均已经劣于城市［6］。

(二)城市环境污染向农村扩散 1．工业污染向农村转移。农村工业化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这在县域经济发达的浙江、江苏等东部发达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但乡镇工业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目前，我国乡镇企业废水COD和固体废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占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50%以上，而且乡镇企业布局不合理，污染物处理率也明显低于工业污染物平均处理率。另外，由于布局的原因，大部分乡镇企业与农田、农村居民点交织在一起，更容易造成直接污染。近年来，城市普遍加强了环保监管，工业企业退出城市，不断向郊区和农村分散，工业园区也多选择在远郊农村建设。这给农村地区带来自身发展的动力的同时也承担了企业的污染，造成工业污染的转移。特别是造纸、塑料、电镀和水泥等重污染行业污染物的排放使农村大气、水和土壤环境遭受严重的破坏。

2.城市生活污染向农村转移。我国小城镇规划中存在规划不合理，规划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普遍未能相互衔接，大部分城镇只重视编制城镇总体建设规划，忽视了与土地、环境、产业发展等规划的有机联系，规划之间缺位或不协调，使城镇和农村聚居点形成沿公路的带状集镇或呈现与工业区混杂的分布。这些小城镇由于缺乏垃圾填埋系统和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生活生产废弃物聚集于居住区域，行成沿居住地分布的污染带，致使饮用水源受生活污染相当严重。目前，我国一般是将生活垃圾卫生填埋作为基本处理方式，许多垃圾填埋场都选择设立在城郊地区，由于许多垃圾填埋场不能完全达到卫生填埋要求，导致生活垃圾直接进入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农村地区已成为城市生活垃圾及工业废渣的堆放地。

3．旅游污染向农村转移。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旅游相关产业的飞速发展，污水和垃圾等环境污染的整治不够规范，所带来的生活污染和交通污染，人文景观和娱乐设施开发所造成的生态破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村环境。(三)点源与面源污染集中体现

随着我国对工业领域严重污染企业的点源污染的治理，农业面源污染对生态环境污染的影响逐渐突出，尤其对地表水和土壤的影响更为严重。化肥、农药、农膜的使用和畜禽养殖废水、废物的排放和城乡结合部的生活排污是造成水体氮、磷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其比重远大于来自城市生活污水的点源 污染和工业的点源污染［7］。

由于地表径流和土壤渗滤与降雨关系密切，面源污染具有间歇性，还受到特定土壤类型、土地利用类型和地形条件的影响，因此，农业面源污染更难监测、评估和控制，整治难度更大。

据统计，到2008年，中国化肥年使用量已突破5107.8万吨，平均每公顷施用量达400公斤以上，远远超出发达国家每公顷225公斤的安全上限。氮肥的利用率平均仅为40%左右，其余的部分通过各种途径进入环境，对土壤、地下水、地表水和空气造成污染。我国每年农药使用量达120万吨以上，使7%的土壤受到杀虫剂的污染。农膜使用面积已突破亿亩，年残留量高达35万吨。大部分农膜不易分解，不但破坏了土壤结构，阻碍了作物根系对水的吸收和生长发育，降低了土壤肥力，造成地下水难以下渗，而且残膜在分解过程中会析出铅、锡、酞酸脂类化合物等有毒物质，造成新的土壤环境污染［8］。另外，目前我国已经废水灌溉面积达361.8万公顷，占全国总灌溉面积的7.33%。由于缺乏常规监测及科学管理、排灌系统不健全等问题，未经处理的污水灌溉农田，污染物质极易被作物吸收，后经食物链进入人体，危害人体健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畜禽养殖业发展迅猛，已占农业总产值的35%，成为农民、农村增收的重要渠道，但养殖业的发展也加剧了污染。全国畜禽粪便中各种污染成分的年产生量，已经接近工业废水，而畜禽粪便进入水体中的COD、氮、磷的量已经超过 化肥［9］。

我国农业生产产生大量的秸秆，每逢农作物收获季节，大量焚烧秸秆，产生的浓烟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影响道路交通和航空安全。此外，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农村垃圾一直呈现数量小、种类少、易分解的特点，采用堆肥、简易填埋或自然腐烂等方式，基本可以维系垃圾总量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农民现代生活方式逐渐确立，农村生活垃圾产生量与组成特性，逐步与城镇相似，卫生部调查显示，目前农村每天每人生活垃 圾量为0.86公斤，全国农村每年的生活垃圾量接近3亿吨［10］。不仅数量猛增，收集与运输困难，且成分更为复杂，处理难度加大，成为新农村建设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

二、农村环境问题的产生原因剖析(一)国家法律层面

我国迄今已经制定9部环境保护法律、15部自然资源法律，制定颁布了环境保护行政法规50余项，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近200多件，军队环保法规和规章10余件，国家环境标准800多项，批准和签署多边国际环境条约51项，各地方人大和政府制定的地方性环境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共1600余项［12］，形成了较为全面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但其中专门针对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法律与条款几乎为空白。

1.国家立法对农村环境保护相对薄弱。我国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专门针对农村环境保护与治理部分，仍为立法盲区;部分法律法规条款只对相关问题作出了原则性要求和限制，可操作性却不够强，造成国家对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等村办、民营企业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环境污染的行为缺乏有针对性的 法律法规，使得执法机关无法可依［13］。

2．行政执法力度不足。目前乡镇、农村的环境保护机构效力低，资金支持力度较小，加上一些存在于行政机关中的普遍问题，比如执法人员业务素质乃至综合素质低下等，使得农村环境监管乏力。

3．司法界定尚待明确。由于农村土地等资源产权关系不明晰，致使农村的环境资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公共利益或介于产权不清境地的纠纷利益受到了侵害，“公益诉讼”问题尚有待明确的解决。4．公众法律意识亟待提高。2005年因环境污染上访的案件68.972万起，是1995年的11倍。2006年和2007年也是70万件左右。上访的主体为整村或几个村联合上访的占多数［14］。尽管我国农民群体的环境意识正在被唤醒，但与城市居民的环保法制意识比较，仍有较大差距［15］。由于对环境保护知识和法律常识的缺乏以及政治经济上的弱势地位，农民对环境污染侵害的关注力度还远远不足，法律意识还亟待提高。

(二)政策体制层面

我国现有的环境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点源污染防治上的，城乡社会采取和实行了不同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从一开始就把投入重点放在大城市、投入结构放在大工业和大工程上，对农村污染及其特点重视不够，加之农村环境治理体系的发展滞后于农村现代化进程，导致其在解决农村环境问题上不仅力量薄弱，而且适用性不强。因此造成农业环境立法缺位、农村环境管理机构匮乏、环境保护职责权限分割并与污染的性质不匹配、基本没有形成环境监测和统计工作体系。

由于环境保护尤其是农村环境保护本身是一项公共事业，难以以投资回报率吸引社会资金，政府必须发挥主导投资作用。长期的“政府主导型”环保工作模式造成公众在环保领域明显呈“政府依赖型”。另外未建立农业和农村自然资源核算制度，资源家底不清，也是我国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的一个 基本原因［16］。

(三)环境监管层面

我国以行政管制为主要手段的环境政策，因为农村环境管理机构的缺失以及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特点而失去其可操作性。农村的环境管理机构的工作主要局限于农村工业污染监管，对于农村生活环境和农业生产环境涉及很少。另外由于环保机构的隶属关系复杂，不能很好地贯彻实施环保法规、政策，许多工作很难落实。而且在农村环境政策方面，强制性规范少［17］，而一些奖励性环境政策法规和农村的经济发展又相矛盾。(四)治理技术层面 我国农村的环境污染，多套用解决城市污染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污染的主要手段———末端治理，存在着技术、经济障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污染治理由于其污染排放的集中性、污染物相对的单一性和企业经营相对的大规模等特点，末端治理方法在多数情况下是适用的甚至是惟一的。而农村的生活污染、乡镇企业污染以及集约化畜禽养殖场污染，采用末端治理，则会因为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行的最小经济规模限制，以及较高的折旧率限制而不可行。有些专门为治理农村环境污染而开发的技术，也因污染源分散、污染物的收集与运输困难、运行成本高方面的问题而难于推广。(五)资金投入层面

城乡分治使城市和农村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城乡地区在获取资源、资金扶持与承担环保责任上存在不协调。长期以来，污染防治资金绝大部分投到工业和城市，城市环境污染向农村扩散。城市在大量投入资金的支持下生活垃圾处理系统、生活污水排放管网已经建成并日趋完善，而广大农村公共卫生设施缺乏，导致农村生活污水沿河流排放，垃圾沿河、沿湖、沿路边随意堆放。而农村从财政渠道却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能力建设资金，也难以申请到用于专项治理的排污费。农村环保部门缺乏应有的管理经费，相当一部分管理经费和工资，要靠收取乡镇工业的排污费来解决，排污费不能用来治理环境，农村的环保政策的效度和合理性就受到质疑，环境管理更加困难。我国在实施农业和农村环境保护建设项目上，还存在着资金分散、重复建设和“自上而下”的决策等现象。政府在污染治理方面投放的资金分散到农业、水利、环保等部门，由于各部门之间协作性不够，治理效果受到严重影响。

三、农村城镇化进程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思路与对策(一)优化城乡环保规划，健全城乡环保政策

合理的城乡布局需要在城乡规划中引入环保观念，根据农村地区的特点，合理确定服务的内容和配套的标准。在农村地区大力推进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加强城市各项环保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向农村地区的辐射和延伸，实现污染物的集中治理，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和分散的工业源，并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缩小城乡经济、制度、环境等方面的差距。统筹城乡产业结构链，实现资源、废弃物的有效利用，降低环境治理成本。不仅要考虑产业布局对城市的影响，还应从污染扩散角度考虑对农村的环境影响。由于农村和城市环境特点不同、环境问题的致因不同，现行的环境政策在农村的作用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对现有环境政策体系进行创新非常重要。一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用规划、立法、市场等手段来促使受益地区对受损地区进行利益补偿。二是逐步建立引导性环境政策体系，政府要从管制性环境政策向引导性环境政策转变，充分利用市场经济手段引导农民自觉采取有利于环境的行为。

(二)加大农村环保资金投入，提高农村环境监管能力 为了农村环境保护迅速推进，各级财政部门，应该将农村环境保护纳入自己的预算，并逐步加大投入力度，拓宽融资渠道，逐步建立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化投入机制。同时，要培育排污权交易市场，利用市场机制来解决行政手段难以解决的环境问题。

尽快建立乡镇环保监管体制。建议各级地方人事部门加强研究农村环保监管体制，增强基层环保工作活力，明确职责和分工，形成反应敏捷、管理高效的农村环保运行体制。

(三)强化科技支撑，提高自身环境保护技能 解决农村环境问题，要依靠两种基本的力量:一是具有专门技术的环保科技公司，他们可针对具体的环境污染、生态退化问题开展治理和修复;二是农民群众依据自身掌握的知识、技能，以及在生产和生活当中的污染防治实践，结合各地农村实际，因地制宜开发出适合于当地实际情况的处理技术，实现农村生活污水的生态化处理和废弃物的的资源化利用。另外，还应着重推广太阳能、沼气等适合农村使用的清洁能源。

(四)完善农村环保法律体系，促进公众参与 应加大有关农村环境保护立法的力度，建立健全有关农村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标准体系，制定具有强制性的国家和地方防治农村环境污染的政策法规及约束各级政府干扰环境执法的法规，做到有法可依。另外，环境保护是一项全民性的公益事业，要加强农村居民参与环保的意识和法制观念，建立健全公众参与监督体制，全方位、多层次的建设资源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五)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现良好环保氛围 建立健全农村环境信息发布、环境质量公告、违法行为举报及污染排放和污染事故通报等制度，推行环保监督员制度，对涉及环境权益的规划、项目，要听取公众意见，保障公众对环境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营造公众广泛参与，主动投身于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良好社会氛围。

第五篇：城镇化与农民问题a

1、立足基本国情，深刻认识农民问题在城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65%左右，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农民问题。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全国的现代化，这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如果没有农民的广泛参与和全面富裕，没有农业结构的调整优化，没有农村的繁荣进步，我国的城镇化就会陷入虚假化的泥潭。所以，要从落实十六大精神，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繁荣农村经济的高度，增加农民收入，使城镇化发展与“三农”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取得双嬴效果。

2、坚定不移地实施积极的城镇化战略，走一条有利于中国农民建设小康社会的城镇化道路。

城镇化建设是强国富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首先，要从基本国情出发，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出发，走一条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共同发展的城镇化道路，其次，突出小城镇的战略地位，消除不利于小城镇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使各类生产力要素向小城镇集中，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镇区转移，乡镇企业向工业园区转移，分散耕地向农业大户和公司转移，为小城镇全面振兴奠定必要的基础条件。再次，我国城镇化的基本目的是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纯收入，增加城镇就业岗位，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建立实现全国现代化的社会基础。第四，充分考虑我国巨大的人口压力、各地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差异，防止没有质量的高速度，走一条城镇化与工业化、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新路子。

3、深化城镇化体制改革，完善配套政策措施，真正实现农民到市民的根本性转变。

一是全面落实国家征地补偿政策，确保农民失地不失利

二是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变居民

三是出让改出租，农民当股东。

四是土地流转，企业落户，农民进厂

五是优化结构，扩大就业，使农民人人有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