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人城市化,不是城市城镇化

第一篇：城镇化是人城市化,不是城市城镇化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中国改革议程：释放新的制度红利》分论坛上发表观点：城镇化是不是城市的城镇化，而是人的城市化。

樊纲说，他认为政府要发觉城镇化不是城市的城镇化，而是人的城市化，要使城市工作的农民工能够在城市居留下来，而不是城市工作几年之后回到农村的家乡。政府对于基础设施方面、硬件方面的建设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政策开始出现更多的关注人的城镇化，包括各种社会政策，不仅是户口，还有商业发展。因此，樊纲觉得这样会使得中国的社会更加稳定，同时也使得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基础。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原世行高级副行长林毅夫认为，城镇化是发展的进程，使得农村的农民能够转移到城市中工作和生活。对于中国来说，如果想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就需要改变城乡之间的差距。根据现在的数据，中国有50%以上的人在城市中居住，只有35%的人拥有城市地区的户口，也就是说大约17%左右的人，也就是2亿人他们在城市中生活、工作，却享受不到城市的福利。所以中国需要改善自己增长的质量，同时使得自己的增长能够做到使所有人受益，他认为这可以帮助中国实现消费和其他的目标。

第二篇：人的城镇化

城镇化是经济加速发展的强劲引擎，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的最关键的手段。新型城镇化到底应该怎么走，是今年两会的一大热点。

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进程在我国一直如火如荼的展开，其引发的大规模人口迁徙，改变了亿万农民的命运，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为中国的崛起与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所谓新型城镇化，是要在对原有城镇化经验与教训扬弃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按照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0%以上，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71182万人，但是真正实际享受城镇化制度安排的人口要远远低于该数据。因为，在现有体制下，我国26261万农民工中，有16336万人在城镇打工，由于户籍限制，他们既无法真正享受城镇化成果，又被统计为城镇人口。如果仅仅扣掉进城务工农民人口数，我国的城镇化率就会大幅下降，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享受不到城镇户籍人口所能够享受到的市民权利和公共服务。这说明我国的城镇化的质量不高，统计数据所反映出的城市化水平是内涵不够充实的和基础不牢固的。

如何推进城镇化，让人们能在城镇安居乐业，是百姓的期盼所在。社科院巡视员林家彬说：“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必须大力促进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市民化。” 也就是说提升城镇化的质量核心在于如何实现“人的城镇化 ”。

一方面，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改革嵌入户籍制度之中的二元制度，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户籍制度构筑了两种身份在利益上的严重不平等。有研究表明，户口本上有六十余项城乡居民不同等待遇。户籍制度改革要分类指导，因城而异：特大城市不可能一时完全放开，但可以推进农民工在一些领域与市民同权，中等城市则应积极放开，小城市、县城等更是可完全放开。

另一方面，要推动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增强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努力使城市财力与事权相匹配。让长期在城市务工、有稳定工作的农民工能够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基本公共服务，能够通过政府提供的政策性住房在城市定居下来。加快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改善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就学条件，降低入学门槛，构建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医疗、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总之，以人为本才是新型城镇化的实质，也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伴随着两会的热烈召开，新型城镇化的风帆应该借着这次两会的春风稳步、有序、快速的步入新的航道，正像李克强总理强调的那样：“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要走集约、节能、生态的新路子，实现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融合，让农民工逐步融入城镇。最终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第三篇：城镇化

当新一波城镇化运动风起云涌，它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春节期间，走访了店口镇—浙江27个“小城市培育试点镇”之一。这是中国城镇化典范，拥有两家中国500强企业和6家上市企业，民间甚至有“店口市”之称，但它仍面临诸多挑战。外来打工者占人口总数一半，他们的购买力不足以支持高档消费;店口经济籍以发展的乡镇工业正由于低附加值而进入困境;土地因为其巨大的升值空间正在吞噬大量资本„„

店口寓言

如果经济发达的浙江店口镇可以作为中国城镇化运动的模范，那么，应该知道，它是30多年历史演进的结果，而非一天建成的罗马。

隶属于县级市诸暨的店口镇，在民间已经有“店口市”的称谓。这里有两家中国500强企业和6家上市企业，还有四星级宾馆和五星级电影院„„

尽管如此，它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当那些数量已超过当地人口的外来打工者集体离开(回家过年)后，城市顿时变得萧条，而在平时，他们的购买力也不足以支持他们进行较高档次的消费。因为距离杭州、绍兴很近，店口被寄予了美好期望的酒店、商业中心并未成为人们(包括当地人)的消费首选。城市如何能更适合人们居住，需要居民们慢慢摸索。

更重要的，与众多的东部沿海小镇一样，店口经济藉以发展的乡镇工业正由于其低附加值而进入困境。这些工业城镇不可能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文化、旅游城市。人们因其经济发达而聚，也会因其衰落而散，造城之类计划往往美好，而事实未必愿意就范。

在店口，土地的巨幅升值当然不例外，一些大的工厂正在转变为地产公司。人们对土地的兴趣远远超过对产业创新的追求。而后者，是一个工业城镇得以持续繁荣的根本。

如果城镇化意味着(或被地方理解为)完全由政府决定城市建设的规模、风格，可以预见，将有更多的鄂尔多斯式“空城”迅速出现。

“羊肉串指数”

临近2013年春节，在浙江诸暨市店口镇，吴书福是i黑马记者见到的少数还没回家的外地人之一。他是一名黑车司机，在这时节不知不觉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给造访店口的陌生人提供镇上最稀缺的交通服务。

“打工的回家了，人力车都很少。”从西头的店口老镇区到东头的湄池，六七公里的路程收 20元，吴书福的开价还算公道。这个距离是人力车夫不愿接的生意。在记者上车的盾安北路万利来广场的路边，有两辆人力车和吴的奇瑞停在一起，车主都是40多岁的妇女。她们笑着对记者说：“太远了，踩不了那么远。”

“有好车，没交通。”浙江绝大多数发达城镇都会获得这样的评价。店口也一样，几万辆汽车在跑，奔驰、宝马、保时捷频见，但镇上没有一辆出租车，也没有公交车。

按官方统计，店口镇本地人口有6.1万，外来人口数量与此相当。温州民间学者周德文对记者说，沿海的工业城镇到年底像是“鬼城”。的确，随着外来的打工者纷纷汇入春运洪流，年底的店口空得像夏收后的麦地。

沿着两旁高楼林立的“中央路”，吴书福把记者带到了湄池。那里有店口著名的Shopping Mall—铭仕广场。

“店口模式”是东南沿海工业镇的缩影。中国农村的工业化，使很多村镇获得了某个细分产品的垄断地位，多年过去，过低的技术含量导致的低水平竞争已经让其从业者举步维艰。

在这个投资1.5亿元、建筑面积5万平米的Mall的名称前加一个“镇级”很有必要。一家世纪华联超市，一家电影院，一家三星级商务酒店，一家养生馆，一家“两岸咖啡”，一家“有意思”休闲餐厅，一家“永和大王”，以及一溜临街服装店，差不多就是这个商业中心的全部。而它的冷清程度，和西头的万利来广场不相上下。在吴书福送记者去观光的冬夜，铭仕广场五楼的电影大世界，五个影厅里的观众寥寥无几—影片的引进倒是和大城市没有时差，《007大破天幕杀机》、《一代宗师》在这里同步上映。此外，临街的服装店里也几乎没有顾客。在年底，广场上新疆人买买提的烤肉摊一天只能卖200串左右，而在平时，能卖到1000到1500串。

买买提的“羊肉串指数”显示出外来人口对铭仕广场及整个店口商业繁荣的重要意义。在店口，吴书福逢人就叫“老板”。据资料，店口是中国最大的铜加工基地，2012年的工业总产值超过700亿元;其人均GDP2008年已达1万美元;人均纯收入也已过3万元。关于最后一个数字，一位镇政府工作人员在与记者交流时认为太保守了，“10万都有”。但农民工在店口的生计则是另一片天地。成为黑车司机之前，吴书福曾在店口万通公司打工，2001年，他的月工资是1500元左右。10多年之后，店口普通工人的工资尚在3000~3500元之间。他有点庆幸自己早早改行了。

铭仕商务酒店多数房间都空着。第二天，刚一开聊，酒店总经理施斌就问记者：“你晚上来过这个广场吗，是不是很冷清?”

以普通外来工的工资，要去铭仕电影大世界买一张50到100元的电影票，是颇费思量的。而铭仕广场的尴尬不仅在于外来工的消费力不足，还在于本地人也未必青睐它。就地缘来说，店口离杭州、绍兴、诸暨都不到一小时的车程，这就决定了对在消费方面训练有素的店口本地人来说，“玩在老家”是最后的选择。“店口人或者客商，想玩的话会直接去杭州。”施斌说。这种说法似曾相识，在福建晋江的乡镇里，有企业主告诉记者，他们玩乐之地的首选是一小时车程外的厦门。施斌回忆，曾经有一位寂寞难耐的黑人青年向他要娱乐，他无能为力。

施斌的住客主要是三类：打牌的人、外地客商和网络客人。第二类和第三类实际上是基本重合的。施斌希望看到大批游客。2007年，铭仕广场开业的时候，施斌的“大老板”、铭仕广场开发商冯剑铭给这个Mall下的定义是，可以让客人“吃喝玩乐一天一夜”。旅游团才能帮助施斌翻身，“如果店口把各种旅游设施开发起来，就可以让他们留在店里两天两夜。”但现在，来店口的游客基本是过路的。到诸暨来的团，往往先到诸暨五泄风景区，然后转过来看看店口的白塔湖湿地，就转回到诸暨的珍珠市场，径直往杭州去了。

和那些触发“大老板”造城灵感的欧洲小城相比，店口是工业区而非游乐之地。按镇政府提供的数据，店口的第一产业占3%，第二产业占70%,第三产业占27%。到目前为止，店口林立的工厂还不是一种旅游资源。

铭仕广场一直在亏钱。冯剑铭在公开场合表示，开业头三年就亏了6000万元。迄今为止，仍没有能赚钱的迹象。但这不是施斌最担忧的，“大老板说了，即使亏钱也要坚持，我们希望铭仕广场成为商贸文化一体的区域。” 造城者

“有好车，没交通”给吴书福带来了机会。他那辆开起来直晃荡的奇瑞QQ尽管没有达到店口普通家庭的配置水准，但正是凭借这辆前年置下的二手车，他成了店口外来农民工中的中高收入者，每个月五六千元。他的同行—蹬人力车的妻子，每月也能挣到一千多元。

他要在大年夜之前赶回老家去。有辆车，在中国特色的充满压迫感的春运大迁徙中，他不再是扛着红白相间的编织袋，穿着皱巴巴的杂牌服装的普通农民工。在老家江西新余乡下，他也差不多是成功人士。他有两处房产：乡下宅基地上的房子盖了三层半;在新余市区，两年前买下了100多平米的房子，总价40万元。

当然，店口不是新余乡下，店口有店口的标准。

“创造新的生活标准。”2007年底，铭仕广场开业的时候，“大老板”冯剑铭把这个广告语在镇上挂得到处都是。“夏天晚上，那些光着膀子开宝马车的人就出来了。”在施斌看来，“大老板”对塑造店口人的市民品质功不可没，那些宝马车主变得仪容整洁、有礼貌，这让杭州人施斌印象深刻。

虽然逢人就叫“老板”，但在吴书福眼里，店口真正的“大老板”是那些成为店口地标的公司的主人。

除了铭仕路，镇上另外还有盾安路、海亮路、万安路、露笑路、枫叶路等多条由企业冠名的道路。盾安、海亮、万安、露笑的老板被媒体称之为店口“四大家族”，控制着六家上市公司。入夜，“枫叶大酒店”、“海亮商务酒店”、“海亮花园酒店”等星级酒店的霓虹灯在夜空中寂寞地闪烁。

“城镇化将给房地产带来春天”是一个流行论调。商业中心、酒店、住宅、地产在店口的城镇化过程中也是一马当先。

拥有一家上市公司的海亮集团是店口镇最强势的造城企业。除了占地90多亩的四星级海亮商务酒店、占地93亩的海亮御园，海亮在店口的地产项目还包括占地392亩的华东汽配水暖城：一至二层为市场，三四五层为住宅。2013年初开盘的海亮御园，高档住宅的价格已经在每平米2万元以上。买房子真正体现出店口人的购买力。店口镇政府工作人员沈奇伟对记者说：“我想不到，海亮御园的房子会卖得那么火爆。”

作为中国房价最高的省份，浙江小镇的高房价也是一大景观。店口镇区的普通商品房，售价在每平米七八千元之间已经不算贵。在温州柳市镇，中心区的房价每平米1.5万元左右，和北京的近郊相当。让村民住进公寓里，是关于农村地区城镇化的一个设想，占“被城镇化”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工已经体会到和大城市白领一样的购房压力。34岁的范阳升来自浙江丽水，他1999年到柳市打工，月薪从五六百涨到四五千元，“柳市的房子贵的要一两万，丽水也是八九千，我两边都买不起。”对于店口拿着3000多元月薪的普通外来工，进城的难度不言而喻。

海亮集团兴办的学校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店口的城镇化水准。自1995年在店口兴办海亮外国语学校至今，海亮旗下的教育集团已经是国内最大的民营基础教育集团，三大校区在校师生超过1.8万人。英语教育是海亮学校的特色，海亮为店口引进了第一批外籍教师。

“两个孩子一共交16.5万，从小学读到高中，12年后学费全退。”1995年，华亿管业的老板俞乃苟将两个孩子送到海亮外国语学校。当年入学的1000多个学生，学校对其中的200个采取了这种特殊的收费方式，其余则需每年缴学费1万余元。“当时，店口的民间借贷利率已经是3分利。这笔钱拿去放息，该收的钱早收到了。”

在店口，不光是年底的镇区有些寂寥，周边的村子里也是如此。“那些漂亮的小洋房里住的大都是老人、家庭主妇和小孩，青壮年人都做生意去了。”俞乃苟说，店口在外经商的人有几万之多。早在上世纪90年代，国内的很多五金市场就出现了店口人聚集的“店口街”。为行商者们提供子女全托服务，可以说是应运而生。

土地

店口被称作“店口市”，是一种半正式的称呼，记者是从杭州南站的售票员那里听到的：“到店口市吗?24块。”

在行政体制内部，店口的正式身份是“小城市培育试点镇”。这样的镇，2012年浙江省列出了27个。尽管店口没有达到作为一个城市的行政标准，在店口民间，人们已经习惯把它当作一个城市了。店口办了一本可能是中国最好的社区杂志《城@店口》，它的宗旨是做“城市生活的新向导”。

店口的城区面积约为10平方公里。在这个不大的空间里，那些大公司是最霸道的存在。尤其是海亮、盾安这样的大集团，它们的占地是以平方公里计的。

在店口，属于海亮集团的工业园区占地约825亩，再加上华东汽配水暖城，150亩的海亮外国语学校，海亮御园和商务酒店，仅这几处物业，海亮在店口“占城”与“造城”的面积约合1.05平方公里。

盾安集团的占地面积也不遑多让。此外，另两家上市公司万安科技和露笑科技的母公司的占地也都以数百亩计。

圈地是获取财富最快的手段，这在企业家圈子里已经成为共识。“2002年的时候店口地价是12万元1亩，我想买5亩地，可镇里非让我买20亩;我只好托人跟镇长说情，才同意让我买5亩;附近另一个老板也是这种情况，镇里非要给30亩，他咬咬牙才拿下来。”俞乃苟错过了一个发财的机会。“要是当时把20亩都买了，还办什么工厂?”现在店口的工业用地每亩130万元左右，俞的公司所在位置的地价已经是每亩150万元。这种与巨额财富失之交臂或者一夜暴富的故事不光店口有很多，记者在温州柳市镇也听到了不少。柳市的地价更高，工业用地价格达每亩180万元。

至于商业用地，店口的地价已经超过每亩300万元。2012年，海亮集团公布的总资产为413亿元。参与店口的造城运动，只是这些大型集团在全国各地大规模圈地的冰山一角。在沈阳，2012年4月开业的“盾安新一城”才是真正的Shopping Mall，投资60亿元，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海亮集团旗下的地产公司在国内10个省份的地产投资已经超过300亿元。作为以铜加工主业上市的公司，盾安环境(002011)和海亮股份(002203)目前的市值均不足100亿元，其中海亮股份仅在55亿元左右。

在店口，土地的巨幅升值当然不例外，一些大的工厂正在转变为地产公司。人们对土地的兴趣远远超过对产业创新的追求。而后者，是一个工业城镇得以持续繁荣的根本。

除了Shopping Mall，冯剑铭的造城行动还在继续。2011年，他循着镇政府调整城市功能的思路，把湄池的26.5亩老厂房整体搬迁，腾出来的土地作为铭仕广场二期开发。在铭仕广场一楼的门楣上，记者看到了“铭仕花园”的售楼广告。

尽管工业用地的功能转变出于“城镇化需要”这样的特别理由，但即便是制造业本身，工业用地的升值也是巨大财富。“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凡是发大财的东西多少都跟土地有关。除了权贵资本，就是土地资本。”盾安控股副总裁王涌对记者说。

“店口模式”是东南沿海工业镇的缩影。中国农村的工业化，使很多村镇获得了某个细分产品的垄断地位，多年过去，过低的技术含量导致的低水平竞争已经让其从业者举步维艰。

这一过程中，不断升值的土地成为企业最大的财富。企业对土地的渴望超过了对创新的渴望。

“平等之城”

从30多年前的家庭小作坊起步，时至近日，店口有4000多家企业，基本上都和铜有关。“在店口，平均每三户就有一家企业。”俞乃苟说。“我们这一代人，并不是说有多聪明，那个时候只要胆子大一点就行。”

据店口镇政府的统计，4000多家企业中，有100多家是外地人开的。其中，一个叫李景峰的江西人是出类拔萃的。2011年，他在寸土寸金的店口拿到了10亩地。李出生在江西吉安的穷乡僻壤，1988年扒火车到了店口，从机修工做到车间主任。2006年，他创办了永景科技公司。

“李景峰是江西人的骄傲。”记者在店口见到的第二个江西人，店口志德机械的老板华科锋说。他估计李景峰很快能做到上亿元的生意。这意味着，永景科技已经迈入了店口二流企业的门槛。

华科锋自己也获得了相似的成功。自2003年到店口打工、卖水果、推销汽车配件到自己租厂房开汽配产品工厂，这个36岁的江西上饶人吃过的苦头，比之早年的店口创业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华科峰来说，需求旺盛的市场，高利润率，廉价的劳动力、用地和税收优惠，30年前店口同行所有的优势他一样都没有了。

店口以往的创业之路已经走到尽头。“店口的铜加工已经进入了‘一毛利’时代，”王涌说，“我不看好浙江现在的所谓特色产业。在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的乡镇有先发优势，但以现代经济的标准看来，它们不过是加工型的、低成本扩张、低附加值的产业。德国、意大利有很多小公司，做了几十年、上百年，很专业、很精细，产品附加值很高，我觉得，中国应该多一些这样的东西。”

盾安已经在寻求这样的转变。“原来我们以空调配件为主，现在我们主要是做空调主机、动车配件、汽车配件，还有轨道交通、核电、军用产品。”

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会给外来工带来更高的薪资待遇，从而消除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购买力沟壑，店口也才可能成为镇政府正在追求的“平等之城”。

店口镇政府把外来工称为“新店口人”。2012年，店口在镇区东南角开辟了占地100亩的“三新创业园”，吸纳了39家“新农民、新青年、新店口人”办的企业入园，华科峰也在受惠之列。在店口，5000多个外来工子女得到义务教育;2012年，208个外地人在镇上唯一的二甲医院诸暨市第四医院获得了总额超过20万元的医疗补助。对于购房，在店口固定工作单位工作满5年、有大学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的员工，或者办厂满3年、年纳税5万元以上的创业者，可获得12万元的购房补助。

“没有哪个政府能包打天下，连老美都不行。”店口镇委书记张壮雄对i黑马作者说。他把奥巴马就职典礼上的演讲词发到了微博上：“我们同样不屈服于这一谎言：一切社会弊端都能够只靠政府来解决。”

第四篇：城镇化

中国建国以来，政府就热衷于搞各式各样的大跃进，而且乐此不疲。这也许是国人传统的，好大喜功，目光短浅，自私自利。远的来说，有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近的有各式产业化，城镇化。这些大跃进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急功近利。大跃进的伤害有目共睹，但是没有哪个政府负责人会承认自己在搞大跃进，这也反应了国人的一大恶习：虚伪。

政府有了意志，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后，政府就变得令人恐惧。十年前，政府的黑手伸向房地产，不知多少家庭沦为房奴，几代人的财富被掠夺一空。如今，政府再次掀起城镇化大跃进，将贪婪的目光瞄准广袤的农村，也不知道这次会有多少农民失去土地而流离失所。

政府这些年的行为，已经让人失去了痛骂的力气，只剩下浓浓的悲哀。哀叹世道艰辛；哀叹人心不古；哀叹伦常败坏。不管是哪次的大跃进，都有一个响亮的口号，美好的初衷。这次的城镇化也不例外。打着为农民好的旗号，却干着卖土地的勾当。当政府像个企业想要获取最大利润的时候，它许下的承诺还剩下多少可信度。

建国以来，由政府主导的政策，获得赞誉的简直屈指可数，而备受诟病的政策，却是多如牛毛。这实在很令人困惑，难道中国人的政治智慧已经下降到弱智的程度。政府的动机本就不纯，又缺乏监管，可以想象真到了政策实施的时候，政府会是怎样的丑态百出。像我这样的门外汉，都能看出城镇化本质就是新一轮的大跃进，而且是注定失败的结局。没有理由，在官场成精的内行人会不懂这些。也许只能用欲壑难填来形容胃口被养刁的政府。

有时候，也觉得很是迷茫，像城镇化这么肤浅的大跃进，网上的学者却还在争论不休。是我们的学者都是一群小白，还是大家都在装聋作哑？但是不管是哪个，都会令人对这个社会失望透顶。没有客观的分析，没有深入人心的剖析，没有尖锐地批评，整个社会就像是被阉割过似的，到处充满卑躬屈膝的阿谀奉承和小丑式的恶心表演。

第五篇：城镇化

羊三木乡城镇化建设领导小组

组长：张德胜（乡长）副组长：张建军（乡人大主席）成员：胡师桐

王震张强张克敏员）员）员）（建设办主任）（科（科（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