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化剂风波,对食品界的又一次警告

第一篇：塑化剂风波,对食品界的又一次警告

塑化剂**，对食品界的又一次警告

2012年对于食品界来讲可以说是动荡不安的一年，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相关报道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真功夫、立顿奶茶、地沟油、皮鞋之明胶、星巴克等背后的画面让我们一次次的震撼，无法想象得到我们每天面对那么多色泽诱人食品背地里竟然也藏着这么多秘密。而最近塑化剂事件又在酒界“抢了一把风头”，我们真的需要好好反省一下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毛病？

食品安全政策年年出，但是问题还是不间断。那么到底是竞争机制问题还是社会道德问题？塑化剂事件的发生又一次警告我们，食品界需要做一次大型的整改，否则这种事件可能还会接连不断发生。现如今高额的利润促使着生产厂家不断的压缩成本、扩大生产。一些厂家单方面偏重于扩大生产规模，忽视生产能力造成了生产的畸形发展，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也就不足为奇。另一方面市场监管力度不足,也从侧面的助长了一些不法生产商昧着良心投机取巧，用劣质原材料加工生产。一直以来的平静局面让这种风气仿佛变成了一个潜规则再生厂界扩散开来，而作为消费者却并不知情，直到出现大的事件才引起相关部门深入调查，一系列报道。但事件发展到这个阶段，造成的社会影响已经不是在短期内能够稳定下来的。

塑化剂**出现，又一次提醒我们食品安全需要重视。我们如果连作为维持生命的必需品——食品都无法保证其放心食用，那么食品安全事件之后，我们无法想象会有怎样一系列的连环事件发生。最近，各大食品网站也在时时关注食品安全问题，为我们关注食品安全的国民提供了新的资讯报道。比如说中国食品安全网、中国食品招商网一系列网站，中国食品招商网的食品资讯，就对食品热点“速成鸡”、“食品添加剂”热点话题给与我们更多的了解，而且网站上也为大家提供了许多如何选择健康食品的小技巧大家可以经常上网了解，关注食品热点可以去这些网站多看看！

食品安全从身边的点滴做起，首先生产企业、加工企业这些一线的食品生产要做好，本着良心来生产，换位思考，如果吃这些东西的是您最近最亲的家人、朋友，你会怎么做？将心比心，只有每个生产企业端正自己的态度，只有每个食品供应链都是安全的，那么食品安全才会有保障！

第二篇：食品中塑化剂的含量

酒协：白酒中基本都含塑化剂成分

针对“白酒产品塑化剂”问题，中国酒业协会19日发表声明称，目前，我国白酒标准正在研究白酒产品塑化剂含量标准限定，某些媒体在缺乏依据的情况下就断言白酒产品塑化剂超标，这种做法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2011年5月，我国台湾地区检出食品残留塑化剂成分后，协会随即对全国白酒产品塑化剂残留含量做了大量调研、检测和查证工作，并对国内外食品产品塑化剂相关技术标准进行了深入研究。目前，中国白酒规模以上企业的白酒产品中塑化剂含量远远低于国外相关食品标准中对塑化剂含量指标的规定。声明还显示，通过对全国白酒产品大量全面的测定，白酒产品中基本上都含有塑化剂成分，最高2.32mg/kg，最低0.495mg/kg，平均0.537mg/kg。其中高档白酒含量较高，低档白酒含量较低。

酒协同时强调，通过协会所做的大量工作和白酒企业的认真重视，目前全国白酒重点企业的白酒产品，塑化剂含量指标均低于食品标准值。

值得注意的是，在卫生部办公厅关于通报食品及食品添加剂中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最大残留量的函中规定，食品、食品添加剂中的邻苯二甲酸二(α—乙基已脂)(DEHP)、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DINP)和邻苯二甲酸二正丁酯(DBP)最大残留量分别为1.5mg/kg、9.0mg/kg和0.3mg/kg.同时，酒协也对白酒产品中塑化剂的来源进行了说明，表示白酒生产过程中自身发酵环节不产生塑化剂。白酒产品中的塑化剂属于特定迁移，主要源于塑料接酒桶、塑料输酒管、酒泵进出乳胶管、封酒缸塑料布、成品酒塑料内盖、成品酒塑料袋包装、成品酒塑料瓶包装、成品酒塑料桶包装等。

溶进白酒产品塑化剂最高值是酒泵进出乳胶管，目前所有白酒企业都在使用该设备。每10米乳胶管可在白酒中增加塑化剂含量0.1mg/kg，有的企业用一次酒泵(50米乳胶管)，还有的企业多达4-5次。其他塑料制品、设备，有的企业用，有的企业不用，因此不同企业、不同产品的塑化剂含量各不相同。塑料袋、瓶装的成品酒，随着时间的推移，产品中的塑化剂含量会逐渐增高。

酒协还表示，塑料制品(设备)在白酒产品生产过程中，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已使用近40年，未出现因塑化剂致病案例。

此外，酒协建议加强白酒生产环节监管力度，从白酒生产源头抓起，禁止在白酒生产、贮存、销售过程中使用塑料制品，防患于未然；同时要求卫生部门进行白酒塑化剂残留量安全风险评估，待评估后，制定出白酒产品塑化剂安全标准。

原标题：酒协：白酒中基本都含塑化剂成分

第三篇：对食品安全法先警告后罚款的处罚规定如何执行的探讨

对《食品安全法》先警告后罚款的处罚规定如何执行的探讨 案例介绍

2010 年7月5日，余姚市食品安全监督执法人员查到本地一家餐饮店供顾客使用的餐具未消毒，遂依照《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七条第六项、《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给予警告的当场行政处罚，并责令其立即改正。2010 年 7 月 8 日，食品安全监督执法人员对该餐饮店进行了复查，结果餐具均按规定消毒 2010 年 7 月 26 日，食品安全监督执法人员再次对该店进行检查，又发现该餐饮店供顾客使用的餐具未消毒 针对其违法行为，食品安全监督执法人员对其是否需要予以罚款的行政处罚进行了合议，提出了两种迥然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该餐饮店 2010 年 7 月 5 日供顾客使用的餐具未消毒的违法行为，经警告处罚后已经改正，说明一个违法行为已经终结，因此，若再次发现其相同违法行为，应视为另一个新的违法行为的产生，应重新给予警告，经警告后拒不改正的，才可以罚款； 另一种观点认为，该餐饮店 2010 年 7 月 5日供顾客使用的餐具未消毒的违法行为，虽经警告后改正，但其改正后再犯，应当视为拒不改正，因而应当予以罚款的行政处罚。分析讨论

《食品安全法》对较多违法行为作了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以罚款的这种“先警告、后罚款”的规定，如未对采购的食品原料和生产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行检验； 未建立并遵守查验记录制度 出厂检验记录制度； 制定食品安全企业标准未依照本法规定备案； 未按规定要求贮存、销售食品或者清理库存食品、进货时未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 生产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标签 说明书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 安排患有本法第三十四条所列疾病的人员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 未按照要求进行食品运输等，均需要先警告、后罚款。《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又增加了对下列违法行为实行“先警告、后罚款”的规定：食品生产企业未按规定建立、执行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的； 食品生产企业未按规定制定、实施生产过程控制要求，或者食品生产过程中有不符合控制要求的情形未依照规定采取整改措施的； 食品生产企业未按规定记录食品生产过程的安全管理情况并保存相关记录的； 从事食品批发业务的经营企业未按规定记录 保存销售信息或者保留销售票据的； 餐饮服务提供企业未按规定定期维护、清洗、校验设施、设备的等。

对这么多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均规定“先警告 后罚款”，实际确立的是一种对未造成直接危害后果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首次不罚款”的法律制度，体现了一种人性化的法律措施 但是，对同一违法行为，法律是否允许其反复改正反复出现? 还是法律只是限于对其警告? 笔者认为，这不应当是法律规定的初衷。

对同一违法行为在警告改正后再犯是否可以罚款? 需要先弄清楚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警告的法律作用是针对同一个违法行为还是针对同一类违法行为? 二是如何理解“拒不改正”?

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同一个违法行为与同一类违法行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同一个违法行为”是指行为人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下，作出的同一个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 它具有以下特征: 1)同一个违法行为的实施主体是同一违法行为人； 2)同一个违法行为是指一个违法事实而非一次违法事件； 3)同一个违法行为是指该违法行为的整体而非一部分； 4)同一个违法行为是指一个独立的违法行为而非一类违法行为，即行为从开始到终结是一个完整的过程，而同一类违法行为一般是指在性质上相同的多个违法行为［1］ 那么，警告究竟针对的是同一个违法行为还是同一类违法行为? 再来分析警告的属性。所谓警告，是指行政机关对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法律规范的行为进行谴责和警示，属申诫罚，又称为声誉罚或精神罚 其主要适用于违法情节显著轻微或未构成实际危害后果的违法行为 其目的是通过对违法当事人一种精神上的惩诫，使被处罚人认识其行为的违法性和对社会的危害，纠正违法行为并不再继续违法［2］ 由此可见，警告的法律作用，即警示违法当事人必须改正违法行为，并不得再发生，否则就会受到财产罚 行为罚等严厉的行政处罚。如果按照本案中执法人员提出的第一种观点，那就意味着法律允许违法当事人经警告改正后依旧违法，周而复始，而法律永远不对其追究罚款的行政责任，这明显有悖于《行政处罚法》关于“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的法律原则。因此，警告并不是可以反复针对同一违法对象的同一违法行为无限制使用的行政处罚种类，也就是说，警告的法律作用不只是针对同一个违法行为，而是针对同一类违法行为。

其实，对“改正后重犯”的违法行为，也可按照刑法理论中的“连续犯”的概念来参考之。刑法中的连续犯是指行为人基于数个同一的犯罪故意，连续实施数个性质相同的犯罪行为，触犯同一罪名的犯罪形态。刑事法学理论对于连续犯按一罪从重处罚［3］ 行政法中也存在类似“连续犯”的概念。《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行政违法行为的追究期限为二年，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由此得出结论，行政机关对发现的连续违法行为，应界定为“一事”(非“一事不再罚”中的“一事”)而一并予以处罚。从本案来看，该餐饮店在警告改正后再次发生餐具不消毒的违法行为，其行为具有连续性，而警告处罚中的警示效力并不因为其曾改正过而失去效力，即警告的法律作用对同一类违法行为均有效，所以应当对“改正后重犯”的违法行为视为拒不改正，加以罚款的处罚。

再来讨论第二个问题: 如何理解“拒不改正”。许多行政法律法规中均有“拒不改正”的表述，但纵观所有法律规范，均未对 拒不改正 作出明确的法律解释，许多行政执法人员也在学术讨论中对此提出了问题和各自的见解 笔者理解，在行政违法上，拒不改正意即拒绝停止违法行为的实施 笔者将 拒不改正 划分为 4 种形态: 第一种形态是明示不改正，即对行政执法机关提出的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的意见置若罔闻，且明确表示不予接受 这种情形比较容易判断，肯定可以将其划归为 拒不改正 之列 第二种形态是强调理由，不予改正，即对行政执法机关提出的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的意见强调各种于法无据的理由，从而企图达到继续违法的目的 如当事人对某种违法行为强调“大家都是这样做的，我只是跟着做，如果人家改了，我也一定会改，”等等。这种情形从表面上看来，当事人并没有明示拒不改正，但实际上与第一种情形有异曲同工之处，也应将其划归“拒不改正”之列。第三种形态是明示改正，但实际不改，就是说当事人对行政执法机关提出的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的意见当面表示愿意接受，其态度看起来也很诚恳，但就是没有实际改正的行动，属于“阳奉阴违”之类，这种情形实质上与第一、第二种的情形并无区别。当然，对于当事人因客观原因，在合理的期限内一时无法改正的违法行为，不能认为拒不改正。第四种形态是改正后重犯，即当行政执法机关提出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的意见后，当事人按期予以了改正，但过不了一段时间，相同违法行为继续发生 这是最难判断为“拒不改正”的一种形态。责令改正的作用在于迫使违法行为人停止违法行为，履行法定义务，维持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4］ 行政执法机关对当事人作出 责令改正 的意见，一方面包含责令当事人消除已经存在的违法行为，另一方面也当然包含责令当事人不得再发生同样的违法行为 总不可能认为，行政执法机关对当事人作出 责令改正的意见，只是表示消除已经存在的违法行为即可，以后再发生同样的违法行为，与本意见无关《行政处罚法》关于“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限期改正违法行为”的规定，其本意也应当是为了避免违法行为的继续存在和继续发生。鉴于此，笔者将“改正后重犯”的这一情形也归属为“拒不改正”的情形之一。结论

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在警告改正后再犯的，应当依照法律的相关规定予以罚款的行政处罚，不必重启警告程序。笔者建议法律应对“拒不改正”作出解释，以利于行政执法人员对先警告后罚款的处罚规定的正确执行。

第四篇：PE对赌协议**（定稿）

2013年的跨境并购市场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双汇收购美国最大猪肉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

（SFD），这项于今年5月宣布并于9月完成的并购案以71亿美元的交易金额成为迄今为止中国企业对美国企业收购之最。

在此次并购中，设计了一系列复杂的对赌协议。一方面，双汇并购案中的兼并协议设计了“双层式企业解约费”，即“如果与两个既存竞标人之一达成协议，则减少应付解约费”。具体规定为：如果SFD与双汇解除兼并协议，以寻求在与双汇签订兼并协议的30天内与两个“既存竞标人”之一达成交易，SFD付给双汇的解约费为7500万美元。另一方面，兼并还规定若由于双汇方面的原因导致收购不成功，需支付给SFD2.75亿美元“反向分手费”。

近年来，对赌协议逐渐进入视野，并引起不少争论。正确认识和对待对赌协议，将有利于更多企业合理运用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为自身的快速发展创造可能。

那些有赢、有输的“对赌”案例

飞鹤乳业VS红杉资本

2009年8月，飞鹤乳业宣布以30美元/股的价格，向红杉资本定向增发210万普通股融资6300万美元。红杉中国则获得飞鹤乳业共计10.5％的股份，当时，飞鹤正从纽交所中小板转至主板。

此外，双方还额外签订一份对赌协议，主要规定：如果飞鹤乳业2009年～2010年每股收益未完成预期目标，要向红杉资本再次增发最多不超过52.5万股股份；从本次融资协议执行的第3年后15个交易日中，如果飞鹤乳业流通股的平均收盘价低于每股39美元，红杉资本将有权要求飞鹤乳业将这部分股份全部赎回；如果2009年～2010年公司达到协议规定的盈利目标，将可以原先的认购价来回购；如果未实现盈利目标，则回购价格必须是原始认购价格的130%。

此后，由于2009年未达到收益预期，飞鹤不得不按照对赌协议的约定按照上限向红杉增发52.5万股，红杉持有飞鹤股份上升至13％。而红杉入股后飞鹤股价一直在低位徘徊，与协议约定的39美元目标相差10多倍。根据协议，飞鹤在2009年要实现每股收益3美元，或者2010年达到4.3美元。据此测算，2009年飞鹤应实现约6000万美元的净利润，或者2010年实现约8600万美元。然而，2009年飞鹤净利仅为1958万美元，2010年全年更是净亏了约990万美元。

最终，在对赌协议尚未到期的2011年2月，飞鹤宣布以每股24美元的价格回购红杉资本持有的262.5万股股份，提前终止双方之前签署的协议，共分4次向红杉资本支付约6500万美元（按2010年底红杉所持股本及债务的账面价值核算）以及年利率1.5%的利息。

蒙牛VS摩根士丹利、鼎辉、英联

2003年，蒙牛与摩根士丹利、鼎辉、英联3家投资机构签订了一份基于业绩增长的对赌协议，协议约定：在2003年～2006年，如果蒙牛业绩的复合增长率低于50%，以牛根生为首的蒙牛管理层要向外资方赔偿7800万股蒙牛股票，或以等值现金代价支付；反之，外方将对蒙牛股票赠予以牛根生为首的蒙牛管理团队。

此后，蒙牛乳业业绩增长远远超出了对赌协议预定的盈利目标，2004年6月就提前达到了预期增长目标。2005年4月，3家机构投资者以支付本金为598.76万美元的可换股票据的方式提前终止了双方协议，最终分3次退出蒙牛乳业，所获得的投资回报率高达550%，蒙牛高管也获得了价值数十亿元的股票。摩根士丹利等机构投资者投资于蒙牛乳业的业绩对赌，让各方都成为赢家。摩根士丹利对于蒙牛乳业基于业绩的对赌之所以能够划上圆满句号，总结归纳，该份对赌协议中有如下特点：一是投资方在投资以后虽然持有企业的原始股权，但仅是财务型投资，而非战略经营性投资；二是除了普通股权外，还持有高杠杆性的、换股价格仅为0.74港元/股的可换股证券；三是高风险性，赌注是几千万股股份；四是蒙牛乳业虽然是创业型企业，但企业管理层富有行业经验，公司所属日常消费品行业，周期性波动小，企业一旦形成相对优势，竞争对手难以替代，投资的行业风险小。

太子奶VS英联、摩根士丹利、高盛

2007年初，为解资金困境和尽快实现上市，太子奶集团引入英联、摩根士丹利、高盛等机构投资7300万美元，同时由花旗银行领衔,联合荷兰银行等6家外资银行共同对太子奶提供了5亿元的授信。太子奶集团董事长李途纯与三大投行签署了一份对赌协议，约定以3年为期，如果太子奶业绩增长超过50%，投资方就调低股权；若增长低于30%，李途纯将失去控股权。当时太子奶实现连续10年的复合增长率超过100%，给了李途纯很大的底气。

借助这些资金，太子奶开始疯狂扩张。然而协议签订后不到两年，太子奶就传来资金链紧张的消息。2007年以来成本飙升，面对伊利、蒙牛的挤压，还得经常折价销售，太子奶的利润已经

越来越少，预期业绩未能完成。雪灾、地震、金融动荡、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以及三鹿奶粉事件，又都在太子奶紧绷着的资金链上重重地踩了一脚。

2008年11月，在四处筹款、引进战略投资者无果的情况下，李途纯按照协议交出所持61.6%的股权，后湖南省株洲市政府再注资1亿元，不过仍未能救活太子奶。据德勤审计的结果显示，集团负债高达26亿元左右。2010年7月，太子奶被迫进入破产程序。

什么是对赌协议

对赌协议是指投资者与融资者对于企业未来某些事项的不确定性暂不争议，而是约定根据运营的实际情况调整企业的估值，从而重新划定双方的利润边界。通俗点说就是投资方和融资方在达成协议的时候，对未来某种不确定情况的约定，如果约定条件出现，那么投资方可以行使某种权利，用以补偿企业价值被高估的损失；反之，如果约定条件未出现，则融资方可以行使某种权利，用以补偿企业价值被低估的损失。由于结果是不确定的，与赌博有点类似，因此被形象地称为“对赌”。

对赌协议是投资协议的核心组成部分，是投资方衡量企业价值的计算方式和确保机制。对赌协议产生的根源在于企业未来盈利能力的不确定性，目的是通过激励被投资方以实现投资方所设定的目标，以此达到投资方利益最大化，同时根据对称性原则，被投资方也必须拿出对等的博弈筹码，充当对既设目标失败损失的弥补，尽可能地实现投资交易的合理和公平。它既是投资方利益的保护伞，又对融资方起着一定的激励作用。所以，对赌协议实际上是一种财务工具，是对企业估值的调整，是带有附加条件的价值评估方式。

对赌协议的成立有赖于几个前提：一是企业的股权能够反映企业的整体价值，而这一整体价值的评估则依赖于企业未来的业绩；二是企业价值虽然是由品牌、技术、管理等多要素构成，但其最终将整体反映在企业未来的收益中；三是由于未来无法准确预知，因而企业价值的判断有赖于未来的实际业绩体现。正是基于上述前提，对赌协议的实质是股权转让方和收购方对企业未来的不同预期。

我国由于尚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对赌协议是否合法有效，一直处于模糊状态。但在国际企业对国内企业的投资中，对赌协议已经被广泛采纳。在创业型企业投资、成熟型企业投资中，都有对赌协议成功应用的案例。

“对赌”的风险主要有哪些

对赌协议的最高境界是获取“双赢”，但是要想达到这样的结果，对于投融资双方来说，一些风险需要格外的关注和重视。

——不切实际的业绩目标。

企业家和投资者切勿混淆了战略层面和执行层面的问题。“对赌”机制中如果隐含了不切实际的业绩目标，强势意志的投资者资本注入后，将会放大企业本身不成熟的商业模式和错误的发展战略，从而把企业推向困境。

——急于获得高估值融资。

企业家急于获得高估值融资，又对自己的企业发展充满信心，而忽略了详细衡量和投资人要求的差距，以及内部或者外部当经济大环境的不可控变数带来的负面影响。

——忽略控制权的独立性。

企业家常会忽略控制权的独立性。商业协议建立在双方的尊重之上，但也不排除有投资方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向目标公司安排高管，插手公司的管理，甚至调整其业绩。

——业绩未达标而失去控股权。

一般来说，国内企业间的对赌协议相对较为温和，但很多国外的投资方对企业业绩要求极为严厉，很可能因为业绩发展低于预期，而奉送企业的控制权。

因势利导来规避风险

对于已经签订对赌协议或者急于融资不得不签类似协议的企业，应该有效控制这类协议的“魔性”。

首先，要注意推敲对方的风险规避条款。在签订对赌协议时，要注意设定合理的业绩增长幅度，最好将对赌协议设为重复博弈结构，降低当事人在博弈中的不确定性。

其次，在一些合同细节方面也要特别注意，要充分考虑“对赌”双方是否公平，可以设立“保底

条款”。如果没有保底条款，即使企业经营不错，PE（这里指市盈率，即股权价格）也可能降为0。

另外，对于准备签订对赌协议的企业，建议合理设置“对赌”筹码，确定恰当的期权行权价格。对于融资企业来说，设定“对赌”筹码时，不能只看到赢得筹码获得的丰厚收益，更要考虑输掉筹码是否在自己的风险承受范围之内。

而对于那些已经签订对赌协议的企业，则可以在出现不利局面时，申请调整对赌协议，使之更加公平。企业可以要求在对赌协议中加入更多柔性条款，比如财务绩效、赎回补偿、企业行为、股票发行和管理层等多方面指标，从而让协议更加均衡可控。

合理设定“对赌”的评判标准

要想实现双赢，关键是要设定合理的“对赌”标准。对于融资方的企业管理层来说，全面分析企业综合实力，设定有把握的“对赌”标准,是维护自己利益的关键渠道。企业管理层除了准确判断企业自身的发展状况外，还必须对整个行业的发展态势，如行业情况、竞争者情况、核心竞争力等有良好的把握,才能在与机构投资者的谈判中掌握主动。

“对赌”双方都要调低预期。尽管对赌协议不是导致企业败局的元凶，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赌协议”让输家（特别是融资方）雪上加霜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重新考量对赌协议的机制、作用并认真研判其中利弊，对求资若渴的本土企业来说也是异常重要。

设置对赌协议条款的重要目的是给目标企业（包括企业原管理层）带来“激励效应”，但过分的激励也可能会让企业变得非理性甚至走入歧途。特别是对于风险投资人，他们更加关注的是短期效益和自身安全撤退，这与企业追求长期持续发展的经营目标发生冲突，一旦二者不能很好调适和校正，一有变故必将伤筋动骨。

不管是原始股东，还是新进入的风险投资人，在对赌协议中一定要主动调低双方的预期，尽可能为目标企业多留足灵活进退、自主经营的空间才是明智之举。

2013年初，业界广为关注的国内首例PE对赌协议诉讼案落槌。最终，最高法院做出终审判决，认定海富投资与甘肃世恒大股东香港迪亚公司之间的对赌协议合法有效。

这是一场持续了4年的拉锯战，其过程跌宕起伏，颇值得回味和思考。

2007年底，海富投资以现金2000万元人民币对甘肃世恒进行增资，占甘肃世恒总注册资本的3.85%。同时，合约约定了对赌条款：如果2008年甘肃世恒净利润低于3000万元人民币，海

富投资有权要求甘肃世恒予以补偿，如果甘肃世恒未履行补偿，海富投资有权要求香港迪亚（甘肃世恒为其全资子公司）履行补偿义务。

2008年，有色金属全行业哀鸿遍野，甘肃世恒的利润跌到2.68万元。根据对赌协议，甘肃世恒需补偿海富投资1998万元。2009年，在多次沟通未果后，海富投资诉至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甘肃世恒、香港迪亚赔偿1998.2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此案争议焦点在于前述补偿条款是否有效。2010年底，一审法院判定，这一条款不符合《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八条关于企业利润根据合营各方注册资本的比例进行分配的规定，同时损害了公司利益及公司债权人利益，不符合《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故该院驳回了海富投资的全部请求。随后，海富投资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上述补偿条款是否有法律效力。最终认定，海富投资作为联营一方向联营体投资，但不参加共同经营，也不承担风险责任，不论盈亏均按期收回本息，是“名为联营，实为借贷”，应当确认合同无效。同时，二审法院判定，海富投资除已计入甘肃世恒注册资本的114.8万元，其他1885.2万元应属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并判甘肃世恒和香港迪亚向海富投资返回1885.2万元及占有期间的利息。甘肃世恒、香港迪亚等不满二审判决，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认为，前述补偿条款使海富投资可以取得相对固定的收益，该收益脱离了甘肃世恒的经营业绩，损害了公司利益和公司债权人利益，一审、二审认为这部分条款无效是正确的；二审认为海富投资的其他1885.2万元投资名为联营实为借贷，没有法律依据，予以纠正。前述补偿条款中，香港迪亚对海富投资的补偿承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有效的。并最终判定，香港迪亚向海富投资支付协议补偿款1998.2万元。

最高院的判决，实际上是否认了投资方与被投资公司之间损害公司及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对赌条款的法律效力，但认可了投资方与被投资公司股东之间对赌条款的合法有效性。

海富投资诉甘肃世恒案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是因为该案是国内首例对赌协议诉讼案，法院判决结果对于对赌协议是否合法有效具有示范效应。而审理过程可谓一波三折，一审、二审、终审的判决和判决依据各不相同，正证明了对赌协议合法性在中国的模糊状态。最高院的最终判决明确表明了法律立场，为对赌协议合法有效提供了判例依据，具有标杆意义。

第五篇：邓小平对中国的十点警告[范文]

邓小平对中国的十点警告

警告一：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1986p161-162）

警告二：如果搞两极分化，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

——共同富裕，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1990p364）

——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吸取历史教训，防止错误倾向，1987p226-229）

警告三：如果改革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85p123）

——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p138-140）

——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1985P110-112）

警告四：20世纪末，就应突出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p370-383）

警告五：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p63-66）

——对内经济搞活，首先从农村着手。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很重要的是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达到。（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1984P77-78）

警告六：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

——这种“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基他方面也有表现。（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1983P43）

——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85p p145）

警告七：如果教育问题解决不好，就会误大事，应会负历史责任

——我们多次说过，我国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会负历史责任。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对于发展和改革教育的必要性，认识不足，缺乏紧迫感，或者口头上承认教育重要，到了解决实际问题时又变是不那么重要了。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教育工作不仅要抓，并且要抓紧，抓好，严格要求，少讲空话，多干实事。（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1985P120-122）

警告八：中国要出问题，还出在共产党内部

——中要国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p370-383

警告九：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也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的谈话，1986P160）

——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1986P164）

——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包括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体制的改革。（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坚持改革开放政策，1987P202）

警告十：政治体制改革会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障碍

——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障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政治体制改革会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关于政治体制改革，1986P176-180）

——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的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到千千万万的人，主要是涉及广大干部，不仅是我们一批老人。（改革的步子要加快，P1987P237-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