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大学现状的思考 大学应该是什么样的

第一篇：对中国大学现状的思考 大学应该是什么样的

之前，中国校友会网还推过“1999——2008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前三名仍是北大、清华和浙大。其次，社会这所“大学”的造富能力，胜过所有大学。施密德特在耶鲁大学学报是这样嘲笑中国大学的：“它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并竟然引以为傲，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笑话。”恢复高考33年来，中国共选拔了5438万名大学生。千军万马过的不再是独木桥，大学也不再是从前的大学。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大学经历了市场化(如取消毕业分配和实行收费制)、国际化(如“建世界一流大学”和大规模合并)、产业化(如疯狂扩 招和建大学城)三大高潮。它变得像混合了政府和企业功能的奇怪公司：是公共服务，却由家长们高额支出；是产业经营，却背负了2500亿元债务；出售产品，却没有售后服务；是投资，却不保证你的回报。大学的理念越来越混乱，而其行政管理、评估体系、课程、老师和学生，都出了问题。大学的定位和专业设置同质化严重，从教授到学生的造假舞弊令学术成为笑话。大学的腐败、两性和安全乱象总在社会新闻版出现。中国的大学不再精心培养能独立思考的“人”，而热衷于培养“就业员”。大学从残酷社会中的象牙塔，堕落成了生产不合格产品的坏公司，这是可怕的事!少数好教师和好学生在此瑜不掩瑕，更多人的青春在此虚掷，梦想没来得及描绘就已挫败，这是可怕的事!大学不教新生代做“人”和做事，只教他们听话和考试，这是可怕的事!大学生相信关系和潜规则，甚于相信知识和能力，这是可怕的事!2010年，中国957万名考生参加了高考，其中657万人有机会成为大学新生。中国的大学，将如何面对他们?什么毁了中国的大学?来源：新周刊 2010年第12期 作者：黄俊杰当大学成为消灭童年、浪费青春、消磨斗志、回报渺茫的人生圈套，知识就无力改变个人命运；当大学成为官场、商场、欢场与名利场，大学的谎言就毁了中国精英的生长土壤——可敬的大学，就成了可怕的大学。校长官员化、行政官僚化，评估泡沫化、建筑浮夸化、人际厚黑化、排名黑幕化、资源集权化、招生产业化、扩张盲目化、文凭贬值化、财政腐败化、监督无力化、授课形式化、学术边缘化、科研虚伪化、精神犬儒化、姿态保守化、文化表面化、教旨雷同化、大纲统一化、设科短视化、教授娱乐化、学者江湖化、教师妖魔化、学生堕落化、学社商业化、作弊正常化、情爱游戏化、暴力频繁化、心理危机化„„简单归纳，即可得出出30个常遭舆论批判的大学之病。但即便中国的大学如同一个身躯日益臃肿、精神日益枯萎的病人，为了得到她的肯定，你仍心甘情愿押上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你白以为用生命的前18年来支付这笔未来的幸福保证金实属必要，皆因青春时父母需要这个目标，独立时老板需要这个证据，成家时丈母娘又需要这个指标，一张文凭足以拴住你的一生。山西临县因即将高考强制关闭网吧，全县网吧都在劫难逃；杭州有妈妈为让孩子好好学习开出千元工资，同时有小学生为学生周刊写出《搞好学习是我的生财之道》的“评论”。“考上大学是脱贫致富的唯一出路”的大幅标语贴在小城的中学教学楼上，这条“出路”，仿佛全社会为你而设的一个赌局，你用快乐、自由、幻想与纯真投注，哪怕收获的是北大学生贬值到卖猪肉的残酷结局。这是中国大学的黑色幽默——这个人生必经的圈套越是“毁人不倦”，越显成就珍贵；这个圈套越是明显，拥戴者越多；这个圈套越是被你认清危害，你越是不得不进入。皆因这个圈套的布局者、参加者与受害者，老实说是人人有份。大学已经功利化，因为你我的欲望都走向了最大化。当读大学成了一个消灭童年、浪费青春、消磨斗志、回报渺茫的人生圈套，知识就无力改变个人命运；当大学成为了官场、商场、欢场与名利场，大学的谎言就摧毁了中国精英的生长土壤——可敬的大学，就成了可怕的大学。大学为什么不能改变命运?“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这么多知识，也不见命运有何改变?”2009年，上海海事大学法学系研究生杨元元自杀前如是说。“耶鲁改变了我一生。”2010年，耶鲁毕业的中国人张磊公开告自如是说。他要给耶鲁捐款888.8888万美元，据说是给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捐款最多的人。两者皆拿一生的命运说事。杨元元的话让公众质问教育，张磊被公众质问为什么不给中国的母校捐款一好在，仍有天涯网友为他解围：“捐到耶鲁不一定能体现价值，但是捐到国内一定体现不出价值。”2009年，重庆上万农村高三应届考生拒绝了高考，湖北省2.6万学生放弃了高考：2010年，中国高考报名总人数比200g年减少了65万_人。新的“读书无用论，正在抬头——《中国青年报》曾报道一个小故事，表弟是一位装修工，平均每月可以拿到2500元左右。表哥大学毕业快一年了，还没有找到工作。农民工表弟因而深有感触地说：“我真谢谢我自己，没有考上大学。”大学为什么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也许，全因我们与大学的关系早已改变。古时，彼此是家庭关系，“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1919年以后，蔡元培要把京师大学堂变成现代大学时，学校自治，学生自由，彼此是朋友关系；1952年以后，中国大学学习斯大林模式，大学其实是高等技术专科学校，都是为社会服务的螺丝钉，彼此是同事关系；1977年，关闭11年的高考闸门再次开启，大学得到了一批最有理想主义的追求者，彼此是恋爱关系；到了2010年，大学招生推动GDP、大学城建立拉动房地产，彼此早就成了交易关系。当我们与大学失去了亲近如父子、知心如朋友的精神伦理，大学就只剩满足短期需要的供需关系——江苏省10年换了5个高考方案，50万考生的命运也跟随着朝令夕改；《2010年就业蓝皮书》显示，数年前的热门专业转眼便成了“失业热门”，法学、计算机、英语、国际贸易、工商管理等专业是2007年至2D09年连续三届失业人数最多的专业。也许，全因中国“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阶层”严重缺货。北大和清华都未进亚洲大学排行榜前十同时，斯坦福大学校长有一个说法，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最快还需20年。这是客气的说法，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施密德特曾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批判中国大学：“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而在他看来，大学本应该是“孕育自由思想并能最终自由表达思想的、最糟糕同时又是最理想的场所”。当大学失去了理想主义和独立精神，也就失去了培养精英的生产力——北京不少于10万大学生患有抑郁症，毕业后又沦为唐家岭的蚁族；《中国青年报》一项上万人参与的调查显示，34％的人后悔读大学，51％的人认为，在大学里没学到有用的东西。也许，全因大学生只是流水线上的产品。在生命中最好的18年时光，他们为了考上大学，只学会了考试；考上大学后，他们为了找到工作，只学会了考证——父母、中小学与大学联手制造了一个工具的输送带，最后这个“工具”会发现，他用18年学习的，全是以后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当太学让人才教育变得数据化，也就失去了改变命运的神秘力量——能力可以学分化，人格也可以证书化，道德也可以数据化：上海交大曾想给毕业生颁发3张证书，包括学业成绩单、能力证书，外加“人格证书”；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推出道德银行储蓄卡，分金卡、白金卡、钻石卡，做好事开证明就可以加积分——大学行政化的最大坏处，是官僚风气让学者变成了唯唯诺诺的花瓶；大学产业化的最大坏处，是以为才华和人格可以数字化。我们都是大学的灾民中国的中学生总是睡不着——一份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的比较研究报告告诉我们，中国高中生的压力居四国之首，超过七成的中国学生情绪低落、烦躁，近半中国高中生“睡不着”。中国的大学生还没有睡醒——大学生模仿小沈阳创作的大学版《不差钱》写道：“眼睛一闭一睁，一堂课过去了：眼睛一闭不睁，_上午就过去了。人生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下课了，但人没醒。人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醒了'但没下课。最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上课了，但睡不着。”这就是人生。对那些三四年后即沦为卡奴、房奴、婚奴、孩奴的中国年轻人来说，大学不过是延时进入残酷社会的避难所，也是人生苦旅中最后的一个乐园——近有李咏不小心口吐真言：“大学期间没有谈过恋爱，没有失过身，就白上了”；远有中国大学周边由邋遢饭馆、通宵网吧、廉价招待所、无证小诊所形成的堕落街。无数大好青年从室友手中接过第一根烟开始，本该厚德博学的大学时光，就沦为一部青春堕落史。可惜好日子在大学毕业时就到了头。有分析指，2010年，至少有1000万应届毕业生将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境况。这个结局，让中国的父母被看作教育产业链上最盲目的投资者，中国的大学生被视为教育产业链上最大路货的低端产品。上海交通大学新闻中心

副主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如是说：“大学生是整个食物链最后的环节，没有选择空间。”韩寒的博客《青春》算是一个解答：“心理辅导是没有用的，当我看见我们的女人搂着有钱人，有钱人搂着官员，官员搂着老板，老板搂着林志玲，你怎么给我心理辅导?一打听，同学们混得都更惨，有混得好的男同学，那是靠家里，有混得好的女同学，那是嫁得好„„方圆几百公里内，连个现实的励志故事都没有，这就是很多中国年轻人的生活。”施密德特在耶鲁大学学报是这样嘲笑中国大学的：“它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并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这不仅是施密德特眼中唯利是图的中国大学的问题，事实上，中国人早已将“经济上的成功’视为“成功”的全部一拜金女会告诉男人，《非诚勿扰》就是“非钱勿扰”；市长会告诉市民，增加GDP一定可以提高你们的幸福感。在这个欲望贲张的时代，大学时刻面对两难的选择——是随波逐流，还是保持独立?这是一个寓言：16年前，北京大学曾拥有一堵围墙，一边是假证件和盗版光盘贩子的聚集地，一边是诗人、学者与未名湖，当年围墙在争议声中被轰然推倒，在原来的墙基上建起了商业街；而16年后，进入美国耶鲁大学学院的人仍必须持有白色的门卡，因为学院大铁门总是紧闭，没有门卡，绝对进不了大门。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曾说过，大学物理的围墙可以拆掉，“精神围墙”绝对不能拆。因为没有了“精神围墙”，大学就无法满足人们对她高尚性和纯洁性的期盼，就丧失了大学存在的价值。问题是，中国大学的“精神围墙”也正在倒塌。大学在电视宣传片中吹嘘的是它的建筑物，而不是它的人文精神；学生选择大学，选择的标准不是一个大学的教统，而是就业率的高低。中国人有两个出身，一是家庭，一是大学。中国人对大学的执念，源于个人对身份的焦虑。当整个社会都认为读大学是成才标准，大学却不能提供社会需要的人才，是大学的失败；当孩子要提早告别童年的快乐、父母要牺牲全部积蓄、兄弟要放弃接受教育机会，才能让大学生读上一个找不着未来的大学，则是社会的变态——我们对大学失望，是因为期望过高：我们对它期望过高，只是因为成本昂贵。大学要培养的应该是“健全”的精英，他需有自由独立的思想、天马行空的创意、逆流而上的意志、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有着蓬勃的生命力。但今时今日，大学是官场、商场、名利场、欢场、广场，是盲目扩张的流水线、靠人头计算利润的坏公司，是潜规则当道的小社会、官腔流行的小政府、占地面积巨大的小城市，却唯独不是理想主义者心中的“大学”。从小处说，大学应让一个人成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从而改变个人命运；从大处说，大学应促进社会阶层之间进行垂直流动、缓解社会的阶层板结，从而改变国家命运——这正是中国的大学的最大失职之处：大学本应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有力臂膀，但从什么时候起，虚胖多病的大学隐隐成为了社会的负担?

第二篇：大学应该学什么

大学应该学什么

《中国新闻周刊》消息：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说过，学生在大学里，实际上是学四种东西，一是学怎样读书：learn to learn；二是学怎样做事：learn to do；三是学怎样与人相处：learn to together；最后是学怎样做人：learn to be

转型时期，大学教育乱如麻。社会对大学的期待，混乱；学生学什么，混乱

；大学应该怎样办，依然混乱。

多年“螺丝钉式”的专才教育，使得社会上至今看待大学教育，几如职业学校，恨不得大学的专业设置像中药铺，当归、熟地、大黄，分门别类，按照社会存在的职业，对口安排，学什么的毕业分配就给你放在哪儿。人们不知道，如果这样的话，中国的大学其实是应该取消的，因为漫说大学教师并不懂如此多的专业，就是懂，也没有操练过。

学生不知道怎么学的困惑，实际上还在考大学的时候就孕育好了，因为决定他们学什么的家长，也是社会成见的接受者和制造者。一踏进大学的门槛，很多人实际上是打算在他们那点应试式的中学教育的基础上，直接进入专业学习，将自己挤入一个格外窄小的通道。当然，现实的中国有这样的先例和榜样，他们的父辈就大有以狭窄的专业素质而跃升高位的。可惜是，父辈们可以，他们却不行。时代变了，中国不仅窗户开了，门也开了，衡量大学教育和大学生质量的尺，不再可能只用那只老古董。

至于我们的大学当局，实际上不知道大学是该培养专才还是通才。嘴上虽然说是通才教育，但在办学和专业设置上，却迎合社会，把大学办成其实很不合格的职业培训中心。老师也不知道怎样教：冷门专业的老师还算负责，热门专业的老师，则经常连课都不上，出去扒分挣钱。相当多的专业课程，基本上还是一种给定真理式的教学，答案是固定、惟一的，学生想得高分，背就是了。

其实，一提到大学，首先想到的，应该是这是一个培养人的地方。培养的是人，不是机器。大学教育，首要的是要使受教者有一个健康的心智和体魄，然后才是能力培养，两者相加，叫做“素质”；至于技能和知识，实际上只是心智和能力培养的载体。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已经嚷了有年头了，但什么是素质，如何做到通识，都是一笔糊涂账。最可笑的是，大学里安排了一堆音乐、美术和文化的欣赏课，好像听听歌，讲点美术常识就算是素质教育了。其出发点，跟我们民间长盛不衰的钢琴热和美术热一样，不过是小家子有了点闲钱和闲时间，就拼命地在东施效颦上下功夫，而且全然不理会旁观者的眼睛和耳朵有多么难受。

记得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说过，学生在大学里，实际上是学四种东西，一是学怎样读书：learn to learn；二是学怎样做事：learn to do；三是学怎样与人相处：learn to together；最后是学怎样做人：learn to be。金先生所说的四件事，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学应该教会学生的。一个学生，无论在迈进大学门的时候有多么幼稚，只要在这四件事上有所进益，那么他的大学生涯就可以说是成功的。

实现这四个learn，专业的本身，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学习的过程。以培养学习能力和做事能力为例，学生毕业后能否适应社会的需求，这两个能力非常关键，人们在社会上，无论三百六十行做什么工作，拆解开来，其实就是一项一项的任务，或者说“事”。这些任务所需的专业知识，在大学里，即使学到博士阶段，也是不可能完全应付得了的，所以，必须有继续学习的能力，而尤其需要的是科学地做事能力。

在大学里，学生需要完成许多的课程报告，撰写学年和毕业论文(或者设计)，这个过程，必须经过收集资料(包括实地调研)，信息处理，确定研究路径(方法)，提出方案(提纲)，修正方案，最后提交成果这样几个阶段。其中收集资料的过程，也包含了再学习的过程。而在社会上工作面对任务时，实际上也要经过类似的几个阶段，首先收集跟任务相关的信息，然后分析处理，确定路径，定出方案(计划)，最后完成。如果大学教育能够在每个环节都能让学生在能力上下功夫，学生也能够真正认真对付，那么学生能力的提高，是可以期待的。

可悲的是，我们现在的大学，学生的学习跟进入社会之后的工作，基本上是脱节的，大多数的学生，在大学最大的收获，不过是学了一门外语，至于能力尤其是职业能力的培养，往往得等到有了工作以后再补课。

第三篇：中国大学的现状

原来在国内我上的不是大学

作者：湖大教务处老师

在哈佛做讲座之后，我写了一篇感想文章，说哈佛的学习氛围很浓。文章发表后，一位哈佛学生给我发来一封邮件，说哈佛校园中，学生们的讨论很热烈，是事实，但这可不是学生们都爱讨论，他们也是没办法，因为老师有这样的要求，不参加讨论会，可能很快就跟不上课程。

他想告诉我的是，大学的学习氛围，是由学校对人才培养严格要求、重视教学所带来的，不是靠学生们的自觉。这与国内大学近年来反复强调“学风建设”，很是不同。在“学风建设”中，学校、老师反复教育学生们，要主动学习、要爱学习。可似乎学生就是主动不起来，该逃的课还是逃。

其实，我在几所美国大学参观时，陪同的学生，都谈到了这一点。一位在MIT（麻省理工学院）读大二的中国留学生告诉我，他是世界奥林匹克物理竞赛金奖获得者，高中毕业时保送进了北大，进了北大之后，一个学期选10门课，甚至更多，都没问题，因为只要学期结束，考试通过，就可以了。他觉得大学的日子基本上是在混中度过。

一个同样和他保送进北大的同学，混到大二，因为长期缺课去打游戏，最终多门考试不及格被退学。他觉得这样混下去，实在对不起自己，因此申请MIT，到这里继续读大二。到了MIT，虽然只选了五门课，但他感到异常的繁忙，因为每门课，老师都要求要阅读大量的书，有的课，还必须做大量的实验，稍微掉以轻心，就跟不上，在他们的同学中，晚上在图书馆熬夜看书到深夜的情形，十分普遍。

这位同学告诉我，他曾经对大学十分失望，而到了MIT，才发现自己以前上的哪是大学啊。他说，他对此的感受最有说服力，因为其他的本科生，大多是直接高中毕业后来留学；而研究生们，感受不到本科生教育。听了他的话，我在想，这可以解释，为何近年来会出现中国留学生捐巨资给自己的美**校却不捐给中**校。

我国大学，也反复在谈提高本科教育的质量，要对学生提出严格的要求，可是，这只是说说而已。重视本科教育，意味着必须要求教授们把大量的时间用到课程设计、课程教学中，可我国大学的教授们，在高校强调论文、课题、经费的现实中，是不愿意在这方面花“无谓”的精力的。这样的教育教学环境，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可摧毁学生们对大学的美好期望。我国很多高中毕业生，怀着美丽的大学梦进入校园，上完第一节课之后，就从梦想回到“现实”——原来梦想中的大学竟是这个样子。而对于学生们在大学里的“不认真”，大学将其原因归为学生的学习态度不端正，进入大学没有进入角色。

我也曾对大学新生分析过，大学的教学环境与中学不同，要求学生自主管理、自我规划。但这次观察哈佛学生的学习，才明白，学生自主管理、自我规划没有错，可老师教育教学的高度投入、负责，对课程的严格要求，是学生进行有效自我管理、规划的基本前提。哈佛本科生的课，安排得并不多，但学生们忙，就忙在到图书馆看书、查资料、准备讨论会，以及撰写课程论文。

最近，数所世界名校的网上公开课受到国内大学生、白领的追捧，很多人的感慨是，看了这些课，才知道自己以前上的不是大学。这和那位来自北大的留学生的感受很相近。但一位哈佛学生告诉我，这些网上公开课并不是最精彩的，精彩的是讨论课。哈佛的讨论课，一般只有八九人（学校规定，课程参加人数不得超过八九人，人数太多，有的学生无法参与，这与我们课程强调规模，以数量来论课程欢迎程度完全不同）。在讨论课上，教师只是引导者，学生自由发言讨论，大家在讨论中，能相互学到很多知识，思维能力、表达能力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培养和锻炼

我在卫斯理女子学院参观时，一位同学说，她们有很多学生自己组织的活动，比如在上一周，就讨论利比亚的局势，我想，这些讨论，是属于学生自发的。而他们的“自发”，不正是源自于已经养成的学习与讨论习惯，以及鼓励学生所有话题均可自由发表意见的整体氛围吗？

有什么样的学校定位，有怎样的学校风格，就有怎样的学生。

美国的大学，可以让学生在忙碌中热爱学校，融入大学，而我国的大学，却让一个个好学生把“混”字挂在嘴边。如果要说差距，这是我国大学与国外名校最大的差距。

如何赶上这些名校，国外学生们的感受最深处，也就是我国大学最应该做的。

我：作为即将毕业离校的我，回首大学四年的历程，确实深感自己是“混” 过来的。虽然自己大学一直以来都在要求自己努力学习，扎实学好专业知识，但是，总是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我深知主观原因在我自己，但我想客观原因、学校的学习环境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试想一下在一个周围学生不思求真务实，但求蒙混过关，各种测试、实验、考试充斥着 乌烟瘴气的大环境下学习，做一个“求真”的学生真心孤独、无助；而面对老师却立场不坚定、千方百计想省事，让学生“顺利通过”的心态；学校各种面子工程，拿着纳税人的钱到处“挥霍”，将时间和金钱花在所谓的无关紧要的小事上，对学生的学习、实践项目等却做出一副铁公鸡的形象，学生的我们只能私底下发下牢骚，笑笑而已。

最近听说学校鼓励考研的，政策是可以报销报名费等费用，听后觉得好笑。学校你为什么拿出点钱和精力来好好规划自习室的环境，让我们能有个安静的、舒适的自习室自习；好好安排暑期留校参加竞赛的、考研的学生的住宿问题等等。

也许我是以个人的角度看待这些问题，可能有些偏颇，我也不知道那些领导的“苦衷”，但是众多学生们类似的想法，我想学校应该好好反思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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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中国大学教师现状

大学校园里又出 “雷人雷语”了。最近，在一次全国性的教学研讨会上，某校一位副教授在发言中把大学教师分在“金字塔”各个部分：处于底端的是仅会讲课的教师，中间的是又会讲课又会拿课题的，顶端是“学霸”和担任行政职务者。他认为，大学教师做好教学是基础，但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教学上，是“毁灭自己，照亮别人”。

此言一出，引来口诛笔伐：怎么能说全身心投入教学是种 “毁灭”呢？教师怎能丢了教书的天职，把跑课题作为主业，以“学霸”为发展志向呢？更有网友把这位副教授“开价值50多万元的宝马车去上课，手机号码有7个8，是3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的生活和工作状态 “挖掘”出来，对其师德和作风进行批驳。

不过，笔者认为，这位副教授直白的语言，也许揭示了存在于国内一些大学校园的一种现实状况。与其揪住他的 “毁灭论”、“开宝马”来批驳，还不如正视高校“金字塔”教师结构的现实，分析其成因，思考破解之策。

其实，埋头教学的教师处于所谓“金字塔”底部，这个现象存在已久。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科研与经费乃至个人晋升的挂钩越来越紧密，有些高校流行“一等人才搞科研，二等人才搞产业，三等人才搞教学”的说法。一些教授很少上讲台，很少接触学生，忙于争项目做课题。大学的功能中，“人才培养”处于较低地位，甚至出现本科教学“边缘化”趋势。这一点，在某些研究型大学比教学型大学更明显。而当教授取得各种荣誉和称号，成为著名教授后，其学科领头人的地位也渐渐确立，有的演变为“学霸”，科研经费和资源由他们掌握和分配；有的升任为院、校领导，借助行政职位更便捷地获取资源。

“金字塔”结构与高校的考核体系有很大关系。许多大学考核教师的指标主要包括论文、课题、专利、科研经费等，科研方面的硬指标“吃重”，而教学方面主要考核课时数，缺乏对教学质量的有效监控。对个人而言，争项目、搞课题、外出讲学往往比在校内上课更能体现“效益”。而对不少高校而言，名教授是重要“砝码”，可以为学校争得经费、奖项及脸面，由此也能体现学校高速发展的成果。所以，衡量一下“轻重缓急”，教书之类的事情就交给那些初出茅庐的年轻教师，或是拿不到课题的教师去做吧。而一个大学老师，如果花太多精力在教学上，势必影响其科研发展，进而影响晋升、收入、在学校和学界的地位，虽没有“毁灭自己”这般严重，但在同行眼中也是个失败者。

培养人才是大学神圣不可侵犯的目标，本科教育则是大学教育的核心和基石。世界顶级的研究型大学大多是靠本科教育扬名于世的。道理大家都懂，只不过看大学秉承怎样的理念办学，能否在浮躁之风下坚守“教书育人至上”的信条。如果一个科研成果丰硕、但教书不用心的教师要升教授，学校能不能严格按规定不聘任他为教授？如果一名教师讲课出色，受学生追捧，但科研成果较少，能不能聘为教授，给他多种荣誉？比起批评那位持“毁灭论”的副教授更重要的是，有关部门和高校应该思考一下，怎样通过改革考核与人才评价制度，让一流教学人才和一流科研人才一样，有机会立于“金字塔”顶端。

第五篇：何为大学文化 ——对当代中国大学现状的思考

何为大学文化 ——对当代中国大学现状的思考

何为大学文化 ——对当代中国大学现状的思考大学文化，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词，说熟悉是因为经常能听人谈到这个词，说陌生则是因为对她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今天特意百度了一下，得到了大学文化这样的一个定义：“大学文化，是大学思想、制度和精神层面的一种过程和氛围，是理想主义者的精神家园，是大学里思想启蒙、人格唤醒和心灵震撼的因素的结合体。”总觉得这样的一个定义有点抽象，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将结合一些其他资料以及自己的理解，谈一下对大学文化的认识和对当下中国大学现状的思考。

首先我们得承认，大学文化是一个多元的文化，每个大学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也渐渐意识到了一个大学的文化对其自身发展的重要性。我们常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作为类比，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大学文化，是一个大学的灵魂。”呢？事实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专家意识到了这一点，关于大学文化作用的文章也有很多，这里就不展开来讲。笔者查过很多关于大学文化描述的资料，基本都提到一点：大学文化体现在教学参与者的言行举止之中。大家都知道，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正是基于此，当你进入一个大学后，你自然而然要受到那里的文化气息的影响，你的言行举止自然而然也就要体现出那样一种文化。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大学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讲就只需要去观察里面的教授、学生、管理者他们言行举止。当然，要详细地了解有关大学文化的相关内容，仅凭以上的介绍还远远不够的，但是，这不是本文的要讨论的重点，因此，我们只需要对大学文化有一个大致的认识就足够了，这也是笔者写上述内容的原因。

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投到中国大学的建设上来。近年来，中国大学建设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也出现了一些笔者认为比较严重的问题。

1.大学文化体现在教学参与者的言行举止之中，那么，我们的教学参与者都在做些什么？我们的教授在忙些什么？

在《中国建世界一流大学眼下只是一个传说》一文中，作者对教授是这样描述的——“越是名气大的，越没时间潜心研究。上上电视，搞个访谈，出国考察，参加活动，整天打飞的像打出租车一样，在天上的时间比在地上的时间还多。教授专家们忙于商业，勤于应酬更像个商人，赶场赚外快的就更屡见不鲜了。”不仅如此，通过这几年一些媒体的曝光，我们也了解到了目前中国的一些学术腐败问题，我们知道了原来教授也抄袭论文的，这不得不说是中国学术界的悲哀。

我们的学生在忙些什么？

“不要说上课听不懂，不要说教师不关心，不要说专业不感兴趣，不要说学校太烂，堕落不需要理由，只需要借口。”这是李开复对话大学生时说的一段话，这句话的的确确值得我们深思。在《当迷茫在大学里泛滥成灾》一文中，李开复有这样一段对当代大学生生活的描述——“在你经历的大学生活中，你是不是有许多时间都不知所措，有许多时间都在宿舍里床上度过，有许多时间都用在QQ上的闲

聊，有许多时间都在网络游戏里厮杀。一学期、一年、两年过去了……突然发现自己没有认真听过几节课，虽然给你们上课都是讲师以上级别的；突然发现自己没有认真读过几本书，虽然你们大学里的图书馆有很多的藏书；突然发现自己没有学到东西，虽然大学里有很多的可以学习东西。你现在是不是正在为期末考试过关，而不是达到优秀而发愁，正在盘算不会被亮红点的各种方法：突击学习，考试作弊，请酒送礼，独自祷告……”作为一名在读的大学生，我深刻的感受到了这段话具有多大的适用性，我们有相当一部分同学确确实实就是过着这样一种生活的。

我们的教育管理者在忙些什么？

对一个大学来讲，笔者认为，软件建设比硬件建设要重要得多，然而，似乎有不少的教育管理者并不赞同。还是引用《中国建世界一流大学眼下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例子——“中国名牌大学，大约也不缺钱花，建个三层楼的食堂都要安装两部电梯，为了教学评估不惜花掉几千万元，用来搞学术的钱都用来搞面子工程了。”其实，岂止名牌大学如此，普通大学也同样如此，甚至更严重。面对着这种种行为，我们可以感受到目前中国大学文化建设的缺失及弊端。由此看来。中国大学的建设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2.我们的制度是否出现问题？

这个笔者暂时无法讲的太深，就只能简单地再次借用一下《中国建世界一流大学眼下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一段话——“高校是官场的延伸，人们不会忘记厦门大学40个教授争聘一个处长的新闻。高校领导都是有行政级别的，比如许智宏校长就该是个部长级别。学术被政治豢养，乃至学政不分家，学为政所用。中国最大的博士群在官场，就是一个铁证。中国每年招五六万个博士，大部分都是当官的，挤掉众多栋梁之才。官员读博大多不过是为了增加个升官的砝码，哪有心情与精力去搞学术，他们的论文质量会好到哪里去呢？许智宏说，北大与耶鲁相比，论文的数量差不多。是啊，中国的博士数量早已超过美国，在发表论文的数量上早就世界领先。但不要忘了，中国的博士、硕士学位人家美国等发达国家是不承认的。”

中国大学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比较多的，我们在这里就不再一一举出。

总之，中国大学目前的现状是不容乐观的。面对这诸多的问题，我们的大学建设该何去何从？笔者认为，大学文化的建设是关键。要摆脱现在的困境，就必须在大学中建设更加优越的和完善的大学文化体系。笔者坚信，文化的导向作用可以引领我们从迷茫的现状中走出来，向着建成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方向前进。

中国建世界一流大学眼下只是一个传说

2010年04月16日 08:34中国青年报【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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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12日晚，做客华中科技大学“科学精神与实践”讲座的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如是说（《长江日报》4月15日）。许智宏的这句话说出了众多人的心声。偌大中国，人口几乎要占到世界的四分之一，经济也马上变成世界老二了，竟然一所世界一流大学都没有。当人家把诺贝尔奖一个个拿回家的时候，我们还是零，中国的高等教育实力也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太不相称了。

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2010年最新发布的全球名校百强排名，北大排在第52

位，清华第56位，中国这两所首屈一指的名校连前五十强都没进。无独有偶，此前，由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排出的2008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500强”，国内名校如北大、清华、上海交大、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都无缘世界大学学术前200强。

笔者身在高校，这几年深刻地感受到，中国的大学越来越大，人越招越多，高楼也越来越多。中国的大学好比一个身段很好的模特，可谓有模有样。可是，有长相没文化，没精神，没气质，成不了世界名模。笔者也认识一些教授专家，可是越是名气大的，越没时间潜心研究。上上电视，搞个访谈，出国考察，参加活动，整天打飞的像打出租车一样，在天上的时间比在地上的时间还多。教授专家们忙于商业，勤于应酬更像个商人，赶场赚外快的就更屡见不鲜了。

高校是官场的延伸，人们不会忘记厦门大学40个教授争聘一个处长的新闻。高校领导都是有行政级别的，比如许智宏校长就该是个部长级别。学术被政治豢养，乃至学政不分家，学为政所用。中国最大的博士群在官场，就是一个铁证。中国每年招五六万个博士，大部分都是当官的，挤掉众多栋梁之才。官员读博大多不过是为了增加个升官的砝码，哪有心情与精力去搞学术，他们的论文质量会好到哪里去呢？许智宏说，北大与耶鲁相比，论文的数量差不多。是啊，中国的博士数量早已超过美国，在发表论文的数量上早就世界领先。但不要忘了，中国的博士、硕士学位人家美国等发达国家是不承认的。

许智宏提到，一流大学是用钱堆出来的。然而，世界银行高等教育主管Jamil Salmi通过研究世界各大洲的主要大学发现：仅仅有钱是远远不够的，世界上最贵的几所大学如乔治·华盛顿大学、肯阳学院、巴克乃尔大学、瓦萨学院和萨拉劳伦斯学院，都不是世界一流大学。而中国名牌大学，大约也不缺钱花，建个三层楼的食堂都要安装两部电梯，为了教学评估不惜花掉几千万元，用来搞学术的钱都用来搞面子工程了。人家发达国家更不缺钱，但是建筑有的是几百年历史的，教学设施堪称陈旧、落后。前不久，笔者在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中看到，一位知名德国学者说，在德国很多亚洲的留学生看到他们破旧的教学设施就走了。可人家在软件上绝对是世界一流，其学术成就也不是那些只有良好硬件设施的高校所能比的。

与我国那些三流学校几个合并起来争个重点大学名号的做法不同，那些世界顶尖名校规模很小，很少有人数超过一万的。反观中国的名牌高校，个个都人高马大，光鲜亮丽，可不乏素质不高的蛮汉。建校约900年的牛津大学，虽然陈旧，可人家个个都是精英。牛津产生了至少7个国家的11位国王，6位英国国王，4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9个国家的53位总统和首相，包括25位英国首相（其中13位来自基督教堂学院），12位圣人，86位大主教以及18位红衣主教。北大培养了几个世界知名的专家学者？

中国人始终心比天高。就在2月28日，科技部还召开发布会，说要在2020年前建成若干个世界一流大学。这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再次暴露无遗。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长期奋斗，要得到世界的公认，不是想什么时候建成什么时候就能建成的，更不是自封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期待中国能有杰出的大学，可目前看来，中国建世界一流大学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