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写的文化：大众文化的两种时间

第一篇：小写的文化：大众文化的两种时间

一、大众文化的娱性功能

自1942年以后，主流文化经过民间话语的“转译”，具备了大众文化所有的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大众文化”是“大写的文化”，它所强调、宣扬的是与国家民族相关的宏大叙事，它的目标诉求是动员和组织民众参与到民族救亡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因此，这个“大众文化”虽然形式和内容已被人民“喜闻乐见”，但它并不是“市场化”或消费性的。三十年代以上海城市消费文化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在后来主流文化的叙事中基本被中断，在民族危亡的时代，它被认为是“不健康”和具有“腐蚀性”的。“红玫瑰”或“礼拜六”以及舞场上的靡靡之音，在大众化的“红色经典”面前不战自败。因此，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处境，消费性的大众文化没有生产的合法性和可能性。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流话语支配了社会生活和它的发展方向，它被普遍认同的同时，也为商业文化的生长、发展提供了空间和合法性。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大陆具有消费性的大众文化中断了50年之后，它的再次启动是在港台消费文化的“反哺”中实现的。邓丽君的流行歌曲、金庸、梁羽生、古龙、温瑞安的武侠小说、琼瑶、席慕容的爱情小说和诗歌以及海外华文电视连续剧等，以另外一种方式占领了中国大陆的文化市场。这一文化形态被称为“快餐文化”。但它讲述的内容和方式，都是老百姓所熟悉并乐于接受的。这些作品的基本内容都与道德、伦理、亲情、血缘相关，都是寻常事、平常心。用迎合百姓心理和趣味的方式实现其商业诉求的目标。

在接受港台文化“反哺”的同时，大陆文化市场也在试探性地寻找自己的商业文化形式，在这一形式尚未成型之前，市场首先找到了过去的“替代物”，即以“闲适”散文领衔主演的非意识形态文学。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丰子恺、徐志摩、郁达夫等作家的闲适作品被大量翻印。事实上，这些作品一经重新包装上市之后，它便经历了一个市场的“剥离”过程。闲适的趣味，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它寄予了中国士大夫的某种理想，同时也宣喻了隐含其间的没落情绪。但在市场的“世俗化”过程中，它改变了“闲适”的文化内涵，而仅仅流于“闲情”的消费。象酒肆茶楼、餐饮服饰、古玩鉴赏、花草鱼虫等，不再有弦外之音，在消费者那里，仅仅是世俗生活的另外一种形式。另一方面，在“反哺”的过程中，文化市场也终于找到了中国式的“肥皂”形式。90年代初期，电视连续剧《渴望》的播出，标志了消费性的电视片在文化市场上开始占有绝对的优势和垄断地位。从这个时代开始，电视连续剧作为大众文化生产的主要形式，迅速形成规模化。《海马歌舞厅》、《爱你没商量》、《爱谁是谁》、《北京人在纽约》、《雍正王朝》、《宰相刘罗锅》、《还珠格格》、《笑傲江湖》、《大宅门》等，成为世纪之交家喻户晓的明星剧目。

大众文化的市场化，适应了这个时代的消费要求，也使20世纪以来主流文化“一体化”文化生产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型。但是，大众文化毕竟是消费性的文化商品，按照理查德.汉密尔顿的解释，它是“通俗的（为大众欣赏而设计的）、短命的（稍现既逝）、消费性的（易被忘却）、廉价的、大批生产的、年轻的（对象是青年）、诙谐的、色情的、机智而有魅力的恢弘壮举……”1用麦克唐纳的话说，“大众文化的花招很简单--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高兴”。2因此对大众文化不能用精英或经典的批评尺度去要求。法国文学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罗贝尔.埃斯卡皮曾以文化修养的共同性对其做过精彩的解释，他援引奥尔德斯.赫胥黎有趣的比方说，文化修养恰似一个家族，“这个家族里的全体成员都在追忆家谱上一些有名望的人物。就以法国为例：后辈的堂兄弟们回忆着波克兰叔叔机智的俏皮话、笛卡儿兄弟朴素无华的明哲、雨果爷爷辞藻华丽的演说……，如同对家族的所有成员都用小名来称呼。外国人在这个圈子里会感到不自在，因为他不是这个家族的人；换句话说，他没有文化修养。（这是他有另一种文化修养的说法）。”这就是“文化修养的共同性”。它“;导致我们

我们所说的认识上的共同性任何集体都’分泌出’相当数量的思想、信仰、价值观或叫做现时观；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一目了然、无须证实、无须论证、无须解释的。”3这一看法意在说明，公设的观念基础，特别是作为批评家的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在面对大众文艺进行理性批评判断时，由于文化目标诉求的差异，很可能导致批评错位因此成为无效的批评。大众文化从本质上说就是消费和商业化的，他功能是娱乐的。它在迎合大众消费心理的同时，也从严肃文化那里吸取有影响的叙事策略，比如好莱坞的梦幻制作。但这一切都是为了获得最大的剩余价值。

二、大众文化的两种时间

大众传媒的发展，是全球化的表征之一。在“电子幻觉”的时代，一方面我们感觉到了“地球村”的虚假实现，另一方面，我们也在严肃讯息中发现了不同的文化时间。多年以来，我们几乎都可以通过电视实况转播看到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新年音乐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整洁而文明地坐在金色大厅里，等待着那个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数年过去之后我们发现，维也纳的新年音乐会，除了象征荣誉和地位的指挥常有更换之外，每年的曲目几乎都很少变化。这似乎也成了一种象征，一种仪式：它象征着欧洲古典文化传统的持久和稳定，象征着欧洲人对一种文明的尊崇和认同。人们来到这里，与其说是来欣赏一场高水平的音乐会，毋宁说是来参加一个庄重的仪式。金色大厅这时成了名副其实的圣殿--那里不是狂欢，而是一个对自己历史和文明以示纪念的盛典。欧洲人当然也并未刻板到一条道走到黑的地步，事实上，朋克、摇滚、街头文化乃至吸毒、同性恋，当今的新潮和时尚在欧洲几乎无奇不有。但欧洲的文化时间仍给人以平缓和从容的感觉。传统文化在大学校园，在有教养的阶层那里，仍是普遍接受的主流文化。新潮文化尽管热闹并具有冲击性，但决不具有支配性。它悬浮于生活的表层，似乎更具有戏剧色彩和文化多元的装饰性。

但对于转型极限时代的中国大众文化的阐释就要复杂、困难得多。它的复杂状态使任何一种判断都有失于武断。我们也常常听到对传统文化的鼓吹，听到对自己文化传统悠长久远的盲目自豪，但是，一旦落实到具体的问题上，我们既不知道传统文化是什么也不知道在哪里。中国的传统文化太复杂，既有民间的也有庙堂的，既有健康的也有陈腐的，既有中断的也有延续的。重要的是它甚至连一个象征的、具有凝聚意义的仪式都不存在。如果勉强可以类比的话，那就是我们也曾举办过十几年春节联欢晚会，它被主办者自己称为“新的民俗”、“贺岁大宴”。尽管自己统计其受欢迎的程度年年攀高，但只要稍稍分析一下晚会就会发现，是充满了庸俗的农民文化气息的小品成了主打内容，是赵本山、潘长江等文化“丑角”在大出风头，就足以让人对这个“民俗”或“大宴”深怀绝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俗”或“大宴”呢？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对“严肃文化”或“高雅文化”甚至还要不断提出“扶持”“保护”的吁求。它背后隐含的问题是，这种文化显然已不再被向往和尊重。因此，在中国笼统地倡导某种所指不明的文化是没有意义的。权威传媒对民众趣味的诱导和迎合，足以使任何严肃的努力湮灭于世俗的声浪中。在这一点上，我们与欧洲有极大的不同。我们似乎还没有找到属于我们文化魂魄性的东西。

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判断虽然有困难，但可以肯定的是，当下中国的文化同样存在着两种时间。或者说，在中心城市，在时尚青年或激进的艺术家那里，他们生活在“新潮”或“前卫”的文化时间里。这些人的文化时间表，已经完成了“同国际接轨”。他们不仅习惯于麦当劳、肯德鸡、欣赏欧洲杯或世界杯、欣赏NBN总决赛或欧美、港台明星演唱会；更重要的是，泡酒吧、蹦迪，无所事事也无所归依，离群索居或形影相吊，今日同居明日独身，成了部分人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常态。于是，有人断定中国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但是他们不知道中国还存在另外一种文化时间。或者说在中国的更广大地区，在“老少边穷”地区，有一种文化时间还在缓慢地流淌。他们所接受和欣赏的文化，仍有极强的地域和民族特征。他们对“新潮”、“前卫”不仅不能接受，甚至还深怀反感。你可以居高临下地认为这是落后，是保守，不开化，愚昧。但是，指责这种趣味是没有意义的。在不同的文化时间里所形成不同的文化趣味，相互间是难以构成有效批判的。重要的是这不同的文化趣味在实质上也不存在等级关系，因此也就没有哪一种文化更优越的问题。民间的?幕腿の蹲魑恢执嬖谒曰嵬缜康丶岢窒氯ァＵ庵植钜煨缘牟豢筛谋洌褪谴嬖诘暮侠硇浴?br> 进入90年代以来，全球化理论在我国许多专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它成为一个前沿的话题，这与国际社会冷战结束，致力于合作、发展、进步的新目标相关。特别在经济领域，全球化已不仅限于理论探讨，而是渗透到了具体的规则和操作方式之中。经济活动作为当今人类生活的主体活动，与其相关的理论和规则不能不给其他以极大的牵动和影响。但是，由于人类活动领域和方式的复杂性以及地域、民族、种族、阶级、性别等的差异，决定了对全球化理论的不同理解。即使在同一领域内，全球化仍然没有作为普适性的理论被接受。特别在人文学科领域内，对全球化理论的分歧几乎没有达成共识的可能。“全球化”在理论上无论被描述得如何灿烂或不可阻挡，事实上它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或理论假想。即便是在某些领域实现了“全球化”的预设，但前面提到的不同地域两种文化时间共存的现象，也并不是这一理论按照它的猜想就能够“一体化”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民间的或地域的文化趣味，并不同于现时代生产的“大众文化”。前者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具有民族性的文化形态。它是一个民族或地区长期形成的习俗或文化的一部分；而后者则是在现代传媒和资本市场策动下形成的一种新兴的文化产业。它们远不是一回事。关于“大众文化”的问题，百年来我们有过多次讨论。以往的讨论，大多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这是因为，“大众”这个概念在百年思想文化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神化性质是不容颠覆和僭越的。谁站在大众一边，谁就获得了不战自胜的地位。这个复数概念的合法性是不证自明的。因此，对大众的膜拜是20世纪思想文化史上最蟮氖鄙小Ｕ庥刖韧鐾即婧蜕缁嶂饕褰ㄉ栊枰惴旱拿裰诙庇屑蟮墓叵怠Ｓ胝庖荒勘晗喙氐氖嵌云浜侠硇灾な档男枰谑牵翊庵饕遄魑詈鲜实乃枷胱试丛谥泄玫搅斯惴旱拇ァ４?quot;人力车夫派“到”工农兵文学“，大众成了一个意味无穷的能指。那时，”大众“这个复数概念还是可韵胂蟮模鞘谴酒印⒄薄⒒蚬欧缬檀娴拿裰凇Ｋ鞘峭豕蠛屠钕阆恪⑹前酌脱畎桌停切《诤涂牡男置茫且曰钇美式　⒂⒆瞬⒌男滦蜗笤?就了新的文学史实。对大众的呼唤第一次由想象变为文学现实，人们通过呼唤大众创造了”大众“，又通过”大众“形象认识了”大众“。它是革命文学和革命知识分子的胜利，这一胜利以不容否定的规约性而成为神化。因此，革命时期的文化不存在两种时间的问题。它的单一性也表达了革命文学的纯粹性。那时的知识分子或作家是幸运的，他们虽然是改造的对象，但他们有话语支配权，社会对知书明理的读书人的尊重仍是普遍的共识。因此，对”大众“的呼唤，知识分子多少还有一些”优越感“，也正因为如此，在许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尽管生活清贫，地位平平，但仍没有失落感，偶遭打击心头油然升起的还是一种”壮怀激烈“，一切都是为了”大众“。”大众“从一个想象对象演化成了信仰对象，它成了知识分子生活和思想的一个支点。至于它有怎样的合理性和可靠性，没有人去怀疑它。

20世纪很快到了晚秋，世纪之交的中国发生了巨变，对现代化怀有太多幻想的人还来不及想到它的负面效应，他们仍然以当年的热情，以旧理想主义的情怀面对大众，并试图为他们服务时，大众却对知识分子为他们创造的文艺失去了兴趣。知识分子对大众原有的想象终于出了问题。事实上，20世纪的主流意识形态一开始对大众的理解，就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大众是作为一个”阶级“被理解认识的，而且是一个朴素的、纯洁的、有着天然革命要求和自觉性的群体，他们比任何阶层、阶级、群体都更进步。这个概念的神性地位是在不断的想象和叙事中完成的。这与西方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存在着极大的差别。在上一个世纪之交，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就对群体的感情、道德观念、以及心理特征，做了全面的分析和批判。在古斯塔夫看来，易冲动、易变和急燥是群体的基本特点，他们的行动完全受着无意识的支配。他们很容易做出刽子手的举动，同样也很容易慷慨就义。正是群体，为每一种信仰的胜利而不惜血流成河。他援引普法战争的原因时说，据说是因为一封某大使受到侮辱的电报被公之于众，触犯了众怒，就引起了一场可怕的战争。因此，群体又是易受暗示?颓嵝诺摹Ｋ亲苁亲砸晕亲ê崞矗诠渤『希菟嫡吣呐露匀禾宀换骋傻娜鲜蹲龀鲎钋嵛⒌姆床担⒖叹突嵴兄吕磁鸷痛忠暗慕新睢９潘顾蚨匀禾宓恼庑┡械比挥胨鋈说木泄亍５赋龅娜禾寤蛎裰谠谀承┦奔涞淖ê岷头抢硇裕颐且苍糠值鼐Ｒ虼怂呐杏植⒎侨薜览怼?nbsp;

当广泛的民众动员的时代过去之后，与”大众“相关的一些概念也相继失去了原有的含义。他们曾具有的革命性、进步性不仅逐渐地褪去，甚至还会受到深刻的质疑。特别是进入市场和商业化时代之后，”大众“对于文化的要求也从一个方面证实了我们的上述疑虑。在商业化的时代，”大众“就是一个消费的群体。也正因为有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才有今日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及其市场的出现。但这时的”大众“仍不是一个整体，他们善变的、不同的趣味会决定生产/消费的关系。因此”大众文化“领域不是一个审美的领域，他对”快感“的要求，说明了那是一个欲望之地。90年代初期开展的”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对大众文化的激进批评，其问题很可能是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把大众文化当作了审美的对象来批判的。因此，对大众文化而言，那是一次错位的、没有构成批判的批判。都市的大众文化是一个独特而奇怪的领域，它和诸如传统、现代、东方、西方等这些文化既有联系但又不存在谱系关系。你不能说大众文化直接来源于哪种文化形态。这一文化一旦走向市场，它所遵循的是市场的规则。作为产品，它有直接和消费相关。因此?笾谖幕淖钪账咔螅永匆裁挥欣肟桃道妗Ｔ诘缬笆谐。狈考壑档某晒负醭闪擞捌钪匾钠兰鄢叨然虮曛尽Ｔ谡飧雎闳嗣强佑亩捞亓煊蚶铮蘼凼抢崴傲暗纳壳椋故茄夂岱傻目植溃蘼凼欠绻饣故强苹茫蘼凼堑缒灾谱骰故遣灰嫔恚破偷佳莸淖钪漳康亩际前压壑诟辖缬霸骸Ｒ虼擞行枨舐郏涝妒谴笾谖幕裱墓嬖颉?br> 在这个规则的制约下，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制造了两种虚假的文化时间。一种是过去的文化时间，它以怀旧文化作为表征；一种是当下的文化时间，它以白领趣味作为表征。怀旧文化从90年代初期的中国第一部室内剧《渴望》开始，一直到红色经典的世俗化旋风。怀旧文化始终是大众文化市场的主打内容之一。这一状况与当代中国的现实处境是有关系的。90年代初期，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短暂的空场，启蒙话语受挫，精英立场被质疑。《渴望》这样无关宏旨的作品不仅与激进的启蒙立场无关，而且也缓解了文化市场商品稀缺的紧张。同时，自80甏岳矗そ?quot;创新”运动一直在亢奋中进行，传统的文化制品中断了生产，需求在积聚中不断膨胀，于是便导致了《渴望》的成功。

红色经典是指1942年以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导下，文艺工作者创作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作派，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作品。这些作品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主，以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要内容。它的不断被倡导和广泛传播，不仅为人民大众所熟悉，培育了他们独特的文艺欣赏、接受趣味，而且也逐渐形成了文艺生产的方式和模式。这一状况，使几十年的文学艺术积累了丰富的红色经典的创作经验。这些作品以共同的风格，在持久的传播中变成大众的集体记忆。在过去的许多岁月里，这些作品以其强烈的情感色彩和浪漫的表达，起到了“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功效，实现了文学艺术的公里目标。他使人民在艺术中看到了再现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也使革命的文学艺术找到了适于表达这一内容的相应形式。它曾深刻地感动过几代人。因此作为重要的主流文化资源，它得到了永久的重视并不断被发掘利用。在80年代以前，民众读这些作品的接受是发自内心的，一方面，他们相信新中国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因此倾心认同这些经典；一方面，这些作品通俗的表达和传奇性的结构，易于理解和接受。但是，90年代红色经典的再度风行，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它通过市场的再次启动，是为了让红色经典能够进入消费领域，而不是为了再次进入红色的意义世界。

对于大众来说，这些让他们曾经熟悉的曲调和场面，使他们再次与历史建立起了联系，被市场经济边缘化的民众，在心理上越过了历史的断层，从而缓解了显示的焦虑和失落。不仅在社会心理层面大众文化实施了怀旧的策略，而且在情感、价值层面也不失时机地诉诸于怀旧的策略。好莱坞的《廊桥遗梦》、《泰坦尼克号》等美国意识形态的影片能在中国大陆顺利登陆，是这些影片的怀旧情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或者说，时代越是失去了什么，大众文化越要凸现什么，它把人们带进了另一种时间里，以满足人们心理需求的欲望。

白领趣味，是商业社会培育出的一种时尚。白领阶层在中国虽然尚在发育过程中，但白领趣味却先期而至。不仅民众对白领怀有艳羡，同时更有“白领文化”的舆论鼓惑。白领杂志是这一趣味最抢眼的表征，他温情脉脉呈现出的梦幻般的一切，遮蔽或偷换了现实的问题。它的消费和占有暗示，是在雅致、教养、自尊的强调中实现的。白领期望的一切，在白领那里也并不是完全可以指望的。但它显示了一种身份、一种时尚，一种与普通人拉开了距离的虚假界限。因此在影视市场上，特别在平庸的电视连续剧里，当今的中国几乎都生活在楼堂馆所里，西方中产阶级的消费和派头已随处可见。这是一种不真实的现实时间。它在诱导一种趣味和消费欲望的同时，也激发了一种享乐的极端的个人主义倾向。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种趣味就是为了满足普遍的低级趣味。它与怀旧风潮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都是为把消费者引向不真实的 幻觉时间里。因此，如何在认识转型极限时期中国大众文化心理的基础上，理解本土文化资源和两种文化时间的差异，是大众文化理论必须关注的问题。大众文化不是审美的领域，它所具有的娱乐性特征，决定了它的消费功能。在文化生产单一的时代，我们呼唤娱乐文化的出现，希望文艺能够轻松并更具欣赏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非审美的领域制造的所有文化制品都具合理性。就现实的大众文化状况来说，它虚拟的两种文化时间所导致的简单化和庸俗化，对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是有害无益的。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沮丧地说，面对大众文化的现状，我们在做出批判的同时又无能为力，因为我们不能改变它。

注释：

1、2，见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20页，91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

第二篇：小写的文化：大众文化的两种时间

一、大众文化的娱性功能

自1942年以后，主流文化经过民间话语的“转译”，具备了大众文化所有的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大众文化”是“大写的文化”，它所强调、宣扬的是与国家民族相关的宏大叙事，它的目标诉求是动员和组织民众参与到民族救亡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因此，这个“大众文化”虽然形式和内容已被人民“喜闻乐见”，但它并不是“市场化”或消费性的。三十年代以上海城市消费文化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在后来主流文化的叙事中基本被中断，在民族危亡的时代，它被认为是“不健康”和具有“腐蚀性”的。“红玫瑰”或“礼拜六”以及舞场上的靡靡之音，在大众化的“红色经典”面前不战自败。因此，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处境，消费性的大众文化没有生产的合法性和可能性。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流话语支配了社会生活和它的发展方向，它被普遍认同的同时，也为商业文化的生长、发展提供了空间和合法性。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大陆具有消费性的大众文化中断了50年之后，它的再次启动是在港台消费文化的“反哺”中实现的。邓丽君的流行歌曲、金庸、梁羽生、古龙、温瑞安的武侠小说、琼瑶、席慕容的爱情小说和诗歌以及海外华文电视连续剧等，以另外一种方式占领了中国大陆的文化市场。这一文化形态被称为“快餐文化”。但它讲述的内容和方式，都是老百姓所熟悉并乐于接受的。这些作品的基本内容都与道德、伦理、亲情、血缘相关，都是寻常事、平常心。用迎合百姓心理和趣味的方式实现其商业诉求的目标。

在接受港台文化“反哺”的同时，大陆文化市场也在试探性地寻找自己的商业文化形式，在这一形式尚未成型之前，市场首先找到了过去的“替代物”，即以“闲适”散文领衔主演的非意识形态文学。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丰子恺、徐志摩、郁达夫等作家的闲适作品被大量翻印。事实上，这些作品一经重新包装上市之后，它便经历了一个市场的“剥离”过程。闲适的趣味，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它寄予了中国士大夫的某种理想，同时也宣喻了隐含其间的没落情绪。但在市场的“世俗化”过程中，它改变了“闲适”的文化内涵，而仅仅流于“闲情”的消费。象酒肆茶楼、餐饮服饰、古玩鉴赏、花草鱼虫等，不再有弦外之音，在消费者那里，仅仅是世俗生活的另外一种形式。另一方面，在“反哺”的过程中，文化市场也终于找到了中国式的“肥皂”形式。90年代初期，电视连续剧《渴望》的播出，标志了消费性的电视片在文化市场上开始占有绝对的优势和垄断地位。从这个时代开始，电视连续剧作为大众文化生产的主要形式，迅速形成规模化。《海马歌舞厅》、《爱你没商量》、《爱谁是谁》、《北京人在纽约》、《雍正王朝》、《宰相刘罗锅》、《还珠格格》、《笑傲江湖》、《大宅门》等，成为世纪之交家喻户晓的明星剧目。

大众文化的市场化，适应了这个时代的消费要求，也使20世纪以来主流文化“一体化”文化生产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型。但是，大众文化毕竟是消费性的文化商品，按照理查德.汉密尔顿的解释，它是“通俗的（为大众欣赏而设计的）、短命的（稍现既逝）、消费性的（易被忘却）、廉价的、大批生产的、年轻的（对象是青年）、诙谐的、色情的、机智而有魅力的恢弘壮举……”1用麦克唐纳的话说，“大众文化的花招很简单--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高兴”。2因此对大众文化不能用精英或经典的批评尺度去要求。法国文学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罗贝尔.埃斯卡皮曾以文化修养的共同性对其做过精彩的解释，他援引奥尔德斯.赫胥黎有趣的比方说，文化修养恰似一个家族，“这个家族里的全体成员都在追忆家谱上一些有名望的人物。就以法国为例：后辈的堂兄弟们回忆着波克兰叔叔机智的俏皮话、笛卡儿兄弟朴素无华的明哲、雨果爷爷辞藻华丽的演说……，如同对家族的所有成员都用小名来称呼。外国人在这个圈子里会感到不自在，因为他不是这个家族的人；换句话说，他没有文化修养。（这是他有另一种文化修养的说法）。”这就是“文化修养的共同性”。它“;导致我们

我们所说的认识上的共同性任何集体都’分泌出’相当数量的思想、信仰、价值观或叫做现时观；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一目了然、无须证实、无须论证、无须解释的。”3这一看法意在说明，公设的观念基础，特别是作为批评家的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在面对大众文艺进行理性批评判断时，由于文化目标诉求的差异，很可能导致批评错位因此成为无效的批评。大众文化从本质上说就是消费和商业化的，他功能是娱乐的。它在迎合大众消费心理的同时，也从严肃文化那里吸取有影响的叙事策略，比如好莱坞的梦幻制作。但这一切都是为了获得最大的剩余价值。

二、大众文化的两种时间

大众传媒的发展，是全球化的表征之一。在“电子幻觉”的时代，一方面我们感觉到了“地球村”的虚假实现，另一方面，我们也在严肃讯息中发现了不同的文化时间。多年以来，我们几乎都可以通过电视实况转播看到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新年音乐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整洁而文明地坐在金色大厅里，等待着那个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数年过去之后我们发现，维也纳的新年音乐会，除了象征荣誉和地位的指挥常有更换之外，每年的曲目几乎都很少变化。这似乎也成了一种象征，一种仪式：它象征着欧洲古典文化传统的持久和稳定，象征着欧洲人对一种文明的尊崇和认同。人们来到这里，与其说是来欣赏一场高水平的音乐会，毋宁说是来参加一个庄重的仪式。金色大厅这时成了名副其实的圣殿--那里不是狂欢，而是一个对自己历史和文明以示纪念的盛典。欧洲人当然也并未刻板到一条道走到黑的地步，事实上，朋克、摇滚、街头文化乃至吸毒、同性恋，当今的新潮和时尚在欧洲几乎无奇不有。但欧洲的文化时间仍给人以平缓和从容的感觉。传统文化在大学校园，在有教养的阶层那里，仍是普遍接受的主流文化。新潮文化尽管热闹并具有冲击性，但决不具有支配性。它悬浮于生活的表层，似乎更具有戏剧色彩和文化多元的装饰性。

但对于转型极限时代的中国大众文化的阐释就要复杂、困难得多。它的复杂状态使任何一种判断都有失于武断。我们也常常听到对传统文化的鼓吹，听到对自己文化传统悠长久远的盲目自豪，但是，一旦落实到具体的问题上，我们既不知道传统文化是什么也不知道在哪里。中国的传统文化太复杂，既有民间的也有庙堂的，既有健康的也有陈腐的，既有中断的也有延续的。重要的是它甚至连一个象征的、具有凝聚意义的仪式都不存在。如果勉强可以类比的话，那就是我们也曾举办过十几年春节联欢晚会，它被主办者自己称为“新的民俗”、“贺岁大宴”。尽管自己统计其受欢迎的程度年年攀高，但只要稍稍分析一下晚会就会发现，是充满了庸俗的农民文化气息的小品成了主打内容，是赵本山、潘长江等文化“丑角”在大出风头，就足以让人对这个“民俗”或“大宴”深怀绝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俗”或“大宴”呢？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对“严肃文化”或“高雅文化”甚至还要不断提出“扶持”“保护”的吁求。它背后隐含的问题是，这种文化显然已不再被向往和尊重。因此，在中国笼统地倡导某种所指不明的文化是没有意义的。权威传媒对民众趣味的诱导和迎合，足以使任何严肃的努力湮灭于世俗的声浪中。在这一点上，我们与欧洲有极大的不同。我们似乎还没有找到属于我们文化魂魄性的东西。

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判断虽然有困难，但可以

肯定的是，当下中国的文化同样存在着两种时间。或者说，在中心城市，在时尚青年或激进的艺术家那里，他们生活在“新潮”或“前卫”的文化时间里。这些人的文化时间表，已经完成了“同国际接轨”。他们不仅习惯于麦当劳、肯德鸡、欣赏欧洲杯或世界杯、欣赏NBN总决赛或欧美、港台明星演唱会；更重要的是，泡酒吧、蹦迪，无所事事也无所归依，离群索居或形影相吊，今日同居明日独身，成了部分人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常态。于是，有人断定中国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但是他们不知道中国还存在另外一种文化时间。或者说在中国的更广大地区，在“老少边穷”地区，有一种文化时间还在缓慢地流淌。他们所接受和欣赏的文化，仍有极强的地域和民族特征。他们对“新潮”、“前卫”不仅不能接受，甚至还深怀反感。你可以居高临下地认为这是落后，是保守，不开化，愚昧。但是，指责这种趣味是没有意义的。在不同的文化时间里所形成不同的文化趣味，相互间是难以构成有效批判的。重要的是这不同的文化趣味在实质上也不存在等级关系，因此也就没有哪一种文化更优越的问题。民间的?幕腿の蹲魑恢执嬖谒曰嵬缜康丶岢窒氯ァＵ庵植钜煨缘牟豢筛谋洌褪谴嬖诘暮侠硇浴?br> 进入90年代以来，全球化理论在我国许多专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它成为一个前沿的话题，这与国际社会冷战结束，致力于合作、发展、进步的新目标相关。特别在经济领域，全球化已不仅限于理论探讨，而是渗透到了具体的规则和操作方式之中。经济活动作为当今人类生活的主体活动，与其相关的理论和规则不能不给其他以极大的牵动和影响。但是，由于人类活动领域和方式的复杂性以及地域、民族、种族、阶级、性别等的差异，决定了对全球化理论的不同理解。即使在同一领域内，全球化仍然没有作为普适性的理论被接受。特别在人文学科领域内，对全球化理论的分歧几乎没有达成共识的可能。“全球化”在理论上无论被描述得如何灿烂或不可阻挡，事实上它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或理论假想。即便是在某些领域实现了“全球化”的预设，但前面提到的不同地域两种文化时间共存的现象，也并不是这一理论按照它的猜想就能够“一体化”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民间的或地域的文化趣味，并不同于现时代生产的“大众文化”。前者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具有民族性的文化形态。它是一个民族或地区长期形成的习俗或文化的一部分；而后者则是在现代传媒和资本市场策动下形成的一种新兴的文化产业。它们远不是一回事。关于“大众文化”的问题，百年来我们有过多次讨论。以往的讨论，大多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这是因为，“大众”这个概念在百年思想文化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神化性质是不容颠覆和僭越的。谁站在大众一边，谁就获得了不战自胜的地位。这个复数概念的合法性是不证自明的。因此，对大众的膜拜是20世纪思想文化史上最蟮氖鄙小Ｕ庥刖韧鐾即婧蜕缁嶂饕褰ㄉ栊枰惴旱拿裰诙庇屑蟮墓叵怠Ｓ胝庖荒勘晗喙氐氖嵌云浜侠硇灾な档男枰谑牵翊庵饕遄魑詈鲜实乃枷胱试丛谥泄玫搅斯惴旱拇ァ４?quot;人力车夫派“到”工农兵文学“，大众成了一个意味无穷的能指。那时，”大众“这个复数概念还是可韵胂蟮模鞘谴酒印⒄薄⒒蚬欧缬檀娴拿裰凇Ｋ鞘峭豕蠛屠钕阆恪⑹前酌脱畎桌停切《诤涂牡男置茫且曰钇美式　⒂⒆瞬⒌男滦蜗笤?就了新的文学史实。对大众的呼唤第一次由想象变为文学现实，人们通过呼唤大众创造了”大众“，又通过”大众“形象认识了”大众“。它是革命文学和革命知识分子的胜利，这一胜利以不容否定的规约性而成为神化。因此，革命时期的文化不存在两种时间的问题。它的单一性也表达了革命文学的纯粹性。那时的知识分子或作家是幸运的，他们虽然是改造的对象，但他们有话语支配权，社会对知书明理的读书人的尊重仍是普遍的共识。因此，对”大众“的呼唤，知识分子多少还有一些”优越感“，也正因为如此，在许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尽管生活清贫，地位平平，但仍没有失落感，偶遭打击心头油然升起的还是一种”壮怀激烈“，一切都是为了”大众“。”大众“从一个想象对象演化成了信仰对象，它成了知识分子生活和思想的一个支点。至于它有怎样的合理性和可靠性，没有人去怀疑它。

20世纪很快到了晚秋，世纪之交的中国发生了巨变，对现代化怀有太多幻想的人还来不及想到它的负面效应，他们仍然以当年的热情，以旧理想主义的情怀面对大众，并试图为他们服务时，大众却对知识分子为他们创造的文艺失去了兴趣。知识分子对大众原有的想象终于出了问题。事实上，20世纪的主流意识形态一开始对大众的理解，就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大众是作为一个”阶级“被理解认识的，而且是一个朴素的、纯洁的、有着天然革命要求和自觉性的群体，他们比任何阶层、阶级、群体都更进步。这个概念的神性地位是在不断的想象和叙事中完成的。这与西方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存在着极大的差别。在上一个世纪之交，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就对群体的感情、道德观念、以及心理特征，做了全面的分析和批判。在古斯塔夫看来，易冲动、易变和急燥是群体的基本特点，他们的行动完全受着无意识的支配。他们很容易做出刽子手的举动，同样也很容易慷慨就义。正是群体，为每一种信仰的胜利而不惜血流成河。他援引普法战争的原因时说，据说是因为一封某大使受到侮辱的电报被公之于众，触犯了众怒，就引起了一场可怕的战争。因此，群体又是易受暗示?颓嵝诺摹Ｋ亲苁亲砸晕亲ê崞矗诠渤『希菟嫡吣呐露匀禾宀换骋傻娜鲜蹲龀鲎钋嵛⒌姆床担⒖叹突嵴兄吕磁鸷痛忠暗慕新睢９潘顾蚨匀禾宓恼庑┡械比挥胨鋈说木泄亍５赋龅娜禾寤蛎裰谠谀承┦奔涞淖ê岷头抢硇裕颐且苍糠值鼐Ｒ虼怂呐杏植⒎侨薜览怼?nbsp;

当广泛的民众动员的时代过去之后，与”大众“相关的一些概念也相继失去了原有的含义。他们曾具有的革命性、进步性不仅逐渐地褪去，甚至还会受到深刻的质疑。特别是进入市场和商业化时代之后，”大众“对于文化的要求也从一个方面证实了我们的上述疑虑。在商业化的时代，”大众“就是一个消费的群体。也正因为有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才有今日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及其市场的出现。但这时的”大众“仍不是一个整体，他们善变的、不同的趣味会决定生产/消费的关系。因此”大众文化“领域不是一个审美的领域，他对”快感“的要求，说明了那是一个欲望之地。90年代初期开展的”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对大众文化的激进批评，其问题很可能是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把大众文化当作了审美的对象来批判的。因此，对大众文化而言，那是一次错位的、没有构成批判的批判。都市的大众文化是一个独特而奇怪的领域，它和诸如传统、现代、东方、西方等这些文化既有联系但又不存在谱系关系。你不能说大众文化直接来源于哪种文化形态。这一文化一旦走向市场，它所遵循的是市场的规则。作为产品，它有直接和消费相关。因此?笾谖幕淖钪账咔螅永匆裁挥欣肟桃道妗Ｔ诘缬笆谐。狈考壑档某晒负醭闪擞捌钪匾钠兰鄢叨然虮曛尽Ｔ谡飧雎闳嗣强佑亩捞亓煊蚶铮蘼凼抢崴傲暗纳壳椋故茄夂岱傻目植溃蘼凼欠绻饣故强苹茫蘼凼堑缒灾谱骰故遣灰嫔恚破偷佳莸淖钪漳康亩际前压壑诟辖缬霸骸Ｒ虼擞行枨舐郏涝妒谴笾谖幕裱墓嬖颉?br> 在这个规则的制约

下，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制造了两种虚假的文化时间。一种是过去的文化时间，它以怀旧文化作为表征；一种是当下的文化时间，它以白领趣味作为表征。怀旧文化从90年代初期的中国第一部室内剧《渴望》开始，一直到红色经典的世俗化旋风。怀旧文化始终是大众文化市场的主打内容之一。这一状况与当代中国的现实处境是有关系的。90年代初期，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短暂的空场，启蒙话语受挫，精英立场被质疑。《渴望》这样无关宏旨的作品不仅与激进的启蒙立场无关，而且也缓解了文化市场商品稀缺的紧张。同时，自80甏岳矗そ?quot;创新”运动一直在亢奋中进行，传统的文化制品中断了生产，需求在积聚中不断膨胀，于是便导致了《渴望》的成功。

红色经典是指1942年以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导下，文艺工作者创作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作派，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作品。这些作品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主，以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要内容。它的不断被倡导和广泛传播，不仅为人民大众所熟悉，培育了他们独特的文艺欣赏、接受趣味，而且也逐渐形成了文艺生产的方式和模式。这一状况，使几十年的文学艺术积累了丰富的红色经典的创作经验。这些作品以共同的风格，在持久的传播中变成大众的集体记忆。在过去的许多岁月里，这些作品以其强烈的情感色彩和浪漫的表达，起到了“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功效，实现了文学艺术的公里目标。他使人民在艺术中看到了再现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也使革命的文学艺术找到了适于表达这一内容的相应形式。它曾深刻地感动过几代人。因此作为重要的主流文化资源，它得到了永久的重视并不断被发掘利用。在80年代以前，民众读这些作品的接受是发自内心的，一方面，他们相信新中国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因此倾心认同这些经典；一方面，这些作品通俗的表达和传奇性的结构，易于理解和接受。但是，90年代红色经典的再度风行，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它通过市场的再次启动，是为了让红色经典能够进入消费领域，而不是为

第三篇：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

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理论：

大众文化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民众的反抗》一书中。主要指的是一地区、一社团、一个国家中新近涌现的，被大众所信奉、接受的文化。

罗森贝格认为大众文化的不足之处是单调、平淡、庸俗，以及容易在富裕生活中产生的诱惑和孤独感。大众文化往往通过大众化媒体（网络、电视、报纸、杂志等）来传播和表现，尽管这种文化暂时克服了人们在现实中的茫然和孤独感以及生存的危机感，但它也很可能大大降低了人类文化的真正标准，从而在长远的历史中加深人们的异化。

大众文化理论滋养的土壤是现代工业社会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伴随高科技生产而呈现纷繁的物质文化消费。文化消费是现象，不是文化本身；文化是精神产品，不是具体的物质。工业化生产解决的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即提供丰富的生活物质，文化解决的是人类生存的高级需求，即精神提升和美的建构，亦即人类如何实现自身价值、发掘自身潜力、实现对人性的终极关怀。大众文化的倡导者显然忽略了这个简单的事实。社会生产所追求的是物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并尽可能为人类提供纷繁复杂的消费构成。大众文化的平面化、批量复制是以消解文化个性和创造性为目的的，物质追求的丰富多样性与文化追求的简单标准化显然构成了一个人类生存的悖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大众文化思潮是一场反叛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运动。它是建立在西方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进程，大众的自由意识、思想解放达到某种高度之后产生的。

大众文化的特点：

1.商品性，即它伴随着文化产品大量生产和大量销售，大众文化活动属于一种伴随商品买卖关系的消费行为；

2.通俗性，即大众文化不是特定阶层的文化，而是为社会上散在的众多“一般个人”的文化；

3.流行性，即大众文化是一种时尚文化，呈忽起忽落的变化趋势；

4.娱乐性，大众文化文本无论其结局是悲是喜，总是最求广义上的愉悦效果，使公众的消费、休闲或娱乐 渴望获得轻松的满足。

5.依赖性，即大众文化主要是在大众传媒的引导下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没有大众传媒，也就没有大众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大众文化也是一种传媒文化。

6.大众媒介性，即大众文化以大众媒介为主要传播媒介，具有这种媒介所规定的特点。大众媒介，通常包括机械印刷媒介（报纸、杂志、书籍等）和电子媒介（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两大类。

7.日常性，与欣赏高雅文化带有更多的个体精神性不同，公众对于街头广告、电视剧、流行音乐、时装、畅销书等大众文化的接受，是在日常生活的世俗环境中进行的。8.类型性

中国大众文化的崛起：

中国的大众文化崛起于20世纪后半叶。它伴随着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而觉醒，植根于市场经济的沃土而成长，在短短的不到20年的时间里，便迅速壮大为与来自官方的主流文化、来自学界的精英文化并驾齐驱、三足鼎立的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它的发展壮大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格局，积极影响了国民人格塑造和社会发展面貌，但也引发了多重社会效应和多种不同的评价和议论，这促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它的价值、效应及其发展控制问题。

大众文化从实质上说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产生、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一种市民文化。它一方面是同与其共时态的官方主流文化、学界精英文化相互区别和对应的，另一方面也是同传统自然农业经济社会里的各种民间文化、通俗文化有着一些原则差异的，商业性、流行性、娱乐性和普及性可以说是其最主要的基本特征。

中国21世纪大众文化的主要发展方向：

1、人文化发展方向

大众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享受、发展需要为出发点、归宿点和最高价值目标的人文文化形态。纵观其发生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大众文化自始至终都体现着一种人文本质和人文精神、蕴涵着一种人文目标和昭示着人文价值理性。随着人类的物质文明的不断进化和主体意识的日益觉醒，大众文化作为人民自己的文化在21世纪将更加鲜明地凸现其人文本质、人文理性和人文精神。体现和反映21世纪中国大众文化人文化发展方向的基本内容和要求就是：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必须贴近大众文化生活、满足大众文化需要、尊重大众文化权利、反映大众文化理想和提升大众文化人格。

2、科学化发展方向

21世纪是知识经济世纪，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决定生产力、文化力和综合国力的关键因素。大众文化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形态要跟上时代步伐、获得持续发展动力，就必须不断地吸纳新的科学知识、运用先进科学方法和整合当代科学精神，从而使自身呈现出一种科学化发展方向。否则，就有可能是虚妄和病态的，甚至有可能误入歧途。

3、国际化发展方向

21世纪是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世纪，每一个国家和民族要保持生机、活力和先进性，都必须与整个世界保持全面开放、充分交流状态，广泛、及时地学习和吸收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与国际文化主潮流相接轨、与国际文化新进展相协同。具体到最贴近百姓生活、最能影响民众精神的大众文化来说，它要有效地发挥引导大众追求、促进大众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样需要通过广泛及时地吸收和借鉴国外的有益文化成果来丰富自己的文化内容和创新其表现形式。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品位和水准，这样才能更好地做到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4、民族化发展方向

大众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断，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土壤、反映民族文化思想、体现民族文化风格、优化民族文化人格和展示民族文化精华，这是确立中华民族的国际文化地位的基本要求和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最先进民族之林的基本方略，也应当是21世纪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

精英文化

精英文化是与大众文化、平民文化、草根文化、山寨文化相对立而产生的文化现象。即，不适应嘈杂的物质社会，它是人们内心渴求却常常被世俗生存需求驱逐时才能感悟到的，它是在人们静心思索或遭遇物质失利而需要情感慰藉时才冉冉上升。

国内学者邹广文认为，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人文科技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

西方社会评论家列维斯认为，精英文化以受教育程度或文化素质较高的少数知识分子或文化人为受众，旨在表达他们的审美趣味、价值判断和社会责任的文化。

按他们的解释，精英文化当是知识分子及其精英们创造及传播的文化。现代以来，我国出现过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文化精英为主导的精英文化，其后也出现过以政治精英为主导的精英文化，现在初见端倪的则当是经济精英主导的精英文化。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思考：

社会学家李德顺对于文化的理解，不少人有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精英文化”就是“高雅”的，而“大众文化”则是“低俗”的。这是一种误解。其实，文化历来就有“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分。那么，这种划分的依据是什么，又意味着什么？

对文化之“雅”和 “俗”的两种不同理解：

对文化之“雅”和“俗”有两种不同理解。一种理解，是取它们的价值评价含义，就是“根据文化品质的高低优劣”来规定什么属于“雅”文化，什么属于“俗”文化。说一种文化现象是“雅”还是“俗”，与它“是谁的文化”不同，而是适用于一切人的文化产品和文化行为的判断。它的前提是承认:文化文化，就是要以“文”为上，以“雅”为上，不“文”不“雅”便是缺少文化，便是蒙昧、落后和野蛮。比如:我们把精美的艺术成果、深刻的学术著作、文化品位极高的行为和思想、崇高的社会人生理想等称为“高雅”和“优秀”，而把与之相反的判断为“庸俗”和“低俗”。这里的“雅”和“俗”意味着评判一种文化现象品位的高低、情理的深浅、形式的文野、制作的精糙、走向的提高与普及等等，总之一句话:是“好”还是“差”，意味着褒贬评价。这也就回答了划分的意义问题，意味着:社会文化的建设以追求真、善、美为己任，因此必须旗帜鲜明扶持高雅文化，反对庸俗文化。

这种理解，应该说是“雅俗”概念的本义。但是，在日常的语言和应用环境中，人们却还是要给“雅俗”加进以下的另一种含义。即是取它们的主体性含义，就是“根据什么人来占有和享用”来规定什么属于“雅文化”，什么属于“俗文化”。这样，“雅文化”就可以和“精英文化”、“贵族文化”、“君子风度”等联系在一起，是指以社会上层人群为主体、满足有较高地位人群需要的文化；而“俗文化”自然也就与“大众文化”、“平民文化”乃至“市井文化”相联系，指以社会下层人群为主体、满足一般大众需要的文化。从逻辑上说，这种理解和划分只是反映文化有不同的主体类型和层次，如果不加进身份等级歧视和阶级偏见，应该说其中并不包含(至少在我们看来，也不应该包含)褒贬的含义，并不意味着“高低、优劣、贵贱”之分。

不要以为“大众文化”只能是粗野简陋的，而“精英文化”则必然是高雅精致的

上述两种含义是不应该混淆的。对于“俗、雅”与“大众、精英”之间的联系，要有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判断，不能轻易在它们之间画等号。不要以为“大众文化”只能是粗野简陋的，而“精英文化”则必然是高雅精致的。事实上，文化的“雅俗高低”是要在每一次的创造中具体地显现和接受评判的，并不是谁家固定不变的专利。不要忘记，我国千古名篇《诗经》中的作品，原本是当时的民谣俚曲，却可以成为后世的风雅之师；而许多当年被视作风雅之极的宫廷御制、状元文章等，如今却大都和其他文化糟粕一道成了历史的垃圾。此外如《水浒》、《西游记》等小说，京剧等戏剧，中国传统工艺等，原都是来自民间的“大众文化”、“俗”文化产品，现在则成了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成了雅文化。应该说，不论大众的还是精英的文化，都有自己“俗”和“雅”，都有自己从低向高、从浅入深、从粗到精的发展提高问题。历史证明，“大众文化”也可以有自己的精品，有自己的高贵和优美；而“精英文化”也难保不出粗俗之作，也有它们的俗气、无聊和空洞。只有凭借创造的智慧和精心的劳动，而不是凭借某种身份，才能产生精品。对任何人和任何文化形式说来，都是如此。

但现实生活中人们却往往不大注意对“雅”和“俗”的两种含义加以区别，由此造成了一些严重的误解，甚至偏见。例如在某些潜意识中，一味地视古为雅、视今为俗；以寡为雅、以众为俗；以远为雅、以近为俗；以静为雅、以动为俗；以庄为雅，以谐为俗；以虚为雅、以实为俗，等等。在这些观念中存在着一种片面化、表面化、简单化的倾向，实际上是以少数人的口味为准，把他们所欣赏的文化风格当作了唯一的标准，无形中已经预先地包含着脱离现实、轻视群众的成分，从而忽视了大众世俗生活的文化权利。

从我们的现代观点看来，这是应该摒弃的陈腐偏见。因为说到底，“大众文化”才是民族文化最深厚的基础，是最本真的“文化文本”，是民族文化伟力的根源。没有了普通大众的世俗生活，人类文化就将失去生命力的源泉。

对“文化世俗化”的现象应有冷静的思考

“雅俗”本身是对文化现象品位的一种描述和判断，它以文化产品和文化行为的质量为中心，并不是对文化主体(精英或大众)的界定，不应该将二者轻易地等同或混淆。同时，在如何看待“雅、俗”与“精英、大众”之间相互关联的问题上，则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人们在文化观念上的根本立场和思维方式的差别。而在涉及根本文化立场的问题上，我们更要旗帜鲜明地坚持人民主体论的马克思主义宗旨。

就我国具体情况而言，伴随着整个社会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文化领域也出现了“重心下移”的趋势，普通大众的文化需求日渐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而“精英文化”却在市场上受到某种程度的冷落。一些人称之为“文化世俗化”或“俗文化泛滥”。对此应有冷静清晰的思考。“文化重心下移”应该说是一种具有历史合理性的进步，是我们的文化“为人民服务”之必须。每一个不把自己同大众对立起来的人，都不应该视之为“危机”和“失落”，而应视之为一种“归位”和“落实”。因为多年来，为我国广大群众所乐于和便于参与的文化形式和活动并不丰富、并不充分，实际上是太简单、太贫乏了。至于“雅文化”的“失落”，则应该从其他方面找原因。

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传媒表征

内容提要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加入了WTO，全球文化信息时代的到来，文化传播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张力作用下逐渐形成了新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随即人文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文化表现取向成为广受注目的焦点。大众文化传播所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世俗性事件，让人们关注当下的生活，在参与或接受大众文化传播时获得的是一种快乐的体验而非冷静的反思。精英文化传播作为一种旨在进行教化、引导、规范社会大众道德伦理、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的文化类型，它始终执行着分析现实、探索未来的功能，引导人们走向更

加人性化、合理化、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是精英文化传播的主导文化精神。本文在分析这两种文化的关系定位后，从表达方式、内容取向及社会影响三方面进行在传媒的表现分析，最终得出精英文化“大众化”或者说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兼容乃至融合，将成为一种趋势的结论。

关键词 大众 精英 文化 差别

一、本文背景

文化，在《辞海》（1989年版）中的解释为：“广义指人类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文化定位与读者定位是紧密相联的。文化层次越高，文化沟坎就越高，适应读者的面就越窄；文化层次越低，文化沟坎就越低，适应读者的面也越宽。清代刘献廷的《广阳杂记》中将社会的文化分为两大类：诗、乐、书、春秋、易、礼，为上层社会的“雅”文化；而百姓的唱歌、看戏、看小说、听说书、信占卜、祀神鬼，为下层民间的“俗”文化。由此，文化也很自然的有了“俗”、“雅”之分，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

“大众”是因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和城市的出现而形成的，泛指住在城市的本国公民。所谓大众文化，便是指城市的大众文化，是城市大众所接受的文化。而“精英”一词在《辞海》（1989年版）有解释说：“指社会上具有卓越才能或身居上层地位并有影响作用的杰出人物。与一般天才和优秀人才不同，在一定社会里得到高度的评价和合法化的地位，并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有联系。因其散布于各行各业，从而可窥测社会分层现象。”宋代大文人苏轼在《乞校正奏议札子》中写到：“聚古今之精英，鉴治乱之龟鉴”，把“精英”释为“精华”。大众文化是普通民众所创造并欣赏的一种普及文化；而精英文化却是代表正统的、由主导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那一部分精英所创造并欣赏的文化。单从字面解释来看，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就是有着较为对立却又纷繁复杂的关系。的确，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争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历代汉治者、封经士大夫对两者划定了严格的界限，他们推崇精英雅文比，贬损大众文化，并利用手中的权力极大压制甚至迫害大众文化；同样过去在西方学术界对大众文化大都持批判的态度，认为其降低了社会的欣赏层次、损害了文明的平衡。甚至设想，如果没有大众文化的存在，人们的格调将会高雅得多。显然，迄今为止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实事上，历史上许多由国家发动的对大众文化的打击、提倡所谓官方的精英文化或高级文化，成功者寥寥无几。

其实，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虽性质各异，然而它们的不同因素又被整合进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因而简单的划分难以包容如此复杂的文化内涵。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大众”和“精英”的含义也随之游离。交响乐就是欧洲当时的流行乐，经过几百年的流传，现在它被奉为经典音乐；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在文艺复兴时期属于通俗文化，到了现在则被尊为经典之作；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中国，报刊杂志和其他传播工具是精英文化，然在今天却是大众文化；意大利歌剧在如今美国和中国都是精英文化，然在意大利却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创造者也不断地改变着其角色，并大有“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相互结合的演变之势。精英文化是社会的发展方向，大众文化是老百姓的通俗文化，大众文化是广大群众自己创造的文化，是源头，是根，它是一个民族情感和理想的载体，大众文化在人民大众之中有着深厚的产生与发展的沃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和生活融为一体的。如果说精英文化是父亲的文化，那么大众文化就是母亲的文化，它是母体，是民族的根，因之，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间的对立也仅是相对的，下面分别从叙事差异、内容取向、审美诉求、社会影响等多个方面进行对比。

二、叙事方式，“随大流的叙事胶囊”比对“有见地的权威批判”

所谓叙事(narrative)，在修辞意义上，是指某人在特定场合出于特定目的向某人讲述某事的发生。显然，我们所赖以生存的这个社会处处都充斥着叙事。我们正是通过叙事去“理解”世界，也正是通过叙事来“讲述”世界。换言之，叙事其实就是讲故事。简单来概括，大众所趋同的大众文化和具有创新意识的精英文化在传媒的叙事差异就在于“随大流的言论胶囊”和“有见地的权威批判”。

大众文化在叙事上的最大特点是通俗性、随意性和具有趣味性的价值取向。大众文化扎根于生活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商店市场、公汽巴士中的大众，它贴近于大众生活，易与大众亲和，也便于在大众中传播。正因为俗，精英文化认为其流于肤浅，缺乏深刻性。大众文化在平面传媒的表现形式就是“大众小报”，比如在南京报业市场上的“扬子晚报”、“现代快报”、“南京晨报”、“江南时报”、“金陵晚报”等等，作为同质化的平面媒体往往将生活平面化了，缺少厚度与深度。报纸上常会出现这样的标题：“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掀起你的盖头来”„„诸如此类，还有这样的句子：“会场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等等，也是曝光率极高的。在“大众小报”中看不到独到的观点，经典的分析，没有精华的内容而随大流。大众小报的缺陷一是“马路新闻”太多，其中也有大量的社会新闻，但马路新闻不等于社会新闻，它关键是用马路边大众“闲聊”、“消遣”的兴趣来看待和报道新闻，把一些重大新闻也“马路化”了，分散甚至扭曲公众对重大事件的关注。二是仅限于“言论胶囊”。大众报的言论强调要照顾“大众喜爱”的角度和方式，往往是时评、杂文和随笔的混合。严肃的言论不受欢迎，引人思考的、使人烦恼和头疼的问题探讨也难得登上小报。“言论胶囊”虽然读来轻松，容易消化，但也丧失了话语的权威性，大众小报的言论再也不是“报纸的旗帜与灵魂”，它们更多只能以一种中性的、浅显的、顺从的态度去报道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这样做无论是从政治、还是从经济上来说都是比较保险的。但是这种做法的结果从长远来看，对于广大受众无疑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它将造成受众批判精神的丧失，使他们成为马尔库塞所言的“单向度的人”。这两个缺陷，使其难以满足中上层读者的需求。

和此类“大众小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见解敏锐、独到的“综合性大报”。这里的“大”并不仅仅是指版面多，信息量大，更为关键的是叙事姿态的严肃性、精准性和思辨性、学理性，内容要求的重要性和分析的权威性。譬如，一些“大众小报”对“三无人员”等城市边缘人群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可能惯于从城市主人的角度进行低贬，不由自主地从另一面来看这些报道。在记者的笔下，那些小摊贩以及在城市的缝隙处寻找立足点的“三无人员”是现代都市的伤疤，有碍观瞻，必欲驱之而后快。但是精英世界反而不会唾弃他们，精英文化更多地从人本主义以及人文关怀的角度认为他们也是中国的合法公民，他们的尊严并不低于任何人，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传媒不应采取居高临下的姿态。这并不是自认清高或是硬往精英上靠，城市有关执法者的做法当然无可厚非，社会需要秩序，但我们的传媒更应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综合性大报”就打破了这种沉闷的格局，开辟出相关言论版面，把言论空间大大拓宽，使其成为广大知识分子发表心声的一个平台，让批判精神这面旗帜又重新扬起。作为“综合性大报”的代表，《南方周末》所倡导的“深入成就深度”即是精英思维下的传播表征。在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之时，中国内地的许多大学生走上街头，纷纷抗议美国的暴行，创刊不久的《河南青年报·特周刊》就没有仅停留在愤怒、抗议这一表层新闻的报道上，而是在深思熟虑后推出了“起来，为祖国捐建一艘航空母舰”的新闻策划。该刊通过新闻报道，包括发倡议书、记者和发行员一起走上街头义卖报纸募捐、接受社会捐赠、向国防工办转赠等等一系列举动，尤其是后来众多新闻媒体的不断传播，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关注基层民众的命运，在中国当前的国情下，应是传媒的重要功课之一。

三、内容取向，“平民性与通俗性”的需求比对“精英性与学术性”的量度

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大众文化”这一概念便开始在中国的文化理论界进行讨论。但“大众文化”的概念过于混乱，使人无所适从。有的将之定义为“民众喜欢的文化”，有的将之定义为“商业消费文化”，有的将之定义为“来自人民的文化”，有的将之定义为“工业文化”，还有的将之定义为“剩余的文化”等等。大众文化的主题就是大众日常生活，是大众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视角和触觉伸到大众生活中去，关注大众的喜乐哀愁，关注大众和身边小事，这便是大众文化的“平民性”。今天，无论是乡村还是都市，人们的娱乐方式、文化活动，更多的是在歌舞厅、网吧、游戏厅、电影院内和电视机旁，VCD、MP3、数码相机等等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大众文化活动成为人们主要的文化活动方式。

精英文化的主题是关注社会发展和活跃在社会经济各领域的人，是这个知识经济社会形成的“知识群体”，充分体现这部分人的“精英追求”。《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为进一步分析提供了有力工具。该报告划分当代中国十大社会阶层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根据这幅“中国阶层地图”，可以大致描绘大众与精英两类传媒的读者分布，大众小报的核心读者层是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及产业工人阶层。与之相对，大报的核心读者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再部分延伸到经理人员阶层——据调查，《北京日报》的读者，有行政职务者和厂长、经理占42％——再部分延伸到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这便显示出两种文化在传媒内容趋向上的“平民性与精英性”。

大众文化，讲求的就是通俗。以金陵晚报在某天A6版上的一则新闻标题为例：“一男子上了女厕所，”其文章内容显而易见。又例如，在某天扬子晚报C4版的“社会新闻”中，《美眉“抢眼”，民工伤脚》说的是一民工为一睹美眉芳容，忘了手中的乙烯割枪，结果右脚被灼伤。而就在第二天A7版的“社会生活”中又有题为《贪看美眉，的哥撞树》一文。此外类似“股市牛了”、“泼妇”等词也经常见诸报端，这种表述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来看不故作高雅，可让普通大众欣然接受。相反的是，精英文化是人文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讲究“雅”，体现了精英文化创造者敏捷的思维能力以及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无论是严谨的治学态度，还是科学的研究方法，相信都会给人们以启发。例如在我国就有各种涉及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人文社科，包括理工、农医、经济、法律等各个方面学术性内容的刊物，传递给人们的是一种值得思考的学术性语言和回味无穷的学术性观点。它们就不会像大众小报或一些时尚类杂志那样在明星绯闻、儿女情长、风花雪月这些或是庸俗低下，或是过于琐碎细小的事上去花什么功夫，相反却是在要求惩治官员腐败、整顿市场秩序、改革教育体制、关注弱势群体、研究社会各面这些深刻触及现实，同时又不乏新意的问题上大做文章，从而也就摆脱了当前很多媒体普遍存在的猎奇、炒作等不良倾向，自觉地向深远、深刻和人文关怀上靠拢。

当然，某些传媒如果定位模糊，或者在“平民性与精英性”定位之间左右摇摆的，会带来相当不良的后果。下面通过两个同类的国内著名谈话电视节目的走向做一个实证检验，一是《实话实说》，一是《对话》。以前者为代表的谈话类节目曾经风靡全国好几个年头，可最近节目开始求大求全，话题鱼龙混杂，虽想尽力令所有人满意，但最终却众口难调，模糊了最终目标群，陷入了一个谁都可以看，谁都可以不看的尴尬境地。相反，作为脱胎于上海的《财富论坛》的《对话》登录央视二套，自开播至今创下了两个零的突破，一是突破了以往中央电视台二套节目在晚11点后收视率基本为零的状况；另一个就是突破了广告收入在这个时段为零的记录。通过研究不难发现，这都归功于它的精英情结。在《对话》这样一个侧重经济的栏目中，首先明确与参加对话的是怎样的一群人，经济界名人的到来为节目吸引了人们的目光，激发了观众的参与意识，满足了大家与成功人士交流的愿望。此外，《对话》的每一位观众都是细心挑选出来的，让观众带着问题去现场，在观众席上安排一些与嘉宾同样重量级的人物，这里的观众已经远远超出了充场面、出掌声的功用，他们已经成为了《对话》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精英嘉宾与精英观众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节目主持人的无形压力。丰富的知识，敏捷的思维、独到的见解以及处变不惊的能力，都是一位优秀主持人所必须的素质。他成为嘉宾与现场观众沟通的桥梁，他的好坏决定了节目的水准。精英主持人与嘉宾的对等交流带动了大家的情绪，促进了谈话节目现场互动模式的形成。《对话》请到的大都是重量级嘉宾，挑选现场观众以高层次、高素质为一条重要原则，整个节目显示出一种精英主义情结。

四、审美诉求，“娱乐性与事件性”的价值比对“严谨性与社会性”的意义

大众文化由它的平民性出发，广大普通百姓不可能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他们要的是轻松、活泼、娱悦的“快餐文化”，而不是文人墨客小圈子里的“阳春白雪”。因此大众文化在传媒的体现就不是那么庄重严肃深沉，幽默轻松、休闲愉快是它的文化主调。它是大众真实生活的回味，是对生活环境的认知，也是紧张工作之余的轻松。正因为有这种娱乐性，生活在激烈竞争中、生活在快节奏中的城市大众方得以轻松，才能抑制现代城市人的一些隔膜、孤独、陌生，营造出彼此的和睦和亲善。

大众文化，就整体而言，因为文化层次浅，更善于形象思维，而难于抽象思维。因为大众的个体视野，更注重于微观，而忽略宏观。这就决定了向大众传播的新闻要具体、实在。目前市面的相当一部份传媒为了兼容尽可能多的读者群，它们在报道内容上只能偏重那些较为软化的话题，同时对新闻的挖掘很大程度上也仅限于简单地报道上，大众文化在传媒关注的在结果，就事论事，一事一议。它不追究这些平常性事件背后的社会历史根源，而只是把这些事件直白地宣示给人们，其目的不是引起人们的思考和批判现实，而是引起人们的娱乐和消遣，让人们关注当下的生活，社会大众在参与或接受大众文化传播时，所获得的只是一种快乐的体验而非冷静的反思。即便把某些作品进行了改造，加入了些精英文化的内容，也失去原来的意义，更多地仍然是为了消闲。

而精英文化注定了它们的受众群较为高端，不是那些需要简单资讯的普通受众，而是精英群体。与对新闻的处理更多表现在浅层的信息发布上相反，精英文化更看重的是深层的信息挖掘，不但要告诉读者“What”和“When”，还得告诉他们“How”和“Why”。它对内容做一些提升，把大量的深度报道加入其中，以小见大，不仅不会引起目标公众的反感，相反，这还更适合他们的品味，因为这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由于社会化程度提高，而造成的人们“文化地图”大面积失效所带来困扰。它关注社会现实中的不满足、不合理现象，并把它们揭示、展示、暴露出来，并发掘这些事件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使社会主体在思考、震颤中达到精神的升华，并试图建构新的生活方式，实现人类理想精神家园的追求。前面所提到的《对话》所体现出的精英情绪实际正是精英文化的一种反映，知识分子的参与提高了谈话节目的文化底蕴，《对话》正是创造性地越过目前已经重复堆积的谈话节目层面，抢占了作为社会知识群体的心理需求市场。从更广阔的角度、更全面的构思来看待传播的人和事，更深层次地分析它们背后的故事，以至于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引出对整个社会的思考。

现在的传媒也越来越明白了文化的娱乐功能，什么类型的节目只要掺一点娱乐的元素，就会多一些观众，从而多一些市场、多一些广告。播新闻的时候让漂亮的主持人穿得少一点，报天气预报搭配着笑话和音乐，综艺节目更是少不了插科打诨的噱头。90年代中后期，湖南卫视精心制作的一道开心大菜“快乐大本营”火爆后，类似的娱乐节目像一阵旋风刮遍各地电视频道。据统计，“快乐大本营”开播以来，收视率一路攀升，最高峰时全国各省市都维持在百分之三十以上。因此引来了众多的仿效者：江苏台的“非常周末”、浙江台的“假日总动员”、山东台的“快乐星期天”、广东台的“欢乐有约”、云南台的“快乐周末”„纷纷登场。每逢周末，普通大众家庭的几乎都会锁定这类频道，看着五六个人在台上表演，卖力地吆喝，相互之间耍贫嘴，各类游戏、抽奖活动很对大众味口。也正因为有此娱乐性，才有大众的参与，集体的共享。但这种消遣和娱乐只是一种精神的松弛、释放，而不是精神的追求。大众可在其中放弃什么，却不能得到什么。因此，有人认为现在的娱乐节目是“千人一面”：现场人员组成无非是漂亮主持＋当红明星＋捧场观众，节目形式不离搞笑＋贫嘴＋起哄。正所谓，一个典型站起来，无数个“克隆”倒下去。

精英文化在传媒的体现相比而言就显得严谨一些。比如说在西方可以作为一个主题频道来播出的记实类节目。他们不同于那些无聊透顶、乱哄哄的综艺游戏，那些戏说历史、不负责任的清宫戏，那些耍嘴皮子、拿人开涮的脱口秀„„人文类的纪录片具有很高的重播价值和很高的教育价值。例如稍加改编就可以成为教育节目播出。从另一方面来说，它又不同于一般的教育节目，因为它有故事性。“沙漠”和“海岛”一直是记实类创作者感兴趣的地方。《沙与海》的作者康健宁和高国栋尝试在一个片子里描述两种在地缘上完全不同亦鲜为人知的人与自然的故事。《沙与海》表现了居住在藤格里沙漠的牧民刘泽远和黄海井蛙岛渔民刘丕成两户人家不同的生活状况。西部一望无垠的沙漠和东部茫茫大海中的小岛是孤独的两家人栖身的地域环境，未加斧凿的真人真事，不经意间流露的细节和人物内心世界的表述更使观者对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顽强生存的人们平添几分敬意。人们欣赏它并不是图一时之快，看看了之。这种文化强调内容严谨、思想创见、情感深度，标志着一个国家、民族精神所达到的高度，它在拓展人们的思维与想象空间、培养人们高尚的思想情操与审美趣味方面意义殊深，它是一种精神追求。

五、社会影响，“迎合的建构”比对“引导的解构”

文化影响传媒，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传媒。传媒受文化的浸润影响，反映文化，代表文化，成为一定文化的喉舌。

传媒对通俗性、娱乐性、流行性、时尚性、商业性的大众文化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努力迎合大众需求，大大满足了主体意识越来越强烈的现代人，使他们在一天的忙碌之后，能够在这些轻松的节目和娱乐中得到松弛。这种满足的结果使传播大众文化的大众通俗刊物发行量迅速飙升。有统计资料显示，上海的《故事会》发行量达650万份，湖北的《今古传奇》发行量达200万份，北京的《啄木鸟》达175万份，山西的《民间文学》达100万份。这些巨大的发行量标志着这些通俗文学有庞大的支持群体，它是对大众文化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礼赞，标志着文化节日的到来，也是对适应市场经济者昌逆市场经济者亡的市场经济规律的无言求证。在大众文化强烈的通俗性和商业性的引导之下，许多报刊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质与量的变化。许多报刊由过去的4版增加到8个版面甚至数十版、一百版或更多。这增加的版面多是增加了表现大众文化的娱乐版和生活时尚版。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一个有趣或是讽刺现象是严肃文学的节节败退和向通俗文学的靠拢。有资料显示，安徽的《江淮文艺》改名为《通俗文学》、天津的《新港》改名为《文娱世界》、北京的《评论选刊》改名为《热点文学》。报刊结构、内容数量的变化演绎在说明大众文化的巨大解构力、浸染力和吞噬力，它无所不有，无处不在。王朔的痞子文学、周星驰的无厘头、金庸的江湖侠义„„这些文化都曾影响了一批人，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大众为他们倾倒，为他们狂欢，为他们落泪。他们甚至改变了不少人的人生道路，影响了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大众文化在现代人中大行其道。然而大众文化受市场化的商品本性和商业原则的制约和操纵，主动逢迎和取媚消费社会，为了迎合大众的消费需求而降低自身的文化品位，逃避崇高，追求娱乐，把严肃的精神活动变成滑稽的游戏。所以，现代传媒对大众文化淋漓尽致的渲染和大众文化最重要的娱乐功能的发挥使得两者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它的商业性使得传媒和大众逐渐变得物化。在利润最大化原则驱动之下，传媒的内容变得肤浅，显示出享乐倾向和游戏特征。这些欲望刺激产生的文化垃圾无助于人类精神境界的提高和心灵世界的升华，造成文化消费的媚俗低级倾向，严重地败坏了大众的品位和文化修养水平。

与一味迎合市场需求，获得短期经济效益的大众文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无论身处哪个时代和哪个国度，精英文化总是充分发挥着指路人的角色，积极发挥传播先进信息、引导社会发展方向的功能，起到提升民族精神的作用，更具特别的价值和意义。鲁迅、钱钟书、巴金、老舍等等，他们都是“精英文化”的代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深刻犀利，以及他们文学上的成就带给社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在诸多媒体选择更名改姓的今天，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坚持精英文化，推崇精英文化的人。大众文化和大众永远是多数，精英文化和精英永远是少数。当今的全球化与信息化加速了大众文化的形成，精英文化满足了社会知识群体的心理需求，虽然它相比大众文化而言，市场普及率不高，受众群也不广，但精英文化注重精神意义的价值追求，对全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中国文化的建构都有着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它们是代表中国的“文化符号”，是民族精神的象征。传媒应该有文化的使命感，决不能忽视自己作为文化传播者的责任和义务，在宣传和导向上应高扬时代主旋律，不能不顾宣传效果地追求所谓的“点击率”，一味迎合大众口味。毋庸讳言，科技就是生产力，任何国家都离不开科技水平的提高与发展，离不开精英文化族的不朽奉献。

六、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传媒表征的综合比对

综上所述，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传媒表征主要体现在表达方式、表现内容、关注的侧重等方面。如下图所示。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以批评的方式以批判的方式由具体到具体由具体到抽象注重事件本身注重事件的属性（事理）关注个体或者小集体问题关注群体和大集体问题关注短期的、单个层面利益关注长期的、社会层面利益关注结果的合理关注过程（程序）的合理关注效率关注公正敌视权贵，并敬而远之尊敬权贵，并向其看齐

首先，大众文化在传递信息、阐述情况一般采用的是批评的方式，表达内容多为简单的事实，关注的是事件本身，通常只是就事论事，而真正成功的精英文化，绝不只是为形式而形式，它要承载着社会的责任感，承载着人类的良知，它要承担起社会关切的重任，它要歌颂崇高的，它要批判丑恶的，像鲁迅的《呐喊》、《彷徨》，形象地展现了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现实的种种矛盾，唤起人们的注意，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关切和社会批判效果。批判的目的便在于防止人类在现存社会组织慢慢灌输给他的成员的观点和行为中迷失方向。与此同时，那种只有快感而无责任感与使命感、只管当下不管长远、只关心物质利益而不关心人文精神的文化，常常消解大众直面现实人生困境的勇气，冷却大众行使自己历史使命的热情。

其次，世界上分为两种人：一种是对世界塞入意义，一种是对世界取出意义。精英和大众的区分也正在于此。精英文化，总是要借鉴总结前人的形式创造的经验，破除一些陈腐的形式，带着一种原创冲动去探索一个时代需要的新的生命的形式。而往往在创造形式的时候，在从事社会关切的时候，总是要追求与众不同的独特的个性，有时候他的话是不合时宜的，他要针砭现实，所以他需要经历一个让人们适应的过程。他要承担起社会的风险，他要完成良知所给予他的任务，他在探索新形式、为世界塞入新意义的道路上更加看重文化在传媒发展中的过程，是从大局、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

其三，大众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快餐式”，集中体现在1、随处可见：便捷；

2、可调众口：普及；

3、快进快出；迅速。大众文化虽然仍然没有脱离流行文化的范畴，不能成就深刻的思想，更不用说能影响历史进程，但凭借他从众便利的巨大浸染力，不仅无形中解构了过去一体化的文化专制，而且通过传播得到充分发挥，即演绎世俗生活并把它演绎得无可抗拒。从这里便可以看出大众文化非常在意活动的效率，最好能够象快餐似的立竿见影。而精英文化为了延续他历史的使命，摆在第一位的往往不是短期的经济效益，而是一种公正、公平的文化创造环境，一种合理、有序的文化创作氛围。最后，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差异无形中将传媒受众也分成了两大阵营。由于精英文化内容的个性化，他的传受双方通常是处于社会较高层面的人群，因此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于社会上层的变化与发展，并努力试图向更高层面看齐。反之，大众文化内容的市民性就决定了他传受双方关注的层次高低，特别是对于权贵方面，多是不予关心，甚至敬而远之。

总之，不论怎样，科学的出发点是为了人，文化传播的出发点也是为了人，在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的理念下，精英与大众的“一统”，正是人的真与美意志结合的最佳体现。随着我国国民教育普及程度的不断提高，广大民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将明显改善，学习能力可望迅速增强，精英文化则会被更多的民众接受和认同，精英文化“大众化”或精英文化教育与大众文化兼容乃至融合，将成为一种趋势。因此，我们要努力改造人类自身的素质，拋弃原来使用的“道德义愤或虔诚义愤”的管理方法，要在文化传播中使大众潜移默化地接受精英文化，追寻美德与崇高，排斥假、恶、丑，实现人的意识延伸。传媒要充分发挥作为把关人的角色，能够剔除大众文化的糟粕，保存大众文化中合理的方面，同时，要重视文化产业的精神内涵和思想品位，建构健康文明向上的媒介环境，引导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向着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前进。只有如此，我们才可能得到精神文化需求的充分满足，实现人类建设美好精神家园的目标。

第四篇：《两种文化》

 斯诺讲演的题目是“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两种文化”，指的是“文学知识分子”（斯

诺原语）的文化和自然科学家的文化，斯诺声称他在两者之间发现了深刻的相互怀疑和相互不理解，而这种怀疑和不理解，将对运用技术以缓解世上问题的前景产生破坏性后果。

 诸如此类的背叛，乃是由于作家们习惯以对个人生活悲剧性的感受来掩盖对其人类同胞的需要的感知：这种由“失败感、自我陶醉和道德真空”所形成的态度，“科学文化是能够几乎完全免除的”。

 对“两种文化”的这一最初概述，其中心思想可以概括为：“科学文化能赋予我们的最

大的财富是„„一种道德的文化。”

 “两种文化”思想的核心是一个关于学术分科的观念，其他事情，如教育结构问题、社

会态度问题、政府决策问题等等，显然都是与之相关的。

 至于斯诺的中心思想在几十年里失去了一些市场，这不仅是由于概念本身的不可避免的老化过程，也是由于产生了重要的思想和社会变迁。

 由此观之，“科学”知识人类文化生活的一个方面，与艺术和宗教一样，是人类社会对

这个世界的看法的一种表达，同样是与政治和道德等社会的基本问题不可分离的。 说到文学方面的学科，那就必须认识到，与科学相对应的是文学批评，而 不是文学本

身（严格的说，文学本身所对应的是自然，犹如科学的研究对象）。

 当然，在这个交叉学科（Science and Literature）中中或曰重叠学科的领域中，结合的方

式是存在问题的：有时候它仅仅是拼盘，两个骄傲的王国并列在一起，各自面目依旧；而更多的则是一个饥饿作者的题材要服从另一个的一员。而在时间中，科学家并不是图应用他们的实验技术来掩饰莎士比亚的喜剧或简×奥斯磸汀的小说；但文学理论家们去汲汲于扩展其话语和分析的范围。力图在哪怕最纯粹的科学研究论文里揭露出惊人的象征性涵义。

 不同的学可与写作活动之间有着明显不同的关系，此即可以作为划分学可哦一条轴线。

在许多实验科学里，写，是没有什么创造性的，它不参与发现过程，仅仅是时候的报告，“记录”而已，这一点与人文学术迥异。

 人文学术的作品既然有较强的个人色彩，就不大容易接受修辞性的或综述性的再表述。

相应地，文学课程的教学也多倾向于使用文集而不是教科书、原著是不可或缺的。

 实际情况是，值此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通常所谓的“科学“，多数以并不是指那种

无利益导向的探索，而是成了医药、航空等等行业的经营策略的一部分。

 然而，实际上，文化和政治传统比斯诺所愿意承认的重要得多，无论是东亚经济发展的正面例子，还是下撒哈拉非洲的负面例子，都证明了这一点。

 一味强调科学和数学能力是压倒一切的需要，越多越好，那就会是一把双刃剑，甚至是

危险的。与技术的或统计上的哦理解水平不够而仍感满足相比，轻率地把决策过程归约为计量和测度，可能会有更大的破坏性。至少和基本科学知识的需要同样迫切的是，需要发展和普及一种公共话语，在其中非定量的考虑占有适当的比重。



第五篇：两种文化读后感

科学理论与人文主义的碰撞

——《两种文化》读后感

之所以要把题目名字取成科学理论与人文主义的碰撞，我想很大程度上这不就是斯诺在这篇演讲稿中想要说的主题么。所谓两种文化我想指的就是科学理论与人文主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学科方向。

正如斯诺所说，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个鸿沟，而这个鸿沟随着一代又一代越发出色的专业人才的出现变得越来越大，文人与科学家彼此猜忌甚至于荒谬的歪想。斯诺提到，人文主义者往往对先人前辈怀着敬畏的心理，习惯于用克制压抑的语气讲话，而鄙视那些总是一副狂妄姿态的科学家们，科学家更习惯于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若是能推翻前人的理论，便是求之不得的大新闻，同时看不惯那些无病呻吟的家伙。并且这种相互之间的不理解正在变得严重，斯诺说到：事实上，科学家与非科学家之间的分裂在现代年轻人中间比30年前更难沟通。30年前，两种文化之间虽然长期未进行对话，但是至少双方还没法跨越鸿沟强作某种笑颜。现在已顾不得这些礼貌，公然板起面孔来。但是真的没有解决办法了吗？斯诺在最后写道：打开这个局面的出路只有一条：重新考虑我们的教育。

说到当下的教育，至少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那就是我国高中教育的文理分班制度，或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应了孔子的因材施教的理念，但从斯诺提出的两种文化的矛盾问题上来说，这无疑是火上浇油的。文科生和理科生相互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教育背景似乎加剧了两种文化的对立。正如我们高中时代在讨论文科理科谁更累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各执其词，相互不理解，难免有一些狂妄自大之嫌，然而随着世界科学的飞速发展，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也就增长了理科同学们“骄傲”的气焰。但是话说回来，对传统文化软实力的继承，社会文明遗产的发扬光大，在当今总体和平的年代又显得非常重要。所以近年来的教育改革又开始盛行，比如我国，一直努力通过改变教育制度，从文理分科改为大综合，开始实行综合考试的制度，来改变现在的社会现象。

总之，科学理论和人文主义都代表着各自的一种社会知识形态，他们之间的矛盾表现形式是为人类的思维活动以及歪曲的意识形态所造成的，两者之间的分裂对整个国际社会来说都是一种损失，如何协调发展，不光是中国，全世界都在行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