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大学生权利的法律保护[最终定稿]

第一篇：谈大学生权利的法律保护

谈大学生权利的法律保护

摘要：大学生的法定权利主要包括大学生的受教育权、人身权、财产权、结社权、获得奖学金、贷学金和助学金的权 利，获得公正评价的权利等。由于现实中一部分高等学校及其教师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较差，致使一部分大学生的合法权益经常受到侵害。当前维护大学生法定 权利需要做好四项工作：一是增强教育法制观念，树立依法治校意识；二是大学生要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法定权益；三是从严执法，严格追究侵权者的法律 责任；四是加强教育法律监督。

关键词：大学生 权利 法律保护

我国的大学生从年龄上看，多属于成年人，虽然他们具有一般公民所具有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但由于在大学阶段处于受教育、保护和被管理 的地位，因此，在教育行政机关与大学生、高等学校与大学生，教师与大学生诸种法律关系中，他们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其合法权益容易受到侵害。了解大学生有哪些法定权利，尊重和保障他们的法定权利，是教育行政机关和高等学校依法治教的重要方面，也是转变教育观念，推进教育法制化、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本文旨在通 过对大学生的法定权利及其法律保护问题的探讨，以期对新形势下高等学校依法治校工作有些许推动作用。

一、大学生权利受侵犯的表现

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教育法制化进程的加快，大学生的权利日益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但由于人们认识上的偏颇，特别是长期受到“左”的思想 影响，我们常是强调学生对学校的义务而讳言学生的权利，加上一些高等学校片面认为“生源就是财源”，把学生当作招财进宝的对象，一些高校教师和管理人员法 制观念淡薄，致使侵犯大学生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对大学生权利的侵犯主要出现在大学生财产权、人格权、获得公正评价权以及受教育权等方面。

(一)财产权的侵犯

侵犯大学生财产权的主要形式有：一是乱收费。《教育法》第78条明确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受教育者收取费用的，由教育行政部门 责令退还所收费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但是，一些高校为了筹措办学经费和提高教职工的福利待遇，全然不顾国家 的禁令和学生的权益，想方设法巧立名目收费，使原本就为学杂费过高而发愁的学子背负更加沉重的经济包袱。如一年一度的备受考生和家长们关注的定向生招生工 作，一些高校利用考生求学心切的心理，大肆收取报名费、捐资助学费竞达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元；又如-一些高校为毕业生推荐就业要收取接待费、介绍费等。据笔 者调查，有的高校乱立收费名目达10余项，每生追加交费少则几百元，多则几千上万元。二是高校的一些教师受经济利益的驱使，把自编、自著的教材、著作，通 过教材管理部门强行发给学生，笔者曾对某校某系98级的学生进行调查，发现每生多发非教学用书23本，经费达

285元。这种滥发“教材”的现象，既严重侵 犯了学生的财产权，又破坏了高等院校正常的管理秩序。三是学生宿舍或公寓的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采取适当的措施确保学生宿舍或公寓的财产安全是高等学校的 一项法律义务。但笔者了解到，一些高校学生公寓硬件建设不到位、管理工作松散、保卫工作形同虚设，致使盗窃案件经常发生。

(二)人格权的侵犯

人格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大学生的人格尊严同样受法律的确认和保护。近年来，一些新闻媒体经常报道中小学生的人格尊严受到侮辱的消息，与之相比较，侵犯大学生人格权的现象尽管没有那么普遍，也没有那样骇人听闻，但也时有发生。笔者就曾耳闻目睹了一些教师在批评教育学生时无视学生人格尊严的事例，如对 一个逃课的学生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责问道：“你经常不上课，是偷东西去了，还是谈恋爱去了?”对一个喜欢化妆的女生训斥道：“你整天浓妆艳抹，打扮得人不象 人、鬼不象鬼，倒象个三陪女。”对违纪学生进行批评、教育是教师的一项职责，但倘若不分场合，不分对象，动辄圳人，动辄乱扣帽子、乱打棍子，轻则影响教师 的形象，影响师生感情，使学生产生抵触情绪，重则会因侵犯学生的人格权而带来一不必要的麻烦。例如，1997年6月，某高校学生宿舍发生一起窃案该宿舍学 生王某300元的汇款单被人偷走后冒领。该校保卫处经过了解和核对字迹，把同寝室的毛某作为重点怀疑对象。随后，学校作出处理决定，并贴出了通告，称毛某 “故意旷课，蓄意在寝室内作案，无视校规，情节严重，影响较坏，将毛某开除学籍”。面对校方的“通告”，本是清白的毛某同学有苦难言，无奈之下将母校推上了公堂。

(三)公正评价权和学业、学位证书权被侵犯

学校、教师对大学生获得公正评价权和学业、学位证书权的侵犯主要是指学 校、教师违背客观事实对大学生思想品德、学业成绩作出不实评价，以及本该发给学生学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而不予发给的情形。《学位条例》第4条规定，高等学校 本科毕业生，成绩优良，达到：(一)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二)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就能 授予学士学位，而没有明确要求必须通过国家英语四级考试和计算机等级考试，但一些高校为了抓教学质量，违反《学位条例》的规定，硬是强行规定本科学生必须 通过国家英语四级考试和计算机等级考试，才能授予学士学位，使为数不少的本可以获得学位的学生而不能获得学位。对学生的思想品德、学业成绩进行评价是高等 学校教学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毕业生学业

成绩合格后就应依法颁发学业、学位证书，否则就构成对学生合法权益的侵犯。

(四)受教育权的侵犯

高等学校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擅自更改考生志愿，侵犯学生受教育的选择权。如学生王某在填报某师范院校志愿时，只填了中文系，没 填二志愿，也未填服从分配，但该校在未征得王某本人的同意下，擅自将王某录取到了历史系。入校后，王某向校方申请，要求转中文系学习，起初，校方不同意，后经王某再三要求，校方同意其转系，但要交5000元转系费，无奈之下，王某只好退学参加第二年的高考。二是加重对学生的处分等级，甚至取消学生的学籍。如在对考试作弊学生的处理问题上，原国家教委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只规定：“凡擅自缺考或考试作弊者，该课程以零分计，不准正常补考，如 确有悔改表现的，经教务部门批准，在毕业前可给一次补考机会。考试作弊的，应予以纪律处分，”而没有规定“不遵

守考场纪律或者考试作弊一律应予退学”，但 一些高校在制定学生管理制度时，硬性规定“凡考试作弊者，一律按退学处理”，这就违反了教育法律、法规的精神，造成许多学生的受教育权遭到侵害。如 1998年6，日轰动全国的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其案由就起因于北京科技大学制定的《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因为这个通知所规定的退学事由超 出了《普通高等学校管理规定》第29条所规定的应予退学的十种情形，其内容是违法的。

二、加强大学生权利法律保护的路径

应该说，现实中因侵犯大学生权利而发生的案件留给我们的思考是深刻的。“高校无诉”时代结束后，高校管理如何应对因学生起诉而引发的司法审查?在高校办学自主权逐渐扩大的新形势下，高校管理工作如何真正走上法治化的道路?应该说保护学生的权利是教育法律法规的重要内容和教育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以及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为大学生权利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尊重、维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应当是政府、高校及其教师应切实做好的当务之急。笔者认为做好这项工作 要重点把握以下四个方面：

(一)增强教育法制观念，树立依法治教意识

依法维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首要之处在于广大高校教职员工学法、懂法、守法，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树立法制观念，强化法律意识。长期以来，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一部分高校的管理者、教育者法制观念淡漠，致 使高校里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比较严重，造成侵犯大学生权利的行为时有发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特别是《教育 法》、《高等教育法》等教育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大学生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日益增强，这就要求高校管理者、教育者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树立平等教育观念 和教育法制观念，依法治教，依法治校，自觉尊重学生的人格，确保学生受教育权以及其他权利的实现，保障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二)大学生要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法定权益

《教育法》第42条明确规定，受教育者有“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的权利”。可见，当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受到学校、教师侵犯时，他们可以通过申诉和诉讼两种途径获得救济。

1．申诉

受教育者申诉制度，是指受教育者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依照《教育法》以及其他法律的规定，向学校或教育行政机关申诉理由，请求处理的制度。它是《教 育法》为维护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而确立的非诉讼法律救济制度，也是《教育法》赋予受教育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一项民主权利。根据被申诉人的不同，大学生的 申诉可分为行政申诉和校内申诉两种。行政申诉是指大学生把学校做为被申诉人向学校的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的申诉。申诉的内容包括：①大学生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 服的。②大学生认为学校侵犯其财产权的。③大学生认为学校侵犯其人身权的。④大学生认为学校侵犯其知识产权的。校内申诉是指大学生把教师做为被申诉人向学 校提出的申诉。申诉的内容包括：①大学生认为教师侵犯其财产权的。②大学生认为教师侵犯其人身权的。③大学生认为教师侵犯其知识产权的。

2．诉讼

大学生就学校或教师的侵权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可分两种类型。其一，民事诉讼。当大学生认为学校或教师侵犯了自己的人身权或财产权

时，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性质属于民事诉讼，诉讼的目的是使自己受到的损失得 到补偿，诉讼所追究的法律责任是民事赔偿责任。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对学生造成的侵权属于职务侵权，职务侵权的赔偿主体是学校，而不是 教师，因而，大学生就学校或教师的侵权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被告只能是学校，而不是教师。

其二，行政诉讼。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高等 学校虽然不具有行政机关的资格，但是法律赋予其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如《学位条例》第8条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授予。”《高等教育法》第20条规定：“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学生，由所在高等学校或者经批准承担研究生教育 任务的科学研究机构根据其修业年限、学业成绩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相应的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在这种情况下，高等学校与作为管理相对人的大 学生之问不是平等的民事关系，而是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他们之问因学校的具体行政行为而提起的诉讼不是民事诉讼，而是行政诉讼。如上文提到的田永诉北京科 技大学一案就是典型的行政诉讼。

(三)行政机关和司法部门要从严执法，严格追究侵权者的法律责任

“高校管理呼唤法治化，离不 开严格公正的行政执法和司法救济”，而从我国教育法治实践来看，“执法”是其中最薄弱的环节。由于一部分地区教育行政和司法部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 较为普遍，这给侵犯大学生权利的行为提供了生长的“气候”和“土壤”。要切实维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就必须从严执法，严格追究侵权者的法律责任。侵犯大学 生权利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有三类，即民事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和刑事法律责任。

1．民事法律责任

教育法上的民事法律责任，是教育法律关系主体违反教育法律法规，破坏了平等主体之间正常的财产关系或人身关系，依照法律规定应承担的一种以财产为主要内容的责任。《教育法》第8l条规定，侵犯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高等学校及其教师对大学生的人身权和财产权造成侵害，承担民事责任的主要方式有：①停止侵害，如侵犯学生人身权；②返还财产、恢复原状，如侵害学生财产权；③赔偿损失，如侵害学生身体造成伤亡；④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如侵害学生人格权。

2．行政法律责任

高校教师对学生造成侵权，应承担行政法律责任。《教师法》第37条规定，教师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给教育教学工作造成损失的；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 的；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由所在学校或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行政法律责任有行政处分或行政处罚两种承担方式。行政处分是一种内部责任形式，是学校对有过错的教师的一种惩戒。行政处分有6种形式，即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和开除。

行政处罚是国家教育行政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对违反教育法律法规而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个人、组织的一种制裁。教育行政处罚的种类有：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停考、责令停止招生、撤销教师资格、吊销办学许可证等。

3．刑事法律责任

刑事法律责任，是指行为人实施刑事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构成了犯罪所必须

承担的法律后果。高校管理者或教师侵犯学生的人身权或财产权，若构成犯罪，必须承担 刑事法律责任，受到刑事处罚。《教师法》第37条规定，教师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教师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 响恶劣，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加强教育法律监督

列宁曾说过：“一般是用什么来保证法律的实行呢? 第一，对法律的实行加强监督。第二，对不执行法律的加以惩办。教育法律监督是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对各种教育法律活动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察和督导，它既包括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教育公务活动的监督，也包括对学校的办学活动，教师的教育活动进行监督。教育法律监督是确保学校依法治校、教师依法从 教，学生权利不受侵害的有效手段。大学生的权利能否真正得到维护，还取决于教育法律监督体系能否进一步完善，取决于教育法律监督的力度及其作用的大小。

第二篇：大学生兼职的法律保护

大学生兼职的法律保护

很多学生都有在校期间勤工俭学的打算或有些同学已经在勤工俭学了，有的同学是想解决一下生活的困难，有的同学是想在走上社会参加工作之前锻炼一下自己，我想说的是，在你们激情澎湃赶赴职场的同时，是否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大学生兼职权益受损的事件时有报道，如何用法律尽可能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成为同学们的必修课，今天，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如何在勤工俭学的同时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一 大学生兼职的定性

1、基本定性

《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二条规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

这就是说，在校学生不具有劳动主体的资格，其勤工俭学期间与用人单位之间并没有建立起劳动关系，因此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不适用劳动法的规定，也就没有社会保险和最低工资等的法律保护。那是不是就没有法律可以保护大学生兼职了？当然不是，可以用合同纠纷和民事诉讼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法律体系

我国基本法律有宪法、民商法、刑法、经济法、行政法、诉讼法、国际法等；经济法包括竞争法、消费者法、劳动法、银行业法、证券法、财税法、土地法和房地产法、环境法等法律；民法包括物权法、合同法、知识产权法、婚姻继承法、侵权法等法律。

很多同学搞不清楚劳动法和民法的区别，觉得劳动法属于民法的一部分，其实不然。弄清楚了基本的法律分类，才不会在发生纠纷时束手无策。至于如何适用民法中的相关规定就要依具体情况而定了。

二 大学生兼职容易发生的纠纷

据大体统计，在勤工俭学的在校学生中，有60%-70%的同学权益受到过侵害，这就说明这种现象的普遍性和大学生提高自身保护意识的重要性、迫切性。大学生兼职容易出现哪些纠纷呢？

第一，工资拖欠或不给；第二，克扣工资；第三，工作时间延长且不支付延时的工资；第四，黑中介或不正规中介的问题；第五，押金、保证金和扣押身份证的问题；第六，诈骗和传销。

前四类都是工资问题，也是大学生兼职最常见的问题。也有很多学生出现过要求交押金和保证金的问题。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命令禁止任何公司和单位以任何借口对劳动者收取押金或扣押身份证。也有一小部分学生在兼职时被拉入传销或遭到诈骗，这些都应该引起同学们的高度警惕。

三 保护和预防

1、勤工俭学是短期行为，用人单位一般不会和学生签订合同之类的书面文件，但还是建议同学们与用人单位在自愿公平的基础上签一份合同，有个起码的保障。

2、工资等事宜一定要在工作之前同用人单位协商好，这是最基本的自我保护事宜。

3、经由中介介绍工作，交中介费用或会员费时，一定索要发票或收据，并注明“必须中介成功才收取中介费”。稍微正规点的中介都会给开的，如果中介坚决不给，那就不要考虑这家中介，再换一家吧。因为不给任何凭证的原因可能就是以后不给钱时你没有证据。

4、面试时用人单位选取的时间和地点应该都是正常性的，如果在你看来觉得有点奇怪的话

就要注意了。比如，用人单位将面试时间定在晚上或说开车接你的情况就要小心了，尽量让亲朋好友陪同或事先知道自己的行踪。

5、将劳动合同、工作证、工资条、工资单、证明等凭证留好，一旦发生纠纷，这些就是维护你权益的证据了。

6、发生纠纷后，不要极端处理，也不要置之不理，应尽快与劳动监察大队或公安部门、学校等联系，尽快的保障自己的权益。

第三篇：探讨大学生校外勤工助学法律保护

探讨大学生校外勤工助学法律保护

摘要：目前，大学生校外勤工助学现象已越来越普遍，但随之而来的是，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文章从洋快餐店涉嫌违法用工的事件入手，对目前大学生校外勤工助学的有关法律规定进行分析，提出完善现行法律规定。加大大学生校外勤工助学法律保护力度的建议。

关键词：大学生；勤工助学；法律保护

2007年1月中旬开始，广东《新快报》派出记者和实习生，对广州市数十家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餐厅使用非全日制员工的情况展开调查。干1小时只有最低工资标准的一半、工作4小时才能无薪休息15分钟、一年下来拿不到劳动协议……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等洋快餐店涉嫌违法用工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这些洋快餐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向兼职在校大学生支付报酬的行为是否违反《劳动法》?新的《劳动合同法》于2008年1月1日起实施，打工者权益日益受到社会的关心和重视，而作为特殊的劳动者群体的大学生也应当成为社会共同关心保护的对象，对大学生校外勤工助学的权益如何进行法律保护更是人们探讨的话题。

一、大学生校外勤工助学的现状

所谓勤工助学是指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劳动。通过生产实践，接触社会，增长才干，劳动所得则作为学习期间的经济补益。由此可见，勤工助学是以“工”为前提，以“学”为目的，勤工助学只是学生在课余时间从事的课余活动之一，不是学生的主要任务，勤工助学所得的收入并不是学生获取生活费用的唯一途径，只是带有补偿性质的支付。勤工助学在当今高校中已十分普遍，大学生从事勤工助学的原因各异，有的是为了赚取生活费，减轻家庭经济负担；有的是为了充实课余生活，获得一份社会经历，从而为毕业后迈入社会奠定基础。

按照勤工助学的工作场所进行划分，可以分为校内勤工助学和校外勤工助学两种类型。校内勤工助学的雇佣者通常是校内各行政部门，学生从事的大多是打字、传递文件等辅助行政工作，学生的各种权益均能够得到较好的保障。但由于财力物力的有限，学校可以提供的勤工助学岗位极其有限，难以满足广大学生的要求。同时，相对于校外勤工助学而言，校内勤工助学收入较低，因此更多的大学生选择了校外勤工助学的方式。根据一份调查结果显示，63.6％的大学生有过校外勤工助学的经历，校外勤工助学多集中在家庭教师、技术兼职、商品促销、市场调查和主持礼仪等领域。其中约有47.8％的大学生遭遇过“打工陷阱”，如欺骗介绍费、拿不到工资、超时工作等等，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而这其中仅有2.2％的大学生向法院起诉，7.4％的大学生通过劳动仲裁或向相关的劳动部门投诉，有37.1％的大学生则采取了其他方法。仍有53.3％的大学生在权利受到侵害时采取了忍气吞声的态度。由此可见，在社会信用制度不健全、中介机构经营不规范，大学生本身信用及法律意识薄弱等条件的制约下，大学生校外勤工助学遭受权利侵害的情况十分严重。尽管如此，大学生却普遍没有采取正确的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大学生在校外勤工助学中的弱势地位十分明显。

二、大学生校外勤工助学的有关法律规定

根据原劳动部1995年颁发的《关于贯彻执行(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12条的规定，在校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这就意味着，高校大学生不受劳动法的调整和保护，其身份仍然是学生，不是《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其勤工助学行为不适用《劳动法》。许多人提出，《意见》是1995年颁布实施的，当时大学生勤工助学的情况还不普遍，现在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学生校外勤工助学越来越普遍，其权益遭受侵害的情况日益严重，其他法律已不足以保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当将大学生校外勤工助学的行为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将大学生校外勤工助学作为非全日制用工的一种特殊形式予以保护。

但是，根据2007年6月29日通过。并于2008年1月1日实施的《劳动合同法》第68、69条关于非全日制用工的规定：“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用工形式。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可以订立口头协议。”该条规定仅适用于劳动者，而不适用于学生等其他人员。也就是说，新的《劳动合同法》依然没有将大学生列入其调整范围。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大学生校外勤工助学的行为就不受法律的保护了呢?其实不然。虽然大学生校外勤工助学的行为不受《劳动法》的保护，但是依然受《民法》有关雇佣关系的调整。查看我国法律法规，我们找不到对雇佣关系的说明，也找不到“雇佣关系”这个词的使用。因而，根据法律法规认定何种关系属于雇佣关系非常困难。从法律角度对雇佣关系加以界定就难上加难。目前，在我国，我们仅能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找到有关雇佣活动的解释，其第9条第二款规定，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同时，我国许多司法解释均对雇主和雇工责任进行了规定。根据以上司法解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法律法规中但凡涉及雇主与雇工，就可以推定两者之间存在雇佣关系。

台湾地区民法学专家王泽鉴先生指出，雇佣合同，即受雇人于一定或不一定之期限内，为雇佣人服劳务，雇佣人负担给付报酬的契约。而在梁慧星教授主持的民法典专家建议稿中对雇佣合同又专设一章进行规定。该草案合同篇第15章第301条规定：“雇用合同是受雇人向雇用人提供劳务，雇用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在大学生校外勤工助学的行为中，双方签订的用工协议或口头约定即可视为雇佣合同，可以认定双方存在雇佣关系。即使双方没有签订雇佣合同或进行约定，但只要符合一方提供劳务，另一方给付报酬的要件，仍然可以认定双方存在雇佣关系。因此，大学生校外勤工助学的行为适用雇佣关系的有关法律规定，可以通过雇佣关系予以保护。

三、大学生校外勤工助学的法律保护分析

由上述法律规定我们可知，大学生校外勤工助学也是受到民法雇佣关系保护的，为什么人们强调要将大学生勤工助学纳入《劳动法》的保护范围呢?事实上，劳动关系和雇佣关系是有根本区别的。根据法律规定，一旦确立劳动关系，即适用《劳动法》的各项规定，包括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社会保险、工伤保险等，而民事雇佣关系则没有关于此方面的规定。由此可见，《劳动法》的保护要比《民法》的保护层面高、力度大。

但是，是不是所有公民都是《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呢?其实不然。不但以学生为代表的不以劳动所得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不适用《劳动法》，即使公务员和比照实行公务员制度的事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以及农村劳动者、现役军人和家庭保姆等均不适用《劳动法》。事实上，《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的范围是很狭窄的。一般意义上，劳动者是以劳动所得作为自己生活来源的人，而学生作为消费群体，其生活来源大部分来自家庭的支持，即使部分学生可以通过勤工助学等途径完全承担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但关键的一点在于，在校大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一旦把学生校外勤工助学的行为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将会涉及许多复杂的问题，如最低工资、社会保险、福利待遇等是否均适用《劳动法》的有关规定，而一旦适用后，学生是否还是学生的主体身份呢?因此，《意见》的规定是有其合理性的，虽然颁布时间距今已过了十几年，但只要大学生的主要任务依然是学习，而不是劳动，那么大学生与劳动者就存在质的区别，不能适用《劳动法》的保护。

那么，《民法》有关雇佣关系的保护是否足以保护大学生校外勤工助学的权益呢?就目前的规定而言，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尚未对民事雇佣关系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这就给法律适用带来一定的困难。如何认定大学生校外勤工助学的行为受民事雇佣关系的调整，司法实践中可能存在不统一的做法。同时，目前法律仅在涉及雇主和雇工责任分担时才提及雇佣关系，规定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非故意地引起第三人伤害时，由雇主承担责任，以保护雇工的权益。但是法律对如何更全面地保护雇工本身的权益则有所欠缺，如当雇工本人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到伤害时则只能适用《民法》有关人身伤害赔偿的规定，这比《劳动法》中有关工伤赔偿的标准要低得多，这显然不利于雇工权益的全面保护。同时，大学生作为参与生产实践的一个特殊群体，其主要任务仍然是学习，因此，与《劳动法》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报酬、身体健康等权利相比，对大学生校外勤工助学行为的法律保护应着重落在对他们健康权利的保护上，如规定大学生校外勤工助学最高工作时间，保障他们不因工作而荒废学业，顾此失彼。

由此可见，大学生校外勤工助学行为不适用《劳动法》的保护有其合理性，但是目前我国有关民事雇佣关系的法律规定对大学生校外勤工助学行为的保护明显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

四、完善大学生校外勤工助学法律保护的建议

在高等教育迅速发展，教育内容和形式进一步多样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在校大学生选择了勤工助学作为丰富学习内容、开阔视野的重要途径。但是，由于大学生法律意识薄弱，法律规定存在缺陷等方面的原因，大学生在勤工助学活动中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十分普遍。我们应当不断完善法律规定，对大学生校外勤工助学的行为予以更全面的保护。从法律规定而言，有必要加大大学生校外勤工助学的保护力度。《劳动法》保护的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除了《劳动法》的保护以外，广义上的劳动者就没有其他法律来保护。如公务员虽然不适用《劳动法》的有关规定，但是却受到《公务员法》的特别法保护。大学生作为参与生产实践的一个特殊群体，是在校学生，因此，应在特别法，如《高等教育法》中对大学生校外勤工助学给予特别法的保护。另外，法律应对民事雇佣关系予以明确规定，统一标准，使各地法院在判断民事雇佣关系时有法可依。地方各级政府应重视对大学生校外勤工助学行为的保护。从法理上而言，我国法律体系分为宪法、基本法、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等。地方人大有权在不违反上级法的前提下制定地方性法规，部分地方政府有权在不违反上级法的前提下制定地方政府规章。因此，地方人大及地方政府可在权利范围内，在不违反上级法的前提下，参照《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制定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保护大学生校外勤工助学的行为。如北京市教委与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制定了《北京地区高等院校学生勤工助学活动的规定》，对在校内外参加勤工助学活动的学生，由北京市教委会同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统一规范《勤工助学活动协议书》样式，维护学生在勤工助学中的合法权益。另外，南京市劳动局劳动力管理处有关人士指出，学生打工可以参照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寻求自我保护。温州市规定，打工学生若在劳动过程中发生伤亡事故，可以比照《劳动法》上关于工伤的规定处理。通过这些规定，弥补目前法律规定的不足，使大学生既与《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有所区别，但是其校外勤工助学行为又能参照《劳动法》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学校作为大学生的教育者和管理者，应当承担保护大学生校外勤工助学合法权益的责任。高等学校应当成立勤工助学指导中心，对大学生校外勤工助学行为进行统一指导和管理，保护学生的权益。如学校勤工助学指导中心可以联系用人单位雇佣在校学生进行勤工助学活动，代表学生与用人单位进行集体谈判，统一签订协议约定工作条件，当大学生权益受到侵害时，还可以作为大学生的代表，与用人单位协商，甚至提起诉讼，降低大学生的诉讼成本，更好地保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

大学生校外勤工助学的行为虽然不受《劳动法》的保护，但是仍然受到民法有关雇佣关系的保护。目前我国法律规定仍存在一定缺陷，对大学生校外勤工助学的保护力度不足。我们应当不断完善法律规定，政府和学校都应当共同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使大学生既能通过勤工助学得到锻炼，又能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第四篇：中国农民土地权利在征用中的法律保护

中国农民土地权利在征用中的法律保护引言

农民就是以从事农业生产为生的群体，因此，可以说，没有哪个群体与土地的关系会像农民这样密切。土地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根本，农民离开了土地就不成其为农民，甚至生存都受到威胁。土地对农民是最珍贵的，所以，法律应当以最严密、最公正、最具可操作性的条款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然而，我国目前的情形显然不是这样，由于法律对农民的土地权利的保护不够充分，侵占土地大搞政绩工程的事例、村干部借土地征用大肆敛财的事例层出不穷。在开发商，各级机构、干部赚得盘满钵满的时候，谁都看不到农民们无依无靠的凄苦背影。因此，加强农民土地权利的保护是极其紧迫的一件事，而各种保护中，法律保护是最有力的一种。由于土地征用是农民土地权利受侵害最主要的威胁，因此，本文主要围绕土地征用论述农民土地权利的法律保护，其实，笔者认为，我国土地管理法中所谓的“征用”实际上是“征收”，因为它将集体土地国有化了，所有权发生转移且给予了补偿，而征用指强制使用后归还。当然，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因此，本文仍使用“征用”这一概念。

一、农民土地权利的法律保护的现状

考察我国农民土地权利的法律保护的现状，我们遗憾地发现，我国对于农民土地权利的法律保护是不严密的，为了有利于建设和开发，对土地权利的保护和补偿进行了限制，更为严重的是，我国建国以来所一贯宣扬的“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并没有贯彻到土地法中，某些规定事实上不相信农民的理性经济人的能力，在征用土地中，取消了农民的独立谈判地位及独立受补偿的权利，土地是否征用完全不取决于农民集体也就是土地所有权人的意志，这不仅不利于培养农民作为现代公民所必须的独立人格，而且使农民土地权利的保护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处处受制于人。查阅我国的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我们发现存在以下几个严重的问题。

1、土地征用的理由（或者说原因）没有限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这些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用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该条以下的内容对征用农民土地的程序作了规定，没有任何征用理由的规定，虽然建设开发受到土地利用规划的限制，但土地利用规划除了确保本行政区域内耕地总量不减少外，对农民土地的占用的权力几乎是没有边界的。无论是因国家利益而进行的建设还是商业性的开发建设，都可以适用国家征用。

笔者认为，征用是国家机关利用行政权力强征公民、企业或其他组织的财产并给予补偿的行为。对私人财产最严厉的制约，无疑来自政府的强制征用。因此，征用过程中个人与政府，财产权利与行政权力的关系必须保持平衡，以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侵犯公民的个人利益。然而，如上所述，由于土地征用的理由没有限制，事实上极容易造成政府权力的滥用，并严重侵害农民的利益。

2、在土地征用中取消农民的谈判地位

征用是强制的，是否交出土地进行建设是不依农民的意志为转移的，也就是说，农民是没有谈判地位可言的，如果是为了公共理由，那么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如前所述，由于不论因国家利益而进行的建设还是商业性的开发建设，都可以适用国家征用，这就造成在开发商进行赢利性的商业开发的时候，农民也必须无条件的交出土地，交出其安身立命的根本。这是极为不公平的。

接下来就是对补偿费用的谈判，在这一过程中，农民仍然没有谈判地位。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也就是说，在方案确定之前农民是无权介入的，在这一事关农民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农民没有发言权，有关补偿的标准、补偿的方式均由开发商和政府予以确定。在财产所有人不在场的情况下确定了财产的交易价格。同时，该条虽然规定了确定后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但对于意见如何处理没有规定，假如农民对补偿标准不满意，怎么处理？是不是重新确定补偿安置方案？该法没有作出任何规定，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则规定发生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由于建设开发一般都获得了政府的同意和扶持，有的甚至与当地主要领导的政绩直接相关。因此，所谓听取农民的意见和政府协调云云不过是一

纸空文。

由此可见，农民和农民集体作为土地征用的一方当事人，事实上几乎没有当事人的任何权利，农民只能接受对方开出的价格。

3、征地的补偿标准过低

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用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用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

征用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规定。

被征用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征用城市郊区的菜地，用地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新菜地开建设基金。

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安置补助费。但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

可见，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最低为年产值的十倍，最高为年产值的三十倍。被征用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根据《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农作物的青苗补偿费为年产值的一倍。因此，土地征用所得的所有补偿在耕地年产值的十一倍到三十一倍之间。而公益建设的项目按低限支付，包括１、国防、军事用地；２、城市基础设施、公益事业用地；３、国家或者省重点扶持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用地；４、抢险救灾修建永久性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用地。

我们知道，土地是一种可以永久使用的生产资料，只要没有特别的情况出现，它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收益。同时，由于经济的发展，周边建设的改善，土地会迅猛地升值，根据民法的原则，财产的增值归财产所有人，正因为如此，台湾、韩国、日本的农民通过卖地积累了大量财富，迅速改变了物质上的弱势地位。反观我国的情形，由于土地的强制征用及过低的补偿费用，土地的长期收益和迅猛增值所产生的利益全部转移给开发商和政府，事实上，国内有学者透露，改革开放20年，国家通过低价甚至无偿从农民手中拿走的土地价值2万亿元。土地本来是农民拥有的最大一笔财富，但我国贫困的农民却完全被剥夺了分享土地的价值的权利，征地后其生存状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这显然是一种劫贫济富的恶法，令人对农民的境遇更为忧虑。

4、补偿款的发放有诸多问题

根据法律的规定，土地补偿费发放给集体经济组织，土地安置补助费一般也交由集体组织进行安排，只有青苗补偿费才发放给农民个人，对照上文述及的补偿标准可见，土地补偿的大部分款项留在村集体。其立法本意可能是希望村集体利用这些款项发展集体经济从而带动农民致富，使农民有集体经济的保障。然而，实际的情况却与这种初衷恰恰相反，由于农村民主建设及财务公开制度不完善，村干部手中掌握大量的集体财产的情况下，腐败现象必然愈演愈烈，财产的流失不可避免。同时，这样的立法本意体现出立法者过分相信干部而不相信群众，希望让干部掌握资源，运用资源安排村民的生活，这是一种“视民如子”的心态，不相信农民个体作为理性经济人的能力和逐渐形成的独立人格，不相信农民可以自行管理和运用好这些补偿款项，笔者认为，这不仅不利于这些补偿款项的利用，也不利于培养农民作为现代社会公民应有的独立人格，更不利于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

另外，由于我国农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土地所有权人，因此，集体经济组织才是土地征用补偿中的当事人。在补偿款发放时，不论是补偿给集体的土地补偿费还是补偿给个人的青苗补偿费均交给集体经济组织，而通过集体经济组织将青苗补偿费发放给农民，这就更增加了村干部克扣、挪用的机会，不利于保护农民的利益。

5、土地征用中，土地资源的浪费严重

这可以说是上述列举的几种不合理规定所产生的结果之一。上述几种不合理的规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它们大大降低了土地征用的成本：土地征用的理由（或者说原因）没有限制使开发商可以很容易地得到土地征用的许可；在土地征用中取消农民的谈判地位则大大降低了谈判成本，开发商甚至不必与土地的所有着与使用者接触；征地的补偿标准低对降低征地成本的作用自然无需多言；而补偿款不必一一发放给农民个人必然大大降低人力成本。

成本如此之低，必然导致大量不合格的市场主体入市，低水平建设或土地闲置时有发生，土地资源的浪费也就不可避免。

6、土地征用过程中的腐败现象严重

笔者认为，对腐败现象最有力的抵制来自权力对权力或权利对权力的制衡。在土地征用中，农民集体和农民个人甚至被取消了谈判地位，自然谈不上制衡；而让村干部掌握补偿款使用和发放的巨大权力，制衡更是无从谈起。有了这些条件，腐败，也就水到渠成了。农民的权利在腐败中被侵蚀殆尽。

二、农民土地权利的法律保护的改善

农民作为社会的一个群体，有权获取社会发展的成果，有权分享财富迅猛增加的好处，这是他们天赋的权利。然而目前我国的土地征用制度却剥夺了农民的这种权利，让农民作出了巨大牺牲，在社会发展中处于被漠视、被抛弃的境地，这既不符合人们内心中朴素的道德准则，更不符合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因此必须予以改善。

笔者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修改法律是第一步，也是最根本的一步。以下是笔者就改良农民集体土地的征用制度所作的思考：

1、对征用土地的目的进行限制，同时给予农民谈判地位

征用的目的必须是为了公共目标。公共目标最初以公用为限，因而征用也叫公用征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权力逐渐扩大，公共目标概念也发生了变化。现在，公共目标概念大体包含以下外延：一是公用征收。政府为满足公共需要征收来的财产必须由政府机构使用，不能把从一些人手里征收来的财产交给另一些人使用。但是，公共目标与私人利益往往难以截然区分，有时私人利益也能假借公共需要之名，利用政府征用权为自己服务。对于这种微妙而细致的区别，我们必须严格加以区分。二是公益征用。征收得来的财产无论交由政府机构使用，还是由私人企业使用，只要能够实现公共利益，就符合公共目标要求。三是公共目的范围。公共安全、大众健康、道德、和平、安宁、法律和秩序，显然属于公共目标，为此征用财产自然是合乎宪法的。

由于我国没有建立完整的个人财产征用制度，在征用方面也存在公私不分的混乱现象。人们通常把一切被征用的土地称为“国家建设用地”，其中既有为政府负责的公共设施建设征用土地的，也有政府出面征地后交给各类企业从事一般经济活动的。前一类征用显然是为了公共需要，应当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后一类征用因属于微观经济活动，不应动用政府征用权。按照1988年颁布的宪法第二条修正案，“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企业和私人经济开发用地的取得属于市场行为，应当通过市场交易方式进行，不能借助于政府征用的强制手段。政府直接出面为某些企业征地，就使得土地交易成为买方、政府与卖方的三角关系，从而把交易关系复杂化。这不仅人为造成交易成本上升，而且极易滋生腐败。在实行法治的条件下，政府介入市场，为某个企业征用其他企业、组织或个人财产属权力滥用，应予禁止。因此，笔者认为，只有政府负责的公共设施建设才能征用土地，同时，立法时应当作列举式的规定，以防地方政府滥用征地权力。这些公共设施建设应当包括：１、国防、军事用地；２、城市基础设施、公益事业用地；３、国家或者省重点扶持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用地；４、抢险救灾修建永久性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用地。同时，为保证法无遗漏，可以规定：其他公共设施建设需要征用土地的，应当由国务院审批。

那么，如何解决一般经济活动中所需要的建设用地呢？笔者认为，可以分两者办法，一是新设企业需要生产办公用地的，可以由农村集体将土地入股，但必须经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批；二是房地产开发用

地，由于我国不允许在农村集体土地上进行房地产开发建设，建设之前必须将土地国有化，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实行集体土地的自愿国有化，而不必进行带强制性的征用。所谓自愿国有化，是指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前提下，在项目立项后，由开发商与农民集体和所涉及的承包地的承包者进行自愿协商，三方能够达成一致的，土地进入国有化程序，开发商可以开发建设该幅土地，另外，农民集体同意的标准必须是村民大会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以防止农村干部滥用权力，产生腐败。只有这样，农民的利益才能得到较为充分的保护，农民才能恢复他的主体地位，从而有能力维护其自身的利益，分享土地增值的成果。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并不认为房地产开发必须在国有土地上进行，因为这相当于把能够增值的土地从农民手中夺走。因此，国家应当允许在集体土地上进行开发，关键是应当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经过相当级别的政府的审批。在集体所有土地上进行开发可以让农民获得建设开发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而不会让农民边缘化。

2、大幅度提高征地补偿标准

由于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推崇奉献和服从国家利益，从而忽视对个体利益和农民集体利益的保护；同时，改革开放初期则致力于迅速的建设开发，一切服从于国家建设的需要，这不仅让许多盈利性的开发假国家公共建设之名，更严重的是一味压低土地征用的补偿标准，客观上造成农民利益被剥夺，农民被边缘化的恶果。农民已经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这种状况不应再延续下去了。因此，笔者认为，征地补偿不仅要考虑到土地的永久收益，还应当考虑土地的增值，从而大幅度提高补偿标准。当然，我们应当将公共设施建设和盈利性的开发建设区别开来，对于盈利性的开发建设应当给予农民更高的补偿标准，具体标准可以评估土地开发后的盈利水平予以确定，让农民与开发商共同分享土地增值的成果。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大幅度提供征地补偿标准后将产生农村的食利阶层。但我们应当认识的，这是任何一个市场经济社会所不可避免的，况且产生食利的农民总比农民大面积的贫困要好的多。同时，我们不能低估大多数农民的经济能力，笔者认为，届时，更多的农民将用所得到的资金用于购买工商企业的股份和进行产业开发，这对于经济的发展也有莫大的好处。

3、改善补偿款的发放方式和分配方式

笔者认为，公共财产的运作环节越少，腐败的机会就越少，腐败产生的可能性就越小，财产所有人的权利越可能得到保障。因此，土地征用时补偿款原则上应当直接分发到农民个人手中，然而，我国土地补偿款发放的实际操作方式却与上述理解背道而驰，即使是青苗补偿费这样完全归属农民个人的补偿款也首先交付给村集体，再由集体交给个人，无端多了一道程序，这是毫无必要的，应当予以改进，将青苗补偿费之间分发给农民。同时，其他补偿款除扣留一部分作为集体发展的基金外，其余大部分也应之间发放给农民个人，如前所述，我们应当抛弃那种相信干部、相信集体而不相信农民群众个人的陈腐观念，将财富转移到民众手中，这样不仅有利用减少腐败，而且拥有财产保障，受政府信任可以自由运用其财产的农民更容易形成并完善其独立人格，从而培育现代社会赖以形成的土壤，促进社会的进步。

综上，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财富，而征用是对农民土地财富最大威胁。一直以来，我国对农民土地实行的这一套征用制度在事实上对农民进行了十分彻底的剥夺，形成了国家对农民的巨额负债，这种债务不仅是经济上的，更是良心上的。因此，加强农民土地权利在征用中的法律保护是立法者不可推卸的责任，它关系到农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今年三月份我国宪法的修改条文已经对征地补偿作了更加具体的规定，为土地管理法作出上述修改提供了宪法依据。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尽快对土地管理法作出修改，使农民的土地权利不至于继续受到侵害，从而扭转其被边缘化的命运。

参考文献

1、《中国农民调查》 陈桂棣，春桃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3月第一版

2、,《中国土地权利指南》 王卫国，王广华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12月第一版

3、《财产征用及其宪法约束》 赵世义著 公法研究中心(网站)

4、《土地私有化是最终解决问题的方法》记者欧阳斌专访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学者李平《凤凰周刊》（总第143期）

第五篇：谈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发展与协调（精选）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谈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从法律援助制度的视维分析

谈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 ——从法律援助制度的视维分析 作者 罗亚海

内容提要：弱势群体主要是指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权益维护，竞争能力等多方面陷入不利与困难境地，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支持和帮助的社会群体。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司法救济途径，以其正当性、稳定性和有效性的特点，在保护弱势群体方面具有其无可比拟的优势以及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健全法律援助制度，加强保护弱势群体是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可持续和谐发展的重要保证；合理构建法律援助制度，加强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将成为当前社会变革及结构转型时期的重要课题。关键词: 弱势群体 法律援助 社会转型 社会保障

Abstract: Social vulnerable group has to face many difficulties in income, social status, rights protection.legal aid as a system can be regard as an efficient way to protect them..so t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legal aid system have significant meanings to the social vulnerable group protection.Keywords: social vulnerable group legal aid social reform social security 弱势群体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存在于人类社会产生至今的各个阶段，如何保护弱势群体也是古今中外科学研究所必须直面重要命题之一。渊源于英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可以成为弱势群体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司法救济途径。但我国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却迟迟未能纳入法治的轨道上来。直到《法律援助条例》的颁布，弱势群体保护才有了司法保护的径由。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的发展，弱势群体保护问题凸现，法律援助制度虽然在弱势群

体的法律保护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健全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切实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命题。

一、弱势群体保护之与法律援助制度

（一）弱势群体的概念

1、弱势群体的概念

弱势群体（social vulnerable group），亦称社会脆弱群体，是社会科学的一个概念，主要用来分析社会结构的不协调和社会分配的不合理。对这个名词有过多的理解，郑杭生曾明确提出：“社会脆弱群体是指凭借自身力量难以维持一般社会生活标准的生活有困难者群体”[郑杭生主编：《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M]，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陈成文提出社会弱者群体“是一个在社会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 [陈成文著：《社会弱者论》[M]，时事出版社，2000年，第21页。]。邓伟志认为：“弱势群体是指创造财富、聚敛财富能力较弱，就业竞争能力、基本生活能力较差的人群”[邓伟志著：《透视社会弱势群体》[J]，《内蒙古宣传》第二期，第14页。]。目前来界定弱势群体应该紧密结合当前我国社会变革这一时代背景主要指那些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权益维护，竞争能力等多方面陷入不利与困难境地，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支持和帮助的社会群体。

2、弱势群体的范围

弱势群体的范围是指哪些人属于弱势群体而应受到扶助。弱势群体范围的扩大或缩小，或者划分不够清晰，缺乏实际操作性，都会违背保护弱势群体的初衷，影响立法及保护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正确界定弱势群体的范围，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根据其成因的不同，弱势群体可分为生理性弱势群体和社会性弱势群体两类。前者主要是基于生理原因，如老弱病残等；而后者则主要是基于社会原因，如社会改革等。另外，该分类还应该包括因为自然原因，如环境恶劣、自然灾害等所形成的弱势群体，即自然性弱势群体。

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改革和结构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社会性弱势群体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人群： 1.失业人员，这一群体大部分文化程度较低，技能单一，失去工作后，基本丧失生活来源，其生存处于受威胁状态，是市场经济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弱势群体。2.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他们虽然可以找到工作,但工种一般较辛苦,城市人不 2

愿从事的工作通常由他们承担。在法律上，关于他们的权益保护规定不足，几乎不享受社会保障待遇。在社会地位上，受到明显歧视。3.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村劳动者。由于我国长期实行的城市倾斜政策导致农村发展滞后,制度上的藩篱造成社会的进步不能良性互动地带动农村的发展。人数最多的阶层成为弱势群体。

（二）弱势群体保护的法律援助制度依托

法律援助制度是司法民主和社会进步的产物,无论是从其宗旨还是从其性质，都能找到弱势群体保护的理念依托。

1、从法律援助制度的概念及宗旨来看

从学理上解释，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为经济困难的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根据《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法律援助是指律师、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和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所属人员，为刑事被告人、被害人等或者民事或行政诉讼原告提供法律帮助(资助、救助、扶助、救济、优惠等)的活动。它是通过法律扶贫、扶弱、扶残，实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完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重要措施。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是“为了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是建全民主与法制的一件大事。正如肖扬说的：“我开始设想的法律援助是广义的，既包括诉讼费的减免，又包括法律费的减免，目的就是想解决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问题”[转引自郑功成著：《社会保障与弱势群体保护》，这充分体现了法律援助的扶贫救弱的本质。

2、法律援助制度的性质分析

对法律援助制度的性质的界定归类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学说：第一，慈善行为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法律援助是“一种慈善行为”[郑天姝著：《法律援助：一种慈善行为》[C]，载《检查日报》，1996年8月21日。]，是人们出于良心，道德责任自发而为的行为。它不是一种法律责任，无强制性可言，提供法律援助靠道德责任感的驱使，人们并无法定义务，政府不能以强制力作后盾加以干涉。第二，社会保障制度说。这种观点认为法律援助是“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张志越著：《法律援助及社会保障》[J]，载《中国律师报》，1997年2月15日。]。法律援助是弱者的福音，是政府、社会伸向贫穷者的援助之手，法律援助是实现社会保障权的程序保障，当社会成员的权利不能实现或受到侵害时，他们有权借助法律援助保障自己权利的最终实现。第三，国家责任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法律援助是国家的责任，国家责任的重要体现是国家财政对法律援助的投入，当然还包括国家 3

对法律援助的管理责任等等”[章武生著：《中国律师制度研究》[M]，中国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46页。]。第四，政府和社会相结合的法律救济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法律援助是以政府为主导,政府和社会相结合的一种法律救济行为”[张耕生编：《中国律师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页。]。从诸多的法律援助制度的概念来看，该制度都渗透着弱势保护的深刻含义。

二、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保护路径的困境

法律援助在国际上施行已久，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而在我国尚属起步阶段，还要不断地进行完善。在新中国成立前，法律援助根本没有产生和发展的土壤,在我国法律制度发展史上从未形成过法律援助制度。新中国成立后，亦未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制度，只是在有关的法律法规中有零星体现。近年来，我国政府在缓解或保护弱势群体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在法治建设方面，我国除颁布实施《法律援助条例》及其意见之外，还增加和修改了许多法律法规，以切实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如违宪审查机制的启动，《城市收容管理条例》的废除等等。但是就总体状况和面临的形势而言，缓解或保护弱势群体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一）弱势群体自身劣势显著

现阶段我国弱势群体的绝对数庞，增长趋势明显。从总体特征上分析，除收入水平低、生活贫困这一最明显的特征外，我国弱势群体在以下方面还存在显著劣势：（1）年龄偏大，身体较弱，文化程度低。以下岗职工为例，弱势群体普遍存在“两高”（年龄偏高、女工所占比例高）现象。（2）社会地位低，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社会对弱势群体的救助极为有限。在某些私营企业，工人劳动时间长、强度大，工作环境恶劣，劳动报酬低，并且经常被无端的拖欠和扣发。（3）缺乏自我保护的能力和民主参与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机会。由于自身文化素质偏低，而且相关制度建设的欠缺，许多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往往不知道或者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进行维权。

（二）思想上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还缺乏认识。

法律援助是政府依法建立的，使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帮助权的司法保障制度，不能表面地把法律援助看成公益事业。从本质上看，法律援助制度是构成国家司法公正体系的重要部分，因此，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是法制国家的政府对本国公民应尽的义务，而不是施舍。但当前普遍存在的一些错误认识，阻碍了我国法律援助发展的进程。比如，认为法律援助是公益事业，应交给社会去办，政府有钱就办，钱少少办，没钱不办：认为法律援助就是法律 4

服务，应交给律师事务所等法律服务机构去办，法律援助不应是律师的义务；机构、经费免谈等等。所以说，法律援助要健康发展,必须从根本上澄清认识。新出台的《法律援助条例》及其《意见》在援助范围、法律责任及援助经费等方面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各界应积极加强学习，切实更新观念。

（三）与弱势群体相关的其他保护措施亟待健全

任何一项制度的出台及推行都离不开良好的外部环境，良好的外部环境能有效扩大制度的推行效果，反之则会拖制度的后退而缩小其推行效果。法律援助制度亦是如此。当前我国针对法律援助制度已经做了许多努力，但笔者以为在以下几个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亟待改善：

所谓弱势群体保护的立法体系，即指弱势群体保护之专门立法，以及以此为核心但散见于《宪法》及其它法律法规的相关条款的总称。它由弱势群体保护之专门立法、《宪法》相关条款、涉及弱势群体法律保护的法律条款以及其他相关行政规章等板块组成。目前，尚有许多弱势群体及与保护弱势群体相关的专门立法尚未出现，如进城务工的农民群体等，这使得这些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却因为法律空白而无法得到有效维护。还有我国最需要保护的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群体，甚至几乎没有任何保障。而且在一些具体环节上，还亟需修改，如适用对象过窄、可操作性不强等。

三、健全法律援助制度，加强弱势群体法律保护的法学透视

综合以上分析，结合当前我国实际情况，至少应该在一下几个方面入手，完善援助制度，加强弱势群体保护：(一)健全法律援助立法体系

健全法律援助的立法体系能为法律援助制度的顺利推行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该立法体系的健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宪法》方面

《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原则的确立，既是我国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最高依据，又是我国法律援助事业所要实现的最高目的。法律援助事业的成败直接影响着“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原则的贯彻落实，进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贯彻落实。

2.部门法和国际条约中有关法律援助的法律规范方面

就部门法来讲，其有关法律援助的法律规范首先必须以《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为依据，同时也要在立法精神和条文内容上与法律援助的专门法相一致并与之相配套。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师法》、《老年人保护法》已经有了这项内容，而在未来的完善我国法律体系的过程中，其他一些相关的部门法如《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护法》、《国家赔偿法》以及目前尚未出台的保护失业工人的法律等，都要增加或写入有关法律援助的法律规范。此外，为了适应法律援助国际化的发展趋势，我国还应当适时地参加、缔结有关法律援助的国际条约。这些国际条约中有关法律援助的法律规范同样要与的原则规定相一致，并与法律援助的专门法相协调。3.地方法规和政府规章方面

我国幅员辽阔而且地区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一特殊国情决定，《法律援助条例》出台以后，地方相关立法仍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各地可视情况需要，在不与《宪法》规定相冲突、不与中央的统一立法相矛盾的前提下，根据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更具体、操作性也更强的地方法规，来规范本地区的弱势群体的保护及法律援助工作。

(二)加强法律援助制度自身建设

1.加强《法律援助条例》相配套的操作性立法的建设

我国《法律援助条例》和《意见》颁布实施半年来，国家至今却未出台一部统一的操作性立法。对于法律援助的具体工作，如法律援助的机构、资金管理使用、法律服务人员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社会组织人员参与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服务质量监督、落实条例规定的法律责任等都缺乏相关管理办法。致使《条例》中许多规定都缺乏一个权威的解释认定，从而给《条例》的施行造成了一定困难。所以应当尽快制定与《条例》相配套的管理办法，加强对法律援助机构、资金使用和监督、法律服务人员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社会组织人员参与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服务质量和效率等方面的管理，全面规范法律援助工作；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有关部门协调，研究制定统一的刑事和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规范，促进各部门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的配合与协作。2健全法律援助机构

我国的弱势群体现在和将来的较长时期内，是较庞大的一个群体，应当在农村的乡镇、城市的社区（或街道办事 6

处）建立法律援助机构，名称可为“法律援助办事处”或“法律援助所”。这样，加之采取属人原则为主、属地原则为辅的法律援助管辖，以适应我国的基层政权和组织依法治理工作的要求，以使贫弱群体者及时、就近获得法律援助。同时还应要加强法律援助机构的规范化建设，清理整顿自收自支、有名无实的法律援助机构，最大限度的利用法律援助资源，确保法律援助机构切实履行工作职责。3.建立以政府拨款为主，多渠道筹资的法律援助经费来源体制

《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 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法律援助经费应当专款专用, 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法律援助是国家对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我国的法律援助经费主要应由各级政府财政保障。但同时法律援助也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广泛募集国内外资金，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和支持我国法律援助事业发展，是弥补国家各项财政对法律援助事业投入不足的重要方法和途径。所以，笔者建议我国建立以“政府拨款为主、社会捐赠和行业奉献为辅”的各种渠道和多种募集方式筹资的法律援助经费来源体制。4.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律援助队伍

法律援助专职队伍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实施力量。要加强对法律援助专职队伍的管理和监督，严把进人关，努力提高队伍的素质和专业化水平。各省（区、市）司法厅（局）要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明确规定社会执业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法律援助年义务量，将是否完成法律援助年义务量与年检注册挂钩，并作为社会执业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年终考评的一项标准。要积极支持和引导社会团体和法律院校参与法律援助工作，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壮大法律援助力量。社会团体和法律院校设立法律援助服务组织必须经过司法行政机关审批，业务上要接受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监督，并不得从事有偿法律服务。要采取措施保证他们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

(三)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人文关怀力度，完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西方法律援助制度和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方面经过了漫长发展，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完整的制度体系。健全和发展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力度，我国除了对内改革之外，还应该密切关注国外相关制度的发展动态，并积极和国际社会合作，汲取适合我国国庆的先进经验以为我用，以求尽快建立起有中国 7

特色的弱势群体法律保护理论体系，为弱势群体法律保护提供科学依据与理论指导。

对弱势群体进行人文关怀首先应该利用各种宣传渠道更新观点，营造气氛，唤起公众对弱势群体问题的关心和重视；其次，要合理调动各种资源，包括文化资源，、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等，为各项活动的开展提供资源保证；再者，还应当构建人文关怀网，倡导和鼓励各级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群众团体，各种行业协会、联合会等社会团体，慈善机构和宗教团体等民间组织，积极参与到关怀弱势群体的活动中来；最后，还应注意对弱势群体进行人文关怀的几个误区，如只注意宏观关怀，把关怀理解为怜悯等。查尔斯.霍顿.库利曾指出“怜悯常常是廉价的，被怜悯的人往往觉得受到了侮辱自尊心受到了无情的打击”[查尔斯•霍顿.库利著：《人类本性和社会秩序》[M]，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88页。]。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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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唐慧俊：《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对策[J]》，载《中共山西省党校学报》，2003年第6期。（3）冯彦君：《强化弱势群体法律保护的新视野》[J]，载《当代法学》，2002年第8期。（4）张耕主编：《法律援助制度比较研究》[J],法律出版社,1997 年版。（5）张耕主编：《中国律师制度研究》[J],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6）林莉红：黄启辉《论法律援助》[J]，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6期。

（7）江美云：《对健全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思考》[J]，载《南方冶金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8）关英彦：《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若干思考[J]》，载《中国律师》，2003年第3期。（9）林风章：《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困境分析》[J]，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10）郑杭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M]，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11）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年版。

（12）姚臻：《中英法律援助制度比较分析》[J]，载《北京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31期。（13）沈红卫：《论法律援助的性质和功能》[J]，《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14）曹艳春：《外国法律援助制度发展概况》[J]，载《法学杂志》，200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