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摸象与战略的系统化思想（合集5篇）

第一篇：盲人摸象与战略的系统化思想

盲人摸象与战略的系统化思想（原创）

曾有一个寓言故事，讲述的是6个盲人第一次见到大象，想了解一下大象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就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触觉，去感觉大象的长相。由于每个人触摸的范围不同，结果，有的人认为大象象一堵墙，有的人认为大象象一根柱子，有的人认为大象象蒲扇，有的人认为大象象匕首，有的人认为大象象一条蛇…… 盲人没有视力，难以像正常人一样从整体上把握一个事物的外形，又仅凭自己的部分触觉所及就妄下结论，因此得出了一个在正常人看来匪夷所思的结论。但正常人也是没有资格嘲笑盲人的。因为正常人也往往犯与盲人相同的错误，尤其是需要大脑来进行整体、系统性的思考来把握抽象事物真实的全貌时。这种系统性的思考能力绝不像视力那样，基本上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需要专业的训练，加上后天辛勤的努力才能形成的。如果一个人以为他可以仅凭所见、所闻，就可以把握事物真实的全貌，是幼稚、可笑的。缺乏有洞察力的思考，缺乏对所获得的知识的深度分析、把握，所得出的判断、结论基本上与盲人摸象差不了多少。在我以前的咨询经历中，曾经看到某咨询公司为其客户所做的管理咨询诊断报告，洋洋洒洒300多页，列举了客户近300个问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同事们说，他们真了不起，居然发现了这么多的问题，不愧是……

而我与同事的看法正好相反，一篇诊断报告里，居然列了近300个问题，别的且不说，就这些顾问的能力、素质来说，可谓与那些摸象的盲人同类。300多个问题，哪些问题是重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如果是次要的问题话，是否值得在报告中表现出来？很显然，这些顾问只不过是对照着教科书，按图索骥、自以为是地列出他们所认为的种种问题。

企业的诊断是为了发现问题，更确切地说是发现企业运行过程中所存在的关键性的问题。这是一切咨询，战略咨询也好，人力资源咨询，其他咨询也好，的基础。现在，我们大多数顾问都知道要抓关键性的问题。但如何在纷繁的问题中把握关键性的问题？

其前提是从整体上，系统地理解客户企业的运行状况。在理解系统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从系统的要求出发，发现我们真正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把自己有限的咨询资源和客户的企业资源导向解决这些关键问题的方向上去。否则，只能徒干些劳而无功的蠢事，与盲人摸象一样，徒增笑柄。

第二篇：阳光城集团系统化运营建立清晰战略

阳光城集团系统化运营建立清晰战略

阳光城(控股)集团创建于1995年，集团董事局主席林腾蛟先生率领阳光城团队，以“做中国最受尊敬的成长性企业”为目标，发扬侨商“艰苦创业，勇于创新，回馈桑梓，报效祖国”的优秀传统，从办学兴教开始，投资家乡和祖国各地，构建了涵盖教育、酒店、旅游、房地产、金融、投资等产业的多元结构，并控股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交所上市代码000671)。

2013年3月22日，2013中国房地产500强测评成果发布会暨500强峰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房地产研究会、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与中国房地产测评中心连续第五年进行此项测评活动。业内领导、专家以及房地产企业、研究机构和媒体人士近500人出席了本次峰会。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凯在会上表示，系统化是企业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阳光城的核心竞争力，精准投资，高效运营，适销产品。

企业要建立清晰的战略

阳光城去年认购过了百亿，同比前年增长200%，作为A股上市公司，去年股价有大幅度增长，从6.5元到15、16元。在A股上市房企中，涨幅排在前列。据陈凯介绍，阳光城确立了清晰的战略，围绕上海、福州、厦门、西安几个主要的城市，土地储备大概600亿。阳光城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分工非常明确，是真正从制度上建立了三权鼎立的企业，阳光城在这一两年短短的时间，从20几个亿到100亿，这是最主要的核心。董事会授权充分，对投资、运营、销售、定价各个环节基本上给予了管理层非常大的授权。管理层的运作

非常职业化、透明，我们有三个词，简单透明、结果导向、同甘共苦。陈凯认为有好的机制才能有好的结果。

系统化是企业重要的核心竞争力

精准投资，高效运营，适销产品，是阳光城的核心竞争力。公司规模小，投资一定要很准。陈凯说，所谓高效运营就是要快，快不是一种选择，快是一种能力，阳光城的项目是很有速度的，去年厦门的项目从拿地六个月开盘，老城区福州的项目从拿地到开盘七个月。适销产品是要服务于客户，客户需要什么，企业就做什么，所以才能很快的开盘。标准化、高周转，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这是个技术活儿。这里面核心是要把它系统化，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系统，但不要轻易上庞大的系统，把所有的系统都做全，而是应该把自己的规模、自己的管理逻辑有深刻的认识以后，小心翼翼的上适合自己的系统，不要上大而全的系统。

阳光城深耕少城市 做长产品线

阳光城另外选择了一条路是产品线做长、城市做少，以中国目前的经济体量，一个企业在一个城市过百亿太多了，上海不说，北京、深圳、重庆、杭州，都可以过千亿，上海已经到两千亿了。所以一个企业在一个城市深耕，就可以做得很大。阳光城选择了少城市、多产品线，虽然管理强度大了，但是售后能更快一点。

第三篇：可持续发展战略下绿色会计的系统化研究[范文模版]

内容摘要：

选择一个怎样的发展战略，这不仅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社会进程，而且，也影响到整个人类的未来命运。因此，探索合理的发展观已成为国际社会所共同关注的焦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无疑是这种探索的一项富有积极意义的成果，它必将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其中，就其对会计的影响而言，则将促使绿色会计理论与实践日臻完善。鉴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就可持续发展战略下绿色会计这一重要命题做些系统化研究，以期丰富和完善绿色会计理论与实践，并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

选择一个怎样的发展战略，这不仅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社会进程，而且，也影响到整个人类的未来命运。因此，探索合理的发展观已成为国际社会所共同关注的焦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无疑是这种探索的一项富有积极意义的成果，它必将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其中，就其对会计的影响而言，则将促使绿色会计理论与实践日臻完善。鉴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就可持续发展战略下绿色会计这一重要命题做些系统化研究，以期丰富和完善绿色会计理论与实践，并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

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类与其所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对立统一、协调共进的动态过程。在这种动态过程中，传统会计功不可没。只是传统会计理论一般侧重从人类经济活动的角度，着眼于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来反映和监督企业资本及其运动的，并建立在历史成本计价、权责发生制和复式记账三大支柱之上。但传统会计没有将环境所带来的经济问题很好地纳入会计理论与实践加以研究和解决，以致于联系可持续发展战略来看待传统会计理论与实践，不能不说传统会计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集中表现在：

1.会计循环过程及内容不完整。

在会计确认上，传统会计没能将整个社会生产、消费和相应的生态循环价值都反映至会计图象上，因而，会计循环过程及内容暴露出一定的不完整性。具体而言，缺乏将涉及环境的经济业务作为会计要素加以正式确认。例如，没将环境资源按资产要素确认；没将企业应承担的环保社会责任按负债要素确认；在所有者权益要素中没将环境资本列进；没将资源成本列作费用要素确认；没将环境收益列入收入要素确认；对环境利润更是缺少必要的确认、计量、记录与报告。从会计实践看，在我国现行的会计制度中，还没有与环保相配套的会计核算体系，仅在企业管理费用中包含了排污费和绿化费项目，所有这些表明传统会计侧重核算与企业直接有关的信息、资金和物质商品，而对企业与有关的资源、环境、废弃物及生态环境的关系等进行反映和监督不够，致使会计循环过程及内容呈现出一定的不完整性。可喜的是，我国已把生态保护提上了议事日程，对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做出了有关政策性规定，在我国，将环保费支出反映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已势在必行。事实上1992年中发办7号文就已明确指出：“运用经济手段保护环境，按照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要逐步开征资源的利用补偿费，并开展对于环境税的研究，研究并试行把自然资源和环境纳入国民经济的活动核算体系，使市场价格准确反映经济活动造成的环境代价。”传统会计不能无视这种政策性规定，相反应及时将整个社会生产与消费和相应的生态循环价值都纳入会计图象一并反映与监督，以弥补会计循环过程及内容不完整的缺陷。

2.狭义循环成本概念不适应可持续发展战略对自然资源消耗的成本补偿要求。

成本的经济实质应是价值耗费与补偿的有机统一体。为此，人类的劳动消耗需要补偿，自然资源的消耗同样需要补偿。在某种意义上，成本充当了消耗补偿的价值尺度。传统会计（包括现代会计）所依赖的成本观念是狭义循环成本概念（或称小循环成本概念），它从属于狭义费用概念，这可从《企业会计准则》中关于费用要素的确认及制造成本法下费用区分为制造成本和期间费用得到佐证。

狭义循环成本概念，立足于企业微观本身来处置成本补偿；讲究企业资本运行的循环与周转的畅通性、安全性及增值性；会计所提供的信息侧重于披露经济性信息，而缺乏有效的环境社会性信息的充分披露，未能真正建立起“微观-宏观共振型”的会计模式和运行机制；也使得国民生产总值和企业生产成本的正确量化计算缺乏科学依据。例如传统会计核算方法未将环境资源列入资产核算，其经济增长指标不能如实反映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虚增了国家财富；企业成本只量化计算人造成本，而对自然资本忽视不计的结果，造成企业对自然资源的无偿占用和污染破坏，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虚增盈利。正确做法应在宏观上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时扣除环保支出，而在微观上企业生产成本应反映当期环保支出。面对当前世界范围内的日趋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人们应当意识到生态环境问题长期得不到科学解决，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现行的成本理论缺少一种从自然资源和人类活动两方面复合认识成本补偿问题。从可持续发展战略对自然资源消耗的成本补偿要求的实际出发，我们应倡导广义循环成本观（或称大循环成本观），并将广义循环成本理论有效地应用于会计实践。

按照广义循环成本观，要从自然资源在人类活动作用下整个循环过程研究、定义有关成本的特性及范围和内容，即从整个物质世界的循环过程来看待成本耗费及补偿问题；不仅要考虑人类劳动消耗的补偿，而且要充分考虑自然界各种物质资源的消耗及补偿，以便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此，包括环境在内的会计循环应采取如下基本模式：

从广义循环成本构成看，应当是自然资源成本、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消耗的总和，其中资源成本可具体包括生成成本、再生成本、恢复成本、替代成本和服务成本等。一般地，生成成本是指自然资源本身的有用性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形式；再生成本是指自然资源从它被消耗，到再生成原来规模和水平应计量的成本或应补偿的价值；恢复成本是指人们开发利用某项资源的同时污染、破坏或消耗了另一项资源，用来恢复被污染、破坏的资源本来面目的成本；替代成本是指不可再生资源在开发利用时，人们以其他资源替代之所需支付的相关费用；服务成本是指某些资源的存在对人类的生存环境提供了某种服务所发生的成本，具体包括由于资源服务所带来的收益增加及失去服务造成自然灾害而发生的损失。

3.对环境成本与收益计量的弱化制约着对环境信息的有效披露。

会计计量构成会计循环的重要内容之一，从理论上讲，会计计量工作应贯穿于会计核算系统从数据输入到信息输出的全过程，它包括选择计量客体的计量属性、选择会计计量单位和确定会计计量模式三个计量要素。从实践看，由于传统会计没能将环境带来的经济问题很好地纳入会计核算体系，因此，在会计计量方面缺乏对环境会计对象的有效计量，集中反映在没能用会计计量反映和控制环境资源及其耗费与补偿问题。必须指出，当资源与环境具有价值时，应视为资本性质，这种资本的价值能向人造资本转换，为此，会计实践上要计量两种资本的转换过程，并确定适度的转换比，以利于满足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传统会计在会计计量上缺少必要的突破，尤其对环境成本与收益计量上不无弱化，反过来制约着对环境信息的有效披露以及现代会计职能的能动发挥。可以预见，今后一个主要社会问题将是确定由谁支付外部问题的成本和怎样对其定量估价：哪些成本应由生产它们的团体负担，哪些成本应由整个社会承担。由此可见，对环境成本和环境收益计量尽管困难但必须有较大突破，否则，会计很难满足社会各方面对环境问题提出的信息披露的客观要求。

二、绿色会计的基本理论及实务操作的主要障碍

绿色会计（green accounting）又名环境会计，它是在环境资源恶化和修正传统会计的基础上产生的。从世界范围看，会计绿化成为一种时尚，但绿色会计由来已久。具体可追溯于本世纪70年代，以《会计学月刊》（journal of accounting）1971年比蒙斯（f.a beams）的“控制污染的社会成本转换研究”和1973年第2期马林（j.t.marlin）的“污染的会计问题”两篇论文为代表，揭示了绿色会计研究的序幕。1983年以来，世界银行就积极鼓励修订现行的会计体系，增加环境项目，提出建立一套与联合国国民会计体系相配套的环境辅助账户的建议。1989年1月联合国国民会计体系专家小组接受了该提案。经过修订的国民会计蓝皮书已于1993年发表，包括的内容有对绿色会计的讨论，对提出的设计辅助账户作了肯定，并批准收益计量时应考虑计算环境成本问题。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1995年召开的第13届会议，其主题就是绿色会计。

从本质上看，绿色会计是环境科学与会计学科交叉渗透而形成的应用性学科，具体而言，它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尺度，以有关环保法规为依据，研究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计量、记录环境污染、环境防治、开发、利用的成本费用，评估环境绩效及环境活动对企业财务成本影响的一门新兴会计分支。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会计与自然环境的联系越来越强，用会计处理一些环境问题已成为当代和未来会计学发展的一大趋势，绿色会计必有着光明的发展前途。

1.绿色会计的基本理论。尽管绿色会计有着光明的发展前途，但毕竟建立绿色会计，不仅是一个会计问题，也是一个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时至今日，绿色会计的假设、原则、核算对象、程序与方法、计量基础、成本范畴的确认、报告体系的构建等方面尚未形成共识，更谈不上绿色会计完整的理论与方法体系。有关绿色会计的探讨不能不说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尤其在我国更显力度不够，翻阅这方面的探讨文章，其标题多标明“初探”、“略探”、“略论”、“浅论”字样。

第四篇：盲人摸象与职业教育的“学生观”（范文模版）

“盲人摸象”与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观

“盲人摸象”是一个妇孺皆知的寓言故事。说的是五个盲人，想知道大象长得什么样，分别只摸了大象身体的一个部分（鼻子、耳朵、肚皮、腿和尾巴），便武断地说大象像一条蛇、一把扇、一堵墙、一个柱子、一根绳子。这种以偏代全的做法，使他们的判断出现了严重的偏差。这个寓言告诉我们，要正确地判断一个问题或事物，需要全面地、多角度地进行分析或调研。五个盲人的做法让人觉得可笑，但在实现工作中，我们往往犯与他们相同的错误而不自知。比如对待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我们很多人就犯了上述以偏代全的错误。

诚然，相对于普通高中或大学生来说，中职学校的学生存在的问题是多一些。这些学生大部分在小学、初中时表现平平或较差，受到过家长的责备和教师的歧视，心灵受到了伤害，压抑了他们的正常发展。在我们相当一部分中职教师的眼中，他们普遍文化基础薄弱，厌学，缺乏刻苦学习的精神，叛逆意识更浓，没有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吃不得苦，少了那种为实现目标而坚忍不拔奋斗的意志品质，有较强的自卑心理。就像摸象的盲人一样，这些教师更多地只是看到中职学生的一些有欠缺的方面，便得出“朽木不可雕”的错误结论。而实际上，中职学生有很多积极的方面，他们兴趣爱好广泛，思维活跃，聪明灵巧，有侠气，朝气蓬勃，精力充沛，有创新精神，敢闯敢干，与其他同龄人一样渴望实现自我价值。

美国著名教授霍华德•加德纳提出了一种“多元智能理论”，他把

人的智能分为七项：语言文字智能、数学逻辑智能、视觉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音乐旋律智能、人际关系智能、自我认知智能。加德纳教授认为，这七种能力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正是这种不平衡，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每个人不同的智能和智能结构，构成了各具特色的人。中职学校的教师，要遵循这种发展规律，对每一个学生都要有信心，相信他们都能有所作为。在教学工作中重在寻找和发现每一个学生的潜能，并因材施教，促进学生优势智能的发展，使学生更快更好地实现其个人价值。

现在我国中职学校在校学生规模每年有1800万之众，他们从中职学校毕业后绝大部分在生产一线工作，直接创造社会物质财富。把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培养成为掌握一技之长的、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的、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心理健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是中职学校义不容辞的职责和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第五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外交战略的定位

【 标 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外交战略的定位 【 作 者】肖刚

【作者简介】肖刚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外交学系教授、法学博士 广州 510420 【内容提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中国的外交战略的定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我们的外交战略应该是经济外交、文化外交、大众外交三位一体，缺一不可，其中经济外交是核心，文化外交是动力，大众外交是根本归属。【摘 要 题】政策理论 【关 键 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经济外交/文化外交/大众外交 【 正 文】

用“三个代表”重新定位中国的外交战略，这是我们党包括对外政策的一切方针政策所得出的历史结论。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总结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2页。）。

世界多极化趋势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总体上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有利，但是，正如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世界还很不安宁，人类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更好的贯彻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把中国国家利益的外在大形势调整到一个最佳的境界，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维护好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这就需要我们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对外行动和对外战略。江泽民就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在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制定了一整套方针政策，二十年的实践充分证明，这些都是正确的，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体现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16页。）。

对外政策如何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重要的是要抓住三个重要方面，一是确立具有先进生产力内涵的经济外交的核心地位，二是充分体现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文化外交，三是把外交的根本归属定位在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大众外交上。

一、经济外交是核心

“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思想，必然要求我们外交工作的核心内容定位在以促进中国和世界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繁荣的“经济外交”上。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间划定到2020年，要在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民主法制建设、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的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生态环境的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等方面达到新的境界，实际上这可理解为未来20年中国国家利益的内在大形势所要求的总目标，我们要争取到能够为实现这个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外部条件，“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争取到和平的国际环境应该说比较容易，而为经济建设争到更多的外部条件则要困难得多”（注：何方《论和平与发展》，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2000年5月第1版，第303页。），怎么办？最主要的就是要开展经济外交，通过开展经济外交来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服务。通过经济外交来解决阻碍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的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更是世界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发展”要靠世界各国共同的努力，而对中国而言，通过经济外交解决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题，是世界走向繁荣和中国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显然，经济外交应视作是第一要务，而且经济外交的水平和任务要达到相当高的境界，要有一大批懂经济的人和懂得国际经济运行规则的人从事外交工作，通过双边和多边的经济外交活动，提高经济外交的质量。所谓经济外交，是指一国政府或代表机构包括民众直接或间接参与的为实现和扩大本国经济利益，通过多边和双边的方式，参加为本国经济服务和为世界经济繁荣服务为目的的外交活动。在对外政策中引入“先进生产力”的标准，可以极大地配合国内经济的建设，促进国内经济建设的稳定发展。以经济外交为重点，以经济外交的优化组合为方向，展开总体外交，努力解决经济外交决策体制的弊端。着力优化配置好经济外交的资源体系，积极推动全球性和区域性的经济合作，提高中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信任度和运作水平，大胆提出完善国际经济体系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设性方案。积极参与WTO等国际经济组织内的游戏规则的制定，积极推动和组织实施好10+1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顺利发展并积极参与和主导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力争通过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促进中国和区内国家和地区政治关系的改善。

传统意义上的外交一直是以政治问题的解决为核心目标，以军事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后盾和手段。今天，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归根到底在于经济发展战略。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最重要因素。事实一再证明，中国经济每一个发展阶段的成功，在国际上都会有一股势力出来制造“中国威胁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上不确定因素和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也层出不穷，如何趋利避害，就需要我们广泛地通过经济外交以促进经济安全，以经济外交促进我们的经济发展。此外，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政策，为了更进一步明确中国外交的定位，确定我们外交的核心为经济外交势在必行。

既然我们对外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那么，明确经济外交为核心的方针应该是中国对外政策内涵的充分的体现。当然，其它方面外交也是外交的重要方面，但是这些外交活动都不象经济外交这样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对世界的共同发展所起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决定性作用。中国上百年的弱国无外交的悲惨历史教训告诫我们，国家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后盾，我们任何形势和任何类型的外交都是难以取得成功的。

二、文化外交是动力

“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思想，必然要求我们在外交政策理念中，体现中国伟大的民族精神、体现丰富的思想价值体系和坚定有力的主张，以此来展开文化外交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注：此处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在国际关系中实施意识形态外交即和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作为普世主义的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不是一回事，而是严格地限定为在推行中国自己的外交政策的时候，把中华思想中主张和平与共同繁荣、平等优秀民族文化在国际交往中充分体现出来，为世界和平作出自己的特殊贡献。）。

按照“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要求，文化外交至少应该具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开展文化外交，是建立在和各国平等交流的基础之上的文化外交。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华文明为世界所瞩目，但世界对中华文明精华的了解还很不够，我们有责任加大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度，让世界深入地了解中国，热爱中国，向往中国，提高中国的吸引力。当然，中华文明的传播首先是真正意义上中华文明的传播，而不能把糟粕的东西也当作宝贝向外交流。此外，要以平等的精神和作风进行文明的传播，反对在文化交流上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别国的做法，反对文化优越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

第二，外交政策中充分体现优秀中华文明的思想和外交艺术。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和智慧，我们国家利益的外在表现，应通过对外交政策的实施充分地把“和为贵”、“亲人善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优秀政治文化和民族精神在国际事务中发扬光大。

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文化中，除了儒家文化之外，还有更多的优秀政治文化，我们应该花大力气认真挖掘，弃其糟粕（注：例如儒家就把中华文明圈之外的国家和地区称之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糟粕，应该摒弃。），取其精华，用自己优秀的政治文化，对和平与发展、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国家利益与共同利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新表现、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南北差距等问题作出中国自己的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诠释。积极从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对中国为什么能够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思想、“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思想、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思想、“世界多样性”思想、“国际关系民主化”思想和“发展模式多样化”思想、“恐怖主义的标本兼治”思想、既重视和发展大国关系也注意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的思想、多边外交和双边外交并重的思想、“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政党外交的思想，及人员外交推动国家关系发展的思想等主张进行科学的总结。

第三，吸收世界优秀的外交文化以丰富我们的外交文化和外交思想。世界的外交文化和外交思想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完全可以为丰富中国的外交实践和外交思想服务。中国要在国际舞台上能够纵横捭阖，掌握世界的外交规律是重要前提，而要掌握世界外交的规律，关键是要学习和研究优秀的世界外交文化和外交思想。

三、大众外交是归属

“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思想，直接引出了“大众外交”的基本概念。“大众外交”的构筑有三层意思：

1.外交要通过首脑外交和专门的外交机构来具体实施，但外交政策的效果必须充分体现完全意义上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或少部分利益集团的利益。江泽民指出，“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人们只讲个人利益，个人奋斗，而不讲国家利益，社会贡献，那末，这样的民族和国家就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2年8月第1版，第403页。）。而国家利益的真正内涵则是人民大众的利益。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还指出：“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利益的根本归属，就是人民大众关键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满足，因此对外政策的目标，对外政策的形式，对外政策的结果，要和人民大众的愿望相一致，要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吻合，损害了人民大众的利益，就等于是损害了国家的根本的利益。我们党几十年有一个基本的经验，就是在执行对外政策的时候，时刻地把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统一起来。因此，总体上执行了一个正确的外交政策，外交上的失误也较小。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党的外交传统和外交方针，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争取到了不少有利的外部条件。

2.外交目标的大众利益化。我党的外交路线从一开始就具有人民外交的特点（注：我党外交思想和外交基本方针的基本形成是党的七大，中国人民在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之后，新中国的外交就一直沿着党的七大所确立的外交方针进行。），三代领导集体都把外交政策的实施定位在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上，而且视人民大众的利益为国家的最高利益。毛泽东同志在七大《论联合政府》谈到外交问题时指出：“我们要求各同盟国政府，首先是美英两国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认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注：《毛泽东选集》，1966年版（一卷本），第1086页。）。尽管当时我们党还处在非执政党地位，但我党已经把外交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我党执政以后外交基本的出发点和立脚点。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10月在北京会见了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此时正值中美关系处于一个高度敏感的时期，由于美国政府的破坏，中美关系十分严峻，但邓小平以他巨人般的人格魅力和对祖国和人民强烈的爱，在和尼克松会谈时坚定地说，“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0页。）。邓小平心目中的“国家利益”是什么？我们从他一贯的言行可以得知，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深知中美关系稳定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两国人民通过正常往来会得到更多的实惠。因此，邓小平视人民大众的利益为最高的利益。他对人民的感情，可用他自己发自内心深处的话来回答：“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深情地受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注：这是1981年2月14日邓小平在为英国培格曼出版社出版《邓小平文集》所写的序言的一部分。）。他说，“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页。）。江泽民对人民大众的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作了更进一步的论述。他在谈到如何奉行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时也指出，“我们坚决维护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尊严，绝不允许任何人干涉我国内政”（注：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1年7月1日），《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1650-1651页。），在谈到党的工作的归属时指出，“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2年7月第1版，162页。），在谈到外交工作的根本目标时，他指出，“其实归根到底一句话，外交工作要坚定不移地维护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2年8月第1版，第529页。）。

3.外交政策的运作，应该有极高的透明度，人民应该有外交的知情权。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还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注：《毛泽东选集》，1966年版（一卷本），第1031页。）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才能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去实现历史发展的目标，离开了人民群众，必将一事无成。人民大众对外交的知情权的动力和源泉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外交的直接参与和知情能够更好地推动外交为国家利益服务，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要求我们的对外政策所追求的国家利益必须牢牢地落实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实际上，西方国家一些头脑敏锐的学者或者政治家也认识到国家利益是其国家所有人或绝大多数人的都很重要的公众利益（注：Samucl.P.Huntington,“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crest”,Foreign Affairs,Scp,10ct,1998.P35.），现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也说，“美国的国家利益一直以促进自由，繁荣与和平的扩展这一愿望来界定，人民的意愿和现代经济的需求都符合对未来的这一看法”（注：孔多丽萨•赖斯：“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原载美国Foreign Affairs2002年1-2月号，参见《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3期，第36页。）。只是其资本主义的性质所难以达到罢了。事实上，在一切外交理念比较健康的国家中，外交的大众化已经成为其外交政策的题中应有之意，例如，韩国新任总统卢武铉的执政理念之一就是所谓的“国民参加型的民主主义”（注：“韩国新政权国际志向新太阳政策2003年02月25日日本《每日新闻》社论。见http://www.mainichi.co.jp/eye/shasetsu/200302/25-2.htm1），这其中就有外交政策的大众化的概念。各国NGO即非政府组织广泛地介入外交决策和活动，实际上不少都是大众直接参与外交的证明。只有各种层次的广大人民群众对外交的积极参与，才会最大限度地提高我们外交决策的水平和科学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民间外交的概念已经不能涵盖外交的人民性的特点，大众化的外交和外交的大众化应该成为我们新时代外交的题中应有之意（注：外交政策大众化的概念早已有之，如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威廉•奥尔森等在其论著中就提到过此概念：“我们熟知罗马人对他们的帝国及公民地位感到骄傲。当时或许只有在高层比较狭小的圈子里才会有这种感情及由此产生的行为；外交政策的大众化和民主化只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参见威廉•奥尔森等编《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7年12月第1版，第77页。）。

4.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始终是我们外交的立脚点。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世界的大多数，世界的“最广大人民群众”。江泽民就指出，“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力量，是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力军，是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同盟军。要始终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充分发挥我们同发展中国家互相支持的政治优势”（注：这是1996年3月27日江泽民在部分驻非洲国家使节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部分。参见《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2年8月第1版，第551页。）。毛泽东在1974年2月22日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这可以说是毛泽东人民外交思想在国际事务中的自然延伸。此后，中国一直把加强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中国外交的立足点。实践证明，中国外交的这个根本性的定位使中国外交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今天我们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要坚定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一员，坚定地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的方针不动摇。

四、结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中国外交战略定位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是明显的，这就是经济外交、文化外交、大众外交三位一体。这三个方面应该是中国外交战略的总结构和总方向，且这三个方面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如果只是单纯地搞经济外交，不重视外交的文化内涵，不充分体现中华民族的和平思想，中国的外交就可能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而在国际事务上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或者与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国家为伍。如果我们外交的基本着眼点不是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不是适时地推动大众化的外交战略，我们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方针就可能会偏离正确的方向，使外交堕落为少数人的专利，从而损害国家的最高利益即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为中国的外交战略指明了正确方向，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外交战略取得新进展的重要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