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小城镇贫困问题治理的难点与对策

第一篇：21世纪中国小城镇贫困问题治理的难点与对策

城镇反贫困是困扰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更是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一个十分棘手而又必须加以解决的课题。中国目前的城镇贫困人口以下岗或失业的贫困职业群体为主体，故本文以贫困职工群体或失业型贫困为主要研究对象。

一、21世纪中国失业型城镇贫困问题治理的八大难点

（一）理论研究及政策指导的严重滞后。失业，作为商品经济的范畴，是市场化进程中劳动力配置规律起作用的必然结果。西方对失业的经典解释是指所有那些未曾受雇、以及正在调往新工作岗位或未能按当时通行的实际工资率找到工作的人（注：D·皮尔斯主编：《现代经济学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600页。）。失业的实质就是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同生产资料的分离。由于受传统理论和传统体制等多方面的影响，我国对失业问题的理论研究仍明显严重滞后。其具体主要表现在：首先，对“失业”、“下岗”、“再就业”等概念定义不清。(1)关于“失业”概念。我国的传统理论把“失业”看成是一个制度范畴，把失业看作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有现象。从1993年起，我国才开始正式使用“失业”和“失业率”的概念。但至今为止，我国官方所指失业人口一般指城市登记失业人口，且将它界定为“非农业户口，在一定的劳动年龄内（16岁以上及男50岁以下，女45岁以下），有劳动能力，无业而要求就业，并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登记求职的人员”（注：《光明日报》1997年4月4日第三版。）。显然，我国官方对失业的定义既不符合国际统计惯例，更不能准确反映我国当前的失业人口现状。我国理论界对失业的定义更是众说纷纭，至今尚未形成一种经典性的解释。(2)关于“下岗”概念。从全国的角度至今未对下岗作出统一科学规范的定义。不同的人、不同的部门、不同的企业对下岗有着不同的理解。有的把在企业内部转岗安置的也纳入下岗之列；很多人从企业下岗后自己很快找到新的就业岗位，但原企业和当地劳动部门不了解，把这些已实现再就业的还算在下岗职工之列等。(3)关于“再就业”概念。对于下岗后通过各种方式找到了不同单位性质、工作期限长短不一的新单位的职工，算不算实现了再就业也没有明确的说法。其次，各部门对失业人口尤其是对我国城镇隐性失业人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统计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客观标准。

再次，对下岗职工的动态变化缺乏了解的途径和手段。一种情况是：企业让职工下岗后，没有及时向劳动部门申报职工下岗的情况；另一种情况是：由于职工下岗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有的虽然在认定上已经实现了再就业，但在找到新的单位后又下岗。有的职工一年可能多次变换岗位，而有关部门以年为统计周期，无法及时了解下岗职工就业的动态发展情况。另外，有的地方政府给企业规定职工下岗最高限定比例，使企业不可能把超过这一比例的情况如实向有关部门上报。

由于在理论上对“失业”等概念界定不清及统计口径不一致，再加上对下岗职工动态变化情况缺乏及时了解，势必导致对中国目前失业人口统计结论的不一致，如某市工会统计的下岗职工总数是40万，而劳动部门、统计部门则分别为20万、29.5万。由于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失业人口的总体状况缺乏准确把握，势必模糊中国目前失业人口的现状及分布特征，影响中国就业工作的具体政策操作，从而制约或影响中国就业工作的进程及效果。

（二）中国将面临成为世界上最大失业人口大国的严峻现实。从官方统计数字看。中国目前的失业人口并不多，1997年末，英语论文格式我国城市登记失业人口为589万人（注：《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3月3日第7版。）。但中国的实际失业人口（包括城乡的显性失业人口和隐性失业人口在内的综合失业人口）规模巨大，而且随着我国国企改革的深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整及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的失业人口还将逐年增加。据学者估算，1997年中国城乡综合失业人口大约1.8～2.6亿规模之多，预计到2000年，将达3亿多（注：《经济学消息报》1998年3月13日第1版。），从而面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失业人口国的严峻现实。

（三）我国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偏低。我国劳动力资源相当丰富，不仅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产生总量性失业，而且供求结构差异较大，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不能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从而形成结构性失业。我国劳动者素质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1)文盲、半文肓多。据统计，我国总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只占0.86%，受过高中教育的只占6.9%，文盲、半文盲达1.8亿，占总人口的22.2%，其中青年又占36.1%，即我国有6500万青年几乎没有受过文化教育（注：《经济参考报》1996年8月10日第2版。）。(2)劳动技能低，结构不合理，据资料表明，目前，全国现有职工1.5亿多人，技术工人近7000万人，其中初级工、中级工分别占80%和18%左右，而高级工则不到2%，全国已评聘的技师只有34万人，而高级技师不过2000多人。(3)思想素质不适应，如存在等、靠、要的思想。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逐步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更新加快，大量低素质的劳动力势必难以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而沦为结构性失业人口，并形成中国不少单位“超编”和“缺员”、“缺编”并存的两难局面。

（四）国企改革的困惑。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国企改革严重滞后并已日益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瓶颈”。其直接结果，主要表现在国企亏损面仍继续扩大、国企亏损额增加、国企销售收入增长缓慢、资产负债率攀高、“双停”企业有增无减、破产倒闭企业越来越多等方面。而国企改革严重滞后的间接结果的主要表现之一则是国企职工失业人数剧增。目前国有部门作为吸收新增就业劳动力主渠道的格局已发生变化，并已出现国有经济吸纳新增劳动力的减少和历年冗员存量大量排放（即隐性失业显性化）并存的严峻局面，从而增加了21世纪就业工作的严峻性和艰巨性。

（五）农业部门就业严重不足。从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看，我国就业工作除面临着劳动年龄人口自然增长的就业压力及隐性失业显性化加速两种劳动力过剩压力外，还受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潮顶托”，更面临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加速转移的就业压力。由于受传统体制及户籍制度等影响，我国失业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是农业部门就业不足，即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导致农村大量劳动力外流，流入城市又无法为现代经济部门吸收，从而增加城市就业负担。据专家测算，我国目前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已达1.8亿左右，近9000万流动人口，尚有1亿滞留在农村，形成潜在的过剩劳动力。随着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农村商品化的发展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势必推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加速转移。据专家预测，未来5年，我国农村过剩劳动力总量将达2.14亿人，尚有1.37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

（六）就业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具体主要表面在：(1)就业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目前，全国各级财政拨付的就业经费每年只有2亿多元，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不到1%，与就业对资金的需求相差甚远。不仅如此，不少地方政府对就业经费的投入不够重视，拨款数额也越来越少，有的地方（如广西、吉林等省区）甚至早已取消就业经费预算，使就业经费缺乏可靠保障。(2)作为就业资金的另一重要来源——失业保险基金也远远不能满足大量企业职工失业或下岗后的救济与再就业的资金需求。据劳动部就业司预测，1995年～2000年，全国失业保险基金收支缺口大约为255亿元。(3)各地为弥补资金不足而建立的再就业基金的资金来源和征集标准缺乏可靠的制度保证，所能筹集的资金极为有限，从而大大制约了就业资金的成效。

（七）劳动力市场不完善。我国劳动力市场尚未形成合理流动的就业体制。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由于受户籍制度、人事档案制度、跨省就业核准制度和外来人员就业许可制度等劳动人事行政管理的制约，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尚未形成。城乡之间、不同经济成分企业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仍然存在着实际上的障碍，从而不利于劳动者自主择业权的实现和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2)市场化的就业体制尚未形成。据统计，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大约在40%左右。(3)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信息服务体系十分落后，亟待加强。

（八）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保障制度是缓解就业压力并为就业提供宽松社会经济环境的一个技术性措施，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我国的失业保障制度建设严重滞后，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失业保障的社会化程度低；企业包袱重；失业保障覆盖面狭窄；失业保障待遇水平低，与现阶段的平均生活水平不相适应；失业保障基金筹集困难，数量有限；基金管理体制不健全；失业保障立法不健全，目前还没有制定《失业保障法》等方面。这些问题使我国21世纪的就业工作既缺乏理论上的支持，又没有现实的经济社会基础。

二、21世纪中国失业型城镇贫困问题治理的八大对策

中国目前乃至今后职工失业型城镇贫困的治理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实施过程中，应着重抓好以下八个方面的工作。

（一）重视对中国目前以失业型贫困为主体的城镇贫困问题的理论探讨及政策指导，这是21世纪中国城镇贫困治理的前提。

首先，按市场经济要求，从全社会劳动力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考虑、分析中国的失业问题。当务之急是科学地规范“失业”、“下岗”、“再就业”等概念。我国应尽快确立符合国际惯例的全口径、没有城乡之分、对劳动年龄没有上限的一般失业观。尤其是对城镇隐性失业人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确定一个公认的客观的统计标准。

其次，国家统计部门应重视对中国目前真实失业人口的统计工作，并每月、每季度、每年定期公布我国实际失业人口规模、真实失业率等基本信息数据，从而及时以科学、规范、权威、动态的统计数据，有的放矢地指导21世纪中国的就业工作。

此外，为便于对失业人口进行动态的规范管理，还应重视规范企业用工申报备案制度和用工年检制度。企业正式招用下岗职工一定期限以上的必须及时（或限时）向劳动部门申报备案。

（二）提高我国劳动者的整体素质，这是21世纪中国城镇贫困治理的基础。

首先，应加紧建立以劳动力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多层次、多渠道、多功能的职业培训体系。尤其是要发挥各级教育部门的作用，并鼓励兴办社会民办培训实体，加强对失业人员的就业培训，积极开发劳动者的职业技能，拓宽职业选择余地，提高失业人员就业或再就业的竞争能力和对新岗位的适应能力，从而最终缓解劳动力供给与经济发展所需人才不对口的矛盾，缩短失业者的待业时间，减少结构性失业人口。

其次，应加强宣传教育，引导观念转变。通过抓思想教育，引导失业者树立正确的择业观，树立自主意识和自立自强的精神，并使市场就业观念深入人心，从而最终为失业人员就业或再就业创造有利的社会氛围。

此外，还应重视尽快提高我国农村劳动力的素质。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近5亿，其中剩余劳动力1亿多，他们中的大部分文化水平很低，甚至没有文化。因此，重视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是提高整体劳动力素质的关键（注：陈端计著：《贫困经济学导论》，新疆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第177-181页。）。

（三）“离业”与“就业”并举，这是21世纪中国城镇贫困治理的思路选择或突破口。

基于中国目前失业人口数量巨大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几乎无法就业或再就业的现状特征，我们认为，在21世纪，中国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思路选择或突破口是实行“离业”与“就业”并举（或并重）。所谓“离业”，它既不同于“失业”，更不同于“再就业”，也不同于“退休”。由于这部分失业人员从年龄上还不到退休标准，故称之为“离业”。通过“离业”途径安置的失业人员既包括城、乡劳动力明显弱化的老弱病残者，也包括一些另有家庭生活来源的失业人员等。当前最为迫切的是把消费资料分配中社会福利、社会保障部分与职业分离开，并根据目前主要城市生活标准来核定每个失业人员永久性“离业”的补偿费。这是解决“离业”问题的核心。而对除“离业”安置以外的其他正常失业人口则通过正常的就业或再就业途径安排就业。

（四）重视经济发展，增加就业需求，这是21世纪中国城镇贫困治理的关键。

解决我国失业问题的治本之策或关键是以大力发展经济为手段，通过增加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方式，积极开拓就业渠道，使就业岗位在原有的基础上，总量上有新的增加，从而扩大城乡劳动力的需求。具体的政策和措施主要有：(1)大力推动国企改革，挖掘企业内部潜力，尽量在企业内部消化分流人员，并引导企业充分利用现有的厂房、土地、设备以及其他生产资料等资源，开拓新的生产经营领域和就业空间；(2)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增加就业渠道；(3)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发挥中小企业的就业主渠道作用；(4)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全方位发展街区经济，并组织引导一些下岗失业职工向社区服务业转移；(5)通过推广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来增加就业机会，充分挖掘潜在的就业岗位，广泛推动非全日制、临时工和弹性工作制，通过政策引导失业职工以非正规部门就业的方式从事各种劳务活动；(6)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开发和统一，鼓励职工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合理流动，并利用

职工大流动所产生的就业岗位替补倍增效应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7)加大基础建设投资规模，带动经济的全面发展；(8)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就近向非农产业及小城镇分流和转移等等。

（五）重视增加就业资金投入，这是21世纪中国城镇贫困治理的重要环节。

为适应市场经济对就业资金投入的要求，一方面应大幅度增加国家对就业经费的投入，并使之得到制度上的可靠保证。为此，在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预算中，应当将“就业经费”列入一类款项，由劳动部门提出就业经费预算拨款的详细申请报告，由财政部门根据财政预算收支的总体情况和就业经费的客观需求制定预算，并将就业经费和财政预算支出中的比重与实际失业率挂钩；另一方面，应重视增强失业保险基金的承受能力，重点应放在提高统筹层次与增加基金来源上，并相应地提高从失业保险基金中提取再就业资金的比例等，从而增强失业保险基金在失业救济与促进再就业方面的功能。

（六）建立和完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网络体系，这是21世纪中国城镇贫困治理的重点。

从长远看，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体系，是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1)逐步消除阻碍我国劳动力流动的种种制度障碍，促进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2)建立覆盖全国的劳动力信息网络，定期向社会发布劳动力供求信息，减少劳动力流动的盲目性，包括建设就业信息传播媒体，如开办就业信息报纸，在广播、电视、报刊上开辟就业信息栏目等；定期举办人才交流会；组织区域劳务输出协作；开展长期中介服务等。(3)建立各种职业培训中心。(4)重视健全就业登记制度，加强劳动力市场法规及法制建设，强化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和监督，确保劳动力市场发展的有序性，使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法制化、规范化，从而最终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最优配置。

（七）建立和完善中国就业工作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21世纪中国城镇贫困治理的重要保证。首先，应制定统一的就业工作政策保障，在劳动、工商、税务、信贷、保险、城市管理等方面给失业人口的自主创业和安置失业人口较多的企业以优惠政策；其次，应加紧建立和发展职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保障制度，从而为失业人口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减轻由失业人口过多而造成的社会压力，从而最终为国企改革和发展提供宽松的社会环境；再次，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应广开资金筹集渠道，尽快建立再就业基金，英语论文格式为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再就业培训等提供保障；其四，重视维护下岗职工的合法权益，既加强对劳务中介机构的规范管理，又加大对企业用工制度的监督，保证下岗职工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最后，应建立一体化的社会救济系统，当务之急是建立全国统一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尽快将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扩大到农村，尤其是扩大到贫困地区，从而建立一个面向全社会的救济体系。

（八）重视其他相应的配套改革，这是21世纪中国城镇贫困治理的重要措施。

失业与城镇反贫困是困扰当今世界各界经济发展的难题。减少失业，扩大就业，缓解贫困，在实际操作中，还应重视进行相应的配套改革措施，如政府应把就业工程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并把它列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之一；加强对就业工作的统一协调领导，政府应协调成立专门的就业工作机构，负责对就业工作的统一领导，各地则应建立政府、行政主管部门、企业、街道（居委会）等各级统一规范健全的再就业工作网络，为就业工作提供组织保证；调整工时制度，通过进一步减少工时的办法，降低劳动参与率，压缩劳动力供给，减轻就业压务；整合工农比较利益，减轻农村对城市就业的压力；对不发达地区实行倾斜政策，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应实行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设立再就业贡献减免税；加强对有关失业与就业的法律建设，并制定完整的管理流动人口的专项法律，根据不同城市类型规定出城市发展的具体要求，引导人口依法迁移，有序流动，从而为最终实现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创造条件。

第二篇：我国贫困问题及治理对策

我国贫困问题及治理对策

摘要：贫困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各国政党、政府和社会各界对贫困问题一直相当重视消除贫困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政府的奋斗目标。但是中国目前的农村贫困问题与城镇贫困问题呈现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因此，必须要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贫困现状采取综合治理的措施。

关键词：贫困；农村贫困；城镇贫困；治理对策；制度保障

一、中国贫困问题的现状

贫困线的标准因各个国家发展水平、社会文化和制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而绝不能用别国的贫困线标准作为我国的衡量标准。中国国家统计局对贫困线下的定义是：所谓贫困线，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条件下，维持人们的基本生存所必需的物品和服务的最低费用，贫困线又叫贫困标准。现阶段我国把把每人每年收入低于2300元的低收入人群定为贫困人群，2017年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统计资料：2016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为4335万人，比上年减少1240万人。我国贫困地区的教育、医疗、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也得到长足发展，基础设施状况明显改善，毋庸置疑，中国扶贫开发工作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不仅为13亿中国人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推动全球反贫困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中国贫困人口还很多，而且这些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特定区域国务院扶贫办表示，在14.8万个贫困村当中，绝对贫困和低收入人口占乡村总人口的33%；在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区和地方病高发区、人口较少民族地区以及42个沿边境的扶贫重点县，这个数字超过40%。在贫困人口总量不断减少的情况下，这些地区需要移民的农户比例明显提高。此外，革命老区发展相对滞后，全国237个革命老区目前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7%。

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城市岗位竞争日益激烈，我国城镇失业率也处在较高的水平，经济结构改革和转型使部分城镇职工失去了工作岗位。，在农村贫困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的同时，城镇贫困问题又出现了，而且城镇贫困群体规模越来越大，从而使中国目前的农村贫困问题与城镇贫困问题呈现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另外，原先的脱贫人口在旧有的生产、生存条件下，遇到自然灾害或疾病等情况，极易重新返回贫困状态。因而，如何减少返贫现象的发生，巩固扶贫成果，继续消除贫困，成为我国政府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

二、我国贫困问题的原因

贫困形成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既有历史的又有现实的原因，既有内部的又有外部的原因，既有经济的又有非经济的原因，既有人文资源的又有社会环境的原因。下面我们从农村和城镇两个视域来分析我国贫困问题的原因。

（一）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原因分析

1.贫困地区贫困主体素质的不发育。劳动主体的素质高低，不仅决定什么是所谓的“资源”，而且决定用什么手段去开发“资源”。许多农村科技扶贫政策之所以没能达到预期效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农村的教育年限短，质量低。大多数农民只有简单、朴素的耕作和饲养经验，不掌握更深的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对先进的技术认同、理解、学习、掌握能力十分有限。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山区，由于自然条件恶劣，投入产出不高，难以留住高层次人才。从农村出来的学生，尤其是大学生和研究生，毕业后绝大多数选择留在城市就业。另外，贫困地区人们普遍缺乏进取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等、靠、要”的依赖思想，而且很大一部分人惰性较强，缺乏自觉改变落后、摆脱贫困的信心和决心。由于生活水平低下，医疗卫生状况落后，地方病多，加上自然气候等方面影响，很多贫困地区的人身体素质差，有的地方甚至疾病流行严重。这些都是致贫的原因。

2.贫困地区外部不利的经济社会环境。从外部环境看，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相比，存在诸多不利因素，比如资金短缺、交通运输条件极不便利、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等，但最主要的还是制度的缺陷。据世界银行2005年全球企业经营环境报告，越是贫困的地方，发展经济的制度空间越是狭隘，经济活动也越不自由。“制度贫困”说到底是公民的权利贫困，它是不合理的制度导致贫困。导致我国农村贫困的制度根源主要表现在：一是扶贫政策存在一定缺陷。比如脱贫的标准或贫困线定得过低，从而返贫的可能性较大。二是衡量贫困的指标体系不完善，它只是反映扶贫对象物质上的状况，不能全面反映精神、文化、卫生等方面的状况。三是政策性扶贫的效应减弱。由于税费改革缓慢，农民负担较重，人口流动频繁，一些农村土地抛荒现象严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给扶贫带来压力。开发性扶贫由于缺乏刚性制度的束缚，扶贫专款在某些地区不能到位。四是其他制度建设滞后，为贫困农民进入劳务市场提供信息、技术培训等服务的组织制度尚未建立，农村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等制度建设滞后，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农民普遍存在。

3.贫困地区内部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有的贫困地区地理位置偏僻，地形复杂，气候条件恶劣，生态失调，自然灾害频繁；有的贫困地区土质和水质差，地方病多发；有的贫困地区交通困难，信息闭塞。在西部贫困人口中，1000多万人口分布在西北的干旱缺水地区，2000多万人口分布在西南的石山地区，1000多万人口分布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寒山区、深山区。据测算，贫困地区人口人均耕地面积是非贫困地区的1/3～1/2，而且耕地质量差，贫困地区的粮食单产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4.5%。当前致贫的原因较之过去进一步复杂化。如部分农户传统生计受到冲击，市场波动引发的贫困问题，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问题，水库移民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问题等。其中尤为突出的是边民不能通过移民方式摆脱贫困的问题。由于边民承担着守土固边的责任，即使边境很大一部分地区自然条件恶劣，也无法移民。

4农村地区因病返贫、教育返贫以及彩礼返贫。近年我国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力度及覆盖面不断扩大，但农民在遇到大病时，仍不能承受报销后所剩余费用。农村家庭由于历史原因子女较多，有的家庭甚至有三个甚至三个以上家庭成员同时接受教育，虽然我国早已经普及义务教育但是作为农村家庭仍然难以承受高昂的教育费用。彩礼返贫是近年比较突出的现象，许多农村家庭为了筹集彩礼在脱贫已久又突然返贫。

（二）中国城镇贫困问题原因分析

1.失业或就业困难。从我国目前城镇贫困的状况看，失业或就业困难是导致城镇贫困的原因之一。劳动是人们基本的生存手段，就业是避免贫困和摆脱依赖性的最有效途径。失业除了浪费人力资源以外，还使失业者处于被剥夺的边缘状态，从而扩大社会分配上的差距，加剧两极分化，使贫困问题凸现出来。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随着城市化过程的加速，城镇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大。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职业竞争必然加剧，职业分化速度必然加快，这就致使一部分人在有限的职业岗位竞争中处于失业或就业困难状态。各种数据表明，城镇贫困户主要集中于家庭就业人口少、就业者工资收入低的家庭。

2.企业转轨和企业破产。随着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产业结构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由速度型向效率型、由分散型向规模型发展，在经济结构升级和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中，许多企业破产、停产、半停产、转产或被兼并收购。这些企业多数是机械、纺织、采矿等行业，其倒闭致使长期工作在该行业的职工下岗，甚至有些企业的职工被整体地抛到下岗、失业群体之中。有些家庭中的就业者都集中在这类行业中，这就致使整个家庭陷入困境，促使城镇贫困群体的形成。与传统的贫困群体相比，这些新的贫困者并不是由于个人的某些弱势特征而沦落到贫困群体中去，而是由于他们所在行业和单位的原因被淘汰掉了。贫困主体不是因为缺乏劳动能力，而是因为社会就业存在困难或缺乏新的就业机会。加之，随着各项改革措施的出台，如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住房管理制度、教育经费制度等各项改革，都加重了这些下岗职工尤其是低收入者的支出和各项费用上的负担。

当然，物价上涨过快、社会保障政策落实不够、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镇、自然和意外事故发生率高等因素，也不同程度地参与并加剧了我国城镇居民的贫困。

三、我国贫困问题治理对策

（一）我国农村贫困问题治理对策

1.实施政府救济、市场开发和异地移民并举的扶贫之路。要建立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的赤贫人口自己没有能力脱贫，只有通过救济。一些贫困者长年被疾病困扰、没有劳动能力、受教育水平极低，他们中很多人集老、病、残于一身，听不懂普通话，居住在多年少见雨水的地方。对于这类贫困人口，只能通过长年救济的办法，才能使他们享有最起码的、有尊严的生活，尤其是使他们的子女能接受正常的教育。但是，低保制度不能代替扶贫开发，农村扶贫开发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开发型扶贫才是脱贫的长远之策。扶贫开发目标应从重点解决温饱转到“增加贫困人口收入，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缩小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整体性差距上来”。在实施市场开发型的扶贫中，应该注意科学决策扶贫的项目，完善扶贫项目的管理制度，确保项目的受益者是农村贫困人口且项目的实施利于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帮助贫困地区建立比较健全的社会经济基础结构，改善投资环境；重视发展特色经济，调整优化贫困地区的产业结构，以区域特色资源为依托支撑贫困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发展农业的同时积极地发展非农业。对于生活在地理条件极差、自然环境极其恶劣、人口超载等生存空间恶化地区的贫困人口，与其不断“输血”，不如变改造困难为走出困难，实施移民让地工程。

2.创新农村扶贫的资金筹措制度和管理制度。改变过去那种过分依靠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资金筹措方式，动员社会资金、资源加入新阶段中国农村扶贫事业中来。同时国家应继续增加扶贫资金的投入，各级地方政府也应相应增加反贫困资金的投入力度，对贫困地区的小额信贷要积极引导、规范运作。把扶贫重点县的领导干部的政绩、升迁与扶贫工作成效挂钩，并采取一定的奖励措施，鼓励贫困县脱贫摘帽，实现扶贫资源整合，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扶贫资金分配激励机制。

3.要解决素质贫困问题。积极进行健康和教育方面人力资本的建设，以及医疗、教育方面的公共服务的建设。尽快解决如医疗负担费用过重等突出性矛盾。将开发式扶贫政策更多地从生产性开发转向人力资本开发，通过教育、就业培训、健康保障等措施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4.加强农村新农合保障，教育资金补助及文化宣传力度。可以继续适当提高新农合大病保障水平，提高报销比例；对多人同时接受教育的农村家庭可以给予相应的补助，同时提高教育补助资金；加强文化宣传，避免因攀比形成彩礼过高的不良风气。

（二）中国城市贫困问题治理对策

1.实行政府救济型扶贫、再就业型扶贫与宏观调控型扶贫并举。我国目前正在全国实施两条保障线制度，即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其中城市低保要做好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推进和完善“分类施保”，落实各项优惠政策，加大资金投入，加强资金管理，保证低保金及时足额发放到低保对象手中。各地的反贫困政策与救济政策不仅需要考虑本地居民，亦需要考虑流动人口中的贫困人口，并尊重人口流动的趋势，建立起有别于城镇与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流动人口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除了政府提供必要的生活救助外，更主要的是通过人力资源的开发，帮助贫困者提高职业技能，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使下岗失业人员多掌握一些谋生技能，增加就业机会和渠道，促进失业下岗人员再就业，从而使他们从根本上摆脱贫困，走上致富之路。此外，政府通过加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总量、流向的宏观控制，变无序盲目流动为有序流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城镇农民工贫困人口。另外，还应大力发展职业介绍机构，加快市场信息网络建设，重视提高农业劳动者素质。

2.相应的配套扶贫工作的保证。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建立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覆盖全社会劳动者的立体保障网络，增强劳动者的安全感，也有利于劳动者的合理流动；优化整合城市社会保障和福利项目，避免社会保障项目的交叉重叠所造成的资源浪费，适度控制城市社会保障水平增长的速度，使之与经济发展相协调；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此外，还应加快住房制度改革，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为城镇贫困家庭解忧。可以发动慈善机构、社会团体、民主党派都参与进来，共同协调努力，最终消除绝对贫困现象。

总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可能使贫困问题得到缓解，但经济的发展并不意味着解决了贫困问题。在经济持续发展的条件下，未来中国的贫困问题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会存在，但我们相信贫困现象的消除是会实现的。目前我国正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优先发展教育、促进教育机会均等，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深化分配体制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新成果。

参考文献：

［1］《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2017-02-28.［2］黄忠晶．“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辨析［J］．天府新论，2004（2）． ［3］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R］．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 ［4］熊长云．关于西部农村贫困地区的原因探析［J］．农业经济，2001.［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R］．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第三篇：中国水环境问题及治理对策

中国水环境问题及治理对策

由于过去人类水资源利用的不合理，目前我国水环境已经恶化到极其严重的地步。目前中国水环境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水体污染、水资源短缺和旱涝灾害。我国水环境问题的对策惟有实施水资源管理和污染控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水，作为人类所需的不可替代的一种资源，是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持之一。但由于过去人类对水资源认识和利用上的误区，使许多地区进入水环境的污染物质超过其环境容量和自净能力，导致水体污染、水环境恶化。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类活动影响的加剧，我国当前正面临着严峻的水环境问题，包括辽河、淮河、黄河，甚至珠江等大江大河的水污染问题日趋严重，不仅影响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威胁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如今水污染已成为制约和困扰我国持续发展的一大障碍。

我国传统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特点，导致环境质量整体恶化，其中水环境恶化更为堪忧。中国的水体污染主要是由工业废水、农药、生活污水以及各种固、气体等废弃物排放所造成的．工业污染排故指数比国际先进水平常高出几倍到几十倍，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日益上升，其处理率不到20％。我国水污染的一般特点是北方比南方严重．地表水比地下水严重，城市及近郊比远处严重。众所周知，环境污染和破坏对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直接和间接危害是十分惊人的，据1992～1996年的国家环境质量通报报道，目前全国江河水域普遍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除部分内陆河流及大型水库外，污染呈加重趋势；大江大河的干流水质尚属良好，但流经城镇的河段污染严重，尤其是大中城市下游河段。我可见，水体污染对人体与社会的危害及其所造成的各种损失是十分巨大的。

目前，中国的河流、湖泊和水库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因为有限的水体自净能力，北方的污染负荷重于南方；86％的城市河段水质普遍超标，全国七八亿人饮用污染超标水。根据我国主要水系及湖泊的污染断面监测结果，仅36．9％的河段达到或优于地面水环境质量Ⅲ类标准，而63．1％的河段水质为IV类、V类或劣V类，失去了饮用水功能。七大水系的污染程度依次为：辽河、海河、淮河、黄河、松花江、珠江、长江；大的淡水湖泊和城市湖泊均为中度污染，巢湖、滇池和太湖的污染严重。

我国是一个多湖泊的国家，湖泊的水质对我国的水产养殖、工农业供水、生活饮用水、观光旅游的开发利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许多大型湖泊普遍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根据对我国130多个湖泊近期调查资料结果分析表明，我国平原湖泊80％受到污染，其中有26％的湖泊富营养化。目前处于富营养状态下的湖泊有51个，占调查总数的39%，占总面积的33.8%，其中藻型湖泊富营养化问题突出，危害也大。另外，湖泊污染的又一趋势是盐碱化和超营养化不断加剧，主要表现在一些富营养化的城市湖泊，如长春南湖、武汉东湖和无锡元里湖等，营养盐浓度不断上升，迅速向超营养型湖泊转化。

中国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不均匀性导致了每年的北方干旱和南方的洪涝灾害．而且，投资不足和过度开采也使得干旱、水涝更为频繁和严重。

据统计，从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的2 155年间，黄河下游决口1 500多次，重大改道26次；长江发生较大洪灾200多次。1991年仅5～8月的江淮水灾就使5 113人死亡，498万间房屋倒塌，直接经济损失779亿元；1994年全国受水灾面积为1．93X 10s km2，成灾面积1．2b×10s km2，直接经济损失l 752亿元；1996年的洪水造成了南方2 200亿元的损失。1998年夏，长江、松花江和嫩江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水，直接经济损失2 000多亿元。我国有一半人口，40％的耕地受着洪水的成胁，近3／4的GDP是人们在洪水的威胁下创造出来的。90年代以来，每年因洪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 000亿元。

结合中国水环境所面临的水体污染、水资源短缺和旱涝灾害的严峻现实，我们必须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水的有限性和不可替代性，确定我国可持续利用水资源的战略方针，即：全面节流，适度开发，依法保护，科学管理，建立节水型的社会(节水型的国民生产体系和城乡生活方式)。具体可采取建立基于流域管理的政策框架以及随季节或气候的动态管理，尤其是在缺水的省份；统一协调水资源管理和污染控制的各个部门以及国家和地方管理机构；提高水价和水费，减少人为浪费。所以必须加强中央统一管理，并明确划分地方权利的 流域管理系统，强化水资源利用和污染控制法律规章的执法力度；推行清洁生产，提高污水处理率，鼓励节水技术方法的应用和创新。

我国水资源匮乏，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到世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1/3。虽然水环境质量有所改善，但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压力还会增大，水环境保护工作任重道远。我国已进入水环境调控的敏感时期，亟待实现传统模式的全方位转型，包括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水量管理向水量水质联合管理转变，陆域管理向陆海一体化管理转变，常规管理向常规与应急综合管理转变，借助现代监测分析技术，实现多维、临界、动态的深层次、精细化的智能调控，从而确保水环境安全，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流域水污染防治体系与策略。

流域水循环是水资源形成演化的客观基础，水资源问题不论其表现形式如何，都可归结为流域水循环分项或伴生过程导致的失衡问题。自人类开始开发利用水资源，天然的一元循环结构就被打破，形成了“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结构。水循环的管理目标是公平、高效、可持续，实现健康的水循环。上游地区的用水循环不影响下游水域的水体功能;水的社会循环不损害水自然循环的客观规律，至少要减少冲击。

制定基于流域水循环的总量控制体系，实现环境倒逼，是解决我国水环境问题的策略之一。基于流域水循环的污染物总量控制，核心技术支撑是基于流域水循环及伴生过程的模拟调控平台，包括“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模拟模型、集总式水资源合理配置模型、流域水化学模拟模型以及流域水生态过程的模拟模型。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显示，2009年我国654个设市城市已有污水处理厂1214座，处理能力达到9052万立方米/日，污水处理率达到75.25%。可以说，中国的污水处理行业得到了高速发展。但是，这些数字并不能掩盖污水处理厂在建设和运营方面的问题。

污水处理厂的建设与运营监管相当薄弱。建设了污水处理厂，但是配套的污水收集管网建设不到位，无法收集污水。这种问题的出现，反映了我国现行的考核指标并不科学。他表示，处理能力和实际处理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在建设污水处理厂配套方案时，管网的建设一定要先行，而在指标考核方面，污水的收集率则一定要列入考核范围。

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我国水环境保护在末端治理上下的功夫比较大，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在源头减排和全过程的阻断污染源入河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特别是源头减排，要实现经济结构转型，最大化减少城市群对流域水循环的干扰和冲击，最好的办法是在源头减排上下更大的力度。另外在过程阻断方面，建议要实行水和营养物质的循环利用，构筑循环结构，阻断污染物进入水体，层层设防。

据了解，针对这一特点，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在海河流域开展了非常规污染监测与分析评估，对流域中的特征有机物、无机物和新型污染物进行识别，并提出了流域水环境变化过程的积累式、开放式和混合式情景模型，为我国流域非常规污染物监测与风险评估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科技支撑。

第四篇：我国小城镇建设问题与对策

试点小城镇建设与健康发展之路---生态化

摘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定位，城镇化的步伐不断加快，要想在提高速度、扩大规模的同时，又能确保质量，使小城镇建设步入良性的发展轨道，必须把生态建设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走城镇建设与生态建设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本文通过分析国内小城镇生态环境现状，并在借鉴国外小城镇建设的基础上，提出国内建设生态小城镇的建议与策略。

关键词： 小城镇建设生态环境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小城镇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小城镇数量增加，规模扩大，社会功能趋于完善,对周围社区的辐射力、吸引力和综合服务能力显著提高。但是与此同时，一系列环境问题也随之产生，进而使得小城镇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一定阻碍。在这个发展状况下，我们有必要、有责任重新思考、认识“小城镇生态建设”问题。

1.小城镇生态环境现状

90年代以来，各级政府逐渐统一了对小城镇联结城市与乡村功能及带动农村经济飞跃潜能的认识，把加快小城镇建设作为农村工作的一个重心。加速小城镇规划建设，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功能的区域性经济、文化和生活服务中心的非建制镇或建制镇，推进了小城镇的加速发展。[3]

小城镇建设的突飞猛进，一般是首先在交通发达的地点形成与发展，并带动附近若干村落，成为幅射周边区域的经济中心。由于其位置比较适中，交通较为便利，逐步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乡镇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基地，物资交流和贸易的集散地和居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服务中心。在小城镇建设形成了可观的经济社会效益的同时，给生态环境也带来了许多不可弥补的损失。当二者难以兼顾时，必然产生规划建设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

小城镇所处区域的自然资源是小城镇规划建设的基础。资源的性质、储量、分布范围等，对小城镇的形成与分布、性质与规模等，都有很大的作用和影响。而小城镇的规划建设，多强调改造自然，即以人工环境取代自然环境，这种人为的改造、损毁，事实上就对小城镇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甚至毁灭。

由于小城镇特殊的地位特殊的构成特殊的生态环境，在规划建设与发展中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生态环境问题。当前，小城镇生态环境现状有几种情况：

一是生态环境破坏较严重。存在着道路毁坏、河流污染、湖泊干涸、土地荒芜、绿化率低、资源浪费、古迹破坏、水土流失等情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小城镇的发展。

二是浪费严重，资源利用率低。普遍存在着空间分布分散、规模小、重要的人文—自然历史景观要素毁损严重、经济实力弱、竞争意识落后与发展环境差等情况，导致小城镇建设滞后。

三是配套设施差，环境污染大。镇区道路、配套设施不完善，乡镇企业排污减废经费少、手段差，街面脏、乱、差影响镇容镇貌，不少小城镇仍然处于农村集镇状态。

2.小城镇建设中的生态问题分析

2.1小城镇建设活动本身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在小城镇建设的实践活动中，对各种矿藏资源(如铁矿、煤矿、石矿和粘土矿等)的开采和重新组合，必然会造成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同时，在这些资源转化为各类建筑材料的生产过程中排放出得大量废水、废气和废弃物等，又会造成超越自然环境容量的各种污染，其污染的治理还将耗费大量投资；并且，生产过程如果管理不好，将会使生态环境产生恶性循环；此外，各种基础设施如铁路、公路及桥涵的建设，电力、信息、油气等各种管网的埋(架)设，同样会造成大量的土方搬迁、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等破坏生态环境的现象[4]。

2.2布局和规划上的盲目性，忽视特色，破坏文化底蕴。

以20世纪 50年代的北京为例，它曾为修地铁而拆除了世界上唯一保留完好的北京城墙，城市的框架被大幅度更改，古都风貌遭到严重破坏。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存在着许多与此相类似的问题，许多地方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催生行为，对原有的资源缺乏有效配置，强调政府行为，习惯于闻风而动、一哄而上，大搞形式主义，或一味追求高楼大厦，或到处仿古建筑，或大搞微缩景观，甚至不惜破坏名胜风景和历史文化遗产，无法实现自然、历史、文化景观的延续利用，使城镇环境变得单调、冷峻、枯燥，造成生态失衡的“特色”危机，城镇的文化内涵和底蕴丧失殆尽，让人在钢筋混凝土的框架中感到紧张和郁闷。

2.3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对立起来。

在小城镇建设中，往往忽视了生态环境所能承受的能力，而把人的物质需要与利益放在第一位，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例如，许多村办或乡办企业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向自然排放大量的废气和污水，没有考虑到被污染的环境会以怎样的方式反作用于人类自身，也没有考虑到生态效益所带来的长期作用。诚然，在市场经济中，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是毋庸置疑的，但切不可置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于不顾。这种将阶段性与根本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对立起来的做法，只会使生态问题越来越严重，造成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严重失衡。

2.4因投资不足而带来的问题也较为严重。

在其它的融投资渠道还不健全的情况下，政府是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唯一投资主体，其基础建设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预算外的资金收入，诸如出租出让土地使用权、收取一定的基础设施配套费等。但这些投资回收周期长、回报率低，因而，政府担保的社会集资往往不能按期还本付息，有些地方还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由于资金不足，必将导致基础设施规划缺乏前瞻性，偷工减料、粗制滥造的现象频频出现，如此一来，小城镇建设要谈及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就更难了。

3.典型国外城市小城镇建设经验

3.1日本小城镇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

目前日本的小城镇己走过了数量增长的高峰期，正在向提高质量的方向发展。据统计，战后日本建制镇的数量，已从1945年的1797个，发展到1965年的2005个，经过20年达到了高峰期，此后1995年减为2001个，2000年又减为1991个,从发展来看，日本小城镇逐渐从资源分散、结构趋同的单一模式，向个性化、园林化城镇发展，更加注重小城镇的质量和个性。政府宏观角度上制定了城镇发展计划，分为全国计划、大城市圈整备计划和地方城镇开发促进计划等三大类，同时还颁布《新城镇村建设促进法》(1956年),《关于市合并特例的法律》(1962年)，《关于市镇村合并特例的法律》（1965年），在这些计划和法律中明确地提出了城镇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1]。通过扩大公共投资，为城镇环境和基础设施配

套建设提供保障，这些设施的建成，极大地促进了城镇的企业迁入、人口增加和商业繁荣，加速了城镇经济集聚的进程。目前在日本国内有多个花园式小城镇的旅游业已成为其支柱产业，成为国内外游客的重要观光地。

3.2美国小城镇管理和环境保护

美国小城镇的管理有很强的自治色彩，小城镇政府拥有必要的经济和行政管理权限，独立自主地决定小城镇的建设与发展;居民明确自身参与管理的权利和义务，并有直接参与管理的渠道和手段;美国小城镇建设的资金来源是多方面的，吸纳个人资本投入是建设资金的主渠道，主要项目是开发房地产和投资经营第三产业，小城镇在投资金融方面指向明确，手续简洁，更重要的是在规划、环保、公共服务设施上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小城镇建设十分重视小城镇的规划，规划的基本原则是尽可能满足人的生活需要，充分尊重和发扬当地的生活传统和习俗，最大限度地绿化和美化环境；最后，塑造城市不同的特点和培育有个性的城市。美国在小城镇环境建设上投入了巨大的财力、物力。这一方面是为了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的住区环境质量，另一方面则着眼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另外，美国小城镇建设也十分注意垃圾和污水处理等环保项目建设。

3.3德国小城镇规划与保护

小城镇在德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德国有8500多个小城镇，吸纳了约60%的人口，聚集了80%的中小企业。各个小城镇组建符合自己发展特点的政府管理机构和地方组织体系。科学的城镇规划和系统的环境保护相结合，创造了优美的城市和舒适的环境。德国对城镇规划进行了严格的立法，环境与经济的矛盾在小城镇的规划中被考虑进去。德国小城镇的财政体制实行区域自治管理和区域财政平衡的体制。小城镇的财政收入主要是靠税收。由于各小城镇的发展水平不一致，往往采取集中部分税收上缴国家和留成部分税收给小城镇，以鼓励小城镇引入资金发展经济，改善区域环境。同时通过建立纵向和横向的财政平衡机制，对于增加小城镇之间的均衡发展和增强其财力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纵观上述各国小城镇建设发展的历程，虽然理论和做法各具特色，但是大都具有以下几点共同之处：

(1)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

(2)重视规划的权威性和按规划实施建设。

(3)重视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设施的建设。

(4)重视人文环境的继承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5)政府鼓励公众参与小城镇建设。

相比国外，我国小城镇环境政策的研究起步较晚，关于小城镇生态环境保护的独立、完整的环境政策体系还正在完善中[4] [5]。2002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建设部发布《关于印发(小城镇环境规划编制导则(试行)的通知》，小城镇的环境规划第一次有了系统科学的指导。它从制度上逐渐规范了我国小城镇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对区域环境和布局做出了新的要求，但是由于公共财政投入不足、监督管理不到位等原因使目前国内各小城镇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仍然存在显著的差异，在国内我们既能看到周庄、丽江那样建筑有序、风景如画、环境优美的风情小镇，也能看到污水横溢、街面混乱的破旧不堪的农村集镇。因此，国内小城镇的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

4.实现小城镇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实践证明，坚持“生态优先、四态同步”理念是实现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四态同步是指在城镇规划建设中的文态（小镇的历史文化）、生态（小镇的环境）、业态（小镇的产业）和形态（小镇的城市格局）应该同步，而四态中，又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也就是无论在产业引进或城镇改造中首先应考虑的是小镇的环境承载力。实现“四态同步、生态优先”，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控制。

4.1土地是根本

在小城镇土地利用方面，应坚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目标，给子孙后代留下生存发展的资源和空间。要协调各业用地布局，通过用途管制，杜绝乱占滥用耕地，使地尽其用。通过农村居民点缩并，集中居住，退宅还耕，以城市化促进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对于小城镇的土地利用，应建立统一协调规划体系。以区域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科学的确定小城镇用地规模和布局，把小城镇土地利用规划纳入区域规划体系中，避免粗放的土地利用方式，有效避免搞“圈地运动”和“开发区”、搞重复建设、“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等大量浪费土地资源的开发建设方式。对于目前比较盛行的“飞地工业”策略，也应该在保护耕地的前提下实施，确保区域环境的生态安全。

4.2规划是龙头

小城镇的规划应是一种绿和可持续发展的规划。应从现有的关注大气、水体、噪音、环境的污染程度转向把小城镇环境、生态作为系统工程与人工环境结合起来的一种规划，规划应该从经济发展中去把握，从自然环境中去发现，从区位交通中去判断，用建筑实体来表现，充分体现安全性、生活便捷性、环境舒适性、经济性、生态持续性。在规划中应重点做好历史文化保护、传统商业街区延续等文章，充分挖掘和体现人文、自然景观，塑造特小城镇特色；在规划中应避免产业趋同现象，同时，在修改小城镇发展规划时，要制定小城镇环境保护与建设专项规划，并作为城镇建设规划的重要内容，科学地设置工业生产环境功能区和居民生活环境功能区，使小城镇建设规划与环境建设规划有机地结合起来；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制定区域供排水、垃圾处理、绿地系统，水利整治与环境治理综合规划，使其通过综合治理创造综合效益，满足新一轮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4.3资金是保障

从我国多年来小城镇建设的实际情况看，公共环境建设、基础设施配套、乡镇企业问题是小城镇建设中三个焦点问题，都从不同角度影响了小城镇生态环境质量。利用市场机制是在小城镇财政大多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是一条有效出路。在小城镇生态环境保护资金方面，投资、融资体制需要改革和创新。建设资金不足是制约小城镇发展的重要因素，政府应有计划、分阶段、有重点地加大财政支持，同时更为重要的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多渠道、全方位地筹集资金，改善投资环境，增强资金吸纳能力。

4.4公众参与是核心

居民的参与是城镇生态建设成功的关键。人是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最活跃的因素，小城镇在促进农村城市化的同时，也在推动着传统社会形态中农民演变为现代社会形态中的市民[6]。小城镇居民对环境状况感受的反映、对政府环保措施的评价在加强，但是小城镇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环境意识存在差异较大，对自身及其他社会组织应当做的和能够做的环保工作缺乏清晰认识，参与环境保护的自觉程度不高，也缺乏身体力行参与环境保护的主动性。为此，政府应加强公民教育，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引导居民的可持续行为，提高居民的环境道德和生态文明意识。

参考文献：

[1]李秀淼.日本小城镇建设[J].小城镇建设,2000,(3).[2]沈贵平.从国外经验谈我国小城镇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2009年3月

[3]刘丽 试点小城镇建设与健康发展之路----生态化.福州新闻网.[4]刘莉莉.谈创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小城镇[J].当代建设,2001,(5).[5]伦海.徐敏..小城镇的生态建设[J].东北林业大学学报,2003,(5).[6]金鉴明.城市的明天—构建生态城市的探讨.台州园林网.

第五篇：中国贫困问题与解决方法

中国贫困问题与解决方法

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历史条件制约、经济基础落后、自然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恶化、人口过度增长、经济结构单

一、发展战略不当、经济政策失误等内部因素，也有国际经济秩序不合理、债务负担沉重、贸易条件恶化、贸易地位不利等外部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扩大，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着经济、贸易、金融和科技上的强大优势，在经济上控制和制约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通过经济援助和减免债务等方式对发展中国家国家经济主权进行伤害，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受到损害；在政治上，通过经济手段插手和干预发展中国家内部事务。目前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十分不利的国际经济环境。

从外部因素看，旧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严重滞后的主要原因之一；从内部因素看，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脆弱性，使其难以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冲击，缺乏起码的抗风险能力，没有能力捍卫自身的经济利益。这正是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所在。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需从国际与国家内部一起进行。

从外部因素上说，贫困国家消除贫困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因此西方国家有责任帮助贫困国家消除贫困和发展经济，而不是推卸责任甚至转嫁危机。这还要求西方国家增加对贫困国家的发展援助，进一步减免贫困国家的债务，并取消一切有关提供经济援助和减免债务的附加条件，切实帮助贫困国家走出贫困，摆脱目前的经济发展困境。其次，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话语权”得到切实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承诺的“扶贫”资金得到有效的落实，能有效帮助发展中贫困国家度过贫困危机，同时也为今后发展中贫困国家减贫创造条件。

从内部因素上说，发展中国家要处理好本国各种关系。

第一，处理好发展与反贫困的关系。发展中国家反贫困的经验表明，要消除贫困，发展是第一位的，只有发展，才能为反贫困提供物质基础和财力保障。但是，发展并不意味着就能消除贫困，相反，可能带来更大的贫富差距。因此，政府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防止贫富差距的扩大，并且保证处于弱势地位的贫困群体享受发展带来的成果。

第二，处理好教育与就业的关系。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低，就业能力差，既是贫困的原因，又是贫困的结果。发展中国家在反贫困过程中，都要把发展贫困人口教育，加强贫困人口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促进贫困人口就业，作为扶持贫困人口改变贫困状况的一项重要措施，对减少贫困意义重大，今后应当继续完善培训的方式方法，加大扶持的力度。第三，处理好支持“三农”发展与扶贫开发的关系。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把支持农村地区发展与扶持贫困结合起来，统筹考虑。如印度推行的“绿色革命”战略和乡村综合开发、马来西亚把农村发展项目与减贫项目相结合，等等。在我国，随着公共财政的建立，特别是“十五”中期中央财政提出公共财政阳光照耀农村的要求后，采取的一系列支持“三农”的财税政策措施，对贫困地区致贫因素起到了很好的消除或缓解作用。因此，加大对这些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的支持力度，或者鼓励外迁，不失为一项有效措施。而对留在那里的居民，在保护好自然环境的前提下，可采取建立低保的办法，或者支持因地制宜地适当发展生产，以改善其生存状况。

总之，解决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需从国际和国内入手，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解决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