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女性的一些思考

第一篇：关于女性的一些思考

关于女性独立的一些思考

下面的一些思考主要是通过一个研究对象而引发的，这一对象是和我的一个女同学，这里将会简称她做刘。之所以要研究她，是因为了解过她对未来、对理想、对就业等问题的看法，觉得她遇到的问题和我自己遇到的问题比较类似，同时和其他女同学遇到的问题也类似，所以应该能代表部分女性的问题。

刘想做一个蛋糕师，但她最终还是听从她爸爸的意见而读物理，据她说这是因为她很重视她的家人，希望这样做能让她的父母高兴。但因为想让家人高兴而放弃自己的梦想，这不会只是重视家庭的表现，而是对家庭的依赖，若没有了家人的支持，就会觉得前路很难走下去。由于家庭的关系，刘读完书后可以轻松地到一家国企工作，但她不想这样，因为她觉得要靠家里找工作太没骨气了。从这方面看，刘又似乎是独立的，或者是想要独立。这似乎和她依赖家庭的这一方面相矛盾，到底刘算是独立还是不独立呢？

从另方面看，刘对家人的依赖和自己想独立找工作又不矛盾。刘想减肥来使身材更好，她很难拒绝别人的要求，尽管她讨厌某人也会表现得很有礼貌，怕别人对她的印象不好，总想做到面面俱到。这些都说明刘很重视别人的看法，很关注别人眼中的她。这样看来，她的不想违背父母的意见，是因为她把父母的看法看的很重要，她想永远都是父母眼里的乖女儿；而她想独立地找工作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能独立在事业开创一片天地的人比较能干。她在按照大家的想法而活。

其实不单单是刘，不单单是女性，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关注社会对他或她的看法，希望得到赞许，从而被社会塑造。社会的看法关系到我们应该是怎样的人、应该去做什么。问题是，从我们出生开始，我们就被这个社会分成男人和女人，我们因生理性别上的不同而被塑造成不同的人。在这个社会眼中，男人应该是坚强、独立和不断追求梦想的，而女人应该是温柔、顾家的。从这开始，男女之间受到不对等的对待。

可以说刘对父母的重视、对人很有礼貌和重视自己的身材等等都符合社会对女人的要求，这很好，但她为何又要追求独立呢？这是由于女性独立运动的影响。以前大家都觉得贤妻良母就很好了，而现在，通过女性争取独立的运动，大家都觉得女人有工作更好吧，家庭和事业两兼得的女人得到更多的赞许。社会渐渐从允许女性工作变到“要求”女性工作了。

女人能去工作自然很好，起码不用再依赖丈夫了。但是，社会依然要求女人还要像以前那样重视家庭，女性被要求家庭和事业两兼得。女性的独立运动要求女性要有独立的行动，但又未打破原来的束缚，这样只是让女性的负担更沉重。最终，女人都像刘那样，她坚信自己必须要有一份工作，但她并不要求那份工作的职位有多高，她的重心将落在家庭那里，而那份工作只是表明和确保她是能独立的而已。这样的话，男女之间还不是平等的。

其实，要承认女性的独立性和男女平等，不只是要求女性要在事业方面有一片广阔的天地，还要承认男性在家庭方面负有的责任应和女性一样重要，同时还要承认女性在事业方面或者家庭方面所作的努力。尽管努力了很久，但女性的地位还未达到完全和男性平等的水平，以后还需要更多的人的努力。

第二篇：关于女性创业情况调查与思考

为了探讨和分析**区女性创业的现状、实际需求和面临的困难，找出制约女性创业的关键因素，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为更多的女性投身创业、科学创业、健康发展提供有效的帮助和促进，区妇联开展了**区女性创业情况调查活动，联同各基层妇联和劳动保障所，分别面向拟创业女性和创业成功女性发放《女性创业意向调查问卷》及《女性创业情况调查表

》，采用个案访谈和抽样调查相结合的形式，在五堰街办、二堰街办、武当路街办、东城开发区辖区共计发放调查问卷和调查表263张，其中有效232张，有效回收率88%。根据个案访谈和抽样调查的数据分析结果，现将**区女性创业情况报告分析如下：

一、女性创业现状

1、中青年女性为创业的生力军，创业动机主要是生存需要

调查统计显示，女性创业者年龄在36—45岁的人数最多，占63%，其次是31—35岁的，占22%，25岁以下和45岁以上开始创业的人数相对较少。创业人员以中青年女性为主，以生存需要为创业主要动机的占到了58.8%。这部分女性主要是因为就业或再就业没有合适的岗位，故通过自我创业实现就业再就业。

2、女性创业者文化层次不高，大部分在创业前无相关工作经验

调查显示，创业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以高中及中专居多，占51.7%，大学专科及初中以下的次之，无研究生以上人员。创业前身份主要是下岗失业人员或经营状况不景气的企业单位在职职工，占63.4%，有少量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失地农民。72.3%的女性创业前没有与目前所创业行业相关的工作经验。多数拟创业者也认为创业将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自身没有一技之长，更没有创业经验，想创业却不知从何处着手。

3、女性创业者多为已婚，非常看重家庭的支持

从访谈和问卷来看，绝大多数创业者为已婚，占85 %；未婚或离异的单身女性占15 %，女性创业者们认为创业过程中的家庭支持非常重要，是创业成功的先决条件。而一些缺乏家庭支持的女性创业者，往往压力更大，甚至因此导致家庭的破裂。对于大部分女性创业者，生活的重心仍然倾向于家庭，照顾好家庭、教育培养好孩子，做一个贤妻良母仍然是许多女性创业者放弃不掉的责任。

4、女性创业者的创业方向多选择商贸服务业，创业缺乏资金支持，以小规模经营为主

根据《创业意向调查问卷》统计，80.4%女性创业者的创业方向为商贸服务业；4.6%选择工业企业。选择工业企业的女性主要是源于我区汽车工业发展的良好形势，创业者曾从事过相关工作。而选择商贸服务业等妇女创业集中的行业，是因为这些行业门槛较低，比较容易进入，而且这些行业往往以家庭为基础，有利于女性在事业与家庭之间取得平衡。

调查显示，占62.1%女性创业者拟投入的创业资金仅在5万元以下，创业资金的来源多依靠转借他人、银行贷款，有创业想法但苦于没有资金来源的占到了18.3%。基于这些原因，更多的女性选择固定商铺经营，占58.2%；有少部分资金少、起步低的选择了家庭手工作坊和流动商铺经营，占16.3%；而选择开办公司的仅为12.4%。这些数据显示，女性创业者创办的企业仍以小规模为主，投入的资金有限。

二、女性创业存在的困难与需求

1、最大困难是项目选择和资金来源

创业项目的选择是女性创业的首要问题。在访谈中，很多创业成功者提到，在创业之初很茫然，为了生存而创业，但即无技能又无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了不少弯路。大部分拟创业者也谈到，想创业，但不知如何选择合适的项目。

创业资金的筹措，则是制约女性创业的瓶颈。女性创业者在投资创业时比较谨慎，大多是使用家庭多年的积蓄或向亲戚朋友借支,资金量小，来源十分有限。一些创业者也申请过政府为下岗失业人员提供的小额担保贷款，但由于手续繁琐，担保困难，不容易办成。

2、没有一技之长和缺乏经验成为多数女性创业者的困惑

对许多女性来说，自主创业似乎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大多数人宁可做不如意的工作，也不敢冒险创业。在访谈时，有些女私营业主坦承，创业是给逼出来的，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没有下岗或者有一个勉强能养家的工作都不会主动去创业。但创业又缺乏一技之长，不选择自己熟知的领域，靠热情盲目创业难免失败，轻则挫伤创业积极性，重则导致投资无果，资金损失，影响家庭正常生活。

3、企业创新能力较弱，发展难度大

主要表现在被调查的女性创业者所经营的的企业生产或销售规模较小、层次较低、产品结构单一，高科技产业较少，多采用传统管理和经营模式，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大多数被调查者表示，希望政府部门能搭建平台，提供相应的技术指导和技术援助，实现企业的创新发展，做

大做强。

4、女性创业环境需进一步优化

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鼓励与支持女性创业的社会家庭氛围尚未形成，女性创业能力受到普遍质疑，创业女性往往被认为是“不安分、瞎折腾、成不了大事”，或者被冠上“女强人”的刻板印象。部分女性在创业过程受到或多或少的性骚扰，感受到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同时，女性创业者家务负担较重，肩负着事业与

家庭两副重担，在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女性在商业上人脉一般不如男性，难以有更多的精力应酬社会事务，处理各种关系。

三、促进女性创业的对策与建议

1、优化女性创业环境，营造女性创业的良好社会氛围

一是宣传和鼓励更多的女性通过自我创业实现自身价值，通过宣传女性创业和女企业家形象，鼓励创新、竞争、拼搏，引导更多的女性增强自信心，投身创业。二是对社会大众层面，宣传“男女都一样，女人照样当老板”的观念；宣传一个家庭中“主外主内不论性别”的道理。三是大力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使女性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为女性创业提供有利的家庭支持。四是进一步加强政府服务部门的管理力度，对一些不良风气和管理服务过程中的违法违纪现象给予严厉打击，为女性创业提供良好后盾支持。

2、提高女性创业者素质，增强女性创业能力

一是针对我区实际情况，依托劳动就业部门的培训机构，开展体现女性特点、发挥女性优势的创业培训，并将女性创业培训纳入免费培训范围，开展syb创业培训及其它技能性培训。二是开展职业规划指导。根据知识女性、下岗创业女性、返乡创业女性等不同层次创业者的需要，进行职业规划指导，使其明确其职业方向，为创业打下基础。三是针对多数女性创业者认为创业项目选择是创业的一个大难题问题，对女性创业者进行市场经济的相关知识培训，分析市场动态及市场需求，对其创业项目的选择提供帮助。

3、建立女性创业融资体系，加强对女性创业者的资金支持力度

一是要加强银行信贷与信用担保机构的合作。对符合贷款条件的女性创业人员，要优先给予信贷支持，尽可能简化手续。对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女性创办企业，可采取资产抵押、质押或保证等形式解决贷款；对规模较小、缺少发展资金的下岗失业女性创办的企业，可采取企业互保、联保、贷款保险等形式，开辟女性创办企业信贷担保的绿色通道。二是建立女性创业发展的专项基金、贷款担保基金，形成专门针对女性企业的融资支持体系，为女性创业提供有力的经济保证。

第三篇：对现代女性的思考

石评梅

石评梅（1902-1928），中国近现代女作家、革命活动家，“民国四大才女”之一。原名汝壁，因爱慕梅花之俏丽坚贞，自取笔名石评梅。曾用笔名评梅女士、波微、漱雪、冰华、心珠、梦黛、林娜等。1902年出生于山西省平定县，1919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就读时即热心于文学创作，1923年9月在《晨报副刊》连载长篇游记《模糊的余影》，1924年与挚友陆晶清编辑《京报副刊.妇女周刊》，1926年，继续与陆晶清合编《世界日报副刊.蔷藏周刊》，1928年9月30日因病逝世。

石评梅一生中，创作了大量诗歌、散文、游记、小说，尤以诗歌见长，有“北京著名女诗人”之誉。作品大多以追求爱情、真理，渴望自由、光明为主题。小说创作以《红鬃马》、《匹马嘶风录》为代表。

在她去世后，其作品曾由庐隐、陆晶清等友人编辑成《涛语》、《偶然草》两个集子。[1]

（概述图片资料来源[2]）

中文名

石评梅 国

籍

中国

民

族

汉族 出生地

山西省阳泉市郊区义井镇小河村 出生日期

1902年 逝世日期

1928年9月30日 职

业

作家 毕业院校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主要成就

主创《京报》副刊—《妇女周刊》 代表作品

《墓畔哀歌》 1人物生平

家世背景

父亲石铭，字鼎丞，清末举人；石评梅之母，是父亲的续弦，其家庭为山西省平定县内一个书香门第。[3]

主要经历

1902年，石评梅出生于山西省平定县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4]

石评梅自幼聪颖好学，很受父母喜爱，从三、四岁开始，父亲就教她认字，每晚坚持不断，有时她没有认熟，虽是深夜，也不许去睡，直到念熟为止。后来进了小学，白天和孩子们一起上课，晚上放学以后，她父亲仍然教读《四书》、《诗经》等。[5]

辛亥革命后不久，石评梅父亲石铭到省城太原山西省立图书馆任职，于是随父来到太原，进入太原师范附属小学就读，附小毕业后直接升入太原女子师范学校读书。[5] 由于石评梅天资聪颖，再加上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在学校里学业突出，被誉为“才女”。在女师读书期间已经显露了石评梅的反抗思想和组织才能。一次女师闹风潮，她为组织者之一。风潮过后，校方要开除她，后因惜其才学，又恢复了学籍。[1]

1919年暑假，石评梅从太原女师毕业，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4] 迈出这一步，是对石评梅思想和意志的考验。因为在当时社会里，一般人思想认为：“一个女孩子，中学毕业就可以了，何必费劲的深造呢！”然而她却不断求学、奋斗着。她在父亲支持下，走出山西，到北京求学。到北京后，她本来要报考女高师的国文科，但是当年女高师国文科不招生，于是改考体育系。[5] [1]

在新思潮的影响下，石评梅一方面在女高师勤奋学习课业，一方面即开始写诗和散文向各报刊投稿。1921年12月20日，石评梅的诗歌《夜行》就在山西大学“新共和学会”办的刊物《新共和》第一卷第一号上正式刊出。[1]

1920年在山西同乡会上，石评梅结识了北京大学学生、五四运动健将、山西籍最早的共产党人高君宇。[4] 在同乡会交谈中，得知他们父辈即有交谊。他乡遇故友，格外亲切，于是二人便建立了友谊，二人经常通信，谈思想，谈抱负。[1] [6] 1923年4月15日，石评梅曾致信高君宇，倾吐了她思想的悲哀。高君宇 次日去信，帮助她分析青年之所以普遍感到烦闷，就在于社会制度的不合理。[5] [1] [6]

1923年5月下旬到6月下旬，石评梅与体育系12人、博物系14人组成“女高师第二组国内旅行团”南下旅游，她们沿京汉铁路，经保定、武汉、南京、上海，从青岛、济南返回北京。返校后，石评梅写了一篇五万余字的长篇游记《模糊的余影》，连载于《晨报副刊》1923年9月4日到10月7日。

1923年，石评梅完成学业，接受师大附中聘请担任女子部学级主任和体育教员、国文教员，后来还在春明女校、女一中、若瑟女校、师大等校兼任教员和讲师。[5] 担任北京师大附中女子部主任后，在管理上她采取理智指导、真情感化的方法，使学生心悦诚服接受规则约束。[7]

1924年高君宇 因张国焘被捕叛变遭到北洋军阀政府通缉。他从在京住所腊库胡同十六号化装脱险，在狂风暴雨的夜晚到石评梅住处告别。[6]

1924年石评梅和陆晶清合编《京报》副刊的《妇女周刊》时，得到鲁迅的关怀和支持。[1]

1924年11月，石评梅与陆晶清等编辑出刊了《京报》副刊——《妇女周刊》。她以犀利的笔触，揭露抨击社会的黑暗势力，激励人民革命斗志。[1]

1925年，石评梅在高君宇墓畔[4]

1925年3月，高君宇因病逝世。3月29日，北京大学、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和山西省立一中校友会召开高君宇 追悼大会，石评梅送了挽联，上写：“碧海青天无限路，更知何日重逢君”。又在白布上亲笔题写一首挽词，悬挂在追悼会上。5月8日，根据高君宇 的遗愿由石评梅和高全德出面将高君宇 安葬在北京陶然亭，石评梅在高墓周围亲手植松柏十余株，并在墓上题了碑记。[1] [6]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石评梅和陆晶清等编辑的《京报》副刊《妇女周刊》于7月1日第二十九期发表本刊编辑部特别启事，对“沪汉惨屠”表示愤慨之情。[1]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大会，要求段祺瑞执政府拒绝日、英、美等八国提出的撤除大沽口国防设备的最后通牒，抗议日舰对大沽口的炮击。会后2000余人游行情愿。段祺瑞执政府出兵镇压，制造了“三一八”惨案。石评梅虽然没有亲自参加到执政府门前的请愿行列，但好友刘和珍不幸遇难，陆晶清也负了伤。1926年3月19日，石评梅即奔医院看望负伤的朋友。并于3月22日在《京报副刊》发表散文《血尸》，3月25日，又参加了女师大为刘和珍和杨德群召开的隆重追悼大会，同时在《京报副刊》发表《痛哭和珍》一文，悲愤地指出：“昨天的惨案，这也是放出野兽来噬人；”“你的血虽然冷了，温暖了的是我们的热血，你的尸虽然僵了，铸坚了的是我们的铁志。”“我也愿将这残余的生命，追随你的英魂！”[1]

1926年上半年，石评梅又与好友陆晶清等编辑北京《世界日报》副刊《蔷薇周刊》，工作之余在京从事文学事业。最初以写诗歌与散文为主，当时即被称为北京著名女诗人，到后期创作不少短篇小说。[1]

1926年8月26日，鲁迅离京南下，石评梅至前门车站送行。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三时至车站，晶清、石评梅来送。”[1]

1927年发表的小说《匹马嘶风暴》，是这一时期石评梅的小说代表作之一。[8]

1928年9月18日，石评梅在北京西栓马桩八号寓所开始发病，剧烈头痛，但她以为身体不舒服是常有的事，所以还是照常去附中教书，但病情日益加重。友人庐隐等送石评梅进旧刑部街日本山本医院，师大教授兼附中主任林砺儒和庐隐等均在医院守护，不久开始昏迷。23日由日本山本医院转到协和医院，诊断为脑炎。30日石评梅即逝世于北京协和医院，被安葬在陶然亭高君宇 墓旁。[7] [1]

1928年10月13日，世界日报社、女师大学生会、春明女校、蔷薇社及绿波社等在女师大礼堂开追悼会，庐隐报告石评梅生平事迹，焦菊隐代表绿波社致辞，女师大学生会写祭文，陆晶清从上海专程赶回北京，悲恸万分，写下了《我哭你唤你都不应》的祭文。[9] [7]

1928年12月，由蔷薇社编辑，《世界日报》印行《石评梅纪念刊》，登载三十余篇悼念文章。[1]

石评梅逝世后，经庐隐、陆晶清等努力，编辑出版了石评梅生前所著小说散文集《偶然草》、散文集《涛语》等书

创作风格 石评梅的作品不仅有缠绕不清的哲学臆病和清冷的悲哀色彩，而且在感情的层面上也表现得脆弱和哀苦，通篇充满了“冷月、孤坟、落花、哀鸣、残叶”等冷艳的词汇，她的作品仿佛是一串串泪珠汇成，可谓满纸辛酸泪。然而她的善感与抑郁的气质并不妨碍她对女性命运和人生的思考，反而使她能够从悲观主义的角度循着情感的悲哀逻辑进行思辨与觉悟，表现一种极热烈又悲哀至极的呐喊。[10]

石评梅的作品无论是对光明的渴望、爱情的追求，还是对妇女和社会的解放的渴望，都充满着柔弱女性奋力挣扎和不断追求真理的执著精神。她的作品呈现了其思想发展过程中从充满时代悲哀的叹息到对理想追求执著精神的转变过程；她充满了对既崇敬又心爱的人的缅怀，也表现了对真挚爱情的执着追求；同时，她深深地理解中国劳动妇女以及全民族的悲惨命运和对黑暗的抗争，从而使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执著精神也赫然纸上。[10]

4人物轶事

高君宇与石评梅的爱情曲折而坚定，两个人犹如天空中的烟火，在短暂的生命中演绎了绚丽灿烂的绝世之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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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口脱险 心系评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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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高君宇出生于山西省的一个富商家庭，少年时代的他就对社会政治问题非常关心。20岁时，高君宇考入北京大学。在当时进步思想的发源地北京，高君宇受到激进的新文化和新思想的影响，很快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1919年5月4日学生爱国游行时，高君宇是组织骨干之一。1922年，在党的“二大”上，高君宇当选为中央委员。1924年年初，他又同李大钊、毛泽东等人一起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了国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4年，北洋政府对北京城内的国共两党成员展开大搜捕。高君宇将自己扮成厨子侥幸脱险后，接到上级指示，回山西建立党组织。临走之前，他决定去看一眼心中最放不下的人——石评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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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初遇 互生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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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的一天，在北京山西会馆的同乡会上，一个学生模样的男子正在作反帝反封建的演讲，他就是高君宇。石评梅认真地聆听着，并被深深地感染。山西会馆的偶遇，两人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书信往来，石评梅和高君宇渐渐建立了友谊。有时，他们会相约来到北京南郊的陶然亭湖畔散步。在交谈中，他们发现彼此有很多相同的理想和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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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受挫 同命鸳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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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的夏天，石评梅完成了北京女高师范的学业。毕业后，她受聘于母校的附属中学担任国文教员和体育教员。这一年的秋天，她收到高君宇的一封来信。信里只有一片火红的枫叶，上面用毛笔写着几行字：“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这封突如其来的求爱信让石评梅陷入忧虑和矛盾中。她想了很久，在红叶上写下这样一行字：“枯萎的花篮不能承受这鲜红的叶儿。”

原来，石评梅的第一个恋人叫吴天放，是一个风流才子，曾经留美学习。虽然他有家，但一直疯狂追求石评梅。在他们相恋的第三个年头，一次突然的造访让石评梅见到了吴天放的妻儿。最终，她选择了离开。这次感情的挫折令她失去了重新追求爱情和婚姻的勇气。

高君宇也是一个结了婚的男人。1914年，18岁的他在父亲的一手包办下，与本县一位姓李的女子成婚。从一开始，高君宇就试图反抗这桩婚事，但是遭到了父亲的严词拒绝。认识了石评梅后，高君宇更加坚定了摆脱封建婚姻束缚的信念。被石评梅拒绝后，高君宇对弟弟说：“我对她的感情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增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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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对戒 以表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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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前文所说的高君宇虎口脱险后，必须离开北京前往山西。在临走前的那一晚，他去找石评梅。那个晚上，他告诉石评梅自己回到山西就解除那婚约。石评梅没说什么，但心里已经下决心终身不嫁。高君宇没有食言，在他的力争之下，1924年秋，那场延续了10年、名存实亡的婚姻画上了句号。

1924年9月，高君宇南下广州，担任孙中山的秘书。石评梅的生日快要到了，高君宇上街买了一对象牙戒指，并将其中较小的一枚附在书信中，寄给了远在北京的石评梅，另外一枚则戴在了他自己的手上。石评梅戴上了那枚象牙戒指，她明白这对白色戒指，象征了二人会永远保持“纯洁如冰雪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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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亭外 净土埋骨

 1924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成立了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临时执政府，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这一年的最后一天，高君宇随孙中山抵达北京。回到北京的他参加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可多年的艰苦生活和情感郁积让这个年轻人的身体再也无法支撑。不久，他住进了医院。在这期间，石评梅差不多每天都来探视，二人谈得很投机，有的时候，他们戴象牙戒指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之后，出院不久的高君宇患急性阑尾炎再次住进医院，因术后大出血，1925年3月6日凌晨，高君宇去世，时年29岁。按照高君宇的生前心愿，他被葬在陶然亭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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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郁而终 陶然同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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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评梅与高君宇雕像[2]

高君宇的去世给石评梅极大的打击，她觉得自己太脆弱，太不果断，没有及早地和高君宇结合。于是，她经常到高君宇的坟上哭，说自己害死了高君宇，欠了他很多。在高君宇的墓碑上，石评梅写着：“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慧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1928年9月，26岁的石评梅病逝于北京。临终前，她的手上仍然戴着那枚白色的戒指。人们把她葬在高君宇的墓旁，完成了二人“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的遗愿。

（人物轶事资料来源[2]）

5社会评价

石评梅是中国现代女性求独立、求平等、求解放、求自由的先驱，她短暂一生的悲剧性色彩，恰是那个时代妇女命运的应对，也是那个时代国家命运的映照。[11] 庐隐曾评价她说，石评梅注定了她是悲剧中的主角。她经历了从幻想到现实痛苦，从虚幻、失望、渴望到仇恨、反抗、破坏的连续悲剧起落的过程。她的散文就她自身的情感苦旅和这中间巨大的思考时空的真实记录。

庐隐

庐隐（1898年5月4日—1934年5月13日）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福建省闽侯县南屿乡人。笔名庐隐，有隐去庐山真面目的意思。五四时期著名的作家，与冰心、林徽因齐名并被称为“福州三大才女”。200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女作家在现代中国》（Writing Women in Modern China）之中，与萧红、苏雪林和石评梅等人并列为18个重要的现代中国女作家之一。

人物生平编辑

悲苦童年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5月4日，庐隐生于福建闽侯县。庐隐降生的当天，外祖母去世了，母亲因此认定她是一颗灾星，把她交给一个奶妈去喂养。三岁时因为得了极重的热病，被奶妈带到乡下抚养并很快痊愈。父亲当了湖南长沙知县时，她回到了父母的身边。福州三山陵园里的庐隐铜像[2]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六岁），父亲在长沙去世，母亲带着她来到北京外祖父家生活。到北京的第二年，她因母亲厌恶，不得入学，但却拜了没有进过学校的姨母为师，开始启蒙教育。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庐隐九岁，被送到一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慕贞学院去读小学，信仰基督教。她在那里时脚长了疮，几乎使她成了残废；后来肺管破裂，又吐血不止。病好了，她同大伙去作礼拜，并在美国人朱太太的引导下皈依了宗教。

清王朝被推翻以后，庐隐在大哥的帮助下，第一次开始练习作短文，并在她的拼命用功下考上了高小，不久之后又考取了师范预科，走上了求学之路。[3]

曲折求学

1912年，庐隐考入女子师范学校，时年十三岁，开始了她的少女时代。到了三年级，她的兴趣一天天趋向文学，那些多情善感的小说，尤其适合她的脾胃，在学校还得了一个“小说迷”的绰号。

1916年，庐隐中学毕业，因当时没有女子大学，别的大学又不开女禁，所以暂时不能继续升学。在母亲和表哥们的活动下，她被北平公立女子中学聘为体操、家事园艺教员，但她对于家事园艺一窍不通，因此春假过去，便悄然辞职，结束了她最初的教学生活。[4]

庐隐

1917年，应在安庆省立安徽女师附小当校长、原北京慕贞学院同学舒畹荪女士的邀请，前往安庆任教。半年后，觉得在安庆的生活无趣，庐隐回到了北京，在母校校长的推荐下，她到了开封任开封女子师范教员，但那里环境腐败，流弊积年，守旧的教员视言论激烈的庐隐为名教反叛的危险人物，备受排挤的她熬到了暑假，返回北京。

1919年秋，庐隐考进了该校国文部，作旁听生，经过学期考试后，升为正班生，暂时结束了使她感到厌倦的教员生活。

在学校，她被选为学生会的干事，积极做些社会工作。为了福建的问题，她被女师大选为福建同乡会代表，到北大、师大开会，这是她第一次同男人合作，后来又被选为几次大会的副主席和一个刊物的编辑。庐隐和十几个志趣相投的人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社会改良派。[3]

坎坷爱情

少女时期，庐隐在舅父家里认识了一位表亲林鸿俊。林鸿俊向她提出结婚，而她的母亲和哥哥觉得他太没深造，家又穷，因此拒绝了他。处于叛逆期的庐隐被母亲和哥哥的作为激起了一腔愤懑，于是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母亲深知庐隐倔强的性格，只好答应，她签了字，接受母亲的条件：大学毕业后才能举行婚礼。大学期间，受“五四”时代新思潮的影响，庐隐废寝忘食地东奔西跑，接触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她发现同她订婚的表亲林鸿俊思想平庸，同她想的不一样，走的道路不一样，担心婚后的平凡生活将毁了她的一生，庐隐主动提出要求，解除了婚约。[5]

作品风格编辑 总体风格

在艺术风格上，庐隐是颇具个性的。庐隐的抒情风格，清浅直切，又不失隽丽潇洒，缠绵悱恻与慷慨悲歌间有，笔锋常带感情；庐隐的小说基调，深受中国古典言情小说和婉约派诗词影响，风格感伤，基调悲戚，可与同时期的郁达夫媲美；她的作品带有浓厚的自叙色彩，大多数采用日记或书信或讲故事的形式，这在“五四”小说家中可谓首屈一指；她的语言流利、自然、真切，纤细而不失酣畅；她小说的结构趋向散文，在缺少约束的行文中浸透着浓郁的感情，细腻蕴藉，沉哀入骨，前期作品结构松散，词藻华丽，后期有长足的进步。[10]

前期风格

庐隐受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影响，作品表现下层人民生活的苦难，提倡人道主义的“善”和“同情”。前期主要以“社会问题小说”为主，这一时期代表作品：《两个小学生》、《一个著作家》、《一封信》、《灵魂可以卖么？》等[10] [8]

庐隐遗影

《一个著作家》写金钱势力下知识青年的爱情悲剧。《两个小学生》写北京某公立小学的两个学生参加请愿，结果，请愿队伍遭到军警镇压。《一封信》写农村高利贷盘剥，农民卖女偿债，被虐待致死。而《灵魂可以卖吗?》通过15岁进厂的纱厂女工荷姑的自述，揭示了人成为机器的附庸这样的现象。“当早晨工厂动工钟响的时候，工人便都象机器开了锁，一直不止的工作，等到工厂停工钟响了，他们也象机器上了锁，不再转动了！他们的面色，是黧黑里隐着青黄，眼光都是木强的”。[11]

后期风格

五四运动后真正显出庐隐创作的个性：用哀伤的笔调叙写“五四”一代青年复杂的感情世界，《庐隐散文集》

尤其表现一代青年女性追求民主解放和爱情幸福最后却只能尝到苦果的实际情景。这一时期作品主要以“心理问题”小说为主，代表作为1921年后庐隐以自己和自己朋友的生活为蓝本，写出短篇《或人的悲哀》、《丽石的日记》以及中篇《海滨故人》等。

独特的女性形象系列-知识女性的人生困惑和人生悲剧。受过高等教育，经历过旧时代的磨难和新时代的洗礼，能诗善词，琴棋书画、善良美丽又多愁善感，具有浓郁的中国古典文化意味（尘梦、沁珠、鹭沙），走过了“五四”高潮时期对人生的美好憧憬，对爱情的渴望，几年后的人生很不如意。生活、家庭、爱情乏味。作者苦苦探索女性的人生道路--《何处是归程？》答案是没有归程--痛苦与虚无。身为女人，女性的天空是低矮的，女性的人生是悲剧性的。[11]

艺术特性

庐隐的抒情性叙述不事雕饰，激切直露，同时也嫌单调，少含蓄。叹句的大量运用增强了叙事的情感容量，相对削弱了小说语言的雕塑功能。她喜穿插日记、书信，重视哀切动人的环境气氛烘托，甚于对人物性格的刻镂，结构上往往失于散漫拖沓。她的作品离开了产生的历史环境，就失去了一部分光彩。庐隐比任何别人都更具有“五四”性质，她的小说是纯“五四”式的。[11]

5人物评价编辑

总评

庐隐是一位感伤的悲观主义者。除了早期若干篇作品外，作品都没有摆脱悲哀的色调。她追求人生的意义，但看不到人生的前途，觉得人生“比作梦还要不可捉摸”，她在悲哀的海里，几乎苦苦挣扎了一生。她，或她作品里的主人，常常被悲哀所困扰，不得解脱，把悲哀看作是伟大的圣者。[12]

名家点评

“虽然这几篇（指《海滨故人》集内前七个短篇--编者按）在思想上和技术上都还幼稚，但‘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在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茅盾：《论庐隐》）[13]

“我平生最瞧不起锋芒外露或浮而不实的人，对于庐隐不仅不讨厌，竟反十分喜欢。这中间有两种原因：一则佩服她敏捷的天才。二则庐隐外表虽然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甚或骄傲得难以教人亲近，其实是一个胸无城府、光明磊落的人。”（苏雪林：《关于庐隐的回忆》）[4]

“在那群老同学中，她是比较最能接受新思想的；在别人对于新诗小说的创作还在迟疑犹豫的时候，她的作品已在报纸上发表了。她那微近男性的谈吐，她那时似傲慢的举措，她那对于爱的热烈追求，这些使她的老友对她常有微词的地方都可以显示她是有个性的，有使她不落于庸俗的个性。”（冯沅君：《忆庐隐》）

“人生是时时在追求挣扎中，虽明知是幻想虚影，然终于不能不前去追求；明知是深渊悬崖，然终于不能不勉强挣扎；你我是这样，许多众生也是这样，然而谁也不能逃此罗网以自救拔。”（石评梅：《给庐隐》）

“庐隐的天真，使你疑心‘时光’不一定会在每一个人心上走过；喝酒是她爱的，写文章是她爱的，打麻雀是她爱的，唯建是她爱的。”（邵洵美：《庐隐的故事》）

“庐隐就是这么一个很痛快的人，高兴起来，就哈哈大笑；烦闷的时候，就痛饮几杯；伤心的时候就大哭一场，看不顺眼的事情，就破口大骂，毫不顾到什么环境不环境。”（谢冰莹：《黄庐隐》）

“庐隐既是一个受时代虐待的女性，她又是一个叛逆时代的女性。”（陆晶清：《浅谈庐隐及其作品》）

而庐隐自己则说：“我想游戏人间，反被人间游戏了我！”“我就是喜欢玩火，我愿让火把我烧成灰烬。”[4]

《庐隐经典作品选》(5张)

1923年夏与有夫人的郭梦良南下在上海一品香旅社举行了婚礼。婚后庐隐发现她理想的婚姻生活和婚后的生活实际完全相反。在不佳的情绪和家庭琐事中沉浮了半年之后，庐隐又继续努力她的著作生涯，写出了《胜利以后》、《父亲》、《秦教授的失败》等短篇小说。[1]

庐隐与丈夫李唯建[6]

1925年7月，她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

1925年，郭梦良因肠胃病一病而逝。庐隐孩子，送郭梦良的灵柩回乡安葬。她在郭家居住时无法忍受婆婆的恶毒，庐隐便带着孩子从福建漂泊到了上海。在福州，她写了《寄天涯一孤鸿》，《秋风秋雨》和《灵海潮汐》等短篇和散文。[7]

1928年，庐隐认识了比她小九岁的清华大学的学生——一位乐天派的青年诗人李唯建。1930年秋，两人结婚。他们东渡日本，寄居在东京郊外。《东京小品》便是她旅居日本所写的小品文，原拟二十题，但只写了十一篇，都在《妇女杂志》上发表过。

后回到回到杭州，寄居西子湖畔。那半年，她写了一部十万字的长篇《象牙戒指》短篇集《玫瑰的刺》。[4]

1931年夏天，离开杭州到上海，由刘大杰介绍，庐隐进工部局女子中学，又开始了口耕生活。她一面教书，一面写文章，在《申江日报·海潮》、《女声》、《时代画报》、《前途杂志》和《现代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作品，先后创作了中篇小说《地上的乐园》和《火焰》。[8]

不幸离世

1934年5月，庐隐因难产手术，开刀后流血不止，高烧不退，遂于13日11点20分逝世于上海大华医院十四号病室，年仅三十六岁。[4]

庐隐一生清贫，度日艰难，没有任何财产，只有几部比生命还宝贵的作品。为了慰藉庐隐的在天之灵，李唯建将她的全部作品放进棺内，让她毕生心血的结晶永世伴着她。[8]

第四篇：检察机关女性成才的理性思考

检察机关女性成才的理性思考

当今的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社会变革的每一个发展变化，都需要不同程度、不同层次的各种各样的人才。人才更成为第一生产力，谁拥有了人才，谁就拥有竞争的主动权。这样的时代，为每一个人搭建了塑造自己和发展自己的平台。在检察领域也不例外。

一、现代社会，女性有施展才华的舞台

女性成才是指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取得显著成绩并得到社会的公认。品质好、知识优、能力强、业绩显是“成才”的最基本的标准和尺度。女性以独立的人格身份迈入社会舞台是经历了一个阵痛过程的，从中国古代先人感谓“唯女子与小

人难养也”到开国领袖毛泽东指出“中国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从西方哲人发出“女人啊，你的名字叫弱者”到共产主义奠基人马克思总结历史发展，断言“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女性以自身的作为和奋斗融入到了社会发展的洪流中。历史步入二十一世纪，作为女性，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全新的时代更应感到幸运和骄傲。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知识经济主宰世界的大变革时代它以数字化信息革命为推动力量，经济挂帅，资讯与科技并重，靠体力、靠冒险、靠勇气支撑主体地位的男性优势已不复存在，知识与才能成为人才的最重要标准。这对于以知识作为工作的根基而又不断学习的女性来说是绝好的机遇和条件。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提倡男女平等的时代。男尊女卑、男强女弱、夫唱妇随的封建传统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正在成为过去。职业女性

所渴望的，不仅仅是“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的赞誉，我们所追求的是“以素质求平等，以贡献求地位。”我们所处的时代更是一个女性可以自由择业并能够成为百行尖兵的时代。花木兰从军女扮男装成为历史佳话，女性公堂断案在古近代史上却史无前例。就在十几年前，女性成为政法单位的带头人似乎无法想象，也难以实现。跨世纪的今天，这已经不再成为新鲜的话题。况且，我们身边就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典型：全国十大杰出检察官马先兰、全国优秀工作者孙桂华、全省政法战线学习的榜样张会杰，优秀公诉人、办案能手、拔尖人才的队伍中也不乏女性佼佼者。全省各个岗位上工作的女检察官们在榜样的带动下，会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二、超越自我，女性成才不再遥远

时代的进步虽然给女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仍有不少障碍摆在我们面前，有来自外部的，也有来自内心 的，有根深蒂固观念影响的，也有现代社会再生的。我们职业女性必须敢于面对现实，面对真实的自我，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实现成才道路上的自我超越。

一是正视女检察官队伍的现状。在检察事业深化发展的今天，女检察官成为事业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从数量上看，不可小视。以牡丹江为例，全市有检察干警人，其中女检察官人，占干警总数的五分之一。从分布上看，遍布各个岗位。有市院纪检书记、基层检察长、基层副检察长、科长，也有默默无闻在书记员和服务性岗位工作的人员。从能力上看，表现突出者不在少数。在女性队伍中，有人学习不忘工作化，参加了研究生学习，有人坚持理论和实践同步提高，取得本科学历，有人追求政治荣誉成为共产主义先锋队的一分子。她们将知识融入到工作实践中，靠才能的发挥和工作贡献被各级组织、广大干警和社会各界所肯定。每年的岗位

能手、拔尖人才的评比中，可谓巾帼不让须眉；记功奖励表彰的大会上，会看到女检察官披红带花的身影；岗位竞聘的展示上，女性全然不逊于男性。从一定意义上说，女性撑起了检察事业的半边天。

在看到检察队伍中女性主流一面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存在的问题。女性在职务的体现上呈现底宽上尖的金字塔状，越向高层次，女性的比例就越小；有相当一部分女干警自我定位不高，稍有取得就很满足；有的女干警对自身价值认识不到位，安于现状，进取心不强，滞后于工作的需要；有的女干警就是把工作看成谋生的饭碗，不求多干也不求干好，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影响到女性的整体形象乃至发展。例如上级组织对女性成才的期望值降低；在进人时同等条件下男生是唯一的选择；将女性放在重要岗位时领导要格外的三思而后行；女权运动者要不断呼吁以防女性参政率越

来越低。列宁曾经指出：工人的解放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女工的解放也只能是女工自己的事情。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我们女检察官也同样要靠自己成为“人才榜”上的一员。首先，要有一个成就动机，渴望成才和成功，有了内动力，工作才会有激情，才可能不断地追求自我超越。其次，要与时俱进不断“充电”，有内涵，有过硬的工作本领，只有这样，在工作岗位上才可能做到游刃有余并在男性居多的领域里脱颖而出。再次，要敢于展示自己，不要被封建的传统观念所束缚，也不要被不公正的社会舆论所左右，在自己热爱的工作岗位上亮出你的风采，做出你的业绩。

二是正视自身能力的优劣。在男女平等的国策下，我们也必须看到男女不同的一面。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有他优势的一面，例如体力占先、意志坚定、独立性强、情感外露、决策果断，兴趣广泛。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遇事冷静，思考周密，直觉敏锐，情感真挚，极富

爱心，善于倾听，形象思维强，表达能力占先。我们女性应当清醒地认识自我，面对客观，扬女性之长，补女性之短。检察工作的每一个岗位都有其各自的特点，而且“行行出状元”。在选择岗位时我们要力求找准最能发挥自身优势的那一个“点”，不盲从，不硬拼，只有这样，我们岗位成才的机率才更大。此外，在呼吁女性成才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女性个体上的差异。成长环境的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发展机遇的不同、价值取向的不同，使女性自我定位也不同，有人视工作为支柱，乐此不疲，有人视工作为负担，甘当他人的附属品。我们不能将千姿百态的女性需求格式化为一种模式，女性需求的多样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一样，是一种客观存在，我们要认知和尊重。

三是正视社会评价标准的不平等。社会对于男人和女人的评价标准存在极大差异，这种不同的标准不仅决定着社会对于男女两性不同的价值判断，也影

响着两性自身的行为方式特别是束缚着妇女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对于一个男性来说，如果他只是承担社会工作、追求事业，就是一个好男人。而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仅仅如此还不够，职业女性必须同时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和对家庭的责任。要做好母亲，培养好孩子，使之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要做好女儿，赡养好老人，让他们安度晚年享受生活；要做好妻子，扶持好丈夫，使他在社会上体现人生价值享受事业成功的快乐。也就是说，社会对男人的评价标准是单一的，对女人则是双重的。这无疑使妇女人生负荷大大超过男性。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也不能因为自我而抛弃其中任何一项责任。怎么办？那就是多一些付出少索取，多一些计划合理安排时间，多一些高效率化解工作和生活的矛盾。

三、完善自己，女性让自己美起来

作为中国当代职业女性，只是事业上的强者我认为并不成功，“兼顾型”的

人生、统一型的形象是社会更会认同的，并会有助于女性在事业上更上一层楼。

一是既要注重内在修养，又要注意外在形象。每一个女性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内在气质、品味、修养的塑造彰显女性的可爱。同时，也不能忽视外在修饰打扮。俗话说：“三分人才七分打扮。”要在着装、发型、美容、化妆等方面注意适当美化和修饰，从而使别人觉得你每天都很亮丽。总之，女性内在的美是永恒的，而外在美也不容忽视，这是女性形象内在与外在的统一。

二是既要有现代意识，又要有传统美感。一个现代女性要有现代意识、开放意识，要善于接受现代社会中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潮流，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又要保持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如尊敬老人、勤俭持家、贤惠善良等。这是开放与传统统一。

三是既要有事业心，又要当好贤妻良母。一个女性的事业心越强，在事业

上取得成就越大，则她的社会价值也就越大，但同时也要照顾家庭、照顾孩子、丈夫和老人，不管社会步入到哪个世纪，这仍然是我们女性人生的本味这是事业与家庭统一。

四是既要贤惠温柔，又要自信坚强。女性温柔在性格上体现是善良、同情心和伟大的母爱，在外貌形体上体现是柔和微笑的脸、友好亲切的眼光、得体文雅的举止，在为人处世上体现的是温和体贴、善解人意。然而，光有温柔不行，还要自信自立、自强不息，才能承受住家庭与事业的双副重担，这是温柔与刚强的统一。

五是既要忙有成果，又要闲有情趣。作为女性，要把我们的爱心、热情、责任、时间、精力奉献给家人，奉献给事业，奉献给社会，但同时也要学会忙里偷闲，善待人生，富有情趣，活出自我。这是奉献与自爱的统一。

第五篇：对女性地位的思考

对女性地位的思考

19—20世纪：女性文学的绚丽日出

伊丽莎白·詹威在《美国当代文学·妇女文学》中指出：由于女性文学来自被抹煞的人类“另一半”的生活经历，需要“用一种不同度数的镜片才能清楚地看到它们”。〔1〕也就是说，这个“镜片”的“度数”要和女性文学的实际相符相配，就必须从女性文学的诞生说起。无论是东方或西方的语言中，人类（humanbeing）、人（human）、历史（history）等词语都不包括女人，她们在人和历史的范畴中是不在场的缺席者。文艺复兴、启蒙理性的人文主义思想是抽象的人，如果具体化一些则仅指男人。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只是男权宣言，发现了这一点的阿伦普·德·朱戈在法国大革命两年后的1791年发表了《女性与女性市民的人权宣言》，她后来因此而被送上了断头台。拿破仑法典则明文规定：“未成年者、已婚妇女、犯人及精神病患者没有行使法律的权利。”美国妇女在解放黑奴的运动中才意识到自己和黑人一样处于无权地位，所以积极投入奴隶解放运动，并引爆了19世纪20—40年代的女权运动，于1848年发表了类似法国女权宣言的《女性独立宣言》。在这个宣言中，她们把“人”这个词改写为“＠①”。〔2〕由此可见，女性的觉醒始于认识到“人”这个抽象概念掩盖下人和人事实上的不平等，始于女人追求和探寻自己作为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到20世纪60年代即美国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被誉为美国现代女权运动之母的贝蒂·傅瑞丹在她的《女性迷思》和《第二阶段》里对此有详细记述和反思。“女性迷思”（Feminine Mystique）是她在1963 年对当时一种关于女性的错误思潮的命名，指仅以“性”和生物上的母职来定义女性。〔3 〕她把美国两次女权运动中女人走出家门争取与男人同等的工作权利的斗争称为“激昂之旅”，目的是“寻求新的认同”，是“强烈拒斥对女人所作的定义和认定。她们努力想证实：„女人也是人‟”。这些都说明西方女权运动的思想动力也是从人的发现觉醒到女性的发现觉醒，说明女性的发现和觉醒是人文价值理想的深化和具体化，这也就是我在这里命名的女性人文主义思想。

世界范围的女性文学只能出现在现代工业革命和民主主义革命及宗教改革之后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转型期间，出现在现代人文思想深入人心的现代性进程之中。这在各国的具体时间不尽相同，但大体上是在19—20世纪才汇集成世界性的文**流，尤其是在本世纪后半期西方妇女争取人的权利的女权运动推动下，女性文学遍及全世界发达与不发达地区。法国17、18世纪虽然被称为“女性的时代”，但20世纪前女作家少得可怜。即使在文艺复兴的摇篮意大利、希腊，大批女作家的出现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事情。〔4〕就此而言，19—20 世纪也可以说是女性文学的世纪，是女性文学在世界范围的绚丽日出。在中国，女性文学的诞生与世界各国同中有异。我在《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的前言中，具体分析了本世纪初西学东渐、兴办女学、大学开女禁、招收女留学生等教育制度的重大改革，以及“五四”思想启蒙的精神成果（人的发现、觉醒女性的发现、觉醒与女性文学诞生的内在联系），分析了“五四”前后出现的我国第一批既受过传统文化的良好教育又接受了现代高等教育的现代知识女性。没有这样的现代知识女性便没有我国的女性文学。我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女性文学“与人性、个性同命运”，“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进步同命运”。现在可以补充的是，女性与女性文学，和人性的完善、个性的解放、和民主、自由、平等、文明、进步、和平、发展这些人类共同珍惜的价值观念同命运，和女性人文主义价值的全面实现同命运。

不同的是，西方各国从人的发现到女性的发现一般相距200—300年，而我国则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由一些思想先驱在人的解放这个命题中同时提出来的：

在占人类半数的女性，人格尚不被正确的认识，尚不能获得充分的自由，不能参与文化的事业以前，人类无论怎样的进化，总是偏枯的人类。〔5〕（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我国人的解放与女性的解放在同一个时间平面上同时提出，固然缩短了西方妇女那样漫长的酝酿等待期，但也使女性觉醒后的路格外曲折漫长，使她们常常要承受梦醒后无路可走的悲哀。早期女作家庐隐、石评梅、冯沅君的作品里那种浓得化不开的迷惘、徘徊、悲凉之气，便源于这种女性解放的理想与封建古国沉闷落后的现实之间的矛盾。鲁迅作为反封建思想斗士也是妇女解放的坚定的倡导者，但他很快就清醒地觉察到了女性解放前程的暧昧不明，提出了“娜拉走后怎么样”的问题并且不得不让勇敢的子君孤独悲凉地死去。

我国女性文学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正是因为女性对自己作为人的价值理想的群体性觉醒，出现在第一批现代女作家群——“五四”女作家——的作品中，尽管这种觉醒难免带有初醒者的朦胧迷惘和不成熟。有论者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看作是欧洲中心论，因而“五四”女性对易卜生《玩偶之家》女主人公娜拉的价值认同也在此列。这是无视本国本民族社会现实的历史发展外因论。诚如严家炎先生所指出的，“把科学理性、工业化、现代化当作欧洲国家垄断的专利，才是真正的欧洲中心论。”〔6〕女性文学19—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充分说明了“认为人和人的价值具有首要的意义”〔7 〕这一现代人文思潮对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吸引力。这是超越民族、地区和时间的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对于深受阶级的与性别的双重压抑之苦的中国女人更具有吸引力、亲和力和认同感。娜拉的“首先我是一个人，和你一样的一个人”虽然是从一位欧洲白人妇女的嘴里说出来的，也表达了中国女性求解放的心声，因为在尚未取得人的独立自由这一根本点上，全世界妇女的处境和向往追求是相同的。

以上对我国女性文学诞生的叙述和分析，可以确定女性文学这一概念内涵的历史性和现代性。也就是说，它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现代人文价值内涵的女性的新文学。伊丽莎白·詹威所说的阅读分析女性文学所需要的“不同度数的镜片”，具体地说就是现代的具体的作为人的女人和作为女人的人。前者所界定的是“女人是人”，后者所界定的是“女人是有她与生俱来的自然性别的人”。这也就把忽视自然性别的“男女都一样”和强调性别差异的“男女不一样”在女性人文主义这一价值目标下统一起来，就是“五四”思想者所提出的“为人和为女的双重自觉”。

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化大力气建立起来的社会性别（gender）与自然性别（sex）这两个概念，是根据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的基本理论“女人不是天生的，她是被变为女人的”发展而来，对于解构父权制的性别统治性别歧视使女人认识到自己“他者”的和“次性”的位置具有一种革命的洞察力，但女人在意识到这一切的同时也就要求改变要求超越，朝着做一个完整的健全的女人这一目标改变自己超越自己，这种坚忍不拔愈挫愈奋的探寻是我国20世纪女性文学的思想动力。“社会性别”和“自然性别”这两个概念以及我国女性文学研究所常用的“女性意识”、“性别意识”、“性别立场”都不足以完整地把握女性文学这一性质。因此，“作为人”与“作为女人”这两个介词结构短语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如此，才能把女人的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把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在现代人文理想的目标下统一起来。

女性文学：女性·妇女·女性主义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总是习惯于从字面上把女性文学理解为一种按性别分类的性别文学，就像青年文学按年龄分类，西部文学按地域分类，女性文学不过是特别标出作家性别的一种性别方言罢了。果真如此，女性文学就不仅失去了它起码的理论意义，而且可能起到强化女人“第二性”位置的作用，使生而为女人者感觉到某种看不见也说不出的以宽容面目出

现的性别歧视。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女作家拒绝认同女性文学这一命名的心理原因。而且越是自信心和独立意识强，对两性不平等有深刻体验的女作家越是拒绝把自己归入女性文学名下。女性文学既是性别文学又不是性别文学这一悖论，可以用现代语言学符号学理论来说明。概念符号与所指称的对象不是同一的相等的，语言相对于它所指称的对象既是照亮又是遮蔽，它的意思是某种暂时的、有待于发现的东西。没有任何一个符号可以完善的穷尽它所指称的对象的全部涵义。因此，概念的意思（尤其是人文学科的概念）常常是包含着悖论的有待于发现、填充和更新的。〔8 〕前述美国《女性独立宣言》把“人”这个词改为“＠①”，中国女学生把讲义上的“他”改为“＠②”，美国女性在history之外又创造了一个herstory，便是女性在人的范畴里要求男女平等而在符号学上的体现。

索绪尔认为语言中的意思只是一个差异问题，每一个符号的意思只是因为它不是其他符号的意思。如果我们要相对稳定地和准确地界定一个符号的意思，便应该把与它相近的或似是而非的意思排除出去，也就是要从该符号不是什么入手。

女性文学不是什么呢？

前述关于性别文学的悖论，意思是女性文学虽然以“女性”这样的性别概念为标志但并非凡是女作家写的就是女性文学。作家的自然性别固然是不言而喻的，但前述女性文学的现代性这一特质在时间上排除了“五四”以前的妇女古典诗词，包括以秋瑾为代表的辛亥革命前后表现了鲜明的妇女解放要求的作品，应历史地看作是我国女性文学的萌芽或前驱。女性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应如何概括？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及我国80年代中期开始讨论这一概念时，一般认为应该是体现了女性意识的作品，伊丽莎白·詹威认为要看她对自己所写的生活内容的体验、理解是否是女性的。鉴于女性意识、性别意识这些概念含义的模糊性，我认为应在前面冠以“现代”二字加以限制。这就把那些虽为现当代女作家所写却体现了传统的男性中心意识的作品排除在外。〔9〕

女性文学也不是一个题材概念。人类生活是由男女两性共同参加和共同维系的，尽管历史对男／女、社会／家庭的角色位置进行了等级制的刻板定位，但任何生活领域都难以截然划分为纯然男性或纯然女性的题材，任何女人的问题都和男人有关，反过来说也一样。题材决定论的实质是题材等级论，即等级制的公众／个人、集体／私人等二元对立模式。前者似乎是男性领地而后者则似乎注定属于女性。庐隐、萧红等均因此而受到过非议。近年来这种以题材等级论鄙薄女性文学的现象明显升温，出现了种种以“小”和“私”为中心词的命名（“小女人散文”、“私小说”、“女性小品”等）。事实上题材本身无所谓价值上的大小高低，重要的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样写和写得怎么样？女性写作和男性写作在这方面的区别不在题材而在女性，一般来说习惯于以内视角和个人记忆、个人生存体验来处理各种生活范围的题材。

现在我们可以讨论中国女性文学，在现代性进程中事实上出现了哪些形态类别了。女性文学和我国20世纪历史息息相关，不可能摆脱种种历史合力的牵制而只能在历史给定的不尽相同的条件下做出不尽相同的选择，从而呈现出现代性进程的丰富性。诚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言，“语言并非是一个规定明确、界限清楚，包含着表现者和被表现者对称单位的结构。它现在看来更像是一个无限展开的蛛网，网上的成分不断交换和循环，没有一个成分受到绝对的限定，每一种东西都受到其他各种东西的牵制和影响。”〔10〕在这个“无限展开的蛛网”上有的成分发展了，有的成分消失了又复现了，也有新的成分出现、发展或消失，也有的成分发生了变异成为不是它原来的东西。“女性”、“妇女”、“女性主义”便是女性文学发展进程这张蛛网上三个重要的“网结”。在我国女性文学之现代性进程中，恰恰可以梳理出女性文学、妇女文学、女性主义文学这三种形态。

“女性”（female）是女性文学及女性文学批评的核心概念，它和“妇女”这个概念是同义的可以互换的吗？事实上这两个概念在我们这里基本上是作为同义词来使用的。女性与妇女这两个概念的混淆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反映了女性文学批评对女性文学现代性的漠视与无视。据美国后结构主义学者白露考证，我国直至清末还没有“女性”这一概念。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话语不存在一个超越社会人伦关系的女性概念，凡指称女人的词语都是指在具体的家庭人伦关系中的女人，如次于儿子的女儿、次于丈夫的妻子、次于父的母等，各人只有根据自己在亲属关系中规定的角色规范立身行事，才能取得被社会认可的角色规范立身行事，才能取得被社会认可的角色位置。“女性”这个词与“他、她、tā＠③”这些人称代词出现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现代白话文学的主题之一，是一个超越了亲属人伦范畴超越于传统父权制意识形态对女人社会角色定位的一个革命性反叛性符号，〔11〕也是一个有待发展和完成的概念。从20、30年代的一些论文和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这一有别于恪守三纲五常的传统女人依附性身份的概念，有的文本为了与旧式的传统女人相区别，常常在“女性”前面加上一个“新”字，“新女性”便成为“现代女性”的同义词。白露也指出了“女性”一词的负面含义如被动、柔弱、智力与生理上的低能等，这恰恰是女性概念的暧昧性不稳定性而在运用过程中被男性偏见所填加进去的意思。

白露还考察了“妇女”（Woman）这个概念内涵的变化。在传统话语中，泛指女人时有女子、妇人、妇，也有妇女这个词，都是指的传统女人。白露所分析的妇女这个概念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被填加进去的意思。她指出早期共产党人将欧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中的Woman译作妇女，强调社会生产与妇女的关系，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的翻译奠定了“妇女”一词的政治意义，30年代农村根据地，苏维埃政权以至毛泽东时代国家、妇联等政治机构继续沿用的“妇女”一词也主要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12〕“妇女能顶半边天”便是从生产劳动和政治功能的意义上使用的。

可见“女性”“妇女”这两个词尽管都指称了“女人”这一性别，但二者的内涵并不一样也不在一个话语体系之中，前者以区别于旧式女人的主体性为本质内涵，而后者则是一个被国家权力话语政治化了的意识形态话语。在日本，妇女的概念一般是指没有解放的老式女人；而女性一般是指现代社会中已经获得了某种程度解放的新式女人。〔13〕就一般意义而言，我们今天在使用这两个词的时候也应有这样的大体上的区别。

“女性”、“妇女”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恰恰与“五四”到十年“文革”女性文学的历史嬗变形成同构的关系，也就是说，上述两个概念的不同内涵恰恰对应了相应的两种不同的女性文学类型的基本内涵。我国女性文学与女性这个词同时出现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20年代后期与妇女概念内涵的政治化功能化的同时，出现了女性文学的分化，逐渐形成了恰与妇女概念的新内涵相对应的妇女文学，并在40年代出现了女性文学与妇女文学在不同的话语空间的并存现象。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区工农兵文学被规定为新中国文艺的共同方向，女性文学与“五四”人的文学同时被阻遏，妇女文学以顺应时代潮流和主导意识形态的方式与工农兵文学一起得到了长足发展，直到在“文革”十年中被推向极端而走向反面。80年代初，随着“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复苏，女性与女性文学再次出现，成为当代文学中一支既有别于男性文学又有别于妇女文学的现代性的女性文学。而妇女文学则走向了衰微。在女性文学的发展中，大约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出现了女性主义文学这一新类型，而更多的女性文学也在继续发展。就这三种女性文学类型的关系而言，妇女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都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话语环境下由女性文学衍生出来的两个分支。应该承认即使是妇女文学，在其发生之初，也还是基于女人争取自己作为人的权利和价值的实现的现代性进程的产物，但二者的思想资源不同。妇女文学的思想资源来自社会主义的妇女观，主张妇女应投身于社会革命、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洪流之中，在社会／阶级／集团的解放中解放自己，故更多着眼于社会底层妇女，主张知识女性要向工农兵学习，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故其主人公多为各种社会／阶级／集团斗争中的女英雄。至于这种“社会解放我解放”的模式，究竟能否解放妇女和在何种程度上解放妇女，那是另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妇女学理论问题，本文暂不展开论述。女性主义文学的思想资源显然是80年代中期才陆续译介过来的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但就这些作品的思想内容来看，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更多地吸取了弗尼吉亚·伍尔芙的《一间自己的房间》、西蒙·德·波伏娃的《第二性》和贝蒂·傅瑞丹的《女性迷思》、《第二阶段》这些女性主义理论中的女性人文主义思想，而对西方激进的和学院派的“性政治”“累斯嫔主义”以及建立在男／女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上的性别对抗路线则采取了谨慎的既有所认同也有所保留的态度，王安忆、铁凝的一些小说则对这些理论进行了严肃的艺术探索，从而使自己与西方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拉开了距离。〔14〕短短十年左右的时间，我国女性主义文学从自在到自觉，对中国妇女尤其是中国知识女性、职业女性的精神成长和主体性建构进行了默默的和艰苦的探索，如80年代的张洁、张辛欣、残雪、陆忆敏、萨玛（崔卫平）、王小妮、伊蕾、翟永明、张烨、张真、叶梦、斯好，90年代铁凝、蒋子丹、方方、徐坤、徐小斌、陈染、林白。这里有一些作家在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这两个类别中同时进行了探索，正如丁玲是现代文学中在女性文学与妇女文学这两种文学中都留下了重要的作品一样。不同的是前者基本上出于她们的自觉选择而后者则是无奈的在时代纷纭复杂的历史潮流里跌着跟斗，而一些众所周知的女性文学文本还受到过多次批判。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比丁玲年轻得多的蒋子丹、徐坤们不再是别无选择而是在一定限度内赢得了自主选择的权利。

有论者批评20世纪女性文学研究对女性文学和妇女文学这两种文本存在着严重的偏斜和理论上的误植，并认为这样的批评拉大了这两种文本的距离。〔15〕此言恐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偏离了这两种文本的实际。由女性文学而出现了与主导意识形态同构的妇女文学，这本身就说明了二者的差异，加之政治作为一种强大的权力话语的控制和干预，使原本具有合理性的妇女文学走向了政治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女性这一概念的现代性内涵，导致了女性、妇女在生活中和文学中的双重失落，在被男性化的同时也失落了自己作为精神上独立自主的人的价值。新时期女性文学的新生，其内在的思想底蕴不能不是对政治化的妇女文学的反思。这不是哪一个女作家个人的问题，这两种文本的差异自然也不是依照哪一位批判者主观意志所能够消泯的。论者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水》、《田家冲》，50年代菡子、茹志鹃、刘真等对战争题材的书写归之为“政治文本”，意思是“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直接讲述”。萧红的《呼兰河传》，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不幸也被划入“政治文本”。至于是什么样的政治则语焉不详，更不提即使是这些对当时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直接讲述”的作品（且不论这样的概括对于这些作品而言是不准确的），也有不少为当时的政治所不容，刘真的《英雄的乐章》、《春大姐》，茹志鹃的《百合花》、《静静的产院》，宗璞的《红豆》等都受到过左倾政治的批判，至于杨沫的《青春之歌》在政治压力下由初版本到再版本的重大变化，更是政治对妇女文学的强力扭曲和规范。在这里，女作家和女性文学批评者的价值立场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是从妇女作为人的价值立场出发还是从泛泛而论的暧昧不明的政治立场出发？论者将庐隐、冰心、凌叔华、苏青、张爱玲及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等归之为“性别文本”即“渲染性别意识、批判父权话语的文学书写”。这“性别文本”是指女人的“自然性别”（sex）还是“社会性别”（gender）？而“性别意识”包不包括女人作为人的意识？而“渲染性别意识、批判父权意识”这样的界定，即使仅指上述的女性主义文学，也基本上不符合这些作品的思想和价值取向。徐坤的《女娲》、《出走》、《厨房》，蒋子丹的《桑烟为谁升起》、《绝响》、《等

待黄昏》、《贞操游戏》、《从此以后》，铁凝的《玫瑰门》、《对面》、《麦秸垛》、《棉花垛》、《孕妇和牛》，陈染的《破开》、《无处告别》、《私人生活》，林白的《瓶中之水》、《一个人的战争》及近作《说吧，房间》、方方的《暗示》，萨玛的《父亲》、王小妮的《应该做一个制作者》、张烨的《鬼男》等女性主义文学名篇都是从人性和人的价值的高度探寻女人的生存处境和精神解放的道路的。她们鲜明的作为人的性别意识无论是体现在对父权制男性中心意识的批判还是体现在对女人自身身体的认识对母性和爱的新的认同以及人性的审视，都立足于人性的提升完善和女性的成长与解放这一女性人文理想的价值立场，这也正是女性文学能够超越时代，超越性别，超越时效性和功利性而具有长久的历史和美学价值的原因。

女性：人——女人——个人

女性概念的质的规定性是女人作为人的主体性，而女性文学概念的质的规定性是女人作为创作主体言说主体在文学中对自己作为人的主体位置的探寻。这是20世纪文学史上一件划时代的事情。女性这一概念的现代性集中体现在女人基于人的觉醒而改变、超越封建的传统文化对自己的这种强制性命名和塑造，表现在由他者、次性的身份到作为人的主体性要求。表现在女人由依附性到独立性这一精神的艰难蜕变。

女性和女性文学的主体性问题，是女性文学批评中一个复杂的和棘手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不应回避的问题。女性主体性的思想资源是女性人文主义，“女人也是人”便是她的思想起点。女性主体性探寻和建构的全部困难全部复杂性和难以言说都凝聚在这个类似同义反复的判断句里面了。没有谁能说清楚作为人的女人究竟是什么？觉醒的意识到了自己人之为人的女性可以说出我不是什么（不是男人的奴隶、附庸、玩偶……）却难以从正面说出自己究竟是什么。

这或许就是解构主义的女性主义何以把女性文学批评的实践限制在“完全否定的”“解构一切事物，拒绝建构任何事物”的范畴之内，就是克里斯多娃说女性主义“同已经存在的事物不相妥协，我们可以说„这个不是‟和„那个也不是‟”〔16〕的初衷。这种主张发挥了女性这一概念内涵的革命性、反叛性，当它面对父权统治和男性中心的非人道性和偏执性时，其思想的锋芒是锐利的。然而遗憾的是它把这种革命性、反叛性推向了极端，推向了对女性的主体性要求和在女性文学中所已经体现出来的积极的探寻和建构的消解。它过分夸大了父权制以来男／女两项压迫／被压迫的对立地位，夸大了话语中的男性偏见色彩、把女性改变自己的命运争取人的权利和价值的天然合理的斗争引向了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成为没有自己坚实的理论立足点的实践。在思维方式上，也违背了后现代主义对“虚假的普遍主义”的反思，把女人和男人都看作是无差异的统一的“类”，以一概而论的思维方式看待无比丰富复杂的千差万别的作为个人的女人和男人。“由于它否认存在着一个认识论上有意义和具体的主体，它使女性主义不可能具有自己的批评。”〔17〕

好在女性文学尤其是我国的女性文学并不是按照这种理论写出来的。从“五四”女作家对人生的意义和“何处是归程”的探寻开始直到80、90年代的女性诗歌、女性散文和女性小说，女性自我认识自我价值的探寻，如思想的活水流贯其中。这便是日渐清晰的“女性：人——女人——个人”。也就是说，我国女性对自己作为人的主体性探寻，大体上经历了“人（和男人一样的）——女人（和男人不一样的）——个人（以独立的提升了的具体的千差万别的个人将做人与做女人统一起来）这样一个曲折艰难的过程。这也恰恰是我国女性文学的一条基本的贯穿性的内在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