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的四种理论读后感

第一篇：传媒的四种理论读后感

读《传媒的四种理论》

——我对四种理论的一点认识

传媒的四种理论即，传媒的威权主义理论、传媒的自由至上主义理论、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传媒的苏联共产主义理论。

传媒的威权主义&传媒的自由主义

“在有关传媒与社会关系或政府关系的四种理论中，威权主义理论的历史最久远，传播的地域也最宽广。当社会和技术充分发展到产生出我们今天所谓的“大众传媒”的时候，大多数国家几乎自动地采纳了这一理论。它为现代社会的许多媒介制度奠定了基础，即便某些国家已经放弃了威权主义理论，但是在理论上奉行自由至上主义原则的政府，在实践上仍然会受到威权主义的影响。”1这是本书开篇第一章谈到的威权主义理论。威权主义理论起源于16、17世纪的英国，与英国最早的君主专制主义相匹配，君主和政府绝对权力的哲学思想是其思想的起源，在此理论中，把传媒作为一个国家（政府）的机构（或特许经营），其功能和运作是由组织化的社会通过另一个机构—政府控制的，简而言之，支持、推进现政府的政策，为政府服务。

自由至上主义理论，18世纪为英美采用，后影响其他地方，以理性主义和自然权利的基本哲学思想、弥尔顿、米尔、洛克等人的启蒙思想著作，作为思想基础。它主张用自我修正过程以及信息、观点和娱乐市场的自由竞争，这一种更加非正式的控制手段来代替国家监管（自由送审），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维持一个稳定的体制，以便个人主义的自由力量可以据此相互作用。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个人提供可以发挥其潜力的环境。简而言之，提供信息、娱乐，进行销售（商品性），用于了解真相、监督政府，让国家为个人服务。

传媒的威权主义理论与传媒的自由至上主义理论，是把“国家政府”与“传媒个人”关系放在相反利益立场上的两种观点，它们是随时代变化发生延续性转变，从威权主义发展到自由至上主义，可以理解为一种进步，或者说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威权主义为现代社会的许多媒介制度奠定了基础，即使某些国家已经放弃了威权主义理论，但是在理论上奉行自由至上主义原则的政府，在实践上仍然会受到威权主义的影响。自由至上，这四个字看来就是过于理想化，但可作为奋斗之目标，长远，遥远。自由至上主义对传媒业存在负面的影响；第一，自由主义体制反对政府的控制，却忽略了商业力量的侵蚀和资本的控制，大众传播媒介为了获取利润，多注意肤浅和刺激性的新闻事件，文娱内容也缺乏积极的成分。

第二，自由主义体制重视新闻业自身的自由，却忽略了社会公众及个体的权利，丧失了民主性与公正性。第三，自由主义体制对市场的倚重过大，忽略了垄断造成的不良影响，垄断使得其他声音的发出者根本无法进入这个领域，自然谈不上意见的自由竞争。2

个人观点：没有绝对的自由，“自由至上主义”是我们奋斗的长远目标，就目前而言，我们国家的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和社会现状而言，我更倾向于威权主义的运用。

传媒的威权主义理论&传媒的苏联共产主义理论

传媒的苏联共产主义理论，源于前苏联，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思想基础。主要是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做贡献，特别要服从政党的专政。本书作者认为：“至少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苏联的制度是一种威权主义制度，实际上是历史上控制最严密的制度之一”，这是因为意识形态、现实环境和个人人格相互结合和作用，在俄国创造出了现代历史上最完备的一种专制制度。在这样的环境中大众传媒被当做国家和党的工具。在这里，苏联的共产主义理论加入了另一个关键因素“党（共产党）”，个人认为这是与传统的威权主义不同的重要地方。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是由各阶级的政治中间分子为了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3“党不仅处于群众领导者的地位，实际上它还通过组织群众来创造群众，即通过建立各种进出机关和控制机关，将分散的群众变成可鼓动的权力资源。”赛尔兹尼克如是说。“群众要服从党的专政，党也必须服从它的中央机构和领袖的专政。”可以把这种状态定位于“极权主义”，权利的高度集中，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维权主义理论。所以说苏联的威权主义是历史上控制最严密的制度之一。

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个人觉得就是在自由至上主义理论上，加以道德的约束，本书提到“在20世纪，纯粹的自由至上主义逐渐发生转变，代之而起的是“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我们所说的“社会责任理论”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强调媒介的自律守则。但其提倡的理论中不仅是对媒体自律的要求，还强调了每个公民对社会的一份责任，简单说，说话、说真话是作为社会公民的责任。这一点我非常赞同。

联系实际对我们国家的传媒状态，谈一点想法：

萨尔瓦多·P·洛佩斯应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之请撰写了一篇报告中，对当今世界实践自由至上主义和威权主义的范围进行了评估，中国被界定为全面

控制传媒的国家。英国伦敦大学詹姆斯·科伦教授和韩国国立首尔大学朴明贞主编的《去西方化媒介研究》提出“五种理论中，中国与南美、东欧、中东、俄罗斯处在，转型与混合社会。(分类标准：将各国政治制度分为民主型、威权主义型和转型型,经济制度分为管制型、新自由主义型和混合型三类)

后者以动态社会学视角,更加契合当下世界各种社会的剧烈变革的实际情形。当下中国式处在媒体的严格控制中，但同样要求变革和改进。意识形态和社会环境决定了中国传媒的基本调，但仍在自我的不断修复中。这四种理论都在影响着中国，同样收到管制和约束，追求自由，体现社会责任。（在中国常常提的就是道德二字，总感觉这二字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综上：这四种理论没得绝对的界限，存在互相的渗透和借鉴。重要的是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与时俱进。中国的传媒理论的发展就正如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一样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追求自由主义，在路上。1 【美】弗雷德里克·S·西伯特/西奥多·彼得森/美]威尔伯·施拉姆/著.戴鑫/译展江/校《传媒的四种理论》.2007《传媒的四种理论》课件.百度文库.2011.佚名王浦句力：《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第二篇：《传媒的四种理论》读书笔记（模版）

《报刊的四种理论》(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是被传播业界和学术界公认为开比较新闻学之先河的论著。作为新闻理论研究史上经典的文献之一，《报刊的四种理论》为研究和了解在不同的历史、社会背景下兴起的几种不同的传媒理论及传媒制度，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该书的作者将传媒同其所属的社会的哲学思潮、政治结构、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等联系起来的努力，显示了研究传媒的一种宽广的综合视角。他们对其生于斯、长于斯的西方社会中的主流思潮――自由主义的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责任论的阐述，反映了资本主义新闻学的核心价值观念，并在以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发生深远影响。虽然它在某些方面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美国本位观念、“冷战”思维等局限因素的影响，但这并不影响它成为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一、基本内容

韦尔伯·施拉姆、弗雷德·赛伯特和奥多·彼德森三位学者合著的《报刊的四种理论》主要分五个部分，即绪论、报刊的集权主义理论、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报刊的苏联共产主义理论。它分析了报刊的四种理论的具体内涵、理论来源、基本原则和基本措施等方面的内容，并采用比较的研究方法着重分析四种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下面予以分别说明。

1.集权主义理论（authoritarian theory of the press）

这一理论的研究者赛伯特（F·Siebert,1956）认为，集权主义理论是人类传播史上第一种也是最古老的一种传播制度理论。按照西伯特的阐述，任何有关传媒同其所属的社会之间的关系的传媒理论，都是由某些特定的有关人和国家的哲学上的假设所决定的。这些假设被西伯特归纳为围绕这样几个方面：人的本性；社会与国家的性质；人同政府的关系；哲学的基本问题，即知识和真理的性质。西伯特的文章概述了集权主义理论有关这些问题的基本假设，回顾了该理论的兴衰及其代表人物：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意大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英国哲学家霍布士（Hobbes）、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和德国政治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特雷契克（Treitschke）等人的思想，还探讨了集权主义理论的最极端的形态——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分析了集权主义理论下的传媒控制制度，讨论了集权主义理论和其他理论的关系，并探讨了现代世

界上的集权主义理论的形态。

这一理论认为，报刊是国家的公刊，必须对当权者负责；大众媒介统一步调，国家才能顺利地为公众的利益服务；在某些情况下（如在交战状态的国家里，军人统治下），集权原则甚至体现人民的意志。所以，对报刊应严加控制和审查，对违反有关规则的应加重处罚。比如给予那些经过选择的驯顺的人以经营报刊的权利，实行颁发出版许可证制度，法院对违法(如叛乱罪、煽

动罪、诽谤罪)者提起公诉，加以处罚，等等。

2.自由主义理论（libertarian theory of the press）

自由主义新闻理论以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自由主义思想为源头，对人类理性的力量深信不疑，坚持个人的重要性，坚持包括言论和出版/新闻自由在内的天赋人权的思想。自由主义理论中有关传媒与政府的关系、传媒与公民的关系、人的理性在识别正确与错误中的力量等重要问题上的重要观念，无不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的基本观点有关。自由主义理论的一系列代表人物：英国的弥尔顿（John Milton）、洛克（John Locke）、米尔（John S.Mill； 一译穆勒）、厄斯金（John Erskine）和美国的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等人的思想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回顾历史后，西伯特论“自由主义的传媒理论”探讨了“大众传媒在民主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总结了西方国家自由主义理论下的传媒业。根据自由主义的传媒理论，大众传媒的作用主要有

提供信息、提供娱乐、传播播广告为经济服务和监督政府。

随着自由主义理论作为主导思想的地位在西方国家的确立，自由主义新闻业理论在这些重要问题上的观念，化为一些基本的操作原则。这些原则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性原则，新闻自由的界限问题上的（社会控制）法制化原则，以及传递信息内容上的市场化、多样化原则。

3.社会责任理论（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ory of the press）

这一理论是对自由主义理论的修正，也是“在传统理论上—个新思想的接技”。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全部蕴含在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的《自由和负责的报刊》和霍京的《新闻自由；原则的纲要》的著作之中。鉴于自由报刊对社会造成一定危害并招致许多批评的现状，社会责任论主张：传媒（报刊）对社会有着种种义务，要不负公众的信任；报刊要“供给真实的、概括的、明智的关于当天事件的记述，它要能说明事件的意义”；它应当成为“一个交换评论和批评的论坛”；要能描绘出“社会各个成员集团的典型图画”；要负责介绍和阐明社会的目标和美德；要使人们“便于获得当天的消息。”作为真正的职业传播者，还应当遵循公认的道德准则和职业标准，不会为金钱而去做某些事，切实关心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该理论的研究者彼得森在落笔时既肯定了社会责任论正在日益兴盛的前景，也看到了它还有不够成熟、有待完善的一面。这无疑是个正确的。这一理论把下列观念当作其基本前提：自由是伴随着相应的义务的；而享有我们政府特权地位的报刊，在当代社会中就应该承担执行某种基本的大众传播功能。在这个范围之内，报刊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并把这些责任作为它业务政策的基础，自由主义制度就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在这一范围之内，报刊不承担其责任，其他的组织机构就要确保这种基本的大众传播功能得以执行。社会责任理论是《四种理论》竭力推崇的理论。它被认为是传统自由主义理论的“替换”理

论，是传统理论上的一个新思想的接枝。

4.苏维埃理论（Soviet Communist theory of the press）

在施拉姆的笔下，苏维埃国家的大众传播媒介被描述为：大众传播媒介与组织传播媒介不可分割；大众传播媒介是作为国家和党的工具来使用的，并作为党实现统一的工具、发布“指示”的工具；它们几乎是专用于宣传和鼓动；传播者被强制性地要求承担严格的宣传责任；它们由国家经营和控制；传播者的自由和责任也不可分地连在一起。施拉姆按其自身的理解，对苏联的传媒理论及传媒体制进行了一番阐述，尤其强调了美苏之间的差异。该文分为“背景”和“前景”两大部分，每一部分又分别包含若干小部分，探讨了苏联的传媒理论的来源及发展，其现状及该理论模式下的苏联传媒体制、传媒的作用和地位及其社会控制，该传媒制度“与其他集权主义制度的关

系”，以及苏联的概念同美国的概念在传统和具体功用上一系列的不同。

二、理论构建的哲学基础

（一）《报刊的四种理论》对四种报刊体系差异的探讨都是首先从哲学根源上展开的。其中包括探讨有关人的本性、社会的性质、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知识与真理的性质等问题的基本假设。

（二）作者们自觉不自觉地探讨了媒介的社会控制理论。四种理论所涉及的传播观念及体制，基本上包括了大众传播兴起以来的主要控制模式，即君主独裁式、自由放任式、自我约束与国家

统管式。

在分析国家、媒介、个人（公众）的关系时，西伯特指出，世界上大部分地方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曾接受集权主义理论，将之付诸于控制传媒的实践。在分析采取集权主义理论的社会对大众传媒的控制制度及其运作中，西伯特概括出了这样几种控制制度：特许权或专利权制（即授予某些经过选择的人以独占经营出版印刷的特许权或专利权）；“（事前）检查制”（即由检查员检查印刷品，获得许可的方能出版）；根据法律上的两个传统范畴：叛乱罪和煽动罪，对散布不利于政府的消息或意见的人提起公诉。例如16世纪英国都铎王朝就曾采用特许权制，后来，英国的这种控制制度还曾发展成设立专门的“特许”印刷商的组织?D?D皇家出版公司，它通过其成员监督印刷业。皇家出版公司被授予权力接受员或开除会员，并对轻微违反行规者处以轻微的惩罚。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和美国早年殖民时代的政府，曾采取检查制控制出版印刷。西伯特指出：后一种控制方法形成得比前两种晚，并且通常是在国家垄断出版印刷和特许制不能完成必须的控制时被采用的；相比之下，后一种方法的实行是一种进步，因为法律程序允许被控有罪的人利用合法的保障。西伯特还简单回顾了18世纪在政党兴起、民主的学说传播的形势下集权主义处于防守地位的历史，认为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是间接控制报刊的方法，即政府收买私营报刊或用公款给予津贴，以及规定一种特别税的制度，以限制印刷品的发行和利润，如英国历史

上的“知识税”。

西伯特自由主义的理论认为，传媒的根本目的是“帮助发现真相、通过提供各种证据和意见，来协助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而这个过程的基本特点，就是不受政府控制操纵。认为传媒具有监督政府的作用。传媒必须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这一点又必须以经济上的独立性为基础。在新闻自由的界限问题上，自由主义的理论强调自由的新闻业在社会系统中的重要性，虽不得不承认发表意见的自由有限度的问题，但却认为政府干预越少越好，强调非行政控制手段，主张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作用在于为传媒提供稳定的法律制度，使传媒接受法制化的限制，由司法体系，充当主要的控制角色。通过传媒信息市场上的自由竞争，通过允许各种观点自由进入的言论市场的自行纠正过程，解决问题。在传递信息内容上，要遵循市场化、多样化原则。

社会责任论主张，政府所应做的不能仅仅只是允许新闻业自由、而将该项自由权利的行使听其自然而已。政府还应积极促进传媒为大众和社会的利益服务。在必要时，即传媒未能做到为社会提供所需服务时，政府应该出面帮助社会获得这种服务。换言之，社会责任论主张在必要时，政府应当采取行动，以保护公民的自由。这同自由主义新闻业理论对这一问题的观点，也是有区别的。自由主义新闻业理论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发展起来的，它将政府视为自由的主要对立面，认为总体说来自由意味着不受政府控制的权利。除了承认政府必须通过维护国内外安全来提供自由能够存在的环境外，自由主义新闻业理论主张在新闻传媒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上，政府需做的，就是允许新闻业自由从事传播，不横加干涉。

在施拉姆看来，苏联的传媒制度是受到严密控制的制度，他把苏联的党对传媒的控制归纳为三种方法，即：以其可靠的党员担任要职；发出大量的指示和训令；以及经常进行检查和批评。施拉姆把苏联的传媒制度看作集权主义制度的一种形态，苏联的制度消除了出版和广播的牟利动机，苏联的制度积极地界定大众传媒的作用，苏联的传媒制度是作为变革的一部分建立的，而且是用以帮助完成变革的，苏联的大众传媒是融入整个传播制度和融入整个政府的，苏联的制

度是有计划的制度。事实上，社会控制主要还包括政治控制、经济控制、受众控制、自我控制、文化控制等。文化控制是一种更为广泛、更为深远的控制所有的控制形态都包容在文化控制中，一切控制控制现象说到底都无不处在特定文化的背景下，每个社会文化系统都不可能对传播放任自流。所以作者特别关注理论涵盖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虽然作者尽量以一种超然的姿态进行

研究，但还是不自觉地带有“美国中心化”和冷战逻辑。

（三）作者在关注报刊的控制体系的同时，提出了报刊的面对强权和真理两难选择。在集权主义认为，国家拥有比个人更大的权力，如黑格尔认为，“国家是道德的具体化”，在黑格尔的笔下，由于国家是实质性的意志的体现，因而国家即是理智本身。在国家中，自由获得其最大限度的权利；但是与此同时，国家是目的本身，它具有支配个体公民的最大权利。公民的最高义务，就是作国家的成员。在这样的体系下，报刊不可能不服膺于政府的公利，在面临两难的选择的情况下，不得不牺牲报刊和公众的部分责任。集权国家限制报刊和公众自由，在伦理上可能是错误的，但在政治上无疑是正确的。而自由主义思想强调强调言论、出版/新闻自由的重要意义，认为国家不能干涉新闻自由，强调媒介作为第四种权力存在，在启迪人的理性中发挥重要作用。社会责任更鲜明的指出报刊应该承担社会和公众赋予的政治责任和伦理责任。它要求新闻界具备职业精神（敬业精神），奉行职业准则；应正确处理自身利益同社会责任的关系，切实负起充当信息和讨论的公共传递者（common carrier）的责任，刊播信息不能只考虑直接经济收益，节目安排应摆脱广告商的控制，媒介之间应当互相进行严格的批评，互相督促。可以想见，作者的初衷是想通过强调社会责任来改革西方新闻传播体制的固有弊端，把新闻媒介在政治和伦理的两难处

境中挽救出来。

（四）《报刊的四种理论》具有关注现实的鲜明特征

三、现实基础

从媒体发展的历史来看，造成媒体信任危机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是报道了虚假新闻，只不过从开始时的报纸高层的主动策划报道到后来的因为失误等客观原因而报道了虚假新闻。可以说，从媒体诞生那天起，虚假新闻就成为诱发媒体信任危机的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因素。这种因

素一直伴随着媒体的发展而存在，并损害媒体的健康发展。

不受限制的自由重要还是限制自由更加危险。

第三篇：《传媒的四种理论》读书报告

《传媒的四种理论》读书报告

《传媒的四种理论》顾名思义主要叙述了不同历史、社会、政治和哲学背景下产生的新闻理论，四位作者的思路都十分清晰，他们分别描述了各个理论的根源（哲学预设和政治基础等）、发展及其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虽然其中的威权主义理论至今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苏联共产主义理论近乎消亡，自由至上主义理论则对于我来说遥不可及，但是此书读来却很亲切，全书结合思想、历史和政治的变迁很好地阐述了四种影响巨大的理论，每一部分叙述都是那么有理有据，真正让我体会到了本书的论点：传媒总是带有它所属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形态和色彩，尤其是传媒反映了一种调节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管制制度。

本书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正值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分庭抗礼，美苏的军备竞赛亦是如火如荼，意识形态的分化异常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由美国人施拉姆主持的四位美国学者的文章汇编势必难以逃脱冷战思维的影响，他们很难不带着有色眼镜看待另一方阵营——苏联的新闻体制，加之他们一直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熏陶，他们的话语就带有一定的偏向性，行文之间处处体现了这一点。在自由主义理论的叙述中，是这样一些概念：“观点的自由市场”、“自我修正过程”、“宪法保护”、“教育”、“监督政府”、“新闻自由”、“客观报道”等等，这些概念都是十分正面的概念，只有在引出社会责任理论时才讨论到一些自由主义理论的矛盾与缺陷，而引出的新理论依旧建立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是对其的调整，毕竟历史是前进的，现代思想不断冲击着自由主义理论，进化论、现代物理学、浪漫主义思潮等等一一将前代的思想颠覆，西方社会自身也意识到了问题，于是新闻媒体需要担负起责任，于是“专业精神”、“积极自由”、“表达权利”等等概念纷纷提出，“新闻自由委员会”等形式的机构建立，这些都是社会责任理论影响下的产物，并被认为是向着真正自由、公平、服务大众的传媒的光明道路前进。而当施拉姆描述苏联的共产主义理论时，使用的完全是另一套话语，“国家的工具”、“宣传员、鼓动员”、“高度威权”、“教条式”等等概念与说明总是带有负面的色彩，而且很多词汇与说明作者都打了上双引号，显然作者的观点十分明确，即尽量贬低苏联理论，有时甚至对于马克思、列宁等人言论断章取义，或者是把一些积极的思想与集权理论、恐怖统治混为一谈，“对我们来说，苏联的大众媒体是“被圈养”和“被奴役”的”，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下，这样的结论

是很轻易就能让民众信服的，反之这使得社会责任理论得到广泛扩散与传播。几十年过去了，苏联早已解体，冷战也烟消云散，俄罗斯也完成新闻体制的转型，出台新闻法、改变媒体所有制等等策略已经让俄罗斯媒体形成了多元化的传媒格局，主流的传媒理论重新洗牌，这些理论显然不能生搬硬套了。威权主义的影响日趋衰弱，越来越多的国家趋向以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石建立传媒制度，比如七十年代脱离了独裁的葡萄牙，终于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新闻舆论监督、新闻自由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年美苏对于传媒自由的争论变成了现在中西方对于新闻自由的争辩，而且结果依然是一样的，没有一方能够说服另外一方，其实双方在很多方面都是一样的，只要是出现新闻自由损害了国家和政府的利益，假善的“自由”都会露出马脚，尤其是面对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我以为大多数理论变得趋同。受苏联新闻理论的我国新闻体制，对于网络的监督是比较严格的，有像“五毛”这样的群体将网络作为工具宣传党的伟大云云，有当你搜索后赫然显示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当美国以新闻自由来向我们发难的时候，他们又在自由主义的幌子下做出了什么呢？微软后门、棱镜门想必是美国网络监管的冰山一角，新媒体的确是十分发达，但它始终处在美国的监视之中。双方都会为自己阶级利益着想，只是在以不同的方式制约着新媒体，而且传媒的理论显然也是要和自己国家的国情相适应的，双方的经济发达程度、政治体制都不同，当然不能用他们的要求去规定我们国家的媒体该如何去做，双方的目的是相似的，不能够夸大西方自由主义，也不能否认我国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民主化、新闻自由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美国的媒体主要是私有制，这些私有者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中国的媒体全部是国有制的，媒体代表的是社会主义的利益，无论哪种都很难让人满意，尤其是当我们经历过与言论、新闻自由有关的事件后，反抗的欲望更加强烈了。犹记得去年年初同学请我帮他写几个字——“支持南方周末”，当时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后来才陆续在一些报刊上看到事件的始末，当时的确也是非常愤恨，也和同学们一起拿着我写的书法拍了照片发布到了网络上，不过这很快就被辅导员制止了，我们也被“禁言”了！现在觉得当时的做法简直就是螳臂当车，我们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摆在那，正如书中所说的，整个的大环境决定了不同的新闻理论，也就造成了我们国家如此这般的新闻制度——受苏联共产主义理论极大影响的制度，社会主义国家的传媒当然是带着社会主义

色彩的，很多事情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改变的，新闻法从八十年代起就开始起草了，至今还未能出台，不只是法律，还有更多的方面需要完善，很多人羡慕的西方的自由主义不也是发展了三百多年而至今依旧在寻求改变适应现代社会及政治结构么？我们已经在一百多年里达到了西方三四百年才达到的高度，那么新理论的出现不会太远，但是要把握机遇。葡萄牙的独裁政权被推翻是机遇，苏联解体是机遇，**曾经可以成就一批先驱，然而最终却满是牺牲。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传媒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过分追求快，快餐式的生活方式已经遭到很多批判了，我们需要适时地慢下来，可是也决不允许倒退，报道南周事件的文中曾有这样的话：「庹震找各報老總單獨談話，說黨把輿論陣地交給我們，大家守土有責，有些陣地丟了一定要奪回來。」这片阵地不能丢，这是先辈们筚路蓝缕“抢”过来的，从改变社会做起，从制度切入，我期待新理论的诞生。

第一章是西伯特撰写的《传媒的威权主义理论》，这种理论是在大众传媒出现后大多数西欧政府早期传媒制度的基础，认为只有通过国家，个人在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因此国家享有很大的权力。威权主义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之后由马基雅维利等人不断强化了国家需要利用一切手段促进政治统一的观点，黑格尔最终将国家抬高到绝对理念的最高表现形式，他的思想衍生出了威权主义的夸张形式——法西斯主义和批判性承继其思想而产生的的苏联的共产主义理论。在最早采用威权主义的社会中，官方（皇室、政府）授予经过筛选的、驯服的人以使用媒体的权力，即特许制保证媒体能够拥护政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威权主义国家还产生了同业公会、新闻审查制、诉诸法律以及征收赋税等手段控制媒体。“按照威权主义关于国家本质和国家功能的哲学观点，所有国内机构都应当促进国家目标和政策的实现”，新闻机构因此在这些国家受到不同方式的控制，后文提到全面控制则如苏联发展出共产主义理论，迫害、逮捕编辑者如伊拉克、南非，在上世纪这种威权主义控制的情况还是非常普遍的，而现在摆脱独裁统治的很多国家如葡萄牙，那种极强的控制力已经不复存在了。

自由至上主义理论是现在很多国家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基础，其理论来源主要是弥尔顿、洛克、密尔的杰作，以及理想主义和天赋权利的一般哲学，自由至上主义者否认国家是人类奋斗的最高体现，强调个人的重要性，相信人的理性能力和天赋权利，从弥尔顿的思想发展出“观点的自由思想”和“自我修正过程”两个概念大力提倡了让一切有话要说的人都能够自由表达意见，随之而来的便是大众传媒的地位和功能发生改变，告知信息和提供娱乐成为其功能，同时在经济上媒体更加独立，销售和广告的功能无疑将改变历史，最重要的是当媒体能够脱离政府的控制，监督政府、防止政府越界甚至批判政府都成为可能，即新的政治功能，这种在威权主义看来是阻碍国家目标实现的行为却得到了很大发展。美国、英国、菲律宾等国家都将自由主义写入宪法，当面对新兴媒体，自由主义理论也适时调整，尤其美国提出的“公共利益、便捷和必要”的标准一定程度上对于管理新媒体作出了不小的贡献。然而媒体与政府的矛盾一直存在，而且关于新闻自

由的界限、客观报道、“自我修正”的可能性等等内容引起了很多讨论和质疑，在20世纪，纯粹的自由至上主义逐渐发生改变，取代它的便是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

新理论的调整在于当传媒拥有大众传播的重要功能后，它有义务对社会承担责任。《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新闻自由：原则框架》对理论的创立打下坚实的基础，其后不断涌现对传媒责任感、服务意识的建议与讨论，随着这个过程的发展，人们愈加对于运用理性在各种观点混杂的市场中找到真理感到悲观，因为传媒自身也在受到侵蚀，比如媒体的商业性（如广告）、行业垄断等等，社会更加期待一种专业精神的出现。另一方面，现代思想也在不断冲击着自由主义理论，进化论、现代物理学、浪漫主义思潮等等一一将前代的思想颠覆，社会责任理论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传媒自身发展除了一些规约，新闻自由委员会亦对传媒制定要求。委员会还积极促进传媒自身、公众和政府一同改善传媒的状况，现今活跃着的保护新闻工作者委员会应当说是非常成功的例子。社会责任理论还提出表达自由是有条件的，即人有对自己的思想负责的义务，只有当他能够承担与权利相伴而来的道德义务时，他才能拥有这项道德权利，这和传媒需要负责是如出一辙的，这都是追求自由带来的权利和义务。如果说本书的自由主义理论是对过去的反思，那么社会责任理论理论就是当下的调整、改进而且憧憬着自由的未来。

最后一章讲述了苏联共产主义理论，这是有着威权主义传统，在以马克思主义物质决定论和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政治背景下，同时还结合列宁、斯大林的思想，糅合黑格尔的思想和19世纪的俄国思想的产物。大众传媒从无产阶级革命开始就被当做工具来使用，书中数次引导列宁的话——“报刊应当是“集体的宣传员、集体的鼓动员……集体的组织者””，媒体理所当然地在一个高度统一、严密划定的思想含义体系内充当社会变革和社会控制的工具，它的目的和威权主义相似，都是为制度和权威服务。这种成为工具的大众传播媒介总是要站在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的立场上观察问题，它向公众讲述的事件的“真实含义”很可能并不是真相，他们要做的只是让一切消息有利于巩固党的统治，作者文中不断使用双引号，就是对这种骗子行为的控诉。在苏联，媒体的责任也变成了为国家负责，而不是为人，自由的话题也被提起，但有趣的是，此“自由”非彼自由，“从苏

联的观点来看，能够说出他们认为是真理的东西，这种自由才是有价值的”，可以看到苏联的“自由”是非常不自由的，它只能囿于国家允许的界限内，都是以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以达到加强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的目的。有意思的是苏联的出版业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出版行业之一，不过苏联的报纸以专门性报纸为主，而其他国家一般以综合性报纸为主，而且在苏联“发行量”只有一份的报纸也不能被忽略，壁报就是这种报纸，这似乎和我们过去的大字报非常相似，都是人们获取消息、发表评论的源头。报纸上的很多内容并不是新闻，而且主编也并不需要着急报道一件事情，因为有很多上级指示的关于提高生产率、说明党的伟大的材料需要报道，于是就有了苏联主编“提前一个就设计好内容和版式，并且在发行前几天就把当期内容的50%编排停当。”最后作者将苏联的制度和旧式的威权主义、纳粹式的威权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进行了比较，很多内容在前文已经被充分说明了。

第四篇：传媒单位改制的四种模式比较

[新闻传播学] 传媒单位改制的四种模式比较（转载）

作为研究者 2009-08-09 00:52:03 阅读63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当前，在传媒业改制实践方面，主要有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为代表的“广东模式”，以宁波日报报业集团、浙江日日报报业集团、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等为代表的“浙江模式”，以辽宁出版传媒集团为代表的“辽宁模式”和以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为代表的“上海模式”。

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为代表的“广东模式”

广东省的新闻单位，只有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在进行改制，其他新闻媒体的改制工作尚未启动。南方报业改制的做法主要如下：

1.在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方面。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成立管委会，由广东省政府作为出资人，对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管委会实施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委会代表出资人履行出资人职责。

2.采编经营分开，一媒体一公司。按照现代企业制度、采编经营两分开，采取“一媒体一公司”的原则，将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所属报、刊、社的广告、发行、印刷以及实业等经营性单位和部门的经营性资产剥离出来，作为国有资本金，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设立国有独资的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公司。集团所属各报、刊、社的采编部门和业务保留在南方日报社，南方日报社仍为事业单位。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公司成立后，再按照规范的母子公司管理体制，投资设立一系列子公司，分别负责南方日报等媒体的经营。

3.南方日报社作为事业法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公司作为企业法人，各负其责。南方日报社实施事业单位企业化运作，负责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所有的采编业务、采编人员的管理和非经营资产的运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公司作为企业法人，负责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所有的经营业务、经营人员的管理和经营性资产的运营。

4.实行采编经营协调负责人制度。“采编经营业务两分开”的实质在于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管媒体、党管舆论导向和党管干部，但它不是生硬地割裂报业的产品和产业链条。因此，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在采编业务和经营业务的协调方面，按照“分而不断、联而不乱”的原则建立起采编经营协调机制，设计了采编经营协调负责人制度。在具体的操作中，由采编经营协调负责人负责采编业务和经营业务的协调，并通过赋予采编经营协调负责人相应的权力，以保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采编与经营业务的协调发展。

5.保障采编部门的经费需求。在采编业务经费来源方面，为了更好地保证宣传业务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按照充分保障的原则，由集团公司下属的各经营公司按照其经营收入的一定的比例划拨给南方日报社，再由南方日报社划拨给各经营公司相应的采编部门，保障采编部门正常运作的经费需求。

评述：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改制是较为彻底的，严格执行了“采编经营业务两分开”的原则，实现了党管舆论、党管媒体、党管干部和媒体自身实现发展壮大的有机结合。其优点如下：

一是不仅实现了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而且也实现了真正的改制。在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方面，国有企业一般是把全部资产授权给相应的集团公司(企业法人)，但是由于传媒企业改制要严格遵循“采编经营业务两分开”原则，其资产亦必须分割为采编性资产和经营性资产两部分，在资产授权经营时，也不能把资产按照性质分别授权给不同的部分，因此，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只能成立管委会，由广东省人民政府把国有资产授权给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管委会经营，再由管委会负责南方日报社(事业法人)和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公司(企业法人)的保值增值。在改制方面，设立了企业法人的集团公司，等未来时机成熟，可以通过收购等方式，收购事业法人的资产。

二是建立了采编和经营的良性互动机制。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通过设立采编经营协调负责人制度和采编经费保障制度，建立了“分而不断、联而不乱”的采编经营协调制度。

三是建立了母子公司管理体制，真正实现了科学高效的集团化管理。

当然，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南方报业的改制方案也存在一定的缺憾：一是管委会“一套人马、两套牌子”，既代表广东省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又作为经营者负责南方报业的经营管理业务，可以说管委会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二是南方报业的改制方案较为复杂，这也对后续的运作中尤其是财务管理方面产生一定影响。

以宁波日报报业集团为代表的“浙江模式”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杭州日报报业集团和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的改制方案大体相同，而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的改制方案对于广大地市级传媒单位的改制更有参考价值，因此，这里以宁波日报报业集团为例来解读“浙江模式”。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的主要做法如下：

1.在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方面。2005年经宁波市人民政府批准，宁波市国资委把国有资产授权给宁波日报报业集团(事业法人)经营，明确宁波市国资委作为委托者和“出资人”，履行出资人职责，享受出资人权益。宁波日报报业集团负责国有资产的具体经营，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再由宁波日报报业集团(事业法人)拿出资金注册成立宁波日报集团公司(企业法人)，负责经营业务。

2.在监管层面上。由宁波市国资委、市委宣传部、组织部和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共同组成“四位一体”的联合监管和考核主体。在具体考核工作的实施上，以上4家单位组成宁波市国有文化资产考核工作小组，由市委宣传部一名副部长任组长，市委组织部、市国资委、市文广新闻出版局各出一名有关领导为成员。考核小组由国有资产出资人(国资委)代表和重大利益相关者(宣传部、组织部和行政管理部门)代表共同组成，且在小组内有明确分工，实现了“管人、管事、管资产”和坚持“党管媒体不变、党管干部不变、正确的舆论导向不变、党和人民喉舌的性质不变”的统一。小组创立了一套对授权单位的管理制度和考核标准，保证相关工作和有关政策及考核推进有统一出口，而不是政出多门。

3.授权内容上，权利明确，职责清晰。根据宁波市《关于加快推进市属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工作的若干建议》的规定，出资者对被委托人宁波日报报业集团授予“资产的产权转让权、资产担保权、收益处置权、投资决策权”。同时，对集团在什么条件和范围内行使这些权利也有明确解释和界定。另外，文件还明确了被授权者是行使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出资者权利的特殊企业法人，要承担相应责任及义务：对授权经营的国有资产承担保值增值责任；对其投资的企业依法行使出资人权利和承担责任；按照公司法有关规定，对全资、控股和参股企业重大事项作出决策；整合公司资源，发挥整体优势，实现国有资产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

4.将对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的考核与对集团主要经营者的考核相结合。通过建立科学系统的考核机制，保证授权经营效果得以实现。

这套考核机制分为两个层次：

(1)建立了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的基本考核体系和考核指标。对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的考核体系确定了一套考核指标，考核指标由“规模指标”、“经营考核指标”和“定性考核指标”三部分构成。每个一级指标下又有若干具体、可测量的二级指标。

(2)以对宁波日报报业集团主要经营者的考核为基础，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授权经营的思路和效果最终要由集团主要管理者推行和实施，宁波日报报业集团考核机制建立了具体而规范的管理者考核体系。其特点体现在：一是明确考核对象和范围。这套考核办法规定考核对象为社长、总编辑。此外，副职人员考核收入一般在正职的80%～90%幅度内，由集团根据各负责人的责任和工作业绩确定；二是与对集团的考核相对应，建立了对经营者的年薪制考核体系。集团对被考核的经营者实行年薪制，和考核集团的三个一级指标相对应，经营者年薪由基准年薪、经营考核年薪、定性考核年薪三部分组成，年薪计算公式为：考核收入=基准年薪+经营考核年薪+定性考核年薪。其中，基准年薪是基础。集团经营者年薪实行“下限保底，上限封顶”办法。基准年薪是依据集团现有规模基础来确定的，考核的是与集团规模相关的指标，决定基准年薪的是集团净资产、利润总额、广告收入和发行收入、资产总额4个主要经营指标。经营年薪是在基准年薪的基础上，由经营考核指标和经营年薪修正系数决定。定性年薪考核的是与意识形态相关的宣传工作及集团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其中，宣传工作考核权重为基准年薪的36%，党风廉政建设考核权重为基准年薪的15%。系统还设有“否定考核”一项。即如果集团出现宣传事故、重大不稳定事件或违纪违法行为等，要进行扣减年薪的处理；三是体现“社会效益优先并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整个考核体系中，定性年薪的基数为基准年薪的51%，实行单独考核，经营年薪的上限为基准年薪的49%，且规定不能用超过49%的部分抵补定性目标中“否定考核”应扣减的年薪额。

此外，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的改制方案和宁波日报报业集团最为相似，2002年杭州市委、市政府进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与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签订授权书，明确属于国有资产的范围和数量，每年由杭州市国资委、市委宣传部联合成立专门小组对资产授权经营情况进行考核。具体为杭州市国资委负责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利润率等经营指标进行考核，市委宣传部负责对集团的舆论导向指标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与集团各层级人员工资薪酬水平挂钩。杭州市委组织部负责报社高层领导人员的任命。杭州日报报业集团以授权资产注册成立报业集团公司，获得企业法人身份，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自主经营。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的改制做法如下：2003年浙江省委、省政府正式宣布浙江日报报业集团进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每年由浙江省委宣传部、省财政厅分采编(即社会舆论导向指标)和经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利润、利润率等指标)两个方面联合考核，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对授权经营的资产在授权范围内自主经营。在授权经营后，浙江报业集团出资成立报业集团公司，公司为企业法人，按照现代企业发展模式运作和经营。

评述：宁波日报报业集团改制方案的优点在于：一是由宁波市国资委授权经营，实现了党企分开、党资分开和政企分开；二是建立起了对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和集团经营者的系统的考核体系；三是“宁波模式”较为简单，操作起来更为方便、灵活。但是其弊端依然很明显，就是不像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授权经营一样，授权给集团公司(企业法人)，而是授权给宁波日报报业集团(事业法人)，可以说，这种改制方案实质上只是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并不是真正的改制。

以辽宁出版传媒集团为代表的“辽宁模式”

辽宁出版传媒集团作为我国第一家“采编和经营整体上市”的企业集团，实现了整体改制和采编经营整体上市，是改制最彻底的。辽宁出版集团成立于2000年3月29日，同年6月成为中央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是中国出版业第一家完全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并获得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大型出版产业集团。

辽宁出版传媒集团改制的主要做法如下:

1.在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方面。经辽宁省人民政府批准，由辽宁省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把国有资产授权给辽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经营。

2.实现了整体改制和采编与经营业务的整体上市。由于出版业务的意识形态属性较弱，辽宁出版传媒对所有的单位和业务都进行了改制转企。其中，辽宁人民出版社、辽宁民族出版社等意识形态属性相对较强的单位也进行了全面改制转企；集团所有的采编业务和经营业务都实现了改制。实现了整体改制和采编与经营业务的整体上市。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整体上市是指采编与经营业务的整体上市，而不是国有企业改革中的整体上市(指全部资产和业务的上市)，因为辽宁出版传媒集团旗下尚有一部分资产和业务没实现上市。

辽宁出版传媒集团根据各业务单位的重要性，集团以产业链为纽带将下属23个成员单位改组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公司和参股公司，集团获得授权经营成员单位的国有资产。包括辽宁人民出版社也成为集团的一家独资子公司,具有企业法人资格。

3.辽宁出版集团通过采取养老、医疗、税收等配套政策,顺利地实施了人员身份的转换。

4.在辽宁省委、省政府给予的配套政策支持下,辽宁出版集团实施了现代企业制度下深层次的人事制度改革。对离退休老职工和工龄满30年,以及距法定退休年龄5年的人员,交由省社保局发放退休金，保留事业养老金标准；对辞职人员、辞退人员、未聘人员、落聘人员、救助人员等,从实际出发,把政策落实到位,针对不同情况,进行剥离和分流,为转制单位减轻了负担。同时，集团为所有在职职工办理了社会保险,确保职工享受到国家规定的养老、医疗、工伤和生育保险。

5.按照企业的人均劳效重新配置劳动力资源,确定岗位数额和内设机构,全员重新竞聘上岗。打破以往按行政级别论资排辈的做法,采取公开竞聘选拔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向社会公开招聘了200多名硕士生、博士生补充到专业技术岗位上，平稳完成了全员“国有人”身份的彻底转变。将社会效益指标、内容质量指标、成本预算指标、费用支出指标等分解到部门和人头,实行全面预算管理和成本控制,对生产经营全过程进行监督和控制。考核时图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直接与编辑收入挂钩；对创造了突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图书和低效、亏损图书,分别制定了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

评述：毫无疑问，辽宁出版传媒集团的改制方案不仅实现了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而且实现了整体改制，无疑其改制方案是较为彻底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的是，辽宁出版传媒集团所在的行业属于传媒业中意识形态属性较弱的出版业，而报刊、电视台、电台等新闻媒体的意识形态属性很强，这也决定了新闻媒体在改制时不能照搬辽宁出版传媒集团的做法，对于新闻媒体来说，只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以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为代表的“上海模式”

2007年5月，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把其旗下的申江服务导报、人才市场报、房地产时报、上海学生英文报、I时代报和晨刊的传媒公司的全部股权和集团所属的风火龙物流服务公司(发行业务)的全部股权，以及与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密切合作的中润解放传媒公司(广告业务)部分股权注入新华传媒，实现了借壳上市。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持有新华传媒23.49%的股份，成为其第一大股东。

在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的出资人方面，根据其招股说明书中列示的发行人股权结构和发行后股本结构，都把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列为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和新华出版集团的出资人，而且是100%的出资人。

评述：“上海模式”的优点在于：实现了文化资产有人负责，有人管理。但是这种做法的弊端甚大：一是由市委宣传部为出资人，导致党资不分、党企不分和政企不分，和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要培育合格文化市场主体和加快推进经营性国有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趋势不相符，也不符合“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十六字方针；二是很难体现文化资产管理的专业性。

启示

综上所述，报刊、电视台和广播台等新闻媒体的改制涉及面广，改制的复杂程度和难度更高，因此，更要精心设计改制方案，注重改制方案的可操作性。

首先，清晰界定文化资产的属性是具有经营性质的特殊国有资产，而不是其他类型的资产。其特殊性体现在：既要坚持党管媒体，党管舆论导向和党管干部，又要实现文化资产的保值增值，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其次，建议设立统一的文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以实现管人、管事和管资产的三统一。第一种思路是由现有的各层次的国资委负责不同层次的文化资产的监督管理；第二种思路是借鉴国资委，在国务院、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各地级市分别成立相应的文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各层次文化资产的监督管理，在服务好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的前提下，实现文化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第三，关于干部的任用。为了坚持党管媒体、党管舆论导向和党管干部，又要实现监督管理部门的“管人、管事、管资产”三结合，建议一种思路是传媒单位的一、二把手由宣传部提名，组织部任命；其他领导由文化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提名，组织部任命。第二种思路是分管采编业务的领导由宣传部提名，组织部任命；负责经营业务的领导由文化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提名，组织部任命。

第四，在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方面，由文化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相关的部门和机构进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

第五，对经营性单位进行改制转企，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在改制后的传媒企业中，建立起规范的公司治理机制，建立起科学有效的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和考核机制。

第六，必须建立起采编业务和经营业务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完）

第五篇：《四种爱》读后感

《四种爱》读后感

在读《四种爱》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一直很困惑和苦恼，因为我以为这是一本哲学家的书，或者心理学家的书，直到我查询了作者本人的信息，才发现我错了。刘易斯是一位文学作家。在得知此点后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我认为，想要透彻地理解“爱”，那这个人必须是接近神的存在。从科学的角度讲，没人能解释“爱”产生的原因，就像没人能解释意识产生的原因一样。抛开刘易斯的那些分类，在生活中，我就时常困惑于一种情感或者行为是否是出于“爱”，而这往往要求我一直刨挖到我内心深处的最本质意识——但这又是绝对做不到的。我还是主观的“我”。克里斯喇嘛的一句话很好地暂时缓解这种痛苦：“如果‘我’的意识挥之不去，那么，就让它留下，充当上帝之仆好了。”当然，这里面的“上帝”不是指基督教的上帝。

在定义自己的行为时，我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无法确定这件事是否出于纯粹利他。如果深刻反省，我会发现我的所有情感几乎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而这其中还有一种是试图超越“自我”的强欲，这种情形下，我只能暂时选择如克里斯喇嘛的观点。如果刘易斯还活着，我就不得不问，你解释了西方基督教的某些思想，其余的该如何处置？你能将它们归为哪种爱？在东方，比如说《中阴得度》，认为“诸神的影像不过是心之意象之投影”，那么完美的上帝之爱该如何解释？根据刘易斯在“仁爱”篇的说法，我猜测他无法将尼采的“上帝死了”与传统基督教理念融合。想要理解这一切，我难免想到了梁启超先生对佛教的解释，那是一种“等价交换”无法衡量的境界。我实在不敢妄谈“爱”，我连它是什么都不知道。

这本书实在是一个纯文学人物的随感，可以帮助某些感到心灵干涸的人寻找爱的方式，或者用他优美的字句打动读者。但它很难成为一本科学的书。其中没有什么实验与逻辑过程，完全是作者本人在进行各种诠释，而他引用的各种理论又不是海纳百川的。比如说谈到友情与爱情，我就不得不困惑，这二者的界限何在？如果存在一条界限，那么同性与异性之间的界限是否不同？首先，很多情感是无法准确解释与定义的。比如说，抛开社会方面的因素，仅从个人心理角度考虑，两个同性之间如果存在相互欣赏与日久相伴的情感，那么能否就说已经具备了同性恋的条件？显然如果换成异性很容易成立。即使是依我个人经验而言，刘易斯在这方面也简直武断，“同性恋理论是毫无根据的”，他仅仅将之归结于某些情况的欲望需求。在我对这个现象可以一口气提出一百个问题的时候，看到刘易斯的分析，实在没有解惑之感。

我曾经有很多年狂热爱好文学，所以绝对不是不能进行文学欣赏的人。文学是必须以文字艺术为基础，以其他艺术为修饰的，而使得这座殿堂看起来和谐端庄的，则是相应的哲学（含宗教）、历史等等相对客观理论。这就是它来源于实践的一个原因。不排除某些作家是天才，可以“不在乎读者是否是一百年后的人”，所以他近二百年前的作品在今天看来仍然值得从文学、艺术、哲学、心理学各方面思考。刘易斯的其他作品我没有读过，也不想评论，仅仅说《四种爱》当做随笔看不错，作者本人意图弘扬基督教泛爱思想的诚意也很值得敬佩。但总觉得不是大家之言。

引一段《新约》中的话：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我比较偏爱这段解释。从人类社会角度看，这是一种相当程度的高尚。当然，这是否就是“爱”的本质还有待考究，我也质疑“灵操”能否将人的意识锻炼升华到这种境界的爱。不过一切正因为没有终点才值得前进。爱的真理无尽无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