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企业文化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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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新媒体企业文化的建构

浅谈新媒体文化的建构

内容摘要:

随着新媒体传播的不断发展,新媒体文化也已开始彰显其威力。本文从新媒体文化的生成对原有媒介状态的冲击谈起,分析了新媒体文化的特点与新媒体文化自身所形成的模式,并指出了当前新媒体文化发展的优势条件。

关键词:网络文化;新媒体传播;文化建构

在已经过去的一年多里,人们提及最多的一个词除了“房价”,或许就当属“微博客”了,有人说2009年是“微博客元年”,这一年里,iphone手机上的Twitter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09年最潮的事情,许多人在这一年里发现了微博客的魅力并相继拥有了“围脖”。以此为引,以微博客为代表的诸多新媒体正在以强大的攻势占领着曾经被传统媒体牢牢把握的传播阵地,一场新媒体的文化浪潮正在全球范围内席卷而来。

一、新媒体的出现打破原有媒介文化形态

1、新媒体定义

要研究新媒体文化,那首先得知道什么是新媒体。对于新媒体的界定, 尽管学者们见仁见智, 众说纷纭, 但至今仍没有定论。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 清华大学熊澄宇教授则认为, 新媒体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然而至今人们较普遍认为所谓新媒体, 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是我们平时见到的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之外的新的媒体形态1。

目前学界对新媒体较流行的定义是2:新媒体(New Media)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 通过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 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 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新媒体是信息科技与媒体产品的紧密结合, 是媒体传播市场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在另一种比较技术层面的定义中, 新媒体被阐释为“TMT”, 即高科技(Technology)、媒体内容(Media)和通讯传输(Tele-com)的结合。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比较热门的新媒体不下30种, 如: 数字电视、直播卫星电视、移动电视、IPTV、博客(blog)、播客、网络电视(WebTV)、电视上网、楼宇视屏、移动多媒体(手机短信、手机彩信、手机游戏、手机电视、手机电台、手机报纸等)、网上即时通讯群组、对话链(Chatwords)、虚拟社区、搜索引擎、简易聚合(RSS)、电子信箱、门户网站等等。其中既有新媒体形式, 也有不少属于新媒介硬件、新媒介软件,或者新的媒体经营模式等。

2、新媒体对原有媒介文化状态产生冲击

曾几何时,我们已经开始不再阅读纸质的报纸,转而用手机收看每日两条乃至更多的手机报;曾几何时,我们已经开始不在电视机前守候,转而痴迷于电脑前那永远都可以自主选择的网络电视;曾几何时,我们已经开始不再关注广播电台中播放的广告,转而开始留心电梯间里楼宇电视中每每出现的新的广告产品;曾几何时,那些厚厚的名著作品们已不再出现在我们的案头书架中,孙悟空早已和少年维特一起悄无声息地进入到了我们身边的电纸书、手机和掌上电脑等等一切可以存储文字的电子终端当中。

新媒体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发起一场静悄悄的文化革命,人们宁愿在PPlive中收看被改编的体无完肤的新版《三国演义》电视剧,也不愿意花哪怕三天时间去读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原著;人们宁愿花钱去订阅手机报来了解当下发生的时事,也不愿意在固定的时间里坐在电视机前收看免费的《新闻联播》。

中国传媒大学的李怀亮教授曾在其《新媒体的文化价值变革与发展动力》一文中举了这样几个例子来阐述新媒体对原有媒介文化形态的强大冲击:

1、美国著名媒体投资公司VSS 于2007年发布的年度媒体行业研究报告指出,未来几年,美国网络广告投放规模将以每年21% 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10年,将超过报纸广告。另据调查显示,2007年我国报纸的年轻读者和高学历读者流失较为严重,流失的主要去向是互联网。

2、据国内调查显示,15—34岁年龄区间的青年电视观众规模在2006 年和2007年均有明显下降,青年电视观众每周看电视的平均时间下降幅度超过了一个小时,已经不足16.5小时。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截至2007年底,18—35岁的青年网民占到了网民总数的60.9%,成人(18—84岁)网民平均每周上网时间也超过了17.2小时。

3、据某著名品牌公司提供的数据,1967年全美国家庭使用的电子消费品是平均1.3台,2007年这个数字达到了26台,也就是说增加了20倍。在增加的电子产品中,属于新媒体的电子产品占了很大比重。

4、在书籍期刊等学术文献中,过去的注释、引用几乎全部出自图书或期刊,但是,这样的格局已经被新媒体打破,有越来越多的文献注释出自互联网站和电子图书。这已经显示出在专业领域内,新媒体也打破了原有的媒介使用格局。

这些信息的背后究竟发生了怎样的碰撞?新媒体到底拥有什么样的魔力能够改变曾经强大的传统媒介生态?这一切都要从新媒体传播所形成的新媒体文化特点谈起。

二、新媒体的普及形成其自有的文化模式

1、新媒体文化特点初探

1964年,加拿大著名传播学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代表作《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提出了“媒介即人的延伸”这一振聋发聩的论断。由麦克卢汉的这一论断可以看出,现代媒介的发展已经愈来愈密切的与人类自身的属性相关联。而事实证明,新媒体的出现与发展,也完全符合这一论断的预言。

从新媒体传播的角度来看。首先,传统媒体的传播具有单向、线性、点对面的传播特点,其受众以中老年人为主,他们习惯于纸墨飘香的意境与电视荧屏上晃动的倩影。而新媒体传播则具有多向、非线性、个性化与互动等新的特征,其受众群体与以往看报纸、听广播、看电视成长起来的老一代不同,这批人多是年轻人,他们是伴随着电视、电脑与手机成长起来的“电子一带”。

其次,新媒体的技术支持满足了当代受众时尚化、个性化、即时化的互动传播需求。以网络电视为例。网络电视颠覆了现有的电视节目传播形式与观众的收视习惯。由于其不受时空限制,因此网络电视的出现将现行的点对面的传播方式转变为点对点的传播,从而使视听信息的传播更加个性化、即时化。而网络电视也向观众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互动和参与空间。比如,受众可以连续收看一个十几集的电视剧而无需遭受停播或限播之苦,受众还可以收看一场没有电视重播的足球比赛等等。曾经难以实现的愿望,在网络电视时代都将变成现实。而受众在收看实时播出的节目时,可以暂停,可以回放,也可以快进,还可以点播以前播放过的节目,或者从服务器上调看各类影视剧。这些功能都是传统媒体时代人们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现在通过新媒体,这些都已变为现实。

从新媒体的载体和渠道使用方面来看。首先,传统意义上的报纸、电影、广播、电视往往不是个性化的媒介,而是一种满足一定规模受众口味的公共媒介。因此,在小范围内,受众共同使用这些媒介便成为了司空见惯的事。比如,报纸常常会被传阅,电视或者收音机往往在家里会被许多家庭成员共同享用,电影则更表现为一种影院内的公共媒介。而新媒体的出现则使得载体的使用出现了两级扩散的趋势:一方面,手机、电脑网络等新媒体是个人媒体,实现的是公共空间之外的私人空间的使用;另一方面,车载移动电视、楼宇电视等新媒体是渠道设计方面的创新媒体,这些媒体虽然置身于公共空间,但是吸引的却是具有相似特征人群的关注,使用的是目标群体的“等待”或“闲散”时间,因此,目标群体的一致性就

成为了这类新媒体的特征。

其次,新媒体在信息选择方面变被动为主动,在符号形式方面变一元为多元,在载体享用方面变群体为个性,在渠道设计方面变粗放为集约,在形态革新方面变渠道为平台,等等这些都使得新媒体成为了当今社会人们的一种现代生活方式3。新媒体改变了人们的经验世界,人们也通过新媒体来更好地掌控世界。《时代周刊》2006年的年度人物桂冠颁给了全体普通网民——YOU,这说明今天的世界掌控在你我手里,掌控在每一个网络媒体使用者的手里。

2、新媒体文化生态探析

哈罗德·英尼斯在其著作《传播的偏向》中曾说过:“或许我们可以假定,长期以来对媒体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被传播的信息的特性,而且,这种广泛的影响最终会建构起一种文明。在这种文明之中,难以保持生活的原样及其灵活性。因此,一种新媒体的诸多优势最终会导致一种新文化的产生4。”

纵观我们这个时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使得人们感觉十分疲惫,从而决定了人们的精神消费方式不可能是十分从容、有条不紊的,现代人需要的是快餐式的、冲浪式的精神消费方式,人们甚至愿意一边工作、一边吃饭、一边接受社会的各种信息。这样, 迅速、快捷的新媒体工具无可置疑地成为人们的“新宠”,同时其所构建的新媒体文化也无以选择地被裹挟进现代消费文化的大潮。随着现代人在精神消费方面对大众传媒的依赖越来越大, 新媒体文化内容开始也成为人们精神消费的主要供应源头。

而曾经以印刷传播为代表的精英文化和以影音传播为代表的大众文化都已在新媒体文化所掀起的大潮中日落西山。事实上,在当今“媒介即讯息”的“地球村”时代,无论是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 都无法避免地要依赖于新媒体文化的传播, 二者已在新媒体文化的强大气场下出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两种文化及其传播已没有决绝的分界, 在新媒体文化中更多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加之全球化了的后现代语境使得二者在内容和形式上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文化已卸下过去只有知识群体才能赏玩的贵族式光圈,而变得越来越大众、平民。另外,随着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普及,高雅也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理解、接受。这一切都充分显示了新媒体文化的强大糅合力和不可抗拒的发展趋势。

三、新媒体文化发展的当代视角

1、新媒体文化发展的优势条件

首先,新媒体的技术支撑体系已经比较成熟,这是我国新媒体传播及新媒体文化发展的先决条件。从全世界范围内来看,相关新媒体技术已经非常成熟,计算机成为新媒体传播的中心环节,互联网成为其基本载体,光电传导、电子纸也已经日趋成熟。我国新媒体传播的硬件技术和支持条件也已经成熟,特别是在通讯领域,技术上不但与国际发展水平相当,甚至有几十项技术能够领先于国外发达国家。

其次,使用新媒体的消费者已越来越多。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进行的阅读调查中,阅读传统出版物的人数在以每年12%的速度下降,而阅读新媒体的人数则以30%的速度在增长,特别是年轻人和知识分子人群表现尤为明显5。过去人们读书、看报的时间,现在已经被大量的转移到了网络和各种移动电子终端上。这些事实都说明了新媒体已经被读者、观众和听众所接受,人们的阅读、学习、接收信息的习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而习惯的改变终将形成一种新的文化。

再次,新媒体的终端设备已经相当普及。任何曾经出现的媒体传播都没有今天新媒体传播的条件好,中国目前手机用户的数量已经达到4.2亿,计算机显示器、阅读器有1.3亿,市场上流通的电子书有30多万种,新媒体的终端设备已经相当普及。而绝大多数有阅读能力的人都已经具备新媒体阅读的终端,这为产生一个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群体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支持。

最后,新媒体的传播内容正在日益丰富。目前传统媒体每天传播的信息量不及互联网传播信息量的1/4,互联网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为受众带来了精神享受,新媒体的市场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新媒体的市场逐年扩大,产业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光是手机的产量每年就是

3.3亿。一些通讯公司自己或者通过委托创意公司正逐渐转向新闻媒体内容生产,如开发手机报、手机刊。大批城市的创意园区、文化园区,也正在为新媒体提供内容软件。

此外,国家对发展新媒体产业非常重视。在《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中就明确地指出“大力发展以数字化内容、数字化生产和网络化传播为主要特征的新兴文化产业,加快发展民族动漫产业,大幅提高国产动漫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积极发展网络文化产业,鼓励扶持民族原创的健康向上的互联网文化产品的创作和研发,拓展民族网络文化发展的空间。”此纲要还提出要“大力推进以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文化生产和传播的新兴行业,加快传统发行业向现代发行业的转换,积极发展电子书、手机报刊、网络出版物等新业态,发展手机网站、手机报刊、AP电视、数字电视、网络广播、电视、电影等新兴的传播载体”,“鼓励自主研发、数字内容、数字传播、数字服务终端的产品和装备,开发数据处理、存储、传输、下载、适用互动等数字出版的增值业务,扩大数字出版的产业群体。”这些政策性的语言表明我国已经把新媒体传播的发展列为了国家层面的事情,这为新媒体文化的发展培育了一方沃土。

2、小结

新媒体是一种传播方式,其传播内容没有该变,新媒体带来的只是传播方式的不同,但就是这种不同,正在深刻的影响和改变着人们对信息的接收习惯。新媒体文化的形成,归根结底是新媒体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人们阅读、消费与生活习惯的改变。当我们惊叹于新媒体正在以势如破竹之势对传统媒体带来了强大冲击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晰的看到,新媒体的发展虽不可阻挡,但它并不能够完全代替传统媒体。新媒体的信息虽然更新快、容量大,但传统媒体却更加符合人的逻辑思维能力,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对互联网论文的应用,远远低于书报刊论文应用的原因。

总之,对待新媒体传播与新媒体文化,我们不能小瞧其能量,但也不必过分的渲染其影响。毕竟,手机、网络电视、移动电子终端等等这些今日的新媒体产物终有一天会成为明日黄花。科技的发展正在愈加剧烈的改变着这个世界,而文化,永远都将忠实于人们的习惯与感受。

参考文献:

1、汪敏:《新媒体文化征候探析》,理论与创作,2007年第6期

2、辛摘:《新闻与写作》,2006年第12期

3、李怀亮:《新媒体的文化价值变革与发展动力》,当代电影,2008 年第6期

4、Innis.H.A:《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Toronto5、柳斌杰:《新媒体现状与趋势》,青年记者,2007年第3-4期

第二篇:论民营企业文化建构(范文模版)

龙源期刊网 http://.cn

论民营企业文化建构

作者:全瑶梅 叶娌燕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4年第01期

[摘 要]企业文化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来源之一。民营企业文化建构过程中存在种种弊端。这与民营企业自身各个层面的特点密切相关。通过建立一系列有效措施,可以使民营企业文化建构更趋稳妥与完善。

第三篇:建构“e-企业文化”(上)(推荐)

建构“e-企业文化”(上)

在说“e-企业文化”之前,我先讲个故事:

问:请问您在多次与网民聊天之后,感想是什么?

答:最大的感受是:让网民知道了王石是谁,让王石知道了自己是谁。

问:您认为自己对万科影响最大的方面是什么?

答:你指的是现在,还是过去?

问:现在。

答:现在形象影响大于实际影响。目前万科的职业经理层已比较成熟,我作为董事长发挥着董事长的作用;其实我非常同意昨天一个网民的帖子题目“王石会走开,万科将长存。”

说实话,我对许多企业人提出的“学习万科”有点不以为然。原因不在于万科那边,而在于学习的一方是否具有如万科提倡的人文主义环境,企业领导人是否具有如王石般兼容并蓄的气度。如果反思下来的答案是“NO”,那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学习万科”最后不过是叶公好龙!

尽管我未深入接触过万科的文化底蕴,但单就王石敢做论坛版主这一点,我相信万科的文化是开放的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而《万科周刊》网站则为宣扬万科文化提供了一个最为便捷通畅的话筒。

文化依托网络得以发扬光大,网络因承载了文化而生命更长久。

不知我讲的这一比较前卫的故事,能否引出“e-企业文化”这个论题?

5项功能:心情舒畅代替刻板保守

我所说的“e-企业文化”,其实就是对企业原有的文化体系按照网络化要求进行变革。

比如,原来需要召集部分精英分子闭门苦思企业发展大计的,现在则要通过企业内部信息网让全体员工参与,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完整的思想而不必担心当面讨论时被别人不礼貌地打断或嗤笑为“没知识”;最基层的员工发现了问题,原来需要“一级对一级负责”地层层报告,现在则被允许通过电子信箱直接向最终拍板此事的高层领导汇报,以最快的速度解决企业“金字塔”的根基问题;原来公司职能部门出台一项革新措施,需要召集职工代表开会讨论,向员工单向发布信息,有时还惹下职工代表不反映选民意见和建议的“非民主”**,现在则可以通过网络听取每个员工的想法,民主化程度几乎达到100%;如此等等。

“e-企业文化”的最大优点是:它能促使每一个人精确地表达思想,反映敏捷,直截了当不含糊其词;主动地安排自己而不是被动地应付别人;可以在一派歌舞升平当中无所顾忌地说些不中听的话;当然,假如做错了事又不好意思当面道歉,可以让网络代劳。上升到理论高度的话,其在管理文化上有5项功能:

1、适应快速应变的时代要求。

网络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都在快速地变,只有“变”是不变的。因此,企业管理中传统的金字塔层级结构被“变”压成了扁平状。最底层离最高层的距离也就一根电话线的厚度。宏碁集团老板施振荣认为,“有两种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愈使用反而愈不易枯竭的:一是无限增加的运算能力,另一种是人的脑力。电脑的运算能力是从早期的主机,演变为之后的个人电脑,到现在发展成互联网;人才资源是透过教育、民主的普及,再加上信息、通讯的发展,造成人才迅速发展,并且到处都是人才。因此,企业组织中最进步、最有实效、最好管理的,就是联网组织(internetorganization)。”架构的扁平化适应了时代快速变化的要求,以往来自高层的监视、控制和管理,被职能部门的自治管理所取代,下层员工的行动责任更受到重视。有好事者数过,IBM的管理层级达18层,如果IBM不是依靠一套能将信息最快地反馈到最高决策层的网络平台和企业文化的话,那IBM真的会堕入“地狱的第18层”。

2、“头脑风暴法”枯木逢春。

3、引发员工智慧潜力。

4、体现员工的“身份”和“身价”。

企业美好的远景会使员工产生美好的归属感,他们都希望在这班列车上肩负重任,最好是司机或司炉,没有人愿意做一个站在铁道边目送列车远去的看客。然而,我们发现不少企业都有一些沉默寡言的员工,他们并不是因为自感愚蠢而沉默,而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沉默才能避免伤害。新加坡《联合早报》有一条管理箴言:“当大家都不问为什么时,你的公司一定出了大问题。”《第五代管理》的作者萨维奇也说:“怀疑和不信任是公司真正的衰退之源。”因此,在确定企业发展方向的大事上,让员工参与越多,列车的“炉火”越旺,达到目的地越早。实现这一设想的关键措施,就是为员工进言创造一个网络平台,人人都有机会谈论自己手头的工作,体现自己在整个企业中的价值,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上下左右间的凝聚力很自然地产生和强大起来。而如果不让员工知晓企业变革和发展的秘密,或者对企业进言的热情予以压制打击,员工便会对变革和发展持冷漠甚至抵触的态度。

5、铲除官僚霸道、欺下瞒上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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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新媒体事件研究:议题建构与话语运动

新媒体事件研究:议题建构与话语运动

——基于“邓玉娇”事件的个案分析

内容摘要:新媒体事件是当前学界热衷探讨的重要话题之一。本研究以“邓玉 娇”事件为个案,选取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主贴、《南方都市报》报道、地方政府公开的文本分别代表公众、媒体、政府信源的意见,运用内容分析法探讨了新媒体 事件的议题建构。研究发现,在“邓玉娇”事件中,三方信源建构了各自不同的议题。在议题建构的过程中,三方展开了博弈与互动,公众和政府展开了激烈的议题 争夺,在社会问题上,公众和媒体具有共同话语。公众和媒体在讨论事件背后的社会问题时合力“触发”了公共议题,虽然政府对公共议题表现出了一定的惰性,但 是,它同样需要公共议题。公众、媒体、政府三方对公共议题的共同需求使得公共议题得以生成和存在,而公共议题的存活则赋予了“邓玉娇”事件普遍的意义和合 法性,为事件的解决创造了条件。最终,由公共和媒体开启、政府认可的话语运动推动了公共议题实现其针对个案的诉求,促成了“邓玉娇”事件的解决。能够引发 公共议题的部分新媒体事件具有促进社会改革进步的巨大潜力,但是,个案如何触动体制性变革,则取决于话语运动与政策议题互动的张力和结果。

关键词:新媒体事件“邓玉娇”事件 议题建构 公共议题 话语运动

一、前言

新媒体事件又被称为“网络事件”,指的是经 过以网络为主要代表的新媒体的广泛参与和传播而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事件(陈浩、吴世文,2008;杨国斌,2009)。这一概念脱胎于美国传播学者丹尼 尔·戴扬(D.Dayan)和伊莱休?卡茨(E.Katz)于1992年提出的“媒介事件”(media events)的概念(Dayan & Katz,1992),2006年被首度用来指涉“扩展了的媒介生态体系”环境下的媒介事件(Qiu,2006;Qiu,2008;邱林川,2009)。

近年来,中国大陆发生了系列新媒体事件,如沈阳刘涌案、孙志刚事件、深 圳妞妞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厦门PX事件、华南虎事件、三鹿奶粉事件、躲猫猫事件、邓玉娇事件等,给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带来了诸 多触动与变迁,集中体现了网络媒体的社会力量, 标志着我国网络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转型(邱林川,2009)。因而,新媒体事件成为当前学界热衷探讨的重 要话题之一,多维度、全方位、立体地解读新媒体事件是一项重大而迫切的课题。

目前,新媒体事件研究尚处于“系统分析尚处草创阶段”(邱林川、陈韬文,2009),未能形成清晰的脉络和完备的体系。在现有研究中,概念和分类等描述性问题是较多讨论的议题(尚香钰,2008;邱林川、陈 韬文,2009;周葆华,2010)。针对其传播机制的研究发现,它主要采用了 “悲情”和“戏谑” 两种“情感动员”手段(杨国斌,2009),以及 “共意动员”的动员策略(高恩新,2009)。最近,有专论探讨了新媒体事件中的受众角色(龙佳,2010),还有论者尝试开展跨学科研究,从社会学视角 研讨了新媒体事件的传播效果、传播模式与社会影响等(刘箐,2010)。研究者们大多对新媒体事件的社会影响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认为它能够打破官方的话语 垄断权(蒋建国,2009),实现网络社群的自我赋权(陈浩、吴世文,2008),以及推动社会权利的重构等(李赢、刘真,2008),具有制度变迁和社 会导向意义,有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构建(连水兴,2009)。当然,也有研究者担忧它容易导致网络舆论暴力,违背了商议民主精神,或许将成为中国民主化进 程中的主要障碍(韩敏,2010)。这些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本研究以“邓玉娇”事件为个案,通过探讨公众、媒体、政府三方对它的议题建构分析新媒体事件的形成机制,回答它何以成为事件,何以能够成功的问题,回应《南方周末》之问——“邓玉娇案,在法律意义上颇为普通 的刑事案子,为何却在短短数天内演变成牵动全国的公共事件?” 以及人们的质疑——“网民民意的力量到底有多大?”立足细致的案例分析,本研究能够为我们 更好地理解新媒体事件提供新的思考和借鉴。

二、理论框架

(一)议题建构

美国 传播学者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Maxwell McCombs)和唐纳德?肖(Donald Shaw)在1972年发表的论文《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 能》中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指出大众传媒突出强调的内容(议题)会影响受众对它们重要性的认知和排序。后来,研究者们在证实媒介议程设置效果存在的同时 也开始质疑其假设性前提:进入公众议题的必须首先是媒介议题,但实际情形是“尽管有很多议题想引起公众注意,但只有很少的议题能成功地进入公众议题”,媒介报道的内容只有一部分能够成为公众议题。为此,兰和兰(Lang & Lang,又译作“郎氏夫妇”)根据对“水门事件”如何在公众中形成议 题的研究,提出了“议题建构理论”(agenda building)以修正和发展议题建构理论,认为一个问题从新闻报道到成为公众议题的过程需要一段时 间,并要经历几个步骤。

议题建构还是一种“集合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媒介、政府和公众相互影响,决定什么是重要事件。” 这也即是 说,在议题建构中,公众、媒介和政府三方相辅相成,进行着全方位的互动,但是,这并不否定它们之间的争夺和博弈。讨论公众议题、媒介议题和政府议题之间的 关系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议题建构理论重要的研究趋势之一。研究发现,三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伴生的关系。当然,也存在相互偏离和相互重叠的情况。研 究三者在何种条件下相互偏离或相互重叠是一个颇具价值的命题,探讨公众、媒介和政府三方在议题建构过程中的博弈与互动也是一项具有现实和理论意义的课题。

在新媒体事件中,传播新技术塑造的新型传播生态改变了三类议题的互动方式和过程,公众、媒介和政府三方的博弈与互动也发生了有趣的变迁。在新媒体事件报 道中,媒介设置的议题呈现三层递进模式,即:公众议题→媒介议题→政策议题(赵桂华,2010)。在厦门PX事件的议题建构过程中,来自个人信源的信息扩 散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专家的最初意见往往直接决定着受众对整个事件的看法(邹洁,2007)。在华南虎事件中,公众在网络论坛中既能形成个人议题,又能 反映社会议题,甚至设置传统媒体的议题(张峥、谭英,2008)。在番禺垃圾焚烧选址事件中,公众、媒体、政府通过共同参与这场环保“公共议题”,形成了 一种“互动”的传播模式(胡丹,2010)。本研究关照新媒体事件的议题建构,这些研究可资借鉴。

(二)研究问题

本研究探讨以下几个具有理论关联的问 题:

1.在“邓玉娇”事件中公众、媒体与政府三方信源各自建构了怎样的议题?

2.在“邓玉娇”事件议题建构过程 中公众、媒体与政府如何展开博弈和互动?

3.在“邓玉娇”事件中反映公众、媒体与政府共同诉求的公共议题何以生成?

4.在“邓玉娇”事件中公共议题如何实现其诉求以推动事件的解决?

三、研究方法

(一)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显明的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描述的研究方法”,它是大众传播学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同时也是与议程设置理论(包括议题建 构理论)结合应用最多的研究方法。本研究即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考察关于“邓玉娇”事件的公众讨论文本、媒体报道文本以及政府文本,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数理 统计。

(二)样本采集

网络论坛给公众提供了参与讨论的公共平台,创造了传播新技术条件下公众议题 形成与聚合的新范式。本研究选择人民网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俗称“深水区”)的主贴作为公众讨论文本,代表公众信源建构议题。之所以选择人民网强国论坛的 深入讨论区主要基于以下考虑:(1)人民网强国论坛是我国颇具代表意义的综合性论坛,网民参与程度高,社会关注度高。(2)深入讨论区鼓励原创,设定主贴 字数须在500字以上,排除了网友灌水或无病呻吟,能够反映网友的真实想法。(3)深入讨论区审贴较严,所以事后极少删帖,对研究材料保存较好。

媒体则选择了《南方都市报》(下文简称《南都》)。这是因为,《南都》对“邓玉娇”事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跟踪报道,并配发了多篇评论,内容翔实,资料丰 富。同时,《南都》远离事发地点,考虑到中国媒体目前的报道格局,它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的可能性更高。此外,《南都》面向全国发行,日均发行150余万 份,影响力大。

政府文本即政府(主要指的是地方政府,也即事发地当地政府,下同)有关部门公开发布且可获取的关于“邓玉娇”事件的全 部文本,包括政府有关部门发布的信息(公告)、政府有关部门官员接受采访、召开新闻发布会以及政府文件等,它们是政府议题表达的主要形式。

研究时段选定为5月10日—6月17日(共39天),与“邓玉娇”事件的自然时段(5月10日—6月16日)相对应,同时考虑到网络论坛讨论的延迟和媒 体报道的滞后,顺延1天。

在研究单位选择上,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的主贴按“个”计,《南都》的报道按“篇”计,政府文件也按“篇” 计。

通过在人民网(http://www.xiexiebang.com/quickSearch.do)分别输入检索条件“标题/包含/邓玉娇”、“标题/包含/修脚女”、“标签/包 含/邓玉娇(324个)、“标签/包含/修脚女”,然后手工剔除重复或不相关的帖子,共得到有效主贴765个。

通过在《南都》电子版(http://nd.oeeee.com)键入检索条件“邓玉娇”/“修脚女”,手工剔除无实质性关联的文本后,共得到报道34篇,其中,消息11篇,评论或述评15篇,人物专访2篇,调查性报道6篇。

政府文本主要通过检索巴东县党委政府新闻网站——长江巴东网(http://www.xiexiebang.com)获取,辅以搜索工具检索到了政府有关部门官员接受采访的文本,共14篇。

(三)类目建构

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需要,本研究建构了如下类目:

1、一般资料类目:

主要 包括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主贴数量与时序演变情况,《南都》报道量与时序演变情况,政府有关部门应对情况等。

2、主题:(1)案件事实 与案发细节;(2)讨论案件性质与处罚;(3)案件处置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应对;(4)评论案件审理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作为;(5)评论邓玉娇及其行为;(6)法律与法治问题;(7)案件背后的社会问题;以及(8)其它。

3、立场与语气:

对于邓玉娇:(1)正面: 倾向有利于邓玉娇的有利立场。语气则包含支持、肯定、关怀、鼓励、赞美等特点。(2)负面:倾向不利于邓玉娇的不利立场。语气则包含否定、质疑、指责等特 点。(3)中立或无法判断,语气则夹杂着正面、负面或其它一种以上不同的语气。

对于遇害与受伤官员:(1)正面:倾向有利于遇害与受 伤官员的有利立场。语气则包含同情、惋惜等特点。(2)负面:倾向不利于遇害与受伤官员的不利立场。语气则包含否定、质疑、指责、丑化、谩骂等特 点。(3)中立或无法判断,语气则夹杂着正面、负面或其它一种以上不同的语气。

对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1)正面:倾向有利于地方政 府有关部门的有利立场。语气则包含支持、肯定等特点。(2)负面:倾向不利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不利立场。语气则包含否定、质疑、批评、指责等特 点。(3)中立或无法判断,语气则夹杂着正面、负面或其它一种以上不同的语气。

4、引用消息来源:

本研究将事件 三方所引用的消息来源分为:(1)本处,即本人原创/本报/本政府(部门);(2)政府有关部门或官员;(3)专家学者或法律工作者;(4)当事人或其亲 属;(5)转载媒体(传统媒体/网络媒体);(6)其他或无法确定。

编码主要由本人完成,在编码过程中,对于一些易受主观倾向影响而 难以判断的变量,在自己先行编码的基础上,再另请一名专业研究人员共同研判,得出共同认可的结论。

本研究采用统计分析软件 SPSS13.0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四、四项内容分析指标结果

(一)样本情况

公众、媒体和政府三方信源对“邓玉娇”事件的议题建构文本及时序演变情况分别如下图所示:

图1 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每日发表的主贴 数量

图2 《南都》每日的报道与评论数量

图3 政府有关部门每日公开的文本数量

从上图可见,三方信源建构的文本主要集中于5月12日-5月 29日之间,政府有关部门18日的通报和22日的新闻发布会在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激起了激烈的讨论,《南都》对事件的关注度也随之提高,派驻了记者跟踪报 道事件,发稿量增多。这反映出了政府信源的力量,政府的一举一动牵动着公众和媒体的神经。

(二)主题

从交互表可知,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和《南都》建构的 主题较为全面,涉及全部8个方面,而政府信源建构的主题相对单一,主要涉及“案件事实与案发细节”和“案件处置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应对”两个方面。

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建构的主题中,主贴数量最多的是“评论案件审理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作为”、“讨论案件性质与处罚”、“案件背后的社会问题”,分别占 主贴总数的29.4%、23.3%、21.0%。它们质疑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案件审理和案件定性,认为邓玉娇是正当防卫,主张无罪释放邓玉娇。它们还将讨 论指向了事件本身所折射出的诸如官员腐败、官员和民众之间关系紧张、司法不公等社会问题。

《南都》报道量最多的三个主题分别是“案件 处置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应对”(23.5 %)、“法律与法治问题”(20.6%)、“案件背后的社会问题”(20.6%)。“邓玉娇”事件发生后,《南 都》作为(传统)媒体发挥其监测环境的功能,首要关注的是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如何处置案件,这是媒体报道的常规动作。与此同时,《南都》刊登了诸多评论探讨 法律与法治问题以及案件背后的社会问题,探讨了司法与民意、司法理性、司法公正等问题,试图对事件发生的社会原因作出反思。

政府公开 的文本使用了71.4%的篇幅通告“案件处置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应对”,21.4%的篇幅公布“案件事实与案发细节”,它建构的主题主要集中于这两个方 面。它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希望早日平息事件,恢复社会秩序,告诉公众政府有关部门正在努力侦查案件,依据案件事实,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将对案件作出定性并 宣判等。

(三)立场与语气

从交互表可见,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的立场最为鲜明,《南都》次之,政府文本的立场不鲜明。对于邓玉娇、遇害与受伤官员、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中立立场,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分别是27.3%、59.8%、38.7%,《南都》分别是58.8%、64.7%、61.8%,政府文本分别是100%、92.9%、100%,《南都》的中立立场均在60%左右,政 府的中立立场高达90%,甚至完全是中立立场,而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的中立立场均低于二者。

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的报道立场是支持邓玉娇,批评和 质疑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但是,其中也不乏批评和质疑邓玉娇以及支持和肯定政府作为的声音,只是显得非常微弱。对于遇害与受伤官员,虽然批评和指责的声音并 不弱(38.4%),但主要是以中立立场(59.8%)为主。值得指出的是,在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中,并不缺乏理性的声音,诸如有14个主贴对于邓贵大的 死亡表示了同情,另外33个主贴发表了理性的看法。对于网友的部分过激言论,有主贴进行了批驳,46个主贴之间进行了较有成效的互动。

《南都》作为一份以新闻专业主义原则为指导的报纸,它追求客观、公正,以中立立场为主,分别为58.8%、64.7%、61.8%。但是,对于地方政府 有关部门和遇害及受伤官员,它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批评和质疑倾向(均占报道总量的32.4%),与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相呼应。它不存在质疑和指责邓玉娇的 报道,支持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邓贵大的报道也很少,分别仅有1篇和2篇。

政府的绝大多数文本都表现出中立立场,分别为100%、92.9%、100%,仅有1篇例外,批评和指责邓贵大等人的行为。政府的立场很单一,态度不明显,大多是以政府公文发布的形式处理事件,表现了严肃性和 中立性。

(四)引用消息来源

图4 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引用的消息来源

图5 《南都》引用的消息来源

图6 政府公开的文本引用的消息来源

从 上图可知,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和《南都》的消息来源比较全面,而政府公开的文本的消息来源比较单一。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是一个开放的公共讨论平台,各种信 源均可在其中发声,而《南都》在追求公平、公开、客观和公正的报道的过程中,引用多方信源能够发出多种不同的声音,反映真实的情况,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公信 力。政府公开的文本作为政府发布信息的主要渠道,政府有关部门或官员是它最主要的信息渠道,占了绝对的比重。当然,从文本数量上分析,这跟前两者的文本量 较大,而政府公开的文本较少也有关。

具体来讲,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中71.4%的主贴源于本人原创,第二大消息来源是政府有关部门或 官员(11.6%),但是,分析发现,政府有关部门或官员信源主要是作为评论或述评的靶子被引用。深入讨论区转载了传统媒体报道31篇,有趣的是,其中转 载《南都》就达到了9篇之多;转载网络媒体评论或消息21篇,主要来自专家学者和法律工作者的博客,丰富了它的信息来源,并引发了讨论。在深入讨论区,可 以明确辨别身份的专家学者或法律工作者信源有37篇,他们发表了专业人士的意见。由于论坛实行匿名发帖,可以肯定实际上专业方面的声音应该更大。

《南都》信源全面,以转载或综合其他媒体信息、本报、政府有关部门或官员居于前三位。《南都》转载了其他媒体的诸多信息(传统媒体9篇,网络媒体5 篇),媒体间的议程设置效果较为突出。同时,《南都》高度关注“邓玉娇”事件,派驻了记者对事件进行了全方位报道,本报记者发稿在报道中占了较大比重,同 时,它刊载的社论和能够体现本报立场的言论亦占了较大比重。政府有关部门或官员是《南都》重要的消息来源之一,但是,《南都》在报道中并未凸显或依靠该信 源(仅占11.8%),而是把较多的版面给了评论,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值得指出的是,《南都》较为关注网络论坛上的网友声音,转载了两篇网友评论,与网络 论坛进行了较好的互动。

政府公开的文本的信源大多来自本政府(部门)(57.1%),这是政府出于工作需要发布和公开信息,案件审理 部门通报情况。政府文本引用了当事人邓玉娇和其妈妈的信源各1篇,发出了当事人自己的声音。同时,它还引用了上级政府或官员的信源1篇,这对提高政府部门 的公信力起到了重要作用。政府文本也引用了办案律师方面的信源,表示将依法代理案件。政府公开的文本虽然提到了回应网友和媒体的问题,但是,与公众和媒体 信源的互动是空白。

五、研究发现

(一)公众、媒体与政府三方信源 各自建构了不同的议题

由以上内容分析可见,公众、媒体和政府三方信源在“邓玉娇”事件中以自己的方式建立了各自不同的议题。

公众通过质疑案件审理和政府有关部门作为,建构了“邓玉娇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应当无罪释放”的议题,并将讨论的矛头指向了案件反映的社会问题,对这些 社会问题提出了批评。在议题建构方式上,公众信源采用了丰富的主题和消息来源,立场和倾向明显,其中不乏理性的声音,当然也不可否认存在个别偏激的言论。

值得指出的是,网络媒体的交互性塑造了公众建构“邓玉娇”事件议题时交流、商讨、争论的景观。共有46个主贴清晰地反映了公众互动的情状。值得强调的 是,这些互动的主贴藉由商讨,大多发出了理性的声音。比如,对于个别网友怂恿邓家上诉和斥责邓家,主贴《鼓动邓玉娇上诉的网友请尊重邓玉娇家人的选择与意 愿》发出了理性的呼吁。针对众多主贴把邓玉娇命名为“烈女”、“圣女”、“女侠”、“英雄”,主贴《邓玉娇真是烈女吗?邓贵大就该死而无怨吗?》对这些称 号提出了质疑,对邓贵大的死表示了同情。还有主贴对自己原先的意见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关于邓案,我还是那个观点,在准确的司法调查结论没有最终出来之 前,我们的观点都是揣测,甚至会干预司法强奸法律!我在之前发的一个帖子强烈谴责了死者,甚至说了这样的乡镇小吏死了白死的过头话,这是对死者家属的严重 亵渎,也是法律尊严的严重亵渎,都是我义气之下不了解情况之后的观点。因此,我认为不要纠缠这些细节了,因为我们并不掌握实际情况。” 这些理性的互动和 反思极为可贵,反映了中国网民的成长,提高了网络论坛中公共讨论的质量,更是公众议题建构不可或缺的声音。

在公众关于“邓玉娇”事件 的议题建构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公众对部分专家、学者和法律工作者的观点进行了质疑。其中,8个主贴质疑、批评法学专家与学者,4个主贴批判法学教 授,6个主贴质疑律师,此外还有5个主贴或批判主流精英在“邓玉娇”事件中的集体失语,或批判心理精英,或告诫精英们应该从该事件中反思。这些批评、批判 或质疑不一定合理,但是,它对专家、学者和法律工作者的意见是一种监督,彰显了网络媒体推崇的反“专家范式”(the expert paradigm),是网民群体智慧的体现。

以《南都》为例,媒体建构议题时使用了丰富的主题和多元的信 源,大多采取了中立立场,建构了“澄清事实真相并讨论案件背后的社会问题”的议题。在“邓玉娇”事件报道中,《南都》以其新闻专业主义精神跟踪报道案件,派驻了记者,追求案发真相,刊发了《女服务员与招商办官员的致命邂逅》 等深度报道,努力还原案件细节。《南都》还通过采访政府有关官员(如巴东县公安局 长等)、邓玉娇家属、遇害者邓贵大家属等,试图发出各方平衡的声音。总的来说,它追求客观、公正、平衡地报道事实,这是媒体应有的坚守底线,发挥了媒体瞭 望社会、监测环境变迁的功能。同时,《南都》的报道又不仅仅停留在报道事实的层面,通过刊载深度报道和评论,它将讨论深入到了案件背后的社会问题,作出了 更深层次的有益反思,张扬了媒体应有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

政府议题建构使用了单一的信源和中立的立场,主题简单,主要是通报政府有 关部门作为和案件审理情况,聚焦于审结案件,息事宁人。这种议题建构的方式和结果与政府信息发布模式密切相关,是政府部门应对此类事件的常规做法。但是,单一的信源降低了政府信息的公信力,中立的立场不利于政府议题与公众议题或媒体议题进行交锋,是政府有关部门在处理“邓玉娇”事件中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

(二)议题建构过程中公众、媒体与政府的博弈与互动

虽然公众、媒体与政府三方信源在“邓玉娇”事件中建构了各自不同 的议题,但是,公众、媒体与政府的博弈与互动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首先,在议题主题建构方面,三方存在博弈,各自争夺自己的解释框架。其中,公众和政府在邓玉娇案件定性方面的博弈尤为明显,体现在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和政府有关部门各自建构的议题中:政府有关部门关注审结案件,主张基于案 发事实依法处置案件,而公众则认为邓玉娇是正当防卫,呼吁无罪释放邓玉娇。二者的博弈在巴东县公安局5月18日第二次通报案情后达到高潮,起因在于此次通 报更改了第一次通报的两个细节:用“异性洗浴服务”替代“特殊服务”一词,改“按倒在沙发上”为“推坐在沙发上”。公众和政府的博弈实则是话语权的争夺,是公众话语与政府话语的交锋,争夺对“邓玉娇”事件的框架定义和解释。在这场话语争夺中,公众成为了重要的话语主体,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并且对政府有关部 门展开了批评,扩大了公众的话语空间。

在公众和政府博弈的过程中,以《南都》为代表的媒体并没有直接参与关于案件性质的讨论,而是在 努力寻求事实真相。媒体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在现有的报道框架中,它受制于政府的新闻控制,其一方面是因为作为受众的公众是它的重要市场。媒体在公众与政 府之间扮演了一种动态的平衡力量,形成了一种解决事件的张力。同时,寻求案件真相的努力能够为公众和政府的争论提供事实依据,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寻求和 解的努力。

第二,三者的互动在消息来源引用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89(11.6%)个主贴引用了政府有关部门或官 员的信源,58(7.6%)个主贴的信源来自媒体(主要指的是传统媒体)。有趣的是,其中9个主贴直接转载自《南都》。《南都》4(11.8%)篇报道引 用了政府有关部门或官员的信源,2篇报道转载自网络媒体,3篇直接是网友议论(网议)。在政府公开的文本中,信源比较单一,我们看不到它与公众和媒体信源 互动的情况,但是,非正式的互动应该一直在进行。

公众引用媒体和政府的信源,有助于提升自身信息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同时能够赢取合法 的生存空间。媒体引用公众和政府信源,实现了信源的多元化,有助于做好平衡报道,而且,它放大了公众的声音,有助于公众壮大舆论力量。政府单一的信源导致 与公众和媒体的互动缺失,不利于提高其公信力,造成了一定的问题。

第三,公众和媒体在社会问题上开展了深层的互动,形成了合力,与政 府展开了博弈。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中有161个(21.0%)主贴讨论“邓玉娇”事件背后的社会问题,《南都》有7篇(20.6%)报道讨论之,而在政府 文本中,关于社会问题的讨论是缺失的。可见,在“社会问题”的议题上,公众和媒体出现了“合流”现象,形成了合力(当然,公众和媒体之间在社会问题的定 义、诠释和解决等方面也存在博弈,相互进行框架争夺),使得关于“邓玉娇”事件的讨论超越了个案的意义,上升到社会层面讨论具有普遍价值的问题。在这个意 义上,“邓玉娇”事件成了一个引子或导火索,而这也恰恰是“邓玉娇”事件的价值所在。公众和媒体的合力推动了舆论力量的增长,对政府形成了一定的压力,新 的博弈也由此展开。

(三)公共议题的生成

公众、媒体和政府的博弈与互动 已经得到了呈现,接下来的问题是,它们如何达成共识来解决事件和问题,它们的“交集”在哪里。这涉及到公共议题及其生成的问题。

公共 议题是关乎社会大多数人利益的议题,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多与公共事务的处理和公共政策的出台密切相关。在“邓玉娇”事件中,公共议题的生成首先是由公众 和媒体在讨论案件背后的社会问题时“合力”推动的,它们建构了这样的公共议题:弱者如何反抗强者以保护自己免受伤害,正当的反抗行为如何得到法律公正地裁 决。在将案件的讨论指向社会问题时,公众和媒体的公共议题建构紧紧抓住了人们普遍的心理逻辑:如果我是下一个“邓玉娇”,怎么办。在这种逻辑置换语境中,邓玉娇案件本身成为了一种符号象征资源,人们产生了普遍的恐惧和焦虑,开始挖掘案件背后的现实问题,触动了近年来部分地方官员和群众关系紧张的神经,吸引 着更大范围的人群参与到事件的公共讨论中来,壮大了舆论的力量。公共议题直接关系到公众的切身利益,而媒体需要关注和捕捉公共议题,揭露、批判社会存在的 不公正现象以体现它的社会责任,因而,在公共议题生成方面,公众和媒体扮演了“同盟军”的角色,它们捕捉到了人们的心理诉求,“合力”触发了公共议题。

在公共议题建构中,政府表现出了一定的惰性,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不需要公共议题,恰恰相反,政府同样需要关注公共议题。这是因 为,公共议题所指向的社会问题关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危及了政府的切身利益。政府甚至可以把公众和媒体推动的公共议题作为其推行社会变革的资源和契机,顺 应民意进行改革,往往能够收到更好的效果。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促成《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便是典型案例。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媒体事件具有推动社会 变革、促使社会进步的巨大潜力。当然,这种乐观的期待的前提是新媒体事件促成了公共议题的生成,也即是说涉及到社会大多数人的正当利益,“艳照门”事件是 有力的反面例证。

政府的需要不仅是公共议题生成的社会基础之一,而且还是公共议题得以生存的重要前提。这是因为,政府的需要赋予了公 共议题在现有框架内的合法性和意识形态正当性,使其获得了生存的必要空间。

总之,公众和媒体“合力”触发了公共议题,接着政府被动参 与进来,赋予了公共议题合法的生存空间,公共议题于是得以生成(如下图7所示)。当然,“邓玉娇”事件本身具备的的公共属性对公共议题的生成也具有不可忽 视的先导作用。从中亦可见,公众、媒体和政府对“邓玉娇”事件的公共议题有着共通的需求。

图7 公共议题生成模式

(四)话语运动推动公共议题实现其针对个案的诉求

公共议题的生成赋予了“邓玉娇”事件普遍的意义和合法性,为事件的解决创造了条件,但是,它是静态的,事件的最终解决,也即是公共议题的诉求如何实现,还需要一个动态的推动力——话语运动。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强调话语运动对公共议题诉求实现的推动作用,并不是说二者之间存在先后秩序关系,它们贯穿 于事件的整个过程。

话语运动指的是由公众和媒介参与建构,挑战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行为或既定政策与决策的公共话语形成的整个过程。“邓 玉娇”事件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话语场,公众、媒体和政府在其中开展话语行为(议题建构即是重要的话语行为之一),公众话语、媒体话语和政府话语进行着博弈与 互动。由于网络媒体的参与模式改变了公众在传统媒体环境下缺少或缺失话语权的状况,公众能够在网络论坛中相对自由和开放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上升为重要 的话语主体,获取了话语权。于是,公众话语成为了“邓玉娇”事件中重要的一极话语力量,而大规模的集中爆发则使其演变成强势话语,出现了“膨胀”现象:它 开始猛烈地质疑政府话语,例如,在“邓玉娇”事件中,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有460个(60.1%)主贴对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持质疑态度,225个(29.4%)主贴对案件审理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作为进行了评论,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政府的话语空间。对于媒体话语,公众话语也发起了挑战,例如,4个主 贴质疑、批评了传统媒体的报道。虽然公众话语的这种“膨胀”由于参杂情绪化的、非理性的声音而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是,它所彰显的力量却是显而易见的。

公众话语的力量虽然已经彰显,但由于它囿于网络社会中,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尚不足以兑现。当公众话语和媒介话语在公共议题上达成共识并促成公共话语生成 时,它们“汇流”成了一股更为强大的话语力量。媒体放大了公众话语,没有媒体的参与,公众话语难以争取到更加广泛的支持,也难以发挥普遍的影响。同时,公 众话语为媒体发出普遍的社会诉求开辟了空间,网民甚至成了媒体借力的一种符号资源。当公众和媒体“合力”,公众话语和媒介话语合作催生公共话语时,它们发 起了一场针对特定事件的话语运动,对政府有关部门行为或者既定的政策/决策发起了挑战。在“邓玉娇”事件中,公众和媒体发起的话语运动对地方政府有关部门 审理邓玉娇案、案情公开以及案件定性与处罚等发起了挑战。

在“邓玉娇”事件中,如果说公众话语和媒介话语的单独行动或许没有引起政府 有关部门足够重视的话,那么,以公共议题吸引人们广泛参与、以公共话语引起广泛共鸣的话语运动则促使政府有关部门开始慎重考虑该事件,考虑公共议题的诉 求,并努力按照公共议题的诉求处置该事件。

公众和媒体发起的话语运动最终推动着“邓玉娇”事件的解决。但是,值得强调的是,话语运动 必须限于政府能够容忍和接受的范围内,它演化成社会运动是危险的,也是不现实的。话语运动能够推动此个“邓玉娇”事件的解决,它能否推动“邓玉娇”事件形 成的公共议题普遍诉求,则取决于它与政策议题互动的力度和结果。话语运动如何促成政策议题,如何推动体制性的变革而超越个案的价值,是一个重大课题,需要 进一步探讨。

六、讨论与结论

(一)结论

在 “邓玉娇”事件中,公众、媒体和政府三方信源建构了各自不同的议题,公众认为邓玉娇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应当无罪释放邓玉娇,并把对案件的讨论指向了社会 问题;媒体致力于澄清事实真相并讨论案件背后的社会问题;政府则聚焦于审结案件,意在息事宁人。在议题建构的过程中,公众、媒体和政府三方展开了博弈与互 动。其中,公众和政府在邓玉娇案件定性方面展开了博弈,媒体通过报道事实真相在其中扮演了一种动态平衡力量。在信源引用方面,公众和媒体的互动尤为频繁,在讨论案件背后的社会问题时,二者更是形成了深层的互动,与政府展开了博弈。

在公众、媒体和政府的博弈与互动中,它们找到了“交 集”:对“邓玉娇”事件的公共议题有着共同的需求。公共议题沿着这样的逻辑生成:公众和媒体在讨论本身具有公共属性的“邓玉娇”事件的背后的社会问题时合 力“触发”了公共议题,政府则赋予了公共议题合法的生存空间。公共议题生成后,它吸引着更大范围的公众参与到“邓玉娇”事件的公共讨论中来,为解决事件奠 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最终,公众和媒体开启的话语运动推动公共议题实现其针对个案的诉求,解决“邓玉娇”事件。但是,这仅仅是个案的解决,公共议题如何实 现其最终诉求,则取决于话语运动与政策议题互动的张力和结果。

(二)政府有关部门应对新媒体事件的对策分析

本研究探讨了新媒体事件的形成机制,分析它何以成为事件、何以成功,基于研究结论,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在应对新媒体事件时采取以下对策:

(1)政府有关部门需要切实维护和不断提高自身的公信力,唯此方能在应对新媒体事件中赢取主动地位。(2)做好信息公开工作,提高信息发布的透明度和准 确度。在“邓玉娇”事件中,前后两次通报的细微变化牵动着公众的神经,在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信息发布透明度和准确度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 斑。(3)特别强调的是,政府有关部门必须注重引用多方信源,尤其是权威信源(诸如上级政府信源)和第三方信源来提高自身信息的可信度。在“邓玉娇”事件 中,政府有关部门主要引用自身信源,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却招致了公众的怀疑,如能更多地引用权威信源和第三方信源,政府方面的信息传播效果会更理 想。(4)政府有关部门需要积极与公众、媒体开展互动,就新媒体事件暴露的社会问题进行商讨,关切公共议题的诉求,顺势推动社会的改革发展。

(三)讨论

本研究以“邓玉娇”事件为例探讨了新媒体事件的议题建构与话语运动问题,在分析和论述过程中,虽然笔者努 力将针对事件的讨论上升到一般性问题的高度,但是,本文针对个案得出的研究结论在推及其他新媒体事件时需要特别小心。在本研究对网络论坛的帖子进行内容分 析的过程中,笔者坚持了一贯的分析标准以减少主观倾向的影响,但网络匿名传播带来的诸如言论混杂等问题给分析造成了一定的苦难,因而,对内容分析的客观性 我们仍然需要保持审慎的态度。本研究把政府有关部门公开的文本作为分析对象,能够清晰地窥见政府显在的意见、态度和立场,但是,由于未能获取和分析政府有 关部门背后或私下的观点与动作,在反映和代表政府立场的问题上存在一定的风险。本研究选择了《南都》作为媒体样本的代表,未仔细讨论不同媒体之间的差异,这是后续研究的重要议题。后续研究亦可聚焦于新媒体事件的传播机制、新媒体事件与政策议题的互动、如何提高公众参与新媒体事件的理性等命题。

【作者:吴世文 院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9级传播学博士研究生】

注释:

参考文献:

第五篇:浅析新媒体下企业文化宣传策略及创新

浅析新媒体下企业文化宣传策略及创新

摘要:伴随着当前信息技术发展不断取得突破性的革命成果,基于这一背景环境下,企业的文化建设与宣传工作同时也出现了巨大的转变,新媒体技术所具备的高效、互动、便捷等特性,给企业的文化建设与宣传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鉴于此,企业必须要及时摒弃传统的固步自封实现,采取与时俱进的发展原则,不断加强企业的文化建设与宣传工作,并由此带动企业的文化发展。本文重点就新媒体下企业文化宣传策略及创新展开了具体的分析。

关键词:新媒体 企业文化 宣传 创新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已经深入的影响到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方面,新媒体已经成为了人们进行沟通、交流的主要工具手段。对于企业文化宣传工作而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也使之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与挑战,基于这一背景环境,企业要想取得长久、健康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企业文化宣传力度,就必须要立足于新媒体,并借此来构建起符合时代特征的企业文化宣传策略,以期促进对企业文化的全面推广。

一、新媒体下企业文化宣传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与时俱进

在我国的部分企业当中,长期存在有“家长制”的情况,企业中的任何事宜无论大小巨细均要由上级领导决定。所采取的文化宣传模式也往往是传统模式,即大会动员、小会宣讲,布设专栏,将下发的有关文件利用报纸宣传。在开展企业文化宣传工作时仍是以报纸方式进行,鉴于目前企业员工绝大部分为青年人群,其往往更加喜好手机、个人电脑等设备,很难专心阅览报纸,由此也就造成了利用报纸进行企业文化宣传形同虚设,对于员工难以起到有效的文化影响,未能够与时俱进也就导致了企业文化的建设与创新工作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并且也导致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损耗。

(二)缺乏文化认知

在部分企业当中,单纯的认为企业发展的核心与关键始终是技术、效益等,往往片面性的追求经济利益,而对于员工的身心情况未能够予以有效的关注,针对企业文化宣传工作也仅仅是在报纸上进行宣传,由此也就造成了企业文化对于企业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价值收效甚微,企业文化宣传工作已经处于可有可无的境地当中。

(三)缺乏改革创新

由企业的实际发展状况而言,绝大多数的政工人员其工作职位的级别、薪资待遇均与生产、科研人员存在有巨大的差距,而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则是由于有关领导对政工人员的作用价值未能够予以正确的认识,由此也就使得政工人员在日常工作当中缺乏工作热情,使得企业文化的改革与创新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基于社会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当今时代,企业文化的宣传工作已经处在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境地当中,针对企业文化宣传工作而言,要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紧跟时代的发展潮流,就必须要牢牢把握新理念,采取新手段,积极探索出有助于解决新工作难题的新方法。

二、新媒体下企业文化宣传策略

(一)内容创意传播

基于新媒体不断发展的大背景环境之下,企业文化具备了一定的社交、学习特征,企业员工可利用社交网络来开展各项工作,并使得日常工作取得了极大的便捷性与高效性。电力企业各部门员工可基于新媒体平台之下开展沟通、交流,其获得工作资源的便捷性也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并且在新媒体的基础上,企业文化内容除了传统的报纸文字宣传外,还可利用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采用声音、视频等多种不同的形式来展示给员工。因而,基于新媒体平台,企业应当加强对文化内容的创意传播,利用各种新途径、新方式来转变传统的单一传播方式,并最终实现对企业文化的宣传与创新。

(二)弹性文化传播

针对电力企业文化宣传工作而言,通常是采用口头语言为主要的传播媒介,在企业内部利用非正式交流活动来产生出多层次、全方位的交流,在宣传企业文化时应明确两个主体,一方面是信息传播主?w,另一方面为信息接受主体,即就是企业的全体员工。基于新媒体背景下,企业文化的宣传途径取得了极大的发展与转变,企业文化宣传工作已经不单单再局限于特定文化的宣传场所及方式,企业可将所宣传的文化内容直接发送到员工的手机、电脑等多媒体终端设备上,无论员工深处何地均可接收到企业文化。因而,企业就必须要紧密结合实际情况,构建起弹性化的文化宣传机制,并借此来实现对企业文化的有序传播。

(三)多元媒介传播

基于新媒体的环境下,电力企业在开展文化宣传工作时,应建立起多元化的媒介传播方式,如黑板报、企业手册、报纸、网站、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渠道综合利用起来,同时再依据具体的企业文化内容,选取相适宜的传播方式,例如将关于企业核心价值理念等内容可利用宣传手册、宣传墙壁等方式对员工进行长期化的熏陶,针对企业所取得新发展、新进步可采用微博、微信等工具向员工推送最新消息,以促使员工能够及时掌握企业发展动态,这同时也是对企业与时俱进发展的深化落实。

(四)创新文化传播

增强电力企业的文化宣传工作,还需对工作方法予以积极的改进,拓宽工作思路,以实现对文化传播的创新性传播要求,具体可采取以下几点来予以实施:

第一,不断发挥党组织的先进性,增强党支部管理目标,将建立其富有电力企业自身文化特色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纳入进党建考评体系之中,促使企业的文化建设与日常的经营管理能够得以有机的结合,并最终促使企业在开展相关的经营管理活动之时还可开展好相关的企业文化建设工作。

第二,创造特色文化传播模式。鼓励广大的企业文化宣传人员到基层窗口服务,树立起企业的文化品牌意识。在此基础上,对广大基层职工开展更具针对性与人文性的文化宣传工作。

第三,建立文化宣传志愿者注册平台,扩大文化宣传志愿者队伍。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宣传活动,如采取文艺汇演、企业文化专题讲座等形式促进企业文化的落实与改进。

三、结语

总而言之,基于新媒体的大环境之下,电力企业文化宣传工作已经不仅只是单一性的报纸宣传,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企业必须要在不断增强文化创新的力度基础上,进一步拓宽企业文化宣传的途径方式,并由此来展开具体的文化建设工作,并以此来促成宣传新局面,给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持续发展的动力支持。

参考文献:

[1]王阳.新形势下电力企业文化宣传的渠道[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5,(18).[2]关晋宝.加强企业文化宣传提升企业文化软实力[J].品牌,2013,(01).[3]范佳富.企业文化宣传重在落细落小落实[J].工会博览,2014,(25).(作者单位:国网四川泸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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