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孙犁散文选》有感

第一篇：读《孙犁散文选》有感

读《孙犁散文》有感

一个月前从学校图书馆借来《孙犁散文选》一书，当时是抱着对孙犁本人的诚挚敬爱去借阅的。从此便手不释卷，伏案苦读，惟恐错漏了一言一语，蹉跎了岁月而以一无所获。我对孙犁认识不深，对他的作品就无端熟悉了。然而就本书而言，的确有许多值得可鉴之处，那朴实无华的文字里有着作家情感的确切流露。能打动我们的，不仅仅是作家一生的坎坷历程，最主要的，还是他那一颗心系国土，爱恤人民的心。

孙犁本人为人谦逊，每言每语都平和亲切，跟他说话，内心不自禁地笼罩上了一层轻松和谐的空气，以致言者能做到酣畅淋漓，毫无顾忌。而孙犁的作品自然是与他的性格和举止谈吐连为一体的。我们每每阅读他的文章，浑身异样地有了一种松弛的感觉，那揪在心底的紧绷感没了，那积压在肚子里的怨气没了，那心底的阴霾也给驱走了。身子畅快了，脑子当然也不会落后，那就是大脑神经的每一根弦都集中在他的文字里，脉动在作家思想的凝聚上。

孙犁是爱国的，这体现在他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诚挚眷恋和对人民的深情厚谊上。这样的一份情感，他的散文就承载了很大一部分影子。在解放战争初期，孙犁同志就怀着满腔热血加入了平原游击队，并做好了为国捐躯的一切准备。它主要从事的是报社编辑工作，积极奔走在第一线，把冀中平原和白洋淀边区人民开展的武装斗争作了详细的报道。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领导当地农

民积极投身于祖国的经济建设，学习文化，从事生产。而他对自己的人民、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工作伙伴又是怎样的态度呢？用孙犁自己的话说，那是一种血浓于水的亲情，一种骨肉同依的信赖，一种唇亡齿寒的互存，白天相膝而坐，夜晚相枕而卧，大家休戚与共，以致亲密得分不出你我他来。

纵观孙犁的一生我们可以得出，孙犁所走的路是坎坷而平坦的。因为他出身在炮火缤纷的年代，生活环境恶劣，有时麦田里、芦浪间竟会响出炮弹的轰鸣声来，所以它坎坷。而孙犁对前行的路所把持的信念是坚定有力的，方向是清晰明确的，步伐是雄浑有劲的，所以它平坦。

孙犁的爱国情结是有确凿证据可依的，这一点从他的文章里可以映射和佐证。而生活在21世纪的人我们，在一个物流横欲相对纷繁的年代，我们的爱国情意能否做到像孙犁那般真挚和惬意呢?我们曾有过一段曲折的历史：我们沿袭了几百年的东方神话被帝国主义的强权入侵而破碎瓦解，那圆明园的毁灭，那莫高窟上的断壁残垣，那血腥的南京大屠杀，带走的是中国几千年遗留的物质文化和那些武装战士、抗属同胞、平民百姓的炽热血液，留下的是那千疮百孔的中国大地和中国儿女永远抹之不去的心理阴影。然而中国人没有倒下，没有屈服，因为他们有着中国人特有的笔直脊梁和浩然正气，他们用自己的血液化为了一柄利刃，最终刺穿了敌人的心脏，赢得了中华儿女的永生。

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记住这段悲壮的历史、这段沉痛的记忆。

我们今天所走的康庄大道，所住的房舍物宇，所吮的空气，或许就是那些烈士用鲜血渐染过的地方。我们而今的新生一代们，他们正在努力忘记过去，忘记历史，孰不知这是对历史最大的不敬和亵渎啊！我们淡忘历史，我们终将被历史淡忘。

爱国不是纸上谈兵，徒耍嘴皮子功夫，他要我们亲身实践去追随，去弘扬，去提升。而那段屈辱的历史，血腥的记忆尤可垂教后来，颂传万世。我们作为一名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身子里留着中国人的血液，骨子里透着中国人的刚强，追忆历史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使命。

以上这些所记，全拜《孙犁散文选》所示，当然它带给我的，还远远不止这些。

第二篇：读文选有感

读《文选》品人生

——品读古代士人内心世界

文如其人，文章展现的是作者的内心。

中国最早的诗文选集，我国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诗文选集，诗文分类的典范和开先河者，以一本书而成为一门学问的少有著作之一，士人学习诗赋的范本。《文选》的编选者萧统。萧统一生勤奋读书死后谥号昭明，世称昭明太子，他所编选的《文选》也因此被称为《昭明文选》。由魏、晋到齐、梁，是中国文学史上各种文选形式发展并趋于定型成熟是时期，作家和作品数量之多远远超过前代，同时也反映出了古代不同阶段士人的内心世界。《文选》收录了从先秦到梁代八九百年间一百三十位作者的五百一十四篇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从全书所选作品来看，萧统有意识地把文学作品和学术作品区别开来，反映了当时对文学作品认识已趋于明朗。文选中的诗文也反映出了不同时代的作者的内心世界。在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士人身上所共有的相同点，也可以看到他们在各自不同命运上的不同点。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那么我们就从文选中来看看那些古代士人的内心世界吧。

一、读《报任少卿书》看司马迁的史家风范

（一)背景

1、写作背景

《报任少卿书》是司马迁任中书令时写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一封信，见于《汉书·司马迁传》及《文选》卷四十一。征和二年朝中发生巫蛊之乱，江充乘机诬陷戾太子（刘据），戾太子发兵诛杀江充等，与丞相军大战于长安，当时任少卿担任北军使者护军，乱中接受戾太子要他发兵的命令，但按兵未动。戾太子事件平定后，汉武帝认为任安“坐观成败”，“怀诈，有不忠之心”，论罪腰斩。任安入狱后曾写信给司马迁，希望他“尽推贤进士之义”，搭救自己。直到任安临刑前，司马迁才写了这封著名的回信。在这封信中，司马迁以无比愤激的心情，叙述自己蒙受的耻辱，倾吐他内心的痛苦和不满，说明自己“隐忍苟活”的原因，表达“就极刑而无愠色”、坚持完成《史记》的决心，同时也反映了他的文学观和生死观。所以，这封信是一篇研究《史记》和司马迁的生活、思想的重要文章。

2、社会背景

司马迁所生活的汉武帝时代，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一个强盛的时代，一个气势宏大，蓬勃发展的时代。

经济上，经过高祖、惠帝、文帝和景帝几代人七十余年的努力，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汉初的“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这种普遍的衰败与凋敝转变到汉武帝即位时的“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繁荣景象。经济的繁荣不仅促进了西汉政权的巩固，而且促进了学术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也为司马迁撰写《史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政治上，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削弱诸侯王的措施，使封建的中央集权不断加强，西汉王朝在政治上达到极盛。西汉王朝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同时在学术思想方面也强烈地反映出来。在这种开放的社会环境中，个体特别是文人志子有着生生不息的欲求激情、想象力和创造性。[8]文人士大夫们充满信心地想为国家为社会作出一份自己的贡献，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以著述《史记》为己任，是很自然的。

文化上，秦灭六国之后，推行焚书坑儒政策中国文化遭受了一次空前的浩劫。汉朝建立后，对文化事业实行了搜集整理政策，使其获得了较大发展，学术渐渐复兴。大量的文献搜集为司马迁提供了良好的素材，因此，良好的文化环境为司马迁的创作提供了便利。

对外关系方面。在削平诸侯割据势力的同时，各种政治制度，等级制度也逐渐建立和完备起来，封建的中央集权大大加强。这对司马迁写作《史记》时，能把视野扩展到大宛、朝鲜、匈奴、西南夷等边远地区，首创各民族地位平等，为树立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概念提供了客观条件。统一的国家，辽阔的疆域，四通八达的道路，使司马迁有可能畅行无阻地游历全国，考查地理形势，了解风俗民情，搜集遗闻轶事，而这一切对他写作《史记》的帮助之大，是无法估量的。

（二）我眼中的司马迁

1、对于生命的价值

当我捧起《文选讲读》这本书时，看到这篇《报任少卿书》，尽管以前已经学过，但是我还是把他仔细得看过一遍，当中的语句仍然给我很大的激励，至今读来仍是激情澎湃。“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是他对生命的独特看法。书中也写到古代大多数人的观念，即为了名节而死。当时司马迁为了李陵之祸而受牵连，接受了最侮辱的腐刑，但他没有像世人当时认为的一样为了文人的气节而自杀。而是选择另一种方式来证明自己。

2、文人的另一种气节

当时他面对的是什么？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千夫所指，无病而死，像池中的芙蕖一样在污泥中挣扎出一身的冰清玉洁，但说到底还是逃不过那些狂蜂浪

蝶，流言蜚语。有怨如何?无怨如何？疑我谤我如何？忠我信我如何？说到底不过一场虚空，何况他又非为了别人千载的赞誉而活。他只叹他还想“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只要心怀着这个愿望，他就可以为了他的大业而活下去，他可以任天下人肆意辱骂，他可以成为天下人的笑柄，但只要这颗心还在跳动，他就不愿意眼睁睁看着自己千疮百孔的尊严跌落尘埃，这颗偏执的心唆使他像剑一样挺起他的腰杆，高高的抬起他的头颅，纵使身为下贱，身有残缺，也可以像常人一样凝视天地，俯视大地，问心无愧。“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这是《文选》中《报任少卿书》中的一段话，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段话。司马迁以他的才学，以他的坚持达到了他的愿望，最终成为的倜傥非常之人，成为了史之王，史之圣。

《文选》中的这篇文章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文人形象，对当时古代士人内心世界的研究有重要的影响。

二、读《文赋》习陆机的文学理论

(一）背景写作背景

陆机生于吴景帝永安四年，卒于晋惠帝太安二年。出身在东吴显赫的贵族世家。祖父陆逊出将入相封侯（华亭侯），父陆抗官拜奋威将军、大司马（国防部长）、荆州牧。晋太康元年（280年）灭吴，陆机之兄陆晏、陆景战死，陆机与其弟陆云被俘，后释放回乡，苦读十年，于太康十年（289年）被征召入洛，入洛以后，拜见太常张华，张华说：“伐吴之役，利得二俊”，陆机、陆云开始了在晋朝的仕宦生涯，在洛阳颇有文名，晋八王之乱后，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讨伐长沙王司马乂，陆机被任为前锋都督，因受到牵制，手下将领又不听军令，导致河桥一战，兵败被杀，并夷三族，时年四十三岁。陆机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上的贡献，被高度肯定。时代背景

魏晋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魏晋以前，尤其是先秦两汉时期，文学创作，基本上遵循儒学的文艺观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文艺观点就占了统治地位。公元220年，魏国灭了西蜀，同年，权臣司马炎篡政，建立了晋朝，280年灭吴。290年，晋惠帝登基，社会复又动荡。陆机就处在这么一个社会环境之中。可是魏晋的文学创作却与两汉有了变化。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父子两人，对文学的影响不容小觑。魏晋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而且把文学创作提高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说人总是要死的，而文章却可以流传千古。然后是建安七子，竹林七贤，文人辈出，这些文人貌似反儒家，反传统，不拘小节，其实这表象，是逃避迫害的手段，但追求个性自由是一致的，形成一种“名士风度”。所以，魏晋时代，是中国文学“自觉的时代”。有点接近于为艺术而艺术的味道了。陆机，就处于这样的文学氛围之中。

(二)我眼中的陆机陆机的内心世界

在读《文选讲读》中陆机的《文赋》时，我被陆机的文采所折服，同时也看到了他内心世界的一些变化。《文赋》写作的时间，大致是在陆机入洛之后的元康末年到永康初年期间。此时太康诗歌余响尚在，陆机从对前人作品的阅读鉴赏和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许多经验，因此而论作文之甘苦和其间的利病得失。他在《文赋序》中说：余每观才士之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论，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佗日殆可谓曲尽其妙。

陆机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并总结前人的经验，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较系统地论述了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陆机于261年生，303年兵败被谗，为司马颖所杀，时年四十三岁。吴亡世迁，过于沉重的使命感与缺少斡旋于官场所应有的狡狯，最终使纯真的陆机葬身于无情的政治漩涡之中，英年罹祸。观陆机的一生，在政治上没有取得什么成就。陆机在“八王之乱”这一历史的不经意的小小颤动中，尽管有许多自身的无可遮掩的错误，诚然，更大的错误是生未能逢时，致使志匡世愿的陆机不能尽其才。《文赋》的杰出贡献

陆机《文赋》在曹丕《典论·论文》的基础上作了创新，提出十体说，那就是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这是一个创新；其次是把公文类文体置于最末，把诗、赋类文体提到前两位，说明陆机对诗、赋这类纯文学的文体的重视。《文赋》的突破在于把“诗言志”的社会功能推进了一步，强调了文学创作的未被重视的“诗缘情”的社会审美功能，那就是“诗缘情而绮丽”，不但强调了诗歌的抒情功能，而且提出“颐情志于坟典”，把诗歌的抒情功能和

孔子的“言志”功能珠联璧合，揉合起来，第一次明确地告诉人们，诗歌包括文学创作，就是作家主观心灵的自然流露，完善了文学创作的社会功能，文学创作不仅应有教育的作用，同时具有抒情的社会功能，高扬起“绮丽”的旗帜，凸现了创作的美学思想。《文赋》的主体论，文学创作一定要把握“理”这个主体，而且这主体要正确“直”，我们不论从事何种文体的创作，主体是不可或缺的，这主体也就是主题。这一论点对此后的文学创作研究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三、《文选讲读》学习心得

(一)学习方法体会朗读

通过这个学期的学习让我体会到朗读背诵对古文学习的重要性，朗读，是理解，积累语言的有效方法，是培养语感的重要途径。在朗读时，对于文中所涉及的语音、词语、文字等的品味与琢磨，更是一种不知不觉的语感训练。2 重视字词的积累

只有做到了平时多读多看，才能多积累古文的字词含义，了解了古文的字词含义才能完整地理解文章的意思，所以平时的字词积累是必不可少的。3 要牢牢记住主要文言句式

学习文言文要注意主要的文言句式有五种：判断句、疑问句、被动句、省略句和倒装句，每种又有几种不同形式，记住形式，便于更好的识记和理解。

(二）我的收获

在当今社会，我们要提倡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推动新的传统文化热。所以我们要发扬国学，《文选》中所涉及的文章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是一部值得深读的好书。通过本学期的学习，让我学到了很多有用的古文知识，提高了阅读能力，把握了一些古文中字的读音和词义，增进文化素养、提高审美能力，也了解了古代社会的背景以及古代士人的内心世界。总之，《文选讲读》是一本值得学习的好书。

第三篇：沈从文和孙犁

沈从文和孙犁的“乡土审美”比较

学号：200902010100 班级：09级汉语言文学（1）班 姓名：钟扬扬 【内容提要】 沈从文和孙犁两位作家在中国乡土小说史上都有着一定的地位，两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以表现浓郁的乡土色彩见长,有着独特创作风格的作家。他们的乡土小说存在着相似之处,都有着田园牧歌般的诗情,都以表现美和善的人性为基点,在很多方面展示出相似或相同的特征。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相似中的个体差异，因为无论是在生活经历、情感体验、创作思想还是艺术手法上,他们二人都有着不同之处。在这些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沈、孙两位作家的乡土小说呈现出了各自独异的特色,各显风韵。通过对沈从文和孙犁二人“乡土审美”的比较研究,我们不仅可以更加了解沈从文、孙犁的乡土小说,同时也可以加深对乡土小说甚至是乡土文学的感受和理解。【关键词】 沈从文 孙犁 乡土抒情 人性 美与善

【正文】

“五四”以来，鲁迅先生开创了现代小说的乡土抒情之风，促成了现当代文学中的乡土抒情意识。他曾说过: “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1】从广义上来说，乡土文学就是指那些描写乡村、反映乡村、描写农民的文学作品。而所谓的“乡土审美”,则是指带入了城市、工业、商业文明的背景，在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中来表现描写乡村，这种描写把乡村当做自己的精神家园，也就是把乡村诗意化、审美化、虚幻化甚至神话的文学表现。【2】其中，30年代沈从文的湘西小说无疑是当时乡土文学的杰出代表，闪耀着湘西边地原始的神秘性和特异性，散发着令人惊叹和沉醉的神异魅力。到了四十年代，孙犁以其清新明丽的“水边文学”在解放区文学中独树一帜，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这两位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巨大贡献的作家，其乡土小说创作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又展现出本质的区别，像两颗璀璨的明珠，各自闪烁着独特的光芒。

乡土文学一向都表现出自然、冲淡、新鲜、明媚的风格。在这种大体风格中，各个乡土作家的风格又各具特色，于细微处辨差别。沈从文和孙犁乡土小说都是散文化和诗化的。他们的作品，都表现出浓郁的诗情美。只是，沈从文的作品，更像一曲古朴典雅的田园牧歌，孙犁的作品，则更像一首清新明丽的抒情诗。

首先，沈从文和孙犁都善于通过动作、语言、细节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特别是女性丰富的情感。沈从文在边城中描写翠翠情窦初开时的情态，除了正面表现外，还通过许多语言、动作的细微处来刻画。如她坐在船上剥碗豆，沉思中猛然站起身时把碗豆全都倾入了河里这一细节，非常传神地表现了一个少女情窦初开时的可爱情态。孙犁也善于通过语言、动作表现女性心理。《荷花淀》中水生告诉妻子自己要到大部队上去时，“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表面看来，似乎是被苇叶划破了手指，实际上却写出了丈夫去部队前妻子的感情波动。只是，沈从文在刻画人物内心世界时，不仅有作者叙述、人物对话、动作，还善于表现意识流动，捕捉幻觉，展示梦境，使人物更加丰满生动，触手可及。而孙犁展示人物性格多依赖动作和对话，手法较为单一。其次，沈从文和孙犁创作的思想中心，都是执着于对美和善的人性的探索与追求。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主要是描写湘西古***俗和原始的生命，描绘未被社会文明侵蚀污染的边地质朴醇厚的“人生形式”，从中进行人性探索，挖掘自然的人性美。沈从文的笔下，大多是农人、士兵、妓女、水手等下层人民，正是在这些劳动者身上，他发现了爱与美，善与真。他的代表作《边城》，可以说就是一幅描绘人性的风俗画，一首讴歌人性的赞美诗。老船夫的醇厚善良，翠翠的自然纯真，船总顺顺的仗义豪侠等，无不闪烁着人性美的光辉。小说自始至终贯穿着一个“爱“字：自然的爱情，温馨的亲情淳朴的乡情等。即使对于妓女、水手，沈从文也总是用饱含着同情与赞美的笔触，描写他们沉重生活中人性美的一面。在他的笔下，谱成了一曲曲优美的人性之歌。【3】孙犁的“白洋淀”小说，通过战火硝烟、军民关系，也着重发掘新时代氛围中的人情美和人性美，塑造了一系列坚强而美丽的精魂。《荷花淀》中的水生夫妇，《山地回忆》中妞儿一家等，都充分体现了孙犁对美和善的的钟爱。在这些人物形象上的身上，他更多的表现的是人民群众爱民族、爱国家、爱同志的高尚思想和优美情操。

沈从文和孙犁在抒写人物、探索人性美时，最擅长刻画的，是一些生长于山野湖畔的青年女子。沈从文《边城》里的翠翠，《长河》里的夭夭，短篇里的三

三、萧萧等，都是一些刚刚告别童年，步入青春期的女孩子，天真纯朴、美丽慧洁。孙犁笔下最精彩的人物，也是一些真诚勇敢、淳朴善良、勤劳聪慧的少女少妇，包括《荷花淀》的水生嫂，《芦花荡》的大菱、二菱，《山地回忆》的妞儿，《铁木前传》的九儿等。美总是与女性相关相联的。在这两位作家笔下，更赋予了在自然中长大的女孩自然美好的天性，更好地体现了尽善尽美的人性美。

然而，现实并不只是美好的。沈从文和孙犁都在军队中生活过，经历过残酷的战争，都亲眼目睹过许多残忍的、丑陋的事情。即使是农村，也已逐渐被城市文明所侵蚀，为战争所破坏，失去了许多正直朴素的东西，更多的是贫穷与丑陋。沈从文曾说过：“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20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4】沈从文对现实社会中人性的堕落和沦丧十分不满，非常怀念过去那种质朴的，有着氏族社会纯朴遗风的乡村生活，因此他试图展现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5】作为“人性”的疗法，于是才有了如梦如幻的湘西世界。孙犁的小说是诗意写实。但是，他的实也大多只包含美和善的东西。他曾说过：“看到真美善的极致，我写了一些作品。看到邪恶的极致，我不愿意写。这些东西，我体验很深，可以说镂心刻骨。可是我不愿意去写这些东西。我也不愿意回忆它。”【6】这些话充分体现了孙犁对现实丑恶的摒弃和对美的向往与追求，这与沈从文的创作审美观点惊人的一致。正因为这种美学理想，加上他个人的气质性情，在他笔下，才出现了那么多美的东西和善德东西。

沈从文和孙犁的乡土小说都是以表现人性，追求真善美为基点的，但他们的创作思想和手法又有着差异。概括的说，沈从文是一个浪漫的人性歌者，孙犁则是一个浪漫的革命诗人。沈从文在对人性的追求中无处不隐藏着隐忧与思索，深入到了人性的深层次中，具有超时代意义。而孙犁则是纯粹的讴歌与赞美，比较直率、浅显，更富有时代风貌。沈从文用古朴雅洁的语言托起了一个个自然纯朴的灵魂，展示了一个遥远、奇特而略带神秘色彩的自然人性的天地。他的作品，更适合于知识阶层的读者欣赏。而孙犁则以平易、凝炼、清丽明快、通俗易懂的语言谱写了一首首战争风云中农民人情美和人性美的赞歌，描绘了一幅幅白洋淀明丽美好的水彩画。他的作品，更适合广大人民群众的阅读趣味，更具有大众化的倾向。所以，沈从文和孙犁的乡土小说，虽然风姿各异，但它们都为人民所需用，所喜爱，是中国文学中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1】《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鲁迅 【2】《中国乡土小说史》丁帆 【3】《从边城走向世界》 凌宇 【4】《长河·题记》沈从文

【5】《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 杨义 【6】《试论孙犁的美学理想和短篇小说》 金梅

第四篇：孙犁简介

孙犁简介

一、生平

孙犁（191—2002），原名孙树勉，河北安平人。孙犁幼时家境贫寒．据说外祖母拆了个破鸡笼才有柴火给产后的母亲熬的饭。但他从小就接触并喜爱文学艺术，上小学时就常看河北梆子和各种地方戏，村里德胜大伯说的评书、村人刘四喜的藏书《金玉缘》、山西来的说书人的鼓词和充满着欢乐与痛苦的童年牛活，都给孙犁深深的影响，这对他以后的创作和作品风格的形成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安国县上高小时，孙犁就开始阅读文学研究会的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14岁那年，他来到保定西关育德中学读书，更爱上了新文学，尤其是鲁迅的文章。他也喜欢读茅盾、巴金、叶圣陶的作品和外国作家梅里美、普希金、契诃夫、高尔基的小说，这些作品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精练、含蓄、明快的艺术风格，都深刻影响了孙犁。而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文学作品，更使孙犁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熏陶。因此，本想报考邮政学校的孙犁，选定了以“反映现实生活并推动现实牛活前进”的文学作为自己的事业。此间，他还读了很多哲学、伦理、文化、社会学和生物学方面的书。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知识基础。

高中毕业后，他曾在河北省白洋淀边同口镇当了一年小学教员，“清晨黄昏，我有机会熟悉这一带的风上和人民的劳动、生活”。他作品中白洋淀儿女的形象及荷淀、苇塘的风光就是作家在此基础上的体验。

1937年，孙犁在冀中投身抗日洪流，从事革命文化工作。那“随手可以拾到的碎小石块，随便向那里一碰，都可以迸射出火花来”的时代，给了他深厚的生活体验，加上他独到的分析观察和从古今中外大帅的作品中学到的精湛的艺术技巧，形成了他忠于生活真实、追求和歌颂美、为人生也就是为人民的艺术观，并逐步发展完善为至今仍有许多人在学习的独具特色的文学流派。

1949年1月15日，孙犁随军进人天津，在《天津日报》社工作。他发现并培育了一批很有才华的工人作者。1956年后的十年间，孙犁一直在病中，加上文革十年，前后约二十年一直搁笔。从1977年7月开始，又重新开始创作，“老作家焕发青春”，写出了许多优美的作品。

12岁在安国县城上小学时，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鲁迅和文学研究会对他有很大影响。他一直相信艺术为人生的主张。孙犁14岁考入保定育德中学。学习期间，开始阅读社会科学、文艺理论著作和一些苏联文学作品，扩大了他的视野，并为后来的创作和评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高中毕业后无力升学，流浪北平，在图书馆读书或在大学旁听，曾用“芸夫”的笔名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还先后在市政机关和小学当过职员。

1936年暑假后，孙犁到河北安新县的小学教书，在这里他对白洋淀一带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初步了解。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主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中区从事革命文化工作，曾编印出版革命诗抄《海燕之歌》，在《红星》杂志和《冀中导报》副刊上发表过《现实主义文学论》《鲁迅论》等论文。

1938年秋，在冀中区办的抗战学院任教，1939年春调阜平，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此后，在晋察冀文联、《晋察冀日报》、华北联大做过编辑和教员，同时进行文学创作。

1941年回冀中区参加编辑群众性的大型报告文学集《冀中一日》，并写成《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后改名《写作入门》《文艺学习》，多次重印）。

1944年去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工作和学习。在延安，他发表了《荷花淀》《芦花荡》等作品，以其清新的艺术风格引起了文艺界的注意。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冀中农村从事写作，直至解放。这一时期，他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写有《钟》《碑》《嘱咐》等短篇小说和一些散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孙犁在《天津日报》工作，同时继续文学创作。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写于50年代初，以滹沱河沿岸两个村庄为背景，围绕着高、吴、田、蒋四姓五家在抗战初期的生活史，细致地勾勒了冀中平原各个社会阶层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展现了七七事变后，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壮丽画卷。作者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描摹抗日根据地的风云变幻，虽语多风趣而不落轻佻。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写成于1956年。小说通过铁（匠）、木（匠）两家十几年间友谊的建立和破裂的过程，揭示了50年代初期北方农村的生活风貌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给予农村社会的深刻影响。作品成功地塑造了小满儿这个处在生活的十字路口，性格矛盾的人物形象，在读者中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6年以后，作者因病长期搁笔，但他以《天津日报》副刊《文艺周刊》为阵地，发现和培养了不少青年作家。这个时期，他还写有散文集《津门小集》、论文集《文学短论》等。

孙犁解放前及解放初期的创作结集为《白洋淀纪事》（1958），是作者最负盛名和最能代表他的创作风格的一部小说与散文合集。它主要反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冀中平原和冀西山区一带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战争、土地改革、劳动生产、互助合作以及移风易俗的生活情景。作品从多方面勾勒了时代和社会的历史风俗画面，以明丽流畅的笔调，秀雅、隽永的风格和丰富的劳动者的鲜明形象，在读者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中《荷花淀》等作品，已成为广泛流传的名篇，文艺界甚至以其为现代文学的一种风格流派的标帜，视为“荷花淀派”的主要代表作。

二、评价

孙犁一生笔耕不辍，是中国解放区文艺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他以其众多经典性的作品，描绘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一幅幅壮丽、清新的文学画图。全国解放后，孙犁文学创作继续取得长足的进展，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极负盛名的小说，散文大家，被认为是著名文学流派“荷花淀派”的创立者。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孙犁文学创作迎来了第二个高峰，他的作品以思想的深邃，文体的创新，艺术风格的鲜明和炉火纯青，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他的作品有：淡雅疏朗的诗情画意与朴素清新的泥土气息的完美结合。

作为孙犁文学业绩的重要组成部分，孙犁同志长期从事党报文艺副刊编辑工作，为解放区文学和天津文学的繁荣，为天津业余作者特别是工人作者的成长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开创了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热心扶植青年作者的优秀传统，几十年来为天津和全国文坛培养了一批批知名作家和业余创作骨干。他是我国报刊史上一代编辑典范。孙犁同志是我国革命文学的一面旗帜，是我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位大师。他始终不渝地遵循党的文艺方针，身体力行发扬并丰富了我国革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他对中国革命文学的卓越贡献，他崇高的文品、人品，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赢得了广大作家和读者的敬爱。

三、作品简介

1.《吴召儿》这篇小说中，对吴召儿这个形象的观察就只是抓住了特别打动人的几个瞬间：反扫荡开始，村长派吴召儿给“我”当向导,在兵荒马乱中她居然从容不迫地换上一件红棉袄，在爬山途中尽管山“黑得怕人，高得怕人，危险得怕人”吴召儿却爬得很快，“走一截就坐在石头上望着我们笑，像是在这乱石山上突然开出一朵红花，浮起一片彩云来”，当一大批敌人包围了大山，吴召儿毫不犹豫地迎上去，把棉袄翻过来她就象一只逃散的黑头的小白山羊登在乱石尖上跳跃着前进，那翻在里面的红棉袄还在不断被风吹着象从她身上撒出一朵朵火花，落在她身上，——尽管只是几个瞬间，描写对象外在、内在的美，与作者主观感情上对美的赞赏，完全融为一体了。作者抓住人物思想性格最主要最特殊的部分，“强调它，突出它，更多的提出它，用重笔描写它使它鲜明起来，凸现起来，发射亮光，照人眼目。”让读者通过这样一个鲜亮的环节，抓住整条链接，看到全部的生活，而人物思想性格的其他部分，非主要特点不鲜明的部分，则坚决的舍弃，已达到单纯与完整的统一，同时在客观形象中倾注了作家的主观情感，在某种程度上，作家写人也是在写自己，达到主客体的完美融合。

孙犁从1930年开始发表小说、散文作品，到1949年创作了三十多篇小说，结集出版过《荷花淀》（1947，小说散文合集）、《芦花荡》（1949）、《嘱咐》（1949）和《采蒲台》（1950）等，还写过辅导文学青年的小册子《文艺学习》。解放后写有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村歌》和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散文集《津门小集》，论文集《文学短论》等。1981年孙《犁文集》出版，后又陆续发表了许多散文、杂文、小说、文艺随笔等，结集的有《晚华集》、《秀露集》、《无为集》、《远道集》、《如云集》、《曲终集》、《陋巷集》、《尺泽集》、《澹定集》、《老荒集》及《耕堂杂录》、《芸斋小说》等。孙犁一生的创作不算很多，但他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却有重要的影响。

其早年的主要作品，首先是关于抗日战争的。“其次是反映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的作品，还有根据地生产运动的作品”。对这些作品，作者认为：“我最喜欢我写的抗日小说，因为它们是时代、个人的完美真实的结合，我的这一组作品，是对时代和故乡人民的赞歌。我喜欢写欢乐的东西。我以为女人比男人更乐观，而人生的悲欢离合，总是与她们有关，所以常常以崇拜的心情写到她们。”

写于1950至1953年间的《风云初记》，展现的就是伟大抗日战争初期的风云变幻。作者描写了冀中根据地一个叫王龙堂的小村庄。十年前．这个村庄第一次打出红旗。后来暴动失败，但红旗不倒，十年前参加过农民暴动的英雄人物高四海和他的儿子高庆山，如今又带领着劳动群众投身于火热的抗日战争，人民革命蓬勃地发展起来。通过对各阶级各阶层的人对待抗日的不同态度的描写，作者成功地塑造了高四海、高庆山、春儿、芒种、李佩钟等正面人物和俗儿、高疤这样的反动、落后的人物形象。尤其是春儿等农村青年妇女的形象的塑造．更使这部小说“画中有诗，诗中有画”。

小说与散文的合集《白洋淀纪事》，收入1939到1953年间的58篇作品，其中有32篇“抗日小说”，而以女人为主人公的就有21篇，占三分之二，且大多数都篇幅短小，没有紧张的戏剧性冲突和曲折的故事情节，以生活见长，颇有诗意。《出走以后》里的王振中，出走前被封建婚姻羁绊在一个顽固落后的家庭里，出走后则在短时间内变成了另一个人，洗去了愁闷，面颊红润，举止大方，充分展示出了解放区人民思想境界的提升和价值观念的巨变。《吴召儿》中的吴召儿，热情爽朗，坚定乐观，时代气息强烈。《山地回忆》通过“我”与妞儿在河边拌嘴以及后来她为我做袜子的描写，让我们备感军民鱼水之情的温暖和真切。《白洋淀纪事》中的自然环境描写，也让人称赞不已。作者往往几笔，就做到了“象、意”并茂，情景交融。如《采蒲台》中，作者这样写解冻的白洋淀：“风越刮越大，整整刮了一夜。第二天．我从窗口一看，淀里的凌一些也不见，全荡开了，一片汪洋大水，打的岸边劈劈啪啪的响。”让人从视觉、听觉、触觉等方面立体地感受到了白洋淀的风光。

而写于1949年初的中篇小说《村歌》，反映了冀中平原土改后农民翻身获得土地的喜悦并自发组织互助组的情形。写于1956年的《铁木前传》，说的是铁匠傅老刚和木匠黎老东以及他们的下一代九儿和六儿两代人友谊变化的事。远在抗战前，傅老刚和黎老东就结成“亲家”——亲密无间．相互照顾的两家。抗日开始的那年，傅老刚把女儿九儿带了过来，并生活在黎老东的村里。两家人相依为命，而九儿和黎老东家的六儿也在这相依为命中“青梅竹马”，发展起了友情。到抗战结束傅老刚回老家看望临别时，二人已成了真亲家。黎老东在根据地，上改中分到好地，领到二儿子的抚恤粮，又收到在大津做生意的大儿子的现款，生活富裕起来了。他新买了宅子，还忙着发家致富，盼“亲家”早日回来与他合作打好大车，然后去赚钱。这时，越发贫困的傅老刚带着女儿再次来到村里，＿二位老友相聚．可黎老东对老友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最后一次铁木合作中，二人似乎成了“东家和雇工”的关系，于是傅老刚“他叫出女儿来，提起水桶，泼灭了炉灶”，二人多年的友谊宣告破裂。六儿也因他父亲的影响，无心上进。沉迷于赚钱、玩乐，整天和小满儿呆在一起，九儿则积极上进，六儿和九儿也因志向不同，友情（甚至是刚刚发展了一点的爱情）完结了。

这个故事发生在农业合作化初，作者没有像柳青《创业史》那样，通过梁三老汉和梁生宝的父子关系来揭示这种两条道路的斗争对十人们思想的影响，而是从经济状况变化之后铁木二人的友谊悲剧这样一个侧面来写，这是因为作者觉得“进城以后，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很为这种变化所苦恼”。作者侧重写人情变化，写人生，写内心感受，即从人情与道德角度切入生活，别具一格。

还值得一提的是，这篇小说中的一个性格复杂的独特人物——小满儿。她美丽、热、大胆、伶俐，却又狡黠、尖刻，乃至有点放荡；她聪明能于却又常常逃避开会、学习，野性难驯；她被人称为“落后的女人”，但内心非常自尊，充满着对幸福的渴求，生命力充盈。这是在那个年代徘徊在人生交叉路口的“圆形人物”。这样丰满复杂形象的成功塑造，充分展示了作者的技巧与风格。

茅盾先生曾称赞过孙犁的风格：“他的小说好像不讲究篇章结构，然而决不枝蔓；他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的，好处在于多风趣而不落人轻怫。”

孙犁晚年的（斋小说）风格大变，古朴凝重，篇幅极短，且后附“芸斋主人”的议论，蕴含了作者一生的思索和睿智。这位精神田园的执著守望者，在晚年形成了自己崇尚自然之道的美学思想。

下面就来专门谈谈孙犁的代表作《荷花淀》。它写于延安，发表于1945年5月15日《解放日报》副刊。作品的主要内容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河北省中部白洋淀地区的一个农村里，有七个青年要去参军，在县里报了名。他们怕家里人拖后腿，就公推厂一个叫水生的游击组长回去跟他们的家里人说明白。水生连夜赶回家，到别人家里做了些说服工作，又与妻子话别，第二天便匆匆走了。过了两天，这些青年妇女想去看看参了军的丈夫，给他们捎点衣裳。她们偷偷坐在一只小船上，划到对面的马庄去。可部队刚好在前一晚开走了。于是她们回家，路上碰到了一只日本鬼子的大船。她们拼命地逃，鬼子在后面穷追不舍。在她们把小船划进荷花淀里的同时，埋伏在淀里的一支部队给了鬼子迎头痛击，打沉敌船，全歼鬼子。她们这时才发现，原来伏击鬼子，在危急关头救了她们性命的，正是她们想见的新参军的丈夫。战士们完成了任务，又见到了爱人，高高兴兴地带着战利品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这年秋天，这群妇女也学会了射击，在冬天配合子弟兵作战。

作品肯定了人民战争，热情歌颂了根据地人民英勇、乐观和自觉的精神。但艺术表现上却别开生面、情趣盎然，可以说达到了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标志着孙犁短篇小说创作的成熟，体现了孙犁小说的鲜明特色。

四、特色

第一，善于运用日常生活画面来展示时代风貌。作者在五千多字的篇幅中，用来写伏击战的只有十分之一的文字，重要笔墨都用来写夫妻话别、探亲遇敌、见到丈夫等场面，但这些平凡的场面却别有深意。如夫妻话别，写的是水生他们报名参军抗日，可作者没将笔墨放到水生他们如何报名的场面上，而是通过水生嫂识大体、顾大局，勇挑家庭重担，支持丈夫参军的举动，写出了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人民尤其是年轻妇女的崇高品德和革命觉悟。丈夫走了几天后，水生嫂和女伴们想念丈夫，借日去看他们，足见爱之深。而爱得那么深切又能毫无怨言地送自己的丈夫参军，更见民族大义。亲眼见到丈夫的伏击战后，她们说“回去我们也成立队伍”，“她们配合子弟兵作战”。这样的“儿女情”，正是对新时代英雄儿女的一曲赞歌。《荷花淀》的续篇《嘱咐》（1946），写的是离家八年的水生回家，只呆了一晚又匆匆与妻子离别的故事。水生嫂的临别嘱托看似夫妻告别的日常画面，写出的却是广大人民的嘱托、历史的嘱托，反映了解放区人民对解放战争的全力支持和殷切希望。孙犁的小说致力于挖掘日常生活画面中解放区劳动人民尤其是妇女的新风貌和高贵品质，“至于那些年轻妇女，我已经屡次声言，她们在抗日战争年代，所表现的识大体，乐观主义以及献身精神，使我衷心敬佩到五体投地的程度”。时代精神最闪亮之处被孙犁捕捉到了，显示出他小说的敏锐和深刻。

第二，善于运用白描手法，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这、点是和孙犁的艺术追求分不开的。孙犁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很喜欢普希金、梅里美、果戈理、契诃夫、高尔基的作品，“我喜欢他们作品里那股浪漫气息、，诗一样的调子，和对美的追求”（《勤学苦练》），要“表现真善美的极致”。《荷花淀》一开篇，寥寥几笔．就为我们展现了一幅饱含着诗情画意的风景画，同时也是风俗画。“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女主人公在这美丽的画中，愈见其心灵手巧、勤劳能干。劳动生活也不似往常那般枯燥，而以一种诗意般的描写将劳动的愉快表现得含蓄、优美，作者对于乡下、对于人民的赞美和想念也全在这画里。这是一幅白描的画，但画中分明有诗，一首不露痕迹的“抒情诗”，显得那么浪漫。又如后面的文字：“她们轻轻划着船，船两边的水哗，哗，哗。顺手从水里捞上一棵菱角来，菱角还很嫩很小，乳白色。顺手又丢到水里去。那棵菱角就又安安稳稳浮在水面L生长去了。”描写于净利落，照实写出却处处弥漫着浪漫主义的诗情画意，展示出一幅解放区安闲宁静的美好生活画面，更激发人们对破坏这种生活的鬼子的痛恨。

第三，善于运用对话和细节描写人物。如写水生嫂和四个年轻妇女想念丈夫却又找借口的那一段：“我不想拖尾巴，可是忘下了一件衣裳”，“我有句要紧的话得和他说说”，“我本不想去，可是俺婆婆非叫我再去看看他，有什么看头啊”。虽每人只一句，却活画出了处于战争环境中的一群活泼可爱的青年妇女形象。她们在见到丈夫后回来的路L的那些议论也是如此。孙犁不但善于通过外在的言谈举止塑造人物，而目，善于捕捉日常生活的典型细节。例如，当水生说“明天我就到大部队上去了”时，“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苇眉子划破了手”，内心瞬间剧烈的心理活动，借助手指的震动传达出来。听了丈夫的解释后，她低着头说“你总是很积极的”。低着头说出这句话，与仰着头、歪着头、笑着说、撇着嘴说是不同的。它生动地表现了这时的妻子对丈夫那种爱中有怨，怨中有爱的复杂感情和矛盾心理。这主要得益于作者对家乡人民话语、动作的熟悉，是作者生活、思想和艺术修养深厚的一种表现。

第四，语言简洁、优美，富于诗情画意。大家常喜欢用“诗的语言”来概括孙犁的作品的语言。孙犁善于发现生活中的诗意，并善于运用饱含诗情的笔触来表现它。不论是对话，还是叙述、描写，用的哪怕是最通俗的口语，都能像诗句一样优雅。如几个女人没见到丈夫往回走时，有句这样的话：“可慌（高兴的意思）哩，比什么都慌，比过新年，娶新——也没见他这么慌过！”一个“慌”字生动地表现了青年妇女那种既兴高采烈又急不可待的心情，看到了青年们火热的心。而那位女人说到“娶新”时，心里一羞，脸上一红，灵机一动，舌头一卷，忙把吐到嘴边的“媳妇”两字咽下去了，诗境一般地显现了人物心灵深处的一闪念。

孙犁的小说有其独特的贡献。在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创作中，尽管题材风格上有差别，但主题与旋律却基本相同，即对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以及民族精神的弘扬，形成了一种“政治、功利”的叙述模式。而孙犁小说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这一流行格局，并为现代文学民族化、现代化的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与赵树理侧重探索农民在革命斗争中如何成长的“变”的过程不同，孙犁以充满诗意的笔致侧重于歌颂“变”之后的人民群众的“新”与“美”，不按流行格局去表现，而是将艺术的聚焦点对准他们内在的心灵世界，为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习惯于大风沙的“延安读者”带来了“带有荷花香味”的风。在孙犁的影响下，出现了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房树民、苑纪久等一批作家，形成了“荷花淀派”，可谓影响深远。

第五篇：孙犁简介

孙犁简介

孙犁（１９１３～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１日），现、当代小说家、散文家。笔名：林冬苹、孙芸夫。原名孙树勋，１９１３年出生于河北省安平县。１９３６年参加工作，任安新县同口镇小说教师，１９３８年投身冀中人民的抗日斗争，１９４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河北抗战学院教官，晋察通讯社、晋察冀边区文联、晋察冀日报社及华北联合大学编辑、教师，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教师，《平原杂志》编辑，１９４９年后，在天津日报社工作，历任天津日报社副刊科副科长、报社编委、顾问，长期主持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编辑工作，创办并主持了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顾问，中国文联名誉委员、委员，天津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主席，天津市文联名誉主席等职。

孙犁１９２７年开始文学创作，１９４５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他著名的短篇小说《荷花淀》，该小说后收入中学课本，在一代又一代读者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从事文学创作７５年，著有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村歌》，文学评论集《文学短论》，诗集《白洋淀之曲》，散文集《津门小集》、《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曲终集》等，《芸斋小说》、《芸斋书简》（上、下册）、《耕堂读书记》，《孙犁文集》（８册），短篇小说《荷花淀》、《山地回忆》，文艺理论《文艺学习》，儿童文学《少年鲁迅读本》等。他的《白洋淀纪事》是在延安写的，其中许多短篇，深刻地反映了冀中儿女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精神风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荷花淀》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这个结集显示了作家成熟了的独特的艺术风格，这就是: 淡雅疏朗的诗情画意与朴素清新的泥土气息的完美统一。这一独特风格对当代文学发生极大的影响，造成一个数量相当可观的河北作家群，被当代文坛誉为“白洋淀派”，与“山药蛋派”(赵树理风格)齐名。由于他这一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小说又被称为“诗体小说”。

孙犁是中国解放区文艺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他以其众多经典性的作品，描绘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一幅幅壮丽、清新的文学画图。全国解放后，孙犁文学创作继续取得长足的进展，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极负盛名的作家，被认为是著名文学流派“荷花淀派”的创立者。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孙犁“衰年变法”，文

学创作迎来了第二个高峰，他的作品以思想的深湛，文体的创新，艺术风格的鲜明和炉火纯青，在国内外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作为孙犁文学业绩的重要组成部分，孙犁同志长期从事党报文艺副刊编辑工作，为解放区文学和天津文学的繁荣，为天津业余作者特别是工人作者的成长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开创了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热心扶植青年作者的优秀传统，几十年来为天津和全国文坛培养了一批批知名作家和业余创作骨干。他是我国报刊史上一代编辑典范。

孙犁同志是我国革命文学的一面旗帜，是我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位大师。他始终不渝地遵循党的文艺方针，身体力行发扬并丰富了我国革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他对中国革命文学的卓越贡献，他崇高的文品、人品，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赢得了广大作家和读者的敬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