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对课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论证
对课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论证
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确立教育现代化理念,促进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紧密结合,营造学生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使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社会责任感、有高尚的情操、有知识的一代新人,为此我们想通过对学困生的研究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理论价值:
学校教育只要存在,学困生问题就必然存在。我校学困生的人数较多,但其不论对学生群体还是个体来说,对学生的身心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潜在影响和危害。学困生具有相对性,只有从德、智、体、美等方面来衡量和考察学生,我们才能科学地做出判断与评价。因此,我们在当前生源复杂的背景下开展“学困生”心理问题的表现、成因及转化教育的个案研究,将会使我校一线教师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获得新的发现,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同时会在很大程度上丰富教师们的教育教学实践经验,使他们及时掌握切合各种家庭背景学困生实际的更加有效的教育教学方法,不断提升育人能力。
实践价值:
“学困生”历来是家庭和学校教育中的软肋,如何解决“学困生”问题历来是每位教师思考和工作的重点,无论教师如何 “提、扶、拉”、父母如何积极主动地支持配合,对其落后状态改变不大。换句话说,就是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原因可能和我们对“学困生”情况的缺乏了解。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看到孩子“落后”、“差”的事实,可是孩子到底哪方面落后、落后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问题却并不真正明白。而这才是转变后进生的关键所在。我们要想解决“学困生”问题,要采用恰当的手段对学生进行教育。
根据这个历史时期所面临的特有的教育现状,立足于我校的生源实际,组织课题组所有成员,发挥团队精神,与时俱进,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不断提高全体教师的服务意识,努力探索和总结一套具有我校特色的有效转化学困生的策略,夯实我校育人的理论基础,促使学校的育人工作和教学质量在新的历史时期跃上一个新的台阶期待我们的研究成果对本地区的教育教学能产生指导、借鉴意义。
第二篇:“文化惠民”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文化惠民”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赵江滨
(宁波大学教授 《宁波发展蓝皮书》特约撰稿人)
党的十七大以后,“文化惠民”的提法和做法迅速成为社会的共识,也成为新的历史时期各地发展和繁荣文化的一个新的举措。应该说,文化建设是为人的,人既是文化建设的主体,也是文化建设的对象,然而这个常识性的问题却在我们以往的文化建设中缺失已久,所以“文化惠民”这个生动而朴实的口号一经提出,人们就在蓦然之间感受到一股久违的如沐春风的感觉——文化建设终于不再仅仅是外在于百姓的社会宏大工程,社会大众自己的精神生活真真切切成为文化建设需要首先予以关注的重要内容。
“文化惠民”是中国当代文化建设进程中的一个进步。它的提出,一方面是以人为本的民生思想在文化建设上的具体体现,因为“以人为本”文化理念的根本着眼点在人,只有文化才能赋予人的活动以价值和意义,也只有人本身才是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的最终目的。因此,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就是要不断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引导人们追求更高尚的生活意义,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则表明我们党在半个多世纪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文化建设探索中文化理念发生了重要转变,文化建设从此前片面强调抽象而宏观的“引领提升”层面进入到具体而微观的“针对满足”层面,文化建设比以往更加人性化,更具亲和力,也更具针对性和建设性。“文化惠民”真正使发展与繁荣文化的主体,同时成为发展与繁荣文化的受惠对象。
深究“文化惠民”的理论蕴含和回顾我国当代的文化建设实践,我认为,“文化惠民”在三个方面体现了鲜明的理论价值和深刻的实践意义。
首先,“文化惠民”的提出深化了人们对文化建设实质内容的认识,即对人和文化建设(文化活动)之间关系的认识。从本质上讲,文化涉及人的最本质属性,因为只有在文化的范畴内,人的本质才能获得最充分的说明。德国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指出:“人的突出的特征,人的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因此。一种‘人的哲学’一定是这样一种哲学:它能使我们洞见这些人类活动各自的基本结构,同时又能使我们把这些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归根到底,人的一切活动都是“文化的活动”,并且人在这种活动中也把自己塑造成了“文化的人”。所以文化是属于人的,只有人拥有文化,文化反过来又哺育造就了人。在这个意
义上讲,文化就是“人化”,文化赋予人的存在以特殊的价值,就如莎士比亚所说的,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在中国文化背景中,“文化”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易传》中的“人文化成”一语,西汉刘向在《说苑》中说:“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因此,“文化”在古汉语中一般泛指人的所有精神文化现象,尤其指人的伦理教化现象。因此,不论在中国还在西方,“文化”都指向人的特有的精神活动领域。或者也可以说,无文化无以成为“人”。
文化对人具有本质的属性,正因为凭藉“文化”人才提升了他与自然界的界限。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享有者,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提高人的文化程度和文明程度,就必须要充分认识文化发展对人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人对文化的依赖是其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贵禀性使然,拥有文化是人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条件。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中指出:“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漠视人的文化建设无疑是片面的。文化惠民在中国当代文化建设进程中的被提上议事日程,是对文化建设“人”的主题的回归,它必将会促进中国文化建设走向自觉和深入。
其次,“文化惠民”的提出是我们党建国后数十年文化建设实践在文化理念上的深刻转变。文化建设在建国以后的社会实践中屡经曲折,我们党对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几经更迭和多方调整。文化建设尽管在国家宏观发展框架内一直予以强调,但由于对发展文化的客观规律未能准确把握,于是对发展文化的具体路径在很长的时间里并不明朗。更重要的是,文化建设的主体——民众,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长期处于被忽视状态。这是一个重要的缺失。回顾建国后我国文化建设的基本历程,即可认识“文化惠民”被提上文化发展的议事日程,实属来之不易。
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的三十年间,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基本呈现泛意识形态特征,文化建设基本被纳入意识形态建设的轨道,几乎所有的文化建设都围绕当时的中心政治任务而展开,文化其实处于政治的附庸地位。如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谈到文化教育政策时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这表现了建国后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我们的文化建设往往被意识形态建设所取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因人为的政治斗争的频繁开展而处于事实的悬置状态。建国以后为数众多的政治运动都往往假文化的名义而展开。到了“文化大革命”,“文化”真正
成了被“革命”的对象,国家的文化建设不但处于停顿状态,而且遭受了重创。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的文化建设才开始了重新起步,1979年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致词中说:“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我们党对新时期文化建设任务的阐述,此后文化建设出现了复苏和初步繁荣。
1997年10月我国签署了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2月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了该公约。2003年6月,中国政府首次向联合国提交了此公约的履约报告。在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文化权利的概念得到了多方面的阐述,基本内容为“人人有权参加文化生活、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文学和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和物质上的权利,享受被保护之权力。”签署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意味着我国的文化建设理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将文化权同生存权、发展权一样视作是公民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文化惠民”的思想已不言而喻包含其中。此后我国文化发展的方针政策基本都渗透着这一基本理念。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在文化发展的方针原则中指出:“坚持以人为本,保障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十七大报告在阐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提出“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的命题。自此,“文化惠民”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与此同时,保障人民文化权益,建设惠及人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也是科学发展观在文化建设中的具体体现。因为文化建设服务人民惠及百姓,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要求。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群众是文化建设的主人,文化发展的成果也理应由人民群众共享。因此,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促进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和智力支持。
第三,“文化惠民”的提出是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对文化建设的客观要求。它反映了我们国家的经济在持续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获得了长足的提高后,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由“量”的满足向“质”的方面提高,相应的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有了明显的、大幅的和多元化的诉求,这是一个社会文化建设中不得不予以重视的现象。虽然建国后发展和繁荣文化一直是党和国家的强烈愿望,但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受到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加之发展繁荣文化的方针政策的偏颇失当,我国的文化建设始终步履蹒跚,不尽
如人意,而且在文化体制上也左右掣肘。计划经济体制下作为公共部门整体建立起来的文化事业单位,实际上是在物质资源极度稀缺条件下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的特定方式。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实行的发展文化事业单位的“双轨制”——一轨为国家扶持的文化事业单位,另一轨为多种所有制的文化事业单位,这实际上是在经济体制转型、公共财政尚未建立起来的特定条件下,发展文化事业的迫不得已的过渡性政策选择,“双轨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强化了文化建设的市场意识,但淡化了文化建设的社会公益职责。而从上世纪90年代末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成型,物质生产超越短缺阶段,公共财政基本建立,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基本条件已经完全具备。
同时,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百姓的物质生活获得了显著提高,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不断高涨。经济学范畴的恩格尔系数在宏观的社会层面揭示了这样一条规律:当一个地区人均收入较低时,恩格尔系数较大,也就是人们基本的物质生活支出(食物支出)在全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较大;而一旦人均收入达到或超过3000美元时,恩格尔系数就会显著降低,这时人的文化精神生活等项支出将大大超过基本的物质生活支出。因此,人的需求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而是一个随着自身条件的改善而逐步变化的过程,即如鲁迅所说:一生存,二温饱,三发展。1978年,中国农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67.7%,城市家庭为57.5%,而到了2003年,这一比例已降至45.6%和37.1%。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更快的宁波来说,2007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433.08亿元,市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307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0051元。也就是说,宁波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事实上已经超过3000美元,而恩格尔系数据分析也基本处于35%左右,相对富裕起来的民众已经摆脱了温饱的困扰,越来越注重生活的质量和品位,因此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越来越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政府加大文化精品生产和文化普及方面的工作,通过政策和市场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各种力量和各种资源,来促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和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可以说,“文化惠民”的举措实际上是对民众文化需求的适时的积极的回应。
当然,“文化惠民”在大力推动文化发展和繁荣的同时,也反映了现阶段我国社会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一般来说,文化建设要进入大发展大繁荣阶段有赖三个条件的实现:一是经济的发展为民生的文化消费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保障,二是人民的日常生活有了充分的闲暇,三是社会提供的文化产品极大的丰富。具备了前两个条件,群众的文化需求就日益高涨,发展文化的社会基础就非常坚实。应该说,前两个条件在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状态中初步具备,而第三个条件或者因为文化产品的相对匮乏、或者因为文化产品的消费成本过高、或者因为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的不完善,事实上未能充分具备,这就使得作为文化建设主体和对象的民众无法充分享有文化的基本权利,因此,尽管其“文化惠民”的做法初衷是好的,也确实促进了阶段性的我国的文化发展和繁荣,但却不应该成为文化建设的长期做法。因为只要“文化惠民”的做法存在,就说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尚未完善,未能有效覆盖社会的各个角落和不同的社会人群,这使得民众的正常的应该享有的文化基本权利在客观上无法得到充分而有效地实现。要想真正在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拓宽服务覆盖面,创新服务形式,丰富社会的文化产品,以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让全体民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第三篇:《非草书》理论价值思考
东汉赵壹《非草书》理论价值的思考
在书法艺术开始走向审美自觉的那个时代,在书法批评史的开端。有一篇文章,着实令学书者们忍俊不禁。它第一次以一种专论式的批评方式论证草书的“不足学”、“不配学”、“学无用”。然而他的这篇反书法的书法论文。却在书法史,尤其是书法批评史流程中发出了一闪耀眼的强光。直至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反思、深思——这就是东汉赵壹的《非草书》。
赵壹,字元叔,东汉汉阳西县(今甘肃水南人),光和间文学家、辞赋家,很有才气。《后汉书·文苑传》中有传。由于他恃才傲物,因而为乡里世俗所不容。据《后汉书》所记,赵壹身长九尺,美须豪眉,气宇非凡。曾作《穷鸟赋》,以“思飞不得,欲鸣不可”自遣,说明自己的艰难处境。又作《刺世疾邪赋》用以抨击当时奸邪当道的社会黑暗,抒发自己的怨愤。而且,据说赵壹那种桀骜不逊的个性至死不变,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的洁身自好的高尚情操。尽管赵壹曾一度得到一些达官贵人的赏识,但他不善于逢迎,加之性格刚烈,终究没有做成大官。《后汉书·赵壹传》中载:“时诸计吏多盛饰东马惟幕,而壹独柴车草屏,露宿其旁”。这样的生活态度和“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而“不改其乐”的颜回很有些相似。我想正是赵壹愤世疾俗的性格和不事文饰的生活态度,从一个侧面影响了他对书法艺术的认识。
与崔瑗、蔡邕正好相反,赵壹没有对草书书法艺术给予肯定和赞扬,而是反对人们习草。从本质上讲,赵壹的《非草书》具有非艺术化的反书法倾向,这就使得他不可能从书法本体立场去观照审美的书法。然而,赵壹却以一个儒学思想经典捍卫者的身份将书法纳入儒学系统,强化了书法艺术的文化性格。我们知道,书法艺术在汉代是审美开始走向自觉的时代。在书法史上起着巨大的作用。但为什么赵壹的一篇《非草书》,却能在反书法的言辞中被人认可,流传至今呢?那么,他反书法,反对学习草书又是根据的什么呢?
在他的《非草书》中,他主要向我们揭示不能学习草书艺术以及其反草书的三点理由。
其一,他认为草书“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只是由于在秦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其产生的理由是“趋急速耳”。既是“趋急速”之书。只是“示简易之指”,终“非圣人之业”。他的书法发生学立场是什么,我们尚且有论。从文字学起源意义上讲,赵壹所信崇的是儒家学说关于文字起源的说法。即文字是仓颉、史籀这些圣人所造。这里的文字是指大篆古籀。而草书根本不是“圣人所造”,故不足学。况且,圣人不能以此为平治天下的事业。
其二,赵壹讲到草书是由于“趋急速”而产生的。可现如今,却“失指多矣”。因为“本易而速”的草书在当世的学习者那里变得“难而迟”。的确,草书的起源是由于实际功利的需要,但在崔瑗、杜度、张芝等草贤大家的努力下,草书显然已被社会承认为艺术。此时的草书已由原来的实用行为变成了审美追求,就不应该再用“趋急速”的实用要求来衡量。所以导致赵壹对后学追慕杜、崔、张子的草书现象无法理解。但他并没有否定张芝、崔瑗,其论道“夫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馀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于是,一言出之,便将杜、崔、张子划到了孔子门下,指出他的并非浸淫细技,而是“博学馀暇,游手于斯”。这样,在符合了儒学中“游于艺”的精典古训和肯定杜崔,张子之余,他又对后世学草者表示担心。“惧其背经而趋俗”,并斥责“此非所以弘道兴世也”。甚至,在他以为,后世众愚根本不能学习草书。
其三,赵壹从儒学的实用功利立场出发,认为草书学了毫无用处。而且摆出了一大堆具体的论据。“且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亦无损于治,推斯言之。岂不细哉?”这样看来,草书乃至整个书法似乎细小低微得很。因为赵壹认为,几乎所有的“正规”事情都不用草书。不仅如此,书法也不过是“为字”而己。所以他将研习书法比作“扪虱”、“俯而扪虱,不暇见天”。
当然,当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赵壹及其《非草书》时,就会深切地体会到几乎他的每一条阻止习草的理由都是他儒学正统思想和倨傲性格的表现。我们认为《非草书》从书法论文写作技巧的角度来看,的确是一篇难得的论文精典。尤其在那个以汉赋文体充斥着人们艺术思想和行为的时代。这样富有逻辑推理,具有思辨性格的文章的确非常珍贵。只可惜,他的论述完全基于儒家实用目的,以功利的眼光审视了草书和书法艺术,几乎没有体察人们如此如痴如醉追慕杜、崔、张子草书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不过,我们还可以把思考的触角延伸得再远一些。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赵壹的《非草书》并不是反文字,而是反书法。这是否可以说明在赵壹那里,书法与写字已有某种区别。尽管他没有进一步界定书法与写字的内涵,区别它们的异同。但对于专心追求书法之“小道”的行为,他是非常不理解的。我前面说到,他的《非草书》是让人忍俊不禁的。从书法角度来看,它完全是一篇“反动”文章,与书法历史的演进是相背的,这是从他所述的书法内容来讲的。如果从书法批评的角度,我们应该明确,《非草书》还是有很大贡献的。如果说将书法纳入儒学体系作文化观是《非草书》的第一大贡献。那么,《非草书》在当时来讲作为一种全新的批评方法介入书法理论之中则是它的第二大贡献。
众所周知,汉代的汉赋是最富盛名的。在书法理论文章中,有《草书势》、《笔势》、《九势》、《书赋》、《四体书势》等均为赋体姘文。语言非常精美,辞藻华丽,读起来也通篇顺畅。然而,从某种角度上讲,正是这些文学描绘使书法艺术审美自觉的进程在一度快速的进程中减缓了,尤其是对书法理论、书法批评。因为众多书赋中的形象化、拟人化、拟物化的比喻带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完全因着欣赏者的个人看法、偏好以及生活体验而各有异同。有时甚至是迥异。当然,我非常的赞同事物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而且要有一些必要的过程。就书法而论,在经过了先秦和秦末汉初的滥觞之后,应该由上古的朴拙特征走向华丽流美倾向,而且也要由被动的行为变成主动的追求。汉代,尤其是东汉是有这个基础改变书法艺术价值取向的。在《非草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
“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划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鳃出血,犹不休辍。”
这是东汉时期士人阶层对草书狂热追求的心态。可以看出,此时的草书已进入了审美经验领域,这使人们的认识已经从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的隶草、藁草中更替过来。草书已经作为艺术出现,它摆脱了实用的牵绊,主体的意识自觉化了。诚如赵壹所述:“ 齿以上,苟任涉学,皆废《仓颉》、《史籀》,竟以杜、崔为楷”。用现在的话讲,这就是一般汹涌的艺术狂潮,它的出现与东汉经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两汉时期,统治阶级接受了秦朝灭亡的教训,在政治思想领域实行“无为而治”的方针,还没有实行“大一统”的思想格局。黄老之学、阴阳之说、儒道法墨,纵横家作为思想流派交互影响存在。后世作为万世之宗、百代之尊的儒学在西汉初期还只是一个思想流派,其地位甚至还稍逊于黄老之学。到了西汉中期,随着西汉国势的加强,统治阶级在思想上才产生了大一统的要求。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等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置五经博士,儒学这才定为一尊。由于董氏为代表的今文经学融合了阴阳、道法等各家学说,因此董氏的“天人感应”学说就成了西汉儒学的核心。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儒学神学化,并进一步发展为~~纬经学。此时的今文经学在上层的意识形态领域中极大的桎梏了汉代文化和艺术的自由发展。与此同时作为与之对立的古文经学则除在王莽篡汉时被短暂列于官学外,它仍是一门私学。但到东汉时期,今文经学逐渐趋于迷信繁琐,古文经学始出现上升的趋势。至东汉末期马融、郑玄等在古文经学的大旗下,促使今文经学最终走向衰绝。这对汉代文化艺术的自由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书法艺术也在此思想背景下迅速走向自觉。赵壹《非草书》的时代背景也就处在东汉经学衰颓,文化艺术趋于活跃的时期。赵壹作为正统文人对士人阶层弃置经学而热衷书法,当然不满。
花这样一段笔墨对汉代经学作一番回顾,我不仅只是想强调赵壹及其《非草书》的生存背景,更想去看看汉代文学在这样一个复杂背景中的发展。
我们说赵壹的《非草书》大体上是“尚用”的。而他那个时代的文学发展如何呢?是“尚用”还是“尚美”?只要有点文学基础的人都知道,汉代文学的代表是汉赋。汉赋显然是“尚美”的,因为汉赋所采用的是一种排比精当、对偶成句的形式来表达作者的文字技巧。汉赋在东汉后期走向了鼎盛时期。但就在此时,一批文学家看到它即将趋于衰落和僵化,于是就有了“尚用”文学的倡导和“尚用”精神的呼吁:“诗言志”。赵壹写《非草书》即是在以一种平铺直叙的文体来与汉赋的对仗、排比、炼字技巧作斗争。从文字的角度,“尚用”相对于“尚美”应该是一种反文学、反艺术表现的现象,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对于文学本身来讲,都是它健康发展的大道。我们也可以这样看,赵壹的《非草书》是在以一种新的文学样式表达他新的文学艺术趣尚,其目的是在文学,而书法不过是他用以表达目的的载体。从纯文学表现意义上讲,文学内容的正确与否是否可以次要一些?就像我们创作书法时汉字是载体一样,我们关注的并非是汉字(或文学意义)的正确与可否识读,重要的是这些用以表情达意的载体的空间构筑和时间流程,关心的是线条的质感和节律。当然,这似乎绕远了一些。那么,如前所述,书法在当时是“尚用”还是“尚美”呢?很清楚,应该“尚美”。可是,为什么文学史与书法史在同一时代却会发生偏差呢?而且偏差如此之大!难道书法在当时应该是“尚用”的?或者说文学应该是“尚美”的?
仔细地想一想,就会知道,从文学和书法各自的角度出发就应该是相悖的。那是因为至东汉为止,书法与文学的发展历程不一样。文学有过华美精致的时代,而书法还缺乏。文学有着自己的审美追求而且走到某一极致,但书法缺乏。所以书法艺术在那时应该坚持“尚美”。这是书法的需要,这样看来,每一门艺术的发展可能有一种社会的规律制约,也有其本身的“自律”要求。如果不尊重自律要求,书法史就很有可能流为简单而概念化的苍白文本。这便是赵壹采取这种批评方法的文化背景。
我们认为赵壹的《非草书》是具有批评意识的。它以一种全新的专论式的批评方式在讨论着书法(具体指草书艺术),尽管它的批评内容是反书法,是有悖于书法自律要求的,但它仍具有无可估计的贡献,除了提出一种批评方式,使书法批评具有了思辨性格外,至少还有以下一些贡献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他细致描绘了当时人们研习草书的现象。在“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见鳃出血,犹不休辍”等语句的背后,让我们能很清楚的联想到当时人们研习草书的情景。那种场面是何等的壮观!这对理解书法审美自觉意识在汉代时期的觉醒是很有价值的。它至少可以作为论证史实的佐证。另外,这些文字 的描述也反映了当时书法理论走向实践的一种趋向.与汉代大量书赋相比,《非草书》至少反映了当时学习书法的真实史实。尽管它是反书法的,但不经意中却因保留了这此珍贵的历史资料而具有实践意义.读书赋是无法体会,联想到学草书者在当时划剧性的场面的。
第二,赵壹将书法艺术与人的禀性,才气联系在一起.强调书法当自然天成、个性发挥.我不知道这对后来南朝书法家王僧虔对“神采”、“天然”等美学范畴的提出有无启示,但作为赵壹本人来讲,能将艺术与人联系起来,着实功不可没.他说:“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可强为哉?若人言有美恶,岂可学以相若耶?”赵壹看来是相信艺术家的禀赋、气质对艺术创作有着重要作用的.尽管他也认为这种气质禀赋是自然天成、不可相若的,但他却仍然又回到儒家学说的正统立场上来,强调多方面的艺术修养,即重视“博学”,并告诉后世和时人这也是杜度、崔瑗、张芝等书贤草圣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三,赵壹促使了书法艺术理论中“游戏说”的诞生。例如,他在肯定杜、崔、张子草书成就的时候说:“夫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他这样说一方面是想将杜、崔、张子归位于孔子门下;另一方面,是想让人们知道“游于艺”的儒学古训。他把书法视作“伎艺之细”,但并没有将艺术与伦理教化等同起来,而将两者作了区分。他认为草书好坏无关宏旨,“善既不达于政,而拙亦无损于治”。既用不着对此作狂热的追求,也没有必要像孔子恶郑声一样痛心疾首。在这一点中,赵壹的“游戏说”与儒家“成于乐”的艺术主张又有些许不同。
第四,如前文所述,赵壹《非草书》的出现还标志着儒学对书法进行全面渗透融合的开端,将书法纳入儒学体系。与崔瑗、蔡邕所不同的是,赵壹以儒学立场将书法导向了文化本位,而崔、蔡二人的贡献则在于以书法本体立场将书法导向艺术审美。二者的结合和相互补充正好为东汉书法理论及其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充分的养料。在东汉草书艺术对经学构成强大冲击的情况下,赵壹大力倡导书法对儒学的遵循、服从,并将其归入儒学体系。这种将书法到想文化本位导向文化本位的做法与崔、蔡二人在书法理论本体化的进程中所表现出的高度自觉相比,看似相悖,但其实从书法理论的发展来看,两者必不可少。失去崔、蔡的审美理论,书法理论的本体发展就难以在审美追求上自觉化;若是失去了赵壹的文化本位理论,则会大大减缓书法理论本体的成熟。因此,我们说在书法理论本体构建中,不仅仅只有审美主体和形式自律,还应该有个文化积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点上,赵壹可以说是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第五,赵壹的《非草书》还潜在的向人们揭示了两个概念,即“草书”和“草藁书”。《非草书》中所说的“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其实前一个“易而速”的草书应该是实用的“草藁书”,而后一个“难而迟”的草书则是指草书艺术。当人们“私书相与,庶独就书。云适迫遽,故不及草”,把“易而速”的实用性抛弃后走上精心结构,追求“一画不可移”、“难而迟”的道路后,赵壹就不能理解了。这个现象本来应该是体现人们艺术自觉的进程,可赵氏却坚守实用,坚守“易而速”的草就之书。后来有一段公案,就是关于张芝“匆匆不暇草书”一句话的断句。不同的断句,会形成全然相反的两种意思。依此论,赵壹应该是赞同“匆匆不暇,草书”的。而张芝出于艺术本体立场,自然应该理解为“匆匆,不暇草书”。那么,也就是说赵氏是站在草藁书的立场上否定草书艺术。
对赵壹《非草书》的理解完了。可是他在《非草书》中所给予书法理论、书法批评史的贡献却没有消解,这将作为一种奇特的历史文化现象永远影响后世。尽管赵壹是在以一种歪曲的形态否定草书、反书法,但是他却反映了当时草书艺术的自觉和人们的审美追求。在其反美学的文本中也潜藏着不少的美学思想,赵壹站在儒学的立场上反对草书艺术,但他却又不时的回到自己的对立面上,不知不觉中已将矛盾隐匿在文本里。他留给我们一长串的思考和问号。或许,我们还有可能去作些更深层的思考。
第四篇: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归纳小结
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总结和归纳
主要内容:
劳动——价值——价格 1)商品的二重性:价值和使用价值(矛盾统一体)含义:商品中所蕴含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凝结。性质:具有“幽灵般的对象性”。
作用:价值是商品能按照一定量的比例进行交换的基础。 使用价值:
含义: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属性。决定因素:商品的自然属性。 交换价值:
含义: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一旦进入市场交换,就具有了交换价值。
表现形式:一种使用价值与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数量关系和比例。
决定理论:商品效用论、供求决定论 统一性:
a)商品必须有使用价值 b)商品必须有价值 c)必须经交换而让渡 矛盾性:
a)使用价值与价值是互相排斥,互相分离(通过交换体现)b)使用价值是一切有用物品及商品共有的属性,是永恒的范畴;价值则是商品所特有的属性,是商品的本质,是历史的范畴。
c)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而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 价值: 联系:
a)价值和交换价值要以使用价值的存在为前提 b)使用价值是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着 c)价值和交换价值寓于使用价值之中 2)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
a)含义:一种劳动,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即一定的具体形式的劳动。
b)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体现商品的自然属性。(人与自然的关系)
抽象劳动(同质的、无差别的劳动)
a)含义:同一种劳动,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即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
b)抽象劳动形成商品价值,体现商品的社会属性。(人与人的关系)
商品的交换本质上是等量抽象劳动相交换。 统一性:
a)生产商品的劳动是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统一体。b)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生产商品的同一劳动过程中的两个方面,而不是两次劳动。 矛盾性: 在交换中得到解决 3)商品价值量由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商品价值量的含义: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量。(=一定的劳动时间)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含义: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具体劳动 简单劳动(基础)和复杂劳动 商品拜物教
a)根本来源: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 4)货币的产生与发展: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是价值形式发展的完结阶段。
价值形式演变的四个发展阶段:
a)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一种商品,一面镜子)b)总和的、扩大的价值形式(一种商品,多面镜子)c)一般价值形式(多种商品,一面镜子)d)货币形式(所有商品,公用镜子) 等价形式具有三个特点:
a)使用价值成为价值的表现材料; b)具体劳动成为抽象劳动的表现材料; c)私人劳动成为社会劳动的表现材料。 货币形式的意义:
a)货币形式是最发达的价值形式。
b)货币的出现,使整个商品世界分为了两极:一级是商品,它们都是特殊的使用价值,要求转化为价值(货币);另一级是货币,它们直接以价值化身出现,代表一切商品的价值。 货币的本质:
作为商品,货币与普通商品一样,具有实用价值和价值;但它又不是普通商品【双重使用价值】,而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一方面作为商品,它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它又取得了一种由它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社会职能而产生的使用价值,即与所有商品相交换的能力。)
货币的特点:普通商品的价值要通过与货币交换才能表现出来,而货币则直接代表价值而存在,作为人类劳动的产品,它本身直接体现社会劳动。
货币的五大职能【马克斯眼中】
a)价值尺度 i.ii.原因:本身是商品并具有价值。价格=商品价值/单位货币价值
【物价稳定时,不会被觉察。
物价波动加大时,会表现出来。】
【商品内在价值越高,价格越高
正比】 iii.价值尺度与价格标准
形成手段:价值尺度是自发形成的【人类长期的大量的实践中产生】;价格标准则是由国家强制规定并实施的。【通货发行权一定是一个国家的央行】 作用:价值尺度的作用在于表现各种不同的价值并使其转化为价格;价格标准则在于计量货币材料本身的数量,是为货币执行价值尺度职能服务的一种技术性的规定。
变化规律:价值尺度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而变动;而价格标准则与劳动生产率无关。
b)流通手段【前两个决定是否成为货币】 i.ii.含义
是指货币在商品交换中充当媒介作用的职能。纸币是否有价值?
不认为有价值。纸币是在代替货币充当流通手段的价值符号而存在。c)贮藏手段 i.含义:是指货币退出流通领域,作为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贮藏起来。(充当贮藏手段必须是现实的足值的贵金属条块。)d)支付手段 i.含义:是指货币在商品赊销过程中的延期支付以及清偿债务或支付赋税、租金、工资等职能。【使用价值已经发生转移、让渡时,价格并没有发生让渡,被放置到未来的某个时间。交割(赊账)延期支付】 ii.作用结果:货币作为支付手段,一方面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扩大了商品经济的矛盾,蕴含了扩大经济危机的可能性。e)世界货币 i.ii.货币超越了国界在国际经济中执行一般等价物作用的职能
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主要有:
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用以平衡国际贸易差额; 作为国际购买手段用以购买国外商品;
作为社会财富的代表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 货币的五种职能的排列顺序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和货币职能发展的内在联系和进程。
5)价值规律
a)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b)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遵守等量社会必要劳动相交换的原则。
作用: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的作用有以下三个方面:
a)1.价值规律自发地调节社会劳动在社会各个生产部门的配置,即配置社会资源。
b)2.价值规律自发地刺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内容: c)3.价值规律会引起和促进小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它具有一定的时代前瞻性和局限性,但是如果在应用时应该顺势而变,而不是一成不变地照搬。
第五篇:公允价值对传统会计理论的冲击
二、公允价值对传统会计理论的冲击
1.与资产、负债的定义及持续经营假设有冲突
从上述定义中可以看出,它们都强调了公允价值是通过双方的交易来确定的。既然交易了.也就说明企业对这项资产或负债已经不打 算继续持有或承担.准备将其变现或清偿。在现有的资产和负债的定义中均强调了预期.即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和预期会导 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现实义务。但在交易之后,原有的权利和义务已经终止.又何谈预期。这显然是与资产.负债的定义相冲突的。从 实际情况来看.上述定义中所指的交易应该是假定的.但是在所有公允价值定义都没有说明交易是否为假定。我国学者谢诗芬认为其是假 定的.笔者比较赞同她的观点。
2.从静态计量到动态计量
相对于在传统会计理论中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成本原则的静态计量而言.公允价值是一种动态计量。与历史威本一威不变的静态计量不 同.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认为资产或负债的价值并不是恒久不变的.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动。因此.在账面上反映的 资产的价值(价格)也应顺应这种变动而做出相应的调整。这种动态的调整可以通过确认由于市价变动所带来的利得和损失来实现。
3.弱化了谨慎性原则谨慎性原则
要求企业对交易或者事项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应当保持应有的谨慎,不应高估资产或者收益.低估负债或者费用。其具体表现 为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
主张资产负债表观的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弱化了谨慎性原则。
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之下,企业不仅要公允计量资产减值所带来的损失.而且要公允计量资产增值所带来的利得。这种公允能够更为 准确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使企业的利益相关人可以更为充分地了解企业的状况。需要指出的是.采用公允价值并不意味着 放弃谨慎性原则.而是为了要更加准确地反应企业的相关信息。
4.提高会计信息相关性.强调决策有用观
受托贵任观和决策有用观是关于会计目标的两种主要观点。
在受托责任观下.强调的更多的是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在决策有用观下.强调的更多的是会计信息的相关性。随着经济的发展.现代 企业的所有权已经十分分散.投资者或潜在的投资者完全可以通过买卖股票来决定是否继续对该公司进行投资.所以他们需要的是有助于 他们做出投资决策的会计信息。所以相应的,此时的会计信息的主要目标应为决策有用。如上述所言.公允价值突破了传统会计对成本一 成不变的计量和只提供过去信息的局限。
5.更为精确的配比原则
传统会计理论中的配比原则要求在确认某笔收入时应该同时确认与取得该笔收入相关的各项成本.费用。在这种配比之下,收入和成 本.费用都选择以名义货币为计量单位进行计量.在这个方面二者之间是配比的。但是在计量属性方面并没有实现匹配.收入采用现行市 价计价,成本和费用却采用历史成本计价。
这种不配比在币值发生波动时会更明显。
而在以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收入按现行市价确认.而相关的成本和费用使用的也在是面向市场的基础之上进行调整过的现行成本. 因此二者不仅在名义货币这个计量单位上是配比的.而且在计量属性上也是配比的.遵循了更为精确的匹配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