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经济分析》读书笔记

第一篇：《法律的经济分析》读书笔记

《法律的经济分析》读书笔记

《法律的经济分析》是美国著名学者理查德•波斯纳的著作。该书成书时间虽然较早，但是一直保持更新，至今已经是第四版了。作为一本面向法学院学生的法经济学教材，本书语言浅显，尽量减少了数学公式的推演过程，同时内容也十分的全面，涉及的领域包括财产法、合同法、侵权法、家庭法等领域。读完本书，笔者对法经济学的思考方式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现就法学和经济学的关系做一个概括性的认识，同时发表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

一、法律经济学的产生为法学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

法律经济学的产生是世界范围内法学理论研究的重大成就，为法学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地，使整个法学理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法律经济学在美国已成为显学。法律经济学产生，基于两个前提条件：

一、法学和经济学在研究主题和价值观上有相当的共同性，二、分析方法上经济学提供了一套分析人类行为完整的架构，这种架构正是传统法学所缺少的。法学理论中称理想的决策为合理的，经济学称理想的决策为理性的。合理和理性的区别是哲学的一个著名论题。经济分析的基本假定是，法律是理性的，因而可以对法学用经济方法加以分析。

法律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在于，所有法律活动，包括一切立法、司法以及整个法律制度事实上是在发挥着分配稀缺资源的作用。因此所有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即效率最大化为目的，所有的法律活动基于此论断都可以用经济的方法来分析和指导。

二、法学和经济学在“个体”和“个体与个体之间”的问题上存在共同的特征

通常来看，法学和经济学的交叉点一般在于财税法和反托拉斯法等经济领域的法律规范（皆为制定法）。简单来说，这种交叉就是用用法律来管理经济，而经济的自身规律又使得法律尽量的合理化。这种表面上的交叉只是法学和经济学具有相似性的一个表象，并未很好的反映出二者的共同特征。事实上，二者的共同特征主要体现在对“个体”和“个体与个体之间”问题的关注上。

首先，法学研究对象与经济学研究对象中进行选择并做出行为的“个体”都归结为活生生的个人或多人的结合。这个研究对象内涵丰富并且非常具体，研究

者可以很方便地把自己的生活经验作为研究的出发点。

其次，法学研究对象与经济学研究对象中个体之间的关系都表现为简单明了，利益直接冲突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互动模式。为了便于研究，两个学科的研究者都把复杂的利益冲突转化为多个单一的利益冲突。在经济学里这种单一的冲突一般表现为价格的变动。在法学里这种单一的冲突一般表现为权利和义务的增减损益，诉讼的胜负成败。

进一步而言，这两个学科对利益直接冲突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的重点都是在于博弈双方利益的分割。同一次交易中的获利总量是不可能被双方同时占有的。诉讼中泾渭分明的“胜诉”和“败诉”同样也是如此。但是，利益的分割并不是绝对的、走极端的；相反，利益的天平可以做出各种适当的调整。经济学家鼓吹的经济政策，法官做出的最终判决，都是在权衡各方利益基础上作出的一种分割方案。

再次，就研究方法而言，经济学与法学也有相当大的共性，那就是“参照系法”。在西方经济学中，“均衡”是一个基本的参照系。经济学中的均衡指经济学研究对象各方面的力量达到相互制约和相互抵消，在此状态中各方面的愿望都能得到最大满足，比如某一商品市场中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一致，现实需求量与供给量也一致时，商品生产成本最低，供求相等，资源利用达到最大化的状态，其标志为该商品最低价格，即均衡价格的出现。这就是一种局部均衡，当每个市场都达到均衡时，一般均衡也就达到了。一般均衡理论中有五个假定，而每一种假定可能都有五种不同的原因使它与现实不符，但是这一理论仍然最有用的经济学理论之一，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参照系，所以，均衡带来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使它成为现代经济学家构建其理论的重要指针。由于“均衡”的参照系地位，虽然在“均衡”这一概念中包含了现实性，稳定性，效率性等重要的价值取向，但确切地说，均衡只是一个常用的工具性概念，本身并不是经济学所追求的基本价值，效率才是。当然，从均衡这个基本的参照系可以演绎出其他的参照系，对于科斯，是“零交易成本”。而就波斯纳而言，“财富最大化”是他对法律展开经济分析的参照系。他说，“财富最大化”学说是一种超越古典功利主义的道德学说，它主张判断行为和制度是否正义或善的标准就是它们能否使社会财富实现最大化。这种态度容许效用、自由以及平等这些相互斗争的伦理原则之间的协调。他又补充

说，“财富最大化”并不是影响法律的善或正义的唯一概念，还有其他的因素。相对与经济学，传统法学的参照系是更为明显的。这种参照系在法学里通常被表述为一定的法的基本价值，如我们熟知的正义、自由、秩序、公平、效率等。依据法学家们价值序列的选择不同，产生出“功利主义”、“实证主义”等诸多学术立场和它们坚持的原则和研究方法。这种建立、选择、运用参照系的研究方法和经济学是很相接近的。

三、法学和经济学在参照系和评价标准的特征和性质上存在一定的差别 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学和法学都是采用参照系法作为基本的研究方法，但两者的参照系和评价标准在特征和性质上却有着一定的差别。

首先，对于“效率”“公平”价值标准推导的过程不同。在经济学里由均衡状态参照系推导出的是“效率”，“公平”价值标准，它是从人的行为中归纳出来的，性质上是自然而然的，也是强实证性的。然而在法学里，从道德哲学、法治思想、条文规范归纳出来各种参照系，性质上是人为的，是刚性的和规范性的，是弱实证性的。

其次，对人的实际选择行为的关注度不同。既然经济学是主要是实证性的，所以对人的理性选择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因此对人类行为具有较深刻的掌握并发展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理论。道德和法律的由来，变迁和性质都可以用经济来探讨，因为这也是人类理性行为的一部分。而法律主要是规范性的，所以法学研究的材料主要是法条、判例和以前法学家的思想，加上法律自身浓郁的政治属性，法学重在讨论如何安排制度，人的实际行为选择并不是法学研究的重点。

再次，参照系复杂程度不同。虽然经济学和法学的参照系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经济学的参照系是比较单一的，集中的和稳定的。而法学的参照系是相当复杂的，分散的，易变化的。

市场经济中，各个市场有效率配置资源的根本要求与各个经济个体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根本追求之间的互动，使经济学家不得不寻找在各个经济因素的不断无序运动中使经济世界保持相对的静止的状态的那些条件，即达到均衡，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条件。所以经济学中，“均衡” 既是一个基本的参照系，又是一个单一的参照系。市场经济的高度竞争性，几乎使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把“效率”作为绝对的价值评价标准。当然出于社会福利的考虑，经济学家也关注“公平”

标准，即社会资源的第二次分配，当然在关注时他们还是在思考“如何能更有效率地实现“公平”这一价值。这一简洁的，以效率为根本追求的价值标准是经济学家研究所有问题的出发点。

由于法律的调整对象——社会关系的混合性、复杂性，使得建立一个像经济学那样主旨明确、功能强大的单一性“均衡”参照系成为不可能。前文提到的“参照系在法学里通常被表述为一定的价值序列，依据历代法学家们价值序列的不同选择，产生出诸多学术立场和它们坚持的原则和研究方法”，就是说的这种情况。最后，二者的思维方式也有所不同。从两个学科研究方法的思维方式来看，经济学和传统法学也是不同的。

在经济学中我们常见的是“条件式的叙述”，即特定的结果只是在给定的条件下成立；当条件改变时，结论也会随之改变。因此，经济学家总是在不同的目标和手段之间不断的做出取舍，“替代方案”的可能性是经济学家永远的讨论话题。加上现代经济学家对数学工具的借重，使得“条件式的叙述”、“替代方案的寻找”更加精细，更加具有科学性。

相形之下，在传统法学往往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每个学派常常认为，法律本质上毕竟可以归结为一种行为规范，所以社会关系的状态“应该”依照它提出的参照系来进行规范，并且据此创设的法律关系应该是稳定的。而对于其参照系赖以建立的社会基础和成立条件本身，以及这些基础和条件变化时对其参照系的影响，却很少受到这个学派主动的严格的检验。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这件极其重要的工作往往由学派之间的论战来附带地得到解决的。

可以说，在一个相对稳定、相对封闭的社会里，经济学和法学向政府提供的法律或者公共政策的建议可能是相似的。可是，当社会变革加快，新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时候，法学对于这种变化如果反应迟缓时，经济学的思维模式的优势就开始展现出来。

四、结语

波斯纳在书中写道，经济学对法律进行分析是一个有力的工具，在这个资源有限的世界中“效益”必然是一个公认的价值。能表明一种行为比另一种行为更有效，当然是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时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可见，法律经济学的兴起从根本上来说是适应了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对法律问题更有“效率”的进行研究，能更快更好的对其加以解决的需求。同时，经济学和法学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使得经济学向法学的移植使法学获得了其传统中所欠缺的“一整套分析人类行为的较为完整的构架”。应该说，作为边缘学科的法律经济学虽然发展历史不长，但其势头方兴未艾，可以预见的是，在今后，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工具乃至其他学科来研究法律问题将成为法学研究的一个新的方向，也将为法学的发展注入生机！

第二篇：关于公证法律的经济分析

关于公证法律的经济分析_知方论文网

法律与经济的联姻并不是一件十分新鲜的事情，即便是市场以外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也不是什么标新立异的东西。但是，法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在技术基础上都是不同的。本文通过对公证法律市场的经济分析，了解公证法律供给与公证法律需求的关系，并试图提出一些有现实意义的建议。

公证（notary）一词来源于拉丁语nota一词。“nota”指的是古罗马“书记”们用来迅速抄录文书的一种速记符号。后来，“公证”被用来表达为国家或为社会公证的证明活动。在我国，公证是指国家专门设立的公证机关代表国家进行证明活动，公证制度是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第２条规定：“公证是国家公证机关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证明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以保护公共财产、保护公民身份上、财产上的权利和合法权益”。当前，有必要借助经济分析法学对中国公证进行研究，把有限的公证资源如何在相抗衡的目标之间进行配置，也即个人和他们所组成的社会如何在这些目标之间进行选择。

一、公证法律市场

㈠ 求规律

供给和需求的分析工具是掌握和分析微观经济学的各个部分的重要工具，正如萨谬尔泰和诺德豪斯所言：“供给和需求分析是经济学所提供的最有用的工具之一。它和瑞士军刀一样几乎可以完成任何简单的任务。”正因为如此，波斯纳的《法律的经济分析》把供求分析工具作为主要的经济分析工具。如波斯纳的经济分析所依据的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第一项就是需求规律（the law of demand），即所支付的价格和所需求的数量呈反比例关系。本文认为，法律也是个市场，也存在供给与需求关系。我们把需求规律运用到公证法律领域，就可发现，需求规律不仅对具有明确价格的物品奏效，而且对非金钱价格的行为也有效。经济学家将非金钱价格称为“影子价格”。

㈡ 证法律市场的价格

与物质产品市场价格的货币性特征相比，法律市场价格的最大特征在于非货币性与货币性并存。根据科斯定律，法律在现代市场交易过程中能够对商品的交换亦即资源的配置发挥重要的作用，所有法律对市场的介入，会影响到作为资源配置市场功能重要内容之一的价格功能的发挥。一旦公证法律作为价格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手段被依法运用时，它就成为市场价格构成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假定其他价格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公证法律的价格就可以通过相关的市场价格也即“影子价格”或“参照价格”得以认识和度量。

法律责任所表现出的人们违反公证法律的代价，实为公证法律的价格。它对于人们采用何种方式购买公证法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公证法律价格过高，人们通过违法方式购买法律责任的“需求”就降低，违法的可能性就会减少。公证法律责任的价格与违法需求的负相关关系，如同市场价格与商品需求的负相关关系一样在公证法律实践中，人们不仅通过违法来购买公证法律，而且通过守法来购买公证法律。人们守法也要付出一定代价的，而人们守法所付出的代价与人们守法所得到的利益差别，正是人们是否守法的重要诱因。例如《安徽省公证条例》第53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应当申请公证而未进行公证，给国家、集体财产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里，如果人们遵守《安徽省公证条例》所得的的利益大于守法代价的话，人们就会通过守法的方式来购买公证法律。守法代价的公证法律价格的高低与人们以守法形式购买公证法律的“需求”，也呈负相关关系。

㈢守法的机会成本

守法的机会成本是指守法者因守法而放弃的利益或损失，该成本可以用来认识购买法律的价格。这一失去的好处即利益代表购买法律者愿意接受法律的最高价格，因为如果在此最高价格之上，则用于购买法律的资源被用于其他场合。例如，在涉及国有企业的租赁、联营、兼并、产权出售及拍卖的处理过程中，假设一方当事人拒不遵守《安徽省公证条例》第14条的规定，造成国有企业租赁失败，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据此再决定国家投入的时间和其他投入因素（文化、教育、卫生）等资源的机会成本，这些价格的总量即是违反《安徽省公证条例》的当事人以违法形式购买公证法律的价格。

如果用Ｆ表示公证法律价格，Ａ表示购买公证法律的人数，Ｒ表示公证法律的产品数。

公证法律价格的一般函数式可以表述如下：Ｆ＝Ｒ／Ａ

公证法律价格与公证法律购买者人数（需求）成反比，而与公证法律产品数（供给）成正比。

二、公证法律供给

㈠ 给供给是厂商在某一时期、某种价格水平时，计划出售的产品与劳务的数量。供给量不是厂商想要出售的量，而是确定的计划出售量。但是，供给量也不一定等于实际出售量。如果消费者不想购买厂商计划出售量，厂商的销售计划就会受挫。与需求量一样，供给量也是每单位时间内的供给量，供给的基本要素有两个：一个是意愿；二是能力。

㈡公证法律供给的特征

１、公证法律的生产要素的多样性

公证法律是一种稀缺的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能够给人们带来利润，因此，也是一种生产要素，是一种财富，能够作为交换的客体，基于公证法律与普通市场产品的相似性，可以将公证法律发展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相类比。公证法律的生产要素主要有：立法要素、执法要素、守法要素。公证法律生产要素资源的稀缺性，是制约供给能力的根本原因。公证法律供给能力的大小，取决于公证法律生产要素的状况和生产要素的配置即资源配置状况两个方面，另外公证法律技术增强、公证人员的素质的提高、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都会扩大公证法律的供给能力，而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公证法律生产要素的状况为即定的情况，公证法律供给能力的提高，则完全取决于公证法律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

２、国家机关供给公证法律带有强制性

国家机关使用强制力制度供给时，体现出于规模经济的效用，作为公证法律制度供给的垄断者，国家机关能以比其他竞争性政治集团较低的费用为人们提供一定的公证法律制度服务，并可降低供给成本。公证法律的供给，根据投票规则的不同，其强制程序有所不同。按照一致同意规则通过的公证法律，只体现参与者中属于多数派的利益，属于少数派的利益往往被忽略，因而不符合帕雷托最优状态。例如，《安徽省公证条例》仅以一票的微弱多数于2000年月11月18日通过，反映不了所有参与者的真实愿望，不能使每个人的偏好都达到最大限度的满足，甚至可能使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基于公证法律制度的强制性，使得公证法律常常具有“制度非中性”的属性，就是说一部分人有利另一部分人不利，从而出现“公证法律寻租”现象。

第三篇：《法律的经济分析》读后感

一、简介

《法律的经济分析》这部享誉世界的法律经济学著作，将经济学运用于许多非市场的行为，如，犯罪、起诉、离婚、意外事故、反种族歧视法等等，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全新的、广阔的、全方位的视角。效益被看作是法律的基本价值，法律的效益价值理论和经济分析方法是法学研究理论领域和方法论上的重大突破。

作者理查德•A•波斯纳（Richard Allen Posner，1939－－）是70年代以来最为杰出的法律经济学家之一。他将人们从互相自愿的交易中各自获得利益的简明经济理论和与经济效率有关的市场经济原理应用于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研究，为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从而对法学一般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法律经济学的概念

但究竟什么是法律经济学？在文章的序言部分，译者就给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也就作为我学习法律经济学的第一步。

法律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而且主要是运用价格理论（或称微观经济学），以及运用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及未来发展的学科。它是法学和经济学科际整合的边缘学科。

在刚刚接触到这本书的时候，不禁怀疑经济学工具对法律研究的可能性和有效性，但同时也对这种新颖的思想有着强大的兴趣——法律与经济，两个强大领域的交叉学科，究竟有着怎样神奇的力量。

在第一篇，作者就首先给出了广泛的经济学定义。经济学，不再仅仅局限于研究通货膨胀、失业、商业周期和其他神秘莫测的宏观经济现象。他认为，“经济学是人类在一个资源有限、不敷需要的世界中进行选择的科学”，将经济学看成是一门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理性选择的科学，即在这个世界，资源相对于人类欲望是有限的――资源具有稀缺性。它的假设是：人是对自己的生定目标，自己的满足，也即我们通常所讲的“自我利益”的理性的、最大限度的追求者。而“人是其自利的理性最大化者”这一概念暗示，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即，如果一个人的环境发生变化，而他通过改变其行为就能增加他的满足，那他就会这样去做。这就是法律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当然法律经济学视野中的法律基本概念，也和传统的法律基本概念有所不同。他认为，经济学对法律进行规范分析是一个有力的工具，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效率是一个公认的价值，表明一种行为比另一种更有效当然是制定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要了解法律经济学，就不得不重新对一系列的法律概念进行认识，法律表现出来的特征是实用性。在传统的视角里面，法律都是处在消极的地位，一般都是进行事后的调整，缺乏前瞻性；法律的改变多是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法律经济学却认为，法律除了事后的调整外，更多的应该注重事前的预防。因为损失的发生在很多情况下是难以弥补的。而关于权利，传统的法学理论习惯于从权利的静态，至多是从它的排他性出发，认为权利与权利之间是可以划清界限的，当严格依法界定并保护一个人的合法权利时，实际上也就界定和保护了他人的权利。科斯认为权利具有“相互性”（reciprocal nature），纷争的产生源自社会资源的有限，问题不在谁对谁应付赔偿责任或免除损害责任，而是如何减少损害，只有从双方性的观点去看损害赔偿的问题，才能真正达到社会财富最大化的目的，社会资源才能获得最有效率的运用。

在对第一篇有了初步的认识后，就已经感觉踏入了法律经济学的门槛，了解了学习法律

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接着就由简入繁，用这种方法一步一步分析、解释社会认识的深层次。第二篇到第七篇，从最简单的普通法律、市场的经济管制一直深入到法律程序和宪法、联邦制度。用经济的手段，分析法律的内在。通过这种理性的分析，让我对现实中的法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三、民事诉讼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民事诉讼是我们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民事诉讼的经济学分析不仅更直观使我们理解法律经济学而且更能给我的们生活以启迪。

波斯纳认为，思想是一种商品。在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里面，各种思想会相互充分竞争，希望能获得消费者（社会大众）的购买（接受）。在这里，波斯纳将市场的概念引入到思想领域。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诉讼制度的目的就是要使两类成本之和最小化。

第一类成本是错误的司法判决的成本。假设某一类事故的预期成本是100美元，而潜在加害人避免事故的成本是90美元（我们假定受害人避免事故的成本高于100美元）。如果潜在加害人受制于过失或严格责任标准，而且假设这一标准能得到准确的执行，那么他就会去避免这一事故。但假如在事故案中以下情况的几率为15％，即加害人可能希望由诉讼制度造成的错误性事实判断而规避责任。那么，加害人的预期事故成本就降至85美元，而且由于对他而言这一费用要低于避免事故的成本（90美元），所以事故就得不到防止。

第二类成本是诉讼制度的运行成本。假设有这么一个问题：将一辆明显被弃置的汽车拖走并作废品卖掉之前，我们是否要将此通知车主并听取他的意见。如果汽车不是真正被弃置而是坏了或被盗了，那么争议还不很大，听取车主意见的成本相对于汽车的价值而言也是合适的；所以，也许像大多数法院所认定的那样，车主应该有权得到通知并提出意见。但假设我们不谈弃置车辆而讨论违法停放的车辆。由于汽车不可能被当成废物毁掉，所以剥夺的可能性就比弃置车辆情况下小得多。由于通常判决汽车是否违法停放是很清楚的，所以错误的几率也就小得多。然而，剥夺前听取意见的成本却是很高的。如果在拖走汽车之前必须通知车主，那么他就会在汽车被拖走之前将之移至他处，拖走汽车的威慑效果也就被消除了。所以，法院认为，在违法停放车辆的案件中，正当程序并不要求剥夺前的听证。

在民事诉讼中，选择诉讼还是和解，原告和被告究竟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选择呢？和解好像更符合双方的利益。而用诉讼而非和解处理案件好像违反了以下原则：在交易成本很低的情况下，如果能达成对双方都有益的交易，那么双方当事人就应该进行交易。于是在现实生活中，大量的法律争议并没有诉诸法庭而是以和解处理的。这也就最大程度上符合了双方的利益。

但是正如任何契约一样，谈判成功的必要条件就是，存在着一个双方当事人能依之认识到协议会增加他们福利的价格。由此，只有当原告在其损害赔偿妥协中愿接受的最低价格高于被告在其履行的损害赔偿义务中愿支付的最高价格时，和解谈判才会失败，从而只能进入诉讼程序。

虽然双方当事人间最低条件或保留价格——我们称之为和解有效范围——重叠区域的存在是和解的必要条件，但它并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和解谈判是一个典型的双边垄断的例证。

诉讼发生的条件可概括为不等式。J是原告胜诉情况下判决确定的数额。Pp是原告估计的自己胜诉几率，Pd是被告估计的原告胜诉几率。C和S分别是每方当事人的诉讼和解成本。由于这一模型假设双方当事人都是风险中立，而且案件中的利益、诉讼成本和和解成本都是双方对等的，所以它是非常简单的。

诉讼的条件是：

PpJ-C＋S＞PdJ＋C-S，（1）

我们可以将之改写成：

（Pp一Pd）J＞2（C-S）。（2）

如果双方当事人对在诉讼情况下原告胜诉的几率有共识，那么不等式（2）的左边就等于零，案件就得到和解，因为在这种条件下的诉讼成本高于和解成本；更不容置疑的是，如果一方当事人比另一方当事人较为悲观而使（Pp－Pd）呈负数，那么案件也能得到和解。总之，只有双方当事人都对诉讼抱有乐观态度时，诉讼才可能发生。

那么，诉讼规则如果用这个公式去解释，它对和解的影响呢？

审判前得文据披露，如果双方当事人能够掌握的信息能够充分交流而不是在法庭上才被披露出来的话，那么双方就会对案件的结果形成更准确的范围更小的估计。

确实，在大多数民事案件中，双方都在竭力的隐藏自己的有利条件。这就像谈判一样，出其不意总是具有很大策略意义的。而且，原被告双方也尽可能的将事情往有利于自己的一方面努力，以至于发生虚假信息，不愿意公开不利信息等。例如在我所知道的意见房产争端案件中，就出现过，利用人际关系，临时办理虚假的房产证，以混淆视听，以换得胜诉。这其实就又增加了第二类成本即诉讼制度的运行成本，法院需要更多的调查这些信息的真伪，并且在一些案件中需要使用强制手段使双方公开一些信息。而造成这些情况的根本原因其实本质还就是第一类成本，错误的司法判决的成本。被告提供虚假信息的花费，将远远小于其败诉后的赔偿，因此当有可能胜诉的话，就会不惜一切代价争取。

最后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才会发生和解？它可能发生在法律争端过程中的任何时间，包括提起诉讼之前和初审法院作出判决之后。许多案件事实上是在审判的前夜达成和解的。似乎是随着案件通过文据披露、其他准备阶段和开庭的进展，和解的可能将会上升，因为当事人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有关审判可能产生的结果的信息，他们对结果的估计会越来越集中。但这忽视了这一事实，即随着案件的进展，诉讼成本的增加会使和解成本下降。所以说，随着事情的发展，公式中的各个变量都是在不断变化的。作为一个动态的数据，这正好符合了人的思想是随着事情的进展发生变化的。

在法律经济学中，人并不是某种纯粹意义上的理性人，而只是一个普通人。人们也许并不会上升到非常理性的分析一些事情，甚至有时候还会分析错误，但是现实是生活中的人们确实对每件事情都有自己的估计，并且这种估计都是在围绕着某些利益进行的。并且，这个估计将影响到我们事情的抉择。也许法律的目的是尽量减少社会的净损失，尽可能的资源充分利用。但是顾及到每个人还是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也许公式化的分析，有一定的偏颇之处，但是这样能够更加直观、理性的分析，对于研究者来说是有相当的方便之处。这里仅仅只是说了民事诉讼，但是对于其他法律来说，也是有一定的相通之处。

四、结语

波斯纳的经济分析法学强调从资源、效用、效率等经济观点分析法律，弥补了传统上只片面的关注生产关系与法律的关系的局限。同时，该学说以定量分析为方法补充了习惯上的定性分析的不足，对某些特殊的法律部门和制度（如合同法、公司法等）的经济分析极具参考价值，为法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尤其在当今中国的大背景之下，“效率”仍然是主旋律，减少法律制度运行中产生的成本和最大限度增加社会财富同样重要。借鉴国外的经验有着重要的意义，可以更理性直观的分析法律，使中国的法律能更健全的发展。

当然这本书，和我从小就有的，法律即道德的强制形式有着必然的冲突。也许在人类社会中资源的合理利用有着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觉得，幸福不仅仅是物质，精神层面也很重要，传统的道德和传统法律的精神意义还是很重要的。资源最大化不一定是幸福最大

化，注重人内在的心理，还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法律经济学不仅仅是让我对经济和法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更让我对分析事物的方式方法有了全新的认识。

第四篇：《经济分析法学》读书笔记

《经济分析法学》读书笔记

寒假期间闲来无事，便读了一本关于西方法理思潮的书——《经济分析法学》。《经济分析法学》是钱弘道的著作，属于《西方法学思潮与流派》丛书之一。西方法学源远流长，从古希腊、古罗马开始，迄今已两千五百多年，不衰反盛。究其原因，在这个充满理性思辨的领域，有贤杰辈出，学派纵横，思想激烈争锋，不断地推进、扩展、深化着西方法学。而经济分析法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法律问题的新兴边缘学科，又称法律经济学，是西方法学的分支之一。它立足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运用微观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考察、研究西方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创新及未来发展。经济分析法学是法学研究中最重要的跨学科领域，也是20世纪后半叶西方法学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它代表了法学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和法学与经济学相互交叉渗透的重大新成就。

一、经济分析法学概述

从《经济分析法学》一书来看，经济分析法学是运用了大量的经济学方法来分析法学的一门交叉学科，由此看来，经济分析法学是以经济方法为用、法学研究为主的法学学科。法律经济学的产生是世界范围内法学理论研究的重大成就，为法学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地，使整个法学理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法律经济学产生，基于两个前提条件：

一、法学和经济学在研究主题和价值观上有相当的共同性，二、分析方法上经济学提供了一套分析人类行为完整的架构，这种架构正是传统法学所缺少的。法学理论中称理想的决策为合理的，经济学称理想的决策为理性的。经济分析的基本假定是，法律是理性的，因而可以对法学用经济方法加以分析。

法律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在于，所有法律活动，包括一切立法、司法以及整个法律制度事实上是在发挥着分配稀缺资源的作用。因此所有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即效率最大化为目的，所有的法律活动基于此论断都可以用经济的方法来分析和指导。但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法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是从宏观的角度，强调政治法律活动与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统一性和同构性，为我们研究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提供了一套工具，而不是对社会事实的客观描述或事实本身；而经济分析法学则是从微观经济学方面研究，理论的前提和价值判断标准是效率或效用最大化，并以个人为基本分析单元，把个人假定为最大限度的追求的利己主义分子，在这一前提下展开对人的行为及其后果的分析，即其理论基础为边沁的功利主义。从而在面对“公平和效益何者优先”的命题，经济分析法学选择了效益。经济分析法学通过定量分析来实现对法律制度优劣的实证评判。经济分析法学派认为，法律制度是相对于效益或机会成本而言，而不是指它的善与恶、正义与否。事物的善与恶是由伦理学解决的，法律制度的正义与否取决于立法者的意图。“任何法律制度只要能促进效益，减少交易成本，就是可适用的，否则就应改革。”就这一点，经济分析法学遭到了许多人的攻击，甚至在经济分析法学流派内部也是如此。然而我认为，人人功利导致公益，进而制造出更有效率的社会经济法律制度，即使是看起来非善的、非正义的最终也还是会指向正义的一方。

二、经济分析法学的法理基础

经济分析法学说明，任何法律现象都以一定的经济关系为基础，所有的法律规范都有

其经济根源，因此法律制度、法律活动（立法、司法和诉讼）的根本目的是以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或者说是以法律手段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正如波斯纳所总结的：“从最近的法律经济学研究中获得的一个最重要的发现是，法本身——它的规范、程序和制度——极大地注重于促进经济效益。”

从这个目的出发，法理学应该致力于分析现有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活动效果，注重其对人的激励——约束作用，并对人们的反应作出合理的预期。在此基础上，进行立法和司法活动，使其朝着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目标发展。当资源配置效率与社会公平目标发生冲突时，效率目标应该优先，公平暂时让路。社会财富将因效率提高而大幅增加，穷人也会间接得到好处（如贫困线提高，就业机会增多），在更高层次和更大意义上实现了社会公平。

三、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分析法学--一块硬币的两面

制度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伊克斯和波斯纳为代表的经济分析法学的主要理论基础。制度经济学分为老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老制度经济学是指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延续至今的美国制度主义传统；新制度经济学是指20世纪后半叶可以看做是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以及奥地利经济学中制度主义因素的再现和重要扩展的传统。在《经济分析法学》一书里众多的专业的经济词汇多数指向于解决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讲制度经济学一章书中亦是如此，虽然它研究的是制度和经济的关系。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竭力表明：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制度将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如何有效率的进行制度（法律)的安排、权利的的分配，使社会资源配置最优，实现社会总财富最大化成了科斯定理最核心的本质。

四、自由主义的公共选择理论

由布坎南创建和领导的公共选择学派是对凯恩斯主义发起巨大挑战的美国新自由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分支。布坎南的国家理论试图贯彻一种彻底的个人主义的观点，与福利经济学变相的独裁形成鲜明的对比。布坎南认为“理想的社会是无政府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任何人或者集团能够强制他人。”自由主义者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完全的自由，政府的借社会利益之名收税是违背人的意志，是强制他人的结果。公共选择理论对宪政分析的一个最基本的启示在于:宪政制约是必要的。即投票政治必须让位于市场经济把整个社会建立在市场选择的基础之上，压缩公共选择的空间，并针对公共选择的自我膨胀倾向，对其实施宪政制约。

五、分析概念和工具

萨缪尔森说“供给和需求分析是经济学所提供的最有用的工具之一。它和瑞士的军刀一样，几乎可以完成任何简单的任务。”法律也是个市场也存在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因此用这工具分析是恰当的。法律的经济分析涉及法律的供求分析、法律的成本-收益分析，有时还需借助数学工具要弄懂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就需要我们弄懂并熟练的掌握这些工具。法律的经济分析涉及交易成本、最大化、均衡、效率这几个基本的概念，这几个概念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真正懂得这几个概念的法学家不多，这也是法学的经济分析由经济学家分析发展而来的原因之一。没有交易成本概念就不会有经济分析法学，最大化经济人是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前提假设，均衡分析是理性选择理论分析决策人之间关系的基本方法，博弈论是分析法律等非市场制度和非充分竞争市场的恰当工具，效率则是经济分析法学的最终目的。这需要我们长期的投入才能得以理解运用。

六、犯罪的经济分析和诉讼的经济分析：

经济分析法学将犯罪与实施犯罪的决意看作是职业选择，认为一个人之所以选择犯罪活动，是因为该项犯罪活动对他来说，比任何可选择的合法职业能提供更多的纯利。实施犯罪就决定于这种选择可获得的财富和所冒风险成本的衡量，以及生活方式等无形因素。刑事侦破水平高低和刑罚的轻重，是决定犯罪成本乃至犯罪行为的重要因素。因此，提高刑侦水平、加重刑罚以提高犯罪成本，是预防和减少犯罪的重要措施。然而，如犯罪行为被定罪的概率越高，该罪的发生率越低被判罪和受监禁的概率越大，每月从监狱出来之后又再次被捕的人数越少等等。当然，现行刑法中设立的刑罚是基于对过去经验的分析，必须根据经济利益的预期变化来确定刑罚的严酷程度和较高的适用频率，以降低犯罪的数量。

经济分析法学将法律程序视作分配资源的市场机制，认为法律诉讼许多时候解决的就是怎样分配资源以实现收益最大化。虽然通常由市场来决定这个问题，但是当市场决定的成本超过法院决定的成本时，这个问题就该由法院来处理。

经济分析法学认为，在诉讼程序中当事人各方和法院都充满着经济理性，对其分析基本上都可以运用经济学的工具。例如，决定是否提起诉讼、决定采取和解还是审判，如果诉讼和执行效率太低，亦即当事人通过诉讼求得公正的成本太大，那么不通过诉讼途径或在判决之前达成和解来谋求公正则是明智的。现时，中国的诉讼和执行效率低无疑是公认的，这反映了我国司法改革的迫切性，而司法改革的方向则可能通过经济分析得以找到。

第五篇：观后感《法律经济分析》

《法律的经济分析》观后话

对于中国普通大学的大学生来说，这本书应该是挺难读的，尽管开篇作者自序中称，这本书是“一本自成体系且易于读懂的小册子”，可是读这本书需要两方面的知识储备：法律和经济学。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本书对于“不管是否是法律人都会大有裨益”。

哈佛大学的法学院教授斯蒂文·萨维尔的《法律的经济分析》，是一本关于法律经济学的书。作者运用经济学方法，简单地分析了“财产权”“侵权”“公共执法和刑法”等几个具体法律规则和法律现象以及这些规则和现象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

经济学方法，用门外汉的话说，就是是将各方面考虑因素按“成本—收入”的模式计算出来的方法。也许有人只要看到“运用经济学方法”，立马想到了那些企业家们为了达到“用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的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丑恶嘴脸。这样的逻辑，等同于“加减法只能用在数学上，而不能用来数你有多少个大脑”，只能说他们把“利”想得非常狭隘，脑门被钱币给夹了。虽然法律经济学的早期学者波斯纳在研究时，确实是以“最大化利益”为目标，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更多人认识到，萨维尔教授也主张这种观点：法律经济学方法要计算的，是法律规则的社会欲求性（social desirability）。“社会欲求”是一个边界模糊的概念，当然不只包含金钱欲求，还包括了广泛人身权利和个人欲求，个人的“感情”不可避免，如书中举的例子，说的人们对谈判心理上是“厌烦的”，这是“所面临的极其难以克服的‘成本’”。因此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并不是单纯的运用经济学方法计算金钱数字的“成本—收入”，更多的是探究法律规则的有效性，对制定法律和理解法律规则有重要意义，也是一

种重要的思考问题的方法。要运用上经济学方法，就要懂得建立经济学模型。首先确定要研究的对象的变量和定量，然后确定总成本，观察边际成本的变化情况„„经济学上的一大堆术语鱼贯而出，思维方式也和平时生活不太一样，至少和在普通大学里的，整日埋头习题的大学生的思维大相径庭，对于没有学习过经济学原理的人来说，要看懂《法律的经济分析》确实不容易。若想真看懂这本“易于读懂的小册子”，建议最好有学经济学的友人可以指导，或者学习过经济学原理

萨维尔的这本小册子，似乎很好的说明了一个道理：真正的知识是不分文科理工的。既要有社科类的知识储备，才能知道如何确定变量与定量的内容，又要有经济计算和分析能力，才能建立公式（虽然在萨维尔的“小册子”中的数学都挺简单）如，在第六章讨论“公共执法与刑法”的严格责任时，举了这样的例子：确定了定量为1.引起损害而需交纳罚款的概率为50%，2.损害大小为1000美元，3.罚款原则：罚款必须比被罚行为造成的损害更高，才能起到威慑作用。推出罚款需等于1000美元，所以这个人被绳之以法的时候要罚款2000美元，但是那个人的预期罚款为1000美元，即0.5x2000=1000，最后推出公式：相称的罚款=伤害成本x（1/制裁概率）。这个例子体现了降低执法密度，也有可能达到想要的“人们不违法”的社会欲求。这个推理过程包含了社科和经济学的内容。对于今天文理“泾渭分明”的大学生来说，有多少人能静下心来看呢？总是闭门造车，最后落得文科学得满嘴道德，实践无能，理科生“大胆”尝试，道德沦丧。当然，更多的大学生可能养的一身的“天之骄子”的贵气，却还没有民工的生存能力。

我们在象牙塔里面骂污染环境的工厂厂主，但是有朝一日自己当了厂主，又干起了“泯灭人性”的勾当——“肆无忌惮”地污染环境。为什么会这样，真的只是厂主“利字当头”么？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萨维尔认为产生外部性（一个人对他人的福利产生影响，就称为产生了外部性）的原因包括，“对外部影响缺乏了解”：如果污染是一种无色无味，而且仅仅在一段时间之后才导致损害，厂主也许完全意识不到污染和它的长期影响。而厂主也不会制造这样的成本：为了查清楚自己的厂会给周围居民多大的污染，而进行一向长达3年或5年，甚至的30年的科研调查工作。这样的调查成本要是降到了工厂的头上，是不公平的。

《法律的经济分析》不仅仅给我们打开了另外一扇看事物的窗口，还在提醒我们，做人别太片面。不管从知识上还是道德上，这本书都值得读一读，学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