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田野调查方法介绍

第一篇：人文田野调查方法介绍

人文田野调查方法介绍

资料研究与搜集

1.史料的建立:

史料的种类包括了书籍,未编印成册的文字资料,口传资料,民间文书,关连物件,史迹遗址等,这些都可以提供重建历史的素材.长期以来,我们太过於仰赖已印成书的历史资料,所以往往忽略了我们周遭中的纪录也是历史的一部份.因此我们要有多元史料的观念,才能提供社区丰富历史的内涵.2.庶民史的史观:

我们可以从民间搜集各种资料作为历史学研究的材料,以及教学的材料,所以田野调查对历史研究与教学都是很重要的.史料的构成:包括实物,文书,口传等等.研究调查内容

在从事田野人文研究调查时可分成三个基本概念:

一是人与地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三是人与超自然的关系.从上述三个架构来观察田野人文调查,可归纳出几个方向:

地理生态:

以历史观点来看,较重视人文生态,而地理学有几项特质:一是重视区域的特质,二是重视人地关系.不同时代的人如何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

如何维持经济生活 如何让物资流通 三是空间结构:聚落的形成,交通线的往来等.产业经营:

例如台湾从早期的平埔族狩猎,游耕,后来汉人引进水田稻作,种植茶叶,熬炼樟脑,退辅会辅导高山蔬菜及水果.由上述可看出台湾产业的变化:从纯粹的农业,到日本时代建立的工业化基础及初步的工业化,到1960年代的工业化社会,到现在的资讯业,服务业的社会.这样的产业变化在每一个地方都有其特色,因此对於目前存在本社区中多数赖以为生的槟榔产业,一样见证了此时农村的物质文化.日常生活:

人若习惯於每天固定的生活,容易丧失对周遭生活敏锐观察的能力.就日常生活中的饮食而言,从客家寻常的饮食中我们可以发现台湾另一种饮食文化,因此客家人的生活习惯与

特别的饮食文化,也是社区在进行营造时值得注意的.亲族人伦:

台湾的社会是个移民社会,在传统汉人家族的结构中,是以男系为主的家族观念,例如有几个儿子就以长房二房等称呼之.又如在同一个家族中,男与女的权利义务有所不同,分家,婚姻等情况也有不同.社群聚落:

就族群的特质来看,台湾地区的客家人的布以山区居多,泉州人的分布则是靠海居多,漳州人的分布则在海线往内陆的区域.由上述可了解族

群的特质,再者如社区中的伯公,铁汉楼,刘氏宗祠,同样反应了过去社区中的聚落变化,值得我们在进行本社区再造时,必须加以重视的.生命礼俗:

历史是多元性的,现在西方的历史在探讨「body history」,即是探讨人的历史,因此想要了解不同时代的人对自己是如何认知,如何理解的,就该从一个人本身的生,长,婚,丧来进行了解.一群人或是一个民族都有相同的习惯,因而形成一套相似的民俗就是历史.例如台湾的民俗中,小孩出生时,有「度晬」等等的仪式;女孩子十六岁时,有「成年礼」的仪式,台南妈祖庙「开隆宫」,每年七夕时举行的「成年礼」仪式;婚礼也有固定的传统仪式,例如新娘头上要撑一把黑伞,礼车上要挂一根竹子带块猪肉等等,种种仪式皆有民俗文化的意义;丧礼仪式中,汉人的祖先崇拜,除了有慎终追远之意,也将已逝的祖先视为神,冀望能得到其庇荫.年中行事:

即作息的生活节奏.例如:

农历的正月初一是春节的开始;正月初九要祭拜「天公」.正月十五是元宵节,小孩子玩火把,提灯笼,也是属於社交活动的节日,可以看花灯,男女联谊,男孩子「跨菜畦,娶好某」,女孩子「偷采葱,嫁好尪」,怀孕妇女采竹篱笆可以生男孩;

二月初二「土地公生」要拜土地公,十二月十六日「做尾牙」,所以传统市场选初三与十七作为休市日;

三月是农闲时分,三月初三「三日节」拜太阳,三月十五拜「保生大帝」,三月二十三拜「妈祖」,所以有「三月(疯)妈祖」;

五月五日端午节;七月是鬼节,七夕祭拜牛郎织女,七月十五是中元节,祭拜孤魂野鬼;八月祭拜月亮,八月十五是中秋节;十月十五日是下元;十二月有冬至,然后过年,年历循环,周而复始.民俗艺能:

休闲或宗教节庆会有戏曲,艺阵,说唱,童玩等各种游艺活动.民间信仰:

有各种不同的神只祭仪,各地的寺庙也是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标的物.文化变容:

文化变迁的情形.调查成果的纪录与应用

记录方法:文字,录音,影像.研究应用:分类,整理,考证,撰写报告, 教学传播.

第二篇：田野调查方法分析范文

中国农村田野研究的单位选择 ——兼论中国农村研究的分析范式

狄金华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回顾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田野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梳理出村落、基层市场共同体、乡（镇）以及县四个基本的田野研究单位，并以此为基点讨论了中国农村研究分析范式的现状与突破空间。研究发现，不同的田野研究单位的兴起有着自身的学术逻辑及路径依赖，同时田野研究的单位选择与研究范式的变更之间存在着辨证互助的关系。

关键词：田野研究

研究单位

分析范式

20世纪以来，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的关注和研究是国内学术界与国际汉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其关注面之广，研究成果之丰，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仔细梳理这些研究成果发现，基于不同的田野研究单位，有关中国农村的研究形成了若干个分析范式[1]，例如社区分析范式、经济区域分析范式，同时若干新的分析范式的雏形开始出现或正在生成之中。其中任何一种分析范式的提出，往往都与田野研究单位的转变有着种种关联；同样，任何一次田野研究单位的转变，也给研究范式的拓展提供了发展的空间。事实上，不仅田野研究的单位选择与研究范式的变更之间存在着辨证关系，而且不同田野研究单位的选择也使得所呈现出的中国农村社会图景有所不同，其或是乡土社会的自洽图景，或是农村社会生活被国家主宰化的格局。这种不同的图景不仅使中国农村得以用不同的样态呈现，同时也使中国农村研究呈现多元化的态势。因此，无论是在展开田野研究时，还是在进行文献探讨时，学者们都有必要明确了解其单位选择问题。而本文就是试图从村庄、基层市场共同体、乡（镇）以及县四个基本的中国农村田野研究单位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分析不同田野研究单位与农村研究范式的内在关联，并力图分析不同田野研究单位的学术贡献及其瓶颈所在。由于本文的目的主要是通过阐释与分析农村研究的单位选择来寻求中国农村研究的突破，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研究综述，所以对于众多的论著只是择而论之。

一、作为传统的村落研究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学的开拓者吴文藻先生（1988）结合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和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理论展开了对“社区”的系统化研究。吴文藻先生主张以“社区”为基本的研究单位来了解社会，由此推动了中国社区研究学派的产生与发展。

早期的研究者单一地将“社区”界定为“村落”，例如费孝通（1998）说：“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而且“从地理上讲，传统乡村社会的村庄之间具有比较清晰的地域界限，在不同的村庄之中，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都是在相互隔绝的情况下进行的”（王曙光，2007）。因此，中国的村庄便具有了独立的文化单位和社会单位的性质。正是由于村庄的这种独立性与封闭性，才使得以村庄为基本单位展开对中国农村的研究具备了逻辑基础。为此，中国早期社区学派的“社区”研究事实上就主要是有关中国村落社区的研究，研究者试图以此反映一般民众的生活，进而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做出评论。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翼》、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等正是这种努力的结果。这些作品在当时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奠定了中国本土社会研究的世界性地位。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这些作品也因为其对村落社区研究单位的运用而受到质疑。例如弗里德曼（1963）就提出在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能否采取在其它原始部落中采用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的质疑。弗里德曼所思考的是单个村落研究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代表性问题，即对小地方的描述能否反映大社会？弗里德曼的结论是否定的，他认为功能的整体性不足以把握有长远历史传统的文明大国的特点，因此，社区不是社会的缩影，对于中国的研究还得借助于文献，并做更大范围的研究。弗里德曼的这种批判本质上是对由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太平洋民族志模式而发展来的中国社区论的质疑，即认为这是“将一个区域性的范式认定为人类普同性的范式后又将其运用到另一个区域性范式的建构之中（”王铭铭，2005）。在解构原有村落社区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弗里德曼创造性地提出了宗族分析范式。与此同时，施坚雅（1998）在四川盆地实地研究的基础上也提出了以集镇为单位的市场体系的分析范式，认为集镇而非村落是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生活更为合适的基本单位。这些对分析单位的反思，都对这一时期海外中国农村研究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20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在中国大陆重新恢复以后，国内学者又重拾曾经给中国社会研究带来过辉煌的社区研究传统，这样，曾经遭受质疑的村落社区研究也因此而再次引起学术界的反思。有学者指出：“对一个村庄或社区通过进行观察，获得对社区的详细材料，并对这一社区进行精致的雕琢，从中获得了一个完整的社区报告，”这种乡村研究的发展本身“为地方性的资料细节所困扰，而忽视了一种整体的概览和思考”（麻国庆，1999）。这种质疑显然并非仅仅针对于村落研究，而是扩大到了对整个个案研究方法的一般性价值的追问。但在中国这样的超大国家，面对如此急速的社会变迁，研究者们又意识到，田野调查因其具备操作上深入而持久的潜力，对于理解社会仍然独具优势，而就把握社会存在的复杂性而言，深入性可能是较广泛性更加重要的需求。因此，个案村落仍然是研究者进行乡村研究时所重视的考察单位，因为这种研究方式不仅能细致入微地再现个案对象广阔的生活图景和社会变迁形貌，也仍然为认识超越个案的宏观社会提供了一条可以接近的道路（胡鸿保，2006）。特别是在王铭铭等（1997）提出“小地方大社会”[2]的概念之后，更促使研究者对村落研究方式进行重新定位与思考。

另外，一些政治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将研究重心转向乡村后也逐渐意识到，没有广泛而深入的个案研究，不可能对全国农村的政治状况有一个真切判断。为此，他们曾提出“个案式思考”的概念，主张在进行个案调查时，以个案村为文本，寻找对对象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贺雪峰，2003）。但这种个案社区的研究范式仍然面临着传统村落社区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即对处于特定时空坐标中的村落社区进行研究，若忽视了村落社区的开放性，或一味地强调从宏观层次上看待村民的生活，而看不到村庄生活自洽的一面，则极可能使对村落的研究再次走入迷途。尽管如此，研究者们也注意到了微观村落中往往包含着的非村落的宏观国家因素和非当下的悠远历史因素，为了避免一村一个理论的“嵌入式观察”陷阱[3]，一些研究者主张以开放和历史的视角看待个案，以对其做出更加深入的理解，进而通过对个案的深入解释形成一种研究乡村特性的方法，而这一方法与定量的研究方法应该是并行不悖的（吴毅，2007a）。因此，这些研究者虽然仍将村落作为研究单位，但视野却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个具体的村落。例如于建嵘（2001）的《岳村政治》采取从县、乡、村步步深入的方法，岳村成了作者进行相关研究的表达对象，这种“县—乡—村” 的多层次研究路径为读者提供了较岳村本身更大的容量和视域。吴毅（2002）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则以川东双村为例，研究了20世纪整整100年个案村落的“地方性知识”与“国家”及“现代性”因素的互动。宏观与微观、历史与当下的贯通，使研究文本不仅呈现出个案村庄小历史的变迁，也将整个20世纪中国乡村变迁大历史的轨迹揭示出来（杨俊凯，2003）。同样基于单一村落社区无法承载实践复杂性的考虑，仝志辉（2004）在《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一书中以对四个村庄的比较来呈现超越单一村庄的社会关联。诸如此类的努力，将“社区研究”变成“在社区中研究”，放大了村落社区研究的效用。但尝试也有不成功的“短板”，即一些研究不免存在以来自村落的经验去验证或映证某种理论的嫌疑。正如有学者所担忧的，“把复杂的关系、丰富的材料简单处理成用以证实或反驳某种概括的„个案‟或„例子‟，从而犯下布迪厄所批判的将理论„逻辑‟强加在充满模糊感和权宜性的„实践逻辑‟上的致命错误”（应星，2001），从而减小了个案研究发现理论的特殊价值。由于受到国家—社会分析范式的影响，研究者们发现，随着整个民族国家目标的逐步实施，中国各类村落社区的历史都记录着国家权力向乡村不断渗透的过程。这样，“在一个村落的小地方，同样可以感受到国家的权力运作”（赵旭东，2003）。在欧伊（1989）的研究中，其为了说明农村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强调必须对“村庄”这一研究单位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村庄是处于国家和社会交叉部分的一种特有的组织单位，农民在这个地方生活和工作，收成在这里收割和分割，农民在这里获得收入和分配的物品，国家也在这里征购粮食”（孙立平，2000）。正是在村庄这一基本单位上，国家和社会相遇了，这也就意味着村庄这一研究单位在理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样的研究思路，使村落研究的意义又重新得到确定。研究者们重新将研究的视角拉回到村落的有限区域之内，通过细致的研究来把握国家权力与民间生活的相互影响，即国家的规范是如何影响村庄的发展及村民的生活的，国家的指示与规则又是如何被规避、扭曲和被漠视的。

纵观村落研究的传统，学者们虽然立足于不同的学科视角，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论诉求，但基于村落研究而形成的社区分析范式无疑都将村落视为布迪厄意义上的“场域”[4]。在这一场域之中，不仅个体为了自身的地位与利益而努力，同时个体在行动的过程中又与村落外的社会空间发生联系，由此推动着具体的村落场域与其它的场域发生着诸多的关联。由此，基于村落社区研究而拓展的社区分析范式通过“深描”展现了中国农村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同时也为深入理解农村生活的自身逻辑提供了有效的手段与视角。特别是在“场域建构主义”的策略之下，由于村落、村落之外、村落中的社会事实、村民以及研究者和研究文本都具有建构性，在每一项具体的村落研究之中，它们都会“遭遇”，并共同促成了研究成果的诞生，虽然由此带来了村落研究无法回避的代表性质疑[5]，但也恰恰是这种“质疑”与“抗争”破除了村落研究所暗含的“本土—他者”、“城市—农村”、“国家—社会”等二元论，让作为场域的村落真实地再现出来。这一方面为宏观社会的呈现奠定了基础（林聚任、刘翠霞，2008），另一方面对村落社区分析范式的质疑和完善也进一步成就了宗族分析范式和基层区域经济分析等范式。

毋庸置疑，中国农村社会的内容与复杂性远非村落所能包容，传统时代如此，现代性因素急速增生的现时代更是如此。因而，在学术重心下沉中生成的当代中国农村研究若以村落为单位虽然其情可谅，但若要更加全面地展现农村社会的复杂性与完整性，提升研究的解释力，就势必要求研究视野的放大和研究单位的提升。

二、成为经典的基层市场共同体研究

乔启明（1934）和杨懋春（1963）早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接受农村社会学训练时就意识到了市场体系的意义；林耀华（2000）在《金翼》中分析黄东林与张芬洲家庭发展时，已注意到了家族的发展与集市的关系；费孝通（2001）的《江村经济》也讨论了集市在乡村商品交换中的作用；杨懋春（2001）则更是在其《一个中国的村庄：山东台头》中生动地描述了村庄与市场的联系。

尽管以村落为研究单位的研究者大多已意识到村庄与外界之间的联系，但在施坚雅（1998）看来，以往的研究者在过分地强调小社团的同时却未能对村庄与外界的联系给予足够的重视。他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书中，试图矫正这种只着眼于小社团的研究倾向：

“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著作，由于几乎把注意力集中于村庄，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歪曲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实际。如果可以说农民是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活之中，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我要讨论的是，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施坚雅，1998）

施坚雅（1998）通过对四川盆地的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实际的社会区域并不是村落，而是他所处的基层市场区域。“单纯的村落无论从结构上还是功能上都是不完全的，构成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单元的应该是以基层集镇为中心、包括大约18个村庄在内的、具有正六边形结构的基层市场共同体”。这一“基层市场共同体”既是一种社会结构，同时又是一个文化载体。它与同一区域内的权力结构、宗教活动呈现紧密的关联性，而且其区域范围与通婚圈的大小基本一致；同时，基层市场区域内农民的习俗、方言、风味食品以及穿衣戴帽的方式、绣花的图案都具有较强的同质性；而不同市场区域间所使用的度量衡也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基于此，施坚雅提出，基层市场共同体不仅是亲属、宗教组织、秘密社会、宗族组织、方言乃至“小传统”的载体，同时也是一个农民自给自足的范畴，一个分立性相当大的社区。事实上施坚雅（1998）本人已经注意到，跨村落的宗族与基层市场社区之间存在某种互动关系，由于农民家庭的社交活动主要在他们的基层市场社区内进行而很少在其外进行，同一个市场体系内宗族间的联系可能会永久存在，而在不同基层市场区域中地方化的宗族之间的联合常常受到时间的冲击。对此，国内的人类学家也意识到，从功能上来讲，中国集镇“不是简单的市场，而是库拉圈[6]、互惠场所、夸富宴[7]的举行地、再分配的网结、社会的竞技场和文化展示的舞台”（王铭铭，2005）。

尽管以基层市场共同体作为基本田野研究单位本身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也遭到了诸多学者的深刻批评；但当一个研究单位不是被当作概念游戏而是被视作收集资料的方法时，那些问题就可以相对淡化，基层市场共同体仍然可以视作一个比较有效的田野研究的选择单位。以基层市场共同体作为中国农村的基本研究单位，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了诸多的启示，也逐渐成为了一种分析和解释中国乡村市场以及整个中国社会构建和运行的综合理论模式。费正清（2000）将施坚雅关于“基层市场共同体”的概念表述为“集市社会”，它“既是一个经济单元，又是一个社交世界”，“这些旧的集市社会已经成为组织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的天然基地”。在费正清眼里，集市社会是了解中国社会本质的一扇窗口。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研究显然也对孔飞力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孔飞力（1990）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中便力图强调市场共同体与团练组织之间的关联性。对此，孔飞力亦不讳言，称赞“施坚雅的中国集市研究的杰出成就，将社会层次和非正式农村组织等等复杂情况与人民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勾划出的活动范围联系了起来”，而孔飞力对中华帝国晚期地方武装的兴起与基层市场的关系的关注则直接受到了施坚雅相关论点的启发。在对湖南临湘团练结构进行个案研究时，孔飞力承认“采用了施坚雅的集市规模的分级方案”，又称“在其他地区，我们也发现了集市结构与地方武装相关联的充足证据”（孔飞力，1990）。目前国内有学者以乡村集市为基础展开对韩江中上游客家传统社会经济的研究，研究者之所以将乡村集市确立为研究重点，也主要受到了施坚雅的影响。因为乡村集市作为区域经济结构的基本单位，是重要的研究切入点，以定期集市为主要特征的墟镇又是观察更大区域社会结构的参照系。基层市场共同体作为乡村经济组织单位和基层社会结构的组成之一，直接扎根于乡土社会，与地方宗族、庙宇相互交错，相互影响，深入揭示这三者间的关系可以说是解读客家传统乡村社会的关键所在（周建新，2003）。

施坚雅的基层市场共同体研究对美国史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吊诡的是，其原本只是试图矫正人类学家只顾小社团研究倾向的努力，却使得“一整代的美国史学家都以为中国的村庄，在经济上、社会上都高度结合于大的贸易体系”。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著名的比较史理论家西达·斯科波尔：

“……我们必须留心，传统中国共同体的基本单位并非个体村落，……而是包括一组村庄的市场共同体。……虽然农民在个体村庄内居住和工作，但市场共同体才是他们真正的世界。他们经常到定期集市作买卖，取得工匠的服务、贷款、参加宗教仪式，以及寻找婚姻对象。”（转引自黄宗智，2000）

受施坚雅对于乡村市场研究的影响，庄英章（2000）在其《林圯埔：一个台湾市镇的社会经济发展史》一书中通过对林圯埔这一集市区域中生态环境与历史背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深入分析，探讨了在一个长时间内生态的、经济的及社会文化的因素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这一研究路径的展开，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台湾人类学研究中过于“注重小社区的现时状态之研究，根据功能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的种种现象，而忽略了较大区域的研究”状况的反思与突破。

将基层市场共同体作为中国农村的基本研究单位，在学术界日渐引起重视的同时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质疑。基层市场共同体虽然被施坚雅看作小农的“自足的世界”，但由于没有得到其它调查材料的佐证，施坚雅的研究结论并不能被简单地推广到全中国。以农民的社交观为例，黄宗智（2000）研究发现，在华北平原，村庄仍然是农民生活的界限。对于这种不同于施坚雅根据四川盆地调查所得结论的论断，黄宗智（2000）并未断然地否定“基层市场共同体”的合理性，而是探究了造成这种认知差异的原因，即两地居住型式的不同（华北平原的房屋集结成一大群，成都平原则由很多分散的坝组成）与商品化程度的不同（四川盆地的商品化程度比华北平原高很多），“两个区域的这些差异——在居住型式上及商品化程度——使人联想到市场对四川盆地小农生活的影响，可能确实大于村庄共同体，但在华北平原上则未必如此”。

虽然基层市场共同体的分析框架也受到中外学者的质疑[8]，但是它确实提醒汉学人类学家需要关注一个方法论的困境，即社会人类学家所研究的小型社区一方面是大社会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中国现实，它们最多只是一种关于中国的“地方性知识”（王铭铭，2005）。同时，施坚雅以其独特的方式向研究者们展示了经济区域分析范式在中国农村田野研究中所呈现出的不同于村落研究范式与宗族研究范式的异样图景。这种图景不仅是以追求异文化的传统人类学者所忽视的，同时也是过于关注现代性和权力关系的农村社会学、政治学学者所未能重视的。

三、方兴未艾的乡（镇）研究

以乡（镇）作为基本单位来研究中国的农村社会则至少可以追溯到许烺光。许烺光（2001）的《祖荫下》即是以云南的喜洲镇为研究单位来分析当地乡村的亲属制度、信仰体系、人格与社会流动。但许烺光的研究显然只是吴文藻“社区”研究的不自觉拓展，虽然他在无意之中开创了以乡（镇）为研究单位的先河，但其却未能对乡（镇）作为一级农村研究单位展开足够的理论反思。真正自觉地反思以乡（镇）作为中国农村研究基本单位的学者是日本学者福武直。福武直在同一时期出版的《中国农村社会的构造》一书中重点考察了华中地区自然村落与城镇之间、村落与村落之间的政治、经济基础、宗教关系，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村落共同体”模式并不符合中国农村的实情，村落既不是封闭化的，也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外界社会处于有机的联系之中。在否认“村落共同体”的基础上，福武直提出了“乡镇共同体”的概念，他将“共同体”理解为农民基本生活得以维持的农户聚集区域，乡（镇）即是这样一个区域，在此区域之内，农民跨越村落进行日常生活的交流与市场交换（转引自郑浩澜，2006）。

虽然福武直提出了“乡镇共同体”的研究单位，但其却未能开展有效的研究。1984年初，费孝通在经过两年多的研究之后，郑重地宣布了他的研究结论：小城镇包含了“大问题”。对于费孝通个人来说，小城镇研究将他的社区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层面，一个新的研究单位。作为社会结构的一个环节，小城镇凝结了中国社会结构变动中的种种矛盾。自1979年中国农村实行改革以来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都与小城镇联系在一起。在费孝通看来，选择小城镇作为社区研究的单位，不仅可以揭示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基本矛盾，从中也可以看到隐含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基本矛盾。从小城镇出发进行研究将更容易对社会整体进行把握。事实也是如此。正是对小城镇研究的拓展，费孝通展开了对城乡关系和城乡体系的研究（丁元竹，1995）。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在延承费孝通小城镇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发现小城镇的建设与乡镇企业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都与乡镇政府的运作紧密相连。因此，他们进一步拓展了对若干个案乡（镇）系统而规范的社区调查，特别对乡（镇）的行政、经济与其它各类经济组织进行了重点研究（马戎、刘世定、邱泽奇，2000a；马戎、刘世定、邱泽奇，2000b）。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诸多学者对乡（镇）的田野研究进一步推进了本土乡（镇）研究的发展。

萧风霞（1989）的《华南的代理人和受害者：乡村革命的协从》可以看作是对乡级社区研究的一个有益探索。然而，她的研究虽然以珠江三角洲一个乡级社区的调查结果来展现其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关注，却并没有对乡级的政治权力给予充分重视，仍然将乡与村统一起来进行分析，没有扩展研究单位的自觉。

吴毅先生的《小镇喧嚣》可谓是真正以乡（镇）为基本研究单位有意识开展的系统性研究。吴毅（2007b）在完成了对双村长时段、历时态的记述后，以对当下“乡域政治”运作过程的展示与剖析为希冀推出了《小镇喧嚣》。在《小镇喧嚣》中，吴毅虽然坚持其一贯的个案研究传统，但是将基本的分析单位由村落提升到了乡（镇），正式提出将“乡域”作为农村政治的研究单位。在他看来，对于微观政治研究而言，村庄政治并不能包容农村政治的全部内涵，至少现代意义上的官僚科层体制及其规范性运作过程这些重要环节在村庄场域内是缺失的（丁卫，2008）。“乡域”的概念孕育着一个突破，它为在较村落更为宏观的时空场域中探讨农村政治提供了可能。

当前，乡（镇）作为一个基本的田野研究单位已经为部分研究者们所重视。究其原因，则是因为乡（镇）与中国农村政治的发展与运作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基层政治过程未必能为村庄所包容，相对而言，将研究单位由村庄提升到乡（镇）不仅更贴近现代民族—国家大体系背景下的乡村基层政治特征，同时对于乡（镇）政治的考察无疑也更能够“体现出乡村基层政治在体制与非体制、结构与非结构以及制度与文化的贯通方面所呈现出来的时空统一性和完整性（吴毅，2007b）。

将乡（镇）作为基本的田野研究单位同时也与政权建设的分析框架传入中国学术界有着重要的关系。学者们通常认为，乡（镇）组织本身就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个部分，是国家权力下沉的一个表现，因此对乡（镇）的研究则更有助于理解国家政权的运作。而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也再次助长了对乡（镇）的田野研究，因为乡（镇）政权作为最基层的政府机构，其直接与农民打交道，国家的力量与社会的力量在这里直接汇合与接触，对于乡（镇）运作的研究不仅可以呈现国家与社会的边界，而且可以再现两者之间的互动与交融。这种“乡域政治”的研究不仅克服了“村庄政治研究在时空展示上的局限”，而且部分地解决了“县域政治研究在田野操作中的困难”；它不仅凸显了“一定时空关系网络中事件—过程本身所具有的社区整体感”，而且有助于展现乡（镇）、村、组各个层级之间的互动与关联（吴毅，2007b）。

以乡（镇）为基本单位的田野研究已作出了不少努力，特别是政治学学者在此领域的探索，以至于“乡（镇）共同体分析范式”的雏形正在逐渐形成。不过，作为一种分析范式，“乡镇共同体”还有诸多的问题需要明晰。例如，在顾及到国家力量对乡（镇）共同体的影响之外，如何确立乡（镇）共同体内部的多元化主体，如何理顺各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何探寻乡（镇）共同体内部分化与整合的机制，以及确立转型中乡（镇）共同体的变迁路径等？只有这一系列问题得到了解决，乡（镇）共同体的分析范式才能够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与接纳。

四、有待深入拓展的县域研究

对县域的研究虽然不像对其它研究单位的研究那般出众，但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科学恢复和发展的30年间，对县的研究一直未曾断裂，并推动县域政治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苑丰，2008）。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自秦推行郡县制以来的2700余年里，县一直被作为中国的基层行政区域单位而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作为一个有着长期历史整合的有机社会，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已经被视为一个较为完整的空间体系、经济体系、社会体系、文化体系，它是基层意义上最完备的“国家”（樊红敏，2008）。

当前学术界对于县这一研究单位的的重视部分缘于农村社会的改革。于建嵘（2007）认为，农村综合治理改革的突破口在县。因为乡（镇）虽然是一级政府，但不是完整的政府，人大没有办法开会，没有检察院、法院和公安，诸多职能其都无法承担。所以农村社会改革不能总抓着乡（镇）这一方面来做文章，乡（镇）改革一定要和整个县的改革相结合。

虽然围绕县域展开了诸多的研究，但真正将县作为一个分析单位提出来的还是杨雪冬先生。杨雪冬（2006）将“县”赋予了其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个中观分析单位的地位：

“从政治体制整体来看，县并不属于微观制度，因为它不是整个体制的最低端，更不属于宏观制度，因为其影响不是跨区域的，应该归为中观制度。这种中观性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其有一定的人口和地理规模，拥有完整的政治行政功能，可以反映出国家行为的一致性和制度的整体性；二是其处于国家与社会的交接面上，与其他更高层次的政治单位相比，和微观社会组织的联系更直接、密切，运行也更具有多样性。”（杨雪冬，2006）

正是由于县的这种中观性，以及其在中国整个政治体制中的转承角色，以县为单位的研究“不仅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整个体制的运行和变迁，而且能够较为集中地体现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杨雪冬，2006）。杨雪冬将县区分为五个维度，即作为地理—文化单位的县、作为区域市场的县、作为行政层级的县、作为政治系统的县以及作为政治主体的县，进而论述了以县为单位的分析框架在理解20世纪以来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权力在乡村社会中实现形式转型的形态以及乡村社会与国家形态的交互作用：

“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县不仅是整个政治行政框架中层次最低的、最完整的正式制度综合体，也是实现区域经济规模化的最小单位，更是国家与社会互动边界上最完整的国家单位。通过对县的考察和研究，我们既可以看到制度的统一性及其结构性特征，也能够看到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的互动过程，更能够清晰地看到制度中的能动者，制度运行的多样性以及多样性背后的要素。”（杨雪冬，2006）

基于对一个县的个案分析，杨雪冬先生（2002）提出了县域的基本框架，即对县的研究应该把它放在城市化、分权化、民主化以及依法治国进程的背景下，将其划分为制度结构和制度主体两种形态，然后按照以下三个路径进行。第一个路径是把县作为一个制度主体进行分析，从纵向（它与乡（镇）、市、省乃至中央的关系）以及横向（它与同一个地区或市内其它县的关系）上研究它和其他制度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个路径实际上研究的是县在整个制度结构中的地位。第二个路径是把县作为一个制度单位框架，分析在县的范围内各种关系的形成、调整以及变革情况。按这个路径进行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县这个单位来折射整个体制的运行以及体制在不同县域下的变异；第三种路径则是将前两种路径结合在一起，既要分析县在制度中的主体间关系，也要探讨不同县所形成的主体间关系，并分别分析其原因（杨雪冬，2006）。

县作为一个田野研究单位的提出，与全面展现农村社会复杂性与丰富性的学术需求有关。以政治研究为例，与“村治”和“乡政”相比较，以县为单位进行的考察将更加完整和体系化。同时，国家政权建设的分析框架也是促成县作为田野研究单位的理论动因。因为只有县才具有完整的科层制意义上的组织架构和运行基础，这一组织架构和运行基础在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构成了基本的“问题域”。但值得注意的是，若坚持以田野调查的方法来研究“县政”，势必会遭遇到单个研究者不易把握的问题，结果是，对于“县政”的田野研究往往因为研究者无暇兼顾结构和过程这两方面而呈现出“非驴非马”的状况。可以说，迄今为止，尚未见到比较成功的以田野方法所做的“县政”研究。当前仅有的为数不多的几部关于当代县级政治的研究著作都始终未能摆脱以科层化体制描述替代对应政治过程分析的困境[9]。

县作为一个田野研究的单位，它呈现出比村落、基层市场共同体和乡（镇）更丰富的农村图景。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县政府是一级完整的行政组织，因而对县域的田野研究更能够完整、全面地探讨国家、制度对农村社会的影响。但同时也因为县内地域的广阔，单个的研究者不可能轻易地把握县域农村的全部图景。因而，研究者往往在田野研究中无法兼顾结构和过程这两方面，从而有可能既无法很好发挥田野研究揭示复杂情态的优势，又自废了制度性分析的长处。

五、结语

对于田野研究单位的确定，虽然可以有多样化的选择，但具体的选择往往受研究者的研究主题及其所采用的分析范式的影响（见表1）。当研究者试图进入农村社会时，村落社区成为其确定田野研究单位的首选。无论是“以小见大”的缩影论研究者还是类型化的比较研究者，都看中了村落社区个案研究有利于展现出农村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优势。但是，这种强调村落社区内部社会联系而忽视村落内外经济联系的研究思路必然要受到经济人类学学者的质疑与拷问。以施坚雅为代表的学者将田野研究的单位拓展到基层市场共同体就是这种质疑与反思的实践。与强调社会视角和经济视角不同，政权建设研究范式明显加大了对制度与结构的重视，其对政治发展与政治运作的分析必然要求加强对农村政权组织的分析。立足点是强调科层性还是强调科层性与乡土性之间互动的差异性，区隔出了县和乡（镇）两个不同的田野研究单位。

表1

不同田野研究单位的比较

研究单位

经典文献的作者

费孝通

林耀华

杨懋春

施坚雅

许烺光

福武直

杨雪冬

研究旨趣

社区生活

经济

科层性与乡土性之间的互动

科层性

主要学科视角

社会学

人类学

政治学

人类学

政治学

社会学

政治学

社会学

分析范式

村落

基层市场共同体

乡（镇）

社区分析范式 经济区域分析范式

乡（镇）共同体分析范式

县域分析范式 县

与以村落和基层市场共同体为田野研究单位所形成的相对成熟的社区分析范式和经济区域分析范式不同，以乡（镇）和县为单位的田野研究正在酝酿（或可能酝酿出）新的农村分析范式——乡（镇）共同体分析范式和县域分析范式。已经呈现出一定雏形的乡（镇）共同体分析范式虽然以制度主义的视角考察了作为科层制底层的乡（镇）基层政权组织运作，以及“乡域政治”在科层性与乡土性之间的交融图景。但是要想获得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乡镇共同体”的分析范式还必须做到能透析共同体内部的多元主体，厘清其结构关系，并在田野研究中打通宏观与微观、国家与地方、体制与非体制及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变量之间的关系，以确保乡村基层政治在体制与非体制、结构与非结构及制度与文化的贯通方面所呈现出来时空统一性和完整性（吴毅，2007b）。如果说基于乡（镇）的田野研究令乡（镇）共同体分析范式的雏形开始浮现，那么以县为单位的田野研究则只是提供了“县域分析范式”（姑且这样称呼）诞生的可能。要使“县域分析范式”真正得以产生，研究者至少应该确定县域分析范式的基本元素及框架，即县域内组织与群体的构成、属性及其关系，不同组织、群体实践逻辑的异同以及科层制同乡村社会的结构性关系等等。

虽然农村田野研究单位的选择同研究者的研究主题之间存在着相关性，但是研究者依据研究主题选择具体的研究单位时，仍然有必要对研究单位本身作出深入反思。以村落为单位的田野研究虽然有助于理解一个社区范围的社会结构及文化特征，并能够从“小地方”窥见到“大社会”，但缺乏时空拓展性的先天不足使其备受争议。以基层市场共同体作为基本单位的研究虽然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了诸多启示，但由此而建构出来的一套分析和解释中国农村社会构建和运行的综合理论模式却引起了学者们更多的质疑。基于对村落田野研究单位的反思，乡（镇）作为田野研究的单位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相对于已经高度官僚化、科层化和部门化的县级单位来说，乡（镇）无疑更能体现中国农村社会中的体制性与非体制性、结构性与非结构性，以及制度与文化的贯通方面所呈现出的时空统一性和完整性（吴毅，2007b），但乡（镇）本身的代表性也是学者们质疑的一个方面，同时当田野的地域从村落提升到乡（镇）时，社区生活研究的完整性随即被大打折扣。而以县为研究单位的田野研究无疑进一步放大了乡（镇）在社区生活完整性上的不足，同时也使得田野研究的方法无从切入，尽管其在完整的意义上更好地呈现了国家性。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就同一主题选择不同的田野研究单位进行研究，其结论也可能呈现“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局面。以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为例，如果是将村庄作为研究的基本单位，所看到的往往是农村社会生活中的乡土性的一面，而容易忽视国家权力在农村社会中的存在；相反，如果以乡（镇）作为基本的研究单位，虽然有利于对国家因素的观察与分析，但同时也容易忽视农村社会生活中的那些乡土和日常生活的因素，从而导致对农村日常生活自主性的低估（孙立平，2000）。因此，学者们在研究中也都一直在谨慎地选择着具体的田野研究单位。

总之，各个田野研究单位的利弊往往发生在具体的研究之中，研究者应结合特定的研究目的，根据研究的主题及适用的分析框架选择合理的田野研究单位，并对其作出自觉的方法论反思。只有这样，才可能使其研究更契合于农村社会的真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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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周庆智：《中国县级行政结构及其运行——对W县的社会学考察》，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

*本文部分观点的形成得益于与吴毅教授的讨论，感谢郑丹丹博士阅读了原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文中的错误由作者本人承担。

[1]“范式”这一概念，在1970年库恩提出之后，斯图尔特对其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即范式是信仰、价值、程序以及在科学家群体中被共同认可的以往科学成就的集合，范式指导他们的研究活动，他们在自己的学术训练和相同的研究经验中获得对这种范式的认知（转引自周晓虹，2006）。

[2]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认为，一个处于当代社会场景中的微小的村落社区，其自身的发展历程与近现代中华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同步。因此，通过对一个村落社区发展历史进行叙述，可以展现出现代国家权力不断向乡村渗透的过程，即通过“小地方”的分析能够达到研究“大社会”的目的。

[3]所谓“嵌入式观察”，即在一个村庄呆上不长时间即寻求理解模式的表达，并以此模式作为对下一个调查村庄进行观察和模式提炼的参照。此种观察法极容易导致循环性理论模式的产生和模式之间的相互循环论证。

[4]“场域”（field）概念为布迪厄所创设，他认为“场域”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者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也即，“场域”的基本含义只是指产生于特定系统中的相互关系。（参见布迪厄、华康德，1998）

[5]关于村落研究的代表性质疑问题，本人在《个案研究的意义及其研究拓展——兼论中国农村的社区研究传统》一文中进行了专门阐述，在此不再赘述。

[6]库拉圈（kula ring）是马林诺夫斯基（2002）在《西太平洋的探险者》中描述的新几内亚东部特洛布里恩德群岛的一种交易形式。在这里，邻近的岛屿基本上构成了一个交易圆圈。后有研究者认为，库拉圈不仅仅具有经济的意义，还可维持各岛的和平，消除紧张和敌对，是包括仪式、交换、巫术、旅行、社会关系、社会整合等在内的复杂综合体（参见哈维兰，1987）。

[7]夸富宴（potlatch）由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最初予以细致描述，后来经由本尼迪科特（Ruth Benedict）再度解释的夸克特人的夸富宴仪式。在一次夸富宴仪式中，地方上的首领会以看似非常浪费的方式，把他们所拥有的大量的物品和财产都拿出来分掉。一般都被后来的人类学家看成是一种再分配的经济制度（参见Kottak，1994）。

[8]面对汉学界的批评，施坚雅对自己的理论作出了不断的修正。1971年，他提出了一个以村庄（而不是以集市）为中心单位的分析模式。他似乎有意把红枪会一类的现象包含在内，又似乎有意矫正自己以往过分强调“基层市场共同体”的偏颇。这个以村庄为主要社会单位的模式认为，一个自然村庄要经过“开放”和“封闭”的“周期”（转引自刘永华，1993）。

[9] 参见杨雪冬（2002）和周庆智（2004）等。

文章刊发于《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6期。

第三篇：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复习

名词解释

田野调查：又叫实地调查或田野工作，指经过专门训练的研究人员进入到田野中（村落、社区、活动场所），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是民族学家获取资料的基本途径，是进行研究的最主要的最基本的方法，是“民族志”，即“记述民族学”的架构的源泉。

民族：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

在共同文化上的具有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定义）

民族，本课中使用的民族，是一个泛称，指从古至今处于任何社会阶段的相对稳定拥有独特文化形式的人们共同体，在数量规模上、分布范围上可大可小。

民间文化：是相对于上层文化而言的，简单地说，就是指创造于下层民众，并流传于下层

民众的文化形式和文化内容。

文化：我国民族学界对文化的共识：文化是人们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中创造的一切财富，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以及人们所具有的各种生产技能、社会经验、组织、知识、语言、风俗习惯、制度设施等。

民族民间文化：指的是历史以来各种社会群体中下层民众创造，并流创于下层民众中的文

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

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食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民族志：民族志，是一种写作文本，是人类学独一无二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在人群中田

外野地工作基础下第一手观察和参与之上的关于习俗的撰写。或者通常说是关于文化的描述，以此来理解和解释社会并提出理论的见解。

民族志，是一种写作文本，它运用田野工作来提供对人类社会的描述研究。民族志往往指称描述社群文化的文字或影像。

民族民间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

二者都尊重保护的是下层各个群体自身在文化形式内容上的创造和使用因此，二

者的基本内涵是一致的，但前者包含的内容范围要大，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外，还有大量物质物质文化；后者精辟的理论概括对整个民间文化的保护提供启迪和重要参照。当前，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重点就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冲击更为严重，对其保护更显得急迫和重要。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又不能涵盖整个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更不可能取代整体的大文化的保护。我们应该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既要做好当下的工作，又要做前瞻性的规划。

民族民间文化的功能

1、娱乐功能

2、教育功能

3、心理宣泄功能

4、文化调适功能

民族民间文化的特点

1、历史----传统性（小历史与大历史、小传统与大传统）

2、地域----多样性（自然环境、分布、生计方式）

3、交融----变异性（接触传播导致文化编译或涵化）

4、变定----脆弱性（根底浅、文化内部协调能力低、自我更新能力差）

民族学调查者素质培养：

1、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

2、打破僵化模式，适应新形势，建立新思维

3、专业基础扎实，知识视野开阔

4善于沟通人际关系，具备应变能力

民族学实地调查的特点：社会性和多元性、文化性和生活性、历史性和现实性、实践

性和探索性、艰苦性和变化性

民族学实地调查方法：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开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

观察法：观察法是指研究者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研究提纲或观察表，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去直接观察被研究对象，从而获得资料的一种方法。科学的观察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系统性和可重复性。常见的观察方法有：核对清单法；级别量表法；记叙性描述。观察一般利用眼睛、耳朵等感觉器官去感知观察对象。由于人的感觉器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观察者往往要借助各种现代化的仪器和手段，如照相机、录音机、显微录像机等来辅助观察。

参与观察：所谓参与观察法，就是研究者深入到所研究对象的生活背景中，在实际中与研究对象日常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所进行的观察。（百度百科）这种方法，又被称为“局内观察法”或“居住体验法”，这是一种高层次的观察方法，其先决条件是在一个地方长期住下去，至少要一年时间，要求调查者学会被调查民族的语言，“入乡随俗”，参与当地人的生活，像一个“尽量合格的当地人”。

个别访问：个别访谈，指调查员单独与被调查对象进行的访谈活动，具有保密性强，访谈形式灵活，调查结果准确，访问表回收率高等优点。（百度百科）

个别访问，是获取第一手资料的一个主要方法。访问的对象一个人或一个家庭为单位。内容可以围绕对象自身情况，也可以了解其他情况。对访问对象要精心选择。访问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个别访问最急死死板板的问答，聊探视的谈话往往最有效。访问中，访问者可以对不清楚的地方提出疑问，但不要驳斥甚至批评对方。忠实记录是个别访问的原则，访问者不能凭自己意愿或依据其他来源资料对访问记录进行篡改。

开调查会：是国内各种调查的一种最常用的方法。在民族地区，调查回忆是一种易于被接受的形式。开调查会，应得到当地主管部门的支持和配合。调查会之前，应例行听取当地主管部门领导的介绍，一是熟悉当地情况，二是取得地方领导的支持。听取介绍已是我国民族学调查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程序。调查有多种层次。开调查会要事先做好准备。参加调查会的人选也需要仔细考虑。基层调查回到会的人不宜多，一次有四五个就可以了。调查者要善于引导发言者把话题集中在所调查的问题上，但要注意打断或制止任何一个发言都会造成不良的影响。每开一次调查会，都要做详细记录，会后及时整理。

问卷法：通过由一系列问题构成的调查表收集资料以测量人的行为和态度的心理学基本研究方法之一。问卷是研究者按照一定目的编制的,对于被调查的回答,研究者可以不提供任何答案,也可以提供备选的答案，还可以对答案的选择规定某种要求。研究者根据被调查者对问题的回答进行统计分析，就可以作出某种心理学的结论。问卷法已广泛应用于青年研究、教育心理学研究和社会调查等领域。（百度百科）

问卷法是社会学调查研究中为观察研究而采用的一种有调查对象填写表格的方法。问卷应设计出提问及一组答案，由答问者从中选择一种答案作为回答。这种手段用于抽样调查。民族学家哟时也采用这种方法，一般说来，它们被用作补充方法来说明用别的方法取得的资料。民族学家采用社会学的问卷法，除用于抽样调查，也用于观察和访问中，所不同的是，在大多情况下，并不采用填写问卷表的办法，而是由调查者直接向调查对象进行口头提问，问卷法主要目的在于了解被调查者对某一问题关心的程度、态度及心理状态。

谱系调查法：又称“谱牒分析法”，指对调查人的家谱、族谱和亲属制度的调查分析，对于调查家族制度、婚姻制度以及民族迁徙等都有价值。谱系调查由现今一家一户的姓氏和名称、亲属称谓、直系和旁系的血亲姻亲关系为出发点，一代一代地上溯到不能记忆为止。进行这种调查，要掌握必要的语言学和语音知识。谱系调查法有专门的一套记录方法。

自传调查法：这种方法，以个人为对象，全面记录其生平经历，不仅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全部历史，而且反映出他的家族史、行业史，以及民族史的某一侧面。取得被调查者的信任，使他能吐露真情，谈出秘密，是这一方法取得成功的关键。同一类型的人，要选择多个对象。对同一对象，也要进行多次调查，真实的材料，往往得之于最后几次调查。

定点跟踪调查法：这种方法，有人称为“历史溯源法”，是指在某一社区建立固定调查点，对于一个群体进行有间隔性的长期持续不断的观察，以研究这一群体在总体上或局部上发生的演变，从中发现历史演变的特点、原因和规律。作为一个研究者或研究单位，应该建立一二个固定的社区调查点，每隔一两年下去调查一次，经过多年积累，再作比较分析，这种方法值得提倡。

文物文献搜集：文献调查法是在历史研究的领域里逐渐形成的一种相对独立的方法，文献调查法是一种即古老又富有生命力的科学研究方法，也是教育科学研究中最基本的方法之一。文献调查法是指收集、鉴别、整理文献，并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形成对事实的科学认识，从而了解教育事实，探索教育现象的研究方法。文献调查法不与研究对象直接打交道，而是间接地通过查阅各种文献获得信息，一般又称为“非接触性方法”。（百度）

文物文献搜集法之搜集文物文献来用于研究，从文物文献中获取信息的研究方法。民族文物要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即富有民族特点。搜集民族文物要按政策办事，不能硬取强索，更不要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还应注意，不要因搜集民族文物伤害民族感情。搜集民族文物要做好文物登记卡，妥善保藏。

民族学实地调查的类型：自观和他观（又叫主位和客位；本位和非位）、宏观和微观、社区和个案、定性和定量、专题和综合

自观和他观：自观方法是站在被调查对象的角度，用他们自身的观点去解释他们的文化。

他观的方法是站在局外立场，用调查者所持的一般观点去解释所看到的文化。

（民族学通论161页）宏观和微观：这是从调查的视野范围上划分出的两种方法。民族学调查中借用宏观和微观的概念，来表示调查视野范围的大小。

一般说来，比较大的区域性调查或跨区域调查都是宏观调查。

微观调查又称“微型调查”，就是在一定的地方，在少数人可以直接观察的范围内进行的调查。

通俗的说，宏观调查是指“面”，微观调查是指“点”。

社区和个案：这都是在微观范围内的调查，是传统的民族学的两种典型调查方法。民族学的社区，是民族学调查研究中的一个基本单位，有三个基本要素：一是人民，二是人民所居住的地域，三是人民的生活方式或文化。在民族学研究中，社区调查是为了揭示民族社会某一层面文化的全貌。社区是一个变量，有大有小，广义的社区可以包括一个或几个民族，如傣族社区、西双版纳社区。在实际调查中，社区都是微型的，区域在调查者有可能进行直接观察的视野范围内。

个案法最初是心理学的一种研究方法，指搜集关于某个人的家庭情况及社会地位、教育影响、职业经历、事业成就、健康条件等历史资料，加以分析，从而探究其心理特性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民族学借用这种方法，进行文化个案研究。个案法虽然以个体为调查对象，但其目的在于通过个体去发现整体。个案法以个人或家庭为调查研究的单位，通过对个案的调查，探求一个社区群体文化的构成。

定性和定量：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出自化学。在民族学中，定性调查研究在于确定性质，定量调查研究在于确定数量。（详见民族学通论164页）

专题和综合：所谓专题调查，就是选择某一方面具体的内容，进行深入的、全面的或比较的调查和研究。专题调查研究的内容虽然比较局限，但对调查者的素质要求却比较全面，因为它需要多学科的交叉。

民族和文化的领域十分广阔，单靠民族学的专门化已无法驾驭层出不穷的新的重大课题，这就要借助于其他学科。任何一个民族学工作者都不能掌握全面的多学科的知识和技术，这就要求民族学运用整体论的观点，打破学科封闭，与其他学科交叉协作，进行综合调查研究。

第四篇：田野调查技术与方法范文

田野调查技术与方法

一、调查的目的及其作用

简言之，田野考古调查就是运用一套适合本地情况的田野调查方法，在有限的人力、物力和时间下发现更多的古代文化遗存，以利于更好地保护和研究。

田野考古调查主要是指对古代遗存的地面勘察，其基本目的就是发现古代遗存，特别是那些由于年代久远而被掩埋于地下的遗址。其作用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说：

1、考古调查是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的准备阶段

我们在发掘一个遗址之前一般先要对这个遗址的年代、性质及堆积的情况有所了解，有了一定的了解才能制定出切合实际的发掘方案，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对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同样，要对其采取保护措施，亦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调查是发掘和保护工作的准备阶段。

2、考古调查是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

考古调查不仅仅是考古发掘和保护工作的一个准备阶段，也是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在有些情况下既使不发掘，只要调查工作做得细致、深入，也同样能够解决一些学术问题，特别是在宏观上讨论一个地区内的遗址密度所反映的诸如人类共同体的规模，不同时期人类活动情况的变化，及某种文化和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等问题时，考古调查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相比较，其优点是工作周期短，工作面积大，耗费资金少，其不足之处则是在获取资料方面，远不如发掘所获那样丰富和系统，因此由其所揭示的问题的深度也有局限，诸如遗址的文化性质、形成过程及系统编年等问题的解决都还有赖于正式的田野发掘。所以考古调查和发掘是田野考古中互为补充的两种研究手段。

二、考古调查的对象和分类

1、考古调查的对象

考古调查的对象是古代人们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及其相关的各种现象，具体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A 遗址 指古代人们从事生产、生活及各种社会活动，并以物质的形式保留下来的空间场所，是人们各种活动形成的遗迹，遗物的集合体，其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如居住址、城址、矿冶址、陶窑址、古战场、古道路、庙宇、石窟寺及墓葬等等。

B 遗迹 主要是指在遗址中由一次短期的人工行为造成的、固定的物质遗存。这里所谓的短期行为当然不是指几小时或几天，而是指人们一次性内容连续的工作结果。由此产生的结果也可能经过了多次后期修整和扩建，但其基本形态和功能都是第一次工作时就被确定了的，所谓固定的物质遗存是指这些物质形式一旦形成便不能随意搬动。如房屋（F）、窖穴、灰坑（H）、水井（J）、陶窑（Y）、墓葬（M）、石窟等等。

C 遗物 是指通过人工行为而生产、并被使用的、可以被移动的物体，如常见的石器、陶器、青铜器、玉器、瓷器等等。

D 遗痕，是指人们在活动过程中遗留在遗迹、遗物上的痕迹。如遗留在陶器上的指纹，地上的足迹，墙壁上的工具痕，道路上的车辙等等，它同时也是遗迹、遗物的一个构成部分。

E 自然遗存，这是权宜的称呼，其内容包括：人和动物的遗骸、粪便、植物、土壤、岩石等等，当然这些遗存多是存在于遗址中的，通过对它们的分析研究也能获得许多反映人类生活状能的信息。

2、考古调查的分类

根据调查的技术手段和调查对象的不同，考古调查可以有不同的分类。我们按调查目的的不同将考古调查分为下面两大类。A 普查

普遍调查的简称。是指对一个地区范围内所有古代遗存的调查。也常常被称作“文物普查”。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解调查地区内文物古迹的年代及分布和保存情况。多为配合文物古迹的保护和管理而进行，所以这类普查活动也多由各地的文物管理部门来组织实施。B 学术调查或称专题调查

这种调查是有明确学术目的的调查。调查对象的年代和类别多相对比较集中，出于不同的学术目的，还可以再细分为不同的类别。

A 区域性文化面貌的调查，这种调查多以自然地理区划为单元来进行。B 某类遗址或遗迹的调查，如城址、石窟寺、古代建筑、崖画等等。C 环境考古调查等。

调查目的和对象的不同，运用的手段方法也会有所区别，当我们以某种内容为主要调查目的时也不能完全忽视其它方面的内容，因为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三、考古调查的方法和技术

1、调查前的准备工作

①计划制定，在调查之前应该围绕调查的目的来制定出一份详细的调查计划书，以确定调查的对象和区域范围，调查的时间、调查的手段和方法，经费的预算等内容。

②人员组成，国内的考古调查在人员配备方面一直显得很单纯，一般多是只由考古专业人员组成，近年来开始稍有改变，一些别的学科的学者开始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实际上在考古调查过程当中吸收别的学科专家参加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地理学、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方面的专家。这10 一点国外的做法值我们的借鉴，因为调查活动是一项集体工作，特别是对一些大规模的调查，人员组成尤为重要。

③资料准备，为减少工作的盲目性，调查之前必须做好资料的准备工作，具体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A 文献资料：这又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有关地区的古代文献，如地方志之类；二是该地区已往的考古文献，看看是否过去已有过考古工作。B 收集有关调查地区的地理生态情况，特别是古代的，以便自己尽可能地置身于古代的生态环境中来改虑问题。

C 地图对考古调查是不可缺少的，特别是大比例的地形地貌图，它可以帮助我们选择调查路线和重点调查地点，将调查发现的遗址标入地图，可以更直观地反映古遗址的分布规律及其人类生存与环境的关系。地图上的一些地名对我们的调查也常常会有很大的启发作用。现在有的工作渐渐开始利用航空照片，若有条件也可采用，若能判读航片，效果会更好。④ 物质准备

调查的对象不同，所需物质亦有区别，总而言之有以下几类物品是应该必备的：

A 调查工作所需器材，包括手铲、镐、铣、罗盘、皮尺、钢卷尺、海拨高度仪、三角尺、绘图小平板、绘图纸、调查记录表，笔记本、铅笔、橡皮、各种包装纸、包装袋、塑料袋、标签本、望远镜、照像机、三角架、暗袋、胶卷等。

B 生活用具和药品

C 有条件的话可配备交通工具、汽车、直升机之类，脚踏车也很有用。

2、考古调查路线的选择

依调查对象的不同，其路线选择的方法也各异。

调查地点和对象明确者自然不存在路线选择问题，直奔目的地便是。但到了目的地之后也还有个选择问题，一般情况下以先察看田边地头和沟坎断崖为好，农民在整修田地或耕作时往往会把地里拣出的瓦块陶片之类的东西扔弃在田边地头，我们可以根据这些遗物约略了解遗址的包含物并根据经验判断其时代。而沟坎的断面则可以提供遗址文化堆积的剖面，并时常可见到墓葬、灰坑、房屋等遗迹现象。如遗址上或附近有动土工程（砖瓦窑、水渠、屋基等等）时亦应仔细观察。

那么寻找和发现现遗址的调查路线如何选择呢？一般说来，遗址的分布是有其一定规律的。因为古代人们在选择居住地点时也要受自然环境以及主要经济活动和社会组织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在史前社会，自然环境的作用尤为明显。人们总是尽可能地选择那些接近水源，又可免水祸，背风向阳，交通便利，可利用资源丰富的地点来居住。史前人的生产力水平远比现代低，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也相对要弱些。加上人口密度小等原因，所以他们选择居住地点的标准比现代要高。在自然环境变化不大的地区，史前或古代的遗址往往是和现代的村落交错或相迭分布的。从这种角度理解，我们可以选择以河流（特别是一些大河的支流）为主干线路，以河两岸的台地或阶地为主要调查面，又以现在的村落及其附近地区为主要调查点的调查路线。

但是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和地区间自然环境的差异，人们选择居住地点的标准也会有所区别。如黄士高原地区的史前遗址多座落在今天距河床高数十米乃至上百米的顶上，其原因是河床不断下切的结果，是古今条件发生了变化。又如自然环境不同，黄土地区的史前遗址一般坐落在比较开阔的河流阶地上，既靠近水源又有可供从事生产活动的场地；黄河下游及苏北地区可能因河流常常汜滥的原因，遗址多位于高于今地面数十米的“固堆”上；江南因河湖密布，为避水患，遗址多位于一些被称为“山”、“岗”、“岭”的丘陵上；在一些沿海潮间带和湖畔则时常可见贝丘遗址和沙冈遗址。

总而言之，考古调查路线的选择要结合调查地区的具体情况来制定。一方面要对当地的自然环境进行仔细的分析，另一方面则要充分利用以往已有的考古经验。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少走弯路。

3、遗址的发现和勘察内容

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以及利用遥感技术，航片判读等手段虽然都可发现遗址，但要确认，必须经过实地的勘察。在确定了一处遗址之后，需进一步勘察的内容至少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遗址的规模，也就是遗址的分布范围。常常用平方米或平方公里来表示。遗址规模的确定一般可根据地表遗物的散落范围及遗迹的分布范围来推测，若能和暴露的文化层相结合。其推测会更准确些，有时可借用钻探的手段，在推测的范围附近再打几个探眼，以进一步的验证。

②文化层堆积，通过暴露的断面观察了解文化层堆积的厚度、层位的堆积状况、不同地点的堆积差异和不同文化层的分布等情况，如果断面理想，观察仔细，有时可以起到正式发掘的效果。如果可供观察的断面较少且不理想，视调查目的之需要，也可采用钻探和试掘的方法，钻探一般只能了解文化层的厚度，技术高超者也能辩出层位来。但对文化层中的包含物则多不能了解。试掘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用后面要介绍的“探沟法”，还有一种是利用现成断面进行解剖发掘。这两种方法除可以帮助了解文化层堆积的厚度和分层情况之外，还可进一步了解各文化层的年代（由包含物推测）。

③遗迹分布，对遗址性质的判断来讲，遗迹的分布是至关要紧的。一个遗址往往包括有居住区、墓葬区、作坊区等等，而这些遗迹往往是可以根据地区的踏察来发现的。暴露在断面上的遗迹现象一般比较容易辩认，有时根据地面遗物的采取也可以做出遗迹分布的推测。如破碎陶片和灰土常见的地点往往是居住区，和制作业有关的工具，半成品和废料较多的地12 方则很可能是作坊区；而墓葬所在的地方一般很少有暴露在外的遗物，如遇到完整陶器或有人骨的时候，则需格外仔细观察周围的情况，很可能附近就有墓葬或墓地。

④遗物采集，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通过对采集遗物的分析研究，可以进一步了解遗址的年代，文化特征乃至遗址性质等问题。采集的对象包括人工遗物和自然遗物两部分。视目的之不同，采集方法亦可有所区别。归纳起来有下述几种：

A 全面采集，指对暴露在外的遗物无论其大小破碎程度，全部采集。据我所知，这种方法还很少被采用，一方面是做起来有一定的困难，另一方面则是对这样做的意义到底有多大，是否值得这一点还尚未被充分理解。

遗址上的遗物分布是平均的，一是数量的多寡不等；二是遗物的种类也可能多有不同，如果人为扰动不大的遗址，地面上暴露的遗物所反映出的差异很可能是反映了地下埋藏遗迹的功能的不同，据此可以初步判断遗址中日常生活区、作坊区、宗教活动区、墓葬区的分布情况。但是地面扰乱情况严重的情况下，采取这种方法后的分析结果就会大打折扣。所以采用这种办法以保存状况较好、地面上甚少干扰（建筑物等）、作业比较容易展开的遗址为好。进行全面采集时应将整个遗址区划为面积相同的网格，统一编号，然后分区采集，分别在图上和采集物上用图和文字标明采集地点，以避免发生混乱，便于以后的分析研究。

B 局部采集，这种方法的出发点和全面采集是一样的，其目的亦是想通过地表遗物的分布情况来了解地下遗迹的分布。其具体方法是在遗址上设立若干采集区，（采集区的面积和采集条件应尽量相当）并编号、绘图示意，然后全面采集各区内的遗物。

C 随机采集，这是现在调查中最常用的方法，因为简单、省力。但同样因为是随机的，所以采集到的东西就带有很大的偶然性。通常我们去一个遗址调查，总是先拣取保存较好，个体较大并具时代特征的遗物，如陶器的口沿和一些石器、骨器等。这虽然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该遗址的年代，文化特征等问题，但其资料的局限性很大，它只能证明该遗址有什么，而不能说明该遗址没有什么（小规模的发掘都有同样的问题）因此据此所了解的遗址内涵只能是粗浅的。

D 剖面采集，这是一种我认为比较好，但尚存争义的方法。若想对一个遗址的纵的方面（时间的延续）有所了解，除根据以往的考古经验对遗物进行观察分析而获取信息之外，进行剖面采集的方法是最理想的。当在遗址上遇到有较好的剖面时（堆积层位清楚，包含物丰富）可分层采集遗物，实际上是发掘的方法，即先分清层位关系，并绘出剖面层位图，然后逐层清理。所采集遗物也要正式编号。这种方法所采集的遗物因为有明确的层位关系，其研究价值和正式发掘物等同，而和由地表上采集者是不一样的。有一点需要说明的，就是根据一两个剖面所采集的遗物虽然也可能进行分期，但就整个遗址来说仅此还是远远不够的。

对采集的遗物要尽快地清洗、拼对、统计，并选出标本、绘图、照像，这些将在下面详细介绍。

采集的遗物一般应在现场就包装好，并在现场写上标签，以免和别的遗址的采集物相混。

⑤年代判断，这多半是根据采集遗物来进行的，有的剖面采集也可帮助完成这项工作，此外还有C14等手段所用测试称本的提供。这项工作不一定在田野阶段完成，但若能及时做到这一点，调查效果会更好。

⑥除上述几项内容之外，还有一点需格外强调的，那就是对遗址所在地的自然环境的观察。因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行为必然会同周围的自然环境发生密切的联系，在现代考古学的研究中，考古学家们越来越自觉地把对环境的研究作为自己的任务，并把它作为聚落形态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遗址环境的调查大约包括以下两个部分：

A 地形和地貌。即观察遗址周围的地形特征，看有无高山、河流，是平原还是丘陵，或为盆地等等，因为自古至今地形特征会发生一些或大或小的变化，因此有必要向有关的专家们请教，如果是比较晚近的时期发生的变化，可向当地的百姓打听亦可。

B 资源。是指对人的生活和生产有关的动植物和矿物资源的调查，土壤情况，主要栽培作物，附近是否有矿藏、岩石方面也应注意，因为和制作石器有关。这方面的调查最好还要采集土样，进行孢粉分析，这是了解古代环境最常用的方法。

⑦若有条件，能把对遗址所在地现代的生产、生活状况做一民族学或民俗学方面的调查也是有益处的。不懂现在也就不好理解过去，不懂过去，也不好理解现在。现代有些民族的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古代还是比较相近的，比较考古学研究中大量借用民族学材料的道理就在于此，不懂现在的稻作栽培方面的知识，如何去研究稻作起源的问题呢？生产工具方面的研究亦有同样的问题。

4、考古调查的记录

调查记录是整个调查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记录的准确、客观、细仔程度会直接影响到以后的分析研究。经过多年的工作实践，我们已有一套比较周密的记录方法，其内容主要包括文字、绘图、照像三个部分。

①文字记录。只要是照像和绘图不能充分表达的内容，都应有详尽的方字记录，其内容通常以表格的形式填写，包括：调查日期、路线、人员、遗址名称、位置（经纬度）、高程、规模、周围自然环境、保存现状、文化层堆积情况（土质、土色、包含物）、遗物、遗物的分布，采集标本，年代及文化性质推测等等。表格的形式可视需要自行设计。文字记录的要求是详细、准确。②照像记录。其特点是真实，直观。一般可用彩色反转片和黑白片来拍摄（数码相机），用彩色负片也可以，有条件的话可以兼用，照像记录一般是拍摄遗址地形（所谓全景）、地层剖面，遗迹或遗物暴露、分布情况，若调查古建或石窟寺，照像记录就更为重要了。在拍照时应逐张登记所拍内容，时间及所用光圈、速度以积累摄影的经验，并避免遗忘或和别的内容相混淆。

③绘图记录。其内容约有以下几项

A 遗址位置图，可借用现成的地图来制作。现在一般各县均有分县地图、标遗址所在位置的时候这种图比较便捷（小区域位置）。

B 遗址地形图，有时候也可以借用现成的五万分之一的地形图（以万分之一的地形图最为理想），这种地形图属保密性质，有时借用比较困难，现在已比较容易获得，用起来比较方便。

C 遗址平面图，以1/1000或1/5000为宜，这种图多需实测，此图需反映遗址的范围，附近自然环境特征（河流、阶地、道路等）、现代地面标志物（农舍、电杆、窑场等），可观察到的遗迹、遗物的分布范围，钻探的位置，采集区的位置等。

D 遗迹平、剖面图，1/10或1/20的比例。E 断面的剖面图，比例同上。F 遗物图，1/1-1/4比例。

5、几种考古调查技术

①钻探 这种技术源于盗墓，其工具名“洛阳铲”，是洛阳的盗墓贼用来探寻古墓的工具。我们今天用这种工具的技术已相当的成熟，而且很普遍，可根据探出的土质、土色和包含物的不同，判断地下的堆积情况，对了解墓葬的分布，遗址范围和大型宫殿基址及文化层的堆积厚度等都有较好的效果。但不能据此了解细部结构，而且使用不当会对遗址造成破坏，进行钻探时要慎重，打过的探眼最好用石灰或砂土之类回填，以便区分和原地层的不同。探孔的分布可视需要而定，常用的一种方法是“梅花点”的布局，即在1平方米的范围内钻5个孔。

②航片判读 利用航空照片来发现古代遗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格林·丹尼尔把考古空中摄影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14年以前，当时人们认为空中摄影在记录已知的古迹方面具有辅助价值；第二阶段从1914年至1939年，采用精确定点垂直和倾斜角度拍摄，来寻找当时不为人所知的遗址，靠的是土壤、阴影和庄稼所显示出来的特征；第三阶段从1939年，即第二次大战开始，战争使空中摄影的范围大断扩大。这一阶段采用立体镜观察大面积范围内完整的垂直复盖区域。丹尼尔还说空中摄影已经成为考古发现和记录的一种主要工具。如果一名考古学者不能像看地图那样通晓航空照片所反映的内容，那么他就不能被认为受过全面的训练。我国目前的情况似乎还处在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刚刚开始，还没有普遍展开。前者为一些大型发掘工地和揭露遗址的空中摄影记录，殷虚、偃师商城、唐长安城等均拍摄过这类照片。后者如宁镇地区土墩墓的调查。等。

③电阻探测 本是地质勘探的手段，其基本原理是：“在地面施加电压，通过测定电阻率，来寻找地下的遗迹。石头和粘土的电阻率是随孔隙中含水量而变化的，所以随着湿度的变化其电阻率就相应发生变化，如果地下遗迹是石质的，用这种方法就很好，据说对夯土之类也较敏感，具体操作方法请见参考书。

四、区域系统调查方法简介

系统区域调查（systematic regional survey），又称全覆盖式调查法（Full-Coverage Survey），有些中国考古学家将之译为“拉网式调查方法”。它是以区域聚落形态研究为目的的考古调查方法。与单纯的以发现考古遗址并一般了解遗址内涵为目的的传统调查方法不同，区域系统调查法强调的是对特定区域内不同时期、不同文化阶段之间聚落形态的变化过程进行动态观察和研究。现在，区域系统调查法已成为聚落考古和聚落形态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区域系统调查方法简史及其在中国考古调查中的实践

区域系统调查是聚落考古的必经步骤，20世纪40年代，戈登－威利秘鲁维鲁河谷的调查，揭开了聚落考古的序幕。1985年，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召开的全美考古学会上，大家认为，区域系统调查不但为聚落形态的变迁，而且通过对遗址的等级状分布、遗址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和聚落中心的转移等现象的揭示，为进一步考察特定区域内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过程提供必要的依据。这次会议标志着区域系统调查法已经处于成熟阶段。

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考古学者与国外考古学者合作，开始将区域系统调查方法应用于中国考古学实践中，已有的案例可举以下数端：

中美洹河流域考古队；《洹河流域考古研究初步报告》，《考古》1997年10期；中国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人类学系：《河南颖河上游考古调查中运用GPS与GIS的初步报告》，《华夏考古》1998年1期；中美两城地区联合考古队：《山东日照两城地区的考古调查》，《考古》1997年4期；Gideon Shelach, 1998.A Settlement Pattern Study in Northeast China: Results and Potential Contributions of Western Theory and Methods to Chinese Archaeology, Antiquity 71, pp.114-127.《中国北方的一个聚落考古研究：西方理论与方法在中国考古学中的研究结果及启示》；陈星灿等：《巩义市聚落形态考古调查取得丰硕成果》，《中国文物报》1999年5月19日第一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16 南第一工作队：《河南灵宝市北阳平遗址的调查》，《考古》1999年第12期；内蒙古赤峰地区的调查等。区域系统调查的方法

所谓全覆盖与系统的含义：野外调查，覆盖面的面积要全面、系统，二是指记录的系统性（包括地图的和文字的）。

（一）调查准备：

（1）确定研究区域（一般是自然区域，或是流域或是盆地），重要的是这样的区域应该有比较好的考古学基础，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和文化分期比较清楚，这是开展调查和研究的必要基础。

（2）主要研究目的及相关问题的设计，应熟悉调查区域内相关资料及以往研究概况。

（3）调查出发点。研究区域一旦确定，就可以选择一处已知的较大规模的遗址，并以此为中心，向西周扩展调查的范围。

（4）熟悉陶片和对相关遗迹现象；

（5）季节的选择，最好选择在深秋与冬季。

（6）调查工具：（a）最重要的是1:10000以上的地图。（b）调查工具，主要有照相机、指南针、对讲机、GPS等；

（7）调查人员：对陶片有较高断代能力的专业人员及熟悉当地情况的文物部门的人员。

（二）调查方法

队员在规定的路线上，沿直线徒步前进，当间隔超过50米时，则以Z字形前进。其中一人持图，持图者除记录自己发现的遗存外，还要时刻注意其他队员所在的位置，相邻队员要互相协助，确定遗址的范围，通知相关的发现。到达调查线路的终点时，要在地图上记录每位队员所获得的信息。

分区采集遗物，田野中初步分析陶片，选择标本，进而在室内进行详细研究。遗物要分区采集（遗址代号、分区号、采集人姓名和日期等。）

对古地质地貌的调查；对现代手工业作坊的调查；对调查区域民俗习惯的调查；对对区域矿产资源的调查。

（三）与传统调查方法的微小差异：

（1）调查所发现遗址的绝对数量上，如山东两城镇地区的调查，其中80％的遗址是新发现的；内蒙古赤峰地区的调查，记录200处遗址，但只有20处是以前发现的；在巩义地区，三分之一的遗址是新发现的；辽宁一个调查先进县等等。（2）遗址的范围不是根据文化层的分布和遗址的隆起程度来确定的，而是根据陶片等遗物的分布确定的；分区记录方式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对于那些多个文化（期）共存的遗址，可以比较准确地反映出每一个文化（期）遗存实际分布地区域。（石家河的调查：对石家河遗址群的分布、空间结构、功能结构和兴衰过程的新认识）。

（3）调查内容上的差异。

（4）最大的差异在于记录方法上的差异，调查的结果最终都要落实在地图上。一般来说，有几个文化或文化期，就有几副聚落分布图，如此，既能够从横的侧面上了解不同文化乃至不同文化期遗址的分布情况，也能够从纵的方面考察该地区从早到晚聚落形态历时的发展演变。为了便于考察聚落与聚落、聚落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聚落图要标出河流、山丘等明显的地理标志。

（5）调查结果的差异。如区域系统调查方法要得出：a区域内各文化时期聚落等级（聚落等级、面积幅度、遗址数量）；b各文化阶段遗址的数量与面积统计表（遗址数量、总面积、平均遗址面积）；c某一时期核心区域聚落群与外围区域聚落群的对比（总面积、不同等级、遗址面积、遗址数量），这些结果都是以往传统调查方法所不能作到的，同时在传统调查方法基础上所从事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所缺少的。

世界许多地区的考古实践证明，全覆盖式的系统调查对于研究复杂社会的发展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这种调查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探索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必要经验基础。缺少通过系统区域调查所获得的反映聚落形态历时变化的考古资料，就不可能解决中国早期复杂社会的发展过程和中国文明特质这样的问题。

（四）区域系统调查方法在中国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

（1）如何确定遗址。一两块陶片是否是一个遗址？原生的遗址（石头）？从以往调查结果看，这些微量陶片的遗址大都分布在面积较大的遗址的周围，似乎暗示了这些微量遗物的遗留可能是过去人们在聚落以外空间内短期活动的遗留，有古人“活动范围”、“临时居住地”等方面地含义，因而往往具有特殊地含义。（遗址域catchment）所以，在调查到此类遗址时，一是要忠实记录，二是在研究相关问题时区别对待。

（2）如何确定遗址面积。区域调查方法根据陶片等遗物的分布来计算遗址面积，而按照我国传统做法，遗址的面积是以文化层或相关遗迹的分布来确定的。有些陶片可能是后人搬运的结果。如何统一这一问题尚需讨论。但一定要按照遗物的实际分布记录遗址面积。在同一标准下的记录，其对比意义是相同的。

（3）如何确定不同时期聚落的面积。田野调查中，有关地面所见与实际遗存埋藏状况关系的问题，一直是田野调查中讨论最多的问题。如何更好地确定两者地关系，方法很多，诸如用钻探方法等。

第五篇：田野调查提纲及方法

田野调查提纲及方法(2010-12-31 10:15:41)转载▼ 标签： 文化

一、调查主题与内容

1.各地方现有各种民国以前的建筑、碑文 建筑所在地点（乡镇、村寨名称）、保存情况、建筑或碑文照片、碑文全文抄录、建筑的性质、归属、保护情况。建筑的类型（祠堂、寺庙、民居、桥梁、城墙、营盘等）2.各时期各家族家谱族谱

家谱族谱的名称、归属者、传承情况、照片、全文抄录或复印、相关历史事实的考证。3.各地方手工技艺

主要包括饮食、服饰、建筑、医药、乐器、陶瓷、生化、防护几个方面。

饮食：主食、肉类、酒类、酸类等加工方法和工具、储藏方法和器具、蒸煮方法、过程和器具、食品的配比方案、进食方式和器具；特别注意酸类食物的选料、加工方法、程序和储藏。茶叶的栽培、采摘、酿制工艺流程。

服饰：服饰原料麻、棉、毛、丝的选择、加工，剪纸、纺织、印染、刺绣、裁缝、银饰。各种款式、不同年龄的服饰。

建筑：民间建筑原材料的获取和加工、方法和技巧、结构与装饰、使用功能与文化蕴意。贵州多山多石多水也多木材，故有石板房、吊脚楼、鼓楼、风雨桥、四合院、水上建筑，相关制石工艺、制木工艺颇有特色，急需详细调查。

医药：药物名称、采集、制备、配方、适应症及服用。

乐器：弦、管乐器，丝、竹、土、金等器材的开采、制作，乐器与乐理。

陶瓷：陶土选择与配置、陶窑、制陶工具与技艺、陶器种类、形态、纹饰、釉料与配方。防护技艺：防腐蚀、防虫、防潮、防漏、防水、储藏、保鲜等，相关的工具、原理和技术要领。

4.各地方人物访谈

对象是本村、本寨、本单位、本街区有一定影响的人，访谈内容包括人物的姓名、年龄、性别、民族、生平、主要经历、业绩（是否获奖、是否有作品、是否有出版的书籍等）。5.节日、信仰、风俗习惯

各地方节日（节日名称、何时过节、过节的经过、内容、主要的活动仪式）信仰（名称、时间、内容、主要的活动仪式）风俗习惯（独特性、民族性）6.口头文学

传说、故事、谚语、俗语、谜语等，调查相关的内容、流传情况、文化意义。7.所在地区的各种社会现象

过新年、盖新房子、旧房拆迁、赌博、游玩、家族活动、娱乐活动。就一种现象进行描述、记录并附录照片或录音。

二、任务和要求 1．摄影方面

真实、全面、全过程、全方位。如条件和时间允许，根据调查的需要，摄制一二个主题片。2．文字记录

文字表述尽可能全面、详细、准确，尤其是对有关的时间、地点、人名、特定名称、术语、习俗等要很具体。

（1）可以自制调查表格，如问卷、文物登记表、民族文化事项登记表等，各项必须认真准确。

（2）访谈速记，尽可能写清楚谁说怎么说，配合录音完成。（3）私人日记，个人的各种各样的感受体会。

（4）调查日志，要求每人都必须完成，包括调查时间、地点、内容、讲述人情况、收获、新认识及存在的疑问或教训等。

（5）注意取样，取样时要保证标本的典型性和纯洁性。3．调查专题报告

调查结束后，立即着手整理调查资料，运用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考古学、自然科学等的原理、理论、方法对材料作综合分析，提交比较系统的文本。调查专题报告的基本格式：（1）调查起因、目的、经过和当地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沿革、民族、人口状况等的说明。（2）调查内容的逐项介绍和理论分析，包括具体的文化事项、表现形式、文化关键领域、文化主题、文化语境、社会背景、历史渊源等。（3）主要收获和新认识。（4）理论性思考。

三、调查方法与访谈技巧 此次调查需要采用观察、参与观察、个别访问和实测实录等相结合的方法。方法上要坚持“六到”。

眼到：眼观六路（即空间上的上下、里外、前后），观察讲述者和旁人的言行举止、态度表情，迅速捕捉到文化的独特现象。

脚到：善于走山路，田间地头，房前屋后，楼上楼下。心到：随时保持好奇的心灵，这是什么？怎么是这样？做什么用？为什么在这里？怎么来的？与别的有何不同？

口到：不懂就问，想到就问，问讲述者，也要问别的当地人（男人、女人、老人、中年人、小孩），还要多与老师同学交流探讨。

耳到：听当地人在说什么?关心什么？听不同的人说不同的事，听同一个人说不同的事，听不同的人说同一件事。要注意辨别文化的同质异形和同形异质现象。

手到：摸一摸，实际感受，采集标本，准确填写标签，记录绘图，摄影，录音。访谈技巧：

1．要善于引导讲述者与你对话，营造良好和谐轻松的交流氛围。

2．要围绕中心议题提出问题，思路一定要清晰，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走，善于避实就虚和避虚就实。

3．忠实记录访谈内容，包括讲述者的性别、年龄、职业、语气，讲述的场景、在场的人的不同反映等，不加任何个人的主观判断。4．问题不能太宽泛，要有针对性，尽可能不让人不屑一顾或答非所问，如果出现此种情况，不要急于打断别人，更不要责备，可以寻找适当时机转入正题。

5．尊重当地人，记录、拍照、参观等都要先征得同意；文明礼貌、举止有常；讲团结协作精神。